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次高层扩大会议，数了数，在《清实录》上留下了名字的就有71位，估计总人数应该超过百人，在京的王爷亲贵、军机大臣、总理衙门大臣、六部九卿等都来了，队伍一直排到了殿外。
会议由慈禧宣布开始，针对目前紧张的局势，围绕要不要与洋人开战和对义和拳又怎么处理这两大关键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讨论。
一直在直隶“拳民中间”的军机大臣刚毅已经紧急赶回来开会了，他以自己的“亲身见闻”向慈禧报告：拳民不仅忠心可用，神术也可用。朝廷的军队和拳民一起去抗洋，还怕什么？载漪、载勋、载澜等齐声附和——端王集团，此为主战派。
反对的也不是没有。太常寺卿袁昶，这位是个传统的汉族士大夫，对洋人洋务认识的过程类似于张之洞，早年也是排斥，后来有了了解和亲身体会后，转而支持洋务，既然要学习洋人，就要谨慎开战。
礼部侍郎许景澄，他曾经担任清国驻欧洲公使多年，还是大清为数不多的学过国际法的人，见过外面的世界，就知道这仗跟洋人没法打。
兵部汉尚书徐用仪，他是管兵部的，知道朝廷胜算不大。
另外还有两位满大臣：内阁学士联元和户部满尚书立山。联元是专门在书房里搞学问的，他有个女婿（寿富）在戊戌变法期间看了康有为的很多书，联元又深受女婿的影响，于是他的学问也搞到康有为那里去了，跟袁昶一样觉得不能徒弟打师傅。而立山是户部满尚书，管银子的，自己的生活也比较奢侈，兴趣爱好中除了喜欢逛八大胡同，还喜欢很多西洋玩意儿，思想本来就“崇洋媚外”。
此五大臣，称得上反战派。
奕劻和荣禄呢？他们是心里反战，又怕得罪端王集团的低头不说话派。
“为了我大清江山”的口号声在大殿里此起彼伏，这是主战和反战两派唯一出奇一致的地方，反正不管你有什么观点，争到面红耳赤时都要这么嚎一次。
慈禧又悲剧了，其实“开会”这种事情对她来讲是比较罕见的。平日虽然也有朝会，但那不叫开会，那叫宣布她的决定，作为一个从基层奋斗到权力之巅的人物，慈禧同志办事的风格一贯都是独断专行，在重大决策上很少向其他大臣寻求帮助，不管是拍拍脑袋还是冥思苦想，很多决定都是她独自做出的。之所以想起“开会”，一是因为希望群策群力，看能否形成一个集体决策，而慈禧更加知道，无论什么样的决定，都是艰难的，只有形成集体决策，将来的后果，也才能由集体来承担！
看来，大家都比较喜欢吵架，而忘记了还需要一个决定。
慈禧只好自己来，即使是大敌当前，对于端王集团极力主张的用义和拳抗洋，慈禧仍然是深深怀疑的，她的态度是“先试试看”，聊胜于无，死马当作活马医，她指示军机处：“即著责成刚毅、董福祥，一面亲自开导，勒令解散，其有年力精壮者，即行召募成军，严加约束！……究竟该拳民临敌接仗有无把握？世铎等须细加察验，谋定后动，万不可孟浪从事！”
而慈禧最关心的仍然是洋人大军一次次出动，裕禄有没有勇气抵抗的问题。在这道谕旨之外，慈禧命令军机处将另外一道谕旨秘密发给天津（军机处奉上谕密寄给外地大臣，即为“廷寄”，相当于内部文件）：
现在各国使馆已饬荣禄派武卫军中军等认真保护，明降谕旨矣。此后各国如有续到之兵仍欲来京，应即力为阻止，以符张翼等与杜士兰约定原议（这件事情在慈禧心目中很重要），如各国不肯践言，则衅自彼开，该督等须相机行事，朝廷不为遥制（可未经请战而开战），万勿任令长驱直入，贻误大局，是为至要！
这是明确地告诉裕禄：你要有勇气有行动在天津抵抗，千万不要让洋人大军都涌到北京来。然后，慈禧发布了一道公开的上谕（即明发上谕，相当于公开文件）：
著荣禄速派武卫军中军得力队伍，即日前往东交民巷一带，将各使馆实力保护，不得稍有疏虞！如使馆眷属人等有愿暂行赴津者，原应沿途一体保护，唯现在铁路未通，若由陆遄行，防护恐难周妥，应仍照常安居。俟铁路修复，再行察看情形，分别办理。
这就是在廷寄中告诉裕禄“明降谕旨矣”的事情，慈禧就是要用这一道明谕给洋人一个明确的信号：虽然你们出尔反尔，但我们仍然在执行张杜约定，希望你们退兵吧！
武卫军中军原本是进城“剿匪”的，现在变成了“保护使馆”，荣禄亲自率领中军迅速开至使馆区周边，用士兵排成人墙式岗哨，将使馆区与外界隔开，划定防区，中军发布告示：在夜间7点至次日凌晨4点，任何进入防区的清国人——无论是军是民，一律格杀勿论！
