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光帝，即爱新觉罗·旻宁，嘉庆第二子，庙号宣宗，年号道光，1821—1850年在位。即位时，正值外国侵略者觊觎中国，鸦片害人病国，吏治腐败，农商凋零。他曾多次下令禁止鸦片入口，并禁止各省种鬻罂粟，熬制烟土。1834年诏令各省复兴书院，查保甲，修水利，严禁扣饷派兵积弊。但整个封建制度已病入膏肓，上下因循苟且，管理唯知苛剥，军备戎务废弛，租赋日渐加重，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十分尖锐。他骄傲自大，对世界形势懵然无知。在位期间，签订了《南京条约》等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中国一步一步地沦为半殖民地。他病死时，正处于太平天国革命爆发前夕。
道光所处的时代，正是新旧两个时代的交替时期，历史给他创造了一个施展抱负和才干的舞台，可惜，他无法力挽狂澜，未能成为放眼看世界的人，未能领导中国应对变局走向富强，因此他不是一个合格的传统守成君主。
1.父亲猝死，有惊无险接权力
一次权力的交接，基本上就意味着一次惊心动魄的斗争爆发。虽然到了嘉庆时代，清朝的权力交接制度已经固定了，但是，凡事都有意外，而一次意外对于权力交接来说，却是一件十分敏感的事情。
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七月二十五日夜晚，就在电闪雷鸣及众人惊恐的表情中，六十一岁的嘉庆帝离开了人世。医案说他是中暑而死，野史说他是给雷电击死。无论如何，嘉庆时代已经结束了。正当众人为皇帝猝然弃世不知所措之际，他们又发现了一件更令他们惊慌的事情：皇位继承人到底是谁，老皇帝没有任何交代！于是，众人唯一的指望，全落在了“鐍匣”里的传位诏书上。
鐍匣传位诏，是雍正皇帝吸取自己兄弟为储位相争相残的教训而发明的创举。此后，乾隆帝也遵循了这一原则。按照雍正帝和乾隆帝的做法，传位诏书放在一个密封的匣内，此匣藏在乾清宫正大光明匾的后面。
军机大臣们都知道，嘉庆皇帝早就照着父祖的方式写下了传位诏书，只是他没有把鐍匣放置在正大光明匾后。这倒不是说他不想放在那里，而是由于宫中二十几年来小偷、刺客、火灾风波不断，他压根就对挂那块匾的院子的安全一千个一万个不放心，宁可把匣子走到哪带到哪。
然而问题是，皇帝的行李千件万件，谁也不知道嘉庆帝把那个匣子、把那份传位诏书放在了哪里！
惊慌之下，皇子龙孙和王公重臣们，就在嘉庆帝的尸身旁边闹了起来。
内务府大臣禧恩首先站了出来，认为国不可一日无主，此时是非常时期，应尽快立定新君。他随后提议，皇次子绵宁不但年长，还是嘉庆帝的元配皇后所生，在几个皇子中最出色，理应由他继承皇位。此言一出，有人赞成，也有人反对。而反对者不是别人，正是军机大臣戴均元、托津。他们认为这一做法有违祖制，只怕会惹出乱子。
僵持一段时间之后，终于有人又想出了一个圆滑的法子：一面在山庄中寻找，一面派人向远在北京城的嘉庆帝皇后钮祜禄氏报信，看她的主张。主意一出，当即得到了响应。就在当天深夜，钮祜禄皇后的亲哥哥、内务府大臣和士泰带着两名首领太监启程，连夜赶回北京皇宫。
嘉庆帝死时，他的儿子有四个：最大的是元配喜塔腊皇后所生的皇次子绵宁，最小的是如皇贵妃所生的皇五子绵愉，除此之外，就是钮祜禄皇后所生的两个儿子，一个是25岁的皇三子惇郡王绵恺，一个是15岁的皇四子瑞亲王绵忻。
