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才是攀向幸福生活的阶梯
我又要提问题了：现在的一些学者，言必称哈耶克、德里达、伽达默尔，很有一副学贯中西的样子。他们的文章一出来，读的人都难免要毕恭毕敬。
这是什么效应？
这就是鲁迅说的——“拉大旗作虎皮”效应。
因为目前西方比我们先进，所以西方导师的话，贩卖到中国这边来，就格外有分量、有市场。
可是我要问：我们究竟是和美国的生活距离近些呢？还是离明朝人的生活近些？
这个问题，乍一看荒唐。但你仔细悟一悟，并非没有道理。
我们的文化之源，是来自古代。就是说，我们的思维习惯、审美取向、价值标准，无一不是从古代演变而来的。
现今我们除装备上（就是物质上）稍微西化了以外，人的精神内核，跟古代的差异并不大。
现代的有些人，注重人际关系、讲究攀比、追求奢侈、嫉妒成功者、鄙视弱小者、精神浅薄化……这些，跟明朝的人有什么不同？
古人是怎么生活的，我们现在就怎么生活。古代的富户用黄金制作溺器（便壶），如今的大款疯了似的买“悍马”，这有什么区别？
古代的知识分子固然是渴望做官，但有时也还能搞点“曲水流觞”的雅兴，登高望远，做一做诗。现在的知识分子，春风得意的就信口开河，郁郁不得志的就发牢骚骂娘，连那一份雅致也没有了。
至于市井阶层，古人是攒钱买房子、买地、买丫鬟，今人也差不多。几十年来我们市民的精神关注点，不就是集中在“四喇叭录放机——彩电冰箱——飘窗大房——家用轿车——花园别墅”这样一种物质的递进上吗？
所以，我们的思维，相对于古人的进步，虽有那么一点，但也很有限。
这就是我们需要学习古代智慧的原因。
——这比学习美国还要有用。
我们既然生存在当代，就要把环境和自己的情况都搞清楚。
浪漫的人、狂热的人、消沉的人，在当下都不可能活得好，只有理性的人，才能在全球化、后工业化的社会中稳扎稳打、步步攀升。
最先预见到资本全球化趋势的人，是马克思。他有一句话，我看应该是当今无数迷茫青年的指路灯：“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人们终于不得不冷静地直面他们真实的生活状况和他们的互相关系。”
是啊，看不清“真实的生活”，那还怎么生活？
看清了，也就不会迷茫了。
真实的生活就是：我们必须提升自己的生活质量，而且只能依靠我们自己。
为什么这么说？
所有的励志书，都提出了一些冠冕堂皇的目标。其实这些目标的背后，隐含的都是一个指向——“改善生活”。
怎么才能改善生活？要有钱，要富，要有物质上成功的证明。
我说过，我们的民族自古以来就是务实民族。你若花800元去听一场交响乐，没人羡慕你，说不定还有人嘲笑你是冤大头。可是你若花800元买了一瓶洗面奶，所有的人都会瞠目，进而对你表露出深深的尊崇。
不是这样吗？
世俗评价标准既然如此，我们也就不必讳言“捉钱”了，钱就是我们为之奋斗的唯一目标——当然是在合法的前提下。
那么，为什么改变命运只能靠自己？
因为我们是现代社会，除极少数幸运儿之外，绝大部分人是无法单纯依靠“父荫”而终身无忧的。就算是有家庭背景，老爸能给安插一个好岗位，但自己一无所能的话，最终还是要被淘汰！
老爸不可能永远不老，所以，财富只钟情于苦苦奋斗的人。
至于如何才能获得财富？我看有三个要素，一是才干，二是执着，三是运气。
才干是可以锻炼出来的，执着是自己对自己的挑战。
可以庆幸的是，三项要素中，起码这两项是我们自己可以控制的，这就有了三分之二的胜算。
而运气，如果你坚持20年如一日的话，不可能一次也碰不到！
每个人在一生中，有可能在不同的时期爆发。古人云，甘罗十二为丞相，姜子牙八十才出山。人与人之间是有具体差异的。所以不能急，要打持久战，要有足够的耐心去等待你的运气。
数十年如一日地动脑筋、思考、权衡、谋划、寻找突破口——你怎么可能一无所获？
悬挂在你头顶的希望之星，就是这样的理性。
所有的失败者，都是过早放弃的人、安于现状的人、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人。
这下我说明白了吧？
如果如此地絮絮叨叨，你还是不明白，这本书你也就不必再看了。
在这个世界上，永远有鸿鹄，也永远有燕雀。
它们都同样有翅膀。
可它们飞得就是不一般高。
好，闲话少叙，我们言归正传。
