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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章 “在山本清,泉自源头冷起”(1 / 1)


在杭州(下)——举人才——设书局——造轮船——倡廉肃贪

整饬吏治的一面是肃贪,另一面还须广用人才。浙江连年战乱,官吏逃散的很多。左宗棠还在严州时,就奏调了顾菊生、周开锡、吴大廷、夏献纶等20余人来浙任事,这些人都是他素所了解的。后来又举荐本地人士丁丙(字松生)、陈其元(字子庄)、吴观礼(字子儁)等人。丁丙是杭州府学生员,战事发生后,收藏《四库全书》的文澜阁被破坏,藏书遭摧裂,他十分心痛。每天半夜冒着危险到文澜阁偷出书籍,十余天取出万余册,暗中收藏。楚军入城后,他交给官府,存放在尊经阁内,左宗棠嘉赏他的行为,为他题了“书库抱残图”。他参加杭州赈抚局办事,也很得力。陈其元是石门县人,是个候补知县,参加办理宁波赈局,“才长心细”。吴观礼是位举人,曾任刑部员外郎,后来参加左宗棠幕府。左宗棠说他:“深明战略,不避艰险,具开济之才。”这三人都是有名的文士。丁丙被任为江苏知县,陈其元任江苏直隶州知州,吴观礼保举为道员,后来又注销道员官阶应试,考中同治十年进士,入翰林院。陈其元在江苏做官时,也为曾国藩所赏识。他写了一本《庸闲斋笔记》,较为有名,书中记述了一些左宗棠在杭州的工作和生活情况,因为是亲眼所见,比较可靠。

书中记述:“爵相自奉甚俭,所得养廉银,除寄家用二百金外,悉以赈民。”这和左宗棠在家信和给友人信中所说相符。咸丰十一年(1861年)十二月任浙江巡抚时,与孝威信说:“自入军以来,非宴客不用海菜,穷冬犹衣缊袍(旧棉袍)。冀与士卒同此苦趣,亦念享受不可丰。”与史致谔信也说:“身家之念,早置度外。上年廉俸已全交给军中派用,对钱财不愿斤斤计较。自咸丰二年入湘幕以来,每年所得亦不过二三百两,除家用与教子所需外,其余全都不留,不欲以一官挠我介节也!”

他痛恨贪污,严惩贪官污吏,自己以身作则。当时官场中有一些给各级官员的额外好处,即所谓例规,都认为是应得之款,他也一概不取。有一次宁波海关照旧例,解给他平余银8000两,是给巡抚利用的一项津贴,实际是一项陋规。史致谔先给他寄来4000两,他复信说:“来示海关公费,亦知为抚部例得之款。然而每读左司(韦应物)‘自惭居处崇,未睹斯民康’诗句,辄为愀然。所寄四千金已发给衢州购买种谷,分发灾民。另四千金,不用寄来,可即发山阴、会稽、萧山赈济灾民,已用公牍奉致,并通知绍兴郡县具领分给矣。”

督抚每年的养廉金是两万两,他只取几百两作家用,经常以自己的养廉金赈济灾民或交公用。这就需要他和全家过俭朴的生活。他有一句名言:“惟崇俭乃能广惠。”又常说:“自奉宁过于俭,待人宁过于厚。”当时曾国藩生活也很俭朴,“蔬食自甘”,幕府里文士们都感到吃得太苦,常发牢骚。而左宗棠则更甚。在行军中,遇到士兵在吃饭,他就吩咐将自己的筷子取出,与士卒共食,尽饱而止。有一位仁和范郎中因公事到衢州去见左宗棠,正遇上大风雪。他看到左宗棠穿一件布面羊皮袍,坐在夹帐中,留他吃饭。他以为会有盛筵招待。不料桌面上只有“白肉数片,鸡子汤一盆而已”。后来他经略西域时,生活仍是如此俭朴。

陈其元书中也记载了左宗棠省下的养廉金的一些用途。在严州时,他拿出一万两银,收购茶、笋和废铁、五金,这是以商代赈。老百姓因而纷纷到深山穷谷中去采取茶、笋,赖以为活。他还雇用妇女采茶,发给米粮做工资;收购的茶运到宁波发卖,所赚的钱作为公用。收购的五金、废铁可做军工和民用原料。

