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首关于“古怪五铢钱”的民谣
王莽把自己折腾完了，但汉朝没完，五铢钱也没完。
汉朝是怎么又活过来的呢？是江湖上草民出的力。
在王莽时代的农民大起义中，有一支劲旅，叫“绿林军”。绿林是一座山，在今湖北当阳东北，是起义军最初的大本营。绿林的“绿”，要读作“路”。
后世的所谓“绿林好汉”，就源自这个典故。
绿林好汉代代都有。时至今日，“绿林”还有，但“好汉”却没了，多半是些欺凌弱小的车匪路霸，这是题外话了。
再说王莽时代的绿林们，虽然起来维权了，但底气还不那么足，他们为表示自己继承的是汉朝的正统，拥立了一位皇族刘玄为皇帝，号称“更始帝”。这个更始帝政权，曾经铸过自己的五铢钱。
当时各地军阀割据，蜀地的地方官公孙述在成都也称了帝。
长江三峡上游入口处，有个赫赫有名的“白帝城”（三国时刘备就死在那里），就跟公孙述有关。公孙述当年在山上筑城，因城中有一口井常冒白气，宛如白龙，他便借此自号“白帝”，这位过了皇帝瘾的公孙述，也铸过铁钱，在钱币史上留下过名字。
但上述这些人物，都不算是伟人，都是被时势推出来的过场角色，西汉末年真正的枭雄有一个，大号叫刘秀。
刘秀也是皇室后裔，是个县官的儿子，见天下动荡，也起了造反的念头，拉起人马加入了绿林军。
经过两三年的南征北战，他渐渐坐大，荡平群雄，光复了汉室，自己做了皇帝，是为汉光武帝。
他建立的这个汉朝，史称“东汉”。
因为这个王朝的首都在洛阳，位置上在老汉朝首都长安的东边，所以叫东汉。
汉光武帝做了十几年皇帝后，也开始铸五铢钱。
不管怎样，新汉朝也是汉朝，五铢钱不能废。光武帝是个少见的好皇帝，太平盛世好歹算是延续下来了。
历史上的开国皇帝一般都很英明，后代子孙就一代代地退化，这是规律。到东汉的末年，出了个混账汉灵帝。这小子运气好，因为当时皇帝死时没儿子，12岁的他，由旁支被挑选出来做了新皇帝。
他做皇帝前，父亲只是个“亭侯”，等于乡镇一级的爵位，就是个破落户。家里大概很穷，所以这小孩儿极其贪钱。
汉灵帝爱财如命，生财有道，竟然靠卖官爵来赚钱。古时权臣卖官的多的是，而皇帝亲自卖官的实在太少见。
这小皇帝赚来的钱，犹如泉水源源不断，他索性就在皇家花园里造了一个“万金堂”，专门用来装钱。后人有诗叹道：“天生一副商贾料，缘何派他秉政来？”
可惜了！中国的历史，老是这么阴差阳错。
他在执政的后期，铸造了一种很特别的五铢钱。钱背面的方孔四角上，各有一条线，与钱边的轮廓相连，好像光芒四射的样子。由此之故，这钱叫作“四出五铢”。
这种古怪的钱一投放到市场，民间莫不骇然——这是啥东西？于是就有传言：“钱有四道，京师将破坏。此钱出，散于四方乎？”（《太平御览》）京师将破坏，就是首都就要被糟蹋。散于四方，就是皇帝的钱财终归要流散四方。
这民谣，不吉利啊！
汉灵帝在“四出五铢”之后，又铸过一种有四道短斜线的钱，叫“四缺五铢”——光芒缩回去了。
我的天！这更不吉利了。
果然没几年，就有枭雄人物张角挑起义旗，造反了！
张角自创“太平道”，经营10年，徒众达10万人，遍布青、徐、幽、冀、荆、扬、兖、豫八州，分为“三十六方”，也就是36个分部，管理得井然有序。