明朝不错，但是它寿终正寝了，我们来看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朝的金融百态。
清朝挨骂多半是因为运气不好
赫赫大明朝，亡得其实有点屈，完全是亡于两个皇帝不作为（万历和天启），以及最后一个皇帝刚愎自用（崇祯）。
崇祯一上台，就遇到连年灾荒。崇祯二年（1629）延安府大旱，景象最为惨烈。灾民食野草糠皮，以图苟延不死。野草吃尽，又吃树皮，仅能延缓其死。待树皮剥尽，就只好挖山中一种石头充饥，吃的时候可以饱，但几天后就腹胀而死。
不甘心饿死的，便铤而走险做了强盗。那时候小孩子或者独行者，一出城门就失踪，都是被饥民给宰了吃了。
大明末年，已成了恐怖世界，可是外患不已，国库吃紧，朝廷要活命，就顾不得老百姓活命了。州县仍然严催赋税，横征暴敛，终于把陕北老百姓给逼反了。
燎原烈火，就此而起！
崇祯皇帝在李自成大军逼近京城时，也知道大势不好，下了《罪己诏》，说得很明白：“设立官职原为治国安民，但是如今当官的只为个人打算，做官有如贸易。”
他指责官员催征钱粮，趁机搜刮。皇亲横行于京郊，乡绅盘剥于乡里；无良官吏，曲意奉承。如此，可叹小民如何能安枕！
话说得明白，但事情做得不聪明。李自成兵临城下，崇祯皇帝哭穷，呼吁大臣、贵戚捐资，组织京城保卫战，但满朝权贵没有一个愿意出钱的。
京营士兵在城头抗击农民军，一日三餐还得自己掏钱去买。
可是，等到李自成攻破北京，打开皇库之后，赫然见常年不用的“镇库金”3700万锭纹丝未动，金锭上还有“永乐”字样。
这样的守财奴皇帝，宁死也不肯散财。
他这大明，不是亡得活该？
清朝来接替它，自然就顺理成章——老百姓不能老吃树皮啊！
明亡后清军入关，除兵力强盛是一大优势外，最主要的是渔翁得利。虽然在江南有过几次暴行，但总体来讲，还是笼络为上，政策得体。
平定中原后，除薙发、衣冠、八旗、圈地和奴仆制度外，清朝基本上是复制了一个明朝。中央机构与地方军政设置，都与明朝无异。
明清交替之际，前后经历了约50年的战乱，民间凋敝得厉害，清政府是下了大力气来恢复农业生产的。
平心而论，清朝的历代皇帝，比明朝的绝大多数皇帝都要勤政。
大清朝前期还有著名的“康乾盛世”和开疆拓土的显赫功业。
起码它做得不比明朝差。
但为什么后人对它印象不好？为何今天为它说好话的人，还要挨耳刮子？
是因为“相对论”。
明清两朝，寿命几乎一样长，疆域都很辽阔，都是多民族大帝国。可是它们所处的世界背景很不同。
明朝一直到万历时，都还是世界第一强国。轮到清朝就不成了——人家欧洲资本主义崛起了！当时文艺复兴已经完成，工业革命呼之欲出，到处都是“大国崛起”。
你清朝还是像明朝那样慢腾腾地走，那就不是前进而是倒退了。
所以清朝也很委屈。
本来国家管理得还不错，可惜生不逢时。从咸丰帝起，每况愈下，最后落了个丧权辱国的臭名！
清朝的经济，总体水平跟明朝差不多，有的地方不及，有的地方过之。
在制造业上，绸缎生产规模不亚于明朝，以江宁、苏州、杭州三大皇家织造局为首，非常发达。尤其江宁府产的缎子，是丝绸中的上品，行销天下。
瓷器在康熙、雍正年代，技术也大大超越了前代，胎更薄，瓷更细，色更艳。江西景德镇的瓷器，官窑、民窑平分秋色，产品行销海外。
在原本不使用铜钱的云南，在清代却发现了大量铜矿。云南采铜业盛极一时，年产1200万斤，可供全国铸钱使用。
官营的制造业蓬蓬勃勃，民间的手工作坊就更加红火，城乡到处都有。农民忙时种田，闲时就出外做生意，比如做裁缝、木匠、篐桶、补锅、弹花、补鞋、泥水、采石、酿酒等，也算是第二职业。
现代意义上的“工厂”一词，其实就是在那时出现的，意思也就是手工业作坊。在乡村里，有木厂、炭厂、香菇厂、木耳厂、纸厂、铁厂、盐厂、淘金厂等，不一而足。
那时候最好的铁制品，是“广铁”。让人想象不到的是，其中最知名的品牌是佛山铁锅，名扬海外。外国的“夷船”来华，都成千上百地买佛山铁锅回去。
小小的佛山镇，在清代吸引了四方商贾。有野史笔记描述，当时河面上停泊的商船有如蚁群，水上一派繁忙，舟楫相击，人声鼎沸。
古代的商品交易场所，叫作“市”；而大一点的市，就叫“镇”，镇，从明朝中期兴起，到康熙乾隆时代达到鼎盛，每隔二三十里必有一镇。农民出门，不到十里就有一个市镇，买卖农副产品很方便。
北方民间至今还有初一、十五赶大集的习俗，也是在康熙时代为最盛。
北京城里著名的琉璃厂、隆福寺、白塔寺、土地庙、城隍庙这些地方，在那时就有盛大的庙会，也就是大型集市。
