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胡人大概是第一批走出兴安岭的人，老哈河流域成了他们的乐土。在这里，他们被自己的真诚击败，被燕国“好朋友”痛击。他们并没有退回大山，也没有反击。不是因为对付不了燕北长城，而是他们发现了一片更加诱人的地方—蒙古草原。在那里，有更伟大的对手在等着他们，那就是—匈奴。
关于鲜卑人的起源，历史学家有着不同的解释，基本可以达成共识的是，鲜卑人源于另一个古老的民族——东胡。但有的历史学家认为，鲜卑人是东胡族的主流，而另一些历史学家则认为鲜卑人是东胡族的支脉，对于分合非常随意的草原民族来说，这恐怕是永远也说不清楚的话题。只是在东胡受到匈奴人的打击衰落下去以后，鲜卑族才作为一个独立民族发展起来。
在蒙古草原的东部边缘地带，春秋时期散布着林胡、令支、山戎、屠何等部族，与匈奴人一样，他们也都是马背上的民族，以游牧为生。中原地区最北部的诸侯国燕国，自春秋时起，就成为他们劫掠的对象，以至春秋五霸之首的齐桓公不得不出兵帮助燕国对付这些来自北方的敌人。由于这些抢夺者以骑兵为主，来去如风，中原诸华夏国称他们为“骑寇”。
虽然中原的史书都盛赞齐桓公的胜利，但从“老马识途”的故事中我们可以猜想到，中原农耕民族的部队在进入北方草原与沙漠地区作战时，面对异常陌生的自然环境，其付出的代价必然是高昂的。
齐国再也没有组织进入草原的远征，但面对来自齐国的威胁，草原民族也在寻求新的对策。那次战争以后，这些原本各自为战的部族团结起来，结成一个更大规模的族群。与此同时，在他们居住地的西方，内蒙古草原的阴山一带，匈奴族也正在兴起，许多弱小的草原民族纷纷加入匈奴人的队伍中，在匈奴人的旗帜下进行着统一草原的战争，并向中原北部的秦、赵、燕等国发动进攻。中原人本称匈奴人为“胡”，遂将这个位于匈奴人东方的新兴起的强大族群称为“东胡”。
东胡活动的地域主要是在今天的辽宁省西部至内蒙古自治区中部，从西拉木伦河、老哈河流域到燕山南北。向东，其势力可能曾经达到渤海湾沿岸，向西，以今内蒙古的达赉诺尔湖与匈奴人为界。达赉诺尔古称“大泽”，按《山海经》的记载，中原人是将大泽以东的族群统称为东胡的，至于他们是否真的是一个民族就很难说了。
自春秋时期开始，贯穿夏、商、西周三代的中国历史、持续时间最长的温暖湿润气候期结束了，中国北方特别是蒙古草原的边缘地带变得越来越寒冷而干旱，西拉木伦河、老哈河流域曾经繁盛的农耕经济逐渐萎缩，村庄被废弃，成为东胡人驻牧的地方。燕国的东北疆域开始受到来自东胡的威胁。
从当地发现的燕国青铜器来看，作为西周封国，燕国的势力早已进入辽宁西部的喀左、建平一带。建平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表明，这一带早在五千年以前就已经步入文明时代。在商末周初，这里存在着比较发达的农耕经济，某些地区发现的古村落遗址的密度甚至超过了今天的村落密度。与中原地区相同的、以农耕为主要经济类型和相近的文化，是吸引燕国向东北开拓的最主要原因。其实大自然的细微变动正在破坏燕国开拓东北的基础，只不过燕人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燕人虽然不理解自然环境变迁对人类社会的意义，但是他们却深深地体会到来自东胡的军事压力，自然环境变迁导致的农耕经济与游牧经济的此消彼长，增强着东胡的实力。
在“战国七雄”中，燕国是实力较弱的一方。其所处的地理位置又较偏，南向发展首先遇到来自强大齐国的阻挡。在姬哙为燕王时曾经把王位禅让给重臣子之，太子姬平与子之争夺王位，燕国大乱，齐国乘机伐燕，使燕国受到沉重的打击。在赵国的扶持下，燕公子职得以即位，这就是燕昭王。
燕昭王即位以后，面对残破的燕国，不得不将恢复国力作为第一要务，此时的燕国最需要的是和平的外部环境，已经被内忧外患折磨得千疮百孔的燕国再也承受不起战争了。面对不断侵扰燕国北部边界的东胡人，燕昭王采取了妥协政策。燕国与东胡讲和、结盟，并派出大将秦开去东胡做人质。