所谓军，指的就是端王集团的虎神营和其他八旗军，拳民已经进入内城了，已经可以直达使馆区了，慈禧再不防着端王集团他们，那又会是一个血泪教训啊。
使馆区就这样被严密保护起来了，它的里层是“使馆卫队”，外面是武卫军中军，绝对安全。看来，慈禧又一门心思扑在“如何讨好洋人”，如何先单方面履行“张杜约定”之上了。
相信大家也已经发现了，外面的人无法靠近，里面的人也无法再出去。就连公使们的家眷想去天津避避祸都不行，慈禧的上谕中早就说了，现在铁路未通，不安全——使馆区里的所有人被慈禧的一道上谕“礼貌地”强留在了使馆区！
现在，是时候来揭开慈禧调武卫军中军“保护使馆”的秘密了，而要揭开这个秘密首先必须揭开在前一天（6月15日），使馆区为何主动发起“猎取拳民行动”。
我们先来听听当事者怎么说。1902年，当时的“使馆卫队”美军分队队长迈尔斯（Myers）上尉谈到这段“往事”时说：“当时我们也意识到这些主动剿杀拳民和拯救教民行动会煽起更大的仇洋情绪，于我们不利，但当我们看到浑身被烧伤和砍伤的教民不断逃到使馆时，我们这些血肉之躯不能不向他们提供帮助，并把其他教民从恶魔般的拳匪手中解救出来。”
这个理由是比较堂而皇之的，能信，但不能全信。
让我们再回到当时的情况吧。6月10日，使馆区接到了西摩尔“马上就来”的电报，11日，使馆区就派出萨瓦戈和杉山彬去火车站迎接。杉山彬之死虽然并没有在使馆区引起多大波澜，但另外一件事情是他们不得不在意的——朝廷已经调了董福祥军去火车站阻截西摩尔军！而此时使馆区恰恰没有了西摩尔军的任何消息（当然没有消息了，电报服务都被端王大人给停了），再派人去火车站打探又存在危险，在这种情况下，作为进入北京的第一批八国联军，作为一支正规军，“使馆卫队”能够做的是什么？
那就是：主动走出使馆区，好接应被堵在城外的西摩尔大军顺利进入使馆区——合兵！
这种行动从6月12日开始，本来是“使馆卫队”的行动，军人出身的克林德也在其中掺和了一把，于是，大家的注意力都被“克林德绑架少年事件”吸引过去了，这种活动在15日达到了高潮（相应的，拳民进入了内城和骚乱升级），最终成了使馆区洋人全员参与，洋人取名为“猎取拳民行动”。
当然，“使馆卫队”是不会主动去向朝廷的军队开火的，一旦开火那就意味着国与国之间的交战，既是军事问题，也是政治问题，那就涉及宣战、开战的理由等，而“使馆卫队”恰恰找不到开战的理由。6月12日，内城还只有少量拳民，使馆区绝对安全，“使馆卫队”不能去攻击朝廷的军队，却可以打夹在中间的一个组织——义和拳。
所以，在我看来，从6月12日起，进入北京的第一批八国联军——“使馆卫队”就已经开始了军事行动。一次由正规军主导的、不太引人注意的军事行动，后来的中西方历史研究者在研究1900年之战起点时，很少会注意到这个隐蔽的行动而只是把它当作了“骚乱”。而在我看来，6月12日，由洋人首先“开衅”，1900年之战已经打响！
巧合的是，在第二天（6月13日），慈禧就命令裕禄可以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动武，然后多道谕旨叮嘱裕禄“不要怕”。慈禧命令的是裕禄在天津的行动，去阻截开向北京的后续军队，而她这里后院已经起火了，却迟迟不见她行动，拳民和无辜百姓之死也让她无动于衷，原来，不是裕禄“怕”，而是她自己“怕”。
6月16日，慈禧终于行动了，荣禄亲率武卫军中军将使馆区围得严严实实，既在表面上“切实保护了使馆”，使得朝廷继续履行“张杜约定”，而“保护”的同时，不许里面的人们走出使馆区，这也是隔离。
使馆区所有洋人参与的、使得局势进一步恶化的“猎取拳民行动”被遏止了，“使馆卫队”合兵的企图落空了。
然后，就要重点去对付来京的西摩尔大军和裕禄刚刚报告的“续去之兵”了。
在慈禧的命令下，总理衙门大臣许景澄、那桐即刻出城。这两位是“亲洋派”，不是有过“留洋”经历，就是跟洋人的关系比较好，他们的任务就是沿着津芦铁路线往天津方向搜索西摩尔等军，如果相遇，则以朝廷命官的身份只身拦截，以苦口婆心劝退达到“求和”（这一招历史上经常用），如“求和”不成，就只有让在马家堡火车站的董福祥军排成人墙阻截。如果还不行，那就没有办法了，“派许景澄、那桐前往马家堡以南，阻止洋兵入城；如不听命，则立调董军拦阻，再不服阻，则决战。”（袁昶：《乱中日记残稿》）
