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是历史上另外一个子孙满堂的皇帝，他一共生了26个儿子、18个女儿。而且对比康熙皇帝，朱元璋在传位这个问题上很早就严格确定了操作规范，因此在皇位继承人即位的过程中，并没有出现像清康熙一朝的扑朔迷离。然而，即便如此，就在新皇帝即位后的几年内，朱元璋的子孙们分成两派，在中国大地上上演了一场叔侄相残的悲剧。我们来看一看当时发生了什么。
朱元璋是一位极端理想化的现实主义者。
从朱元璋生前所作所为来看，他的身上一直充满了理想与现实之间的激烈碰撞。这种价值观的形成，根源在于朱元璋是在中国历代帝王里面为数不多的真正出身于草根的人。正因为出身于草根，朱元璋更加了解民间疾苦，在登基称帝之后也更加根植于现实地来实现自己的执政理想。换句话讲，在朱元璋的脑海中，他要建立一套亘古未有的治国方略，实现社会纯粹的公平正义，杜绝前朝历史上出现过的一切可能的弊端。他的反面参考模板，就是他幼年时期接触到的元末乱世百态。为了这个理想，他不惜用矫枉过正的方式来制订国家政策。
比如肃贪。朱元璋规定，官员贪腐超过六十两白银（约折合人民币一万多元），就构成死罪。我们可以对比一下今天的标准：我国在1997年时的受贿罪判刑标准是受贿5000元人民币，而这个标准到了2016年做了一次修正，由受贿5000元上涨到了3万元。注意，这个标准指的是构成犯罪和判刑的标准，并不是执行死刑的标准。今天按照朱元璋的标准，如果有官员受贿3万元，已经可以直接拉出去枪毙了。正因为这种近乎变态的刑罚标准，在洪武一朝，被处死的贪官或疑似贪官，超过了15万人，多数人死后还被以极其残酷的方式示众，如剥皮填草。
比如海禁。为了防范倭寇[1]和海盗的骚扰，朱元璋索性关闭了所有的海外贸易，规定“寸板不许下海”。这种严格的海禁制度一直到大明王朝建立200年后的隆庆时代，才有所松动，其间的郑和下西洋[2]，也只是官方形式的昙花一现，而且郑和死后不久，所有的航行资料就被有组织地付之一炬了。
比如官制。为了杜绝汉、唐、宋这些朝代出现的奸相乱政问题，朱元璋索性取消了丞相这个职务，要求后世皇帝必须亲力亲为。不仅如此，朱元璋还特别补充了一条，如果后世有大臣蛊惑皇帝设立丞相的，马上凌迟处死，全家抄斩。
不仅仅是治国方略，还有治家方略。
朱元璋把他的治家方略，全部浓缩在了一本名叫《皇明祖训》的书里。这本书的内容，大到指导后世皇帝制订邻国外交政策，小到皇室和亲王子孙们的辈分用字，甚至皇帝每天正常吃喝拉撒睡的标准，都规定得一清二楚。
让我们看一看，在朱元璋眼中，一个合格明代皇帝的一天：
凌晨繁星满天的时候，皇帝就要起床（“星存而出”《皇明祖训》）上早朝，太阳出来之后结束早朝；除了早朝，还要上晚朝。朝会的时候，皇帝需要面对京城所有大小官员的参拜和朝议。所有在京城的大小官员，只要是拿俸禄有品级的都算。因此皇帝上朝的时候，动辄就在午门之外黑压压跪一千多人；因为没有丞相，所以除了朝会之外，皇帝还要亲自处理政务，成捆的奏章都必须自己逐条过目和审批；如需和自己的亲信或大臣议事，皇帝要时时警惕，以防被心怀叵测的人偷袭。身边的带刀侍卫不能走远，必须严格保持在十丈以内；吃饭要按时，其间要少喝酒。皇帝除了出差之外，中午饭不许吃太多。（“酒要少饮，饭要依时进，午后不许太饱。在外行路则不拘。”《皇明祖训》）除了工作之外，不能看戏子唱戏，也不能欣赏音乐，晚上大摆宴席更是不可能。（“无优伶进狎之失，无酣歌夜饮之欢。”《皇明祖训》）；忙了一天的皇帝，只准睡在乾清宫，不准随便到后宫厮混。翻嫔妃们的牌子要有节制和次序，不能纵容皇后专权，也不能专宠后妃；晚上要尽量晚睡，早上要尽量早起。（“凡帝王居宫，要早起迟睡。” 《皇明祖训》）夜里睡觉要特别警惕，注意城中有没有异常动静；常备武器和盔甲在身边，宫门和京城四门门口，要时刻备有快马。一有异常，时刻准备逃跑避祸。
第二天，又是一模一样的一天，没有周末，也没有休息日。
面对这样的祖宗遗训，后世皇帝当然可以委屈，也可以不服，但是你却不能改动朱元璋制订的祖宗成法，因为你能想到的小聪明，朱元璋早就想到了。为此，他老人家特意在《皇明祖训》中写上了这样一句话：“凡我子孙，钦承朕命，无作聪明，乱我已成之法，一字不可改易。非但不负朕垂法之意，而天地、祖宗亦将孚佑於无穷矣！呜呼，其敬戒之哉！”这句话翻译成现代白话文的大俗话就是：老子已经写好的东西，已经是世界上最完美的祖宗遗训了。你一个字也不能改，你要是敢修改，皇天后土和八辈祖宗都不会保佑你。
事实上，只要是朱元璋敢于写进《皇明祖训》里面的话，都是他对后世帝王的具体要求，当然也是他无比认同并且在生前身体力行的皇帝标准。这样的标准，近乎苛刻。除了朱元璋这种几百年出一个的工作狂，其他人如果按照同样的标准来要求自己，最后一定会被折磨成精神病。
朱元璋想用自己的孜孜不倦、狂热工作，用一辈子的时间干完子孙后代几辈子的活，同时制订一套对内治家、对外治国的总方略，只要按照这套方略执行下去，自己的子孙后代即便不动脑子，也可以实现大明王朝的长治久安。朱元璋在晚年培养皇位继承人的过程中，更是照方抓药地践行了自己一生的追求—凡事要么不做，要么做绝。
其实说白了，洪武帝朱元璋实行的一些做法，具备鲜明的个人特征，因此有很大的不可操作性，即便是做成了祖宗成法，也很难继承下去。后来的明武宗朱厚照就是被所谓的祖训压垮，最后变成一个离经叛道的人。其实正德皇帝一点都不傻，他只是太压抑了。庙号中配享一个“武”字的，就一定不会是饭桶。当然也有有样学样的，比如后来的明思宗朱由检[3]。朱由检立志做一个像先祖朱元璋那样的人，但是他也只是在形式上做到了，通宵达旦，晨习日讲，做皇帝十几年，连个好觉都没有睡过。然而，这样的折腾，就像是一个班里普通资质的学生，你偏偏要他向学霸看齐，搞到最后连自己吃饭的本事都搞丢了—煤山上吊，身死国灭。
朱元璋的这一套，就像是一个吹糖人或者捏面鱼的民间手艺人，就算你做得再好，都是你个人技能的无上精通。如果没有徒弟继承你的精髓，这门手艺整个也就失传了。所以，李约瑟认为，很多中国古代领先世界的东西，都是靠经验而不是靠大规模工业化和流程化来保证的，这话说得有道理。从朱元璋这里，我们也能看得出些许端倪。
朱元璋培养的第一个皇位继承人，是他的长子朱标。按照朱元璋在《皇明祖训》中严格确立的嫡长子继承制，朱标是朱元璋正妻马皇后的第一个儿子，也就顺理成章地占据了皇位继承第一顺位。
所谓的嫡长子继承制，其实是古代社会自然而然形成的一种规矩。如果不立这样的规矩，那上到社会，下到家庭单元就全乱套了。
比如说一个地主老财，手里头有点小钱了就难免讨个三妻四妾，有了一大群女人做妻做妾，舒坦倒是舒坦了，只是有个副作用：有女人就必然会生孩子。古代没有计划生育，孩子就必然越生越多。
那么问题来了，这么多孩子长大了，地主老财也快油尽灯枯了，就必然会涉及到财产继承权的问题。但是首先，在古代没有律师这个行业，写了遗嘱也未必就好使。其次，人都是有贪欲的，在财产的诱惑面前，人人都想多拿多分。如果这个问题处理不好，一家子人就会闹得不可开交，本来地主老财还想着多子多福呢，结果很可能尸骨未寒，孩子们就已经大打出手甚至骨肉相残了。
于是就立规矩，只有正妻生的孩子才能继承，妾生的孩子，原则上啥也不是。所以，贾宝玉可以在荣国府众星捧月，而赵姨娘生的贾环则只能低三下四，甚至被丫鬟婆子欺负嫌弃。