关于秦开的身世与经历史书中记载不详，只是称他为燕国的大将，陪伴荆轲去行刺秦始皇的秦舞阳就是他的孙子，由此猜测，秦氏可能是燕国的将门，并有可能是一个武术世家。派出这样一位将军去东胡做人质，燕昭王的目的是非常明显的，他要派一位将军去了解东胡人的军事情况，这位将军还要精通武艺，以便在危难时脱身。显然，燕昭王在与东胡讲和结盟的时候，就在盘算着如何击破东胡。
豪爽质朴的东胡人没有识破燕昭王的阴谋，他们真心地相信：与燕国之间已经是盟友关系了，他们将一起对付共同的敌人，彼此间不会再发生战争。
秦开在东胡受到了热情款待，成为东胡人的朋友，他逐渐了解了东胡人的一切，也包括东胡人在军事方面的弱点。在与东胡人把酒言欢的同时，秦开的心中开始逐渐形成打败东胡人的作战方案。大约在公元前290年，秦开逃回燕国，并被燕昭王任命为主帅，率部队向东胡人发起进攻。措手不及的东胡人被这位朝夕相处的“老朋友”打败，不得不远远地向北方退去。
草原民族经常受到类似的欺骗，可是当他们报复的时候，所有史书记载就都开始诅咒他们的残忍。
史书记载称，东胡人在战败之后，向北退却了千余里。从距离上看，东胡人是离开了他们生活数百年的西拉木伦河、老哈河流域，退向蒙古草原边缘的大兴安岭南麓。他们在向大山寻求保护。燕军也没有再向北追击，面对完全陌生的环境，他们不得不停下脚步。燕国与东胡开始了另一种对峙。
北向发展并不是燕国的目的。作为战国七雄之一，燕国与其他六国一样，也在积极谋求逐鹿中原、统一中国。打败北方的劲敌，廓清北疆，不过是为其南下争霸所做的准备工作。可是，东胡虽然战败北迁，燕国却未能实现使其灭亡的目的，在燕国的北疆，劲敌仍旧存在，随时可能东山再起。为避免首尾受敌、两线作战，燕国在北方修建长城，建立起牢固的军事防线，历史学家与考古学家将这段长城称为“燕北长城”。
燕北长城沿燕国在北方新设的上谷、渔阳等五郡的北部边缘修建，西起上谷郡的造阳（今河北独石口以北、滦河上游闪电河一带），向东进入今内蒙古，经多伦旗南，进入河北省丰宁县之北，东经围场，在群山中穿过内蒙古喀喇沁旗东行，越过内蒙古赤峰南境的美丽河，到达辽宁省建平县北境，再经内蒙古敖汉旗中部到达宝国吐乡，向东进入辽宁省北票市境内，越过牛河，进入辽宁阜新，一直延伸到鸡冠山。这段燕北长城的遗址目前尚断断续续地保存下来三百多公里。由阜新向东北，燕北长城经辽宁省的彰武、法库进入吉林省的梨树县境内，然后折向东南，经辽宁宽甸，越鸭绿江进入朝鲜半岛。燕北长城不仅包括蜿蜒不绝的石筑或土筑城墙，还包括一系列规模较大的卫城、规模稍小的障城，以及直径在10米至40米不等的烽火台。在内蒙古敖汉旗，考古工作者曾发现一处残高2.5米的烽火台。城墙、卫城、障城与烽火台，构成针对东胡骑兵的立体防御体系，固守着长城以内的地域。
只有视土地为生命线的农耕民族才会有如此重视守土的军事设施。
燕北长城的实际效用如何已不得而知，但此后中原史书的记载中绝少提到东胡的名字，一直到其与匈奴人之间的那一场灾难性的战争。燕国与东胡隔着一道长城对峙着，但是，燕国没有再受到来自东胡的大规模进攻的真正原因似乎并不在于长城。
对于游牧民族来说，他们需要不断地为其牲畜寻找草场，水草丰美的地方就是他们的家园。他们永远也不会将自己与畜群限制在围墙之内。道理很简单，不论多么美丽的地方，当他们的畜群吃光了草原的时候，他们也不得不弃之而去。游牧人永远也不能理解用围墙圈起一片土地供自家耕种的生活方式，虽然与农耕民族相同，游牧民族也依赖土地谋生，但两者对土地与资源的理解却截然不同。游牧民族蔑视修筑长城的防御方式，如果他们愿意，在长达数千里的防线上，他们总可以找到一个防守薄弱的突破口进入长城，施展骑兵的优势，任意劫掠，如同进入羊圈的狼。
当东胡受到秦开的攻击向北方退却后，水草丰美的西拉木伦河、老哈河流域确实是他们十分怀念的地方，但东胡人没有再次发动对燕国的大规模进攻以夺回西拉木伦河与老哈河流域，不是因为他们对付不了燕北长城，而是他们发现了一片比西拉木伦河和老哈河流域更加诱人的地方，这就是蒙古草原。
自大兴安岭西行，是一望无际的大草原，游牧人的车队可以毫无阻碍地前行，一直进入欧洲的俄罗斯草原。事实上，这也正是匈奴人后来的西迁之路。这片地球上面积最大的草原，对所有的游牧民族都充满了诱惑，在13世纪蒙古族最终成为这片大草原的主人以前，这里曾经是无数个游牧民族栖息的地方。充满变化与挑战的大草原最能激发游牧民族的创造力，他们一个接一个地在这方沃土上建立起自己的草原帝国。
