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兰州（中）——禁种鸦片，发展农牧业
发展农业对西北人来说，是关系到能否吃饱、生存的头等大事。左宗棠早认识到这点，开渠、凿井就是为发展农业兴办的一些措施。但是他发现在西北有一大怪事，在兴办农业之前，先必须进行“破坏性”的工作。当他入潼关以后，使他十分吃惊的是，西北田野上开满了罂粟花，城乡各处尽是烟民。
他做了一些典型调查，如在陕西三原县，城里人吸鸦片烟的占十之七，乡下人吸烟的占十之三。农民不种粮食，却种罂粟，因为鸦片价钱比粮食贵得多，又可以自己吸用。光绪三年陕甘大旱，饿死了千千万万的老百姓，十之八九是烟民，因为烟民身体本来就虚弱不堪，哪堪再挨饿？宁夏原是西北的粮仓，指望能运些粮来救荒，不想良田也都种满了罂粟。一片片罂粟花，确实鲜艳美丽，但却不能充饥，还是毒物。政府也拨了些款子救济灾民，但灾民领到赈款后，不去买粮，却先去买鸦片。这似乎又是一件天大的怪事，其实也不奇怪，吸上鸦片成瘾，就不能自拔。左宗棠到达西北后，立即下决心禁种罂粟。
罂粟原产于印度，自汉代张骞通西域后，域外植物纷纷移植到中原，如葡萄、萝卜、胡桃、胡瓜、胡麻、蚕豆、豌豆、玉蜀黍等。据说罂粟早在唐代已来西北，唐人雍陶过斜谷诗云：“马头初见米囊花。”有人认为米囊花就是罂粟花。但是中国人大抽鸦片烟是从清道光年间才开始的，特别是鸦片战争以来。西北人本来抽的是从广东运来的洋烟，名为“广土”，但价格高昂，于是有人从广东买来罂粟种子，在陕甘试种。产品质量（毒性）瘾君子认为不坏，可与“广土”媲美，于是大量种植，称为“西土”。西土“物美价廉”，西北吸烟的人越来越多，人民体质越来越坏，农业生产也一蹶不振。原来刚劲的民风，也变得奄奄无生气。无怪乎左宗棠称罂粟为“妖卉”。
自鸦片战争以来，左宗棠对“妖卉”深恶痛绝，他认为鸦片之祸，既深且烈，人则变为废物，家则倾家荡产，国则亡国灭种。林则徐坚决禁绝鸦片，不畏帝国主义强暴和朝内权臣奸佞，不惜牺牲高官厚禄和身家性命，左宗棠十分敬佩他。同治四年，左宗棠在福州看到鸦片在福建流毒很深，十人中几乎有五个吸鸦片，烟民中穷的沦为盗贼，当官的则贪污腐化，福建吏治一塌糊涂，他特上奏朝廷，建议对福建政治严加整治。但是他在福州的时间很短，还没有来得及实行整顿，即奉命调赴西北。在西北看到鸦片之烈，甚于东南。通过一番调查研究，他定下了禁绝鸦片的方针和策略，对烟农、烟贩和烟民区别对待：对于农民，绝对禁种罂粟；对于烟土贩子，禁运而不禁卖；对于烟民，只劝诫而不禁吸。
为什么只禁种、禁运，而不禁吸、禁卖呢？这项政策是根据当时社会的特殊情况而制定的。当时西北吸鸦片者太多，十人中有三四人吸，有些地方高达十之六七。而吸毒者多深藏密室，贩毒者也十分隐蔽。如果去捉拿烟民烟贩，不仅捉不胜捉，也没有如此多的戒毒所来收容烟民，而且势必惊动千家万户。官吏衙役本来多数就是品质低劣，必会趁此需索诈骗，而这些官、兵、吏、役本人也多数是吸毒者，彼此又会互相包庇。所以如下令禁吸鸦片、捉拿烟民，结果会成为一纸空文，有令不行，政府威信下降，徒然令闾里不安，增添一些贪污索贿的事，以后就更不好办事了。禁种则容易收效，罂粟长在田野中，一大片罂粟花，一眼就看到。从成苗到开花结果，需要较长时间，烟农无从守秘密，很容易被及时铲除。低价的“西土”来源断绝了，外地洋烟又严禁运来，市面上只有偷运来的或在荒山绝谷内生长的少量烟土，烟价就会猛涨，烟民会自然而然地减少，这比颁布一纸空文的禁吸命令要有实效得多。