不过，正妻也不会只生一个孩子，地主老财的财产倒是好分割，那一家子人如果以后还是吃大锅饭的话，接下来谁当家呢？这很重要，这决定着地主家一起下地干活，谁负责分配任务、发放工钱；也决定着老财家的当铺，以后谁是掌柜的，就好像《大宅门》里面的白家一样。于是就规定，只有正妻家的长子，才有资格继承这个权力。
这样一来，至少从理论上，所有的问题都迎刃而解。
古代宗法社会，无论是底层的地主财主家，还是金字塔顶端的皇帝家，严格的嫡长子继承制，是解决家庭纠纷的不二法门。
嫡长子朱标的一生，是严格按照朱元璋的理想来培养的。我们在讲这句话的时候，不知道是应该为朱标感到高兴，还是绝望。用今天的观点，朱标有这样的一位父亲，他的少年时代，一定充满了各种痛苦和不快乐。而且悲催的是，生活在聚光灯之下的朱标，无论喜不喜欢，他都要按照皇位继承人的苛刻标准来要求自己。在朱标的眼中，朱元璋给了一个皇帝继承人的参考模板，而这个模板就是父亲口中的“别人家的孩子”，可悲的是，这个“别人家的孩子”实际上并不存在。那是朱元璋的理想人格，终其一生，是连他自己都无法企及的完美形象。
所以，我们在史书中看到的朱标，是一个近乎完美的人，诸如“孝友仁慈，出于至性”“为人友爱”（《明史·卷一百一十五·列传第三》）。身后充斥了各种上古圣君先贤的伟大光环。虽然我们并不知道，这些外在光环，到底有几分是他的本性，有几分是他违心的表演。这些其实都已经不重要了，因为一生都活在朱元璋阴影里面的朱标，于洪武二十五年，也就是公元1392年就死了，早早就死在了父亲的前面。
嫡长子朱标的成长之路，倾注了朱元璋太多的个人心血。然而，貌似优秀的朱标，始终生活在“别人家的孩子”阴影之下。朱标一生只活了37岁。其间最大的闪光点，一是保护兄弟；二是考察关中地形，为迁都长安调研。朱标死后，被谥号“懿文”，所以类似于前文讲到的隋炀帝杨广的元德太子，朱标又被称为“懿文太子”。
朱标的死因众说纷纭，但毫无疑问的是，这件事情从精神上沉重地打击了明太祖朱元璋。
这一年的朱元璋，已经64岁了。老来丧子，而且是自己倾尽半生心血培养的皇位继承人。这样的苦涩，一直以政治军事强人面目示人的朱元璋自然不愿多说，但是他所有内心的悲苦，都将转化为接下来所做出的一系列政治决策。
第一个决策：立储。
朱标的儿子朱允炆（wén），虽然时年只有15岁，然而朱允炆却跟他的父亲有着极其相似的秉性，比如温文尔雅、至纯至孝这种评语，用在父子二人身上其实都是成立的。痛失爱子、年逾花甲的朱元璋，将自己所有的心血都倾注在了少年朱允炆身上。不久，朱允炆就被立为皇太孙，成为朱标之后朱元璋选定的第二位皇位继承人。朱允炆的存在，让朱元璋忘记了他还有朱标以外的其他二十几个春秋正盛的儿子们。而这种选择性遗忘，让很多人感到绝望，比如朱允炆的四叔燕王朱棣，就是其中一个。当然，公道地评价，朱元璋的内心世界里，立皇太孙的另外一个原因，是朱元璋想用自己的行为树立一个后世子孙立储的标杆，那就是严格的嫡长子继承制，以免产生不必要的纷争乃至厮杀。
第二个决策：政治运动。
朱元璋洪武一朝，曾经有很多开国功臣被杀，原因很简单，朱元璋担心这些人在自己死后图谋不轨，夺取自己子孙的江山。也正因为如此，早在朱标还在世时，朱元璋就曾经发起调查“胡惟庸案”，倒霉的胡惟庸头几天还在通倭寇，过几天就可以通北元。总之胡惟庸是不是确实有罪并不重要，有什么罪也不重要，重要的是用“胡惟庸案”这个壳子，往里面装入更多应该去死的人。胡惟庸案持续了整整十年，其间被杀的人达到三万，老一辈的开国功臣，几乎被清洗殆尽。胡惟庸案的血迹未干，朱标去世，更年轻的朱允炆被立为皇太孙。朱元璋如法炮制，发起调查“蓝玉案”，因蓝玉案被株连杀戮者达到了一万五千多人，朝廷上，所有可能对皇太孙构成威胁的政治势力，被重新洗牌。
能够威胁到自己孙子即位的内朝的政治势力被陆续摆平。而如何摆平外族的战争压力，朱元璋这些年来所仰仗的，是陆续把自己成年的儿子们分封为藩王，就藩的地点往往选择在北方对抗北元军队的一线，明初就藩于北方边塞的九个成年藩王，也叫“边王”或者“塞王”。他们在强势父亲朱元璋的强制安排之下，不允许留恋南京秦淮河畔的花花世界，统统被赶到经济已经下滑的寒冷北方边陲之地吃土。比如我们前文提到的，在北方游牧民族进攻选择中生死攸关的关中、云州（大同）、幽州（北京）三个方向，朱元璋派驻了诸王中年龄相对较大，当然实力也相对较强的次子秦王朱樉（shǎng）守关中，三子晋王朱棡（gāng）守太原，四子燕王朱棣守北平。另外，其他诸王在北方沿明长城一线一字排开，帮助皇帝防备北方异族的入侵。其中比较有名的是，代王朱桂守大同，宁王朱权守大宁（今内蒙古赤峰市宁城县），辽王朱植守广宁（今辽宁省北宁市）。
朱元璋的九个儿子沿着长城一字排开，抵御外敌，后来被叫作“九王守边”；这九个藩王，被称为“边塞九王”；而九王所把守的地区，被称为“九边”。明末名帅熊廷弼被冤杀之后“传首九边”，说的就是这个“九边”。
事实上，朱元璋如此战略部署，可谓用心良苦。
秦朝在消灭六国的基础上，依靠法家思想，幻想建立一个真正的皇权专制体系，因此急火火地实行了郡县制，得罪了六国贵族不说，还让一个强大的大秦帝国在短时间内灰飞烟灭。后来的汉、晋两朝，参考了秦亡的教训，在保留郡县制的基础上实行同姓诸王分封，结果搞出了闹哄哄的“七国之乱”和“八王之乱”。尤其是西晋司马氏，对外战争不怎么样，自家兄弟对砍，倒是耍得有模有样。
正因为前朝的教训太过深刻，后来的唐、宋两朝，索性对分封的藩王不再赐予封地。比如前文提到的临淄王李隆基（唐玄宗）、端王赵佶（宋徽宗），都是只有封号而没有封地。用国库的银子养着你吃喝玩乐可以，但不允许你列土封疆。这种极端政策，导致唐末出现了草头王专权地方的藩镇割据，进而发展成为五代十国这种全国性的大分裂、大混乱；大宋则更惨，两次亡于异族之手，祖宗蒙羞，生灵涂炭。
血泪教训在前，因此朱元璋结合了分封制和郡县制的优点，对两者进行了有机结合，形成了极具特色的明代藩王制度。
简单来讲，明太祖朱元璋为了限制地方做大，取消了元朝的行省制度，也没有继承前朝的刺史、州牧、节度使等制度。转而，在原来元朝各行省基础上，废行省而设“承宣布政使司”，比如陕西承宣布政使司，河南承宣布政使司等。
明初全国共设置有十三个布政使司，布政使司中名义上的最高行政长官是“布政使”。布政使看起来级别相当于现在的省长，但实际上同其他两个行政长官“按察使”和“都指挥使”属于平级。布政使主管行政和钱粮调度，按察使主管当地司法，都指挥使主管地方军事，三司在行政级别上都是从二品，又都分别可以向中央相关部门进行直接汇报。这样，在地方上，就形成三司互相制衡的“三权分立”的权力制度。为了避免地方做大，朱元璋在省一级的行政单位分权，是一个大明版本的“三权分立”。
然而，省级行政以下的“知府”“知州”“知县”则无法三权分立，只能够全盘接受三司不同的行政命令（卫所除外），造成了明代基层地方官工作强度很大，工作内容不胜其烦。这是提升了公平却降低了效率的典型案例。
不仅如此，在地方军事上，承宣布政使司又和地方藩王权力交错。从理论上讲，藩王的职能主要侧重于军事，尤其是边防。然而，布政使可以控制地方藩王的财务，都指挥使又可以同藩王的军事部署相互影响。藩王和三司任何一方都不可能发展到尾大不掉的程度。在朱元璋的头脑中，这是一个堪称完美的军政相互制衡的地方官制和藩王分封制。
诸王守边的形势，如图4-1所示。
当然，为防止藩王军事势力过大，朱元璋在《皇明祖训》这本家族红宝书里，严格规定了藩王的活动原则，并限制藩王的部队编制为“三护卫”。也就是说，对于边塞上的藩王来讲，拥有带兵打仗的权力是很正常的，但是带兵的规模要受到严格限制，最多只能有三护卫。每个护卫规定3000到15000名士兵。这样一来，按照规定，三护卫的总兵力一定不会超过五万的编制。朱元璋以“三护卫”制度，来对各路藩王们进行军事上的约束。