目前，皇位究竟传给谁，选择权摆在了钮祜禄皇后的面前。钮祜禄皇后怎么也不会想到，哥哥给自己带来的竟是丈夫的噩耗，更没有想到由于皇宫多年来安全屡出意外，竟使得传位诏书不知去向，使这样一个关系大清王朝传承的微妙选择摆在了自己面前。
当然，这也是她的一次机遇，一切就看她的决定了。
决定很快就做了出来。钮祜禄皇后的选择，不是自己的儿子，而是丈夫与元配妻子所生的绵宁。随后，钮祜禄氏第一次以皇太后身份发布了一道懿旨。这道旨意于七月二十七日迅速送至承德，送到了皇次子绵宁的手里：“大行皇帝龙驭上宾，皇次子智亲王仁孝聪睿，英武端醇，见随行在，自当上膺付讬，抚驭黎元。但恐仓促之中，大行皇帝未及明谕，而皇次子秉性谦冲，予所深知。为降谕旨，传谕留京王大臣，驰寄皇次子，即正尊位。”
事实证明，钮祜禄太后的这一项选择，不但理智，而且明智。因为正当她在北京城里写下这道懿旨之时，避暑山庄中的人们也最终找到了鐍匣——准确地说，那不是人们早已熟悉的鐍匣，而是一个太监携带的没有任何特色的小金盒。然而，里面装的确实是货真价实的传位诏书。这份诏书写于嘉庆四年（1799年）四月初十清晨卯时，嘉庆帝在那一刻选定的继承人正是皇次子绵宁，并且一直没有更改过。算起来，那时候的绵宁还只有十六七岁。
当然，假如传位诏书真的找不到，那么皇太后的决定就是不可违背的了。而钮祜禄太后指定的皇位继承人与嘉庆帝传位诏书上的继承人完全一致，不得不使人佩服她的见识眼光远非一般女子可比。她没有在这个时候抱着侥幸心理册立自己的儿子搅浑水，而是循公办事，不但使皇室避免了一场政治危机，也使自己的家族和儿女们逃过了一劫，更重要的是，她以此真正在新皇帝绵宁（旻宁）的心目中，树立了她作为母亲的形象地位。可以说，在亡父和继母双重的支持下，喜塔腊皇后的独子旻宁登上了清王朝皇帝的宝座。从此以后，旻宁（道光帝）对这位仅比自己大六岁的继母十分尊敬，对与她有关的一切都千方百计地周全，无论她有什么样的要求和愿望，都竭尽全力地满足。
相比之下，在传位诏书没有找到、在皇太后态度不明确之前，对旻宁继承帝位的权力不表态甚至质疑的朝臣们，可就没有这么幸运了。道光帝正式登基并将众事理出头绪之后，就立即开始和他们算账。九月初七，道光帝就以“拟遗诏错误”为由，令托津和戴均元退出军机处，文孚、卢廕溥留用，四人一起交刑部严议。又经过一系列的调整，最终，只有文孚一人平平安安地在军机处干到了自愿退休为止。
就在朝臣们胆战心惊纷纷倒霉的同时，钮祜禄氏却平稳舒服地过起了皇太后的日子。她于当年十一月移居寿康宫，十二月得到了“恭慈”的徽号，之后继续主宰着整个后宫。
2.提倡节俭，因小节害大局
在道光登上皇帝之位时，爱新觉罗家族在下坡路上已经走得很远了，此时的大清帝国需要的是一个有魄力的强势君主，需要的是一个能力挽狂澜的掌门人，可惜，道光却不具备这种素质。他只会注重小节，而无法左右大局。历史选择了道光，而道光却无法改变历史，这对大清帝国和爱新觉罗家族来说，是一出悲剧。
虽然是世界第一大国拥有绝对权威的最高统治者，真正富有四海，但道光皇帝却是一位非常节俭的人。
道光即位后，首先想到提倡节俭，力戒奢靡，希望满族臣民都能“返本还淳”，恢复入关前淳朴节俭的旧风俗，文武百官及天下百姓都以俭朴为荣，从而使国库丰盈，恢复祖宗的盛世。于是，他决心挺大，带头从吃、穿、用上提倡节俭。从吃上，取消皇帝每餐至少有二十几样菜肴的惯例，每天每餐最多准许做4样菜，有时，只要1碗豆腐烧猪肝。
