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清官名字，填贪官名单
曹操仕途的三起三落，第一起、第一落已经过去。他的第二次被起用，要归功于汉灵帝。现在，先对这位皇帝做一个正式介绍。
汉灵帝名叫刘宏，十二岁登基，三十四岁驾崩。此人一生虽然特别短暂，但是他给当时的老百姓带来了无穷无尽的苦难，同时也为后世树立了一个昏君的典范。
中国历史上，很多昏君都有业余爱好。比如宋徽宗爱好书画，一手“瘦金体”写得非常漂亮。南唐后主李煜爱好诗词，在词的创作方面，堪称一代宗师。那么，汉灵帝有没有拿手的业余爱好呢？有，那就是做小买卖。汉灵帝在后宫盖了一个超级市场，让宫女们在里面扮演买家、卖家，他自己呢，也打扮成一个商人，跟人讨价还价做生意。
汉灵帝还懂得利用自己的商业头脑为皇室创收。怎么创收呢？卖官。
卖官鬻爵，在中国历史上不是什么新鲜事。从秦朝到清朝，都有通过实物或货币购买、捐纳低级官职的制度。但是一般来讲，别的朝代卖官，是在政府财政入不敷出之时，拿出一些没有实权的虚职，予以出售。毕竟通过买官上位的人，多半没有真才实学。但汉灵帝的卖官，很不一样。在汉灵帝这儿，整个朝廷的所有官职，上自三公九卿，下到地方县令，全都明码标价；除了皇帝不卖，其他的官职全都可以自由买卖。这在历史上来讲，的确是独此一家、别无分店了。汉灵帝不但允许现金交易，还允许分期付款。如果有人最近手头太紧，一时半会儿拿不出那么多现金来买官，没有关系，可以先把首付给付了，剩下的，等上任以后慢慢地搜刮老百姓，再连本带利慢慢地还。
在汉灵帝这样一个皇帝的统治之下，老百姓的生活如何？《后汉书·灵帝纪》有云：“河内人妇食夫，河南人夫食妇。”在河内郡和河南郡，发生了人吃人的惨剧。河内郡和河南郡，都是司隶校尉的辖区，是离首都很近的地方，经济很发达，尚且发生了人吃人的惨剧；其他地方，可想而知。
中国历史上有一些特殊的大饥荒时代，偶尔会发生人吃人。但一般的人吃人叫“析骸而炊，易子而食”。儿童是弱势群体，既没有劳动能力，又浪费口粮，所以先吃孩子。但自己生的孩子不忍心吃，拿去交换邻居家的小孩，含着泪吃了。汉灵帝时代的人吃人更可怕，是“夫妇相食”。丈夫吃妻子，妻子吃丈夫。什么情况下会夫妇相食？孩子已经吃光了。这已经不是“水深火热”四个字可以形容的了，活脱脱就是人间地狱。
汉灵帝尽管是一代昏君，但他也不愿意做亡国之君。做昏君很快乐，车如流水马如龙，花月正春风；但是做亡国之君就很痛苦了，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只能到梦里面去一晌贪欢。我死后哪管他洪水滔天，但是我活着的时候绝不能改朝换代。所以，公元180年，汉灵帝下了一道诏书，说：朕要选拔四个人才，这四个人才要分别精通《尚书》《诗经》《春秋左氏传》《春秋榖梁传》。朕要让他们到朝廷之中担任议郎，给朕出主意，想办法挽救危亡。汉灵帝的想法相当天真烂漫，他以为只要找几个饱读诗书、有学问的人来，就可以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
就是汉灵帝这一份天真烂漫的诏书，给了曹操东山再起的机会。曹操抓住这次机会，重新出山做了一名议郎。这就是三起三落的第二起。
议郎是个什么样的官儿？根据《续汉书·百官志》，议郎“掌顾问应对”。议郎常年在皇帝身边工作。皇帝的“顾问”，也就是遇到不明白的事情，回头问话，议郎要“应对”，给出相应的解答。