图4-1 诸王守边形势图
晚年的朱元璋，按照自己对政治的理解，为长孙朱允炆的登基铺就了一条坚实宽阔而又血迹斑斑的大路。公元1398年，工作狂朱元璋，极端理想的现实主义者朱元璋，走完了波澜壮阔的一生。同一年，朱允炆顺利即位，史称建文帝。
朱元璋终于可以放心地去见自己的儿子朱标了，因为他交到孙子朱允炆手中的大明帝国，至少看上去很美。
朱允炆，是一个极端理想主义者。
朱允炆的理想，是建立一个实行儒家“仁政”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面，君王既是普天下的政治领袖，又是这个社会的道德楷模。而这个世界里的百姓们，则人人有饭吃，人人懂礼貌，人人守法纪。朱允炆的年号“建文”，体现着鲜明的个人色彩，从而与明太祖朱元璋的年号“洪武”形成了风格迥异而又意味深长的对比。
朱元璋是马上得天下，而且在他本人幼年的生活经历中，对于元末的官僚体系产生了非常大的憎恶。因此在洪武一朝，文人的地位并不高。在治理天下的过程中，朱元璋知道自己离不开读书人，但他又处处防着这些看起来一肚子坏水的读书人。与此同时，朱元璋用自己夜以继日的忘我工作，来弥补读书人的缺位造成的政治真空。当朱元璋发现，单纯依靠自己的个人能力，就大概能够控制政局的时候，他就开始对文人士大夫们采取有针对性的防范措施。一旦发现有表现异常的风吹草动，朱元璋便会采取手段，对付这些不安分的读书人。
比如当年的锦衣卫，就是朱元璋为了监视爱说怪话发牢骚的士大夫们而设立的特务机构。酸腐文人们往往晚上喝点小酒、听点小曲，就开始嘴上没有把门的，指点江山、信口开河起来。结果，他们的酒话和疯话第二天就会一字不落地传到皇帝耳朵里。
轻则锒铛入狱，重则灭门抄家。
可以这样讲，朱元璋时期的士大夫们，都是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过日子的。每次上朝会之前，酸腐文人们都要回忆一下昨天晚上有没有胡说八道，如果确认没有，则信心满满；如果实在想不起来，那就在出发之前，跟家人做一次庄严肃穆的告别。因为这一去，还不一定回得来。
与朱元璋时期截然不同的是，建文帝时代的读书人们，则真正地实现了儒家学者的登堂入室。建文帝信任的齐泰、黄子澄、方孝孺等名臣，都是饱读诗书高中进士的大儒。而建文帝本人，也不是朱元璋那种日理万机的工作机器，更谈不上所有的事情都乾纲独断。事实上，朱元璋的后世子孙们多半都不具备与朱元璋相媲美的治国能力。即便有那样的能力，也未必有那样的精力；有那样的精力，也未必有那个体力来支撑自己的健康。所以建文帝时期，虽然没有设置丞相一职，但齐泰、黄子澄、方孝孺等大臣，同建文帝一起组成了一个领导团队。齐泰等人的分工各有不同，齐泰任兵部尚书，黄子澄为翰林学士，方孝孺为侍讲学士（相当于皇帝智囊团负责人）。职务虽然不同，然而三个人的出身秉性却基本雷同，比如正直、忠诚、学富五车、富于政治理想。也正因为如此，建文帝的这个领导团队被称为“秀才朝廷”。三个政治理想家，遇到了一个极端理想主义者朱允炆，组成了“秀才朝廷”。他们是真正怀着儒家的家国天下之梦，凭着一腔为国为民的热血在不知疲倦地工作。
在建文一朝刚开始，秀才朝廷的很多举措，获取了朝野上下极大的民意支持，比如废除很多朱元璋制订的严刑峻法，又平反了诸多在洪武一朝的冤假错案。同时，重视科举，广开言路，儒家弟子们迎来了空前的政治上的春天。
然而，按照个人好恶，以道德楷模的方式来选拔人才，是一种政治上的严重不成熟。古代官场政治离不开厚黑和手段，一个称职的皇帝在用人方面，一定不是以儒家道德和学术高低作为唯一标准，而是更加看重实际执政中的经验和手段。俗话说：“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官场需要治人，不接地气的政治家，其实就是空想家。比如建文帝所信赖的方孝孺，曾经撰写过很多抒发政治理想的书和文章，可谓著作等身。然而，这些作品的文学价值固然很高，但其中的施政内容却因缺乏最基本的实践考验，而流于空谈。
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当以建文帝为核心的中央政府遇到复杂的政治局面或者遇到更加强劲的政治对手的时候，难免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
建文帝有理说不清的第一件事，就是削藩。
削藩的动因，是建文帝看到各路藩王渐渐势大，怕自己的叔叔们尾大不掉。比如前文所讲的宁王朱权。宁王朱权虽然只有二十出头，但却是“守边九王”里面势力最大的一个。这个时候宁王甚至已经把标配的“三护卫”，扩展到了“带甲八万，革车六千”（《明史·卷一百一十七·列传第五》）。插一句闲话，朱权是第一代宁王，朱权后来有个后人叫作朱宸濠，是第四代宁王。朱宸濠起兵作乱未果，成就了一代圣贤王守仁。
削藩的理论基础则是来源于齐泰、黄子澄的战略分析，他们引用了西汉“七国之乱”和西晋“八王之乱”的旧事启发建文帝，希望建文帝立即采取有效措施限制藩王权力。建文帝最终听从了这两位智囊的建议，正式启动削藩。
应该讲，站在建文帝的角度，削藩的决策本身并没有问题，但是削藩的方式选择却严重错误。
第一，削藩的时机选择过于急迫。年轻的建文帝刚刚登上帝位，他迫切需要的是站稳脚跟，控制局面，进而取得满朝文武大臣更深的信任和效忠。往往一个新皇帝上台，不管前朝的大臣是否怀有二心，都一定会重新洗牌，将中央以及地方上的军政要员，逐步替换成自己信任的人。然而这种人事调整，往往需要至少几年时间的磨合。就像煲汤一样，要掌握火候和时机，如果时机不到，则很容易生变。很遗憾，建文帝只等了几个月，没等到自己全面掌控政局，就迫不及待地表达了削藩的意愿。
第二，削藩的顺序选择错误。当时的齐泰和黄子澄关于削藩顺序，曾经有过一番争论。齐泰的意见是从诸王中最强的燕王朱棣下手，然后再去收拾其他相对弱一些的藩王。理由是，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但年轻的皇帝经过反复考虑，最后采用的是黄子澄的意见，从柿子里面最软的开始捏起，最后再动实力最强的燕王。不过，建文帝忽略了一点—如果从最弱的藩王开始实施削藩，那就一定会打草惊蛇，结果只能使燕王朱棣提高戒备，从而争取到更多的时间来做抵抗的准备。
第三，削藩的B计划准备不足。削藩无非几种方式，要么和平解除兵权，要么朝廷派兵抓捕，最坏的一种结局就是开战。总之就是先礼后兵，但不管是礼还是兵，都需要做好万全的准备，上、中、下三策都要做好行动预案，以防不测。然而，从结果分析来看，建文帝根本没有做好认真的战争准备。换句话讲，建文帝可能从心理上，并没有做好叔侄反目、兵戎相见的最坏打算。
其实，退一步讲，建文帝的这一切，又都不算错。因为朱允炆不是朱元璋，他的执政理念里面，压根就没有祖父那样狠辣的手段，反而充斥了更多的儒家“以德治国”的仁政思想。不过无论如何，削藩的动议一旦通过，秀才朝廷就已经身不由己，走上了一条只许胜不许败的不归路。
建文帝由弱及强，先后废掉了周王、齐王、湘王、代王、岷王五位亲王。秀才朝廷到底是经验不足，首轮削藩期间，发生了很多令人遗憾的事情，让其他的藩王感到唇亡齿寒。比如湘王朱柏，就因不堪受辱而点火自焚。削藩削藩，削来削去并没有削掉大鱼，反而逼死了老实的湘王朱柏。侄子建文帝的任性之举，给各地的藩王们，带来非常大的震动。