受到燕国的打击后，北迁的东胡人意外地发现，阴山以北的蒙古草原是比西拉木伦河、老哈河流域更适宜他们的游牧生活的地方，于是，东胡人不再与燕国进行无谓的军事斗争，转而西向发展。
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后，东胡人占据了蒙古草原的东部，成为草原上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模仿中原华夏族的统治模式，东胡人也在构建自己的国家——史书记载中出现了“东胡王”。东胡人的国家包括哪些机构，其地方统治方式如何？我们今天都已经无从得知。东胡人没有文字，没有留下关于本族历史的任何记载，由于中原各国都将注意力放在统一中国的战争上，没有人关注遥远的蒙古草原上的事情，所以中原史书中也没有留下关于东胡人国家的记载，而这一切又都是无法用考古资料来证明的。但可以肯定的是，东胡是第一个试图构建草原帝国的游牧民族，第一个成功地建立草原帝国的民族——匈奴的崛起远在其之后。
东胡人西向发展，不再进攻燕国，燕国却也无力北拓，两者隔长城对峙，呈现出一种互不接触的和平状态。
就在东胡人开始称雄蒙古草原的时候，秦国崛起于中国的西部，一次又一次打败山东六国，并吞六国的趋势已经越来越明显。燕国也受到来自西方秦国的攻击，自顾不暇，因此无力北拓。
燕国无法在战场上抵挡秦军的进攻，为了挽救灭亡的命运，燕太子丹于公元前227年派荆轲赴秦国行刺秦始皇，同行的还有打败东胡的燕国名将秦开的孙子秦舞阳。在觐见始皇时，秦舞阳面露怯色，引起秦人的怀疑，他们只允许荆轲独自一人上殿。图穷匕见，荆轲追杀始皇，但因无人相助，行刺未能成功。荆轲与秦舞阳双双被杀。被激怒的秦始皇立即将燕国作为主要攻打的对象。燕国无力抵挡蜂拥而来的秦军，燕王僖与太子丹率领部分燕国的精兵撤退到辽东郡（今辽宁省东部地区）。为躲避秦人的追杀，太子丹隐藏于衍水河畔，后人为了纪念他，将衍水称为太子河。这就是今天辽宁省东部、辽河支流的太子河。
秦国东进占领了上谷、渔阳及右北平等郡，东胡人的故乡西拉木伦河与老哈河流域，便落入秦军的控制之中。
但气候变化对这一地区的影响也更为显著地表现出来——作为农耕经济与游牧经济的过渡地带，这里的自然条件已经越来越难以支持农耕经济的发展了。虽然燕、秦直至西汉，中原王朝一直依靠武力占据着西拉木伦河与老哈河流域，但这里的农耕经济却未得到发展，而是在逐渐衰退，这一地区的游牧化已经是不可逆转的了。至公元1世纪，东胡人的后裔鲜卑人与乌桓人重新回到这里，不仅仅是政治、军事斗争的结果，也是自然之手对人类历史发展进程暗中干预的结果。
离开西拉木伦河与老哈河流域的东胡人再也没有回到这片他们世代栖息了数百年的故土。面对中原的一系列变故，东胡人没有出兵参战，也没有试图夺回家园，他们紧张地注视着一个正兴起于蒙古草原中部的民族：匈奴。
公元前3世纪，在这个东亚大地悸动的时代里，秦始皇于公元前221年结束了诸侯割据混战的局面，统一了中国。与此同时，北方蒙古草原上，匈奴族的英雄冒顿单于也在进行着统一草原的努力。
匈奴，这个发源于阴山的游牧民族，从很早以前就开始南向牧马进入河套地区，并依靠这里优越的自然条件迅速发展，成为中原各诸侯国的劲敌。为了防御匈奴人的进袭，中原北部地区的秦、赵、燕三国都纷纷修筑长城。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增筑长城，使原来三国修筑的长城首尾相接，形成闻名世界的万里长城。
由于相信“亡秦者胡”的谶言，秦始皇派名将蒙恬北伐匈奴，企图在自己有生之年消灭秦朝未来可能遇到的敌手。蒙恬虽然获得了一定胜利，从匈奴手中夺回了河套地区，但却远未能灭亡匈奴。匈奴人北迁蒙古草原，但其实力仍在。冒顿单于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走上了历史舞台。
