祈望四海一家、万邦协和，是中国人早在先秦即已形成的一种心理趋向。东周是文明多元生发阶段，但其时已孕育着文化整合的力量：“尊王攘夷”成为春秋霸主竞相揭起的旗帜，孔子常发“复周”之论，墨子倡言“一同天下之义”，都表现出社会向往统一与秩序。处在“诸侯力政”时代的孟子更有“定于一”[1]的横议，荀子则呼唤“四海之内若一家”[2]；成文于战国的《书·大禹谟》，托名夏禹“奄有四海，为天下君”，实则显示晚周人对统一国家的渴想；成文于战国晚期的《禹贡》，划分九州，展示出一统国家的政区设计。当然，追求国家统一，整合多元文化，在春秋战国还只是哲人的理想和社会的趋势，这理想与趋势到秦汉方变成制度性现实。
国家统一，使多元文明整合的速度与力度加强；而整合后的一统文化，具有强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又反过来增进政治一统。秦汉四百余年间，这二者互相推助，形成互补机制，其效应是：统一被认为是合理的、正常的，分裂被认为是违理的、反常的。秦汉文化造成的这一定势，惠及此后两千多年的中国历史。
公元前3世纪末叶，秦王嬴政（前259—前210）“续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3]，用十年时间，先后灭亡韩、魏、楚、赵、燕、齐六国，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国家，“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4]！然而，急政暴虐使农夫揭竿而起，始皇帝希冀传之万世的秦朝，仅历十五年（前221—前206）便二世而亡，是中国历史上最短促的统一王朝。不过，如骤风闪电般来去匆匆的秦朝，其确立的统一国家的专制集权制度与整合文化的努力，却垂之久远，为后世列朝所沿袭；“秦”作为一个早已覆亡的朝代称谓，至今仍以中华文明共同体的代号流播世界，西洋的a，东洋的“支那”都是“秦”变音后的音译。
从文明史角度省视，秦朝的伟绩在于给中华文明共同体的大厦奠定坚固的基石，尽管是通过政治暴力这一“恶”的杠杆得以实现的。
“六国毕，四海一”，秦朝立即实施一系列强化国家统一的政治变革：
——兼取古代“三皇”“五帝”，称制“皇帝”，较之以往的“王”更显无上尊严高贵。
——朝廷设“三公”（丞相、太尉、御史大夫）“九卿”（奉常、郎中令、卫尉、太仆、宗正、典客、少府、治粟内史、廷尉），使政权（丞相主持）、军权（太尉主持）、监察权（御史大夫主持）分治，以相互制约而统归皇帝辖制。
——废除世卿世禄制，实行朝廷任命的、非世袭的官僚制。
——废除分封制，实行郡县制。郡设郡守，县设县令。县下为乡，乡下为亭，亭下有里，邻里连坐，组成严密的垂直统治网。
这样，通过郡县制将地方权力集中到朝廷，又通过三公九卿制将朝廷大权集中到皇帝手中，实现了韩非“要在中央”[5]的构想。
与上述“一天下”的政治变革相配合的，还有一系列文化举措，改变战国时“田畴异亩、车涂异轨、律令异法、衣冠异制、言语异声、文字异形”[6]的格局。
一书同文
殷商以降，文字逐步定形，西周官方文字金文，形制已比较一致。晚周诸侯坐大，文字呈域分趋势。秦统一后，朝廷诏书发至桂林，当地人均不能识，这当然有碍中央政令的推行，于是秦始皇令李斯主持统一文字工作。李斯在周代“大篆”基础上，吸取齐鲁蝌蚪文笔画简省的优点，创制形体匀圆齐整的“秦篆”，又称“小篆”，颁行全国。与此同时，狱吏程邈根据民间流行的简化字，创制字形扁平的字体，受公文传抄者“徒隶”的欢迎，后称“隶书”，已与现时字体相近。“书同文”使辽阔疆域内文化传播不再有语文隔阂。
