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餐：红薯和蚕豆——午餐：常有一盘狗肉——满小姐回娘家——“待文正之子若弟，无异文正之存也”
两江总督衙门是江、皖、赣三省最高权力机构所在，也是总督的官邸。衙门外观森严，大门常开，有亲兵守卫。里面庭院深深，从甬道进去，第一进是大堂，第二进是接见官员谈论公事的客厅和签押房，第三进是内眷住房。这里陶澍、林则徐和曾国藩的眷属都住过多年，如今左宗棠、张夫人和儿、孙、媳妇等也住在这里。几个儿子中，孝宽常年在长沙管家，孝勋、孝同遇到乡试期间要回乡参加考试，他们经常在两地来往，孙儿孙女们多住在南京。左宗棠过了一段热闹的家庭生活。
他每天清晨四五点钟天尚未明即起床，洗漱后立即到签押房批阅公事；到了天明，一家男女老少齐集在大厅里用早餐，左宗棠坐在当中，家人侍坐两侧。早点通常是蒸红薯和煮蚕豆，他的九孙念惠后来回忆说：小孩们只能分到半个红薯。吃完早点，左宗棠就和张夫人及儿子们谈论家事，有时讲些古圣先贤的故事和格言给儿孙听，除了夫人和两位女儿可以坐着，其余人都得站着聆听。据念惠回忆说：他的声音极为洪亮，眼光炯炯逼人，孙儿女们看到那副眼神，很有点害怕。
早饭过后，他立即开始工作。那两年还算太平无事，但他对军事防务等一点也不放松，特地在总督署内设一营务处（相当于现在的参谋处），每天要到营务处办事数小时，中午就在该处用膳。随他来南京的几位老部下如王德榜、王诗正等也常到营务处议事，他们无所不谈，既讨论军事防务，也讨论水利建设，中午就在一起用饭，有客人和僚属来谈公事，也留在一桌吃饭。桌上常有一盘狗肉。
湖南人有爱吃狗肉的习惯，江浙人则多数不愿吃，左宗棠就劝他们尝尝，还说：“这肉名叫地羊肉，味道很美，何为不食？”说着还用筷子夹一块狗肉送到客人碗内。有一次，曾国藩女婿聂缉椝在营务处共进午餐，左宗棠夹了一块狗肉到他的碗内，劝他尝尝美味。聂缉椝虽然是湖南人，但坚决不吃狗肉，趁宗棠不留意，偷偷把它夹到桌上，可巧又给宗棠见到了，他就问：“美味怎么不吃？”聂缉椝回答道：“素来戒吃牛肉和狗肉，不敢犯戒。”宗棠笑笑而已。
到南京不久，有一次他外出拜客，经过城北一带，看见跨仪凤门有一座高山矗立，却是光秃秃的。他问随从人员这座山的名字，随从告诉他是狮子山。他慨叹道：“狮子无毛，何以壮观瞻？”立即拿出100两银子，命随从官员采办松柏桑茶等树苗，栽种在狮子山上。又命调查附近各山的土性，广种各种树苗，在城内空地也遍植桑柏松杉数百万株，以供人民养蚕和樵采。南京城经战乱后，还留下大片荒地，他命设立清丈局，做出规划，用公款修造城北房屋数百所，租给老百姓住。这样，老百姓的生活有所改进，流离失所的人有了安居之处，南京城的市容和绿化也有所恢复。
他在南京也如在其他各地一样，十分重视文化事业。他来之前有人建议撤销金陵书局，他到南京后，不仅不撤，还集资赶印各种书籍。那年正逢大比之年，来南京购书、观光的士人很多，书局果然生意兴隆，胜于往昔。他为南京钟山书院题了一块“正谊明道”的匾额，钟山书院后来改为南京中学，民国时期还有人在该校看到那块匾额。
江苏地方上的士绅很有势力，常常干预公事。左宗棠很厌恶这种行径，但又不宜随便得罪他们。当士绅们来晋见他、将有所干谒时，不能拒之门外，他就想了一个办法。客人就座后，照例端茶敬客，寒暄两句，他就滔滔不绝一个人谈起来，内容是无所不有。据客人们说：多半谈的是西征军的经历，如何克敌制胜，如何神机妙算，都是客人听得腻烦的，他谈得眉飞色舞，客人又无从插口，只能一旁恭听。谈得差不多，随从就端起茶碗，按照清代官场规矩，这就是示意时间已到，“端茶送客”了。那些士绅碰了软钉子，一个个气得不得了，却又无可奈何，背后骂他骄倨，或说他昏庸老朽，只会摆功自夸，殊不知他的用意。
