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道上的坎坷——三试礼部不第
在封建社会中，等级森严，贫富悬殊。上层的王侯将相、达官富商、土豪劣霸，过着骄奢淫逸、纸醉金迷的生活；在社会的底层，是广大农民和市井小民，也包括为数不少的“低级”知识分子——所谓“寒士”。这些人终日辛勤劳动，衣食不周；遇到荒年，只能吃糠、咽草、逃荒，以致饿死道旁。底层人要想改善生活，就需往上爬。统治者给他们准备了一条途径，就是通过科举做官。所以一般家庭望子成龙，对子弟从小就延师课读；即使是穷苦人家，只要有可能，也想方设法让儿子识字读书，将来如能考中科举，就可能得个一官半职，其中少数人也能飞黄腾达，真所谓：“十年窗下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
清代的考试制度分为三级：第一级是府县考，考取了称为秀才，未考上的称为童生，因为考生大多是十几岁的小孩。但如果上了年纪还未考上，也仍称为童生。《儒林外史》中的范进，50多岁了，也还是个童生。秀才是最低级的科名，但比童生地位又高得多，在村里谋一名教席是很容易的。但秀才不是官，在社会上还是被人瞧不起，常有“酸秀才”之称。
第二级称为乡试，每三年一次，由全省秀才去省城赶考，取中了称为举人。乡试在秋天举行，所以也称“秋闱”。举人的地位比秀才高多了，虽仍不是官，但在地方上可以当个乡绅，出头露面，也可出任教谕、训导、山长等教育方面的工作。更重要的是作为跳板，可以去京师参加三年一度的会试。
会试在春天举行，也称“春闱”，会试取中了，称为进士，这是知识分子的最高荣誉。进士还要参加殿试，是皇帝亲自选门生，考定名额。第一甲第一名就是众所熟知的状元了。中了进士，就可以顺顺当当做官。一部分优秀的选入翰林院，称为翰林，这是最高“学术职称”。一般的进士至少也可外任知县。虽然是起码的地方官，但也有实惠。俗话说：“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一个寒儒当上官，就可夫荣妻贵，显亲扬名，发财致富。
当然，也有许多知识分子深受儒家传统的优良教导，应考不是为升官发财，而是为施展一身抱负，“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在历史上由科举成名的人，世有许多好官、学者、文人等。科举只是一块敲门砖。
清代科举内容是沿袭明代，主要考八股文。八股文又称制艺或时文，是一种特殊格式的文章。要写成四段，每段又分为二小段，因此称为八股。题目是由考官随意从“四书”中选取一句，例如左宗棠考过的题：“大德不逾闲”是一题，“言必信，行必果”又是一题段。考生得根据古人的意思发挥成文，所以又称为“代圣贤立言”。考生必须熟读“四书五经”，否则连题目都看不懂。这种文章毫无意义，是显而易见的。几百年来，集中国内千百万聪明才智之士，日日夜夜，都花在背诵几千年前的几本古书上，绞尽脑汁，写一篇摇头摆脑的八股文，是何等的浪费！当时的一些有识之士，如陶澍、龚自珍、魏源、林则徐和贺长龄、贺熙龄兄弟等，虽然自己也是从科举出身，有进士的荣誉头衔，但他们却反对八股文，提倡实用的学问。他们倡导向西方学习，在列强的炮舰压力下，“师夷长技以制夷”。但当时这还只是一股新兴的思潮。广大知识分子除了科举一途外，还没有别的出路。他们依然苦读“四书五经”，以博取进身之阶。