秦王嬴政用十年时间，先后灭亡韩、魏、楚、赵、燕、齐六国，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国家，“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图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王朝的皇帝秦始皇。
二车同轨
战国时，各国车辆形制不一，道路宽窄有异，又有域堡林立、关隘阻隔，交通极不便利。秦统一后，下令拆除障碍，以京师咸阳为中心，向东、南、北修三条驰道，宽五十步，又统一全国车轨轨距为六尺，方便了从京师到各地的交通。
三度同制
战国时，各国货币不一，度量衡五花八门。秦朝规定货币分黄金（上币）和铜钱（下币）两种。铜钱圆形方孔，以半两为单位（俗称“秦半两”）。又下令沿用商鞅所制量器和尺子，衡器略有变更，并颁布统一度量衡的诏书，凡制造度量衡器，都要刻上诏书全文。度同制为经济活动提供划一的标准。
四行同伦
为统一全国的文化心理，推行严刑峻法，“以法为教”，并在各地设置专掌教化的乡官，名曰“三老”，以使“黔首改化，远迩同度”[7]，是为“行同伦”。
与“一天下”的政治变革相配合的，还有一系列文化举措，改变战国时“田畴异亩、车涂异轨、律令异法、衣冠异制、言语异声、文字异形”的格局。图为秦统一后的文字、度量衡、货币。
五地同域
废除西周以来的封邦建国制，打破地区壁垒，又通过大规模移民，开发边境，传播中原文明，是为“地同域”。
六修秦律
在秦国原有刑法基础上，吸纳六国有关法律条文，制定秦律。秦律已佚失，1979年湖北云梦睡虎地出土的竹简上可见其部分条文，有关于治盗和要求各级官吏依法行事的规定，都十分严厉。
秦朝统一文化的举措，以强化专制君主集权为目的，增进了秦帝国版图内广阔地域人们社会生活乃至文化心理的同一性，从而为中华文明共同体的形成奠定坚实基础。
天下一统的秦帝国不仅采取一系列具体措施，巩固专制政体，而且力图确立权威思想，以保证人们从精神上归附其万世一系统治。
寻求一统思想的努力，早在战国中后期便已开始。荀子、韩非子、吕不韦等人便是综合百家、铸造一统思想的代表人物。成书于秦即将完成统一大业之际的《吕氏春秋》明确提出：“故一则治，异则乱；一则安，异则危”[8]。此为中华文明由晚周之“多”转向秦汉之“一”的先声。
《吕氏春秋》以“杂家”面貌试图统一天下观念。秦始皇取得“履至尊而制六合”的空前胜利后，其极端集权地位和使家天下万世永传的妄念，使他毫不犹豫地倾向于力倡绝对君权的法家学说，以之作为“别黑白而定一尊”的武器。
嬴政称帝之初，曾将六国文籍收蓄咸阳，集中文学博士清理之，“欲以兴太平”[9]。但这批儒士每以古学非议时政，令秦朝统治集团如芒刺在背。前213年（秦始皇三十四年），李斯上奏，建议——
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10]
这便是“焚书”之举，也是中国图书“九厄”之首。自此，晚周私学传统中断，文化、教育再度由官府垄断，思想原野上诸子争鸣的生动局面变得万马齐喑。
秦始皇的暴行当然引起儒生、方士的不满，他们批评秦始皇“刚戾自用”“以刑杀为威”。一些奉旨为其寻觅不死仙药的方士逃亡，秦始皇严令追缉，诸生又转相引告，牵涉四百六十余人，被坑杀于咸阳。此为“坑儒”，开大规模迫害思想异己的恶例。
在反秦战争中建立起来的汉朝（西汉、东汉），为巩固君主专制，继续寻觅统治思想。汉初，社会需要休养生息，主张自然无为的黄老之术盛行，儒法两家也有相当影响。黄老思想提供汉初“与民休息”政策的理论基础，但对强化中央集权无所助力；法家虽是专制政治的直接论证者，但一味严刑峻法的弊害已被秦朝二世而亡所证实；儒家则从总结秦朝速灭的教训入手，指出徒法不足为治。汉初儒生陆贾、贾谊（前200—前168）等在儒家旗帜下吸纳法家，试图建立融儒法为一体的统治思想。