他懂得利用人心，到处散布“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的谶语（迷信预言），又派人在各地衙门的门上，用白土涂写“甲子”字样，制造舆论。
到起义时，三十六方揭竿而起。义军以冀州为中心，人数多如飞蛾，所以当时也有人叫他们“蛾贼”。
黄巾起义被各地军阀镇压后，军阀们互相又发生混战，这才生出一部金戈铁马的《三国演义》来。
谶语终于应验了，有什么样的民谣，就有什么样的民心，自然也就有什么样的历史结局！
东汉渐渐也走到了末路，有更大的枭雄董卓冒了出来，带兵进京，扶立了傀儡皇帝汉献帝。
董卓是个没人性的家伙，他刚一得手，就挟持老百姓迁都长安（也想开辟新天地？），把洛阳一把火给烧了，造成200里内没人烟，彻底应验了那个谶语。
董卓控制了朝政，便也想铸钱。
铸钱的铜不够用，就把民间的铜货、铜钟等铜制品都毁掉作原料。长安原来收藏着秦始皇收集天下兵器铸造的12个铜人，董卓连这个也不放过，给毁了10来个。
董卓铸钱，不是为了造福人民，而是为了以钱捞钱。他废掉通行已久的五铢钱，改铸小钱流通。政治家要想搜刮民财，最好的办法就是铸造不足值的钱。董卓虽是武夫，可也很懂得这个。
他铸的董氏小钱，简陋到连文字都没有，钱边和钱孔都没有凸起的边，在原料上能省就省。
不用问，这样铸出来的小钱，质量极差，又小又薄，根本流通不开。
钱一不值钱，就是通货膨胀，当时谷价涨到几万钱、几十万钱一石。到市场去买两箩筐米，大概就得给人家两箩筐钱！
这就没法过日子了。古时老百姓好像比较聪明一点，买不起，我就不买；钱不行了，我就不用。从此以后，“钱货不行”，又回到神农氏时代，大众实行物物交换。
看《三国演义》，好像董卓的败亡，是因为他和义子吕布争夺美女貂蝉所致。这是家给历史加的调料，信不信由你。实际上，除政治上的失败以外，董卓把汉末经济破坏得一塌糊涂，大失人心，也是他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他挟天子以令天下，得意了才四年，就被亲信吕布所杀。消息传开，长安百姓歌舞于途，置酒肉互相庆贺。董卓陈尸街市，其家族被夷灭。
史书上记载，当时天气渐热，董卓身躯肥胖，尸体油脂流满一地。守尸的官员恶作剧，制作了一个巨大的灯芯，插到董卓肚脐眼里，用火点燃，竟然燃烧了一整天。
——叫你铸钱，铸吧！
钱，是那么好玩的吗？
三国的钱，要数魏国的最“仁义”
接下来的事情，咱们大伙都熟了，那就是三国。
三国，当然是有三种货币制度，哪一国的最好？有点超出咱们的想象——是“奸臣”的儿子曹丕建立的魏国最好。其他两国，都不怎么样。
什么叫好钱？什么叫好的货币制度？相信大家看到现在，也都明白个一二了，就是钱的成色足，形制统一，不要老变。当国者，不要看到老百姓手里钱多，就坐立不安——民富则安，老百姓对你的认同感也就强，你慌什么？
这一点，魏国做得最好。魏文帝曹丕下令，恢复汉五铢钱的使用——东西还是汉朝的好！
但是仅仅过了一年，就因谷价猛涨，客观上造成货币严重贬值，最后涨得五铢钱基本不能用了。曹丕没办法，只得下令废掉五铢钱，让老百姓以谷子和纺织品为货币。
这两样东西——谷与帛，在以往很长时间里，倒也一直是作为辅助货币、时断时续地被人们用着。但是如今以老百姓自产的东西作为货币本位，问题就出来了。