现在北京人春节赶庙会的习惯，显然是从清代延续而来。
清朝，就这样，隔着百年的距离深深地影响着我们。
我们对清朝，撇嘴是撇嘴，可我们今天的有些习惯，还真就有它的遗传。
所以我奉劝大家在对传统文化开骂之前，先检查一下自己身上是否有文化“盲肠”。
——猴子变成的人，到什么时候都免不了有“猴气”。
清朝在银元上如何与国际接轨
清朝的货币制度，有样学样，也沿袭了明朝的那一套，以银子和铜钱为主。大额交易用银子，小额交易用铜钱。
不过，清朝的银子用起来比明朝麻烦，因为它很不规范。
清朝用银子还是要称量，是以纹银为标准，在使用中，各种成色的银子都要折成纹银来计算。
所谓“纹银”的成色应该是多少呢？据当代专家推算，应该是935.374‰，也就是“九三成”。
这就是说，一个人实际所拥有的银两，要折算成纹银银两，才能表示出你究竟有多少财富。
这个“纹银银两”，就是“虚银两”，是一种理想化概念。
这洋，“银两”这一概念，就有了虚、实两个所指。
清代的银锭也不够规范，除了有元宝形状的，还有圆形、方形、长方形、砝码状、束腰形、牌坊形和茶花形的，并不一致，所以要称量。
清朝在银锭上也有创举，就是有了比50两还要大的大银锭。不过典型的银元宝，大多也是50两一锭，同时也有小一点的。
那种小银锭，同样也叫“锞子”，《红楼梦》里写贾府准备过年，就写到过“银锞”之类。
最麻烦的是，称银子的重量标准也不大一致。
标准的一两是多少？既有官库的标准，也有漕运部门的标准，轻重并不相同。此外各地官库的标准也不一样，所以非常混乱。
道光时代就有人指出：本朝的银子，官府通行的是“纹银”，成色在九二、九三直至足色。而民间通行的叫“元丝”，成色仅有七八成，最高不过九五成。这就够乱的了，另外还有在银锭上钻孔往里灌铅的，就更是添乱。
由于各地称量的标准不同，有时一两能差出六七分来，百两就要差出六七两。这种状况，就连官府也没办法改变。
银子的混乱，贯穿了整个清朝，哪个皇帝都没想起来要整顿一下。
在银子的使用上，清朝还有一大景观，那就是外国银元盛行。后来，大清国有人赶时髦，自说自话也仿铸了银元。
从康熙帝收复台湾起，清廷就开放了海禁，外国银元流入的数量因而一下子大增。尤其福建、广东沿海一带，使用银元的情况很普遍。
银元来自欧洲不同国家，花样繁多。那时的清国人也够聪明的，都给它们起了外号。
荷兰银元上有武士骑马图案，就叫作“马钱”；西班牙银元边缘有麦穗纹，就叫作“花边钱”；葡萄牙银元图案中有一个十字，就叫作“十字钱”。
还有，西班牙银元有一面图案是两根柱子，就叫作“双柱”；西班牙银元和美国银元上人像的头发形状不一样，因此分别叫作“大髻”“小髻”和“蓬头”。
至于带有罗马数字的银元，也难不倒清国人，他们把“Ⅱ”叫作“二工”，“Ⅲ”叫作“三工”，“Ⅳ”叫作“工半”。
——你别说，大清国那时候与国际的接轨，还真是充满了幽默感！
清代商人对过手的银元，习惯上要打个戳记，以示货真价实。打的戳多了，银元被凿巴变了形的，就叫作“烂版”。
没打戳子的完好银元，则叫作“光洋”“光版”或“镜面”。
我从小学时候起，就在各种回忆录里见到过“光洋”这一词，始终不明白是什么意思。学了古代金融史，才解开了心中几十年的疑惑。
当时广东人喜欢用烂版，江浙人喜欢用光洋。当然烂版没有光洋值钱，两者比价每一百两要差出六七两。
外国光洋的流入，使我们中国出现了新的货币单位，那就是近现代流行的“圆、角、分”。
圆，当然是指一块银元。
到嘉庆年间，民间又把“圆”称为“块”，指的也是一块银元。
现在人民币的单位，也是如此。不过“圆”简化为“元”，实际上没有道理，有点脱离了文化传承。
现代老百姓在习惯上，常把一元钱叫作一块钱，就是从清朝人的习惯延续下来的，源头就在光洋那儿。
到道光年间，民间的外国银元已经很普遍，朝廷想禁止都不可能了，只得承认其合法性，但是强调不得以枚计算，还是要以成色、重量来计算。
银元的流行说明了什么？说明老百姓已经很不耐烦用银子要称量了，都愿意使用计算很方便的铸币。
清廷是超级政治恐龙，对这一点反应很迟钝。那位虎门销烟的林则徐，曾经建议国家自铸银钱，但是被道光皇帝驳回。
皇帝不让造币，民间却不听那个，沿海和台湾历来开风气之先，两地民间率先仿造了银元。
仿造的银元有两种，一种刻有“漳州军饷”字样，币面还有神秘花押，民间盛传这是所谓“郑成功大圆”。另一种只有“军饷”二字。
