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柳庄救灾——“吾不欲见一饿毙之人”
左宗棠和夫人在柳庄度过了短短的一段幸福生活，可是也有不尽如人意的事。那几年天气异常，年成不好，先是一连几年干旱，到了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又阴雨连绵，发生洪水。柳庄的田禾都被淹没，家中储存的一点谷子也都发了芽。一家十二口人吃不饱。由于洪水泛滥，疾疫流行，家人全得了病。左宗棠这时又常上当铺去，家中稍值钱的东西都拿去典卖。回到家来，妻子儿女愁容满面，有的还躺在床上呻吟。他还苦中作乐，将杜甫的《同谷歌》念给周夫人听：“此时与子同归来，男呻女吟四壁静。”还幽默地说：“我想把‘静’字改为‘空’字，‘男呻女吟四壁空’，这就更符合我们目前的景况了。”
这是他一生中最苦的一段经历。虽然全家饿病，四壁空空，但他仍出来为救灾奔跑，和同邑一些志同道合的人士找有钱的人劝捐，并在族里积谷备荒。第二年又发大水，他将积谷分济给左家塅族人和柳庄邻里。柳庄距湘江仅十里，是来往要道。灾民从洞庭湖和湘江沿岸纷纷逃来，往内地就食。扶老携幼，每天总有上千人经过柳庄，一路上饿死、病死的不少。左宗棠将仓中谷子全部拿出来，每天煮几大锅稀饭，施舍给过路饥民。他懂些医道，自己配了一个治时疫的药方，在家中熬制成丸药，免费给患病的灾民服用，救活了不少人。他和周、张夫人率同仆妇，亲自在柳庄门前照顾过往的灾民，分发食物和药品。那几年不是闹水灾，就是闹旱灾，他们全家经常节衣缩食，省下钱积些谷子备荒救灾。周夫人陪嫁的首饰也典卖光了。道光三十年，左宗棠在族中建立了“仁风团义仓”，他买了四百石谷捐入义仓，找了几位公正人士管理，他和周夫人又卖掉了家中许多物件，经他们惨淡经营，这个义仓维持了许多年，救活了不少人。
那时左宗棠还是一个“寒士”，主要靠教书的微薄束脩度日。但左家世代虽然贫寒，却有一个乐善好施、扶贫济困的传统美德。曾祖父逢圣公天性淳厚，对父母、祖父母都很孝顺。祖父患病时，他和父亲定师公朝夕侍奉。他还常到河边洗涤祖父的脏衣，一面洗涤，一面想起祖父的病情，泪流满面，乡人见了，都赞叹他的诚挚。他自己很穷，看到附近高华岭过往行人往往口渴难忍，得不到一口水喝，就在岭上摆一个茶摊，免费请路人喝茶。乾隆十七年闹灾荒，他将衣服典当，换了几个钱，还找了愿做好事的有钱人合伙，在袁家铺摆了个粥摊，施给过路灾民。逢圣公做这些好事，在当地是有名的。祖父松野公受了逢圣公的教诲，也乐善好施。他在族中修建义仓备荒，自己虽穷，首先捐出谷米，并劝族人捐献。后来遇到荒年，族人老少都有救济粮吃，没有饿死的。
左宗棠出生后，家境更贫困。但他家“七代秀才”，受儒家人道主义的教诲，遇到比他们更为贫困、亟待相助的人，总是想方设法，竭尽所能去帮助别人。在左宗棠青年时代，还有过这样几件事：道光十二年（1832年）他预备去京师参加会试，那时正寄居岳家，穷得拿不出旅费。周夫人将自己的陪嫁银百两给他。准备动身时，听到嫁给朱家的大姊寿清正陷于极端贫困之中，穷到了“揭不开锅盖”的境况，他于是毅然将这100两银转送给大姊，解救了燃眉之急，周夫人并不怪他。可是路费没有了，不能参加会试。幸好一些亲友知道了，纷纷凑点钱，才得以成行。
