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侵入越南——海陆防加紧备战
西方舆论虽然对于中国政府收回新疆给予了高度评价，中、西人士对于左宗棠的丰功伟绩和爱国主义精神也衷心敬佩，慈禧太后对他说：“外国人怕尔之声威。”的确也有事实根据。但是和清政府打交道多年的西方列强，却深知清朝廷中害怕外国人的本质和主流并没有改变，在收回伊犁的过程中和其后不久，他们就看出来，朝廷中的投降派正日益得势，王公大臣们因为被西方强大势力包围，又连吃过几次败仗，显然丧失了信心。
慈禧作为最高权力者，为了保持自己的权位势力，苟且图存，宁愿牺牲国家的一定利益，换取暂时的安逸。她早已抛弃了过去支持左宗棠收复新疆的正确的态度。而帝国主义的侵略本性是不会改变的，对殖民地的掠夺不会中止，对中国这样一块肥肉，也决不会停止它的侵略。中国如果不能举国一致、上下一心，单靠左宗棠这样的少数爱国者，西方侵略者是不会惧怕的。
当时在海上横行霸道的首推英、法两国。光绪八年至十年间，法国的侵略焰势最汹。英国因为在鸦片战争中在中国东南沿海占了大便宜，暂时采取比较保守的态度，在一旁观望。它已占领了亚洲最大的一块殖民地印度，要保住印度，一方面向北侵入西藏，一方面向东企图占领缅甸。法国也有很大的野心，企图与英国平分远东势力范围，主要目标是控制整个印度支那，先占领越南，然后从越南北部进入中国西南云贵地区，与广州湾连成一片，形成稳固的势力圈，进而瓜分中国。
越南和中国的关系源远流长。早在2200年前，秦始皇废封建，置郡县，越南北部归属于象郡管理。汉武帝时，在越南北部和中部设立了交趾郡、九真郡及日南郡；东汉时称交州；唐代置安南都护府，因此后来亦名安南。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封阮文惠为安南国王，为中国的藩属（保护国），史家称为新阮，原占据顺化府自立的广南王阮潢一系，则称为旧阮。新阮攻灭旧阮后，阮潢的后人阮福映逃入暹罗（今泰国），与法国传教士关系密切，曾派其儿子去法国，请求援助复国，还订立了割让化南岛为报酬的《法安同盟草约》。当时法国正值大革命时期，草约没有正式签字，法国政府也没有正式派兵。但是阮福映得到法国将校数十人以及驻印度的部分法国军队的“私人志愿”襄助，嘉庆七年（1802年）攻占河内，消灭了新阮王朝，统一安南。他随即派使臣到北京报告清朝廷，请改国号为“越南”，嘉庆帝同意他的请求，并册封他为越南国王。
法国与越南有了上述关系，不久，法帝拿破仑被放逐，路易十八复位，派公使与越南修好，要求履行条约，割让化南岛。阮福映认为条约并未经正式签署，法国又没有依约正式派兵援助，所以予以拒绝，与法国渐渐失和。
咸丰二年（1852年）拿破仑第三即帝位，他为了在国外炫耀武力以收拾国内人心，决定在越南下手。先派公使向越南要求履行旧约，割让化南岛，并许可通商传教，越南政府不同意，双方由争执以致动武，法船开炮攻击。越南人民气愤之下，接连发生仇杀教士的事件，还误杀了西班牙教士，于是法西联军进攻越南，先占领广南港，后又转移南下，攻占西贡。越南曾派大军围攻西贡达两年之久。这时正值英法联军侵略中国的战争结束，在华法军得以抽调到西贡增援，不仅打退了西贡围军，又占领了南部其他一些地方。同时越南发生内乱，只得向法西联军求和，于1862年订立了城下之盟的《西贡条约》，越南割让了边和、定祥、嘉定三州及康道尔群岛与法，另外赔偿法西联军军费400万法郎，准许传教、通商自由，给予内河航行权，还规定此后越南如割让土地与其他国家时，须经法国许可。这显然是将越南置于法国的保护下了，不过还没有明文否定越南与中国的藩属关系。