此后，广东、福建、杭州、江苏、江西等各地仿造蜂起，但全都是手工铸造，样子粗糙，圆圆乎乎的像个小圆饼，与外国银元无法比美。
清朝的对外贸易，因为占了商品的便宜，在前期一直是出超——你们的货我不要，我的货你不可能不要。
你不喝茶行吗？你喝茶没有好茶碗行吗？不行。
那么，就拿白银来吧。
因此，世界白银的流向，就从欧洲、美洲源源不断流向大清国。
这日子要是再持续200年，那么连我们这些人都要借上光啦。可惜，就在乾隆盛世的那个时候，在清国人照常遛鸟、打麻将的时候，国际上出了一件事，直接改变了清国乃至我们民族的命运。
英国在乾隆二十二年（1757），占领了鸦片产地孟加拉。
从此以后，英国的东印度公司从英王那里取得了鸦片专卖权，开始倒腾鸦片了。
这个货，你清国人不可能不要。
你要，就也拿白银来吧。
国殇啊，哭吧！
“汉水亦应西北流”。白银流向就此逆转，清国进口鸦片从每年3000箱，到每年4万多箱，一年几百万两白银，像血一样都输给英国商人了。
这个国际之轨接的，亏大了。
清廷仍然是超级恐龙，迟迟没做出紧急反应，禁鸦片也禁不住。就这么给人家输血输了差不多快40年了，才由刑部出了个条例，明令纹银不得出洋，但是银元还是不禁止出洋。
那时外国银元已融入大清国货币体系，也等于是大清的钱，你不禁它外流，那不还是一样？
又过了几年，才由林则徐、邓廷桢等人提出，不能让洋商把洋钱带回国去，应该要求他们全部换成货物带回去。
然而少数人的明智不顶用，大清还是成了超级大鸦片烟鬼。仅鸦片战争前10年，清国对印度的贸易出超就有3000万两白银。
这会发生什么问题呢？
外贸的问题，从来不是个单纯的业务问题，它会影响到很多人的生计。白银这么外流，必然造成银荒。清朝是银钱并用的，银子一少，势必造成银贵钱贱。
那时的有识之士就指出，钱一贱，从事种粮、纺织、佣工和各种技艺的人，因为收入的只能是铜钱，所以必然受损严重。
平民阶层的实际收入下降，全社会的购买力就降低，商业也就随之萧条。这道理小学生也知道——凡是货卖不动，那就是老百姓手头的钱太少了。
另外，还有一个隐性的危害：银子和铜钱的比价发生变化后，税赋由银折钱也就比过去多得多了，穷老百姓缴税只能交钱，无形中负担大大增加。
银贵，富人不在乎，他们都是大宗贸易，出入用的都是银子，银贵还不好吗？苦就苦了只能挣两个小钱的穷人了。
我们现代人，长期以来可能有个错误概念，以为在经济法则面前人人平等。其实不然，经济法则往往天然就是欺负穷人的。
你们看到没有？白银一升值，富人还没怎么样，穷人已经被伤得稀里哗啦。因此，以政府之手来平衡，适度保护弱势群体，那是天经地义，绝不是什么民粹主义。
官府收税加重，还有一条恶果就是社会矛盾加剧，道光年间因税负“激成抗拒”“百姓滋事”的事比比皆是。
在鸦片贸易的冲击下，头戴花翎子的大清再也牛不起来了。从道光到咸丰，两个皇帝一共统治47年，被内乱外患折腾得焦头烂额。
清国，本来坐在世界一流大国的位置上，就这么一个跟斗栽下来了。
铜钱摇摇晃晃走向穷途末路
现在再来说清朝的铜钱。清朝在入关前的努尔哈赤时代就已经铸了钱，上有满文和汉文。满文叫作“天命汗钱”“天聪汗钱”，汉文叫作“天命通宝”“天聪通宝”。
从顺治皇帝起，清朝仿照明代制度，正式开铸年号钱，历朝都叫作“某某通宝”。
当时铸造厂在中央和地方都有，中央的是工部宝源局和户部宝泉局，钱上分别铸有“工”“户”字样。
地方的则叫作“宝×局”，中间一字为地名，如云、陕、蓟、同、荆、河、宁、江、浙等。
道光以前所铸的钱，都是小平钱，比较规范，所以清朝也称自己的钱为制钱。
这时候，老百姓在习惯上，也改口把一贯钱叫作一串钱了。
在清代前期，私铸钱币的也有，把大钱改铸小钱的也有，融毁钱币铸造铜器卖钱的也有。但是清政府治理民间违法的事，还是比较有效率的，规定了民间不得使用和出售5斤以上的铜器，而且只有一品官员才能使用黄铜器皿。
另外，清朝的铜钱里还加了少量的锡。据说加了锡的铜钱，就不能回炉再造了。由于这些措施得力，所以清朝前期的私铸现象不是很厉害。
清朝铜钱以“顺治通宝”“康熙通宝”“雍正通宝”为最好，含铜量大，乾隆以后的嘉庆、道光钱就明显不行了，含铜只有五六成，其余四成多为铅。
咸丰钱就更是每况愈下，因为铜料不足，财政又紧张，就铸当十、当五十、当百、当五百和当千大钱，赤裸裸地对民间进行搜刮。
所谓当十钱，重量和小平钱差不多，1枚就要换你10枚，不是强抢是什么。北京老百姓把这种钱叫作“大个儿钱”，外地群众不认，所以当十钱只能在北京城内流通。