左宗棠的父祖辈都是知识分子，他们也希望通过科举获取功名，摆脱困境。但是命途多舛，几代都只考中秀才。春航公在儿子们幼小时，就教他们读“四书”，左宗棠8岁学作八股文，15岁参加童子试，16岁参加长沙府试。这两次都是考秀才的甄别试。知府张锡谦很欣赏他的文章，准备取作冠军，后来因照顾一位老年考生，就将左宗棠取为第二名，知府还当面奖励了一番。接着还有最后一次院试，由学政亲临主持，考取了就为秀才。不料宗棠母亲恰于此时去世，他回家奔丧，没能参加院试，因而这次没有取得秀才资格。
两年后（道光九年）他在居丧期间，从书肆买到两本书：一本是顾炎武的《郡国利病书》，另一本是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顾炎武是清初著名学者，他曾首倡经世致用之学。《读史方舆纪要》是一部地理书，除记载山川形势外，也叙述一些古今战史和战守机宜。左宗棠以前接触的不过是“四书五经”和典范八股文等，得到这两本书，如获至宝，早晚研读，还加以评论。他既首肯顾氏书“所载山川险要，战守机宜，了如指掌”，又指评他“考据颇多疏略，议论也有欠妥之处”。除了《郡国利病书》外，他还购到了齐召南（字次风，乾隆时人，地学家）的《水道提纲》等书，对有用的材料都抄录在笔记本上。他还藏有一部《皇朝经世文篇》，这部书名义上是贺长龄主编，实际上是魏源（字默深）代他编辑的，全书密密麻麻都有他的批注。他的一些同学和亲友只知读八股文可以做官，见他读这种“无用”的书，都暗暗笑他。他有他自己的主张，人家笑他，他读得愈勤奋。两年后，他遇到贺长龄、贺熙龄兄弟，两位前辈也教导他研求有用之学，不要专重八股文。他又从贺长龄处借阅了许多实用书籍。他对“经世致用之学”越来越感兴趣，越来越觉得八股文无用。他后来说：“八股越做得入格，人才越见得庸俗低下。”
尽管如此，他仍然读些八股文，参加科举考试。他认为：“读书不是为科名，但没有科名就难以养活自己，因此为科名而读书，也是人之常情。”他仅仅把科名当作进身之阶和谋生之术。由于他花了很大的精力钻研实学，八股文就不会作得那么“入格”；兴趣在实学，八股文的味道可能就不那么正统，入不了一般试官们的眼。当然，也可能有些真才实学的人会赏识他。那时湖南巡抚吴荣光（号荷屋）在长沙办了一个“湘水校经堂”（在今湖南大学内），收取一些学生教以经学，还给些生活补贴。道光十一年，左宗棠正当父母去世不久，就进了校经堂。堂内经常举行考试，他一连得了七次第一，引起了吴荣光的注意。
第二年服丧期满，可以应考了。他还不是秀才，由于急切希望考中举人，可以谋取较好的工作，于是借钱捐了一个与秀才相当的监生，这样就可以直接应乡试。清代晚期，监生可以用钱买，但是举人、进士则不能买，必须通过考试。考试也很严格，试卷都密封，试官如收受贿赂，可能处以死刑。那年的湖南乡试正考官是徐法绩（字熙庵），副考官胡鉴（字藕湾），还有几位阅卷考官，称为同考官。宗植、宗棠兄弟均应考。宗植中了解元（第一名举人）。宗棠出考场后，抄了一份底稿送给老师贺熙龄。贺熙龄看后说：“文章虽好，但是不合程式，恐怕没有考官会赏识。”果然，阅卷的同考官在左宗棠卷上批了“欠通顺”三字，他于是落选了。