道光如此节俭，开始文武百官将信将疑，直到道光两次大宴群臣，亲眼目睹的赴宴官员才相信道光是来真的。一次是皇后生日，道光设宴赏赐内廷诸大臣，大臣以为皇后的生日应该不会马虎，定能一饱口福。谁知面前就放着一碗打卤面，搞得赴宴的文武官员哭笑不得。另一次，是大学士长龄平定“回疆”叛乱班师回朝，文武百官认为道光高兴，定会好好庆祝一番，谁知每张桌上只摆了几样小菜，质低量少，搞得百官不敢动筷。从此，百官上朝都装出节俭的样子。有一次，道光问及颇受宠信的大学士曹振镛，在家吃鸡子要花多少银子，曹振镛竟说因自幼患有“胀气病”，生平从未吃过鸡子。
从穿上，道光服饰的节俭，在历代君王中也实属罕见。以前清代皇帝冬季常穿珍贵毛皮罩衣，道光以为“出风”部分纯系装点好看，毫无实用，因此想改制。谁知，官员却上奏“改制罩衣，需要白银一千两”。道光立即改变主意，下令：“改制花费既多，著暂免，此后新制，概勿出风”。随后，又将此事上谕给当值的军机大臣，致使京城大小官员，从此冬季穿着毛皮罩衣，十几年间不敢有“出风”的人。为了节俭，道光长年多穿旧裤，日久膝盖处先行磨破，就令内务府差人给他补上一块圆形补丁。于是，大臣们也尽力“节俭”，不管是真的破了还是假的破了裤子，纷纷在膝盖处打起补丁来，一时间，套裤打补丁之风盛行。
从用上，取消为皇帝准备御用砚台40方的惯例。御用毛笔历来都是特制紫毫笔，道光觉得紫毫笔珍贵难得，即命令此后不再征用，御用笔改换为普通臣民常用的纯羊毛或羊毛与一般的兔毛相间合制而成的毛笔。如此俭朴，在历代封建帝王中，简直是笔中紫毫，“千万毛中选一毫”了。
道光身体力行，如此节俭，却事与愿违。表面上看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统治阶级上层的一部分人，多少遏制了奢侈之风的恶性发展。但经康乾盛世之后的奢靡之风业已形成，要再想让吃惯了满汉全席的文武百官回去挖野菜，谁也不愿意，为了给道光一点面子，只好装模作样，“俭外奢中”。传统的节俭观丝毫无助于“起弊振衰”，大清王朝不可避免地在腐败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上文提到的曹振镛，是道光皇帝第一信任和重用的大臣，也是当朝的头号人物，他有句名言“多磕头，少说话”，这是他官运亨通的秘诀。他非常善于揣摩道光的意图，知道他好求全责备，吹毛求疵，因此，处处投其所好。
科举是自隋以来中国帝制时代最重要的一项人事制度，明清八股取士已经难以选拔人才，但到了道光时代，更是登峰造极。曹振镛多次主持过科举，只以不违反政治原则为标准，看重文章的细枝末节，而真正有创见、有才华的人反而无法录取。由于道光喜欢楷书，当时的殿试“专尚楷法，不问策论之优劣，甚至有抄袭前一科鼎甲策仍列鼎甲者”，结果，导致“末学滥进，豪杰灰心”。
道光皇帝倦于政事，再加上年事已高，没有足够的精力处理政务，于是，曹振镛建议他对臣子们“指陈阙失”的奏章，可“择其最小节目之错误者谴责之”，使臣子们感到皇帝“察及秋毫”，变得畏惧、恭顺、不敢言。于是，道光帝吹毛求疵，闭塞言路，“奏章中有极小错误，必严斥罚俸降革”，导致“中外震惊，皆矜矜小节，无敢稍纵”，因此，大臣们几乎都成了“多磕头，少说话”的庸碌之辈，所上奏章也“语多吉祥，凶灾不敢入告”。曹振镛不仅自己身体力行“多磕头，少说话”的官诀，甚至劝诫本应直言敢谏、弹劾权贵的御史：“道光初，曹太傅振镛当国，颇厌后生躁妄。门生后辈有入御史者，必戒之曰：‘毋多言，毋豪意兴！’”继曹振镛执政的是穆彰阿，人称其“在位二十年，亦爱才，亦不大贪，惟性巧佞，以欺罔蒙蔽为务”。曾国藩上奏批评道光时代：“九卿无一人陈时政之得失，司道无一人折言地方之利病，相率缄默。”