议郎的职位并不高，是“比六百石”的小官，比四百石的洛阳北部尉高了一级，比一千石的顿丘令低了好几级。不过，从理论上讲，议郎有言论自由。所谓“言者无罪，闻者足戒”，说错话不必承担罪责，鼓励给国家的大政方针多提意见。
议郎的这个特点，很对曹操的胃口。曹操初出茅庐，血气方刚，早已对昏暗的朝政有不少敏锐的观察和尖锐的意见。现在做了议郎，正好在其位谋其政，抓住机会给朝廷提了不少意见。
当然，这些意见大多如泥牛入海，杳无回音。毕竟大汉王朝的体制过于复杂，绝非区区一个议郎可以轻易改变。但曹操并不介意。听不听是你的事，说不说是我的事，我必须尽自己的职分。更何况，万一成功了呢？
果然，功夫不负有心人。曹操检举揭发了一起特大贪污腐败案件，居然成功了，汉灵帝高度重视曹操的意见。但也正是这个案件，让曹操对中央彻底绝望。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东汉末年政治腐败，老百姓编了很多歌谣讽刺贪官污吏。举个例子，当时四川境内有个儿歌：“虏来尚可，尹来杀我。”（《后汉书·南蛮传》）讽刺当地一个姓尹的官员，说：强盗来了，我还可以逃跑；尹大人来了，我跑都跑不了，只好拿起刀来一了百了。古时候没有微博，也不能短信群发，这种段子全靠老百姓口口相传。古人认为，这种传唱的歌谣，最能体现民间的实况。在缺乏民意表达机制的情况下，采集歌谣，是君主了解底层民意的重要渠道。汉代有“采风”的制度。“风”，就是反映地方风气的歌谣。君主会定期派人到各地搜集歌谣，记录成文，谱写成曲，在宫廷演唱，以此作为调整施政方针的依据。
汉灵帝听到了“尹来杀我”这首歌谣之后，就下诏：“你们下去调查一下，哪些官员被老百姓编歌谣讽刺了，统计一份名单报上来，朕要把这些贪官污吏全部罢免。”
这本来是一件好事情。但是当时汉朝的朝廷，已经从上到下烂透了。汉安帝时，朝廷曾派八名中央巡视员，给他们每人配了一辆公车，到地方巡视检举贪污腐败。七名巡视员都坐车走了，只有一个叫张纲的巡视员，停留在首都洛阳城不走，还拔出斧子把车轮砍下来埋了。别人问他为何如此，张纲正色答道：“豺狼当道，安问狐狸！”最大的贪污腐败，就在这座洛阳城里，我去地方巡视，有什么用呢？
汉安帝时代尚且如此，汉灵帝时代更是每况愈下。汉安帝时，好歹还有张纲这样的角色；汉灵帝时，领受诏书、负责采集歌谣调查贪污的两个人，一位是太尉，一位是司空，都是宰相。而这两位宰相，本身就是贪官污吏在朝廷之中的总代表。汉灵帝派这两个人负责此事，后果可想而知。
在一个体制已然彻底腐败的情况下，任何反腐败的行动，都会成为新一轮腐败的由头。太尉和司空借这次行动，大肆收受贿赂、中饱私囊。他们宣布：被老百姓编歌谣讽刺，没有关系。只要给我们俩交够了钱，你们的名字就可以从这个黑名单中画掉。
贪官污吏，当然有的是钱，而且只要保住官位，钱可以再来。所以他们纷纷忍痛割肉，吐出嘴里的赃款，去孝敬太尉、司空这两位巨贪。
这样一来，贪官污吏的名字都画掉了，黑名单变成了一张白纸，皇帝下发的任务和指标完不成了，怎么办呢？
这可难不倒太尉和司空。他俩找了许多穷苦边郡的清官，这种人一穷、二白、三没有后台。这两个贪官头子把清官们的名字写在贪污黑名单上，报给皇帝，声称这就是被老百姓编歌谣讽刺的贪官。