说来也是幸运，这一科考试是为道光皇帝五十大寿特别开的“万寿恩科”，皇帝下诏各省试官在落选的“遗卷”中，再择优录取一些，以示恩典。那时副考官胡鉴在试院中病逝，徐法绩一人披阅了5000多份卷子，选中了六份，左宗棠的卷子居首位。按规定，试卷先要由同考官阅后推荐给考官，然后才能取中。同考官没有推荐的卷子，考官不再取阅。徐法绩就将宗棠这份卷子交请同考官补荐，而且要将原批语“欠通顺”改一改。不料那位同考官不同意，说：“中不中是考官的事，荐不荐是我的事。你要中就中，批语我不能改。”徐法绩告诉他这是奉皇上谕旨办事，其他同考官一齐相劝，又将文卷给各位同考官传阅，大家看看经文卷不错，这才改了评语为“尚通顺”，取中了第18名。当时同考官和监考官都怀疑这份试卷是“温卷”（关系户），当密封打开，监考官吴荣光一看是在校经堂考七次第一的左宗棠，赶忙向徐法绩道贺，说他取得了真正人才。其他同考官也有些听说过左宗棠其人，于是群疑释然。兄弟二人同时中举，宗植还得了解元，这是左家从未有过的光彩。
第二年正月，兄弟齐赴京师会试，这是他们第一次去京师，不幸二人均落第。在京师时宗棠写了有名的《燕台杂感》七律八章：
其一 世事悠悠袖手看，谁将儒术策治安？ 国无苛政贫犹赖，民有饥心抚亦难。 天下军储劳圣虑，升平弦管集诸官。 青衫不解谈时务，漫卷诗书一浩叹。
其二 纥烈全金功亦巨，李悝策魏术非疏。 公孤自有匡时略，灾异仍来告籴书。 不惜输金筹拜爵，初闻宣檄问仓储。 庙堂衮衮群公在，休道功名重补苴。
其三 西域环兵不计年，当时立国重开边。 橐驼万里输官稻，沙碛千秋此石田。 置省尚烦它日策，兴屯宁费度支钱？ 将军莫更纾愁眼，生计中原亦可怜。
其四 南海明珠望已虚，承安宝货近何如？ 攘输啙俗同头会，消息西戎是尾闾。 邾小可无惩虿毒，周兴还诵旅獒书。 试思表饵终何意，五岭关防未要疏。
其五 湘春门外水连天，朝发家书益惘然。 陆海只今怀禹迹，阡庐如此想尧年。 客金愁数长安米，归计应无负郭田。 更忆荆沅南北路，荒村四载断炊烟。
其六 青青柳色弄春晖，花满长安昼掩扉。 答策不堪宜落此，壮游虽美未如归。 故园芳草无来信，横海戈船有是非。 报国空惭书剑在，一时乡思入朝饥。
其七 已忍伶俜十年事，惊人独夜老雅声。 一家三处共明月，万里孤灯两弟兄。 北郭春晖悲草露，燕山昨日又清明。 宵深却立看牛斗，寥落谁知此际情？
其八 二十男儿刺促长，穷冬走马上燕台。 贾生空有乾坤泪，郑綮元非令仆才。 洛下衣冠人易老，西山猿鹤我重来。 清时台辅无遗策，可是关心独草莱？
在诗中抒发了对国事民生的悲叹，在朝衮衮诸公缺乏长治久安之策，在野小民炊烟长断，生计可怜。他亦哀叹自己身在草莱，人微力薄，报国无门。特别引人注意的是，在第三首诗中，他已看到西域问题的重要，提出了新疆置省和屯垦政策，还注意到西北给养和运输的困难。在嘉庆道光年间，已有一批学者注意研究新疆，如龚自珍（号定盦）、魏源、徐松（字星伯）等人。左宗棠曾研究他们的著作。他认为：“道光朝讲经世之学者，推默深与定盦。实则龚博而不精，不若魏之切实而有条理。”龚自珍写了一篇《西域置行省议》，左宗棠不赞同他所拟郡县建置，但钦佩他的建省原则。左宗棠在京师还会见了徐松，徐松将自己有关新疆的著作，如《西域水道记》等赠给他。左宗棠那时只是一个22岁的青年，已经在筹划治理新疆，想不到50年后，他真的来到新疆治理。他给陶桄的信中说：“五十年间志愿，到今尚行之不尽。”这表明他从少年起就对新疆有一番抱负，虽然后来也没有能完全实现。
他当时已看到天下将乱，在第四首诗中，已预见西方列强将为患于中国，警告必须加强国防。他的预言不幸而言中，七年后，就爆发了鸦片战争。
他在京师还拜会了一位大名人、他的老师的老师阮元（字伯元，号芸台）。他对这位一代宗师十分佩服，说他“博古通今，文教武功，早已震惊寰宇”。那年阮元已70岁。左宗棠以一少年后辈，聆听他的教诲，对他的言论风采，钦仰不已，印象深刻。直到左宗棠去世前一年，为阮元的题诗作跋时，还记下了这次会晤。