道光皇帝与曹振镛的确是一对完美的君臣，彼此相知相契，可惜，他们共同创造的是一个万马齐喑、平庸、衰败的时代。时人龚自珍一针见血直斥这个貌似治世实为衰世的时代：“人心混混而无口过也，似治世之不议”，不仅找不到有才能的文武大臣、有才能的文人、有才能的老百姓、有才能的工匠、有才能的商人，甚至连有才能的小偷、流氓、强盗都没有，不仅君子少，就连小人也少，因为所有的人实在是太平庸了。偶尔出现了有才能的人，“则百不才督之、缚之，以至于戮之。戮之非刀、非锯、非水火，文亦戮之，名亦戮之，声音笑貌亦戮之……徒戮其心，戮其能忧心、能愤心、能思虑心、能作为心、能有廉耻心、能无渣滓心”，就像一个没有缝隙的黑屋，所有的人在里面一起昏睡，根本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正在发生的巨大变化。道光执政的第十九个年头，鸦片战争爆发，最后以签订《南京条约》赔款割地而告终。
道光处于内忧外患历史转折的关键时期，按理说要敢于冲破传统思想文化羁绊，并具有足够胆识去开拓未来，他却偏偏“守其常而不知其变”。在中国即将进入一个“三千年未有之变局”，面临空前危机之际，道光不进则退，他的庸碌、琐碎、气度狭小的个性和作为却倒行逆施地恶化了整个政治环境，让中国进入了一个平庸乏味、扼杀人才的衰世。
3.平叛固边陲，天朝颜面无存
随着大清王朝的没落，一些固有的矛盾又开始浮出水面，边疆又开始出现动乱。这时的大清帝国，还是果断地出兵进行了平乱，保住了边疆的安宁。但是武力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在内忧外患的干扰下，一纸协议让曾经的统治者们颜面无存。爱新觉罗家族的脸面被边陲小族重重地打了一记。
当年清朝平定准噶尔叛乱时，曾经被准部俘虏的维族各城首领大小和卓木（博罗尼都和霍集占）逃回了老家。他们为了恢复过去的地位，遂于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煽动叛乱活动。次年，清朝派军平叛。到1759年，最终将这次叛乱镇压下去。之后，清政府在喀什噶尔等地设置参赞大臣、办事大臣及劣谟大臣，他们受伊犁将军的管辖。
嘉庆十五年（1820年），逃亡浩罕的大和卓木的孙子张格尔，在英国侵略者的直接支持下，潜入喀什噶尔，煽动维族上层反动分子发动了一次武装叛乱。英国侵略者企图通过张格尔把中国的新疆变成他们的殖民地，因此，积极训练张格尔叛军，提供武器。另外，张格尔还和浩罕国的统治者进行勾结，答应事成之后，割让喀什噶尔，平分喀什噶尔等四城的人口和财产。
道光六年（1826年），张格尔叛军占领了天山南路的喀什噶尔、英吉沙尔、叶尔羌、和阗等城。英国侵略者也随之而入，并对张格尔进行着严密的监视和控制。