同治六年（1867年）印度支那半岛西南部的柬埔寨发生民变，法军以代平民乱为名，攻占了永隆、安江、河仙三州，于是下交趾六州全被法国占据。
同治十三年（1874年）法国又强迫越南订立了《法越和亲条约》20条，根据这项条约，此后越南的外交事务必须受法国监督，越南有内乱、外患时，法国有援助的义务，越南的海陆军教练官和军舰兵器等一切军用品，均由法国供给，另外，开河内、东奈、宁海三处通商口岸，并允许法国船只在红河自由通航。实际上越南已沦为法国的保护国。
不久，越南政府逐渐发现《西贡条约》与《和亲条约》都成为本国的枷锁，还不及作为中国的藩属自由，又派使节到北京，请求仍为中国的保护国。清政府也认为越南素为中国藩属，通过驻法公使曾纪泽向法国提出抗议，但是法国不承认中国对越南有发言权，置之不理。相反，还加紧在越南的侵略行动，进而准备侵略中国的西南和沿海各省。
国内有识的爱国人士都已看到形势的危急和加强海防的重要。光绪八年（1882年）彭玉麟提出制造10艘小型兵船，增防海口。左宗棠在视察江南海口后，认为南洋如有警，两江应当支援，也建议再购买快艇五艘，以备缓急。光绪九年正月，他再度去上海视察时，恰逢彭玉麟由湖北查案回船到江阴，二人约好在吴淞口相会。
彭玉麟和左宗棠是湘军中老同事，二人都是主战派，意气相投。彭玉麟看到他增购船炮、加强海防的各项布置，十分高兴，说：“布置如此周密，不怕外国人来，只怕他不敢来。”
左宗棠又将他对付外国兵船的策略告诉彭玉麟和将校们，说：“外国船若来，我们只要列船守定炮位，确有把握。除了炮击它的锅炉、气管、烟囱外，更挑选一批熟习水性的勇士，遇有机会就跳上外国船，炸坏它的机器，外国船可以夺取过来。趁现在将领弁丁士气可用，勇者给以重赏，怯者示以严罚，将士们齐心合力，大功必成。我与彭宫保乘坐舢板督阵誓死，正古人所谓‘并力一向，千里杀敌’之时也！”
湘军水师统领彭玉麟
将校们在一旁听了，都很兴奋，齐声说道：“我们忝居一二品武职，都各有应尽之责。两老不临前敌，我们也会拼命报国的。”
左宗棠和彭玉麟听了都很高兴。左宗棠说：“这是每人都应尽心尽力的事，何分彼此！或者四十多年咽下的一口恶气可以借此一吐。从此以后，外国人凶威被挫，不敢再动辄挟制要求，如此乃是我的愿望。”彭玉麟也说：“这样就断送老命也值得！”
左宗棠、彭玉麟和将领士兵们早有为国效死的决心，在侵略者面前，准备和敌人一拼，决不惧怕外国人，也有对付的策略。
光绪八九年间，法国借口红河船运受到越南人的阻挠，派一支舰队开到红河保护航运，实际上是扩张侵略。它先攻入北圻，不久占领了河内，光绪九年三月又占领了南定。越南部队无力抵抗，但是当时有一支中国农民起义部队，即刘永福率领的黑旗军，驻扎在红河上游一带。他们是当太平天国覆亡时由广西逃来的。早在同治十二年（1873年）法军进攻河内时，黑旗军就曾抗击，并给法军以重创，因而刘永福被越南阮氏王朝封为三宣副提督。这次越南又派永福去对付法军，同治九年四月十三日两军在河内城西二里的纸桥进行了一场恶战，黑旗军再一次取得胜利，并将法侵略军司令李维业击毙，引起了法国国内震动，但是侵略者不死心，法国政府立即委派新统帅，增加兵力，发动新的进攻，一部分兵力对付黑旗军，其余直指京都顺化府，越南已岌岌可危，全境濒于沦陷。