比如，很早就怀有异心的燕王朱棣。
朱棣，是一个极端的现实主义者。
朱棣做每一步的决策都有强烈的目的性，任何徒劳无益的事情，有名无实的事情，在朱棣看来都是浪费时间。
朱棣是朱元璋所有儿子中的老四。
我们插句题外话—雍正帝胤禛和朱棣一样，都是老四。不仅如此，中国历史上排行老四的知名皇帝很多，我们前文曾经出场过的，北周武帝宇文邕，是乱世英雄宇文泰家的老四；不受待见的短命皇帝李重茂，是唐中宗李显家的老四；灭亡北宋，俘虏宋徽宗的金太宗完颜吴乞买，排行家中老四；乾隆帝弘历，是雍正帝胤禛家的老四。此外，汉文帝是汉高祖刘邦家的老四；汉明帝是东汉光武帝刘秀家的老四；蒙古汗国的监国拖雷，是成吉思汗家的老四；蒙古汗国末代可汗忽必烈，是拖雷家的老四；慈禧太后的老公咸丰帝，是道光帝家的老四；中国历朝历代的老四们，谱写了很多辉煌时代。
朱元璋所有的25个儿子里面，老四朱棣是最像他父亲的一个。朱元璋本人曾经给朱棣一个简单而清晰的评语—“棣儿类我”（明·鲁思俊·《西子丛话》）。正因为如此，作为当时朱元璋在世最年长的一个儿子，朱棣本人对于侄子的即位，最开始确实像吃了苍蝇一样难受。不过那个时候的朱棣，并没有什么造反的直接动因。如果权衡利弊的话，甘于放弃北平逍遥的燕王身份，而去赌一场以一隅对抗全国的造反，这件事情在朱棣眼中太不划算。
太祖去世，在朱棣看来，他是最应该去吊唁的那个皇子。当然，我们今天来分析朱棣当时的动机，多半还是要去探听新皇帝的虚实。但以情来讲，自十八年前就藩以来，自己远在北平而基本上再没有尽过孝道，太祖去世，他也希望能够见父亲最后一面；以理来讲，自己是朱元璋所有在世的儿子中的最长者，类似涉及祖宗礼法的事情，按照惯例一般是由朱棣出面。不过，这个最简单的要求，被刚刚即位的朱允炆严词拒绝，甚至在自己的四叔走到半路的时候，朱允炆派人去挡住朱棣的车马，搬出太祖遗诏来进行劝离工作。朱允炆的选择，或许确实是源自太祖临终前的安排，当然这同时也表达了新皇帝的一种态度—从现在开始，无论京城发生何种变故，都属于皇帝的家事，跟外地的藩王没关系。皇帝让你参加，那是你的荣幸；皇帝不让你参加，是因为按照《皇明祖训》，藩王就应该恪尽职守地在属地就藩，没有发生外敌入侵或者皇帝允准进京，不能过问朝廷内政。
简而言之，朱允炆要用这件事情来给自己立威。但这次不了了之的奔丧事件，则让朱棣心生愤恨，叔侄二人从此结下了解不开的梁子。
不过我们假设，这件事情换成朱元璋甚至是朱棣来处理，恐怕会完全是另外一套方案：要么索性，效法当年的隋文帝杨坚，搞一出翻版的“五王进京”，让所有的叔叔都来吊唁，并趁机一网打尽，一了百了；要么索性，效法当年的唐太宗李世民，采取缓兵之计，暂时麻痹自己的四叔，等朱棣完全丧失警惕的时候，再突然摊牌杀他个片甲不留。不得不说，这件事情上，朱允炆书呆子式的理想主义者价值观，体现得淋漓尽致，而可怕的是，这种理想主义者气质，在接下来的一系列叔侄交锋中，又不止一次地出现。
奔丧事件，让吃了闭门羹的朱棣从此长了个心眼。
所以到了第二年建文元年四月，临近朱元璋的周年祭，朱棣索性就不去参加了，而是派了自己的三个儿子朱高炽、朱高煦、朱高燧，代表自己去吊唁。
然而，这事办得并不高明。
因为越来越多的迹象，以及大侄子朱允炆的态度都在表明，距离朱允炆他们对朱棣下手的时间越来越近了。在可能摊牌的那个时刻到来之前，朱棣必须要做好各种预案以备不测。这一次儿子们进京，等于是羊入虎口，能不能活着回来根本就不敢想。而且，建文帝也确实有这样的想法，当时的齐泰就建议，索性把这三个儿子全部当成人质，不愁燕王朱棣不就范。
不过，北平、南京距离太远，即便是后悔，也来不及了。
有事说事，只能面对。
无法亲自进京的朱棣，只能在朝廷内利用自己的眼线和亲信传递消息，无论发生啥，他都要提前知道，以做好破釜沉舟、图穷匕见的摊牌准备。
事实上，建文帝花掉长达九个月时间废掉五个藩王的过程，已经给了朱棣以充分的时间来锻造兵器、招兵买马。现实主义者的直觉告诉朱棣：唇亡齿寒。虽然不知道下一步具体应该是什么，但这一步，他一定不能像其他诸王一样引颈就戮。
这一阶段，建文帝也没闲着，他也在刺探燕王府的动向。这毕竟不是中原王朝对游牧民族之战，甚至谈不上中原王朝内部火拼，这是亲到不能再亲的叔侄之间的事，互相之间都清楚底细。
因此，建文帝和燕王之间的情报战开始了。
第一回合，朝廷的卧底被派到燕王府，用来监视燕王。然而，这个卧底很快就暴露了。朝廷所安插内鬼的暴露，让燕王知道建文帝下一步一定还会有更大的动作。既然摊牌是迟早的事情，那么弱势的一方，就一定要让这个摊牌的时间尽量往后推迟。所以燕王决定，装疯卖傻，以拖待变。
第二回合，燕王装疯卖傻。全北平的人都知道燕王朱棣精神失常了。这个时候，理想主义者建文帝居然真动了恻隐之心。黄子澄趁机进言，这个时候放朱棣的三个儿子回去，必将麻痹朱棣的斗志。于是，建文帝将在南京的朱棣的三个儿子，统统放回北平，看望他们已经“疯了”的父亲。
不过没过多久，燕王府的另外一个朝廷卧底，将燕王装疯的真相告诉皇帝。建文帝感觉到自己的智商与同情心，双双被人深深地伤害。盛怒之下，他决定采取先发制人的手段，杀燕王朱棣一个立足未稳。
第三回合，建文帝秘密联络北平布政使张昺（bǐng），都指挥使张信、谢贵，要求他们三人谋划逮捕燕王朱棣。
这件事情初听起来没有问题，但是仔细推敲起来，逻辑上破绽就大了。首先，这三个人都属于前面讲过的所谓“三司”首脑。虽然三权分立，但是实际上这三个人都是在北平布政使司办公的。工作单位在一起，三个人也就是不折不扣的同事关系。不仅如此，同为外地人，他们的孩子很可能是同一家私塾的同学。他们的家属，很可能是晚上打牌的牌搭子。
所以，三司的三个人其实算是一个团队。
但是，一个团队并不意味着就是铁板一块，团队成员之间可能存在的鄙视和倾轧，很多时候被其乐融融的团队气氛所掩盖。矛盾，往往深藏在水面以下。
建文帝把“燕王逮捕令”这个最高机密，咣当一下同时丢给了三个人，那么他们三个又会如何看待这件事情呢？
毫无疑问，张昺是这个团队名义上负责全局的领导。另一方面，都指挥使这个职务的常规配备是一个人，不过笔者查阅了各种正史记载，却发现张信和谢贵此时同时担任北平都指挥使一职。考虑史书可能省略字数的情况，这两个人至少也是一正一副两个都指挥使。也就是说，建文帝对燕王的秘密逮捕令，是同时下发给了一个北平布政使，两个北平都指挥使。
那么问题来了：建文帝如何能够保证张信和谢贵就一定会是张昺的亲信呢？建文帝又如何能够保证，同为都指挥使的张信和谢贵之间就一定没有矛盾呢？
秘密通缉令这样的事情，知道的人越少越好，越是让一线指挥做主越好。退一步讲，如果建文帝只是将秘密通缉令告诉名义上的一把手—布政使张昺，给张昺以充分的授权，让他在一线组织自己最可靠的亲信，布置最可靠的方案，来诛杀燕王朱棣，那么局面也会比现在要简单得多。
建文帝以为，北平的这几位都是朝廷的地方官，也就顺理成章地为自己效力。不花时间研究人与人之间微妙关系的理想主义者建文帝，必将在这个问题上栽跟头。
接到密令的都指挥使张信，感到了空前的煎熬。作为大明官场的资深官员，来自安徽的张信并不知道该如何应对接下来的一切。此时此刻的他，必须要选择站队。就算是乱站队，也不能不站队。然而，作为同年刚刚空降到北平上任的一名都指挥使，他和山西人张昺、浙江人谢贵并不是同乡故旧，更不是掏心掏肺的朋友。所以，虽然同为北平地方政府的幕僚，张信并不清楚张昺和谢贵的真实态度。他当然也不敢贸然表达自己的真实态度。面临生死抉择的时刻，张信最终选择了相信家人，而不是两个素昧平生且看起来市侩无比的大明官场政客。