冒顿单于是匈奴头曼单于的长子，很早就被确定为单于的继承人。后来头曼单于产生废长立幼之心，便将冒顿送往与匈奴处于敌对状态的月氏部落做人质，而后却发兵攻打月氏，希望借月氏人之手杀掉冒顿。冒顿识破了父亲的用心，夺得一匹良马，从月氏部落拼死逃回。无可奈何的头曼单于为安慰冒顿，调派一万名骑兵归他指挥。冒顿暗中为自己打造了一支鸣镝（响箭），命令手下的士兵，鸣镝射向哪里，所有人就必须立即向同一目标射箭，凡是没有追随鸣镝发射的士兵都要被处死。后来，当冒顿用鸣镝射杀头曼单于的宝马时，所有士兵也都跟着一起射击，宝马立即被射成了刺猬。冒顿知道自己的计划可以实现了，他最终将鸣镝射向了父亲的爱妾——那个想害死自己的女人，然后又将鸣镝射向了他的父亲。结果是不言而喻的，冒顿用这种方式杀死了父亲与继母，成为匈奴人新的单于。
在被蒙恬率领的秦兵逼退到蒙古草原以后，匈奴人无时无刻不在怀念着自然条件更为优越的河套地区，在匈奴权贵看来，头曼单于的软弱是造成失败的重要原因，现在需要一位铁腕单于率领他们纵横草原，打败秦军。冒顿以这种方式杀死自己的父亲后，匈奴的权贵觉得他正是期望中的人物，于是拥立冒顿为新单于。
东胡人也一直在关注着匈奴的这一切变化，匈奴的北撤不能不引起他们的警觉，草原毕竟是有限的，不夺取邻人的疆域，发展是不可能的。东胡人既然希望西向发展，占据原来属于匈奴人的牧地，自然要警惕北撤的匈奴人在草原上发展，将进攻的矛头指向自己。当得知冒顿杀父自立的消息后，东胡人更是惊疑不定，他们猜不出，这位新单于会以何种方式对待相邻的其他游牧民族。
头曼单于的行动计划是足以令东胡人感到放心的，因为他将进攻的矛头指向了西方的月氏，当匈奴人与月氏人处于战争状态时，他们是不可能再向东方的东胡人发动进攻的。但很快，月氏人被匈奴人打败，开始向伊犁河流域西迁，渐渐地离开了蒙古草原的中心，开始了面向中亚的发展，不再关心草原上的事务。以至于若干年以后，当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要求与月氏人联合进攻他们的宿敌匈奴人时，他们也婉言谢绝了。
月氏人西迁以后，有实力称霸蒙古草原的民族只有匈奴和东胡。冒顿单于面对的最大对手就是东胡。东胡人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于是他们对这位新即位的单于发出了试探。东胡王遣使匈奴，向冒顿单于求头曼单于留下的一匹千里马。
冒顿单于召集大臣们商议如何应对东胡王的请求。匈奴的权贵都觉得不应该答应，因为这匹千里马是闻名蒙古草原的宝马，游牧的人们有哪一个不喜爱宝马呢？又有哪一个肯把自己的宝马轻易送人呢？要知道，在草原上，宝马可是身份与地位的象征。冒顿单于不高兴地说：“为了交好邻国，我们怎么能爱惜一匹马呢！”他很爽快地答应了东胡王的请求，将宝马交给东胡的使者带回。所有的匈奴权贵都为之目瞪口呆，很多人都猜测冒顿单于可能是比他父亲头曼单于还要软弱的人，大家开始为匈奴的前途与命运担忧。
东胡王同样也觉得冒顿单于是一个软弱可欺的人，为了进一步证实自己的判断，他再次派出使者，这次是请求冒顿单于将爱妾送给自己。听到这个消息后，所有匈奴的权贵人物都感到气愤，这简直是对匈奴人的侮辱，他们纷纷要求与东胡作战。可是冒顿单于却说：“我们怎么能为了一个女人而与邻国失和呢？”他将自己最喜爱的阏氏送给了东胡王。匈奴的权贵几乎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东胡王也觉得十分意外，但也非常惊喜，他肯定匈奴新单于是非常怯懦的人，这正是东胡称雄草原的良机。东胡王开始了对匈奴牧地的蚕食。
他再次遣使匈奴，对冒顿单于说：“我们的牧地之间有瓯脱之地千余里，这本来不属于任何一方，只是用来划定我们驻牧地分界线的空地。反正匈奴人也不到这里来放牧，就把这片土地给我们东胡人吧。”冒顿单于召集大臣们讨论是否应该答应东胡王的请求，鉴于前两次冒顿的态度，有的大臣说：“反正我们也不去那里驻牧，就给东胡人吧，无所谓的事情。”想不到这一次冒顿单于却勃然大怒，呵斥道：“土地是国家的根本，怎么能随便给人呢！”接着他下令处死了所有主张让地的大臣，命令匈奴国内凡是可以上马作战的人立即集合，全力向东胡发动袭击。
