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在作丘赋的前一年，子产做了一件令贵族们大惊失色的事——铸刑书！
西周以来，国君立了什么法律条文，推出了什么新的政令，都是以“悬象魏”的方式来公布的。
所谓“象”，早期（周初甚至周朝以前），受教育的人很少，识字的人寥若晨星，文字创造得也不多，所以，有什么法律条令或政令，都是用一大块纺织品，把法律条令画成犯罪者受刑的解说性图画，以震慑、恐吓老百姓（“以怖其民”），因此名之曰“象”，图象的象。后来受教育的人多了，就改为直接用文字书写，但“象”这个名称则一直流传了下来。
所谓“魏”，就是在天子和诸侯的王宫、侯宫的宫门上面筑起一个高台，高台中间建个房子（门屋），所以天子诸侯的宫门又称“台门”。在门屋的两旁再各建造一个重屋，使之高出于门屋之上，因为是两边的重屋高，中间的门屋低，中间似个缺口，所以重屋又被称为“双阙”；又因为重屋最高，可以在上面向远处观望，又称为“两观”，“魏”就是指两观和双阙。而“象”总是悬挂在魏上面的，所以叫悬象魏。
据《周礼》说，象通常是在正月初一那天悬挂，悬挂十天后就收起来。天子和诸侯之宫的宫城至少也得五六米高吧，城上筑个高台，起码也得三四米，魏建在高台上，离地有十多米，上面挂一块写了字的象，字写得再大，也没几个人能看清，何况又只在王都或国都里悬挂，其他城邑，以及广大的野，根本不悬挂，而且悬挂时间还这么短，等于没公布，那根本就是成心不想让老百姓知道！
法律条文不知道，有权的贵族们暗箱操作，营私舞弊，祸国殃民很是方便，为所欲为，这对国家的安定也是不利的，所以，后来诸侯们希望更多的人了解法律和政令，于是就延长悬象魏的时间，不再是挂十天就收，而是长期地挂着。以鲁国为证，鲁哀公三年五月二十八日司铎宫发生火灾时，那象魏还悬挂着没收起来，估计是全年悬挂的了。
子产铸刑书，按杜预的解释，就是把法律条文铸在鼎上，由不成文法变成了成文法。铸了法律条文的鼎放在宗庙里或其他老百姓能进去看的地方，让大家去看。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普法，让老百姓学法、懂法、守法，同时也可以以法律为武器维护自己的权利。
这一创举在今人看来，是一大进步，但在当时的贵族阶层却引起了轩然大波，贵族们骂啊！就连对子产一向很看重的晋国大夫叔向也向子产提出了强烈的批评，他给子产写信说：“治理国家，靠的是礼仪和道德，如果靠法律，那么老百姓便只知有法，对贵族们就不恭敬了，大家都知道法律条文之后，就要照条文把自己的权利争取到极限，这样势必引起在法律框架内的争夺，国家就难以治理了。现在你治理郑国，又是为田洫，又是立谤政（受到批评咒骂的政策，即作丘赋），又是铸刑书，要想安定民众，不也太难了吗！在你的有生之年，郑国就会衰败。”
子产是这样给叔向回信的：“我公孙侨没有才能，不能考虑到子孙的事，我的政策都只是用来解决眼前的问题的。既然不能接受您的命令，怎敢忘记您赐教之恩！”
事实证明，子产是对的，普法是时代的需要，所以，二十多年后，晋国的执政赵鞅也有样学样，铸了刑鼎。结果招致孔圣人的指责：“为刑鼎，民在鼎矣，何以尊贵？贵何业之守？”老百姓只要看看鼎上的条文就知道什么罪行该定什么罪，老百姓就都以刑鼎为准则了，对贵族的宣判也就敢质疑了，贵族被质疑，那就失去了尊贵，不能暗箱操作了，贵族也就失去了神秘性和权威性，还有什么令小民恐惧的权威？
叔向和孔子的批评指责，其目的倒不是为了维护贵族们黑箱操作、营私舞弊的权利，而是为了维护礼。在他们看来，有了伟大的礼就够了，只要拚命提倡礼，提倡到人人知礼、守礼，还怎么可能有人做坏事？还需要什么法呀刑呀的？可是，人人守礼知礼，那是空想级别的理想，在现实中是根本不可能的！很多时候，是天子、诸侯在带头破坏礼，你怎么维护？就算在大圣人武王、周公的统治时代，也照样有法，那就是所谓《九刑》，它是周代的刑书，今已亡佚。可以肯定的是，从西周到春秋，全国各地一直都在沿用这《九刑》。公元前680年，郑厉公恩将仇报地杀掉弑君后迎接他回国复位的大夫付瑕时，依据的是《九刑》；公元前609年，季文子驱逐弑父后投奔鲁国的莒太子仆时，依据的还是《九刑》！《九刑》，顾名思义，其条款是非常少的，很简单的一部刑书，在西周和春秋初期，人口少，人的生活简单且单调，人也没那么多花花肠子，犯罪的种类也少，所以，有《九刑》就够应付了。可到了子产这时代，生产力大大提高了，生产的粮食多了，人口越来越多，社会越来越复杂，人的花花肠子也越来越多，犯罪情况也复杂化了，那原始落后的《九刑》已越来越不能适应新的形势，刑法条款必须大大增加，条款多了，贵族营私舞弊更加方便，所以才不得不把它们公布出来，以免乱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