左宗棠看到形势危急，预料侵略者的下一个目标将是东南沿海，立即上疏给朝廷，要求加强筹办海防。第一条意见是加强江海防务，吴淞口是要隘，也是长江门户。由崇明、宝山绕白茅沙，即可掠狼山、福山，径犯长江，白茅沙首当其冲，应在该处设置重险，加筑炮台，增派兵船驻守。另一条意见是设立渔团。沿海渔民约有一万数千人，熟习水性和地形，过去也曾有少数渔民为外国船只做向导的。现在应把他们组织起来，对青壮年进行训练，合格者拔为水勇。这个发动群众、抗御外侮的办法很快就实行了，九个月后成立了数千人的渔团。
清朝廷看到法军加紧进攻越南，云桂边境危急，表示了一些强硬的态度，命云贵总督岑毓英、两广总督张树声督办边防，统大军进入越南；命广西布政使徐延旭和云南布政使唐炯进兵谅山、山西和北宁；任命刘永福为越南经略大臣。又命令李鸿章赴广东督办越南军务，诏令左宗棠调集江南淮楚各军，准备开赴前线支援。似乎真的准备和法国打一仗了。
法国其实是色厉内荏，当时根本没有在远东打一场全面战争的力量，看到中国态度强硬起来，就使出软手段，法驻华公使宝海耍弄花招，向李鸿章假惺惺地声明：“法国并没有与中国失和的意思，但不能承认越南是中国属国。”
李鸿章是一贯主张妥协退让的，他于是上了一道秘密奏折给朝廷——《法越交涉事端重大遵旨妥筹全局折》，认为决不能与法国作战，法国海军强大，“其船械之精，操演之熟，海上实未可与争锋”。陆军虽可一战，“但一时战胜，未必历久不败；一处战胜，未必各口皆守”。而中国的国力呢？“各省海防，兵单饷匮，水师又未练成，未可与欧洲强国轻言战事。”总之，中国只有投降。
他心中有数，知道这派亡国投降论会为多数国人所反对，所以奏折秘密进呈，还写信告知老部下湖南巡抚潘鼎新说：“密稿抄呈秘览，幸勿示人，又讥鄙人为和事老人矣。”
李鸿章对朝廷命他赴广东督办越南军务，也十分不满，在与友人的信中咒骂道：“若以鄙人素尚知兵，则白头戍边，未免以珠弹雀。枢府调度如此轻率，殊为寒心。”
在对待法国的侵略上，左宗棠的态度与李鸿章迥然相反。他认为越南与中国接壤，如越亡，则中国藩篱尽撤，广东边宇危，滇、黔之边腹均形棘手，后患何以胜言？他了解到法国很孤立，西方各国并不支持它的侵越行动，法亦势成骑虎，现在只是虚张声势，中国应速派援军赴越，现海道已为法国封锁，非走广西、云南边界不可，于是派遣王德榜赴湖南永州，就地广筹军火，并且募集兵勇数千人，准备开赴云桂增援。自己也请求亲自到滇、粤督师。
他写信告知杨昌濬说：“法越交兵，朝廷束手无策，不得已，为赴滇、粤边界之请，先令王朗清（即王德榜）挑募广勇赴边察看军情地势，弟率各营继进，一往图之，为西南数十百年之计，以尽南洋大臣之职。衰朽余生，得以孤注了结，亦所愿也。”表达了他为国家长治久安、尽职尽责，虽战死疆场，亦在所不惜的英雄志愿。
然而清朝廷本质上是一贯害怕外国人的，收到李鸿章的密折后，完全同意他的投降观点，立即将李鸿章召回天津，前次派赴越南的各军停止前进，又借口云南、广西已经备有重兵，不同意左宗棠去滇、粤的请求。清朝廷一时又为妥协投降的阴影所笼罩。
左宗棠无可奈何，但他对海防仍然不放松，几次抱病去沿海视察新建立的渔团和炮台工事。光绪九年（1883年）九月，他到江阴、靖江、通州（南通）、海门、崇明、吴淞等地，检阅渔团水勇，水勇们演习泅水、凫水、爬桅、超跃、打靶等，技艺娴熟，“精能过人”，参观者都诧为罕见。左宗棠对操演纯熟的水勇分别赏给功牌、银牌或印委，对技艺生疏者予以训斥，渔团都“欢欣鼓舞，踊跃争先”。在崇明检阅时，突然遇到暴风，在归途中还到清江视察运河堤工，商议淮河归回故道的工程，但是已染上病，旧疾复发，左目几乎失明。医生说是：“肝脾火郁，心失所养，非悉心静摄，难期见效。”因此他再次上奏，自陈衰病，请准予开缺，回籍调理，奏中还提出兴办江南水利的意见，念念不忘朱家山开河工程：“引淮水仍归云梯关入海一着，足以截断众流，捍卫淮扬数州县亿万生灵，且可化灾区为腴壤。”