从来没有人怀疑过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下来的关于冒顿单于发兵东胡的这则传说的真实性，但是，冒顿单于对土地的重视，却完全不像是一位游牧民族的领袖，而更像一位中原农耕国家的君主。在后世，我们也很难发现哪位游牧民族的领袖以保卫土地作为对外战争的号召，这种口号对于游牧民来说，远不如劫掠更具有鼓动力。我们有理由怀疑，上述传说经过了中原史家的处理与润色，被打上了农耕文化的印记。但不管怎么说，匈奴人与东胡人之间肯定爆发了一次大规模的战争。战争的起因不难推测，像秦始皇统一中原地区一样，冒顿单于也要统一蒙古草原，征服东胡人是其统一草原战争的组成部分，只不过冒顿单于需要制造出一个进攻东胡人的冠冕堂皇的借口罢了。
没有任何准备的东胡人被冒顿单于一举击溃，分部向东方退却。大兴安岭再次成为他们抵挡外敌的屏障。
一部分东胡人撤退到大兴安岭里的鲜卑山，另一部分东胡人退到大兴安岭里的乌桓山，周边的民族按他们居住地的山名，将前者称为鲜卑人，将后者称为乌桓人，渐渐地，他们也就称自己为鲜卑人和乌桓人了。
在鲜卑山的周围，一个后来对中国历史发生重大影响的民族——鲜卑族在慢慢地形成，但在两千多年后的今天，历史学家们却说不清楚，如此重要的鲜卑山究竟在什么位置。马长寿先生认为鲜卑山应当在洮儿河以南，或者我们可以笼统地认为，是在大兴安岭南麓；张博泉先生却认为，鲜卑山可能在外兴安岭。两位名学者的观点南北相差近千里。在米文平发现大兴安岭嘎仙洞的刻石之后，更多的学者倾向于认为：位于大兴安岭北麓嘎仙洞所在的山地就是鲜卑山。
鲜卑人自公元前3世纪末被匈奴人击溃，退到鲜卑山，至公元1世纪自鲜卑山南迁进入蒙古草原，以及西拉木伦河与老哈河流域的故地，二百多年中，他们一直默默地生活在鲜卑山一带，休养生息，在中原的史书中找不到关于他们的任何记载。由当时的形势推测，估计鲜卑人是隶属于匈奴帝国的，是匈奴人统治下的民族。作为被匈奴人征服的民族，他们要向匈奴帝国提供贡赋与劳役，但是，匈奴人并不干涉他们的内部事务，鲜卑人仍旧处于自己首领的管理之下。从蒙古草原撤回大兴安岭，使鲜卑人的游牧经济受到一定的冲击，在苍茫林海中，他们重操远祖的渔猎旧业，捕鱼、打猎、采集野果成为他们主要的谋生手段，无论是畜牧业还是粗放的原始农业都退居次要地位。经济类型的变化无疑限制了鲜卑族人口的增长，这也是鲜卑人在二百年中发展比较缓慢的原因之一。大兴安岭中沉寂的生活逐渐抹去了鲜卑人对东胡先世、对西拉木伦河与老哈河流域，以及对草原、游牧、农耕的记忆。从渔猎经济中，从大兴安岭的山地文明中，他们缓慢地发展出自己的文化，包括自己的语言。
有人认为，“鲜卑”“西伯”“锡伯”都是对同一少数民族语词的不同汉字译写，今天的锡伯族，就是鲜卑人的后裔，所谓“西伯利亚”，就是鲜卑人的地方。但口耳相传的历史千载之后究竟是否可靠，谁也不敢轻下断语。
在鲜卑人撤入大兴安岭的群山之后，匈奴人在冒顿单于的领导下迎来了他们最辉煌的时代，匈奴帝国控制了东起大兴安岭、西达中亚、北及贝加尔湖、南与西汉帝国接壤的大片领土，他们也乘中原秦汉改朝换代之际，重新夺回了河套地区。西汉王朝的建立者刘邦曾挥师北上，欲与匈奴人一决雌雄，却被冒顿单于的骑兵围困在白登山，最终依靠谋士的诡计才得以脱身。西汉王朝无力抵挡匈奴人的进攻，不得不卑辞厚币以求“和亲”。直到汉武帝即位以后，依靠文帝、景帝积累起来的国库中的巨额财富，才再次在战场上与匈奴人一决高低。西汉帝国与匈奴帝国间的这次战争持续了几十年。为从侧翼对匈奴帝国构成包抄，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去联络匈奴人的宿敌大月氏，并将西域各国置于自己的统治之下，向东则进入辽东、吉林一带。可以说，两大帝国的对决牵动了整个东亚世界。在经历几十年的较量之后，战争以匈奴帝国的失败而告终，但西汉王朝也由盛转衰。
在西汉帝国与匈奴帝国的战争中，由东胡余部发展形成的乌桓人显然比较活跃，他们乘机摆脱匈奴人的控制，南迁居住于汉王朝的沿边塞外，依赖于汉王朝的保护，逃避匈奴人的追击，同时也配合汉王朝进攻匈奴帝国。有一次，他们甚至出兵掘了匈奴单于的坟墓。但在这草原上闹得天翻地覆的时代里，鲜卑人却一直默默无闻，似乎并未借机向匈奴人复仇，似乎他们跟周边的其他民族没有任何接触。这一时期的鲜卑人给我们留下的印象是孤寂的、保守的、不思进取的。很难想象，这样一个民族后来会成为蒙古草原的主人，并建立北朝，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治黄河流域的北方民族。