陕甘战事结束后，左宗棠就集中精力来禁种罂粟，他命令各级政府从道、府县，直到基层，四出检查，见到种罂粟的整片地亩，一律翻犁灌水，全部铲除。如果是罂粟和豆麦等杂种的地，只将罂粟拔除。每月都要汇报，违禁者处以杖责枷号，不论贫富贵贱，一律依法处分。虽然禁种比禁吸好办些，但也遇到了各种阻挠。贪官污吏借此向农民敲诈勒索，军营中本来吸毒成风，也暗中包庇烟农，烟农则公然说：“不许种鸦片，哪来的银子交钱粮？”各地方官表示：“民间种罂粟，时间已久，早已成为习惯、风气。西北地方辽阔，要想一时查禁，也是很困难的。”但是左宗棠不为这些阻力所动摇，仍然坚决执行禁种。
宁夏在马化漋统治时期，因为伊斯兰教规严禁鸦片，没有人敢公开种罂粟，马化漋失败后，因为有厚利可图，百姓就纷纷种起来了。禁烟令在宁夏的阻力也最大。左宗棠毅然将宁夏府大小官员（除个别外）分别革职、撤任、查办；对违抗禁毒的士绅也一律拿办。经过如此整顿，宁夏大种罂粟的局面平息下来了。自从林则徐大禁鸦片以来，三四十年中，在清政府大员中，最痛恨鸦片，禁鸦片决心最大、最严格的，当推左宗棠了。
禁种罂粟是为了断绝鸦片烟的来源，除了禁种还必须禁运。左宗棠对外地烟的政策是：四川、云南等地土烟入境，一律没收焚毁；对于洋烟，因为受中英不平等条约限制，不没收销毁，但一律不准入境，勒令烟贩连同烟土折回。如偷运入境，查出则仍要焚毁。从禁种、禁运开始，后来对开设烟馆公开售烟也加以禁绝。
禁种、禁运的政策不久就收到了效果，到光绪六年左宗棠离开西北时，陕甘境内烟苗已基本根绝，只在深山荒谷可能还有少量种植。新疆境内，南路烟苗已消灭大半，北路则差些。总之，烟土来源大量减少，烟价自然腾贵，每百两价格由六七十两银涨到三四百两，烟民自然减少了。
禁烟的最后一步是针对烟民。既然禁吸在当时难于实行，对于汪洋大海般的烟民只有劝诫。左宗棠发动各方力量收集戒烟药方，配制成药，分送给烟民。同时鼓励官绅士民捐资合药，救治烟民较多的，还要上报朝廷请奖。这是积极的方面，消极的一面呢，对于广大烟民无法一一惩治，但对于官吏，则绝不许吸烟。部下有吸烟者，一经发现，就扣上一顶很合适的帽子——“嗜好甚深”，或“颇有嗜好”，这样就具备了参劾革职的资格。
左宗棠痛恨鸦片烟，厌恶抽烟的人，是始终如一的。有一次他听说孝威托两个同年好友为母亲代购药材，他知道这两个人烟瘾很大，写信去狠狠批评了儿子一顿，并且命儿子与这两人断绝往来。还有一次，不知从哪儿听到的消息，说他的长孙抽鸦片烟，他勃然大怒，立命家人将孙子拿来，予以处死。家中人都知道他的脾气，说到真做到，谁都捏一把汗。大家赶紧将孙子藏起来。只有几位姑奶奶是在左宗棠前唯一可以说话的人，她们拉住父亲苦苦相劝，告知他大孙子并没有抽烟的嗜好，不过偶尔抽一两口玩玩的。宗棠才息怒，命将他禁锢在书房内，如果再犯抽烟的毛病，那就非处死不可了。一个月之后，他没有再抽烟，这才放了他出来。