张格尔自称赛亦德·张格尔苏丹，宣布为南疆统治者。英吉沙尔（今英吉沙）、叶尔羌（今莎车）、和阗（今和田）三城，相继为叛军攻占。张格尔控制南疆后，“残害生灵，淫虐妇女，搜索财物，其暴虐甚于前和卓千倍万倍”，与其入疆之宣传完全相反。广大维吾尔族人民强烈反对，转而支持清军。占领叶尔羌之叛军五六千人，进攻阿克苏（今属新疆）。阿克苏办事大臣长清，派参将王鸿仪率兵600人阻击，在都尔特（今阿瓦提北）被叛军所歼，王鸿仪战死。当叛军进至距阿克苏仅八十里处，企图强渡浑巴什河时，由库车及喀喇沙尔（今焉耆）来援之达凌河、巴哈布两部清军到达。在当地维吾尔族人民自发组织的数百抗叛部队协助下，击退渡河叛军，并进至南岸立营。叛军多次进攻，均被击退，被俘斩千余人。叛军不敢东进，东部局势趋于稳定。道光帝命伊犁将军长龄为扬威将军，署陕甘总督杨遇春、山东巡抚武隆阿为参赞大臣，调集吉林、黑龙江、陕西、甘肃、四川五省兵三万会攻叛军。十月间，陕西等地清军万余到达阿克苏，开始转为攻势作战。时叛军三千人据守阿克苏西南约二百五十里之柯尔坪（今柯坪），该地西南通巴尔楚克（今巴楚）、喀什噶尔，是清军进军必经之路。长龄派陕西提督杨芳，以突袭攻占该地，打开了西进的通道。返时，和阗伯克伊敏亦率当地群众二千余人击败叛军，收复和阗。只因大雪封路，清军不能驰援，又为叛军夺占。
七年二月六日，清军主力开始西进。二十二日，在大河拐击败三千人后，次日又击败叛军二万于浑阿巴特（今伽师东），二十五日再歼叛军万人于沙布都尔，二十八日进至浑河（又称洋达玛河，今博罗和硕河）北岸，距喀什噶尔城仅十里。叛军十余万阻河列阵，亘二十里。清军用声东击西战术，先以一部骑兵在下游渡河，将敌军注意力引向下游，之后，以主力乘夜暗由上游急渡，突袭敌阵地，叛军溃逃。清军乘胜疾进，于三月初一日收复喀什噶尔城，初五日收复英吉沙尔，十六日收复叶尔羌，五月收复和阗，前后歼灭叛军近三万。但张格尔已先期由木吉（今布伦库勒西北）逃往达尔瓦斯山之藏堪，杨遇春、武凌阿衔，仍勒限擒获。十二月二十七日，张格尔率五百余人潜入阿尔瑚（今阿图什西北），当其退走时，在喀尔铁盖山（今喀拉铁克山）被清军全歼。张格尔逃布鲁特，被缚送清军。最终，张格尔叛乱平定。
这场战争历时十年，甚至在1847年鸦片战争时还有一场余乱，后也被平定。清廷在武力平叛张格尔之后，迫令浩罕国放弃他们的特殊权益要求，禁止他们在新疆的一切贸易。并且，还没收了他们的茶叶和大黄药材。浩罕国原本想利用张格尔向新疆延伸势力，没想到地盘没要着，生意也做不成了，哪里肯甘心。于是，在1830年再次入侵新疆。新疆大漠之地，不说派兵难，后勤补给也难。为了稳定边疆，清廷无奈之下只有和浩罕国谈判，达成协议，规定：
（1）浩罕在喀什派驻一个代表，另在其他五个城市里派有商务代理人；
（2）这些官员对于该地方的外国人（多半是浩罕来的）有领事、司法和警察权力；
（3）他们有权向这些外国人征收货物税。
此外，清政府还赔偿一切没收之物。
这与鸦片战争的结局极其相似，堂堂天朝大国，竟与浩罕国作出如此协议，实在是令人扼腕唏嘘！
4.禁烟失败，民族国家蒙羞
在道光时代，西方的殖民者开始大量向大清输入鸦片，导致国库空虚，国民的精神萎靡，士兵的战斗力丧失。禁烟活动势在必行。可惜，道光帝惧怕外国势力，软弱求和，签订了《南京条约》，这让整个民族的脸面尽失。曾经的八旗雄风，成了一种永远的回忆。爱新觉罗家族、曾经强势无比的天朝大国成了列强眼中的待宰羔羊，正被一口一口地吞噬着。
道光即位后，西方殖民者为了扭转在对华贸易中的不利地位，赢得巨额利润，开始费尽心机，不择手段地将大批鸦片运进中国。随着鸦片的不断输入和烟毒的日益泛滥，中国人民的身心健康被严重摧残了，国库也越来越空虚，民不聊生。
