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人凤是军统特务头子戴笠的继承人，解放前他对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所欠下的累累血债不亚于戴笠，而且有些地方甚至还超过了戴笠。关于他的情况，我虽在写《国防部保密局内幕》和《云南解放前夕军统在昆明的特务活动》两文中提到过，但有些地方写得还不够，特别是关于他的作风和他取得蒋介石信任的手段，以及对中共叛徒的运用等方面的情况，还有进一步揭发的必要。除了过去已写过的不再重复而只在必要时提一下外，现将我和他相处十年左右的时间中所了解的情况再分别写出。
毛人凤过去在军统局时期，最初是谈不上什么的，但自戴笠死了以后，一下子便大走鸿运，很快得到蒋介石的信任，由他继承了戴笠的衣钵。他在很短的时间里，能在军统内部一场激烈的斗争中，胜过比他资格老得多的两个对手——郑介民和唐纵，掌握军统大权。这不是偶然的。他在军统中，内勤没有当过处长，外勤没有当过站长，也不是军统工作创始时“十人团”的成员，而是“半路出家”，一向搞秘书工作。他对军统业务没有多少亲身经历和经验，却能在几年工夫内担负起整个军统的领导工作，这是一件出人意外的事。
他在抗日战争开始以后，才调进军统局当秘书。由于和戴笠是小同乡，又有亲戚关系，他很快得到戴的信任。加上他本身也很勤劳、稳健，待人和蔼，没有表现出半点野心，更能任劳任怨，所以到了1941年前后，戴笠便准备培植他，作为内部的一个得力助手，给他以代理主任秘书名义，负责秘书室的工作。
军统局的秘书室，在编制上和其他机关一样，是与各处室平行的。不过由于郑介民担任主任秘书，无形中成为内勤各处室的领导单位，各处室的文件都由它总其成。至于一般性问题，便可以由主任秘书批核，不必送给戴笠去看。1942年以后，军统组织扩大，秘书室的秘书也增加到十来个，并增设了副主任秘书，由张严佛（毅夫）担任这一职务。张为邓文仪特务系统的骨干分子，邓系特务合并到军统后，戴笠对张等原属于邓文仪的人，表面上没有什么分别，骨子里却很有分寸。所以张虽然当了副主任秘书，还得受代主任秘书的领导，许多重要问题也不让他过问。
主任秘书郑介民，每周照例去军统局一两个半天，只是戴笠不在重庆时，他才经常去局里办公。这主要是因为有关对八路军和新四军方面的情报，都要他去看看。因为他兼军令部第二厅副厅长（厅长杨宣诚，1944年后，郑才升任厅长），对中共问题向以专家自命。有关这方面的情报，军令部二厅也同样要尽力搜集报告蒋介石。戴笠为了使两方面的情报出入不太大，以免在蒋介石面前出问题，所以要他去看看。这是因为有些材料不容易得到，而是特务们捕风捉影搜集起来甚至捏造出来以满足蒋介石对这方面的要求的。为了不露马脚，军统局和第二厅对蒋介石采用欺骗手法，所以要经过郑介民看过以后，认为差不多了，再上送，才不会出毛病。这一部分工作，毛人凤是无法代替的。
戴笠培植毛人凤，主要是把郑介民在军统中其他方面的职权逐渐让毛接替下来，使郑只保留一个空头名义，所以不叫毛当副主任秘书，而用代主任秘书职名。郑介民也很清楚戴笠的作风，在这方面也尽量少管闲事。因此，毛人凤在军统中的地位就慢慢地形成起来。
戴笠没死之前，毛人凤对郑介民和唐纵都非常恭敬，说话称“报告”，写的东西里称“职”，态度很谦逊。当时谁也想不到他会和郑、唐争雌雄，而且居然由他来继承戴笠创造出来的这份“家业”。毛人凤兴起的缘由，除去我以前所写过的以外，还不得不从以下几方面来说明这个问题。
毛人凤爱赌博，尤其会打“沙蟹”（扑克牌的一种赌法）。他对打“沙蟹”的赢钱秘诀：忍，等，狠，很会运用，因此每赌必赢。过去许多曾在他家赌博的人见面时，总爱问上一句：“今天是当了宋子文，还是当了刘纪文？”这是因为宋子文和刘纪文与“送几文”和“留几文”谐音，一般人便拿这两人的名字作为大输与少输的代义词。因为谁也没有打算去“赢几文”，能少输一点便不错了。毛人凤从打“沙蟹”中悟出“忍”、“等”、“狠”的道理，把它运用到了对人和做事上去。多年来，他一直本着这一“原则”，当机会没有到来的时候，要咬紧牙关忍耐，安心等待，一旦时转运来，便抓紧时机狠狠地搞一下。