陕甘的农民不能种罂粟了，怎样维持生计呢？左宗棠又替他们筹划，种罂粟获利很大，因此要找一种同样获利大的作物，他认为可用种棉代替。棉花是一种经济作物，他经过一番核算，认为种棉收利可高于罂粟，在通知下属推广试种稻谷桑棉的文中说：“甘省素来不产丝棉布匹，全靠外省运来，既无舟船运载，因此价格昂贵异常。农民本来很穷，每到隆冬，还只穿件短布单衣；而我们在上位当官的人都轻裘重茵，实在于心不忍。”“西北人民苦无衣甚于无食，许多老弱妇女衣不蔽体。”他引述唐人韦应物的诗：“自惭居处崇，未睹斯民康”，表达自己的心情，感到身为最高地方官，竟未能使老百姓人人有温暖的衣服穿上御冬，深为惭疚。
种棉织布，不仅能解决农民生计，也能解决老百姓缺衣问题。他一方面广泛宣传种棉的好处，一方面又向民间传授种棉方法。同治十三年，他下令刊行了《棉书》和《种棉十要》等书籍，同时还命各地设立纺织局，教给妇女纺织技术。由于他的积极倡导，甘省东自陇东正宁、宁州，西至河西走廊凉州、甘州、山丹、东乐等地普遍植棉。同治十二年他西征时经过山丹等地，正值田间棉熟，他停车和父老攀谈，农民告知他：“一亩棉田收获较好的，可得二十余斤，每斤一千文，又省工力。种罂粟还要剥果刮浆，种棉比种罂粟更合算。”当然，种棉代罂粟，主要目的是断绝毒害百姓的烟土来源，同时又解决了百姓的衣食问题，是一举两得。现在甘肃敦煌、安西一带已成为盛产棉区。棉区人民的生活也都较为富裕。
左宗棠初到陇东，看到农民所种庄稼品种只有大麦、小麦、糜子、小米、玉米等，每亩一年只能收一百余斤。他于是想到推广南方的稻谷，在平凉曾教勇丁试种一次，没有成功。后来平凉知县王启春教农民试种，每亩收了四五百斤。宗棠十分高兴，于是劝导农民种稻，这是甘肃种稻之始。至今平凉川地仍在种稻谷，宁夏一带已盛产大米，品质优良，在国内驰名。
除了棉粮以外，左宗棠还鼓励植桑、养蚕，发展畜牧；在荒山、原野、道旁广植树木。除家蚕外，还提倡养山蚕。他考查了有五种树叶可以饲养山蚕：槲、橡、青杠、柞和椿树。他将五种树的形态写明，公之于众，叫大家去寻找。他说这是“为甘肃万年之利”。他还从浙江湖州运来桑秧移植，在兰州总督衙门后面，莲花池小西湖侧，种了一千多株桑树；在东校场、河壖和总督衙署内后花园，也植了桑树；还运了几百株桑秧到肃州栽植。另外，设立了蚕桑专局，教人民养蚕缫丝。
他同时很重视畜牧业，认为：“西北之利，畜牧为大，而牧利又以羊为长，其毛可织，其皮可裘，肉可为粮，是老百姓日常生活所需要的。人民不必耕地、种桑，也可以致富。耕田用人力多而收获少，放牧则需人少而所获多。”他认为水浇地可耕种，水草丰盛的地可放牧，湖泊草原地带则可渔可牧，不应耕种，以免破坏草原植被，引起沙漠蔓延。这些看法具有保护生态的远见。
为发展畜牧业，他提出了一些措施：在有水草的地方，查明户口，散发羊种，成本分三年归还，不计利息。他对这项优惠办法向人解释说：“这些办法是以利民为主，地方富裕了，民物蕃盛了，国家也受益了。”有一次在行军途中，看到安西一带百姓贫困，就从自己养廉银中取出两千两，分给贫民和兵丁购买羊种。光绪二年，他又拨银6800余两，借给皋兰贫民买羊放牧。
甘省蔬菜品种十分缺乏，左宗棠命人陆续从湘、江、浙等省带来各种南方小菜种子，教人种植。现在甘肃的南方蔬菜几乎已应有尽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