问题是：还是没有解决敌强我弱的问题，决战，怎么决？真的去依靠那些从义和拳中挑选出来的“精壮拳民”？
这个办法，慈禧现在是不会说出来的。
许景澄、那桐出城和荣禄率中军围住使馆区，正是慈禧的一套“组合拳”，如果西摩尔等军执意不退，那也就没有办法了，就是洋人首先“开衅”，慈禧也就只好去打牌了——人质牌。
到了那时候，公使以及他们的家眷不就是很好的人质么？“保护”的意思是“隔离”，而“隔离”的意思，也可以是“挟持”——挟公使以令退兵！
在慈禧的眼里，这些在自己眼皮底下软硬不吃的公使，一直是作为一种可能的人质而存在的，特别是从荣禄率军围住使馆区的这一天起，他们的命运便已经注定了，他们在慈禧这里的定位很清晰——人质。
事实上他们本来也不是纯粹的公使，一批批的八国联军就是他们一封封电报叫来的。作为外交的公使，为何有权力调动本国大军？八国军方将领又为何能服从他们的直接调遣？一切的秘密有待揭开，而慈禧的这种“人质”定位，将决定公使们在北京的最后命运。
如果裕禄同志足够聪明的话，他应该是能够看得懂慈禧旨意中“使馆已认真保护，明降谕旨矣”的另外一层意思的：叫你在万不得已的时刻动武，不仅是没有违反不得“衅自我开”的铁律，我将来不会追究你，不会拿你当替罪羊，更重要的是，你更不用顾虑北京这边。中军已“认真保护”使馆区的意思也就是已经“控制住”了使馆，到了更紧急的时候还能给你“人质”上的帮助，你怕什么？大胆地干吧！在天津为北京设一道安全的屏障！
看来，自1860年以来，如何解决“怯战”问题，是每次战前的核心问题。
慈禧的布局已经完成了，从慈禧的角度来看，不能不说是完美，而慈禧不知道的是，她的布局要能变成现实，必须有一个最基本的前提：许景澄和那桐能够出城。
6月16日，内城已经涌满了拳民，看来慈禧派出去的那些巡街王爷并没有起到多少作用，拳民们来到了前门大栅栏——这里是内城最繁华的商业步行街。
拳民们来到这里，自然是此处“洋店”很多，正待点火。
他们准备烧掉一家西药房，招牌名：老德记。周围有围观群众若干，邻家的店铺准备去找水桶、脸盆救火，避免被大火波及，而拳民告诉他们：你们不用怕，我们的法术可以让这火只烧洋人的东西！
悲剧发生了。大火迅速蔓延，先是延烧至广德楼茶园，然后是旁边的钱庄、当铺、饭店、酒楼、茶馆、澡堂、妓院和民房等，包括著名绸布品牌“瑞蚨祥”店面、著名中药品牌“同仁堂”店面、著名布鞋品牌“内联升”店面，尽数被毁；大栅栏以东的珠宝市，是京城专门熔铸元宝和银锭的炉房汇集地，20多家炉房毁于一旦（“焚正阳门外四千余家，其地皆富商所萃聚，京师二百数十年菁华扫地尽矣，毁及城阙，火三日不息。”）。
炉房停业了，钱庄周转就不方便了，第二天（6月17日）京城四家最大的钱庄“四恒”（恒利、恒和、恒兴、恒源）不得不同时歇业，而钱庄歇业，又会严重影响社会稳定，刚刚成为署顺天府尹的陈夔龙被慈禧紧急召进宫商讨办法。
慈禧对他说：“我本来是要让步军统领衙门来办理这事儿的，不想他们推脱这是顺天府的事儿，你看咋办？”（“我命步军统领崇礼设法维持，他与四恒颇有往来，又系地面衙门，容易为力，讵彼只有叩头，诿为顺天府之事。”）
陈夔龙的办法是：“四恒并不是没有钱，只不过为炉房所累，银根见紧，官家可先借银给他们，从速开市，免得穷民受苦。”
当然，陈夔龙所说的“官家可先借银给他们”，并不是由官府出钱，而是处理这类问题的传统手法：由官府出面向当铺摊派——“京师城厢内外，当铺约一百十余家，均系殷实股东，若命两县传谕每家暂借银一万，共有一百十余万，可救暂时四恒之急！”
慈禧觉得这个办法好，吩咐陈夔龙赶紧去办。
陈夔龙出宫后，刚毅大人在等着他。刚毅对陈夔龙的态度很亲切：“四恒事太后曾向我谈过，我谓非君不办。但奉托一言：勿论如何，切勿牵累当铺。至嘱！至嘱！”（陈夔龙：《梦蕉亭杂记》）
刚毅大人为什么要保护当铺业？原因相信大家已经猜到了。
当铺业是大清最为暴利的行业之一，而暴利的原因倒不只是因为“当铺是穷人的钱庄，钱庄是富人的当铺”（胡雪岩语），暴利是另外一个原因——低税。
1898年之前，朝廷对每家当铺的年征税很可观——5两银子。1898年之后年税虽然涨到50两，但和巨额利润相比仍然是九牛一毛。多年以来，这个不合理的征税现象是朝中各路言官、御史弹劾的热点问题，希望推动当铺行业征税问题改革，但这样的折子一律遭到否决，没人清楚原因。