咸丰年正是闹“太平天国”的时候，清政府统治动摇，直接就体现在钱的质量上。
为了“平叛”，朝廷开支很大，铸钱方面也是越大越好，越多越好。导致了咸丰币制的复杂，大概能赶上王莽时代了。
咸丰钱，币值从小平钱（一文）到当千，竟然有16个等级。在材质上，除了铜钱，还有铅钱和铁钱。在名称上，除通宝之外，还有元宝和重宝。
而且钱币的大小重量全无标准，轻重没有固定顺序，有的当五十大过当百，当百大过当千，完全违背了铸币原则，把铜钱当纸币来发行了。
发大钱，又势必造成通货膨胀。大钱本身一出来就贬值，当时发军饷都用大钱，八旗兵丁拿了钱养不活家口，老百姓更是有许多沦落为乞丐。
铁钱也是一样，发行以后，北京商人拒绝使用，米店、小吃店干脆关门，形同罢市。
朝廷屡次发文，要求官府带头，征税和交易都要用铁钱和铜钱搭配，不得歧视铁钱。可是官府带头又有什么用？歧视不歧视的，根本就不是政治问题，而是货币规律的问题。
铁钱贬值，江河日下，发行才3年多就只好停铸了。
后来慈禧太后也想恢标准的制钱，但是力不从心了。铜价上涨，铸钱不但不能获利，而且还会亏本。唯一的办法是减重，但是减重以后的小钱太不成样子，更加难以取得信任。
此后，光绪、宣统铸钱，更不值一提。虽然已经改为技术先进的机制，但钱却来越小，越来越劣。铜钱在清末已难以为继。
在清朝的各个时期，还有一些主流以外的钱，咱们在这里一并说说。
清初时，以明降将吴三桂为首的几个藩王，闹起了“三藩之乱”。其中吴三桂铸了“利用通宝”和“昭武通宝”，他的孙子铸了“洪化通宝”，耿精忠铸了“裕民通宝”。这些钱当然都很短命。
乾隆时，清朝还有一种很特殊的钱，叫“普尔钱”。
普尔钱原为准噶尔部的钱。准噶尔部居住在新疆北路，后来扩大势力，占领了“回疆”（南疆），铸了这种普尔钱。“普尔”是维吾尔语，也就是“钱”的意思。因为是采用红铜铸的，所以又称为“红钱”。
乾隆皇帝发兵平定了准噶尔部，统一了回疆。为照顾当地人习惯，在当地铸了新的普尔钱，逐步收回旧普尔钱。
普尔钱与制钱的比价为1∶5，显然是较大的钱。
道光年间，广东还流行越南钱（当时叫安南钱），有“光中通宝”“景盛通宝”“景兴通宝”“景兴巨宝”“嘉隆通宝”等。其流行之广，非常惊人，在广东货币流通中竟占60%以上，其中以潮州为最甚。后来朝廷屡次下令禁止，最后也不知下文如何。
在华夏历史上，世世代代都是周边“番邦”使用中国的钱，到了清朝，反过来了，日本的钱我们也在用，越南的钱我们也在用，这兆头不是很好。
此外要说的是绕不开的太平天国的钱和其他起义军的钱。
太平天国，不管怎么说，也是中国农民与平民造反的一个壮举。起义军定都天京4年后，铸了自己的钱。
一开始，太平天国的钱只在天京一地铸造，制度划一，管理得很好，货币制度井然有序，显示出了草根阶级的智慧和力量。
太平天国后期，政治出现混乱，各王的辖区内纷纷自行铸钱，币制自然也出现混乱，不再有早期的进取气象了。
看来草根阶级没有精英来主导，是早晚要出问题的。
太平天国的钱，一开始正面为“天国”，背面为“通宝”；后来背面改为“圣宝”。再往后，正面改为“太平天国”，背面为“圣宝”。
他们铸的钱，除铜钱之外，也有铁钱和铅钱。
比较奇怪的是，太平天国的钱没有币值文字，这就像军人没有军衔一样，是怎么分等级的，当时人们又是怎么来辨认的，不得而知。
当时上海还有“小刀会”起义，与太平天国相呼应。小刀会也铸了“太平通宝”钱，因为会众以“大明”为国号，所以钱背穿孔上下有日月纹，隐喻一个“明”字。或者上为月纹，下为“明”字。
此外还有广东的天地会，也在那时建立了“大成国”，占领过柳州。他们铸过“平靖通宝”和“平靖胜宝”钱。
最后再说说被慈禧太后给废掉的“祺祥钱”。
这是一出有名的宫廷政变大戏。咸丰皇帝当年在承德避暑山庄病危，立下的皇太子才6岁。他不放心幼子执政，就密诏肃顺等8人为“顾命王大臣”。
咸丰一死，八大臣遵从遗嘱，拥立了小皇帝，拟了新的年号为“祺祥”。
不料被冷落的慈禧太后不服，发动政变，逮捕了八大臣，将肃顺等人处死，自己和慈安太后垂帘听政。随后就废除了“祺祥”年号，改为“同治”。
可是这个短命的“祺祥”年，毕竟存在了69天，因此年号钱也已经铸好。后来全部回炉，只有少量的流入民间，成了稀世珍品。
现在谁要是能弄到一枚，就甭出手了，当成你家的镇宅之宝吧！
大清朝的银元和铜板成了送终钱
晚清的金融问题，就是改变钱制，迫在眉睫。这可难坏了清廷的大佬们。