同治三年九月,左宗棠在杭州找了几名工匠,仿造了一艘小轮船,机器是自己造的,外形倒也可以,可谓规模粗具。在西湖中试航,也能行驶,只是航速很慢。他把洋将德克碑和税务司日意格找来研究。那时“常捷军”已按约撤遣,德、日二人仍留在杭,他们都曾在法国海军服役过,懂得一些造船技术。他们看了说,大致不差,但是轮机还不行,应到西洋采购,这样船就可以行驶更快速。他们将法国制船图册拿给左宗棠观看,并且表示愿意代为监造。因为当时福建战事紧张,左宗棠急于赴闽,在杭州造船的事就此作罢。那时中国受西方欺凌,人们都认为是由于西方船坚炮利之故,左宗棠也以为造船是富民强国的首要之着。后来到福州后,立即继续发展造船事业。在杭州制造的这艘小轮船,虽然质量还不怎么好,但却是我国自制的第一艘机器轮船。

左宗棠素来重视文化事业,浙江乱后,书籍版片荡然无存。他命将卖茶笋款项数千金用来刊刻“四书五经”。进杭城后,立即开设书局,经理各类书籍的刊刻印售,从宁波请来了一些工匠刻印。他在宁波设书局更早些,在严州也设过书局。以后苏州、金陵、江西、湖北相继都设立书局。陈其元书中说:“今各直省多设书局矣,而事则肇于左爵相,局则肇于宁波。经史赖以不坠,皆爵相之首创也。”

左宗棠在杭州公余之暇,常身着便服,又不带随从,独自去逛书店,还和店主人谈谈天,遇到好客的主人,见他谈吐文雅,留他吃一顿饭,请他为书店题个匾。他高兴起来,就舒纸题字,店主看落款,才知道这位不俗的客人原来就是抚台大人。有笔记说,杭州聚文堂书店匾额就是左宗棠所题。他还为书店写联,常爱写的一副是:

文章西汉两司马; 经济南洋一卧龙。

这副对联说出了他在文章、事业上所崇拜的理想人物:文章是西汉的司马迁和司马相如,经济(经世济民、治国之道)是蜀汉的诸葛亮。诸葛亮是他年轻时就崇拜的楷模;至于文章,历代大文豪很多,选择两司马也可能与对仗、谐韵等有关,不过两司马确也是中国文坛上的第一流人物。

同治三年九月初九是杨昌濬的寿辰,又恰好是重阳节。左宗棠和同僚们平日工作繁忙,趁此机会为杨昌濬祝寿,大家同到灵隐、天竺一游。这也是来杭几个月后第一次出游。他们走过飞来峰、一线天,循石级而上,山坡两侧高树参天,松竹交映,不久庄严巍峨的灵隐寺出现在眼前。老方丈在寺门相迎,进入大雄宝殿,佛像面前,炉香氤氲。左宗棠突然觉得什么时候曾来过,似乎旧地重游。想来想去,原来是40年前他方12岁时,住在长沙族祠中,曾做过一梦,梦中探身进入祠院中堆放的一棵巨木的孔内,看到别有天地,情景恍惚和此很相似。“曲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其实这类风景在我国各地名山多有,诗词中也有许多描述。左宗棠自幼已铭刻在心中,并进入梦中,他平日游山玩水的时候很少,这次只是亲临其境罢了。

那天游兴很好,左宗棠和杨昌濬又登上天竺,谒拜了大士像,回到灵隐寺,留宿一夜。次晨方丈领他们到各处看看,到了一个敝旧的亭子,名“冷泉亭”,因为亭下有一泓泉水从山上流来,清冽无比。方丈说,亭子里本来有一副旧对联,因战争被毁了,请左宗棠补书。旧联语是:

泉自几时冷起? 峰从何处飞来?