有“汉代孔子”之称的董仲舒三次应诏上书，成“天人三策”，就古今治乱之道和天人关系问题，力陈己说。图为董仲舒像。
至汉武帝（前156—前87）时期，政治稳定、经济繁荣的一统帝国统合文化、确立一统思想的时代要求更紧迫地提出。正当此际，有“汉代孔子”之称的董仲舒（前170—前104）三次应诏上书，成“天人三策”，就古今治乱之道和天人关系问题，力陈己说。董氏以儒学为主宗，杂糅阴阳五行及法家的某些观念，以神学论证皇权和专制秩序的永恒性。公元前140年，董仲舒在“天人三策”中建议以经他改造的儒学作为专制帝国的统治思想——
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11]
与董仲舒同时，丞相卫绾也有类似上书。其后，丞相窦婴（？—前131）、太尉田虫分（？—前131）也“俱好儒术”。
汉武帝同汉初诸帝一样，皆“霸王道杂之”，儒法兼用；加之武帝即位初由倡导黄老之术的窦太后掌权，故董仲舒的建策并未被采用，至公元前135年（武帝建元六年），窦太后去世，董仲舒的建策才逐步得以推行，成为西汉中期以后文化主潮。
对比李斯、董仲舒前后映照的两篇名论，可以发现——
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就对“六艺之科”（诗、书、礼、乐、易、春秋）的态度而言，与李斯建议秦始皇焚烧《诗》《书》截然相反，但其运思路向却如出一辙：他们都力主禁绝异端、维护帝王的一统意志。董仲舒和李斯历来被人们放在对立阵营加以评价，其实，他们两位都是在专制一统帝国建立后设计“大一统”思想体系、整合文化形态的谋士智囊。当然，与以暴力消灭异端，倡言“以吏为师”的李斯相比，董仲舒要成熟得多，他反对滥施强暴而高扬“崇儒更化”的旗帜，寻找到与地主制经济、宗法专制政体最相契合的文化形态——包容阴阳家及法家的新儒学。这一学说不仅被武帝以下汉代君王所接受，而且在此后两千年间，历代王朝虽然选用过各种精神武器，但经过反复改造的儒家一直被视作正宗。
法家学说虽被历代帝王实际运用，其“更法”主张间或也为改革家所借助，但公开宣扬专制的法家为帝王士大夫所忌讳，自两汉以迄明清，儒家学说才是运行于庙堂和江湖的显学及精神轴心。
李斯失败了，董仲舒成功了。但就总体言之，秦汉整合多元文化的努力获得历史性的胜利。
与儒学独尊相联系的，便是先秦时并不专属儒家的“古之道术”渊薮——《诗》《书》《礼》《易》《春秋》，从汉代开始被独奉为儒家经典，正式称为“五经”；以后又续补，成“七经”“九经”“十三经”。
“经”在战国曾作为一般典籍通称，《庄子·天运》有“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之说，《荀子·劝学》有“始乎诵经，终乎读礼”之说，这里所谓的“经”或泛指各类书，或有“经典”内蕴，但尚无“法定经典”意义。汉初，文帝（前202—前157）始置“经博士”，“经”已初具法定经典之意；武帝建元五年立“五经博士”，并推行“以经取士”的选官制度，公孙弘（前200—前121）治《春秋》为相封侯。以经师居相位的还有韦贤、韦玄成父子，匡衡，张禹（？—前5），翟方进（？—前7），贡禹（前124—前44），薛广德，孔光（前65—后5），马宫，平当，子晏等。西汉宣帝（前91—前49）亲自于石渠阁与“五经”诸儒宣讲经书；东汉章帝还就白虎观经学论辩裁成定论；灵帝于熹平四年，诏群儒校定“五经”，又令蔡邕（132—192）主持，以隶书刊五经于石碑，此即“熹平石经”。帝王的提倡，天下学士多靡然风从，传经之学和注经之学成为专门学问，这便是两汉至明清的官方哲学——经学[12]。