铜钱是清朝的主要货币，一般老百姓日常都在使用，直接废了也不行。
有一个办法，就是让它成为辅币，即信用货币。老百姓你就别管它足值不足值了，它就是个符号。
可是，那就意味着要采用完全的金本位制或者银本位制，内囊空虚的清廷是根本做不到的。
还一个办法，就是加大“面值”，让币值与铸造成本相称，不至于铸得越多越亏本。但是那样的话，老百姓就会将之视为铸大钱，只能引起恐慌，引发市场非理性涨价。
要想让老百姓理解朝廷的苦衷，接受大钱，在清末那样的情势下，简直是鸡同鸭讲，同样也办不到。
商量来商量去，最后还是决定铸大钱。朝廷那几个人，长的也是人脑子，不会想出什么高招的。
但是，这次的大钱有名堂，是铜元。
给你变一变，不是铜钱了，是类似银元的铜元，给你一个心理暗示。这样，铜元的面值高一些，就可以避免大钱的嫌疑了。
朝廷哄老百姓，就像训猴者哄猴子一样。明明白白地哄你，就听话吧！
这个事，李鸿章、张之洞他们酝酿了多时，还有人拿了美国的“花钱”来做样子。最终老佛爷同意，于光绪八年（1882）试铸铜元，用的是进口机器铸造，采用的是进口洋铜原料。
清政府一开始想把铜元作为银元的辅币，所以上面有“每百枚换一圆”字样，还有英文“O”（一分）。
这个铜元成色很足，紫铜占有九五成，余下半成是锌和锡，重量有2钱。铜元价值相当于当十，刻有龙纹，名称为“大清铜币”，老百姓俗称“铜板”。
出铜板的时候，朝廷大佬们还战战兢兢，不知民间反响会如何。不料此钱一出，因为样式新颖，竟大受欢迎，没人把它看成是不足值的大钱。
不久福建、江苏等省也都奏请铸了铜元，不过面值都是参照制钱作价，铸有“每枚当钱十文”字样，英文为“10 CASH”。后来广东的铜元也把面值改了过来。
洋文上了大清的国家货币，这大概是第一次，真的是“世界潮流，浩浩汤汤”啊！
三省发行铜元成功，获得老佛爷首肯，她还要求三省紧急调运十万铜元给户部，在全国推广，并指示沿江沿海各省都要仿铸。
这可真是啊，换个花样老百姓就认！各省督抚无不狂喜，在利益驱动下，纷纷狂铸滥铸。到光绪三十一年（1905），有17个省的20多个铸币厂铸了铜元。这跟过去大家都不肯亏本铸制钱的情形截然不同！
到这年七月，朝廷不得不下令整顿，规定每日铸造数额。中央的造币总厂还铸了“大清铜元”，作为各省铸铜元的样板。
地方政府想搂钱，没有办不到的，你有你的规定，我有我的权宜之计。就在短短几年间，铜元越出越滥，大幅贬值。一开始，80枚铜元可换一枚银元，到后来180枚才能换一枚银元。据统计，全国因为铜元贬值而蒙受的损失，在头4年里，就达5800万元。
1909年的《申报》载文痛斥：“铜元充斥之害，上及于州县，下及于四民！”
铜元的花活儿，又玩完了。
到宣统三年（1911），也就是清朝灭亡的那一年，造币总厂还试铸了铜辅币，一共5种。其中一文和二文的大清铜币，中间有圆孔，算是方孔圆钱的遗迹。
另外，大清也铸过自己的银元。
光绪十四年（1888），张之洞在粤督的任上，就试制了银元。后来李鸿章接任粤督，正式开铸银元，正面中心是满汉文的“光绪元宝”，外绕英文。背面是一条气势威严的蟠龙，外绕“广东省造，库平7钱3分”字样。库平，就是官库标准重量。
这是中国第一次铸造银元本位币。
后来正式铸造的时候，英文移到背面，“广东省造”移到正面。减重为7钱2分。
这种银元，因为图案有龙，所以俗称“龙洋”，民间极为欢迎。因为它的重量比外国银元要重些，因此发行的第一批多被民间收藏。
铸银元的原因，除想抵制外国银元泛滥以外，还有经济上的考虑，因为由纹银变为银元，在折价比例上政府可以占便宜，所以朝廷决定大批铸造。
广东省的银元一出来，湖北、江西、直隶、浙江、安徽、奉天、吉林等地也相继开铸。湖北省铸的是一种一两重的“双龙银元”。
鸦片战争后，英属印度的货币“卢比”流通到西藏，进而又流通到四川、云南。为抵制卢比，四川省铸了一种“四川藏洋”，专用于西南地区。藏洋完全仿印度卢比样式，只不过将卢比上的维多利亚女王头像，换成了光绪皇帝的头像。
这是我国第一枚带人像的铸币。
后来各地还铸了小银元，叫作银角币，重3分多到3钱多不等。
再后来，铸的就是比较规范的银角币了，有一角、二角两种，与铜板并用。
一元龙洋，又称“大洋”，民国题材电影里常说的“现大洋”，就是指此。
银角币则称为“小洋”，广东又称其为“毫洋”“银毫子”。这个名称源自香港，因为香港的小银元单位是一毫、两毫。