也有一些湖南同乡，特别是本家、亲友等，纷纷来南京找他求差使，他一概不收录，自己掏出腰包，送路费给他们回家。他定下一个办法，在南京下关轮船码头给一半旅费，到了汉口后，托人再付给一半。本家和亲友埋怨他不讲“情谊”，他也计较不了这许多。不过他认为做官并不容易，要有一定本领；要爱老百姓，诚心诚意为百姓做事；要廉洁方正。他不能将官随便封给本家子侄和亲戚朋友。其实他也是很讲情谊的，对于来求职未遂的人，总要尽心安排送他们回家。他常说，为本家和亲友受累不少；对于故人子女，他也总悉心照护。
那年曾国藩的满女纪芬（湖南话称幼儿女为满儿女）和夫婿聂缉椝正在南京，夫妇二人曾多次拜谒左宗棠。纪芬晚年自号崇德老人，在她的《自订年谱》中记述了他们这一段有趣的交往。
光绪七年岁尾，左宗棠刚到南京不久，纪芬就去总督署拜谒，在大堂下轿，步行走过数重庭院，才到内室。恰好那天宗棠因公外出，没有见着，只见到了张夫人和几位儿媳。两江总督衙门是纪芬旧居之地，同治十一年曾国藩去世，她才和全家回湘，如今恰已整整10年。她抚今追昔，百感交集，以后不想再来这块伤心之地了。
左宗棠回署后，知道了这件事，以为她还会再来，但是久等不见来。聂缉椝是常在营务处见到的，宗棠问过他几次，要纪芬来见见，她始终不来。有一天宗棠专派了一乘轿子，将她接来督署，还特地开了中门，让轿子一直抬到三堂内院。纪芬下轿，见了宗棠后，进入内室，不觉流下眼泪。
宗棠问她为什么伤心，她回答道：“回到了旧居，想起了当年光景，尤其是想到了先文正公已不在人世，不觉悲伤泪下。”宗棠也感叹不已。
宗棠又问她：“文正公是壬申年生的吗？”
纪芬回答说：“是辛未年生的。”
宗棠说：“那么比我长一岁，你把我当作叔父好了。”
他让纪芬在督署中各处看看，又找到她10年前的卧室中去流连一番，纪芬很感动。
后来曾国荃来到南京，宗棠高兴地告诉他说：“满小姐已认我家做娘家了。”
纪芬夫婿聂缉椝（字仲芳），是湖南世家子弟，家里很有钱，但没有得一科第。他原随亲戚陈展堂应前任两江总督刘坤一之约，来到南京已经有两年了。陈任江宁筹防局总办，他任帮办，月薪很低，每月只支银八两，幸亏湖广总督李瀚章送他一份湖北督销局的干薪，每月50两，这才勉勉强强度日，然而对他这种阔人出身的子弟，这点钱还是远远不够。左宗棠初到南京，没有留意这个不起眼的年轻人，而且曾国藩生前曾有“坦运不佳”之说，对坦腹东床的几位女婿全不中意，因此宗棠对国藩这位满女婿的印象也平平，没有给他派上好差使。纪芬不敢向宗棠当面请求，后来向宗棠儿媳透露了点他们的窘况，希望有所照顾。纪芬多年后还回忆说，这实在是不得已、说不出口的事。
左宗棠初次见到聂缉椝后，印象还不错，聂缉椝那年才27岁。宗棠听他提到家世后，就问他：“有一位名继模的，写过一篇诫子书，是不是府上先代？”缉椝答道：“是先太高祖。”宗棠又问他：“你还能记得那篇文章吗？”缉椝答道：“能够。”宗棠说：“二十年前我在《皇朝经世文篇》中读到这篇文章，甚为嘉叹，至今还能背诵。”于是就背诵了几段。缉椝听到有漏落的句子，赶忙为他纠正。宗棠很高兴，说：“数典不忘祖，你还能记住祖先的文章，这就不错。”留他在营务处午饭。
以后每次缉椝因事来营务处时，总留他共进午餐，在多次谈话之间，他觉得缉椝并不是想象中的纨绔子弟，肯说直话，对洋务也颇讲求。经过一段时间的考查，第二年就委派聂缉椝为两江营务处会办。
这个差使还是较清苦，不久又委派他为上海制造局会办，这是个阔差使。那天聂缉椝和一些同僚进见，在座好几位都委得了一份阔差。左宗棠送走他们后，单独留下聂缉椝，对他说：“今天你可高兴了吧？那班人都是为贫而仕，唯有你可当大事，可勉自为之！”因此聂缉椝一生中感激宗棠的知遇最深。
聂缉椝兴冲冲来到上海，见了制造局总办李兴锐（字勉林）。李兴锐是曾国藩的门生，对老师昔日戏言“坦运不佳”也有所闻；他又见到过曾纪泽的日记。
光绪四年曾纪泽出使英、法时，两位妹婿陈远济（字松生）和聂缉椝都要求跟去，曾纪泽委用远济为二等参事，但拒绝了缉椝。他在九月十五日日记中写道：“同为妹婿，挈松生而阻仲芳，将来必招怨恨。然数万里远行，又非余之私事，势不能徇亲戚之情面，苟且迁就也。松生德器学识，朋友中实罕其匹，同行必于使事有益。仲芳年轻，而纨绔习气太重，除应酬外，乃无一长，又性根无定，喜怒无常，何可携以自累？是以毅然辞之。”