太尉、司空，都是三公，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居然公然贪污腐败！曹操身为专司弹劾的议郎，当然不会放过他们。三公除了太尉、司空，还有一个司徒，名叫陈耽，此人倒是一个正直的人。曹操就和陈耽联名上书，检举揭发太尉、司空贪污腐败的犯罪行为。曹操和陈耽的检举信中说“公卿所举，率党其私”，太尉、司空的自己人贪污腐败的，一个都不在黑名单上。“所谓放鸱枭而囚鸾凤”，抓起来的都是清白的凤凰，真正的恶鸟全给放走了。（《后汉书·刘陶传》）
这封检举信因为有司徒的参与，所以顺利交到了汉灵帝的手中，引发了两个结果。
第一个结果，汉灵帝对太尉、司空进行了口头批评。
第二个结果，与曹操一起上书的司徒陈耽惨遭杀害。太尉和司空被汉灵帝批评之后，对陈耽深恶痛绝，立刻反攻倒算。陈耽惨遭诬陷，被捕入狱，最终被折磨而死。曹操呢？区区一个议郎，六百石的小官，根本不在大佬们的眼里，所以居然侥幸逃过一劫。
这件事情带给曹操的触动非常之大。
《三国志》注引《魏书》说曹操从此以后“知不可匡正，遂不复献言”。知道汉朝的体制已经烂透了，无法在内部进行改良，汉朝的皇帝居于群小的包围之中，无法扶持，便再也不在汉朝天子身上浪费感情了。
这次事件，在曹操的传记中轻轻一笔带过，在他后来文治武功的显赫人生之中，似乎只是不起眼的一件小事。但我们千万不可低估人生早期经历对一个人的深刻影响。曹操绝非生来就是乱世之奸雄，只要世道还算清平，他何尝不想当个治世之能臣？曹操的道路，固然是他自己选择的，但自主选择的背后，未尝没有时势的助推与逼迫。这次上书，就是曹操人生的一个重要分岔口。
所以，后来曹操不通过辅佐皇帝的方式进行改革，而要大权在握，挟天子以令诸侯，完全架空皇帝，自己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最终落下一个“名为汉相，实为汉贼”的千古骂名。他为什么这么做呢？这是因为曹操对辅佐中央，早就已经丧失了信心；对汉朝的体制，早就已经寒透了心。
中央既然没有了出路，曹操就把心思转向了地方。他想找一个天高皇帝远的地方，做一个太守，布政施教，保一方平安。但议郎是六百石的小官，地方太守是二千石的高官。如果像现在这样按部就班慢慢熬，估计熬到花儿都谢了，也难以看到希望。有没有非常规的升迁办法呢？当然有。在汉朝，升迁最快的办法，就是立军功。如果能够一战成名，不要说做个太守，就算封万户侯都不在话下。
可惜的是，此时的东汉虽然腐败，天下倒还算太平。除了偶尔在西北边陲与羌人打打小仗，并没有什么大的战争，也就没有立功的机会。
就在这个时候，老天给曹操送机会来了。
天下皆王土，欲避无可避
1977年，安徽亳县元宝村出土了曹操宗族墓葬群，包括曹腾墓在内的一批墓葬重见天日。其中一座公元170年入葬的古墓中，发现了一块砖，砖上刻有文字。其中四个字是：“苍天乃死。”
十四年后的公元184年，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老百姓终于再也忍受不了了。他们在头上扎着黄色的头巾作为标志，公然喊出“苍天已死，黄天当立”的口号，在各地同时发动大规模的武装起义。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黄巾起义”。黄巾起义一上来就呈现出燎原之势，震动了整个天下。
朝廷惊慌失措，立刻调兵遣将，四处救火。曹操是一名议郎，照理算是文职官员，此前也并没有表现出任何的军事才干，此时居然也被任命为骑都尉，率领军队前往镇压起义。曹操自小就熟读兵书，很快就展露出军事天赋，一连打了好几场漂亮仗。战后论功行赏，曹操如愿以偿，被任命为济南国相。