张信将自己的困惑告诉了自己的母亲。母亲要求张信坚定地和燕王朱棣站在同一立场上，不要有任何犹豫。因为她觉得，“王气在燕王朱棣一侧”（“王气在燕”《明史·卷一百四十六·列传第三十四》）。
最终，张信向朱棣和盘托出了建文帝对燕王的秘密逮捕令。
北平地方和军方两个部门的联合执法，结局极其失败。早有准备的朱棣在抓捕行动当天，将张昺和谢贵抓住杀掉了。之后，朱棣迅速派人占领了北平九门，进而控制了整个北平的局势。
这个时候的朱棣，已经再也没有什么顾忌了，中国人做事讲究脸面，所以无论何种烈度的争执，就怕撕破脸，因为撕破脸就意味着可以不要脸。不要脸就意味着可以无所顾忌，双方的角力，也就可以由暗战转为明战。建文元年（1399年）七月，朱棣在北平起兵，并且打出了“清君侧”（意思是铲除皇帝身边的奸贼）的旗号。不过，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朱棣的这个“清君侧”的概念，固然是受到了当年西汉七国之乱的启发，但理论基础却也是父亲朱元璋的《皇明祖训》。
搬出《皇明祖训》，最重要的目的还是要证明自己出兵的合法性。既然是按照祖训，要替建文帝铲除周围的奸佞，那么这次军事行动就要有个好听的名字，而不能随随便便地喊一个“南讨”“北伐”之类的烂口号。朱棣的智囊团们搜肠刮肚，想出了“靖难”这个词，意思是平定叛乱。而这场战争，也被后世称为“靖难之役”。
所以说，就怕流氓有文化。明明自己出兵的性质就是以下犯上，是以地方犯中央的叛乱，却要从理论上拔高，说成是自己去帮皇帝平定叛乱。这种杀人又诛心的战术，是中国古代战争中极其重要的环节。战争的合法性问题，意味着古代儒家道德的制高点，提前掌握天下苍生的人心向背。或者至少把水搅浑，让天下苍生感到莫衷一是，感到无论帮谁都是错，不如安静地做一个吃瓜群众，是很必要的。
靖难的战斗檄文一经发出，就意味着南北双方的正式宣战。
这个时候的建文帝朱允炆，还没有完全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他本以为仅靠北平的地方部队，就可以解除掉朱棣的常备武装。即便是偷袭不成，两方开战，区区的北平一城（见图4-2），也会马上陷入四面受敌的窘境。北面是北元的蒙古势力，蒙古人这些年因为零星战斗，跟朱棣结下了不少梁子；西边出居庸关不远，是朝廷的大同驻军；东边走滨海大路，就是朝廷的山海关驻军；北平南面，则是朝廷军队的两个驻军要塞—河间、真定（河北正定）。东、西、南三个方向上，朱棣都面临极大的军事压力，如果朝廷安排三个方向夹攻的话，朱棣也只能窝在北平。然而吊诡的是，从结果来看，自始至终，在三个方向上的朝廷军队，都没有形成真正的合力。
从靖难之役开始的整整一个月内，朝廷居然放任朱棣将周边朝廷据点各个击破，荡平了北平四周的通州、怀来、永平、居庸关等军事价值极高的要塞。短短一个月内，随着不断招募和朝廷势力的不断投降，朱棣的军队也从最开始的不到几万，增加到接近十万。谈笑间，燕王朱棣自燕王府始，先控制北平全城，进而控制西起居庸关、东到永平的大片区域，完成了整个燕山南麓的战略布局。
到建文元年（1399年）八月为止，朱棣在北平四围的军事部署基本全部完成，兵马总数同朝廷也没有相差过大。然而即便如此，这个时候，无论天时、地利、人和，还都在建文帝手上。朱棣能做的，仅仅是战斗的第一阶段：据守而自保而已。
图4-2 “靖难军”与朱允炆军队的对峙
此时，建文帝准备从中央派兵，一举荡平朱棣。但放眼望去，整个朝堂之上，居然再没有几个能够带兵的将才。几乎所有的军事人才，都在洪武一朝被诛杀殆尽。建文帝身边的人，几乎全都是纸上谈兵的大儒。无奈之下，建文帝启用了年过65岁的老将—耿炳文。
耿炳文，大明开国元勋之一，曾经随同大明开国部队南征北战，立下汗马功劳，官至长兴侯。建文帝显然认为这样的老将可以“即插即用”—召之即来，来之能战。耿炳文没有任何先兆地被委任为北伐统帅，另外，装备给耿炳文的大军号称三十万，实际上只有十三万。结果，仓促成军的老将耿炳文，率先头部队刚刚到达河北雄县，就被恭候多时的朱棣包了饺子。惊慌失措的南方军队，逃进真定城中，再不敢出来。
虽然首战失败，但此时耿炳文至少还有十万兵马，真定城尚在南军控制中，整个山东、山西和河北大部也牢牢地控制在朝廷手中。后续战争需要的兵马钱粮，也都可以在本地筹集。况且，年轻时候的耿炳文，就从南方一路打到过北方，对华北一带的作战地形和作战规律都了解得非常深刻。然而，建文帝在黄子澄的强烈建议之下，居然免掉了耿炳文的职务。不得不说，这个决定是整个靖难之役中，建文帝在用人上所犯的第一个错误。当然，暂时看来，这个错误还不是最致命的。
接替耿炳文的人，叫李景隆。
李景隆，字九江，大明开国元勋李文忠的嫡子，世袭曹国公。可谓将门之后，但却不是将门虎子，更谈不上有多优秀。他能登上南军二路统帅的宝座，只因为他有个叫作李文忠的爹。
与李景隆相呼应，建文帝又命令山海关驻军，从北平东侧翼进攻永平，以配合主力部队的进攻。两个月战事过去了，建文帝总算想起来，自己在山海关还有军队驻守，而且居然还驻守在北平的背后，能够用来抄自己四叔朱棣的后路。
得到消息的朱棣，并没有被五十万大军的名头吓倒。像朱棣这种极端现实的人，只认实际，不认理论。如果对方势大，那自然是好汉不吃眼前亏；但如果经过军事分析和情报判断，跟对手能够一战，那朱棣也断不会放过歼灭对手的机会。这一次，朱棣告诉自己的部众们，李景隆不过是一个纨绔少年，很容易就可以拿下（“李九江，纨绮少年耳，易与也。”《明史·列传十四》）。还给李景隆的军事行动加了一个预言式和总结式的描述—“景隆色厉而中馁，闻我在必不敢遽（jù）来，不若往援永平以致其师。吴高怯不任战，我至必走，然后还击景隆。坚城在前，大军在后，必成擒矣。”（《明史·本纪第五》）也就是说，李景隆不是来打北平府吗？打就打吧，反正他一个色厉内荏的黄口小儿也打不下来。等老子先去北平府背后的唐山、秦皇岛一带，解除朝廷山海关军队对永平府的围困。然后，等回师的时候，前有北平府的坚城，后有老子的几万靖难大军，李景隆插翅难飞。
图4-3 永平之围
这个对手必败的结论，也许有为鼓舞士气而虚张声势的成分，但面对看起来不可一世的敌人，朱棣居然真的按照自己的预言，留下儿子朱高炽守北平，诱使李景隆大举进攻，自己则绕到北平背后，去解永平之围了。（见图4-3）
事实上，朱棣的信心来源于一个和尚。
和尚的名字叫作道衍，俗家名字叫姚广孝。
姚广孝是一个传奇人物，一个真正的古代复合型人才。
姚广孝的家族世代行医，但他从小熟读儒家经典，却又在14岁出家为僧。僧人道衍，后来又拜当时著名的道士席应真为师，系统学习道家的阴阳术数。用今天的眼光来看，姚广孝绝对是学贯中西的人物。
当年姚广孝作为高僧的名声在外，因此被先帝朱元璋选拔，随侍燕王朱棣。不仅仅是姚广孝，其实朱元璋挑选了很多僧人陪同各路藩王一起就藩。朱元璋的本意，是要这些出家人度化实力雄厚、手握兵符的藩王们，劝藩王们向善。然而，到北平之后，姚广孝却因为自己的多谋善断，而成为朱棣最得力的谋士。
削藩开始，在准备起兵但又心有犹豫的关键时刻，朱棣曾经征求姚广孝的意见：老百姓的心，其实是站在建文帝一侧的，怎么办？姚广孝回了非常惊心动魄的一句：“臣只知天道，为什么要看民心？”（成祖曰：“民心向彼，奈何？”道衍曰：“臣知天道，何论民心。”《明史·卷一百四十五·列传三十三》）很显然，在燕王起兵靖难这件事情上，姚广孝的话给朱棣吃了一颗定心丸。