西汉王朝对匈奴的打击使匈奴帝国实力大减，其对鲜卑人的控制力因此受到削弱，乌桓人的南迁也为生活在乌桓人北方的鲜卑人提供了进一步发展的空间，于是，鲜卑族步乌桓的后尘，走上了南下的道路。只不过鲜卑各部没有一个统一的领袖，南迁是分散地、和平地进行的，因而没有引起过多的关注。
走出鲜卑山，对鲜卑人最大的影响在于，受山区制约的游牧业迅速发展起来，鲜卑人不再以渔猎为主要的谋生手段。远距离的放牧与迁徙，增强了鲜卑人的机动性，无疑也提高了其军事实力，更重要的是，鲜卑人摆脱了渔猎经济对其人口增殖的束缚，人口迅速膨胀，在冷兵器时代，人口的增长无疑意味着军事实力的增强。
虽然可以肯定，在南下占据乌桓故地以后，鲜卑人的实力明显增强，但是在史书中我们找不到他们与其他民族发生战争的记载，看来，鲜卑人很好地处理了与周边民族的关系，在和平中一点一滴地积聚着力量，直到他们取代匈奴人成为蒙古草原的主人。
公元1世纪，在与东汉王朝的战争中失利的匈奴人踏上了西迁之路，鲜卑各部开始乘机进入蒙古草原，没有西迁的匈奴人还有十多万家，可能超过五十万人，他们都加入鲜卑人的队伍中，把自己称为鲜卑人，从此与鲜卑人一起行动，这使得鲜卑人的实力陡增。但是这部分匈奴人并不是最早加入鲜卑人的异族，可以说，自鲜卑人离开鲜卑山南迁之后，他们就在不断地与其他游牧民族进行着复杂的民族融合。在此过程中，甚至有一些白种人的部族也加入鲜卑人的行列之中，自称是鲜卑人，与来自鲜卑山的鲜卑人通婚，使得鲜卑人开始具有某些白种人的相貌特征。
关于鲜卑人的人种问题，学术界比较一致的看法是，鲜卑人属于蒙古人种。在北方民族的族系划分中，鲜卑人与蒙古人同属于东胡族系，他们不仅属于同一人种，而且语言、文化方面也非常接近。可是，我们在史籍中却发现一些另类的记载。
唐代诗人张籍的《永嘉行》开篇即是：
黄头鲜卑入洛阳，胡儿执戟升明堂。 晋家天子作降虏，公卿奔走如牛羊。
这首诗咏的是西晋灭亡的史事，这正是鲜卑族走向强盛的时代。诗中称鲜卑为“黄头”，也就是黄头发，显然，在唐代诗人的心目中，金发是鲜卑人的相貌特征之一。
无独有偶，唐代著名画家、最擅长画马的韩干，在一幅画作中描绘了鲜卑人的形象。这幅画虽然在宋代以后就已经失传了，但宋代大诗人苏东坡在观赏这幅画时所作的一首诗《书韩干二马》，却保存在苏东坡的文集中：
赤髯碧眼老鲜卑，回策如萦独善骑。 赭白紫骝俱绝世，马中岳湛有妍姿。
显然，在韩干的名画中，鲜卑人的形象是“赤髯碧眼”，也就是说，画家心目中的鲜卑人相貌特征是金发碧眼。
从这些文学和艺术作品中我们可以发现，唐代社会普遍将黄须碧眼看成是鲜卑人的相貌特征。隋唐两代是继鲜卑人建立的北朝之后崛起的王朝，在唐代，黄河流域的鲜卑人还没有完全融入汉族之中，还在一定程度上保存着本民族的风俗文化，可以说，鲜卑人是唐人非常熟悉的一个少数民族。中原汉族对鲜卑人非常了解，对于其相貌特征及风俗文化，唐人是不会搞错的。唐朝人认为鲜卑人的相貌特征是金发碧眼，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思考。
如果将注意力移到唐朝以前，我们还可以发现一些鲜卑人具有白种人相貌特征的蛛丝马迹。
《世说新语》中记载，王敦骂晋明帝是“黄须鲜卑奴”“黄头鲜卑奴”，书中还解释说，这是因为晋明帝的相貌特征是“黄须”，也就是金色的胡须。一般而言，人的胡子与头发颜色是相同的，可见，晋明帝应该是一个金发男子。对晋明帝这种奇怪的相貌，史书中也做出了解释，说：“帝所生母荀氏，燕国人，故貌类焉。”“五胡十六国”时期所有的燕国，都是鲜卑人建立的，所谓“燕国人”，就是鲜卑人的另一种表达而已。晋明帝因为生母荀氏是鲜卑人，因而具有了金发的相貌特征。《晋书》的记载说得更为直接：“帝状类外氏，须黄”，明确指出晋明帝黄胡子的长相与其外祖父家相同，也就是与鲜卑人相同。由此推测，在南北朝时期，中原汉人已经将金发碧眼视为鲜卑人的相貌特征。我们似乎可以肯定，鲜卑人属于白种人。