问天下，谁不贪财惜财？
像颜回这样的清教徒到底是极少数。所以，人们纷纷往稻谷里掺水，把纺织品织薄，这都是跟统治者学的，一有机会就制造不足值的货币。
法不责众，而且贪婪的欲望从来不会被法律吓住。魏文帝采取了严刑峻法，也制止不了民间的货币“缩水术”。
最后他只好召集群臣讨论，决定重铸五铢钱。此后，曹魏就一直使用五铢钱，老老实实，没有起过铸大钱、将五铢钱变相贬值的念头。
曹魏的老百姓有福了，安居乐业了不少年。诸葛亮就是再用心思，也啃不动魏国的铁打江山。
这就是统治者守规矩的好处。你规矩，老百姓也就规矩了，天下自然太平，没有什么人闹事，在对外战争中也能同仇敌忾。
西汉初年有个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叫作贾谊，曾经提出过一个“法钱”的概念。他说，钱也要符合规矩，轻重一样，质量要有保证。反之，就是“奸钱”。这是他给当时的统治者汉景帝上的一课。贾谊反对民间随意铸劣钱，可惜汉景帝没听。
这个概念，是曹丕接过来实行了，所以三国里他治下的疆域，货币状况最稳定。
不过，魏国的五铢钱，在形制上完全模仿汉五铢钱，只有极细微的差别。怎么辨别魏五铢钱？这问题，大概就连马未都先生也很头疼。
我们再来看看《三国演义》里最“仁义”的刘备。
刘备摔孩子——收买人心。但那收买的是赵子龙的心，对老百姓，他不大在乎。
他在攻取巴蜀的时候，军用不足，就开始打老百姓腰包的主意，铸造了“直百五铢”，一钱顶一百钱。
这一下就把军用凑足了。
后来刘备在巴蜀也称了帝，自号“汉”——这已经是第三茬“汉朝”了，后世称之为“蜀汉”。蜀汉的货币，除“直百五铢”继续流通外，还有其他的货币，也是一钱顶一百钱，名目有“太平百钱”“定平一百”等，都是大钱。看它们的名称就知道，铸钱的动机压根就不怀好意。
在刘备统治地区所铸的钱中，有一种钱很有历史意义，就是“犍为五铢”。
“犍为”两字，要念成“钱为”，是四川的一个地名。犍为当时是巴蜀的商业中心。当地所铸的钱背后有一个“为”字。这是我国方孔圆钱中最早铸有地名的钱币。
这种“犍为五铢”，也是一当百的“大钱”，而且逐渐减重，越铸越轻。
铸大钱，实际上就是将正在流通的那些货币贬值。
这里给大家解释一下：比方民间的资金总量有一万钱，我刘备铸一个大钱，规定能换你老百姓一百钱，那么我只要投一点资，铸一百个大钱，就等于也拥有了一万钱。可是社会财富并没有因此而增加一万钱。
放心，我忙乎这一通，不可能是跟你们搞了一场“零和博弈”。等到我铸造的大钱全部进入流通时（兑换五铢钱或者购物），你老百姓手中的那一万钱，就等于贬值了一半。
而贬掉的价值，是不会蒸发的。到哪儿去了？到我刘玄德的腰包里来了。
这是多好的幻术！财富真就能无中生有。
刘备的“直百五铢”一开始铸得还挺大，一枚有8克以上，后来因为要节省，越铸越小，到最后竟然只有0.5克，连一铢的分量都不够了。
可是他在铸钱时，还是感到原料严重不足——小国寡民嘛，资源有限。于是下令把民间的铜床架子也都毁了，统统拿来铸钱。
咱们砸锅卖铁，也要跟姓曹的斗！
为了汉朝的复兴大业，老百姓们，你们也就出点血吧。
说完了其实并不仁义的刘备，咱们再来看东吴。
东吴就更厉害了，孙权铸的钱，叫“大泉五百”，一钱顶五百钱！当时铸钱也是铜不够用，孙权就命令民间献铜，酌量付给报酬。
