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力拆迁
到了九十年代以后，老妇人儿子的生意就开始走下坡路了。
一来，随着国门的打开，国人开始和国外的时尚有了接触，国内服装厂的款式，就显得有点过时了。二来，很多外资开始在中国建厂，他们使用国外的设计，使用国外的技术，还能免费拿地建厂，还能享受税收减免，在当地招聘非常廉价的劳动力，还不用负责给员工养老。这些厂子，大部分的产品都是销售往国外，但是，也有少部分进入本地市场。
本地的企业哪里是这些外资企业的对手，本来质量就不占优势，人家还有技术优势，再加上本地企业根本无法享受外资的优惠待遇。于是本地企业纷纷凋零，大量破产。尤其是传统的国有企业，大量破产，海量的国企职工纷纷下岗，这又给外资企业提供了源源不绝的优质廉价的劳动力。
到九十年代中期时，国内还存活的企业，可能有三分之二左右，要么被外资收购，要么被外资控股。那些什么中华牌、上海牌，现在都成了外资品牌。
老妇人儿子的服装工厂还不算是最惨的，虽然被冲击得很严重，但还没到破产的地步。
老妇人的儿子还算有商业头脑，普通服装生意下滑，他就开辟了小众市场。文山是壮族苗族自治州，有很多苗族。于是老妇人的儿子就联系了附近很多苗族老人，专门收购苗族的传统服装，复杂的工艺，纯手工制作，每一套都价格不菲，不但占领的当地市场，还能远销海外。要知道，即使在海外，苗族的移民其实也不少，他们也想收藏自己的传统民族服装。
一时间，服装工厂竟然有了一些起色。
可惜，好景不长。
外资来了。一个香港商人，他的祖籍也是文山。一次回乡探亲时，受到了当地相关部门的重视。要知道，文山地处西南边陲，地理上没法和沿海城市相比，如果能成功引进外资，就能称为当地官僚机构的里程碑式的成就。于是各级官员纷纷陪同，给了这个香港富商在当地最高的待遇，还顺便把香港富商的宗祠祖坟修缮一新。
香港富商大受感动，在一次饭局上，酒酣耳热之际，允诺到文山投资建，建立服装加工厂。各级领导自然是大力支持，免费拿地，低息贷款，优先招聘，一路手续大开绿灯，畅通无阻。
然而，香港富商看中的土地，正是老妇人儿子的工厂。至于为何会看中这片土地，除了这里本来就是服装加工厂，基础设施已经很完善，包括道路、供电、供水，可以在最快的时间里在原地建立新厂以外，恐怕借此驱逐潜在竞争对手，于是应有之义。
可是，老妇人的儿子并不愿意配合政府部门进行拆迁。政府虽然允诺了一笔补偿金，可是，这笔钱不足以换个地方重建服装厂。毕竟，这么成熟的基础设施，不是随便哪里都可以满足的。
通常政府征地时，会优先征用农业用地。农民毕竟生活窘迫，不需要付出太多的补偿金，没有见过世面的农民就会非常心动了。至于失去土地后，日后的生计问题，可以答应给农民提供免费培训，让他们掌握的一定基础技能之后，能优先被招聘进入今后的工厂工作。外资引进了，当地GDP提高了，农民收入提高了，社会上失业率降低了，治安情况好转了，官员的业绩有了，人民的生活水平改善了，这样就能皆大欢喜。
不过也有少数地方，农民要么是守土重迁，不愿意失去土地；要么是听说过其它更优厚的补偿方案，不愿意轻易妥协。以GDP为主要考核指标的管理系统，就会自然把这些人视为不识大体、贪得无厌的无良刁民，通常会被迫采取强制措施，执法手段就容易变得很强硬。在极端情况下，再加上相关官员会有一些无法言说的利益关系，涉及到腐败问题，难免引起民怨沸腾，甚至会造成一些群体事件。
这种由于拆迁造成的群体事件，在全国范围内，并不少见。
面对老妇人儿子的不配合，当地政府多次协商，可是均未能达成协议。时间再拖延下去，势必会影响到引进外资的大计。
于是，在又一次政府征地办公室和原服装厂的协商谈判中，老妇人一家人，还有工厂的全体员工，都被要求到征地办公室来进行协商。于是，厂子里没有人了。
这个时候，突然出现了一伙人，开着推土机、挖掘机，手持各种拆迁工具，很快就把服装厂夷为平地。一伙人中，为首之人，是当地有名的混混团伙头目。
但是出乎意料的是，老妇人身体不好，常年卧病在床，并没有到征地办公室去开会，而是躺在服装厂的宿舍里养病。
拆迁混混团伙收到的消息是，服装厂里已经没有人了，要尽快完成拆迁工作。哪里能想到，房屋里还有一个老妇人。如果老妇人身体无恙，看到这种架势，一定会出来试图阻止拆迁行为。无奈老妇人卧床不起，连床都下不来，更别说组织拆迁了。
于是，拆迁混混团，匆忙之际，直接上了推土机和挖掘机。不多久，服装厂从围墙到厂房，从公共厕所到职工宿舍，化为一片废墟。
这个时候，服装厂的厂长才收到消息，匆忙赶回，看着一片废墟，自己的老母亲不见踪影，放声大哭。
众人在原本宿舍的地方，手挖棍撬良久，才在一片残垣断壁之下，找到了老妇人。此时，老妇人已经被残垣断壁砸得头破血流，挖出来时，早已经断绝气息，一命呜呼了。
老妇人的儿子急红了眼，要找混混头目拼命。一帮混混拆迁队早就已经溜之大吉。儿子悲愤之下，捡起一块砖头，照着拆迁办公室主任的脑袋就是狠狠一拍，主任重伤到底。儿子也进了拘留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