与儒学独尊相联系的，便是先秦时并不专属儒家的“古之道术”渊薮——《诗》《书》《礼》《易》《春秋》，从汉代开始被独奉为儒家经典，正式称之“五经”。图为明代杜堇《伏生授经图》。
武帝以后，经学被推尊为统一天下思想的官方哲学，但是，经学内部却发生分化，出现延续两千年的经今文与经古文之争。
秦火使先秦典籍遭到一大浩劫。西汉初年，重修文治，开始发掘整理古籍。其时官方博士所教授的儒家经典用流行文字抄写，故称“今文经”。
武帝末年，鲁恭王拆除孔子后代住宅，从墙壁内发现《尚书》《礼记》《论语》《孝经》，凡数十篇，均用先秦古籀文写成，故称“古文经”。此后，河间献王、刘歆等人也发现各种古文经。
经今古文之争，开始表现在经书的文字、版本、篇目之别和真伪之辨上，以后更引申出学术观点和方法的重大分歧。要言之，今文经学的视角是政治的，讲阴阳灾异，着重发掘经文背后的微言大义；古文经学的视角是历史的，讲文字训诂，究明典章制度，着重探讨经文本义。前者主合时，后者主复古。前者学风活泼，又往往流于空疏荒诞；后者学风朴实，却常常失之烦琐。
西汉中后期，今文经学居官学地位，今文诸经中以《春秋公羊传》尤被重视，称公羊学，其大师为董仲舒，他力倡“天人感应”、阴阳五行、黑白赤三统循环。两汉之际，今文经学发展出谶纬神学，神秘主义极一时之盛。
东汉末年，马融的学生郑玄遍注古、今文群经，综会今古文经学，集两汉经学之大成。图为清代华巖《郑玄诫子图》。
西汉末年，古文经学逐渐传播开来。古文经学首创者刘歆（？—23）推崇《周礼》《左传》，但未获朝廷认可。王莽（前45—后23）改制以《周礼》为本，故古文经学自王莽摄政后扶摇直上，东汉时已居正宗，古文经学家贾逵（30—101）、许慎（约58—约147）、马融（79—166）各自在某一领域做出重要贡献。东汉末年，马融的学生郑玄（127—200）遍注古、今文群经，综会今古文经学，集两汉经学之大成。后世（特别是清代）推崇的“汉学”，即指两汉经学，尤其服膺东汉古文经学考镜源流、辨章学术的治学路线。至于那种不能脱离对经典的依傍，以注经、释经透露己见的“经学方式”，更造成中国人的思维习惯，影响中华文明可谓至远至深。
在经学家之外，汉代也出现过融会诸家，富于综合、创造精神的思想家，如西汉淮南王刘安（前179—前122）招宾客合著《鸿烈》（后称《淮南鸿烈》，即《淮南子》），以道家为本位，兼纳道、法、阴阳，成为“子学”的殿后之作；扬雄（前53—后18）仿《论语》作《法言》，仿《周易》作《太玄》；东汉王充（27—约97）“博通众流百家之言”[13]，以“疾虚妄”的战斗精神，抨击盛行其时的谶纬之学和神学目的论，其学均超出经学范围。
栖息于阴山以北荒漠草原的匈奴，是我国北方的一个古老民族。他们以游牧为生，善骑射，勇猛剽悍，很早就与中原华夏族交往，战国时期便从中原人那里学会制造铁器，并利用骑兵神速的特点，深入黄河流域抢掠，构成战国至秦汉数百年间的“边患”。赵武灵王（前325—前299）时曾在河套一带设九原郡御胡。战国末年，赵、秦间争战激烈，匈奴乘机占领河套及以南地区。前214年（秦始皇三十三年），将军蒙恬（？—前210）率三十万军队北伐匈奴，收复河套，并沿黄河设四十四个县。
