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从《春秋》到《史记》（下：相依相咬，唇齿秦赵）
1、公元前544年（周景王元年），瘟疫流行。
自古以来，灵异暗示与科学规律，总是出双入对，如影随形。它们共同左右着古代先民的决策和行为。天地之间时常生发奇异现象，随后上至帝王，下到百姓，总会因此通过接收到各种神秘信息。人们且信且疑，又爱又怕，直至看到灾疫来临，或者盛事繁华。久而久之，天地异象对应的人间盛衰，便被有心人总结、整理，名曰“谶纬”，进而形成自圆其说的思想体系，更甚者建立了独门学术流派。这类专门记述和解释神秘现象、阴阳异动和预言警句的“谶纬之学”，从形成之日起，便受到社会关注，时而被追捧，时而又被打压。
《考异邮》便是一本关于“谶纬”的古代典籍，成书于汉代，作者和原文已无从可考。如今只能从其他文献的零星引用中，管窥其内容。
根据《公羊义疏》所引《考异邮》，周景王元年，曾有大规模疫病流行。遗憾的是，关于这场疫病的线索，到这里就断了，后世亦无人继续探索究竟，查找更多相关详细信息。既然能够被谶纬之书记载，想来无论是疫病流行过程，还是抗疫消灾手段，都不乏怪力乱神。
由此可见，疫病和抗疫的历史，也是一面镜子，照出中国传世经学和哲学思想的繁荣和辉煌，并非一张一蹴而就的成熟的面孔。那必定是一场磕磕绊绊的起伏成长过程。从蒙昧到科学，有赖一代代迷航再多也不肯抛锚或停航的夜航人。这是后话。
2、公元前523年（周景王二十二年/鲁昭公十九年）夏，许国国君悼公，死于疫病。
这是一场和瘟疫有关的宫斗悬案。史家在此处微言大义，一字褒贬，彰显出“春秋笔法”的特点和力度。您品，您细细品：
《春秋》载鲁昭公十九年：“十有九年春，宋公伐邾。夏五月戊辰，许世子止弑其君买。己卯，地震。秋，齐高发帅师伐莒。冬，葬许悼公。”
公元前523年的中原大地，天灾人祸接踵而至。春天，宋国攻打邾国；夏天，许国发生人伦惨剧，世子弑杀国君；不久后，发生地震；秋天，齐国讨伐莒国；冬天，许国举国葬安葬悼公。
既然是讲抗疫小史，那么先说疫病吧。望“春秋”经中显露出的端倪，如雾里看花；参考《春秋左传》，就容易理解了。
《春秋左传·昭公十九年》对于那年夏天许国国君薨逝的原因，解释如下：
“夏，许悼公疟。五月戊辰，饮大子止之药卒。大子奔晋。书（即《春秋》，作者注）曰：‘弑其君。’君子曰：‘尽心力以事君，舍药物可也。’”
夏天，许悼公身染疟疾。
对于“疟”，《素问·疟论》指出，“疟者，风寒之气不常也。”《素问》是先秦时代医书，此处对疾病的解释，更贴近当时人们对疾病的研究状况。
再参考先秦典籍，五经之一《礼记》之《礼·月令》：“孟秋之月，寒热不节，民多疟疾。”初秋季节，冷热交替，是风寒发热类传染病旺季。由此可见，“疟”可视为流行性传染病。同为换季，孟秋的疟疾，也大有可能在孟春季节流行。
黄泉路上无老少，疾病面前无贵贱。可以推想公元前523年的初夏，许国境内发生疟疾，不分年龄、财富和地位，每个人都无差别地暴露在病魔面前。贵为国君，也没能幸免。
许国太子，名“止”。君父生病，当事汤奉药。五月戊辰日，许悼君喝下太子奉上的汤药后，一命归西。无论是早有预谋还是莫名躺枪，总之许国凶险，变局一触即发，太子选择北上晋国避难去了。
《春秋》用一个“弑”字，给这场事件定性。从不多言的史家，难得在后文作了评论：“一颗红心不遗余力侍奉亲爹国君，其实不必送药。”
远处诸侯国的宫廷事变对鲁国史官的影响，并没有因为悼公病逝太子出走而结束。注重礼制的鲁国持续关注事态进展。
当年冬天，又是用一个字——葬，算是给许国杀父弑君事件作了了结。
《春秋公羊传》对这段的解释，很有些诸子百家中名家的论辩意味。“贼未讨，何以书葬？不成于弑也。曷为不成于弑？止进药而药杀也。止进药而药杀，则曷为加弑焉尔？讥子道之不尽也。”
乱臣贼子没有绳之以法，为何要安葬先君？因为“春秋”经已经否认太子是凶手了啊！史官后来认定那不是弑君事件了呗。太子只是送去药物，而许悼君是吃药而死。害死国君的是药，又不是太子。之前冤枉太子杀父弑君，这不厚道啊。
所以，《春秋公羊传》作了结论：“‘许世子止弑其君买’，是君子之听止也；‘葬许悼公’，是君子之赦止也。赦止者，免止之罪辞也。”最终，《春秋》还是还了太子止一个清白。
3、公元前369年（周烈王七年/秦献公十六年），秦国暴发疫病。
公元前403年，晋国三家大夫韩﹑赵﹑魏，接受周天子晋封，成为诸侯。公元前376年，此三家分晋，春秋时代结束。东周进入战国时代。