后来越搞越厉害，又出了“大泉当千”“大泉二千”和“大泉五千”，老百姓满手都是大钱，找零都没法找。再说，好好的五铢钱，就换成这些“冤大头”回来，谁干？
东吴的百姓尤其是商人反应激烈，坚决抵制，就是不用你这个“大泉”。
孙权还算明智，见此情况，下诏不再铸大钱。已流入民间的大钱缴还官府，官府按比值兑换五铢钱，以此来减缓官民对立情绪。但政府有时候也会装聋作哑，实际上有很多大钱并没有被收回。
蜀、吴的领袖在铸大钱的时候，总要有个堂皇理由，不然就很显得自己太无赖了。铸大钱的理由当然有，就是小钱不值钱以后，用起来太不方便了。
经过黄巾、董卓之乱，处处经济凋敝，五铢钱随之狂贬，百姓去买一点东西，要背上一麻袋钱。
当然了，蜀、吴铸大钱的初衷，除想搜刮点民财外，可能也真的有想方便流通的一面。但是只要铸一次大钱，老百姓就要被剥一层皮，这是铁定的。
那时候的“扑满”，可能都没人用了。你存进去一百钱，放上一百天，钱没变，市场的东西也没变，可是等你取出钱来想买东西时，一百钱就只能顶一个钱用了。
越穷，就越买不起；越买不起，过一段时间就更穷。恶性循环，生生不已。
——这就是很多人认为“傻瓜才存钱”的原因。
人们宁肯把钱拿去干更傻的事，也不愿意存钱！
获得诺贝尔奖的美国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有个论断说得好：“人类应该汲取的真正教训是：政府让他们失望。货币体系的管理不当，才是引发大萧条的元凶。”
得过诺奖的，说话就是具有相当的价值。汉末的情况岂止是政府“管理不当”，而是政府在玩货币幻术，公然抢百姓的钱！
汉末以后，五铢钱可谓命运多舛，名义上还存在，其实质量大大下降，政府只是利用它以往的好名声而已。三国归晋以后，在很多时候，形形色色的“五铢钱”因为贬值，甚至没办法流通。
看出规律来没有？中央财政一危机，执政者就搞货币贬值，争铸“恶钱”，实不抵值。投入流通后，中央财政凭空增加，百姓存款无形减少，因此人民极其厌恶“恶钱”。
老百姓为了应对货币贬值，就大量使用价值比较稳定的绢，来充作代金券。绢是论匹计算的，不用剪裁。无论官府还是民间，买卖、计价、赏赐、借贷，甚至行贿受贿，大家都用绢。这好歹解决了问题，但唯一的遗憾是行贿时比较麻烦，不好藏着掖着。
看吧，历史并不都是时时刻刻在前进，有时候它会大踏步倒退。到了汉朝，又退回到神农氏时代了。封建统治者作的孽，不小啊！
《三国志》里有记载：那时候买卖人口，一个人值16匹绢；但是名贵的宠物狗，一只就值好几千匹绢。
人比狗贱，从来就不是好世道的表征，不论是在啥时候！
曹操真的很关怀贫困儿童
寂寞东汉在三大枭雄的瓜分下，演出了一场盛大的末世狂欢，终于寿终正寝，留下了一个缭绕千年的“汉”字。
这个王朝，不比西汉那样威震欧亚，但在金融信贷方面，还是有建树的。这一点，并未被历史所湮没。
说起来，东汉对贫民的赈济政策相当优惠，就这点说，它是个好王朝。
汉章帝时代，朝廷曾下令，让各个郡国招募无地农民，集中到土地肥沃的公田去耕种，官府不仅把这些公田无偿赐给他们，还贷给他们种子、口粮和农具。在税收方面，免田税五年，免人头税三年。
你们就放心种地吧——农民若不能安心种地，说出花儿来也不能算是盛世。