根据公开的史料，刚毅同志在北京的当铺至少有三处，而投资在这个红利产业中的其他大臣还有很多。于是，尽管这是一次向端王集团追责的好机会，但是，荣禄怕了，他怕得罪端王集团，也怕得罪其他什么大臣，更不知道这里面的水有多深，比如步军统领崇礼是不想管、不敢管还是不能管？这都是很有问题的，背后的靠山荣禄大人要息事宁人，陈夔龙自然也只好不“牵累当铺”了，最后是内务府和户部各出库银50万两。
这就是近代经济史上的“佳话”——宁愿动用“官银”，也不强行向“民间”的当铺摊派，这简直是“初步的市场经济意识”。只可惜，红利产业其实跟“民间”关系并不大，大清的经济问题，时常也是政治问题。
对于陈夔龙来说，他是很气愤的，刚刚和慈禧太后商量好的事情，刚毅竟然在宫门口就对他提出了警告，而他这个署顺天府府尹还不得不遵办！而这还不是端王集团最无法无天的事情。
6月17日，参加完第一次御前会议的许景澄和那桐奉慈禧之命开始出城，城里很乱，他们走得小心翼翼，然而他们刚走到永定门附近，就被周围“闻讯赶来”的拳民们给揍了回来！
面对义和拳，许景澄和那桐自然不会蠢到说他们是去跟洋人“求和”的，那么御前会议上决定的机密，拳民到底是如何知晓和“闻讯赶来”的，这个恐怕只有端王集团的人知道了。反正几天前洋人派出去迎接西摩尔军的人出不了城，而现在，慈禧自己派出的大臣也出不了城，慈禧肯定会怀疑这个朝廷还是不是由她当家。
是的，这就是大清，只不过不是200多年前锐意进取、朝气蓬勃、努力奋发的大清，而是正在急剧下坠的大清。八旗子弟就是很好的证明。200多年前，他们崛起于白山黑水之间，艰苦创业，山海关一战，大旗猎猎，气吞万里；200多年后，他们个个都有宰相的肚子，却已上不得马，拉不开弓，不能杀敌，只能杀鸡。而其他的那些臣子，他们存在的意义好像只是为了加速革命党的出现。
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阴谋诡计是不会停止的。6月16日子夜，一个神秘人物紧急敲开了荣禄府上的大门，他是江苏粮道罗嘉杰之子，奉命将他父亲截获的，据说是西方国家将要发给朝廷的“照会”星夜送给荣禄，荣禄看完，“大惊失色”。从内容上看，这份“照会”就是针对慈禧个人的，如果再把它转奏到慈禧手里，老人家肯定是会毫不犹豫与洋人开战——而这又是荣禄最不希望看到的结果。
荣禄围着屋子做伸展运动（“绕屋行，旁皇终夜”），苦思冥想了大半夜，终于还是觉得这事儿太大，不管是真是假，自己都不能截下这份情报，天亮时分，他进宫交给了慈禧（恽毓鼎：《崇陵传信录》）。
6月17日，第二次御前会议开始，慈禧将宣读这份神秘的“照会”。
会议一开始，慈禧竟然就当众宣读这份对她很不利的“照会”：
第一，指明一地，令大清皇帝居处；
第二，（由西方国家）代收各省钱粮；
第三，（由西方国家）代掌天下兵权；
最后一条更加厉害：勒令皇太后归政（真是怕什么来什么啊）！不过这最后一条慈禧没有公开读，但在大臣中间私底下流传，光绪皇帝也在殿上，慈禧不公开读不是要顾及下他的脸面，而是一旦读出来，如果不对他采取下一步行动，就会有损慈禧权威，而对于一个被软禁的皇帝来说，下一步行动是什么？就是端王集团热切盼望的废帝了，所以慈禧是不能公开的。
其实有前三条就够了，这哪里是什么一般的“照会”，简直是西方国家要在大清发动政变！不仅要推翻慈禧的统治，还要直接灭亡了大清（军权和财权都被收走了），建立以光绪为“儿皇帝”的傀儡政权，太狠了！
荣禄判断得没错，这份照会只要落到慈禧手里，肯定会触动她最敏感的那根神经，所以荣禄才半夜三更做了那么久的伸展运动。
问题是，如果这是西方国家即将发给朝廷的如此严重的“照会”，应该是由各国驻北京使馆发给总理衙门，在这之前，一般情况下是不会泄密的。罗嘉杰一个小小的江苏粮道，他是如何搞到手的？这个罗嘉杰的儿子没有说，荣禄也不知道。
也就是说，这份神秘的“照会”在交给慈禧时，是一份很可疑的情报：不仅内容匪夷所思，而且来路不明。
于是众多的谜团留下了：这份“照会”到底是不是真的“照会”？慈禧当时是否验证？如果不是真“照会”，又是出自哪位高人之手？慈禧又为何要公开宣读它？当时大臣们听闻此事之后的反应是什么？
我们一个个说。