但是，问题远不是如此简单。鲜卑人源自东胡，对此史书记载言之凿凿，可是没有任何记载可以证明东胡人属于白种人。当代考古学家对此问题的研究得出的结论正相反，可以肯定，东胡人是黄种人。学术界一般认为，夏家店上层文化属于东胡族的考古学文化，朱泓教授对夏家店上层文化的颅骨进行研究后得出的结论是：
夏家店上层文化居民的基本体质特征属于亚洲蒙古人种的东亚类型，但在个别因素上又混入了某种程度的北亚类型因素。因此，该文化居民的种族类型可概括为：以东亚类型成分为主导地位的东亚、北亚蒙古人种的混血类型。
东胡人为黄种人已成定论，我们可以肯定，鲜卑人本来与东胡人一样，也属于黄色人种，只不过在其后来迁徙与发展的过程中融入了某些白种人的血液。那么，这些白种人的部族是何时何地通过何种方式加入鲜卑人之中的呢？我们需要到匈奴人的历史中去寻找问题的答案。
《史记》与《汉书》都记载着，被冒顿单于征服的民族之中包括丁零人。现在学者多认为，丁零人的后裔发展为铁勒，由铁勒又发展为回鹘（回纥），而回鹘人就是今天维吾尔族的祖先。如果我们从后裔的种族成分去推测其祖先的种族成分的话，自然可以得出丁零人也属于白种人的结论。考古学的发现也支持这种猜测，在漠北草原上一些被认为是丁零人的墓葬中，俄罗斯考古学家发现了粘连在面具上的黄色胡须。学者们基本可以肯定，丁零人原是白种人，自公元前2世纪以后，才逐渐混入了部分蒙古人种的血统。
丁零人的居住地在今贝加尔湖附近，在被冒顿单于征服以后，有部分丁零人逐渐南迁进入蒙古草原的中部地区。投降匈奴的汉人卫律就曾被封为丁零王，来统辖这部分丁零人。从史书的记载来看，仅卫律统治下的丁零人就达数万人之多，说明进入蒙古草原中部地区的丁零人是为数不少的。丁零人自贝加尔湖南下并不是出于自愿，而是被征服者匈奴人强迫南迁，成为匈奴人的牧奴。当匈奴受到汉王朝的打击，在漠北草原也无法立足而不得不西迁时，这些丁零人显然是不会随之西去的。史书称没有参加西迁的匈奴人尚有十余万家，这其中可能就包括相当数量的丁零人。在公元1世纪，留在蒙古草原的十余万家匈奴人全部加入鲜卑人之中，应该就是在此时，活动于蒙古草原中部地区的丁零人也随着匈奴人一起加入鲜卑人之中，从此也自称是鲜卑人。
鲜卑人中究竟融入了多少丁零人，属于白种人的丁零人在鲜卑族中所占比重究竟有多大，这些问题我们恐怕永远也找不到答案。可是从南北朝至唐代的中原人都将金发碧眼视为鲜卑人的相貌特征来看，融入鲜卑的丁零人的数量肯定不会少。
在进入蒙古草原以后，受丁零人的影响，鲜卑人已经开始具有白种人的相貌特征，但是，在此后与中原汉人的接触过程中，他们却受到华夏文化更为强烈的吸引，因而自称为黄帝的子孙。
公元431年，北魏世祖拓跋焘在册封沮渠蒙逊的诏书中提道：“昔我皇祖胄自黄轩……”“黄轩”是“黄帝轩辕氏”的简称，鲜卑人的皇帝公开宣称自己是黄帝之后裔。现存的鲜卑贵族元详的墓志铭中也称其家世是“启源轩皇”，即祖先是黄帝。另一位鲜卑贵族元宁的墓志铭上写着：“其先唐尧之苗裔，汉高之胤胄”，自称是“尧”的后代，并且还跟西汉王朝的建立者刘氏家族拉上了关系。这可能是受到了匈奴人的影响。
西汉初年曾经与匈奴人和亲，西汉王朝将宗室公主嫁给匈奴单于，因此，单于的后裔认为自己是刘氏的外孙。在进入黄河流域与汉族杂居以后，匈奴人改用汉姓，这支自认是汉王朝外孙的匈奴人就取了外祖父家的姓氏，自称姓刘。鲜卑贵族中居然有人自称是汉高祖刘邦的后代，可能是有刘姓匈奴人加入鲜卑人之中，也可能是鲜卑贵族在编造自己家世的时候受到了刘姓匈奴人的影响。但不管怎么说，在鲜卑人中显然已经流传着本民族是黄帝后裔的传说，这表现出鲜卑人对于汉族与中华文明的强烈认同感。
在二十四史中，记载鲜卑人历史的是《魏书》，其中对于鲜卑人的祖先和起源是这样描述的：
昔黄帝有子二十五人，或内列诸华，或外分荒服，昌意少子，受封北土，国有大鲜卑山，因以为号。其后，世为君长，统幽都之北，广漠之野，畜牧迁徙，射猎为业。
黄帝以土德王，北俗谓土为托，谓后为跋，故以为氏。其裔始均，入仕尧世。
爰历三代，以及秦汉，獯鬻、猃狁、山戎、匈奴之属，累代残暴，作害中州，而始均之裔，不交南夏，是以载籍无闻焉。