此次朱棣东去，解永平之围，将守卫北平城的重担，交给道衍和尚。俗话讲，“僧道妇女，不可临敌。”也就是说，出家人或者女人，不到万不得已，一般不会轻易上阵杀敌，而一旦出手，那就一定是非同小可。姚广孝辅佐朱高炽，留守北平，将是对他个人价值的第一次真正考验。
此时此刻的李景隆，正在梦想着像自己的父亲那样，建功立业，列土封侯。而机会就在眼前，他太清楚这次战役的意义了。李景隆手下的五十万朝廷正规军，动用了所有的手段对北平的坚城实施攻击。在最接近胜利的时候，李景隆的手下大将瞿能，乘北军防线不备，已经冲进了北平城张掖门的城门洞，距离北平城破只有一步之遥。然而，大将瞿能的战术是“攻其不备”，而统帅李景隆的战术却是“出其不意”。李景隆在这个电光石火的一瞬间，想到了幼时的梦想，帝王的赏识，父辈的荣耀……还有破城之后如何处置朱高炽、姚广孝等北军的这帮手下败将。
最终李景隆做了一个决定，命令瞿能撤回南军大营，停止进攻。
李景隆不想白白把这个北平城破的历史时刻，拱手让给瞿能这个无名鼠辈。血气方刚的他，希望第一个率部杀入北平—面前是敌人的嚎哭，背后是南军的大旗。李景隆希望享受这具有仪式感的一刻，这一刻将让他名扬天下。
此时城内的姚广孝和朱高炽，其实也是困兽犹斗，挣扎在山穷水尽的边缘。
有时候战争拼到最后，决定战场胜负的往往就是一念之差。所以，只有一个意志力强大并且信仰坚定的人，才能成为一个好的统帅。姚广孝就是这样一个人，他性格坚毅，立场果决。今天作为谋士，运筹帷幄的他是如此；一直到多年之后，成为永乐一朝权倾一时的“黑衣宰相”时，拒绝还俗也拒绝金钱美女诱惑的他，依然是如此。这一年的姚广孝，只比65岁的耿炳文小一岁，但他依然精神矍铄，战天斗地。
所以，年龄和体力不是问题，信念和坚持才是问题。
围攻北平城长达两个月之后，李景隆等到的不是城破的消息，他绝望地看到了朱棣回师解围的强大部队。
这支部队，盔明甲亮，旌旗猎猎。
毫无疑问，李景隆这一次的脑洞，让他功亏一篑。
东去的朱棣，先解了永平之围。
之后直奔大宁（内蒙古宁城），挟持并联合了宁王朱权。更加重要的是，朱棣合并了宁王的几万常备军，借到了威震边陲的蒙古骑兵部队—朵颜三卫。（见图4-4）
图4-4 朵颜三卫
朵颜三卫是大明帝国一支有着优良传统的英模部队，它赖以成名的法宝是来去如风的骑兵。在明代初年，这支铁骑劲旅威震辽东。朵颜三卫这个名字名扬天下固然是因为骑兵，但朵颜三卫最早的含义其实只是地方区划。大明开国，朱元璋一统华夏，当年蒙古草原上不可一世的成吉思汗后人们，在大明强大的政治军事双重打击之下，分裂成了互不隶属甚至互有攻伐的三个部分—鞑靼、瓦剌、朵颜三卫。居中的鞑靼自称黄金家族正宗传人，却苦于实力有限；偏西的瓦剌拥有全蒙古最强大的军队，却苦于没有名分；据守大兴安岭以东、燕山以北广大区域的朵颜三卫，则投降明帝国，接受羁縻成为大明帝国的边防卫所。
这里简单谈谈明代的卫所制度。
前文曾经讲过，明代的地方行政设置有“三司”。这样一个地方分权的特殊行政方式，其中的都指挥使司，主要掌管军事，简称“都司”。当年的大明直接控制的汉人农耕区，被分为十三个布政使司，相当于今天的十三个省，所以相对应的也有十三个都指挥使司。其中，在边境战事激烈的地区，设置有单独的都司。比如辽东都司（大概相当于今天的辽宁）、万全都司（治所在今天的河北宣化）、大宁都司（治所在今天的内蒙古宁城）。此外，朱元璋在一些重要的边疆和海疆，还加强管理，特意设置了五个行都司，比如福建这个地方，既有福建都司，也有福建行都司，实际是平级单位。所有的“都司”，在地方上名义的上级，就是前面说的各省的“布政使”；实际上，都司直接向朝廷汇报，确切地说，是向朝廷的军事管理机构“五军都督府”汇报。
都司以下，设置卫所，“一郡者设所，连郡者设卫”（《明史·卷九十·志第六十六》）。一个卫的标准配置是5600人；卫以下设“所”，“千户所”标准配置1120人，“百户所”112人。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守边王爷们的“三护卫”，护卫这个级别，跟地方卫所的“千户所”，是平级单位；百户所以下，设“总旗”和“小旗”，总旗五十人，小旗十人。所以我们认为，满族的“八旗制度”，实际上受到了明代兵制的影响，后来更是引申到了“旗人”的说法。
在当时大明全国的汉人传统行政区划内，共有四百多个卫所。绝大部分的卫所，实际上只是一个军事机构，不具备行政职能，所以只能称为“非实土卫所”，比如天津卫、威海卫这么牛气的名字，实际上并没有行政权力，只是个军事堡垒；而有一些卫所，则同时具备守土和行政两个重要职能，则被称为“实土卫所”。正因为如此，都司也分成了“实土都司”和“非实土都司”，比如各省的都司，基本都是非实土都司，而边疆地区，比如辽东都司就是实土都司。
卫所，根据汇报对象的差异，又分成了“京卫”和“外卫”。
京卫就是京畿附近的卫所，这些卫所向中央“五军都督府”（帝国最高军事管理机构，分为中军都督府、左军都督府、右军都督府、前军都督府、后军都督府）直接汇报；而“外卫”则直接向地方上的都司领导，也就是都指挥使汇报。然后，都司再向五军都督府汇报。这样的话，不管京卫还是外卫，直接或者间接地都归了“五军都督府”节制，看起来这个部门权力极大。但是不用担心，因为你所担心的问题，朱元璋早就解决了。五军都督府只负责兵籍和军政，而所有卫所的调兵权，则归兵部。
卫所实际上相当于军事屯田性质的“军屯”，也就是我们提到的北魏时期府兵制的一个变种。明代的府兵制，利用明初战争中的老兵，对前朝元军的招降纳叛，以及后来的地方羁縻、充军发配等，完全取代了宋代战斗力较弱的“募兵制”的禁军。在府兵制的基础上，朱元璋又吸收了两汉屯田戍边中的一些好的经验，形成了有明代特色的军屯制度。军屯中的军人们世代从军，长期备战，父死子继。所以，两汉屯田戍边的经验，被复制到了全国包括内地省份在内的各个省，而不仅仅是当年戍边的功能。而北魏府兵制中比较常见的“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鞯，南市买辔头，北市买长鞭”，这种府兵制中常见战争组织中的临时性和仓促性也不存在了。代之以成建制的卫所预备役士兵，随时准备出击。
所以，跟前面的汉人王朝—大宋完全不同，明初汉人尚武，不管是中央正规军还是地方武装，都特别能打。一群老光棍和小光棍们聚集的卫所，雄性荷尔蒙爆棚。不打仗就觉得手痒，不打仗就没法升迁，也不能够改变自己的现实地位。所以中央军队动不动就远征漠北，追着北元屁股满世界穷追猛打，要求人家交出玉玺，取消帝号；地方上的都司卫所和王府护卫，也是有事没事就要拉出去遛遛，打打秋风砍砍人，免得一群雄性动物老是长时间憋在一起，搞窝里反。
为什么如此详细地讲明代的卫所？是因为明代的卫所制度对现代中国影响极深。
卫所的军人们，平时务农，战时为兵，遍布全国，在明朝初年帮助明太祖朱元璋有效控制了全国战乱频仍的局面。同时，由于大量军屯的出现，战乱中人口急剧减少导致的废弃和荒芜的土地得到有效开发。今天中国有很多叫作“屯”“卫”“所”的地名，实际上都和当年明代的卫所制度有所关联。更为重要的是，军人们长期背井离乡，到了一定年龄只能找本地女人进行婚配，娶妻生子。最终的结果就是，大量的非汉人传统区域被有效开发，比如南方的很多山区，很多地方都有“夷娘汉老子”的说法，也就是父亲是汉族士兵，而母亲则是本地原住民族，这是一种普遍的现象。实际上等于这些戍边的士兵们，用自己的基因，对全国所有农耕区域进行了血缘基因上的汉化。
如上所述，是汉人传统区域的都司和卫所制度。除此之外，还有羁縻都司。