他在军统局当代理主任秘书时期，是个有名的“笑面虎”，极少看到他板起面孔发脾气，见了任何人都是笑嘻嘻的。当戴笠责备他的时候，他能毫不勉强地忍受下去；即令遇到部下向他耍态度，发牢骚，他也同样能忍受得住。当时特别使许多特务高兴他的，是他还肯代人受过而无怨言。戴笠的脾气非常暴烈，稍不如意就大发雷霆，常常为了一些小事动辄骂人、打人、关人。遇到这种情况，毛人凤总是向戴笠引咎自责，把错误由他承担下来。
有一次，戴笠和宪兵司令部为了交通检查问题，因配属在各地交通检查所的宪兵不听指挥而闹翻了脸。戴笠抢先向蒋介石报告，想借机会把宪兵抓过来，便把几年来军统在各地搜集到的宪兵的不法材料一古脑儿搬了出来，写成一两万字的长篇报告。担任抄写这份报告的文书科科员郭子良，因为抄到半夜还没抄好，身体实在支持不了，便去睡了一下。戴一大早便亲自来拿，找不到郭子良，立刻叫警卫从寝室床铺上把郭拖了起来。戴一问，报告还没抄好，气得拿起棍子要打郭。毛人凤连忙说：“是我要他去休息一下，上午一定抄出来。”戴一听便打不下去，转过来骂毛人凤糊涂，不知轻重缓急，误了他的大事。当戴一走，毛马上对郭说：“你去睡觉，怎么不告诉我一声，几乎出大问题了！”郭子良感激涕零，向他表示谢意，我才明白原来是那么一回事。
类似这样的事是很多的。毛人凤遇到这种情况，总是由他承担下来。我曾留心观察过，事后他总要找个机会，用直接或间接的方法，使对方了解是他帮忙，才使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因此，不少人对他越来越表示好感。他这种讨好人的手段，也不止一次地用到我的头上，我也很了解他这种用心。我当时反正给戴笠骂惯了，多一次少一次也不大在乎。但他总是有意让我了解他常常在暗中帮助我，这便是我以后成为“毛派”的一个重要原因。
毛人凤当时不但在军统中能忍耐，就是在外面也不耍脾气。在一次，重庆稽查处长何龙庆邀他去第一书场看川戏，占了一排最好的座位。后来来了几个空军飞行员，毫不客气地挤了过去，遂与何龙庆发生冲突。双方均骄横惯了，都不肯示弱，便大打出手。毛人凤始终保持他那副态度，结果何龙庆挨了一顿打，他只挨了一顿骂。回来后，他便告诉我，要不是能忍耐，说不定也挨了几拳头。他对此事很注意，并常常拿这件事劝告别人，要能忍耐，才不吃眼前亏。
有抗日战争期间，毛人凤那种等待机会的精神，当时也为一般大特务所不及。他在军统局局本部大礼堂对面那间小楼房内，安心地等了几年。那是一间一丈五尺左右见方的办公室兼卧室，比一般处长们的办公室都不如。他整天守在那里，批阅数以百计的公文，一直到半夜才能休息。他身为代主任秘书，生活朴素，每个科员都可以随时去找他解决问题。当时像军委员别动军司令周伟龙，水陆交通统一检查处副处长张炎元，兵工署稽查处处长张师，特务总队长张业、王兆槐等人，都是军统的元老，每去见他，他总是非常客气地接待这些人，并照例先和他们开开玩笑才谈问题。他和张炎元在一起时，两人总爱学几句半吊子的上海话，胡扯一顿，等别人走了，才谈正经事。
戴笠在重庆时，经常亲自主持在军统局局本部的中午会报，一些处长主任们老是提心吊胆去吃那顿午饭。毛人凤也照例要参加。每遇到戴还没去的时候，总是由他首先开玩笑，听到戴笠下楼的声音才停止下来。遇到戴笠不能参加而事先打电话告诉他的时候，他便故意慢一点去，一进门便说：“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戴先生今天有事不能来，大家痛快吃一顿吧！”这时全场皆大欢喜，空气立刻变得活跃起来。特别是遇到戴笠到外地办事改由他来主持这顿中午会报时，更显得轻松愉快，总是由他带头来点第二天的菜吃，办伙食的也更卖力，把每顿午餐办得特别丰盛。他一坐下来，除了简单谈谈工作外，绝大部分是天南地北乱扯一顿。因为他不像戴笠兼差那么多，私人活动也忙，对军统工作常常不接头，他是整天在军统办公，大家可随时找他联系，所以情况非常明了，用不着在吃这顿午餐时来多花时间谈问题。所以大家对他主持中午会报都是自始至终充满着欢乐的情绪，无形中也日渐对他产生好感，他也从不肯放过这种拉拢人的机会。