他还结识了一些朋友，其中一位是胡林翼，后来成了莫逆之交。他们的结识，对他一生的事业起了重大的影响。
春榜放后，他点检南归，行前给座师徐法绩写了一封信，说今后将要“讲求时务之所急”，主要研究“荒政及盐漕河诸务”。归来后，从此立志研究国家急需的实学。
三年后，他又赴京会试。这一次几乎取中了。或者说，已经中了，但又被刷下来。阅卷的同考官翰林温葆深，很欣赏左宗棠的卷子，极力推荐上去。主考官也很欣赏，说是“立言有体”，取中为第15名。当时进士名额各省都有一定的限额，后来一清查，湖南省多了一名，湖北少了一名，因此就将左宗棠名字取消，补上一名湖北人。虽然温葆深争取了一番，但没有成功。只将左宗棠取为“誊录”，意思是文章虽好，但名额已满，只好请屈就史馆当名抄写员，以后年资久了，还可补个知县，他29岁写诗说：“聊欲弦歌甘小僻，谁能台省待回翔？！”就是指的这件事。他没有屈就誊录，他的师友如贺长龄早就告诫过他：“幸无苟且小就。”他的高傲的个性和非凡的才具使他也不会干这类工作。
他回湘经襄樊，正遇汉水盛涨，狮口堤溃裂，河水泛滥成灾，所乘的船在淹没的树木、村舍上航行，船工的篙插在屋脊上，飞驰而过。由樊城到长沙只用了13天，当时算很快了。
他回家后，就和周夫人共同绘制地图，研究地学和军事学。三年以后，他又参加了会试。这也是他最后的一次会试。他经过洞庭湖时，顺便游了洞庭君祠。洞庭君是传说掌管八百里洞庭的湖神。到汉口后，遇见同去考试的同乡欧阳兆熊（字晓岑）。欧阳兆熊比他大五岁，中举人却比他迟四年，然而欧阳兆熊后来中了进士。左宗棠得意扬扬地告诉欧阳兆熊，他作了一副《题洞庭君祠》的对联：
迢遥旅路三千，我原过客； 管领重湖八百，君亦书生！
兆熊听了很为惊讶，觉得联语“意态雄杰”，口气好大，将来定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他后来写了一本书，名《客窗春呓》，书中追述了这段往事。
这次会试又落第。左宗棠下定决心，以后不再参加科举考试了。他又注意起农业，开了试验田，写了农书，还准备做一辈子的农人。然而他以后又曾多次表示过要再参加会试，那是太平军起义后，他在幕府时期，是想以考试为借口，脱离幕府。最后一次，当他遭到官文、樊燮构陷时，毅然脱离湖南幕府，动身去北京会试，还真的到了襄樊。他说：这次也并不是真想考进士，只是为了躲避仇家的借口。但后来被胡林翼追了回来。从此，他再不提会试了。
这次会试虽未去成，但在北京却留下了一段笑话。那是咸丰十年（1860年），左宗棠的名气已很大，皇帝也点过他几次名。京师的考官们都互相告诫，“这次务必要取中左宗棠”，因为考官都渴望收录真正的人才为自己的门生。后来看到一份卷子，文章“奇特雄伟”，大家怀疑定是左宗棠的卷子，就取中了，发榜时原来是另一人，即湘潭的黎培敬（字开固，号简堂）。左宗棠这次根本没去京师。黎培敬也是一位人物，后来成为名太史，放了贵州学政，因为招抚苗民考生有功，又升任藩司和巡抚，他曾自题联云：
人若不自知，愿诸君勤攻我短； 弊去其太甚，与尔民率由旧章。
颇有些愿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雅量。
左宗棠的科举道路是坎坷的，也可说命运不济。但是如果他果真中了进士，点上翰林，他的后半生可能又是另一番面目了。他自幼就不重视科举，这注定了所追求的是有价值的另一条生活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