大雪覆盖着一望无际的原野，天地间一片素白。火车车头烟囱内冲出的白烟，在漫天雪白的背景下，显得有几分魔幻，朦朦胧胧的，看似真切，实则飘忽。
雪依旧在下，细碎的雪花被北风裹夹着，如同飞蛾一般撞击着列车的车窗，尽管那雪花冲不破玻璃窗的阻挡，却有效隔离了车厢内的视线。
煦暖如春的车厢内，维克托独自坐在仅有的那张办公桌前，眉头紧皱的翻看着手里的一份文件。
半个小时前，送他前往列宁格勒的专列刚刚过了科尔皮诺，按照警卫的说法，再有大约一个小时，火车就会进入列宁格勒市区了。
从莫斯科到列宁格勒，这一段行程并不算很漫长，实际上在维克托的感受中，它多少还有些短暂呢，如果可能的话，他更希望这趟列车永远都不要开到终点站，那样的话，也省的他为列宁格勒那些破事而烦恼了。
当然，此刻令维克托感到烦恼的，还不仅仅是列宁格勒的破事，还有乌克兰的破事，说的更具体一点，就是有关所谓“社会主义遗传学家”、“左翼遗传学家”李森科同志的破事。
作为一个名词，“遗传学家”这个称号，显然是属于科学领域的，而“社会主义”、“左翼”这样的名词，却是属于哲学亦或是社会学领域的，将“遗传学家”这样一个名词，和“社会主义”、“左翼”这样的名词搭配在一块，听上去似乎有些荒诞，但这种荒诞的事情，却实实在在的发生了，而且就发生在联盟，发生在乌克兰。
随着战争结束，准确的说，随着乌克兰的农业生产出现好转，趁机了许多年的李森科同志又跳出来了，他给自己戴上了一顶“社会主义遗传学家”的大帽子，将他所推崇的“春化育种法”吹捧为“社会主义”性质的科学方法，而给那些反对他的人扣了一顶“资产阶级”的帽子。
这一套把戏，他在三十年代中期的时候已经玩过了，借着当时大清洗的潮流，他很是坑害了一批人。而现在呢，他又一次跳了出来，继续在遗传学领域内大肆宣扬阶级斗争的理念，试图再一次确立其在遗传学界的领导地位。
或许是因为有过一次成功的经验了，所以如今的李森科同志不仅技术更加娴熟了，而且信心也更加的充足了，他不屑于继续搞那种一对一的学术辩论了，而是开始搞一个打十个的“舌战群儒”大戏。就在维克托离开莫斯科前往列宁格勒的前一天，李森科同志在《农业文摘》杂志上发表文章，正式将“资产阶级”的帽子，扣在了“孟德尔-摩尔根”遗传学的头上，并隔空喊话，向苏联科学院提出建议，主张在联盟所有的农业院校、科研院所中，彻底摒弃资产阶级性质的“孟德尔-摩尔根”遗传学的讲授，转而着重传播社会主义的“米丘林”遗传学。
随着李森科这一篇文章的面世，整个联盟遗传学界都被震动了，包括锡马尔豪森、留比晓夫以及苏卡切夫在内的一干遗传学专家，纷纷站出来批评李森科的这篇文章，认为他将阶级斗争的哲学理念引入科学界，本身就不是负责的科学研究态度。
而在过去两天里，双方的支持者都在联盟的一些农业刊物上发表文章，激烈的抨击对方的主张和学说，其影响力甚至已经扩散到了联盟之外，并引来西方科学界的普遍嘲笑。
之前，维克托已经从米利恰科夫那里得到了一些有关李森科的消息，当时，他就对这个“伪科学家”非常的反感，按照他的计划，原本是打算试探一下斯大林同志的态度，然后出手给这个家伙一点教训的，但是很可惜，列宁格勒发生的变故，打乱了他的计划，使得他不得不将这件事暂时放到了一边。
而此刻维克托正在看着的文件，则是由意识形态保卫局提交上来的，因为李森科所引发的学术争论，已经涉及到了阶级斗争的话题，因此，意识形态保卫局也对这场争论给予了高度关注，持不同立场的各方学者在什么杂志上发表了什么样的文章，意识形态保卫局都做了详细的统计，以便将来有需要的时候，可以随时拿出来引用。
令人忧心的是，从意识形态保卫局提交的这份文件来看，即便是非科学界的意识形态保卫局，似乎也在立场上倾向于李森科的观点，文件的字里行间都能看出这一点来，可见其偏向性有多强。当然，对此维克托也是可以理解的，如果不是一名重生者，而是单纯作为一个眼前这个时代的人，估计维克托的立场也会偏向于李森科的观点的。