当时军统局在重庆掌握的公开单位很多，局本部各主管部门的负责人员常常借口视察工作，乘机找油水，每次总有不少好处可得。许多公开机关领导人常常请他去视察，他总是说：“我不是单位负责人，只是内勤部门的帮手，我没有必要，也不便出去视察。”军统在重庆的许多特训班的副主任给他安排了“精神讲话”的课目，他也婉言谢绝，说自己没有资格作精神讲话。遇到实在非去不可时，他也只作一般性的业务报告，不以领导人的身份自居。
戴笠出门期间，军统仍照例于每星期一上午举行纪念周，他总是请郑介民或唐纵两人中的一人来代替戴笠主持，自己从来不肯出面代替戴笠。戴听到这些反映后，认为他是一个没有野心的忠实可靠的助手，也乐于培植他，并有意地慢慢让他在军统中造成一种无形的领导地位，使之和郑、唐两人能并驾齐驱。许多特务心目中除“戴先生”外便是“毛先生”，而对郑、唐两人越来越疏远。这样便为他日后与郑唐在军统中争权夺利打下了牢固的基础。即令戴笠不死，他也早在暗中安排如何能使自己坐上军统的第二把交椅了。
毛人凤讨好一些大特务的手段，除前面谈过的肯代人受过外，还尽力为人排难解纷。当时军统局党政情报处副处长叶翔之（曾在台湾任“国防部”情报局局长，成为军统的领导人），好色成性，常因乱搞男女关系出问题。叶翔之看中了侦缉大队女特务杨吉昌，便找种种机会和杨接近，而将杨奸污。当时侦缉大队长谈荣章也和杨发生了关系。后来杨吉昌怀孕找叶设法安置她到外地去生育，叶不理，叫她去找谈，谈也不管，两人由相互推诿而争吵起来。杨只好去找人堕胎，结果因流血过多而死去。杨为军统息烽特训班毕业学生，她的同学知道这一情况，气愤异常，要联合起来向戴笠去控告叶、谈两人。
毛人凤知道这件事一公开出来，戴笠非办人不可，便找我去研究，请我出面调解，因为他知道我在许多特训班兼课，和学生经常往来。我早了解这一情况，也同意进行调解，便找了十多个为首的学生吃饭，先向他们说明人死不能复生，家丑不可宣扬，要他们不必闹出来。他们看到我出面来讲人情，只好答应不扩大这件事，但提出要盛葬死者及由叶、谈两人亲自送殡，还规定要他两人每年得去杨的坟上祭扫。叶、谈两人都同意了，不过叶翔之没有执行，谈荣章是全部照办。他在重庆的几年中，每年都去扫墓两次。毛人凤把这事处理以后，讨得叶、谈两人的欢喜，不久也把经过向戴笠作了报告。戴只要不公开闹出来，也落得不过问。有天，戴问我：“杨吉昌的事怎样处理的？”我便把经过简单地说了一下，他便用责备的口吻说：“为什么你在事前事后都不向我谈？”我才明白毛人凤是在玩弄两面手法。他这样处心积虑的搞了许多年，当初谁也看不出他是一个野心家，而只简单地认为他因为在军统中资历浅，对各方面不得不尽力敷衍讨好。
毛人凤的狠毒，在最初的几年中，同样也没有谁看得出来。当戴笠严厉处分一些特务的时候，他还常常从中为之说情，经常遭到戴的斥责，当面批评他是“菩萨心肠”，不能成大器。他那种假仁假义，连戴笠也被他欺骗了，等到他掌握了军统大权以后，才全部暴露了出来。
毛人凤的狠毒，我在以前的材料中提到一些，有些问题还准备单独写述，这里我只谈谈他对马汉三和毛森两个人的一点情况。马汉三被他杀掉，在当时是轰动过一时的大事，因马不仅是北平市民政局长，还是国大代表，是不容易杀掉的。
1944年前后，马汉三由五原办事处主任调升为军统局布置处处长的时候，毛人凤还亲自到飞机场去迎接，当晚并在家里设宴为马洗尘。因为在此以前，马任宁夏缉私处长时，每到重庆，总得带许多东西送他。他家书桌上放的一个很大的贺兰山石砚，便是托马找来的。马汉三每到重庆，照例还得在毛家打几次牌，变相送他几文。这次马刚调重庆，毛就一再要我为马设法找房子住。我给马买了一座小房子后，毛也去马家玩过。总之，两人关系处得很好。
抗战胜利，马被派为北平办事处主任后，初期还与毛保持过去的关系。1946年春间，我第一次到北平，马托我带给毛礼物一小包，其中都是些玉器首饰，他也很高兴的收下了。那时郑介民在军调部工作，不但自己长驻北平，他的老婆也常来小住。通过郑妻的关系，马把从接收日伪财产和纵放日本战犯中所贪污的钱分送给郑介民，同郑日益接近，对毛开始冷淡起来。