根据当时参加会议的京官恽毓鼎留下的《庚子日记》记录：“后闻此四条照会，军机、总理（衙门）、北洋皆未见；询之洋使，亦坚执无其事，竟不知从何而来。”也就是说，当时在事后是“验证”了的，即使慈禧没有验证，大臣们也去验证了，说明此四条“照会”子虚乌有（后来诸多中外历史学者也多方证明：当时的西方各国确实没有从政府层面向大清朝廷发过如此“照会”）。
那么，关键的问题又来了：这份伪造的“照会”，出自哪位高人之手？
长期以来，研究这段历史的史学界推出了三个“嫌疑人”：端王、李鸿章和慈禧——按照我的说法，分别是满党、汉党和慈禧。但是在我看来，与“义和团运动”有牵连的四大利益集团：满党、汉党、洋人和慈禧都有嫌疑，但属于嫌疑最重的第一梯队的是端王集团、洋人和慈禧，李鸿章大人则在第二梯队。
让我们开始断案吧。
端王集团自然是有嫌疑的，他们的嫌疑来自于他们的一项传统技能——造谣。这份伪造的“照会”不过是他们书面造的一次谣，而能够刺激慈禧开战，实现他们一直以来的“抗洋”的愿望，很完美。
对李鸿章嫌疑的认定主要是出自海外的历史学家，（比如《Dragon dy》［《龙夫人》］的作者、美国人斯特林?西格雷夫等），在他们看来，李鸿章伪造这份“照会”，同样也是为了激怒慈禧开战。但和端王集团“灭洋”的目的不同，李鸿章的目的恰恰是要借洋人之手除掉端王集团，以便自己官复直隶总督的原职，为在《马关条约》后丢官的屈辱报仇，重新回到在大清呼风唤雨的年代。
我们要为这群海外历史学家送去敬佩的掌声，作为外国人，他们探幽入微地看到了朝廷满党和汉党党争，并且竟然还知道“借刀杀人”这种远古谋略，实在是很不容易。但是我们也不得不跟他们说：对不起，您可能错了。
因为他们只研究了这时候的李鸿章，而没有研究过去的李鸿章。此时的李鸿章已经是两广总督，如果说他不惜将大清拖入战争，只为了清除政敌和“重返北洋”，这对李鸿章来说只有三个字——不值啊。虽然我们“不惮以最坏的恶意”去揣摩朝廷的官员，但我们也不能陷入“事事阴谋论”的怪圈，相信李大人还没这么龌龊。
而慈禧已经在两天前（6月15日），命李鸿章迅速来京与洋人和谈，也就是说，只要朝廷的氛围不向“开战”转变，李鸿章同样有可能来京与洋人谈判。而只要成为谈判大臣，李鸿章同样能够加强权重（多年以来，不是与洋人谈判才成为高官，而是先被提拔为高官才能与洋人谈判），李鸿章犯不着去绕“战争”这么一大圈子。
事实上海外历史学家的这种推论，是跟后来李鸿章再次出任直隶总督的历史进程严格相符的，但正是因为跟后来的历史事实太相符了，我们可以看出这种说法其实是“结果导向说”，反而不能成立——这正是历史有趣的地方之一。
基于以上原因，我们把李鸿章大人孤零零地丢在第二梯队。
而洋人也是有很大嫌疑的，多年以来，这一点倒是往往被人所忽视，似乎20世纪了只有东方人还一直活在春秋战国，其实西方人也不差，至少连借刀杀人这种高难度的技巧他们也知道是吧，我们首先需要来看一段最原始的史料。
十九日（即公历6月15日）……会（恰好）江苏粮道罗嘉杰至津，以密书致荣禄，言各国须尽予以兵权、利权及铁路、海口四事，还许和，荣禄固知其言之无稽也，急持入告，冀以杜臣工之沮议者。太后果大怒，主战之意益坚。（李超琼：《庚子传信录》）
这个李超琼是来自江苏的知县，庚子年（1900年）他入京引见，而罗嘉杰到天津自然是押运漕粮，当时的官员在京是喜欢搞点老乡聚会，互相传递一下同地官僚的消息的，所以李超琼知道罗嘉杰的事情就并不稀奇了，而李超琼的记录恰好又与恽毓鼎的记录互相印证（电报已断，罗嘉杰在天津获得“照会”内容后，只能遣子密书致荣禄）。
于是，一个是参加了御前会议却不太清楚天津这方面情况的京官，一个是清楚天津情况但没有参加御前会议的地方官，他们都有爱写日记或者补写日记的习惯，为我们留下了历史最大程度的真实。
那么为什么说洋人有嫌疑呢？首先，这是指在天津的洋人，准确地说是还在大沽口外军舰上，没有跟着西摩尔出发的八国联军——第三批八国联军。而“嫌疑”有两种可能：一是他们伪造了这份“照会”，然后有意令其落入罗嘉杰之手再由罗送往北京；二是他们故意散布了这方面的消息，被罗嘉杰截获而送往北京，而他们的目的就是要解决“使馆卫队”无法解决的那个难题——开战的理由。
把这份“照会”看作是一份刺激对方开战的最后通牒，是十分合适的。
理论上的动机有了，实际中又如何证明呢？这批八国联军为何又在6月15日前后需要“开战的理由”？这自然与他们在天津的行动有关，我们很快就会讲到。
好吧，现在轮到慈禧同志上场了。