秦亡后，楚汉间数载争战，匈奴单于头曼出兵占据河套以南地区。头曼的儿子冒顿（音漠毒）做单于后，向东征服东胡，向西战败月氏，统治西域诸部；又北灭浑庾、屈射诸部，南并楼烦、白羊各部，拥兵三十万，成为汉朝强劲对手。公元前201年，冒顿单于围攻韩王信，韩王信降，冒顿骑兵入山西中部。次年，汉高祖（前247—前195）亲率三十余万步兵迎击匈奴，在平城白登山（今山西大同东南）陷入重围，受困七天方得突围。此后，汉朝对匈奴采取“和亲”政策。景帝（前188—前141）时，晁错（前200—前154）总结战国秦汉以来御胡经验，建议“徙民实边”，亦兵亦农。至武帝时，国力昌盛，遂转而武装进攻，消灭匈奴军事有生力量。汉匈间前后交战多次，其中大将军卫青（？—前106）、骠骑将军霍去病（前140—前117）出击匈奴，奠定对匈奴的军事优势。此后，匈奴统治集团内部攻杀、分裂，南匈奴臣属汉朝。东汉时，汉匈战端再起，公元89年，车骑将军窦宪（？—92）率汉军大破北匈奴单于，匈人西迁，长达三百余年的汉匈战争告终。
由流动而善战的生活方式所决定，游牧人在与农耕人的争斗中多占主动，“来如飙风，去若闪电”，使以安居乐业为旨趣的农耕人防不胜防。为了护卫自己的文明系统，中原农耕人在与游牧区交界线上修筑防御工事，这便是长城。
战国时，各国竞相修筑长城，分“互防”和“御胡”两类。秦灭六国后，一方面拆除互防长城，以利统一；另一方面，为防范匈奴南袭，命蒙恬沿黄河、阴山设立亭障要塞，北面和东面利用赵、燕御胡长城，西面利用秦昭王时的御胡长城，并补修间缺，使之连接成西起临洮（今甘肃岷县），东到辽东，绵延近万里的长城，用夯土筑成。这条秦长城，在今见砖石垒砌的明长城以北很远的地方，说明农耕—游牧的边界线秦时较宋时以后靠北几百里。
汉武帝时，又建起两千多里长的河西长城，与秦长城相加，从敦煌到辽东，共长一万一千五百多里。昭帝、宣帝又续修长城，最后筑起一条西起今新疆，东到黑龙江北岸，全长近二万里的长城。沿途城堡相连，烽火相望，蔚为壮观。
如果说，修筑长城是中原农耕人抗衡北方游牧人的一种防御性静物制作，那么，开辟丝绸之路，则是汉帝国拓展性的动态行为。
为了护卫自己的文明系统，中原农耕人在与游牧区交界线上修筑防御工事，这便是长城。
丝绸之路的开辟，首先归功于张骞（？—前114）的“凿空”西域。
西汉初，匈奴击败月氏，月氏西迁中亚（今新疆伊宁附近），建立大月氏国。汉武帝为征伐匈奴，企图联合大月氏夹击匈奴，于是征募穿越匈奴领地寻觅月氏的使者，郎官张骞应募出使西域，第一次历时十三年，到达大宛（今乌兹别克斯坦东部）、大夏（今阿富汗北部）、大月氏（今塔吉克斯坦及克什米尔）、康居（今土库曼斯坦）；第二次历时四年，除遍历中亚外，还派副使与安息（波斯）取得联系。张骞一行了解到西域各族的联系。张骞将这些情况报告汉武帝，《史记·大宛传》载其主要内容。东汉时，又有班超（32—102）通西域之举，其部将甘英还远抵西海（波斯湾）。
张骞通西域后，汉朝与西域各国使者往来不绝。宣帝时，在乌垒城（今新疆轮台东北）设西域都护府，统领和管辖西域诸国。
汉朝中叶以后，与西域各族的贸易日渐发展，汉朝修筑令居（今兰州西北）以西道路，形成通往中亚、西亚的两条商路，一为天山北路，一为天山南路。西域商人把中亚、西亚产品，如蚕豆、黄瓜、大蒜、胡萝卜、胡桃、葡萄、西瓜、石榴以及汗血马、骆驼、驴，运到中原，同时，西域歌曲、舞蹈、乐器、魔术、雕刻、绘画也随之传入中原；汉朝以丝绸为主的各种商品运往西域，又由中亚商人转运欧洲大秦（罗马帝国）。中国丝绸被罗马贵族视为珍品，称中国为“丝国”。这条东西贯穿的商路，便被称作“丝绸之路”。此外，中国的炼钢技术、掘井法也由丝路传入欧洲。
丝路成为洲际海运开通以前，沟通亚欧大陆东西两端文明的主要通道。
张骞应募出使西域，第一次历时十三年，到达大宛（今乌兹别克斯坦东部）、大夏（今阿富汗北部）、大月氏（今塔吉克斯坦及克什米尔）、康居（今土库曼斯坦）；第二次历时四年，除遍历中亚外，还派副使与安息（波斯）取得联系。图为莫高窟壁画《张骞出使西域图》。
两汉官方推崇的儒学以阴阳谶纬之说释经，已包含浓厚的神学成分。但因先秦原始儒家人文传统的制约，两汉儒学毕竟没有成为宗教。总之，中国“敬天法祖”的传统宗教有教而无学，儒学有学而无教，二者又相对分离，于是，专制帝国对宗教神学的渴求只得另觅补充。这便是外来宗教的引入和本土宗教的创立。