济南国是一个诸侯国。汉朝实行的是郡国并行的体制。郡的最高长官是太守。国的实际领导人，按理来讲是诸侯王，也就是皇帝的叔伯兄弟，都是刘氏宗亲。但是东汉后期的诸侯王，没有什么实权可言，只能吃吃赋税，有钱无权。实权掌握在谁的手里呢？就是国相。一般情况下，政务都由国相来代理。所以说，济南国相和太守是平起平坐的，都是二千石的高官。拿今天的话来讲，都是省部级的高官。从六百石的议郎，到二千石的济南国相，原本是天壤之别，如今却一步登天，这就是时势造英雄。
那么，济南国等待曹操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局面呢？且让我们追随曹操上任的脚步，一起去济南国了解一下。
济南国，老百姓非常贫困，官府也十分空虚，钱都上哪里去了呢？都拿来修建各种各样的祠堂庙宇了。这是济南国的一大特点。
唐朝诗人杜牧有两句名诗：“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四百八十寺算什么？济南国上下，竟有六百多座祠堂庙宇！而且这些祠堂庙宇里面，供的既不是孔老夫子，也不是太上老君，更不是如来佛祖，而是一些乱七八糟的本土神仙鬼怪。这种不符合祭祀制度的非法祭祀活动，包括这种非法祭祀活动所依托的非法庙宇，在汉朝称为“淫祀”。淫，就是多余的意思。淫祀，就是在正规的祭祀之外多出来的不合法的祭祀。
这种淫祀，一般祭什么样的神仙鬼怪？举一个例子就明白了。《风俗通义》记载了一个故事：有个男子，在野外设置了一个网罗，打算捉小动物。结果有只小鹿，困在了网中。正好有个咸鱼贩子路过，顺手把小鹿给拿走了。但这咸鱼贩子不知是良心过意不去，还是恶作剧，就放了一条咸鱼在网中。打猎的男子回来一看，网中居然有一条鱼！旱地设网，附近又没有水泽，怎么会网到鱼呢？何况还是腌制好的！男子大惊，以为这条咸鱼是神灵，回村告诉了许多人。村民们有病有灾，前来向咸鱼祈祷，居然非常灵验。一传十，十传百，咸鱼神的神迹传遍了远近县城。人们集资给咸鱼神建了一座金碧辉煌的庙宇，还供养了几十名巫师，定期举办法事。方圆数百里的人，都来此烧香祈祷。几年以后，当年那名咸鱼贩子路过此地，看到庙里高高供着的咸鱼，哑然失笑：“这不是我的咸鱼吗？哪有什么神？”说着，就把咸鱼拿走了。
《风俗通义》的作者应劭，是曹操的同时代人。
羊毛出在羊身上，修这六百多座祠堂庙宇，当然用的是老百姓的血汗钱。不仅如此，这些庙宇还要定期举办祭祀活动，所以老百姓还要定期上交香火钱。对这些庙宇的实际所有者来讲，这哪里是六百多座祠堂庙宇？这分明就是六百多台自动提款机，日进斗金，财源滚滚。
而且，据说在曹操上任之前的好几任济南国相，上台以后的第一件事情，都是拆庙宇。结果非常奇怪，越拆越多，拆到如今曹操上任，已经变成六百多座。曹操觉得非常奇怪，这是怎么一回事？他上任以后，偏不信这个邪，第一件事情，也是下令：拆除所有非法庙宇，捣毁一切淫祀！
这道命令发出之后，通过济南国健全的文书系统，层层下达，犹如石子儿扔进大海，没有引起任何的回响。曹操的手下，除了磨洋工的，就是推诿扯皮的，就是没有一个人执行命令。曹操这才明白，通过这六百多个淫祀窝点，济南国早就已经形成了一张完整的利益分配网络；济南国的地方官员，也早已成为这张利益网络的一部分。所以要想拆除这些祠堂庙宇，必须首先把济南国的政界重新洗牌。
济南国，就是一个缩小版的汉朝天下。天子下达采风的命令，执行者太尉、司空徇私舞弊；国相曹操下达捣毁淫祀的命令，济南地方官员一样敷衍了事。不过，在汉朝天下，曹操只是一个区区的议郎，无能为力；在济南国，曹操可是堂堂国相，最高长官！