慈禧是决策者，所以说如果她要自己伪造“照会”去刺激自己开战，这个“嫌疑”真没有。
但是，如果她的目的不是开战，而是另外的东西呢？
毫无疑问，慈禧已经把如何对付纷至沓来的八国联军，看得比义和拳对她权力安全的威胁更重要，虽然一直在避战，但慈禧其实也知道：避无可避。
那么这种状况下她就有两个目的：一是要形成开战的集体决策——为将来推脱责任，达到开御前会议的初衷；二是做战前动员。
所以，无论这份“照会”是不是她伪造的，慈禧都需要把这份“照会”公开。
大臣们吵个不停，如果要等到他们吵完，估计这辈子是没有希望了，但有一件事情能够让他们都安静下来，那就是迅速让他们感到恐惧。是啊，如果西方国家要“代收各省钱粮和代掌天下兵权”，财权和军权都没有了，都交给洋人了，还谈什么顶戴花翎、豪宅马车？这是要把大清从半殖民地下降为殖民地，而把他们从既得利益者变为洋人打工者。
在严重的危机面前，要想迅速消灭分歧，让争斗不休的团队团结起来其实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因为“大难临头各自飞”才是最常见的现象。而有一个比较好的办法就是给这个团队设置一个更大的危机，给他们预设一个更大的假想敌，让他们感到无比恐惧和紧张，这时候反而更有利于团结。
而对于慈禧来说，她最恐惧的就是那没有公开读的第四条：勒令皇太后归政。这是慈禧内心最敏感、最紧张的神经（史载，看完“照会”，“太后哭”），而越是如此，她越是要在这种关键时候主动出击，先抛出这份“照会”，以堵住内部某些人那颗“异动的心”。
慈禧读完了。大殿中哗啦啦跪倒了一片，哭成了一片，至少有20多人立即痛哭流涕，随后怒吼声似乎要掀了大殿的屋顶：“臣等誓死效忠太后，立与洋人决战！”这次坚决主战的不止有端王集团的人，还有其他大臣，看来他们也很明白，自己所有的一切，是不能失去的，是跟慈禧太后连在一起的，如果慈禧倒了台，自己也没好果子吃！
老滑头荣禄见状，也只好伏在地上大哭：“臣以死效劳！”
荣禄都如此，其他反战派的声音也逐渐微弱，逐渐被压下去了。（袁昶：《乱中日记残稿》）
在大臣们的一片哭声之中，慈禧的声音在大殿里响起：
今日之事，诸大臣均闻之矣，我为江山社稷不得已而宣战（注意），顾事未可知，有如战之后，江山社稷仍不保，诸公今日皆在此，当知我苦心，勿归咎予一人，谓皇太后断送祖宗三百年天下！（恽毓鼎：《崇陵传信录》）
目的达到了。
这就是慈禧的“嫌疑”，其实根据恽毓鼎《庚子日记》的记录，我们就能发现事后大臣们去“军机、总理、北洋和洋使”的“验证”工作，并不是慈禧下令的，而是大臣们自己去做的，那这是不是就说明慈禧就有伪造“照会”的最大嫌疑呢？
根据李超琼等其他人记载的史实，慈禧的“嫌疑”其实并不是“伪造”的嫌疑，而是她很可能明知道这是份假照会（或者根本就不太在乎它的真假），而先把它在大臣中公开，不管这份“照会”是从什么渠道来的，是什么人伪造的，别人想拿这份“照会”来刺激慈禧开战，而慈禧可以趁势反过来利用它，拿它来刺激大臣！
因为公开对她有利，她的目的并不是要以此开战，她并不是一看到这份“照会”就血冲脑门，决定开战跟洋人干到底，而是在判断战争很可能无法避免的情况下，先在朝廷高层的小范围内统一思想，使各派能够暂时抛弃成见，暂时团结，形成集体决策的氛围和基础，并做战前动员。
40年了，没有两把刷子，我怎能一直站在紫禁城之巅？
这一刻，她真的像个老妖妇。
果然，会后慈禧又派出了三位“主和”派的大臣（内阁学士联元、户部满尚书立山、兵部汉尚书徐用仪）前往使馆区，劝说公使，希望他们能够退兵，既然许景澄和那桐出不了城，那就派别的人去使馆区“求和”吧！
至于要不要开战，慈禧还在等待一样东西——裕禄的军报，事实上她的决定是要建立在军事情报基础之上的。而自从6月15日裕禄报告有“续来之兵”之后，裕禄的“续来之报”也终于来了。6月18日，第三次御前会议在更加紧张的气氛中开始，因为裕禄同志报告的情况，很紧急。
在《大沽口炮台紧急情形折》里，裕禄报告：洋人不仅没有履行“张杜约定”，杜士兰还转交给了他一份最后通牒，而这份通牒是大沽口外的第三批八国联军给大沽口炮台守将罗荣光的，要求罗荣光在6月17日凌晨2点之前主动交出大沽口炮台，否则他们将“以力占据”！