争霸已经不能满足那些实力诸侯国的野心，打仗也不仅仅是为了教育不尊王守礼的邦国。结盟、称王、吞并或割让土地，变法富国强兵，军事打击升级，外交活动频繁，文化成果丰富——原来在战国时代，“战”真的不是唯一主题。当一次次合纵阳谋在连横阴谋中破产时，形势复杂了；当秦国发起灭国战争时，形势又简单了。
在三家分晋前后说横扫六合，为时尚早。此时，山东六国自成一体，不时给秦国个白眼或脸色；而秦国尚处于刷存在感的阶段。
老秦人还需要面对多重险阻磨难。在默默隐忍和努力之后，他们将以无敌肌肉和无限荣光惊艳世界。
《史记·六国年表》记录了秦献公十六年的疫病，“民大疫，日蚀。”
这一年，天有异象，发生日蚀，暗示人间或有灾疫和战乱。
果不其然，山东六国开战了。新贵韩、赵、魏在瓜分晋国，独立发展几年后，掀起一轮混战。
就赖逄泽会盟。齐国不来就算了，居然韩国也不捧场。魏国负气攻打韩国，齐国攻魏救韩，在马陵一战中，击溃实力强劲的大魏武卒。
同年，赵韩联军与魏军在浊泽大败魏军，一度围困魏都安邑。
三晋的家事，山东的乱事，秦国懒得管。因为，秦国忙于抗疫。对于兵民一体、农战结合，且耕地有限、气候条件相对恶劣的西部军事大国，“大疫”对综合国力和战斗能力的损耗，可想而知。
大疫之后，秦国进入蛰伏时期。
4、战国晚期，连年大战，黄河流域灾害不断。战争和灾害导致瘟疫流行，尤其以秦、赵两国为甚。
秦、赵两国彼此接壤，祖先同为远古时代的秦部落，两国具有相似的地理环境和种族特质。秦国亮出统一志向，兵锋直指山东时，赵国也在武灵王的统治下进入空前强大时期。两国同时崛起，而赵国一方面强力对抗和瓦解秦国的吞并企图，一方面也成为山东列国防御秦国的屏障。尤其是在战国晚期，赵国堪称唯一能与秦国抗衡的政权。
从文治武功上看，这两家远亲可谓势不两立，水火不容；但是在灾害瘟疫面前，秦赵两国又可谓难兄难弟。这就是唇齿相依的真实状态：
根据《史记 ?赵世家》记载：“二十二年，大疫，置公子丹为太子。”这一年，是公元前276年，赵国国君为惠文王赵何。
赵惠文王享国三十三年，论及战事频率，说几年一次就小瞧赵国了，说一年几次才是名副其实。战争的性质不仅有对外战争，还有国内兵变；战争的对手不仅有战国诸强，还有北方诸胡。
公元前231年，赵国发生地震；公元前230年，又发生大规模饥荒。天灾之后，人死无算，生态环境遭到破坏，逃荒避难引起人口流动，疫病滋生和蔓延必定是大概率事件。
尤其大疫发生前几年，打得尽是大仗。赵国名将如廉颇、乐毅、赵奢等悉数登场。灾荒和大战是瘟疫的起因，草原大漠和游牧地带往往是传染病高发地区，赵国地处华北山地和胡汉交汇地区，农耕欠发达而畜牧业发达，而牲畜恰恰是病毒生存的温床。
上述各种因素集中在一起，瘟疫暴发只是时间早晚问题了。
再来看看秦国。
作为邻国，在赵惠文王时期，秦赵两国多次组成联军攻齐。由此可见，赵国打了多少仗，秦国同样也就打了多少仗。惠文王之后，秦赵联盟破裂，两国互为交战国。结果还是一样，赵国打了多少仗，秦国也就打了多少仗。
作为邻国，赵国面对怎样的地理、气候和民族环境，秦国也会面对类似的环境。而位置更靠西北，农业和畜牧业并举，以一打六再打胡的秦国，势必面临更重大的灾疫威胁。
公元前208年，秦国发生地震；
公元前273年，渭水水文状况发生变化，影响到秦国生产生活；
公元前272年，黄河泛滥；
公元前269年，上郡地区发生大饥荒，当地断粮，严重威胁民众生活；
公元前244年冬天，秦国发生蝗灾，随后出现大饥荒；
公元前243年，蝗灾的影响还在继续，农田遭到严重破坏，粮食继续减产，并引发全国性疫病；
公元前242年，秦国出现异常气候和天象，蝗灾卷土重来，再度引发农业灾害，同时伴发瘟疫；
公元前239年，黄河泛滥，秦国遭遇水灾；
公元前238年，秦国冬天发生极端天气，史无前例的冷冬，冻死民众无算；
公元前235年，秦国发生旱灾；
公元前232年，秦国地震。
公元前230年，秦国再度发生地震。震后出现饥荒。
公元前228年，秦国再度发生饥荒。
由此可见，诸侯秦国并非一路凯歌高唱，威风飒飒奔向大秦帝国，其中的艰苦况味和生死考验，又仅仅是一个个血染的沙场能说完。
要完成从秦国到秦朝的最后质变，又需要忍耐和对抗多少天灾疫病积累的量变？
胜利是属于战胜对手的人，胜利更是属于战胜自己的人。胜利最终属于知道自己怎样战胜对手，战胜自己，并将这种认知和精神代代传承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