丝绸之路的开辟，导致南亚佛教的东传。
佛教创始人乔达摩·悉达多（前565—前485）约与孔子同时，原为毗罗卫国（今尼泊尔南部）净饭王的太子，他不满于维护种姓制度的婆罗门教，又对人世生、老、病、死诸种苦恼深感不安，遂出家修行，领悟到苦、集、灭、道“四谛”，以及“十二因缘”，终于觉悟成道，信徒尊称其为“释迦牟尼”（释迦族的圣人）或“佛”（觉悟者），他所建立的宗教便称佛教。印度孔雀王朝阿育王（前273—前232在位）立佛教为国教，并派遣传教师到中亚、西亚传播佛教，使之扩展为一种世界宗教。佛教向外传播有北传和南传两个路向。南传以小乘佛教为主，北传以大乘佛教为主。秦汉之际，佛教开始在中亚各国流行。
佛教创始人乔达摩·悉达多约与孔子同时，原为毗罗卫国净饭王的太子，他不满于维护种姓制度的婆罗门教，又对人世生、老、病、死诸种苦恼深感不安，遂出家修行，终于觉悟成道，信徒尊称其为“释迦牟尼”，他所建立的宗教便称佛教。图为明代丁云鹏《三教图》。
公元前2年，即西汉哀帝元寿元年，大月氏使臣伊存首次将浮屠（佛）经传入中国，博士弟子景卢从伊存那里听到对佛经的讲解。但佛教正式传入中国，在公元67年，即东汉明帝永平十年。明帝派蔡愔、秦景到印度访求佛法，从大月氏带来印度僧人迦叶摩腾和竺法兰，明帝令其在洛阳建白马寺，翻译佛教典籍。白马寺是中国第一座佛教寺院，故称中国佛教“祖庭”。
佛教宣扬慈悲普度、善恶报应、轮回转世，认为只要依法修行，便能脱离苦海，进入“常乐我净”的涅槃境界。这一切颇能满足人们的终极关怀，故在中国迅速流传。东汉末，徐州造大佛寺，佛堂能纳三千人，僧众多达五千人户，足见其发展规模。东汉间，佛经翻译日多，形成“安译”和“支译”两系列。安译指安息（波斯）人安世高系所译的小乘佛经；支译指大月氏人支娄迦谶系所译的大乘佛经。
佛教作为一种外来宗教，自然有一个中国化的过程。东汉时主要是与黄老道结合，当时社会流传老子入夷狄为浮屠之说，把佛教说成是老子西行后创立的。汉桓帝刘志（132—167）还在宫中设浮屠黄老之祠，拼合佛道。佛与黄老结合，是中国人试图使佛教中国化的开端性努力。
与佛教传入大体同时，中国本土宗教——道教创建。
道教的渊源有三：（一）古代的鬼魂崇拜；（二）战国以来的神仙方术，尤其是庄子抒写的“不食五谷，吸风饮露，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14]的神仙说；（三）秦汉的黄老道。道教成为一个有教义、教主、经典、组织的人为宗教，时在东汉。顺帝年间（126—144），宫崇到洛阳投献据称是他老师于吉所著《太平青领书》一百七十卷，此即《太平经》，后来成为道教主要经典。大约同期，张陵学道于鹤鸣山，据《太平经》造作道书二十四篇，自称出于太上老君口授，并参酌巴蜀少数民族的信仰，创立道教。因入道须交纳五斗米，称“五斗米道”，教人悔过奉道，又以符水咒语治病。教徒尊张陵为天师，故又称“天师道”。东汉末，张角（？—184）、张梁（？—184）兄弟倡“大公平”，立“太平道”，为民间道教一派，是汉末黄巾起义的组织者。
道教的基本信仰——“道”，被释作宇宙本原，是“灵而有性”的“神异之物”。这是对《老子》五千言讲的“道”所作的宗教阐发。道教尊奉的“三清”，便是“道”的人格化。道教修行的终极目标是“得道成仙”，使人返本还原，与道合一，成为灵魂常在、肉体永生的神仙。长生久视，全性葆真，却又不放弃人生享乐，是道教的一大特色。道教对中华文明有多侧面影响，其炼丹术积累丰富的化学知识，其长生术中的吐纳导引对医学颇有进益；此外，对文学艺术乃至民俗，道教都提供一种底蕴。故鲁迅说：“中国文化根底全在道教……以此读史，有许多问题可迎刃而解。”[15]