而当时广东人写这个“毫”字，喜欢减笔为“毛”。影响至今，人们还习惯把一角两角人民币，称为一毛两毛。
从光绪十五年（1889）以后，龙洋和铜板就成了清末的主要货币。
再往后——没了。
大清，进了博物馆。
不过货币自有货币的寿命，清亡后，龙洋并没有马上废除，仍在民间有效流通。新成立的民国只是增铸了孙中山头像银元，以及袁世凯等人的头像银元（袁世凯像银元，俗称袁大头），与大清龙洋“和平共处”了好长时间。
总体来看，清朝的铸币比较驳杂，各地还曾经铸过各种形状的银饼，其中吉林的一款是正方形的，堪称别致。
光绪十四年，光绪皇帝结婚，清廷还铸了“光绪皇帝大婚”纪念银币，也是很有现代特色的。
三起三落的大清朝纸币
清朝也有纸币，而且出现得很早。早在开国后不久的顺治八年（1651），因为财政入不敷出，就仿照明旧制，印发了纸币“钞贯”。每年发行额控制在2.8万贯，连续发行了10年。因为没有滥发，所以很好地发挥了作用。
这是清朝中央政府第一次发行纸币。
只要发行者没有贪欲，不是想借信用货币搂钱，纸币的价值就不会大起大落，就会起到平衡流通的正常作用。
第二次发行纸币是咸丰三年（1853）。因为要对付来势凶猛的太平天国起义，财政又告吃紧，于是发行了两种纸币。一是“大清宝钞”，以铜钱为本位，又称钱钞，从250文到2000文，共分五等。二是“户部官票”，以银两为单位，又称银票，从1两到50两共五种。。
两种纸币都是用白皮纸印刷（据说是桦树皮做原料），左满文，右汉文，四周环绕龙纹。
但是宝钞发行后势头不怎么好，很快就贬值，千文贬为七八百文。
最早提出建议“行钞法”并参与其事的户部侍郎王茂荫，后来几次上奏，说现行纸币没有准备金，不能自由兑现银钱，所以不能推广，这不是他原来所设计的方案。他说，如果商人看不到使用的方便，纸币是流通不起来的。
哪知道咸丰帝看了奏章大怒，斥责王茂荫只顾为商人说话，不为国事考虑。随后，就把王茂荫调到兵部去了。
这件事情，连马克思都知道，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篇的注83里提到过。
虽然不能自由兑换，但还是要部分地允许人家兑换，否则岂不是一钱不值？清廷管理钞票事务的机构，是宝钞局和官票所。
后来有商人申请自己出资成立“总局”，负责推广宝钞和兑换事宜。
朝廷居然答应了，但是由民营机构来代理货币管理，往往资本不足，总局只能隔日一兑换，每次只发100个号，每个号只能兑换100张宝钞。
这哪里行？什么生意不都耽误完了！两个月后，总局就被撤销，由户部成立了五家“官钱铺”来负责兑换。这五家官钱铺的名称都是“宇”字打头，所以号称“五宇”。
官方的兑换方式是：除四种大额宝钞外，其余所有钞票都实行抽号兑换。每20天抽一次，抽到号的钞票就可以兑换银或钱。
后来五家钱铺又合并为一家官钞局，每月抽号一次。
可是这样一来，抽到号的和没抽到号的钞票，价值就不同了。当时人把抽到号的叫作“实钞”，没抽到号的叫作“空钞”。而外省的“省钞”不参加抽号，所以也被视为“空钞”。
空钞当然就没有多少购买力，后来每一两大约只值300文以下。
而抽到号的实钞毕竟是少数，所以整个宝钞都不大值钱。照这个样子发行钞票，朝廷感到盈利不多，于是到咸丰十年（1860）就把宝钞、官票都停掉了。
我国南方的一些地区，到现在还一直习惯把钱叫作“钞票”。“弄两个钞票花花”，是舞台小品里南方人角色经常说的台词。
这“钞票”一词，最早就出现在咸丰年间。自金代以来，历代的纸币都叫作“钞”。到了清咸丰年间，流通的既有大清宝钞又有户部官票，所以时人合称“钞票”，造出一个新词来。
清朝除户部（中央财政部）发行过纸币外，各种官办金融机构也发行过纸币。
前面提到的官钱铺，就是官办的银号。
早在道光年间，内务府就设立了五家，都是“天”字头的，咸丰年间又成立了官钱总局，下设四家，是“乾”字头的，再加上户部的“五宇”，一共14家。
它们的职能，是发行“钱票”，又称为“京钱票”。
钱票，当然也是一种信用货币。有人可能要问，既然有银两，有铜钱，那么还发这些钱票干什么？
其实清朝的银子和铜钱一直就不够用，发行可兑换的钱票就是为了弥补不足，起到调剂作用。
一开始，钱票的信用还不错，可是部门利益那是挡不住的，钱票越发就越滥，有的一张票面值就高达万吊，根本不可能兑现，完全是空架子，发出去就成了不兑换纸币。
这样，钱票的贬值势所必然。
老百姓也不是那么好蒙的。