联语有佛家偈子的意味。左宗棠认为意思尚不完整,就另撰一联,挥笔写就,交与方丈。

联云:

在山本清,泉自源头冷起; 入世皆幻,峰从天外飞来。

这副联语表述了他的本志。他家庭寒素,自己性格耿介,现在虽然做了大官,但仍然保持素节,不落入官场恶习。他以一穷书生,二三年内就跻身督抚,确是朝廷破格,正如天外飞来。这块飞来奇石,还将在尘世上干一番大事业。这副联语其实富有哲理。

九年后,他已去甘肃,恰又逢重阳节。他回忆起那年他们“高会于灵隐、韬光间,历历如昨事也”,怀念不已。写了一副寿联,寄给远在浙江任巡抚的杨昌濬。联云:

知公神仙中人,勉为苍生留十稔; 忆昔湖山佳处,曾陪黄菊作重阳。

左宗棠在杭州的时间不长,游湖山的日子更少。不久就奉命去福建。他在离杭以前,还办了一件事,自己花钱替魏源修墓。魏源的《海国图志》,左宗棠年轻时就读过,对魏氏倡导的“学习西方,超过西方”(“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深为佩服。魏源是道光二十四年进士,咸丰初,他在江苏任地方官,曾和太平军作战。咸丰六年,殁于杭州。左宗棠到墓前凭吊了一番。12年后,他又为《海国图志》重刊本一百卷写了序。魏源的族孙光焘(名午庄)跟随他西征,是他的得力助手之一。

同治三年六月十六日,太平军经历了最不幸的日子,天京为曾国荃军攻破。天京陷落前二月,天王洪秀全自杀身亡。陷落后,忠王李秀成虽逃出城,但不久即在城东南方山被曾军抓获。在写了一份洋洋数万言的供状后,李秀成《自述》表示愿出面号召太平军余众投清,但仍然被曾国藩处决。幼主洪福瑱逃出天京。三个月后,在江西广昌为清将席宝田抓获处死。太平天国这一颗“璀璨的明星”,在立国13年之后终于灭亡。

天京沦陷之后,在天京周围仍有太平军余部数十万人。天京西北的鄂豫皖边有两支主要部队:一支是扶王陈得才的部队,他因看到天京沦陷,自己部队又屡屡战败,内部还出现叛变、瓦解的现象,于是在绝望之下自杀了。另一支部队是遵王赖文光率领,他与皖北兴起的捻军头领梁王张宗禹(总愚)合作,放弃了太平天国旗号,也摒弃了太平天国的宗教神秘色彩,成为捻军的一部,后来分兵在山东和陕西活动,被称为“东捻”和“西捻”。

长江以南保存了侍王李世贤和康王汪海洋的部队。他们从杭州、余杭突围后进入江西,然后又南下到达福建西南部汀州(长汀)、龙岩、漳州一带,仍拥有十余万之众,势力相当强大。一路攻城陷地,还具有一定破坏力。但是国破家亡、群龙无首,加之内部又不能团结合作,这也是太平军领袖的痼疾、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因此,这一部分力量虽然貌似强大,实则已成强弩之末,东奔西窜,覆亡也指日可待了。

因为福建军情紧急,朝廷命左宗棠速去福州履总督任。他奏请以蒋益澧护浙江巡抚、杨昌濬署布政使,然后于同治三年十月二十八日由杭州起行,途经金华、衢州赴闽。经过建德、兰溪、龙游各县,他一路停下车轿,看望老百姓。看到市镇还有起色,有些做生意的,熙熙攘攘;但乡村里却听不到鸡犬声,老百姓面有菜色,田地也多半荒芜。本年内已种上的水旱田地,因为人力不足,收成损失很大。老百姓听到总督来到,都纷纷围拢来,要求赈济、减税。他感到很不安,觉得没有尽到职责,一一答应了他们的要求。他立即写信给杨昌濬,要他与蒋益澧商量,赶快定下章程,剔除对人民的各种需索弊政。

左宗棠率领刘典、黄少春、王德榜、王开琳等部队,于十一月进入福建,收拾最后的残局。经过一年的战斗,进入闽粤分别由李世贤、汪海洋、丁太洋、林正扬率领的四支太平军部队,陆续向清军投降或被歼灭。同治四年五月,丁太洋在漳州附近向刘典军投降。李世贤败逃到山中,躲藏了两个月,于七月出山,昼伏夜行,到镇平投奔汪海洋,不料汪海洋不仅不接纳他,反而吞并了他的部队,将他杀死。八月,林正扬在长乐向广东守军投降,还将来王陆顺德捉献给清军。十二月,由汪海洋率领的最后一支太平军部队,在广东嘉应州黄沙嶂被消灭了,汪海洋也中枪战死。至此,湘军与太平军的战事全部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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