两汉四百年间，经济相对平稳发展，形成古典科技的一个高峰。
为适应农业生产的需要，并满足帝王“应天承运”的侈心，朝廷集中人才对天文历法进行观测研究，取得显著成就，《史记·天官书》《汉书·五行志》保存着汉代天文知识。在天文观测基础上，汉代形成两种宇宙结构说——盖天说与浑天说。前者认为天如盖，地如盘，天覆盖地；后者认为天地都是圆的，天在外，如蛋壳，地在内，像蛋黄。浑天说接近天地实情，据此说，能大体推算和观测日月星辰的度位。东汉张衡（78—139）还发明观测天象的“浑天仪”。
与天文学直接相连的算学，汉代也成绩斐然。其内容传自先秦的《周髀算经》即成书于西汉。成书东汉中期的《九章算术》，其中《方程》处理了三元一次和四元一次联合方程式问题，早于印度四百年，早于欧洲一千三百年；《勾股》提出勾方股方之和等于弦方的勾股定理。
地学在汉代也有进展。长沙马王堆帛书中“长沙国南部舆地图”，是现存最早的大比例尺实用地图。班固的《汉书·地理志》是中国第一部以疆域、政区为主体的地理著作，内容翔实准确，其对各级政区户口的统计，为世界最早。张衡的“候风地动仪”是地学仪器的天才创造，该仪能在短期内测出地震的时间、方位与强度，西方一千七百年后才造出类似仪器。
汉代是古代医学的重要经验集成期，其代表作是战国时开始编纂、西汉修订充实成书的《黄帝内经》和《难经》。《黄帝内经》包括《素问》和《灵枢》，用朴素唯物主义观点解释生命起源、疾病成因、形神关系，并在各器官的相互关系，生理与心理、人与疾病等关系的问题上，做辩证分析，奠定中医理论的基石。《灵枢》还记述了针刺技术。东汉末张仲景（150—219）著《伤寒论》《金匮要略》，强调“辩证施治”。名医华佗长于外科，用麻沸散做全身麻醉，又精于针灸，他还编“五禽戏”，提倡体操运动。
中国闻名世界的“四大发明”，其中指南针、造纸术两项成于汉代。
战国时已有关于磁石性能的认识，《管子》《吕氏春秋》均记载明确。《韩非子·有度》说“先王立司南以端朝夕”，则是指南针的最早文字叙述。东汉王充更详论司南：用天然磁石磨制而成，其形如勺，底圆，置于平滑盘上，勺柄就自动转向南方[16]。这是世界上对指南针制法、结构和功能明确无误的最早的记述。
纸的发明是人类文字载体的一次革命。在植物纤维纸出现前，中国人的书写材料用过龟甲、兽骨、金石、竹木、缣帛等，它们或失之笨重，或过于昂贵。中国在汉代已发明造纸术，制作出轻便价廉的书写佳品，实在是对文明事业的一项伟大贡献。
习惯说法是，东汉蔡伦发明造纸术。其实，西汉初期的麻纸是现存世界最早的植物纤维纸。这种纸1957年在西安灞桥出土，新疆罗布淖尔，甘肃居延，陕西扶风，甘肃敦煌、天水也有西汉麻纸发现，足见早在公元前2世纪中国不仅已发明造纸术，而且纸已广泛使用。公元105年，东汉宦官蔡伦（？—121）完成造纸技术的革新，用树皮、麻头、破布、渔网做材料制纸，质量提高，成本下降，史称“蔡侯纸”。纸于3世纪传入越南，4世纪传入朝鲜，5世纪传入日本，8世纪经中亚传入阿拉伯，进而传入欧洲。公元1150年，西班牙萨地瓦建欧洲第一家造纸厂，距蔡伦造纸一千年。
名医华佗长于外科，用麻沸散做全身麻醉，又精于针灸，他还编“五禽戏”，提倡体操运动。图为传说中的华佗为关羽刮骨疗伤。
秦王朝是与欧洲的罗马、南亚的孔雀王朝鼎足而三的世界大国，汉王朝则是与罗马帝国东西并峙的巨峰。秦皇、汉高创建的帝国，不仅疆域阔大、国力强盛，而且洋溢着一种亢奋的拓展精神。规制壮丽、胸襟豪迈，是秦汉文化精神的主旋律。这既体现在物质文化的建造上，诸如万里绵延、千秋巍然的长城，“履压三百余里，隔离天日”的阿房宫，气势磅礴的始皇陵及其兵马俑，规模大于明西安城近十倍的汉长安城，霍去病墓前雄浑的“马踏匈奴”石雕……同时还体现在观念文化产品的创作上，其代表便是“苞括宇宙，总览人物”的汉赋，以百科全书式的眼光观照古今的《史记》。