后面还有几位皇帝，也曾赈济过鳏寡孤独的贫民和逃荒的流民，贷给了种子和粮食。
最后，帮助皇帝做好事的，还有曹操——曹丞相。
传统戏剧舞台上的白脸奸臣曹操，在现实中也不见得是“宁我负天下人，勿使天下人负我”的狠毒角色。他在汉献帝时代，曾下令，凡是12岁以下因家贫不能养活的苦孩子，一律“随口给贷”，有一个救济一个。
这可不是蜻蜓点水式的作秀，而是按户排查，实打实地扶贫。
放贷是东汉朝廷的慈善行为，这毫无疑义。至于当时的地方政府是否可以放贷，史无明载，只是记载了有的王侯或地方官曾因贷款给贫民而遭到处罚。
这是怎么回事？究竟是根本就不准地方官放贷呢，还是因为他们收了人家的利息而被罚？专家们也搞不清了。
不过，那时候的皇帝虽然心肠软，富商们却没有那么慈悲——钱，我有很多，都放在家里。可是它们搁着不能下蛋呀，要实现利益最大化，就只有放高利贷。
东汉的高利贷，比西汉更甚。
有一位议事郎桓谭，曾上书皇帝说：“如今富商大贾多放债，中产阶级子弟（中家子弟）为他们效劳，奔走犹如臣仆，从中分成，个个都像王侯一样富。”（《后汉书》）这与西汉不同，西汉是王侯贵族帮富商牵线放债、讨债，东汉是中等之家的子弟充当了这个角色。
想想吧，为富商跑腿的，都能富比王侯，那大商人得有多富？一般人就难以想象。
东汉还有一个现象比较特殊，就是出现了“官负民债”。事情起源于朝廷向羌族开战，一打就是好多年，军费开支上百亿计。
这场战争，从开国后第六年就打，断断续续打到末代的汉灵帝。一共是155年。
羌族是古代西北地区的一个民族，分布在湟水流域及甘南、川西和青藏高原，以游牧为主，也从事农业。西汉初，羌族臣服于匈奴，与汉为敌，汉武帝派名将霍去病去讨伐，把他们基本降服了。
后来王莽篡政，用了万能的贿赂手段，彻底摆平了羌族各部首领。羌族的头儿不知为什么，独服王莽，王莽一死，就开始反叛。此后，他们据守西海（今青海湖）一带抗拒汉朝，西北从此不得安宁。
史书上，关于西北战场“杀八千”“斩四千”“官军死二千”之类的记载比比皆是。
战争就是烧钱，太平盛世也禁不起这么长年累月地烧，朝廷的内囊渐渐空了，就向王侯、官僚借钱。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国债”。
借钱来打仗，也是死要面子的事。
而且借钱就像吸鸦片，尝到甜头就上瘾，当时国家举债达“数百万万钱”。皇帝想出的借钱名堂也多，一会儿向王侯借“国租”一年，一会儿向全国富户每家借一千钱，一会儿又向公卿以下所有官员借俸禄（停发工资）。
所谓“大河有水小河满”，那是自然现象。放在社会现象上，就正好是拧着的，实际上是——“大河水满，是因为小河被抽干”。
后来的几个皇帝大概是这么想的：反正王侯官僚搜刮有道，你们搂来的钱，也借给国家花花吧。
官府伸手借钱，也启发了王侯贵族，他们便也向平民借钱。在东汉第二个皇帝汉明帝时期，法令很严，贵族没有敢向民间借债的。后来法律松弛，王侯贵戚动不动就负债千万，借了就不还，成了谁也碰不得的“超级老赖”。
债主来要钱，他们还派出狗腿子殴击，甚至有把人打死的。
汉家天下，一代不如一代啦！
就这样，一场“百年战争”打完，基本上也就把东汉给拖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