清朝廷因这时中越边境战事告紧，还需要借重他的威望，不同意他告假回籍，谕旨说：“览奏，目疾增剧，殊深廑系。该督威望素著，现值筹办海防之际，正资倚任。所陈拟办江南水利，亦于民生大有关系。左宗棠着赏假两月，安心调理，毋庸开缺。”还下诏，敦促王德榜成军出关。
左宗棠于是通知王德榜在永州招募了10营兵勇，号为“恪靖定边军”，又筹了一批军火粮饷，促他即往桂越边境增援。
光绪十年（1884年）正月，王德榜率恪靖定边军抵达广西南宁。这时左宗棠的目疾更厉害了，再次奏请开缺，并推荐由曾国荃、杨昌濬、裕禄三人之一取代他。在谕旨尚未批下时，正月初五日正当大家高高兴兴过年的时候，他却抱病又到了清江，研究引淮入故道的工程，因地势北高于南，为避免洪患，提出次第施治的详细方案。二十三日回到扬州，又去崇明、上海等地检阅渔团和海防工事。二月朱家山河工程落成，二月初二他到朱家山河视察，初三日回到南京，这是他任两江总督的最后一次出巡。
回南京后，他再次上疏告病。朝廷因他一再疏请，勉强同意了他暂时告病休养，赏假四个月。内阁学士周德润得知后，上疏说：“勋臣不宜引退，请旨责以大义，令其在任调理。”
朝廷于是又下谕旨说：“左宗棠勤劳懋著，朝廷倚任方殷，当此时局艰难，尤赖二三勋旧之臣竭诚于济。岂肯任其功成身退，遽赋归田。只因该大学士目疾增剧，而两江地大物博，政务殷烦，又难静心调摄，是以降旨准其开其总督之缺，仍赏假四个月回籍。原欲其安心调理，俾得早日就痊，出膺重寄。该大学士素著公忠，谅不至稍耽安逸。着即赶紧调治，一俟稍愈，不必拘定日期，即行销假，以付委任。”
一个月以后，三月十三日，曾国荃奉朝廷之命来到南京，代理两江总督；左宗棠交卸了职务，暂时在家中休养。
那时中越边境战事突趋紧张，进驻越南的清军纷纷溃退。当一年前徐延旭和唐炯的军队进驻谅山、山西、北宁等地时，法军正分两路进攻顺化和刘永福的黑旗军，徐延旭和唐炯坐视黑旗军被攻击，不往援助。后来黑旗军打了胜仗，他二人又掠为自己的功劳，上报朝廷，因而被升为广西和云南的巡抚。法军攻顺化的部队却节节胜利，不久逼近首都，强迫越南订了《顺化条约》，越南承认为法国的保护国，外交、关税、民政、司法，一切均受法国理事官的监督，越南实际已亡于法国。不久，越南内部发生政变，不承认《顺化条约》，法国因而再向越南发动全面进攻。
驻守镇南关外的淮军提督黄桂兰，一方面受李鸿章主和投降的影响，一方面淮军纪律欠佳，本人又酣酒荒淫，越南人民恨之入骨，战事一起，全军溃败，他亦自杀。徐延旭和唐炯也不战而退，被清廷革职拿问。奉命指挥战争的云贵总督岑毓英也望风而逃。刘永福的黑旗军退到了云南边境的保胜（老街）。只有左宗棠派去的王德榜恪靖定边军还扼守在谅山和镇南关一线。法国海军又派军舰向福建和江南海口驶近，竟图海陆两面夹击中国。
左宗棠得知战况紧急，气愤已极，当时他的目疾稍好了些，也来不及回湖南家乡休养，四个月假期只休息一个月，就立即销假。他看到王德榜一军独守谅山、镇南关，军力单薄，恐防有失，就上疏请派前浙江提督黄少春在湖南招募新军，前往广西增援。黄少春也是他部下一员猛将。那时法国因为军事布置尚未就绪，玩弄缓兵之计，法国公使到天津，通过一个与李鸿章关系密切的曾任天津税务司的德国人德璀琳向李鸿章提出议和。清朝廷本来对战争就畏首畏尾，犹疑不决，不同意左宗棠的意见，下诏停止招募新兵，而且召左宗棠进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