道光十八年（1837年），鸿胪寺卿黄爵滋上书主张以死罪严惩吸食者，道光帝令各地督抚各抒己见。林则徐坚决支持黄爵滋的严禁主张，提出六条具体禁烟方案，并率先在湖广实施，成绩卓著。八月，他上奏指出，历年禁烟失败在于不能严禁，并警告：“若犹泄泄视之，是使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林九月应召进京，在连续八次召见中，力陈禁烟的重要性和禁烟方略。十一月受命为钦差大臣，前往广东禁烟，并节制广东水师，查办海口。
道光十九年（1839年）正月，林则徐抵达广州。他会同两广总督邓廷桢等传讯洋商，令外国烟贩限期交出鸦片。采取撤买办工役、封锁商馆等正义措施，挫败英国驻华商务监督义律和烟贩的狡赖，收缴英国趸船上的全部鸦片。四月二十二日（6月3日），开始在虎门海滩销烟，20天中销毁鸦片19179箱、2119袋，共计2376254斤。在此期间，林则徐注重了解外国情况，组织翻译西文书报，供制定对策、办理交涉参考。所译资料，先后辑有《四洲志》《华事夷言》《滑达尔各国律例》等，成为中国近代最早介绍外国的文献。为防范外国侵略，林则徐大力整顿海防，积极备战，购置外国大炮加强炮台，搜集外国船炮图样准备仿制。他坚信民心可用，组织地方团练，从沿海渔民、村户中招募水勇，操练教习。七月因义律拒不交出杀害中国村民的英国水手，又不肯具结保证不再夹带鸦片，他下令断绝澳门英商接济。义律诉诸武力，挑起九龙炮战和穿鼻洋海战。林则徐亲赴虎门布防，督师数败英军。十一月遵旨停止中英贸易，道光十九年十二月实授两广总督。此时，他已觉察英国正蓄意发动侵华战争，以所得西方消息五次奏请令沿海各省备战。
道光二十年（1840年）六月，鸦片战争开始后，英军攻粤闽未战功，改攻浙江，陷定海，再北侵大沽。道光帝惊恐求和，归咎林则徐在广东“办理不善”，屡次下旨斥责。九月林则徐被革职，留粤备查问，但仍奔走察看要隘，筹募壮勇守卫广州，反对钦差大臣琦善畏敌求和，继而向主持粤战的奕山上防御建议，不被采纳。英国殖民者于1840年正式挑起了第一次鸦片战争。洋枪洋炮的殖民者以少胜多，击败了腐败无能的清军，虽屡有抵抗，但整个鸦片战争，中国军队没有守住一个英国人攻击的地点，没有夺回一个英国人占据的地点。1842年，在英国侵略者的军舰上，签下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屈辱的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
由于抵抗外侵的战争军费支出大，加上赔偿销毁英国的鸦片烟费，本已十分拮据的国库开支濒于崩溃。原本道光试图整顿吏治，但都遭到百官反对而最终不了了之。在此情况下，战后的道光就更顾不了那么多，只有默认各级官吏大肆搜刮民脂民膏了。这样正合腐朽堕落的官员的胃口。之前在鸦片输入过程中，各级官吏就无视朝廷禁令，袒护中外鸦片贩子从中渔利，致使烟毒迅速弥漫全国。有了道光的默认，这些提笼架鸟、吸食鸦片、精神萎靡的各级官员就更不会管什么国格、人格，也就开始变本加厉巧取豪夺了。
5.因循守旧选择接班人
在风雨飘摇中，道光也要着手选择自己的接班人了。面对暮气深沉的国家，选一个好的掌门人无疑是改变现状的恰当机会。可惜的是，道光帝的决定无法让爱新觉罗家族重振雄风。
在选储的问题上，清朝历朝历代帝王做得还算不错。而道光帝的决策，从今天看来，他做的决定难说是很正确。