在曾纪泽的眼中，妹夫缉椝只是一个一无所长的大少爷，跟他出国会成为他的包袱。聂缉椝没有能跟上这位“讲原则”的大舅子出洋当差，因此只得到南京来坐冷板凳，领份干薪度日。这次好容易委了份阔差，不想李兴锐又了解他的“底细”，也怕背上包袱，并不欢迎他。因为是制台的委派，也不便得罪他。
李兴锐就写了一封信给左宗棠，引述曾纪泽日记中对缉椝的评语，又说曾国藩生前也不喜欢这位女婿，因此准备送他一份干薪，不必到局上班，只当个挂名差使。这和左宗棠希望他干一番事业的旨趣大相径庭，因此宗棠回了一封长信给李兴锐，说：“聂仲芳非我素识，据一些同僚称他肯说直话，我见他在此尚称驯谨。近来对造船、构炮诸事，极意讲求；机器一局正可借以磨砺人才。仲芳尚有志西学，故欲其入局学习，并非以此位置闲人，代谋薪水也。”
左宗棠对曾国藩的评介和曾纪泽的日记所谈，都颇不以为然。信中又说：“文正尝自笑坦运不佳，于诸婿中少所许可，即栗 亦不甚得其欢心，其所许可者只劼刚一人，而又颇忧其聪明太露，此必有所见而云然。然吾辈待其后昆，不敢以此少形轩轾。”
他认为曾国藩对儿子和女婿都要求过高，他和李兴锐都是曾国藩的后辈，不宜用他的高标准来要求、评介他的子婿。他在信中还引述上年在京师时，曾纪鸿贫病交加，竟然早逝，他竭力帮助纪鸿，“慨然为谋药饵之资，殡殓衣棺及还丧乡里之资”，并不因曾国藩不喜纪鸿而有所歧视。
曾纪泽那时在伦敦，知道此事后，特地致书左宗棠道谢，“意极拳拳”，说明兄弟感情仍很深。他认为曾纪泽日记所云，不过“是劼刚一时失检，未可据为定评。传曰：思其人，犹爱其树，君子用情，惟女厚焉”。
至于工作，他的态度仍是公事公办，建议对待聂缉椝应是，“能则进之，不能则禀撤之，其幸而无过也容之，不幸而有过则攻之讦之，俾有感奋激励之心，以生其欢欣鼓舞、激励震惧之念，庶仲芳有所成就，不至弃为废材，而阁下有以处仲芳，亦有以对文正矣”。
接着，他谈了一段与曾国藩的交情，曾左交恶天下共知，因此这段话受到人们的重视：
弟与文正论交最早，彼此推诚相与，天下所共知，晚岁凶终隙末，亦天下所共见。然文正逝后，待文正之子若弟及其亲友，无异文正之存也。
左宗棠早年与曾国藩共事，亲密无间；曾国藩去世后，他对待国藩子女如同自己的子女，而纪泽、纪鸿、纪芬兄妹对宗棠也十分尊敬。纪芬在回忆录中不仅说夫婿“中丞公一生感激文襄知遇最深”，还记下了他们二人对宗棠的赞扬：“其学问之博，谋略之远，治事之勤，求才之切，皆有不可及者。”
曾国藩和左宗棠在朝奏中互相攻讦，因而“失和”，为天下所共知。如果二人真正互相仇恨，在家庭和子女面前一定会有所流露。纪芬依依膝下，对父亲的思想感情自然很了解，如果曾国藩真正仇恨左宗棠，她的感情必然站在父亲一方。即使后来夫妇受左宗棠的恩遇，但父亲受过宗棠的“攻击”，总难免对宗棠有一些偏见的。她对宗棠的赞扬却如此完美和高大，完全看不出曾、左二人和两家有什么龃龉，那一段“曾、左失和”就很令人怀疑，似乎曾、左二位闹“失和”，是专为了让“天下所共见”的，究竟失和是真是假？含意为何？后人猜测纷纭。无怪乎徐一士在研究了左宗棠和曾纪芬夫妇的交往后说：“益见宗棠之于国藩诚有异乎寻常之凶终隙末者矣！”
李兴锐收到左宗棠的回信后，认为他的意见合理，于是聂缉椝正式上任。他在工作中显示了一定的才干，也很认真负责，没有辜负左宗棠的期许。光绪八年，法国加紧在越南的军事占领，并且在中越边境布置兵力，蠢蠢欲动。左宗棠命令上海制造局日夜加紧生产兵器，年底赶制了100门山炮，聂缉椝亲自押解到南京，旧历除夕也没有在上海家中度岁。他勤恳工作，升迁很快，不久接任总办，后又升为上海道，历任江苏、安徽、浙江三省巡抚。
宗棠去世后，孙女元宜嫁给聂缉椝之子其昌，左、聂、曾三家又结了亲戚。
光绪八年（1882年）十月二十四日，左宗棠得了第12个孙儿，即孝勋的第二子，宗棠为他取名念恒，字南孙，意思是他在南京总督任内出生的。这是宗棠生前最后得到的一个孙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