从这段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出，北魏王朝的正统观念是，鲜卑人，或者就狭义而言是鲜卑人的一支拓跋鲜卑，其起源可以追溯到黄帝的小儿子昌意。昌意的后裔中有一个名叫始均的人，是拓跋鲜卑的始祖。始均在尧的时代还曾经出使中原，与华夏族各部保持着较为密切的联系，但其后裔却仅仅活动于北方蒙古草原，不再与中原华夏族诸侯国往来，因此中原的史书中不再有关于他们的记载。按《魏书》的说法，鲜卑人似乎是黄帝族系遗失在异域的支脉，那么，鲜卑人入主中原，也就不是异族对中原汉族的征服，而是同出自黄帝的远裔回归中原认祖归宗来了。
类似的情况也出现在史书对东部鲜卑起源与始祖的记载中。《晋书》称鲜卑慕容氏“其先有熊氏之苗裔，世居北夷，邑于紫蒙之野，号曰东胡”。所谓“有熊氏”，是黄帝的别称，这里不仅认定鲜卑人起源于黄帝，因为鲜卑人源于东胡是众所周知的事实，所以传说的编造者也就顺便上溯，将东胡族也认定是黄帝的后裔了。
在北魏崔鸿所作的《十六国春秋》中，进一步认定东胡属于黄帝的后裔：“昔高辛氏游于海滨，留少子厌越以君北夷，世居辽左，号曰东胡。”“高辛氏”是帝嚳的称号，按司马迁的说法，帝嚳是黄帝的曾孙。这里认定东胡的始祖是帝嚳的小儿子厌越，实际上也就是认定东胡族是黄帝的后裔。
于是，我们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在南北朝时期，黄帝不仅被奉为黄种的汉族人的始祖，也被视为具有白种人相貌特征的鲜卑人的始祖。
关于鲜卑人起源及始祖的记载当然是不可信的传说，但是，是谁编造了这则传说呢？其编造这则传说的动机又是什么呢？为什么这种编造的民族与始祖传说能得到鲜卑人的广泛认同呢？
关于这则传说的编造者，我们可以在《魏书》对鲜卑人先世的记载中发现踪迹。
公元305年，鲜卑人的桓帝去世。次年，降附鲜卑人的汉人大臣卫操在大邗城立碑纪念桓帝，在碑文中，卫操称拓跋鲜卑是“轩辕之苗裔”，这是称拓跋鲜卑出于黄帝的最早记载，显然，编造这则传说的人就是卫操。
卫操本是西晋人，祖籍在今天山西大同以北。他曾见过拓跋鲜卑的早期首领力微。因为发现晋王朝的灭亡已经不可挽回，卫操后来率其子侄和乡人投附拓跋鲜卑，被任命为辅相，在早期拓跋鲜卑政权中具有相当高的地位。可以说，卫操是早期投附拓跋鲜卑的汉族士人的代表。最早“发明”鲜卑人是黄帝后裔说法的是归附鲜卑政权的汉族文人，而不是鲜卑人自身。历代归附少数民族政权的汉族士人，总是热心于为少数民族统治者编造炎黄子孙的正统谱系，也总是热心于用汉族文化去改造少数民族政权，以便证明自己是扶保正宗华夏王朝的开国功臣，而不是投靠夷狄的中原叛臣，显然，卫操也不例外。
卫操这一举动在当时并未引起大的反响，也没有得到鲜卑统治者的认同。大约八十年后，建立北朝的鲜卑君主拓跋珪采用了另一位汉族大臣崔宏的建议，正式自称是黄帝之后。
崔宏出身清河崔氏——是北方数一数二的名门大族，在非常重视门第的南北朝时期，这种身份具有不可低估的社会影响力。崔宏是北魏建国初期的执政大臣，也是最受鲜卑族统治者信任的汉族大臣，拓跋鲜卑建立的政权定国号为“魏”，就是接受了崔宏的建议。也许我们可以认为，经过支持鲜卑政权的北方汉族世家大族的努力，早期归附拓跋鲜卑的汉族文人编造的传说得到了鲜卑族统治者的认同，最终成为王朝的正统观念。
这则传说的流传，反映的是中原地区的汉族士大夫阶层对鲜卑族统治者的认同，也反映出鲜卑族统治者对中原汉族文化的认同，这不仅构成鲜卑人建立的北魏政权立国于黄河流域的基础，也是后来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并实行汉化改革的先声，从中也折射出鲜卑与汉两个民族间的认同，昭示着后来鲜卑族融入汉族的历史发展进程。更为重要的是，这则传说也体现出鲜卑族对中华民族的认同，他们是在用某种方式证明，自己是中华民族的组成部分，与汉族同为黄帝后裔，而不是来自域外的异族异国。
我们不应该忘记，中国历史上曾经存在过金发碧眼的炎黄子孙。
也许我们应该对中华民族的凝聚力有新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