曹操找到了问题的症结所在，毫不迟疑地出台了第二项措施：罢免百分之八十的地方官，给济南国的政界输入新鲜血液！
果然，换上一批新人以后，情况确实得到了改善，六百多座庙很快就被全部捣毁。但是六百多座庙拆毁以后，真正的幕后大老板终于渐渐浮出了水面。原来，济南国的贪官污吏，也只不过是这张利益网络明面上的小角色、小喽啰，他们只是在第一线负责替人收钱的。收了钱以后，他们自己留小头，大头都要往上送，送到京城洛阳，送到中央。送给谁呢？送给真正的幕后大老板，也就是阴魂不散的宦官集团。
曹操的原本想法是：就算没有能力改变天下，至少可以改变局部。在朝廷、在京城，头上有的是大官，无从施展拳脚。那就找个郡国，当个守相，君临一地，造福一方。
到这个时候，曹操才真正明白：原来宦官集团早就已经把他们的触角延伸到了大汉王朝的每一个角落。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济南国不是济南国相的独立王国，而只是大汉王朝的一部分。要想在地方上小修小补，根本无济于事。以前的想法，根本就是自欺欺人。
曹操这个时候回想自己这么多年来的所作所为：无论是刺杀张让、棒杀权贵，还是上书灵帝、检举贪污，包括现在在济南国的改革，我曹操做过的这么多与宦官的抗争，都只不过是把一滴清水滴进一口酱缸里面，完全不会产生任何的效果，还把自己给染黑了。这是一潭绝望的死水，清风吹不起半点漪沦。
现在曹操斩断了宦官集团在济南国的利益链条，宦官集团肯定不会就此善罢甘休，他们准备拿曹操开刀了。曹操越想越感到后怕，为了自保，也为了不连累家人，干脆炒了皇帝的鱿鱼，主动辞职回家。
这就是曹操三起三落的第二落。曹操这一次绝非一时冲动。恰恰相反，他异常冷静地做出了一个重大决定：隐居二十年。（《三国志》注引《魏武故事》：从此却去二十年，待天下清。）
倘若如此，那么汉末三国的历史一定会少掉一半以上的精彩。历史老人当然不会眼睁睁地放任曹操这么任性。
隐居了，但马上又复出了
曹操这一次回到家乡，做好了长期隐居的准备。反正现在天下大乱，我等他个二十年再出山，估计到时候天下就安定了。所以曹操在家乡谯县的郊外五十里处盖了一所房子，住在其中，谢绝一切社交活动，“秋夏读书，冬春射猎”。夏天、秋天饱览经史，以文化知识武装头脑；春天、冬天驰骋射猎，以体育锻炼强健体魄。人在得意的时候，往往忙得焦头烂额，身不由己；失意之时，才能够充分亲近自我、享受闲暇与自由。此时的曹操，可谓失意之至，却也自由之极。
虽然曹操一门心思想要做个隐士，但是有两个人决定了曹操这个隐士当不成。
第一个人，是曹操的父亲曹嵩。
儿子曹操虽然官场失意，父亲曹嵩却是官场得意。汉灵帝正在卖官鬻爵，偏偏曹嵩这个人什么本事都没有，穷得只剩下钱了。他花了一个亿，买了一顶太尉的帽子，现在贵为三公。曹嵩官运亨通，当然不可能让自己的儿子长期待业在家。
第二个人，就是曹操少年时代的铁哥们儿袁绍。
袁绍在本书中已经很久没出场了。这么多年来，他都在忙些什么呢？服丧。
袁绍虽是四世三公家族的公子哥儿，仕途的坎坷程度却一点都不亚于曹操。袁绍刚刚出来做官，出任濮阳令，意气风发，打算大展宏图，偏偏就赶上他的母亲去世。按照汉朝的规矩，母亲去世了，要辞官服丧三年。汉朝以孝治天下，为了当官而逃避服丧，是严重违礼的不道德行为。袁绍没有办法，只好辞官回家服丧三年。三年期满以后，他决定调整一下走仕途的思路。
