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连的打击——与二哥宗植永别——“嗟予少啬祜，孤露唯君依”
左宗棠在汉口停留时，二哥宗植特地带着幼子浑（丁叟）从长沙赶来探望。兄弟二人分别已有七年了。二人年轻时相依为命，如今宗棠已经56岁，宗植则已64岁，望七之年了。宗棠看他满头白发，比从前瘦削得多。宗植身体不好，又患有咳嗽症，饮食不敢多进，精神比以前差多了。兄弟二人执手相对，唏嘘不已。
宗棠在大营中设酒款待，宗植的兴致却提不起来。宗棠想起年轻时，每次和二哥见面，既高兴又兴奋，谈不了几句话，就常常为一篇文章、一句诗，或是一桩时事争辩不已的情景，觉得自己很可笑，也很幼稚，那段时光也是十分令人怀念的。可是现在，那种少年好胜的气概已随岁月而消失了。他竭力想使二哥高兴些，二哥酒也不肯多喝，宗棠于是朗诵二哥从前所作的诗文，宗植听了很高兴，于是快饮一杯。厅前站了几名兵勇，看到他们兄弟二人亲热高兴的情景，都相视而笑。他们虽强颜欢笑，但内心却很凄凉，深知从此一别，又不知何日再见，也不知能否再见。
左宗植不久就回长沙，宗棠也率军西征。宗植身体越来越差。
宗棠从家信中知道一些情况，虽然挂念，却也无能为力。他寄回家中的养廉金本来不多，但总嘱咐儿子分送一些钱给二伯父，并叮嘱他们常去看看他。
左宗植在年轻时就有文名，与魏源、陈起诗、汤鹏号称“湖南四杰”。但是运气不佳，中了解元后，一直未考上进士。后来在各地流浪，做过几任小官，仕途不得意。中解元前曾在湖南新化当了三年训导，后来又和宗棠同在城南书院随贺熙龄就读，不久客游武昌。那年是道光十一年，宗棠送他走后，很想念他，写了一首长诗寄给他：
西风吹孤禽，瘁羽身不肥。 人生奔车中，志士无光辉。 忆昨别兄时，盍旦鸣朝辉。 念当远焉去，有泪不敢挥。 开怀相慰语，蹙蹙恐君悲。 携手上河梁，去矣何时归？ …… 嗟予少啬祐，孤露惟君依。 三年客邵陵，相见时亦稀。 贫居岂能久，谁复惜分离。 华颜苟无凋，白首终可期。 尘衣才一洗，勿复载行旗。 江湖阻修远，我怀君岂知。 蛟龙勿君惎，蝮蜮毋君危。 一家尽死丧，君我先人遗。 念兹并百忧，泣涕以涟洏。 …… 湘水去悠悠，大别山巍巍。 颜色不可睹，况复音书希。 故山有黄精，野涧多蕨薇。 何当早归来，与君共锄耭。
诗中充满了对二哥的思念，还希望回来与他共度耕田读书的生活，享受家乡东山白水洞的自然乐趣。
道光十九年夏天，左宗棠来到长沙，又和左宗植相会。宗植在碧湘宫租了一间住宅，宗棠就住在他家中。同时，住在他家的还有两位新化文士：邓显鹤老先生和城南书院同学邹汉勋。兄弟二人和邓、邹二位经常在一起讨论学问，谈今论古，辩难质疑，很是意气相投。长沙春夏多雨，他们晚间围坐饮酒，高谈阔论，窗内烛光摇曳，窗外雨声滴答，夜深人静，他们谈兴正浓，时而听到远处“咚咚”的打更声音。左宗棠后来对这一段生活还十分留恋，40余年后，为邹汉勋遗书作序说：
回忆四十年前，碧湘宫畔，更阑烛灺，雨声断续，尊酒对谈时，仿佛如昨也。
那年秋天，贺熙龄离长沙北上，他们四人和其他一些同学、友人都到湘江边送行。第二年，宗棠到安化陶家坐馆，兄弟又分别了。他这年29岁，写了《自题小像》七律八首，其中一首抒写对宗植的怀念：
机云同住素心违，堪叹频年事事非。 许靖敢辞推马磨，王章犹在卧牛衣。 命奇似此人何与，我瘦如前君岂肥？ 来日连床鸡戒晓，碧湘宫畔雨霏霏。
左宗棠这时很不得意。在第一首诗中，首句说：“犹作儿童句读师，生平至此乍堪思！”充满了怀才不遇之感。二哥的命运也一样，“我瘦如前君岂肥？”后来宗棠离湘，一路飞黄腾达；而宗植留在长沙，抑郁不得志，对兄弟却十分怀念。同治二年（1863年），宗植住在长沙高坡。那年冬天大寒日，他的表弟来看望他，他们谈起宗棠和许多旧事，感叹不已。他写了一首长诗送给表弟，兼寄给宗棠。中有句云：“青毡长物付诸儿，燕颔封侯望予季。”自注：“先太夫人语意也。”余太夫人在世时，早就看出老三有封侯的希望。宗植写诗时，宗棠刚升任总督，第二年才封上伯爵。直到十余年后，宗棠收复新疆，晋封为二等恪靖侯，那时宗植早已不在人间了。
