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0 练剑！
之后长达半年，吴王地都在制定“律法”。
首先他下令，刻录30块《宪法》碑文。
很多人只知道老人去世了要立碑。
但是立碑最初的目的还是记录文字。
然后他在全国各郡的郡守府所在地门口，设立这个碑文。
碑文上面雕刻着被吴国学者，官僚反复雕琢的宪法三十六条文字。
由于字数过多，不得不正反两面都雕刻满了文字，而且碑文特别硕大。
立好以后，他还下令，每年冬天，郡县官僚，必须组织学习一次。确保遵纪守法。
第二件事，就是堪布《刑罚》。
他先后去徐州彭城，扬州金陵，豫州陈县，荆州襄阳，益州巴郡五个城市，参加当地“州议会”对中央制定的《刑罚》的调整。
是的，他认为“每个地方都有自己不同的特点，有的地方民风淳朴，并不需要太苛刻，因此惩罚可以降低标准。但有的地方刁民特别多，危害特别大，就需要加强刑罚处罚标准。”
如果是《刑法》还需要对照中央的《刑法》进行删减。
那么五大州的《民法》，他直接允许五州议会“自行制定”。
中央不另行制定《吴国民法》。
他直接让《各州民法》取代了统一的民法典。
你会说这不是乱弹琴。
答案是，他就知道后世有个国家，各州各有各的法律。
结果发展了两百年，莫名其妙成了世界第一。
这说明什么？
说明法律要因地制宜，要入乡随俗。
各个地区的经济情况，居民收入情况并不一致。
你搞一刀切，很容易导致各地纷纷造反。
首都收入高，罚款几十文钱，可能人家咬牙给了。
但是很多西部州郡，你要说罚款几十文，人家转身就拿刀和你同归于尽。因为搞不好他一个星期都存不到这么多钱。
你这罚款就是不让他全家活命。
中央一刀切，固然很爽，但特么秦始皇的帝国是怎么灭亡的。
为什么商鞅的律法在关中可以很好执行，跑到全国，就成了逼反老百姓的罪魁祸首？
就好像伍子胥制定的吴国律法，就很严谨，但他看来还是有点苛刻。
吴国人时间长了，接受起来没压力。
但是散漫惯了的楚国人，还有巴蜀百姓，可是扛不住你这么苛刻的法律。
这种情况，在黄金台开会，他就已经发现了端倪。
古代经济落后，交流普遍不多，经济更加封闭。导致很多法律必须因地制宜。
果然，益州人就毫不犹豫制定了有利于他们自己的《益州刑法》，也是最不同于吴国刑法的地方版本。
他们这还是生怕朝廷不答应，尽可能靠拢的结果。
不然他们的要求可能更加“无为而治”了。
凭借着地利天险，他们没有外敌。
导致他们发展起来的封建地主所有制的自然经济一旦形成，就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封闭大社会。
益州五郡，超过半数人口来自中原移民，也是最讨厌战乱和苛政。
和当地人一联合，就出台了这部有利于他们本地人的新《刑法》。
最终吴王地和当地人盟誓，正式签署了《益州刑法》以及批准了益州州议会出台的《益州民法典》。
这意味着益州汉中郡，巴郡，蜀郡，犍为郡和黔中郡组成的大益州。
终于在法律和地理上，形成了理念上的“统一”。
相比之下，荆州的特点，也和更受吴越影响的东部三州不一样。
显得更加“散慢”的楚人，毫不犹豫制定了不那么苛刻的《刑法》。确保他们可以“休养生息”。
五部刑法和不一样特点的《民法》的出台，也已经表面。
吴国中央对整个吴国的控制和文化影响力，是从东往西组建衰弱的局面。
虽然寿春朝廷很不想承认。但是实际上这是很明显的。
把这件大事整明白以后，吴王地也松了口气。
千万不要小看这些《律法》。他实际上总结了吴王地在位十五年，甚至总结了吴王阖闾和吴王夫差等人统治多年的经验教训。
他体现了各地百姓不喜欢暴君，希望少兵戈，少徭役，少重税的理想。
吴王地一个个审核，可比后世看累多了。
但最终他还是一个字一个字的审核。
确保不被少数人误导。
这也是他迫不及待要做这件事的原因。
他也快40岁了，年纪一旦过了35岁，精力是逐年下降的。
虽然经验越来越充足，但精力不够充沛，导致他未来很可能完成不了这个硕大的工程。
而这个工程一旦完成，等于吴国上下，彻彻底底的达成了一种大家都默许的平衡。
比如吴国禁军陆军六万，地方郡兵25万，还有禁军水师一万，这就是吴国新体系下的32万常备军。
这都是要各郡分摊分担的重担。
除此外，吴王亲军（私兵）还有龙骧营3000精锐，虎卫营3000精锐骑兵，以及五千人编制的锦衣卫亲军。
这里也有1.1万人。
这就是调整后，吴国400多万百姓需要承担的兵役。
33.1万人。这不包括隶属政务系统的警务系统。捕快，衙役可都是兵役啊。在他取消了免费干活的徭役制度后，这些只能算作兵役负担。
但由于他们都有俸禄，抵触不是很大。
原则上，靠近边境的郡县兵役重。作为补偿，内地兵役轻松的郡县，就需要在“租庸制”的基础上，变成“租庸调制”。
这个“调”就是他们多交钱，用来付给边郡负担更重的兵役的差额。比如益州的巴蜀等郡交的钱，就会支付给汉中郡。毕竟他们要每家每户出一个壮丁，看住秦国南下。
这必然会影响只有两三万户百姓的汉中郡生产，那就好办，巴蜀多交一点税收，补给因此歉收的汉中郡。
不然你要跑几百里到汉中服兵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