各省见有利可图，也都效仿北京，发了自己的钱票。咸丰八年（1858）福建因为滥发钱票，导致米价上涨10倍，几千老百姓浩浩荡荡，冲到一位前尚书的家里，把退休老官员拉了出来，一同来到督府请愿，哀求官府整顿钱法，平抑粮价。这次风潮，官府整整处理了两年才告平息。
鸦片战争结束后，也盛行民间的钱票、银票、铜元票。
这些民间钱票，严格来讲并不是货币，而是一种有价证券。
发行民间钱票的单位，有钱铺、银号、银炉、票号、当铺、商会、金店、公司、商店等。
民间钱票的作用，是促进流通，以补银、钱的不足。
官方把这些叫作“私票”，给予认可。
北京有四家“恒”字头的钱庄，所发行的钱票信誉极好，市民都视同现金。
但是，行业自律毕竟靠不住，大部分的民间钱票都有“架空”（不能兑现）的问题。有的几十万、几百万地发行，而钱铺的资本金还不到发行额的十分之一，兑现是根本不可能的，这就等于伪钞一样了。
这样的无良钱铺一旦亏损，就关门逃跑，受害者即使告官，官府也是应付了事，根本不可能追回损失。
到光绪末年，这个问题已很严重，朝廷不得不进行清理和限制，不允许非金融机构发行钱票；不允许发行没有准备金的“空架子”；已经发行的钱票也要逐步回收，缩小规模。但还没等清理好，大清朝就已倒台了。
大清的国土辽阔，人口众多，是一块肥肉。这肥肉早就被列强盯上了。那时候国际金融业已经出现了巨无霸——银行。外国银行是属蚊子的，哪里鲜美就往哪里叮。
在大清领土上的外商银行，连招呼也不打，就在大清国内发行了“兑换券”，也就是银行券。这其实是一种可流通的货币，而且不费吹灰之力就加入了大清国的货币系列。
——恐龙太庞大了，它注意不到蚊子在干什么。
这些兑换券分为两类，一种是银两票，一种是银元票，都限定在一定区域内流通。要是异地使用，就要打折扣。
比如在上海发行的，就只在上海流通，当然也可以拿到北京或香港去兑现，但立马会掉价。
可是外商银行不怕这个，反而很欢迎这种情况，因为无论你在北京还是香港兑现，都是通过它们的分行，这样它们可以从差价上获利——你能玩得过银行？
清国人把外商银行在中国发行的纸币，叫作“番票”或者“番元票”。
当时发行得比较猛的，有英国汇丰银行、麦加利（渣打）银行、法国东方汇理银行、美国花旗银行、日本横滨正金银行、朝鲜银行等。
兑换券也有在境外发行，后来流通到境内的。比如朝鲜银行发行的，就流入了中国东北，俗称“老头票”。
华俄联营的道胜银行发行的兑换券，也流入了东北，俗称“羌帖”。
那么各位可能要问了，外商银行在华发行纸币，有什么不好？
坏处多了！
第一，它的发行计划不归你的中央财政部管理，会扰乱你的金融秩序。
第二，这是严重侵犯你的国家主权。
第三，它在华获得巨额利润，你的肥水流进了外人田。
第四，它万一倒闭，你的存款根本得不到赔偿。
第五，它在本地吸储之后再投资，就等于用你人民的财产，在你的土地上投资盈利，做的是无本万利的生意。你不是成了冤大头？
大清这条政治恐龙终于也有所察觉，在清朝垮台前两年，度支部（原来的户部）终于颁发了银钱管理章程，并通知了外务部，要在五年后全面禁废外商银行的纸币。
可惜这事最后是办不成了，大清的寿数到了。
在华外商银行发行纸币的同时，清政府也第三次发行了纸币。
从光绪二十三年（1897）起，大清国也有了本土的银行。中国自己的第一个银行，是中国通商银行。
这些本土银行也都发行了兑换券，也是按照地区发行，代表当地流通的金属货币。
大清的国家银行——户部银行（后改名大清银行），也发行了兑换券。这可以说是现代意义的国家纸币了，过去传统的纸币是直形的，大清银行则发行了新式的横形纸币，所代表的是银两和银元。新票子印刷得非常漂亮，有光绪皇帝的半身像，跟我们现在的纸币基本一样。
从中国通商银行和大清银行的章程看，它们的兑换券是可以随时兑现的，有可能是十足准备金。
这次发行的纸币，从准备工作来看，相当严谨，应该说是恐龙终于学聪明一点了。
到宣统二年（1910），度支部又进一步规范纸币管理，决定提前收回各官银钱号发行的纸币，大清银行的纸币也不再分区域发行，而是发行了全国统一的兑换券。
截至清政府倒台，大清银行总计发行了银两票543万多两，银元票1245万多两。
度支部还有好多科学的设想，不过都来不及实行了。大清的金融管理虽然在逐步现代化，但腐烂的政治框架却等不得了，轰的一下子就塌了。
——对现代化反应太迟钝，就是不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