本来袁绍起点很高，靠着家里的关系，一参加工作就当上了濮阳令。现在呢，浪费了三年时间，已经落后了。所以袁绍心想：既然已经耽误了三年，不在乎再多耽误三年，干脆给父亲也服个丧吧。父亲很早就去世了，所以又给父亲追服了三年丧。汉代重视孝道，为父追服三年丧，是提升名声、博取眼球的良好方式。袁绍正是想借这样一种方法，抬高自己的名声，提升自己的身价。
六年丧满以后，袁绍搬到首都洛阳居住，也不出来做官，仗着家里有钱，挥金如土，结交各路英雄好汉，甚至暗中收容朝廷的通缉犯。
袁绍这个人，能力很强，野心很大。祖上四世三公，身为名门之后，袁绍深感这种光荣的家族传统不能断在自己手里，也要出来做三公。但是现在天下无道，朝廷黑暗，朝政握在宦官的手里。要想恢复祖上的光荣，必须先想办法铲除宦官。但是宦官集团这么强大，光凭我袁绍一个人，肯定不行。放眼当今天下，谁有势力抗衡宦官呢？只有外戚。
汉灵帝废了宋皇后，两年以后立了何皇后。何皇后的兄长何进是屠夫出身，此时官居大将军，是外戚集团的领袖。袁绍就积极投靠在何进手下，成为大将军府的智囊。要想铲除宦官，人手不够，怎么办？袁绍自然而然想到了他儿时的好朋友，那个足智多谋的曹操。
所以说，树欲静而风不止。曹操原本打算隐居二十年，却因为曹嵩的上下打点和袁绍的暗中相助，不到两年就重出江湖，担任了一名典军校尉，相当于掌管禁军的一个队长。这就是三起三落的第三起。
其实，曹操之所以能够在仕途上屡仆屡起，除了曹嵩和袁绍这样的贵人相助，我觉得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曹操随时做好了准备。
比如，曹操第一落的时候，受妹夫牵连丢了官回到家乡，并没有自暴自弃，而是刻苦攻读经典。结果呢？汉灵帝要招聘精通学问之人，而曹操“以能明古学，复征拜议郎”，因为学问好，精通古代的经学，所以就应聘做了议郎。当然，我们可以质问：为什么汉灵帝在全天下只招五个议郎，其中刚巧就有一个是曹操？肯定有猫腻，曹家肯定上下打点关系了。的确有这个有可能。但是，个人实力与人情关系，正所谓“关系搭台，实力唱戏”。一个家族的关系，一时之间可以把一个人推到风口浪尖，推到时代的聚光灯下，但是这个人究竟是淹没在时代的洪潮中，还是能够成为时代的弄潮儿，在舞台上唱成名角，那就靠个人实力了。
这一次，曹操虽然扬言要做隐士，但是他“秋夏读书，冬春射猎”，完全没有荒废自己的文武之才，反而精益求精，不断提高自己。所以曹嵩一活动，袁绍一伸手，就把曹操扶上位了。
所以说，机会永远只留给有准备的人。有了曹嵩和袁绍的帮助，暌违四年之后，曹操终于可以再一次进入洛阳城，终于可以底气十足地高调宣布：我曹操又回来了！
上一次进入洛阳城的时候，曹操孤军奋战，以一己之力对抗整个宦官集团；而这一次，曹操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在他的背后，有大将军何进为代表的外戚势力，有司隶校尉袁绍为代表的士大夫集团，还有太尉曹嵩为代表的曹氏家族，有这些势力撑腰，可以说是稳如泰山。
然而，曹操完全没有想到，一次更加惨痛的失败又在前面等待着他。这次，他不但再次丢了官职，而且很快成了一名通缉要犯，亡命江湖。不仅如此，曹操在逃亡途中，还亲手制造了一起灭门惨案。这次失败，成为曹操人生中一个巨大的转折点，也促使他就此走上了一条布满荆棘又饱受非议的人生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