大明开国虽然打下了偌大的国土，但是在农耕区之外，还有广大的游牧和渔猎文明区，无法通过汉人士兵移民屯垦，无法有效强制开发，只能依靠当地少数民族对国土进行控制和管理。于是就形成了羁縻都司，比如东北的奴儿干都司（今天的东北和外东北），西南的乌斯藏都司（今天除昌都之外的西藏地区），朵甘都司（今天的川西、滇北、甘南、青海、西藏昌都地区）等。这些地方，往往由少数民族的部落首领接受大明皇帝册封的都司职务，但和内地都司不同的是，羁縻都司的职务往往可以世袭。没有重大变故，大明皇帝基本上不会过问羁縻都司的内部事务，但是羁縻都司要对大明帝国有名义上的臣属关系，必要时需要尽臣属义务。
羁縻都司以下，设置了羁縻卫所。
不管羁縻都司还是羁縻卫所，都是实打实的实土。
我们本节提到的朵颜三卫，就是典型的羁縻卫所。
所谓“三卫”，是指当年被分封在冀北、辽西和大兴安岭以东的三个蒙古部落，每个部落相当于一个卫所；所谓“朵颜”，是因为这三个蒙古卫所—朵颜卫、泰宁卫、福余卫，其中势力最大的就是朵颜卫。朵颜是因当地的朵颜山而得名，朵颜卫又被蒙古人称为“兀良哈部落”，所以“朵颜三卫”也被称为“兀良哈三卫”。像其他羁縻卫所一样，朵颜三卫早期被大明军事征服，但因为地处边远，又是传统的游牧文明区，明政府并没有有效控制。因此，朵颜三卫名义上对大明王朝宣誓效忠，实际上具备很大的自由度。元朝至明初以来，朵颜三卫的广大土地上，盛产蒙古骑兵；活跃在这片土地上的骑兵部队，因卫所名字而被称为“朵颜三卫”。
简单来讲，朵颜三卫是一支骑兵特种部队。这支部队，是一支雇佣军，燕王朱棣造反之前，这支雇佣军因为地缘关系，而受雇于宁王朱权。
同其他雇佣军略有不同的是，朵颜三卫是一支有节操的雇佣军。普通雇佣军只对金钱感兴趣，只要价码合适就挥舞马刀，东家让砍谁就砍谁；有节操的雇佣军认为钱虽然是个好东西，但鸡鸣狗盗的事坚决不干。所以，面对这样一支雇佣军，除了金钱收买之外，还要能够用道义来忽悠。只要忽悠得力，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当年的朵颜三卫甚至接受了大明的天下正统，帮助明太祖朱元璋，对抗过同文同种的北元皇帝。
所以，当时的朱棣奔往大宁，目的之一就是收朵颜三卫。
除了收人，还要占地。
因为宁王朱权手中的大宁，本身也不寻常。
当年朱元璋派九王守边，其实只是事实真相的一部分。因为长城既然已经修好，就必然是北部边防的重要屏障。所以，把九个成年的藩王派过去固边，本来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请注意，这里我们提到长城，并没有用到边境线的概念。充其量，长城只是屏障，而不能当成边境线。如果中央帝国的边境线已经被人平推到了长城一线，那只能说明这个帝国的负责人短视，或者说当时的外敌太过凶悍。
因为守中原就要守长城，守长城就必须在长城外围安插钉子，守长城的外围。也就是说，长城以外必须要有军事缓冲区。
本着这个逻辑，我们把之前的“九王守边”的老图再用一遍，并且再细化一下（见图4-5）。
在长城的外围，有三个卫所，遥相呼应、互为犄角，共同防御着长城的外围。这三个卫所的名字分别是东胜卫、开平卫、大宁卫。其中的东胜卫，在今天的内蒙古呼和浩特市托克托县；开平卫，在今天的内蒙古锡林郭勒；而大宁卫在今天的内蒙古宁城。明太祖朱元璋建长城，并且派九王守边，这是明面上的套路。其实暗地里鸭子划水，这三个卫所组成的“塞外三卫”才是防卫长城一线的战略精髓。
东胜卫，是为了警戒当时还在蒙古人手中的后套平原、前套平原可能的军事入侵；开平卫，是为了守卫大同一线，防止敌人从“山西糖葫芦”的大同、宣府一线切入，构成对北京和山西的直接威胁；而大宁卫则更加重要，同时监视了来自蒙古方向以及辽东方向的军事动向。
图4-5 塞外三卫
有塞外三卫的存在，一旦边境有变，消息就会第一时间传回帝国的中央机构。而塞外三卫，进可以同敌人小试牛刀，退则可以撤至长城防线，重新布防。有了塞外三卫，也就等于是为帝国争取到了更大的战略纵深。
多年以后，塞外三卫被废弃，明帝国的防线完全收缩到了长城一线。这件事情的影响非常深远，明朝的两次“己巳之变”—公元1449年明英宗时代的瓦剌首领也先入侵，以及1629年崇祯皇帝时代皇太极入寇，都是因为失去了塞外三卫的警戒，游牧民族骑兵们的一个冲锋，就已经来到了北京城下。两次北京保卫战虽然勉强取胜，但是都打得艰苦卓绝。其中第一次己巳之变中皇帝被俘，第二次则直接导致了袁崇焕被凌迟处死。
正因为塞外三卫的重要作用，所以在明代早期，这三个卫所的兵力配置非常高，也正是这个原因，才造成了当时宁王朱权的所谓“带甲八万，革车六千”。因此，这个时候的朱棣虽然拿下了永平，但他并没有绝对的把握拿下大宁。
而且，从永平到大宁的路怎么走，这里面也有大学问。
因为中间隔着长城，还有燕山。
燕山比起前面提到的秦岭与太行，确实在海拔上矮了一些。同时，它更无法比拟蜀道之难、太行八陉之险。千百年来，燕山一线能够进出的隘口太多，也特别繁杂。所以，防卫燕山一线比较麻烦。到了明代建国，朱元璋干脆沿着燕山南麓，来了个全线布防。一共一百二十九个关口，个个加派兵马看护。（“永平、蓟州、密云迤西二千余里，关隘百二十有九，皆置戍守。”《明史·志·卷六十七》）到后来沿长城燕山南麓的防线上，重中之重的关口有居庸关、古北口、喜峰口、冷口、刘家口等。其中的古北口、喜峰口、冷口，是1933年西北军的“长城抗战”打得最激烈的地方。
朱棣解完永平府之围，准备北出燕山奔大宁。从永平到大宁，最近的道路应该选择出喜峰口，不过在喜峰口有朝廷重兵把守的情况下，朱棣果断地选择了刘家口小路出长城，直奔大宁。而大宁，宁王朱权还有朵颜三卫，早有准备。
宁王朱权可以给朵颜三卫足够的金钱，但他只是个20岁的年轻人，论忽悠能力他和40岁的燕王朱棣之间相差太远。燕王朱棣给朵颜三卫带来的除了金钱，还有承诺—事成之后，朵颜三卫的部落首长们，可以和新的大明皇帝一起做“一字并肩王”，并且可以得到宁王朱权的大宁卫，从而在整个大兴安岭以东的广大区域自由活动。这样的许诺，让朵颜三卫的雇佣兵们，觉得热血沸腾，觉得自己从事的行动是在为游牧部落的后人们开疆拓土。当然，除此之外，燕王朱棣给出的金钱价码的确让人无法拒绝。
大宁卫，被慷慨许诺，赠与外人。
因为这个时候的朱棣只要皇位，他并没有真正读懂朱元璋设置大宁卫的良苦用心。若干年后，大宁卫这片地区，将会成为后金皇太极入寇燕山的便利通道，也将成为朱棣的后人崇祯皇帝以及整个明帝国走上灭亡之路的导火索。
燕王朱棣和宁王朱权的演技差距，就是老戏骨和小鲜肉的专业差距。
燕王朱棣只身一人进入大宁，哭天抹泪、悲痛欲绝，成功博取了朱权的同情。又在朱权只身欢送自己的时候，让埋伏在城外的伏兵一拥而上，绑架了朱权，占领了大宁，借此兼并了朱权的“带甲八万，兵车六千”。
得到了朱权的几万塞北边防军，加上三千剽悍的朵颜铁骑，燕王朱棣满载而归。
这样的兵力配置，之前十里秦淮、锦衣玉食的李景隆，想都不敢想。
猝不及防的李景隆，全线溃退，一路狂奔回山东的北大门—德州。
远在南京的建文帝，以及他身边的秀才朝廷，此时此刻对于战局的发展判断是令人遗憾的。集体讨论过后，建文帝认为李景隆这次失败的原因，不是在于李景隆本人用兵不当，而是因为朝廷对李景隆在一线的授权不够。对此，我们只能佩服建文帝出人意料的“机智”。用人不疑、疑人不用，这本身没有错，但关键是建文帝看人不准。
在用人上的第二次错误，将是致命的，建文帝也必将因此付出惨痛的代价。