赋产生于战国末期，接受纵横家游说之词及楚辞的影响，盛行于汉代。赋与楚辞比较，诗的成分减少，散文成分增多；抒情成分减少，咏物叙事成分加多。如汉初贾谊（前200—前168）作《吊屈原赋》，抒发怀才不遇心情；景帝时的枚乘（？—前140）《七发》假托吴客与有病的楚太子相互问答，动之以情，喻之以理；西汉中叶，司马相如（前179—前117）的《子虚赋》《上林赋》以极夸张的手法和富丽的文字，描写天子游猎场面，丽句与辞采并流。汉赋铺张扬厉的文风，适应汉帝国“润色鸿业”的需要，所谓“天子以四海为家，非壮丽无以重威”，江山的奇伟、城市的繁盛、商业的发达、物产的丰饶、宫殿的巍峨、帝王的雍容与宏图，无不在赋中得到酣畅淋漓的夸扬，显示出汉帝国扩张、进取的气象。当然，这种文体成为给帝王歌功颂德的工具，渐渐脱离社会人生，趋于形式化和空洞化。汉以后，赋的衰落便成为必然。
西汉中叶，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上林赋》以极夸张的手法和富丽的文字，描写天子游猎场面，丽句与辞采并流。他以为明代仇英《上林图》（局部）、明代文徵明题写的《上林赋》。
汉代的散文也有宏大气象。贾谊的《陈政事疏》《过秦论》，晁错的《言兵事疏》《论贵粟疏》，纵论时政，鞭辟入里，文采斐然，鲁迅称之“西汉鸿文”“沾溉后人，其泽甚远”[17]。
两汉史学也显现一种特别宏阔的气势。司马迁（前135—？）胸怀“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雄伟目标，“网罗天下放矢旧闻，略考其行事，综其终始，稽其成败兴坏之纪”[18]，完成洋洋五十万余言的《史记》，首创纪传体通史，上溯黄帝、下及当世的三四千年历史总括一书，以人物为中心，分纪（以帝王为主轴的大事记）、表（帝王将相年表）、书（各种典章制度及科技知识汇编）、世家（诸侯国历史及重要历史人物传记）、列传（历史人物传记、各少数民族历史），涉及经济、政治、军事、民族、思想、文化、社会风貌，成一百科全书式规制。从历史文学而论，《史记》也达到出神入化的境界，写人物，项羽、刘邦栩栩如生；写战争，火牛阵、垓下之战惊心动魄；写事件，荆轲刺秦王、完璧归赵热烈充实，富于变化，诚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19]。
东汉班固（32—92）因袭《史记》纪传体而撰《汉书》，断代为史，“究西都之首末，穷刘氏之废兴，包举一代，撰成一书。言皆精炼，事甚该密”[20]。《史记》为通史开山，《汉书》为断代史初祖，以后诸正史均仿其体例。这两部博大的首创性史著，皆成于两汉，正是宏阔而富于创意的秦汉文化精神的体现。
注释：
[1]《孟子·梁惠王上》。
[2]《荀子·议兵》。
[3]贾谊：《过秦论》。
[4]李白：《秦王扫六合》。
[5]《韩非子·扬权》。
[6]许慎：《说文解字·叙》。
[7]《芝罘刻石》。
[8]《吕氏春秋·不二》。
[9]《史记·秦始皇本纪》。
[10]《史记·秦始皇本纪》。
[11]《汉书·董仲舒传》。
[12]“经学”一词最早见于《汉书·儿宽传》：“见上，语经学。上说之，从问《尚书》一篇。”
[13]《后汉书·王充传》。
[14]《庄子·逍遥游》。
[15]鲁迅：《致许寿裳》。
[16]见《论衡·是应篇》。
[17]《汉文学史纲要》。
[18]司马迁：《报任少卿书》。
[19]《汉文学史纲要》。
[20]《史通·六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