齐活儿，果然不出所料，来的都不是好消息。接到这个报告，慈禧无比郁闷，翻翻日历，已是6月18日了——离八国联军最后通牒上的时间已经过去了整整一天多！但郁闷的是，裕禄的这份军报只说了这件事情，他既没有报告洋人最后是否强攻了大沽口，也没有报告大沽口炮台还在不在罗荣光的手里，慈禧最想得到的关键信息仍然没有得到，对于国门的情况，她只有一个字——猜。
裕禄这么写奏折，自然是有他的“考虑”的，我们将在接下来的故事中知道。但这可害苦了慈禧，很显然，最后通牒的时间都已经过了，慈禧只能认为：八国联军已经进攻了炮台，并且极有可能拿下了炮台！
如果是这样的话，意味着战争已经实际打响！西方列强已经向大清开战！
主战派的声音更响了：太后您不要再犹豫，立即下诏开战吧！
此时载漪也是很郁闷的，本来瞧昨天那架势，他以为慈禧绝对会下诏开战的，没想到她让大家哭了半天，最后不仅没下令开战，反而又派出了求和大臣去使馆，真是让人鼻子都气歪了。没办法，开战这样的命令只有慈禧才能下，那么，必须趁着大好时机继续将慈禧绑上战车！
载漪等人大喊：洋人已经动武了，我们何须客气，先进攻使馆，给洋人一个下马威！
听到要进攻使馆，本来已经被压制下去的反战派的声音又大起来了，袁昶、许景澄、联元、徐用仪、立山等人，这次他们都坐不住了。许景澄从国际法的角度，坚定地反对攻打大使馆。立山说道：“大清不是各国的对手，拳民的法术又不可信，这仗是没法打的。”平日里对慈禧一贯唯唯诺诺的军机汉大臣王文韶一听这话，正触动了他的神经，壮着胆子也说：“朝廷财绌兵单，一旦开衅，何以善后？”
其他大臣看到连胆小的王文韶都发话了，纷纷鼓起勇气最后劝说，表示不能开战，也不能攻打使馆，免得自讨其祸。
听到这儿，慈禧怒从心来，她喝问道：“我早听厌你们这些话了，谁有让洋人退兵的本事吗，如果谁有就前去令洋兵不进城，否则杀头！”（“若所言，吾皆习闻之矣，尚待若言耶？若能前去，令夷兵毋入城，否者且斩若！”）
王文韶一听到“斩”字，双腿一软，赶紧把身子缩回去。
是的，你们说的这些我都明白，正是因为明白，做出一个决定才无比之艰难！亲爱的大臣们，我需要的不是态度，而是解决问题的办法！你们能够拿一个办法出来吗？如果拿不出来，你们争来吵去又所为何事？没有办法的态度，在我这个需要做决定的人的眼里是没有多少价值的！
慈禧不得不声色俱厉地及时制止了气氛向反战派转移。正是因为开战要冒着极大的风险，而怯战的思想在朝廷中又是根深蒂固，如果不及时制止这种反对的态度，很容易引发连锁反应，前一天他们就白哭了。
慈禧根本没有心思再把御前会议开下去，反正讨论来讨论去也是这个结果，不如养养神，等等裕禄的进一步军报更有意义。发生了如此严重的事情，慈禧相信裕禄的军报很快就会来的，向朝廷报告洋人到底有没有开战，大沽口炮台还在不在朝廷的手里。而奇怪的是18日等了一天，裕禄大人的军报仍然不见踪影，这很不正常啊，慈禧也知道电报断了，但也不至于这么慢吧？
慈禧的心中突然严重不安，她不知道大沽口前线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或者裕禄这家伙又在搞什么鬼，向她隐瞒了什么（后来的事实证明，这真是先见之明），6月19日，慈禧主动发八百里加急询问裕禄情况，并警告他：你必须想尽一切办法给我顶住！（“该督须急招集义勇，固结民心帮助官兵，节节防护抵御，万不可畏葸瞻顾，任令外兵直入。设大沽炮台有失，定唯该督是问，该督若再贻误，试问能当此重咎乎？”）
而皇宫内，问题还没有解决，大家还得继续开会，这已经是16日以来连续四天内召开的第四次御前会议了，经过周密的考虑，慈禧将宣布她对要不要攻打使馆的最终决定。
慈禧宣布：立即给使馆区的十一国公使也发一份“最后通牒”（来而不往非礼也），宣布他们为大清“不受欢迎之人”，限定公使以及使馆区所有洋人（包括“使馆卫队”士兵），在24小时之内离京前往天津，途中由荣禄率武卫军中军提供保护并“妥为约束”，否则，朝廷将撤走使馆区外的武卫军中军，不再负责保护使馆区的安全！
朝堂上便又是一片吵闹之声。端王等人虽然没有听到慈禧做出“攻打使馆”的决定，但对于他们来说，这是一个重大的好消息！在他们看来，这是“令使臣下旗回国”，这是开战的前兆，自古以来皆如此。
而在反战派看来，虽然太后没有昏聩到去下令攻打使馆，但驱逐使节，驱赶洋人，“按照国际惯例”，这也是开战前的先兆！
联元上奏：如果开战，一旦洋兵进京，我们恐怕会被杀得所剩无几！
然而，无论他们怎么谏，慈禧都是置之不理，只是命令加强宫廷保卫。