公元1400年，加大了授权的李景隆，起兵六十万，再伐朱棣。然而这一次，李景隆输得更加彻底，从河北雄县一路狂奔，弃守了山东的门户德州，败逃到了山东腹地的济南。
李景隆的此次失败，也标志着靖难之役进入第二阶段，两军战略胶着。
当时的济南防务主要由两个人负责，一个是山东布政使铁铉，另一个是山东都指挥使盛庸。在这两位的指挥之下，济南这座城市抵抗了朱棣整整三个月未被攻克。在远在北平的姚广孝建议之下，朱棣无奈撤军。
面对叔侄之间的大打出手，大明官场中的很多官僚选择了两方押宝。而铁铉和盛庸这样的人，和身为文人的齐泰、黄子澄、方孝孺他们一样，堪称当时武将之中立场坚定的硬骨头。铁铉和盛庸，在靖难之役中，自始至终都体现出了遵循祖宗成法、只认正统法理的二杆子精神。这样的精神，虽然今天看来有些迂腐，但只有这样的人，往往才能在民族危亡时刻，挺起整个中华的脊梁。
我们需要尊敬这样的人。
在接下来长达大半年的时间中，盛庸被任命为平燕将军，负责调动和组织整个华北地区的南军，同朱棣进行周旋。很多时候，战争呈现出拉锯的态势，山东、河北一带的很多城市和要塞，被南军、北军反复争夺。而在长期的战斗中，无论双方的士兵还是将领，都在战争中学习战争。当初的青瓜蛋子，到最后也被锻炼成了老兵油子。而当地的百姓和官员，也呈现出战争带来的狡猾，很多时候，朱棣大军一来，军民望风而逃，而朱棣一走，军民则重新上位。两年过去了，朱棣真正占领并实施统治的地区，无非还是北平、永平、真定三个城市。
而南军虽然势大，但军心还是不稳，上阵杀敌时很多士兵心里也带着三分犹豫。毕竟，这是人家的叔侄之争，无论谁胜谁负都还是朱家的天下，自己一不小心就成了白白送死的炮灰。更何况，儒家的理想主义践行者建文帝还说过很经典的那句：不要让我背负杀叔的恶名。（“勿使朕有杀叔之名。”《太宗实录》）
这样的僵局，似乎看不到尽头。
最终破局的，是一位没有留下姓名的宦官，他在南京的宫中，给朱棣送来了价值连城的军事情报—朝廷虽然在华北一线布置重兵，但整个南京的防务是空虚的。在姚广孝的强烈建议之下，朱棣决定赌一把运气—绕开山东、河北的南军重镇，千里跃进，直逼南京。
靖难之役进入第三阶段，北军奔袭南京。
公元1402年正月，朱棣率大军二十万南下，兵发南京。
朱棣大军神速地绕开山东之后，所遇到的最强劲对手，就是徐辉祖。
徐辉祖，大明开国元勋徐达长子，世袭魏国公，高大英俊又文韬武略的将门之后。徐辉祖的另外一个身份，是朱棣的妻子徐氏的亲哥哥。换句话讲，朱棣与徐辉祖，是妹夫与大舅子的关系。其实这并不奇怪，因为战争开始之前，徐家人作为朱棣在京城的一门亲戚，为了家族站队的永远正确，就开始了投机式的两面下注。明面上，大哥徐辉祖坚定地站在朝廷这一侧；而私底下，弟弟徐增寿，则偷偷地站在朱棣这一侧，为他提供军事情报。
这事的分工始终如一，而且从头至尾看不出演技上的任何破绽，你不得不佩服战神徐达的后人聪明。
比如，早在战争还没有开始之前，朱棣的三个儿子在南京的时候，徐辉祖就曾经秘密地上书，对建文帝评价自己的三个外甥—三个人中，最不老实的就是老二朱高煦。这个朱高煦看上去并不忠于皇帝您，而且我觉得他以后也会背叛他的老爹朱棣，以后一定是心腹大患啊。（“三甥中，独高煦勇悍无赖，非但不忠，且叛父，他日必为大患。”《明史·列传·卷十三》）言外之意，徐辉祖建议这三个外甥要是放也不能全部放回去，要是留一个的话，建议留下老二朱高煦。
徐辉祖暗中上书黑朱棣，弟弟徐增寿在同时则保朱棣。
建文帝听完徐辉祖的汇报，找徐增寿征求意见，徐增寿却表示这事不存在。
于是建文帝该放人还是放人了。
尾声也颇为无厘头。我们并不知道，是否朱高煦也听说了这件事情。朱家三兄弟离开南京的时候，朱高煦特意跑到了他大舅的马圈里，偷了一匹马跑了。徐辉祖派人追，也没有追上。
徐辉祖的军事指挥技能继承了父亲徐达的优良传统，在同北军的缠斗中连战连胜，一时之间北军被困在淮河以北的大片开阔地上，无法动弹。这是一场名副其实的南军和北军谁也输不起的中原大战，成败在此一举。在徐辉祖的指挥之下，朱棣的北军占不到一丁点便宜。
建文四年四月二十三日这一天，朱棣的部队快撑不住了。很多士兵纷纷表示希望杀回北方，不在这荒郊野外受罪了。一场哗变在即，站出来稳定军心的是大将朱能，他一番慷慨陈词，使大军重新振作。
除了朱能，还有朱允炆。
正在朱棣一筹莫展、进退维谷的时候，建文帝出手相助。不知道出于何种心理，年轻的建文帝召回了在一线殚精竭虑的徐辉祖。六百年前发生在大明帝国的这场“南北战争”中，无论怎么看，建文帝才是南军内部最大的卧底。
士气高涨的南军，在徐辉祖走后军心涣散，无法组织起有效进攻。北军定点清除了最大的障碍，长长地缓了一口气，没有再费多大周折就举旗继续南下。
从事前、事中和事后的复盘来看，朱棣的这次长途奔袭，是一次彻彻底底的军事冒险。在没有后方根据地的情况下，朱棣的这种长途奔袭，跟历代的农民军流寇作战，没有实质区别。此外，一旦在南京城下久攻难克，朱棣被勤王的军队四面合围，聚而歼之的可能性也不是没有。
历史有必然，也有偶然。现实主义者朱棣并不是一个喜欢冒险的人，但他最终铤而走险，又兼建文帝招招失策，朱棣总能化险为夷。对这些完全无法解释的现象，我们只能相信早期投靠朱棣的北平都指挥使张信他妈妈所说的—“王气在燕”。
兵临南京城下的时候，建文帝居然天真地提出了“划江而治”的方案，这个方案被没有悬念地拒绝了。万念俱灰之下，朱允炆杀掉了朱棣的小舅子徐增寿，并且是亲手操刀。这样的愤怒其实于事无补，只能是一种进退失据之下的泄愤而已。
公元1402年，也就是建文四年的六月十三，完全丧失了斗志的败军之将李景隆，悄悄打开了南京金川门。朱棣大军进入南京，文武百官纷纷跪倒在路旁，高呼万岁。
一场大火之后，建文帝不知所踪。
朱棣称帝后，原来朱允炆身边的那些不肯投降的大臣们，比如齐泰、黄子澄、方孝孺，绝大多数被灭族，甚至灭十族。北方抵抗朱棣最为激烈的山东、河北一代，不管百姓还是官员，都被朱棣残酷对待，尤其是铁铉。
这一年，是朱元璋死后的第五年。作为一个理想的现实主义者，他的《皇明祖训》没有成为子孙和睦的红宝书，反而成为了叔侄相残的参考资料。仅仅二十几年之后，朱棣的二儿子朱高煦，就和朱棣的孙子朱瞻基，上演了另外一个版本的叔侄相残。强势而勤政的朱元璋在地下有知，或许会为自己当年的那些极端措施，留下悔恨的眼泪吧。
之前，我们讲完了四位“高产”帝王的家门不幸，那我们下一章再来看看反例—后周太祖郭威。郭威最后是将皇位传给了自己的内侄，这个内侄来自妻子一方，和自己毫无血缘关系。在几千年的中国皇帝中，郭威也算是凤毛麟角的一个。
1倭寇：是指13世纪到16世纪左右侵略朝鲜、中国沿海各地和南洋的日本海盗集团的泛称，除沿海劫掠以外主要从事中日走私贸易。
2郑和下西洋：是明代永乐、宣德年间的一场海上远航活动，首次航行始于永乐三年（1405年），末次航行结束于宣德八年（1433年），共计七次。在七次航行中，三宝太监郑和率领船队从南京出发，远航西太平洋和印度洋，拜访了30多个国家和地区，是中国古代规模最大、船只和海员最多、时间最久的海上航行，也是15世纪末欧洲地理大发现的航行以前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系列海上探险。
3朱由检：（1611—1644年），即明思宗，字德约，明朝第十六位皇帝，亦是明朝作为全国统一政权的最后一位皇帝，明光宗朱常洛第五子，明熹宗朱由校异母弟。崇祯十七年（1644年），李自成军攻破北京时，于煤山自缢身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