道光皇帝共有九个儿子，先前三个都死了，第四个皇子便是奕詝。若论长幼，应立四皇子奕詝为太子，可六皇子奕訢无论是口才、文才、武功都比奕詝强，因此，道光一直拿不定主意，多次对四皇子和六皇子掂量考验。道光三十年春，这天风和日丽，道光要带领六个皇子去南苑打猎，意在考验各个皇子文才武略和应变能力，以便确立皇位。
皇帝要选太子，这已是公开的秘密了，因此，六个皇子各做准备，都想取得父皇的欢心，以便将来捞得皇位，尤其是四皇子奕詝和六皇子奕訢，更是竞争的对手。
道光皇帝是一个很节俭的人，一辈子没有到外面巡游、狩猎，不像乾隆、嘉庆皇帝动不动就到关外狩猎。但这一次，道光皇帝提出要率皇子们到京郊的南苑狩猎，奕詝明白这是父王为选皇储故意设的一道考题。老六的箭法很好，自己的箭法不行，腿又是瘸的，明显比不赢，怎么办呢？他的老师杜守田就给他出主意说，既然你的箭法不如老六，就干脆什么都不射，到时候皇帝肯定会问你为什么，你就说春天来了，母兽都怀着崽，不忍心杀生。
第二天，道光带领六个皇子来到南苑，传旨开始围猎。诸位皇子各显身手，直追得那些飞禽走兽东奔西跑，到处乱蹦乱飞，其中，六皇子奕訢，几乎箭无虚发，满载而归，而四皇子奕詝却是两手空空，一无所获。道光帝不由龙颜大怒，大声呵斥。奕詝因有老师提前安排，不慌不忙地奏道：“儿臣以为目前春回大地，万物萌生，禽兽正是繁衍之期，儿臣不忍杀生害命，恐违上天好生之德，是以空手而回，望父皇恕罪。”道光帝听罢，心想这倒是我没有想到的，他却想到了，倘若让他继位，必能以仁慈治天下，不禁转怒为喜，当下夸奖了四皇子的仁慈之心。
又过了几年，道光忧虑成疾，自知不久人世，急唤诸皇子到御榻前答辩。消息传开，四皇子和他的老师杜守田都知道这是最关键的一次较量了，能否登基在此一举，必须作好充分准备。杜守田要奕詝到时伏地痛哭，以表忠孝。
次日，六位皇子被诏于龙床前，果然道光提出了一些安邦治国的题目让诸皇子回答，别人谁都比不上六皇子答得头头是道，道光甚为满意，却发现四皇子一言不发。道光一问，他头一扭泪如雨下说：“父皇病重，龙体欠安，儿臣日夜祈祷，唯愿父皇早日康复，此乃国家之幸，万民之福，此时儿臣方寸已乱，无法思及这些。倘父皇如有不测，儿臣情愿龙驾而行，以永侍身旁。”说完泪水涟涟，越擦越多。
道光听了心中甚为感动，心想此真孝子仁君，于是，决心立四子奕詝为太子，这就是二十岁登基的“咸丰”皇帝。
最后，奕詝当了皇帝。但道光在遗诏里也封了老六为“亲王”，这在清朝众多亲王中绝无仅有，可见其之尊贵。或许在道光的潜意识中，他希望把身后的江山交给两个儿子共同治理，取长补短。但道光没有想到皇四子当上皇帝后，对文武兼备的“皇弟”长期排挤压制，直到临死前也没放过，道光的良好愿望成了弄巧成拙的历史遗憾。
对当时的朝廷和爱新觉罗家族来说，道光选择的接班人是不合时宜的，如果是像汉朝文帝景帝之时，也许他的这位皇子会是盛世明君，慈爱万民，休养生息。可是，此时的大清内忧外患，狼烟四起。而治国平天下，光有柔肠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侠骨、雄心、铁的手腕，而不是一位生活在童话里的王子。如果当时道光能看清时势，选储君为奕訢，也许这位强硬的王子，能对软弱中的家族注入一点新鲜的血液，不至于在后来的岁月里如此般地惨败。只可惜的是，一切都没有回头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