劝不动，反战派的哭又开始了。此时连坐在御座旁的光绪也非常激动，他猛地站起来，走到大臣面前，一把抓住许景澄的手（不顾君臣礼仪），激动地问：“这能战与否，你须明白告我。”
许景澄表示“不能战”，又拉着光绪的龙袍开始哭起来（“牵帝衣而泣”）。此情此景，催人泪下，朝堂上顿时一片反战的哭声。
而慈禧对着光绪大喝：“皇帝放手，毋误事！”
无论是从呵斥光绪的内容还是语气来看，慈禧已经愤怒到极点了。
因为，载漪一伙高兴得太早了，而光绪皇帝竟然也没有识破慈禧发“最后通牒”的苦心。
就在几天前，慈禧还以“安全问题”为由把公使和家眷都强行留在了北京，几天过去，城外的拳民骚乱更加厉害了（连“求和”大臣都出不了城），难道现在去天津就没有“安全问题”了？
此时慈禧已经得知西摩尔大军被堵在京津间的路上（后详）的消息，对北京暂时构不成威胁，而最大的威胁又变成了大沽口外的第三批八国联军，慈禧的真正想法是：让荣禄率军“护送”十一国公使到天津——也就是与八国联军对峙的前线！
这时候就会出现两种情况：如果西方国家真的是像他们宣称的那样，一次次增派军队进京只是为了保护公使的安全，那么，这些人我都已经给你们送来了，即使之前已经打过仗，那么八国联军进入北京就是毫无必要了，战争还是可以避免，北京还是可保，慈禧自己的权力安全也有保障。
而另一种情况是西方国家的动机不纯。他们真正目的并不只是为了十一国公使的安全，还有另外的目的（特别是那可怕的“归政”），那么也好，荣禄大军“护卫”着的这些公使，立马就会变成阵前人质，逼令八国联军退兵！
也就是说，这些公使在慈禧眼中仍然是“人质牌”，只不过变成了改进版：在前方形势不明的情况下，把北京的“人质牌”送到天津去使用，变被动为主动——这才是慈禧发最后通牒驱逐使节的真实用意！可惜偌大的朝堂之上，没有人懂她，包括皇帝。
“你不要误事！”她只能这样呵斥光绪。她不能把那些见不得光的、藏在犄角旮旯里的帝王之术去告诉大臣，告诉大家其实她还是没有放弃避战，这是不能说的。端王集团的人就在朝堂之上，如果他们察觉，十一国公使还能不能顺利离开北京就是大问题了！
但是，反战派们一闹再闹，又是哭哭啼啼又是上奏，现在连皇帝也参与其中，这不是误事是什么！
朝廷连能玩权谋的人都已经是凤毛麟角了，是这几十年来过得太舒坦了吗！这位年轻的皇帝，天真的皇帝，生于深宫之中的皇帝，他真是似乎永远长不大，在一个需要时时刻刻纵横捭阖、步步惊心、表面一套背地里一套的深宫之中，就算把大清的皇权交给他，他拿什么去驾驭那些如狼似虎的权臣？又凭什么去让祖宗放心？
难怪这个“痴儿”会把戊戌变法给搞砸了，现在我找到了缘由，想想我慈禧只是不太懂西方那一套，而他却连祖宗这一套也不懂！一个连自己土地上的精华和糟粕都没有深刻认识而又心急火燎急于去“开拓未来”的皇帝，让他带着一帮书生去搞变法，他如何能够不破不立，如何能够继往开来？如何有足够的智慧去应对官僚集团的那些把戏？如果说戊戌变法还可以看作是他的试手，那么经过变法失败那次重大的打击，他还没有成熟吗？
朝光绪发完淫威，慈禧又恶狠狠地看着那帮大臣。对于这帮人，她是连骂都懒得骂了，有一些人心术不正，有一些人智商不够，有一些人是心术不正加智商不够。端王集团的那群人就不用说了，他们的阴谋一直都写在脸上，而反战激烈的袁昶、联元、立山、徐用仪、许景澄等人，他们似乎只知道这个世界上的事情只需要表表态度不需要实际处理的。那个许景澄，还是朝廷派出去多年的驻外使节，号称著名的“国际法专家”，也只会大谈特谈那些不能开战的道理，却拿不出一个实际的哪怕是如何跟洋人去讲和的办法，这样的人，又如何谈得上真正地了解外洋！
其他人呢？更不要指望他们能提出什么建设性的意见。除了要摘掉头上顶戴的时候，他们都不会真正地着急。这几十年来，这些人做官，都做了些什么？
嗯，还有奕劻、荣禄。这两位好伙伴比过去更加沉默，一言不发，连表情都没有，很好，他们从来不会得罪任何人，包括不会得罪我！
这就是大清朝廷，它真的是老态龙钟、人才凋敝了，竟然让我一个女流决定大清的国运，满朝文武齐失声，宁无一人是男儿！
朝堂之上，慈禧久久地沉默，没有人敢再出声，也没有人敢再反对她。总理衙门的官员带着“最后通牒”，走向了使馆区，所有人在等着最后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