左宗植有三个儿子。长子名澂，字癸叟，夫人胡同芝是胡林翼的妹妹。他们婚后不久，左宗棠写信祝贺，信中还谆谆告诫他，要“立志学作好人，苦心读书”。当时士人读书，唯一的目的是求取功名，宗棠教他正确对待科名：“读书非为科名计，然非科名不能自养，则其为科名而读书，亦人情也。”又说：“科名亦有定数，能文章者得之，不能文章者亦得之；有道德者得之，无行谊者亦得之。均可得也，则盍期蓄道德而能文章乎！此志当立。”
这是他一贯的信念：科名是虚，并不能代表真正的学问和本领。做官和追求名利，他所不取，为人要注重道德，人格高尚，能文章，又有经济之才，有些真实本领才行。
癸叟性情温良，宗棠对他说：“尔气质颇近于温良，此可爱也。然丈夫事业非刚莫济，即需要刚强之气。所谓刚，并非高傲气大，而是任人所不能任，为人所不能为，忍人所不能忍。志向一定，全力以赴，不含杂念，不稍游移，必会有所成就。”
左宗棠手书
又叮嘱他家庭中处人处世之道，说：“家庭之间，以和顺为贵。用财有道，自奉宁过于俭，待人宁过于厚。待劳动人民，宜从厚给予报酬。要广作好事，这样就不致有人怨恨。”
癸叟后来曾到福州总督衙门帮忙，但为时不久。宗棠离闽前，要办的事极多，40天内发出了70多件文稿，他自己心力憔悴，癸叟帮他写折子，也极为劳累，几乎没有停笔的时候。宗棠西行后，癸叟回到家乡，不久又去浙江定海做了一任地方官。
左宗植次子名潜，字壬叟。对诗和文都有造诣，尤其精通数理，在中国数学史上有一定地位。因为他一心钻研学问，在人情世故方面要差些，宗棠曾批评他不懂世故。其实，他是左家下一代中最有学问的一位人物，是一位科学家。他对中国古代数学和西方数学都认真学习，一视同仁，而且往往有创见，变更旧公式，勘定错误，作出图解等。当时有名的数学家丁取忠（号果臣）与他或为忘年交。另一位数学家曾纪鸿（曾国藩次子）也和他极要好。
左宗植第三子名浑，字丁叟，也是一位有才华的人，又长于书法。周夫人亡后神主题字，是一项很重要的事，左宗棠认为丁叟足可以担当。他中了举人后在家用功读书，准备考进士。他是宗植最宠爱的儿子，可惜身体不很好。
宗植晚年钻研天文学，对中、西法都有研究。他也搞些占卦、算命，但不轻易为人算。宗棠是素不相信这些的，曾说他的占算并不一定准，他说的有些话可能太玄妙，宗棠也听不懂。
丁叟于同治十年去京师会试，没有考中。也许是少年气盛，回到家后就患病，于同治十一年二月病故。宗棠在甘肃得讯后，十分伤痛，写信给孝威说：“你伯父衰老多病，你们务必要多方宽慰他。”他亦知道老年人遇到这种伤心事，是很难解劝的，他也无可奈何。果然，宗植经不起这样重大的打击，三个月后也一病不起。宗棠那时正在安定大营，得知噩耗后，写信给儿子，叹息说：“鄂渚一别六年，毕生无复见面之日，同气之缘尽矣。”他当时军务正忙，而且，连年衰病侵寻，周夫人去世又不久，他怕闻伤心事，怕说伤心话，一时写不出祭文来，拟等以后到兰州督署再写。两年后，他受命为钦差大臣，出塞督师。恰好壬叟将父亲的诗文稿寄来，他请幕中有名的文士施补华和周崇傅校审，编成《慎庵诗文钞》，亲自写了一篇情文并茂的序，交湖北印书局刊行。
左宗棠接连遭受家庭变故，精神和身体都受到打击，但是西北形势紧急，国土沦丧，大局糜烂。他认为，天下事总要有人干，岂能避难就易，“我以一身承其敝，任其难，万无退避之理。”因此，义无反顾，毅然走上西征之路。在征程中却暗暗吞下了丧妻、丧兄的辛酸的眼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