为什么？很简单，因为李森科支持的学说，是来自拉马克-米丘林的遗传学说，他们强调用进废退和获得性遗传，若是用通俗的话来讲，就是先天性的东西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有用的功能会进化，没用的功能会退化，也就是说，后天的影响对生物是具有改造作用的。
早在一八九六年的时候，恩格斯就曾经在《新时代》杂志上发表过一篇文章，题目是《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文章强调：劳动促使了猿类手的变化，然后再由手的变化，引起整个肌体的变化，最终促成了人类的直立行走，与此同时，人类还在劳动中产生了语言，进而诞生了人类社会。
细品一下，这篇文章里所讲述的人类进化过程，是不是与拉马克-米丘林的遗传学说相吻合？
而“孟德尔-摩尔根”的遗传学说强调的是什么？归根结底，它强调生物的基本形态是由基因决定的，它是具备先天性的，后天对其的改造作用非常有限。一只猴子学会了用火，这项技能并不能通过遗传传递给它的后代，同样的，这只猴子即便是学会了直立行走，它的后代也不会天生就用两条腿走路。
因此，“孟德尔-摩尔根”遗传学的根本，其实就是天赋论，生物的一切都是由天赋决定的，后天能够造成的影响非常小。
引申到社会学领域，拉马克-米丘林的学说，等于是告诉人们，人们并不是生来高贵或是贫贱的，通过后天的努力，人们自然可以改变命运，进而，可以引申为革命可以改造一切。
而孟德尔-摩尔根的学说呢，则是在告诉人们，人一个人的一生从出生那一刻起就已经决定了，生而为奴的人就是一辈子为奴的命，生而高贵的人，就应该做一辈子高贵的人，革命无用。
所以，看，在无产阶级的人生观、世界观中，这两种学说哪种更像是正确的？估计没有谁会选择孟德尔-摩尔根的学说，因为这种学说的引申义太消极了。
但这个世界就是如此的残酷，往往消极的东西才是这个世界的本质，从某种意义上讲，两种学术的争论似乎很好的验证了这一点。
不过，对于维克托来说，要想打破李森科所提出的那些理论，甚至是在一定程度上颠覆拉马克-米丘林学说，并保证孟德尔-摩尔根的遗传学说，在联盟不受到太大的冲击，也不是一件多么困难的事情，因为在对外情报局的手里，掌握着一份很重要的情报信息，这份情报信息的验证，将在很大程度上证明孟德尔-摩尔根学说的有效性。
曾经隶属于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的对外情报局，是维克托在卫国战争期间一手打造出来的驻外情报机构，当初，凭借着前世的记忆，维克托对驻外情报机构的建立，做了一系列的布局，并趁着美国人尚未对反间谍工作给与高度重视的机会，在美国国内的大批科研机构、大学院校内，安插了一系列的谍报人员，而在这其中，就包括了赫赫有名的卡文迪许实验室。
尽管维克托在战后离开了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在一段相当长的时间里，也不再负责对外情报机构，但他的继任者同样非常重视这方面的工作，并尽最大努力保证了驻外情报机构的高效运转，毕竟这个机构也是最出政绩和成绩的一个部门。
在过去几年里，对外情报局派驻在美国各个研究机构的谍报人员，向联盟内部输送了大量珍贵的情报资料，而在来自卡文迪许实验室的情报信息中，就包括了詹姆斯·沃森与弗朗西斯·克里克正在搞的那个模型：DNA双螺旋结构模型，尽管他们的实验才刚刚展开，还没有取得太大的进展，但偏偏维克托前世的时候，对这方面的东西还有一些了解，因此，他大可以结合来自卡文迪许实验室的情报信息，弄一个似是而非的成果出来，到时候再由联盟的生物学家去进一步研究。
这种事情对维克托来说，多少有些吃力不讨好的意思，但无所谓，重生这么久，他已经越来越带入现今的这个身份了，作为一名忠诚的布尔什维克党员，他当然要为联盟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