他那次会试落第，在北京盘桓了半年。友人送了他300两银子，于是起程回家。一天傍晚，他投宿在路旁一家小客店内。吃过晚饭后，正在房中休息，忽然听到隔壁的喧闹声音，就走过去看看。原来是来了四五个壮汉，围着一位穷苦的老太婆讨债，一面还大声责骂。老太婆哭哭啼啼，只要寻死。那些人闹了一阵，临走前恶狠狠地对老太婆说：“你别想赖债，明天我们还要来的！”左宗棠等那些人走了，就询问老太太是怎么回事。那老太婆哭着说：“欠了人家300两银子，还不起债，只有一死罢了！”宗棠用好言劝慰她：“不要着急，明天我自会替你想法的。”第二天，那几个壮汉又来了，宗棠便过去和他们说：“这位老太太还不起债，你们把她逼死，也于你们无益。我是一个过路旅客，于心不忍，想帮帮忙。但身边钱也不多。我愿意拿出200两银子代她还债。可是余下的数目，你们也不要再追究，否则我也不管了。”那几个壮汉想想不错，有这位好人代还债，多少能收回大部分欠款。否则逼死了人，一个钱收不回，还要吃官司。因此同意了。左宗棠请了地保来，拿出200两银子，叫大家具结。事情办好后，他动身回家。到家中时，身边已经不名一文。那时家中很穷困，周夫人想他在外多日，帮人写文章、教书等，多少能带点钱回来。不想始终不见他将钱拿出来，而且还一言不发。周夫人明白他的脾气，也不去问他，自己回到娘家借了点钱，敷衍充作家用，让全家过得高高兴兴。后来周夫人才知道这件事，她很高兴，向家人说：“这是做好事呀！”宗棠一生慷慨，周夫人也是一个慷慨的人。她深信左宗棠，同情他的所作所为。
左宗棠手书
左宗棠后来做了大官，经济条件不同了，但依然过着俭朴的生活。薪俸的大部分都捐给灾民，或助捐军饷，帮助贫困的亲友和不相识的寒士等。史料上有过许多记载，如：同治八年（1869年）湖南发大水，他捐薪一万两。光绪三年（1877年）山西、河南大旱，陕西、甘肃也发生灾荒，他捐薪一万两，一些官员在他倡议之下，也纷纷捐款。同治三年（1864年）任浙江巡抚时，将一万两交公；后来兼任闽广总督，就将总督薪俸用来修理巡抚衙署。宁波海关送给他8000两银子，这是巡抚可以“名正言顺”地接受的官场陋规，他将这笔钱全部转给浙江赈局。光绪四年（1878年）兰州修理城垣，他命将所有修城费用都由他的薪俸支付。同治九年（1870年）他写信告知儿子，他不会拿出钱来给家中买田地，“此非所以爱子孙”。他当年的养廉金将捐助给兰州书院一万两，次年还要拿出一万两寄给湘阴赈灾。
他做官后屡屡捐款救灾，自以为区区何足道。对青年时的救灾活动，却有美好的回忆。一次他捐了一万两银子给湖南赈灾后，写信给儿子说：“我现在每年养廉银有二万两，捐一点点钱，帮助乡里，这算什么呢！要是有人提起，你们就告诉他，这是不足道的事。回想道光二十八九年间，我和你母亲在柳庄散米散药，情景恍如昨日。那时我只是一个穷书生，人家赞我是行义举，那倒还说得过去。我常说，一个老百姓能救人一命，就是一项‘功德’，因为他手中并无活人之权。至于高官厚禄者，本来就掌握了千百万人的命运，他能救活一些人，原是分内之事；还不知在他手中没有被救活的人有多少呢！”
后来他到西北，每到一处，首先就办理赈抚。他告诉孝威等说：“自入关陇以来，首以赈抚为急。吾不欲今吾目中见一饿毙之人、吾耳中闻一饿毙之事。”几十年前，和周夫人在柳庄散米散药，看着一群群面黄肌瘦、衣不蔽体的灾民，扶老携幼从门前走过，这样凄惨的情景，始终不能忘记。自幼家中贫寒的情景，也时刻铭记在心，他告诉孝威说：“吾家积代寒素，先世苦况，百纸不能详。”《二十九岁自题小像诗》中，有一首叙述当年苦况：
十数年来一鲜民，孤雏肠断是黄昏。 研田终岁营儿脯，糠屑经时当夕飧 五鼎纵能隆墓祭，只鸡终不逮亲存。 乾坤忧痛何时毕，忍属儿孙咬菜根。
幼年的苦况，青年的经历，使左宗棠在一生中都对穷苦无告的人民抱有无限的同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