毛人凤对马汉三的贪污劣迹早就清楚，不过也还在等待马分些赃物给他。但是，马走上郑的路线后，又与李宗仁勾结上了，对毛采敷衍态度。1947年马去南京开会，虽然送了毛一些珍珠翡翠之类的东西，价值也不小，但毛听了他老婆的话，说马对郑妻是公开分成，而只给他这一小点东西，便拒而不收，并且更加怀恨在心。毛在郑介民下台由他正式当了局长后，便决定拿马来开刀。
毛人凤早安排下一着棋，那便是把他的亲信小同乡王蒲臣派为北平站的督察，暗中搜集马的材料。马自得到郑介民和李宗仁的信任后，也野心勃勃，想在军统中自成一系，暗地里搞小组织，连北平站长乔家才也被马拉在一起，发展到50多人。这个小组织，最初是以华北几省的特务为主，后来也吸收其他地区的人参加，主要目的是拥郑反毛。当王蒲臣搜集到这个小组织的一份名单后，立即跑到南京向毛检举。这时，毛的杀机已动。
正在这时，李宗仁与孙科竞选副总统，蒋介石下令全力支持孙科，所有军统特务的国大代表都接到正式的命令，除自己投孙科的票以外，还得为孙科拉票。马汉三不但不接受这一命令，除为李拉票外，还拿出不少的钱帮助李竞选。这样一来，三罪并发。毛决定签报蒋介石的前两天，还特别找我去问过有关马汉三的种种情况。
毛人凤把签请严办马的报告当面送给蒋介石以后，据说蒋曾考虑了很久，因马是国大代表，不得不慎重一些。蒋没有照例批上“准予枪决”而只批了“准予扣押讯办”。毛便决定亲自赶赴北平扣押马汉三。他临行的前一日还笑着对我和潘其武说，他参加军统工作十来年，还是第一次亲自去扣捕人。
毛人凤到北平的第一天，还和马汉三等谈笑自若地敷衍了一番，第二天才在一次临时召集的紧急会议上把马汉三、乔家才、刘玉珠等当场扣押起来，并勒令参加马等组织的特务都要写悔过书，检举马等的不法活动；如不好好坦白悔过，便以马等为例，还要严办。这样，军统中这个小集团便一下被他打垮。
马汉三等解到南京后，消息很快在军统内部传开。毛人凤自扣押马汉三以后，便再没有和马见过面。马等关在保密局设在南京宁海路19号接收汉奸特务组织的一所牢房内。根据王蒲臣等在北平搜集的大量材料和马汉三供词的记录，毛才再次签报蒋介石将马等枪决。蒋介石只批准了杀马汉三和刘玉珠两人。马在看守所中，曾多次请求见毛一面，每次总是由司法处长李希成代为提出。有次我也在场，毛狞笑了一声说：“有什么话叫他同你（指李）说好了，我见他做什么？”
马被扣押以后，郑介民和他老婆都非常着急，但又不便出面袒护，也无法公然托人说情，因为他们知道属于郑派的大特务，毛人凤都恨之入骨。郑妻便找我打听，我便据实告诉了她，并且暗示马已把他和许多人贪污分成的事和盘托出。她听了很着急。当我把这情况向毛谈及时，毛很得意地说：“回答得很好！免得她们再来啰唆。这还能讲什么人情吗？”
蒋介石批准枪决马、刘两人的当天，毛人凤便命令司法处长李希成立即在监狱内执行。马被杀后，当时有许多传说。有人说毛人凤在临刑前去看过马，还有人说马要求先打麻醉剂才执行枪决。据我亲自听到李希成告诉我，马得到通知问他还有什么话要说的时候，他态度很沉着，只要求照顾他的家眷，使她们能生活下去，根本没有请求使用麻醉剂。只有刘玉珠在临刑前大哭大叫，马还呵斥他，叫他不要在死以前还闹一场笑话。马、刘被杀以后，当时连许多毛派的特务在背后谈论起这件事时都感到做得太狠了些。
另外，从毛人凤对他族侄毛森的态度上，也可看出他那种六亲不认的凶狠手段。毛森是军统杭州特训班毕业学生，抗战初期任军统浙江省站杭州分站站长，以后任行动总队长、中美所爆破训练班副主任、忠义救国军前进指挥所主任等职，一向在东南一带活动。毛森每来重庆，在毛人凤家中进出最多。毛人凤也有意培植毛森，因此抗战胜利后毛森便在汤恩伯的京沪警备总司令部任第二处长、衢州绥靖公署第二处处长等职。这是由于毛人凤的关系，很得到汤恩伯的信任。上海解放前，汤恩伯部驻上海，毛森得任上海市警察局局长。这是个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当时上海许多人对他恨之入骨，把他的名字加上两个字，叫他作“毛骨森森”，以形容他的凶残。而毛人凤当时对他可说是信任到极点，任何事都与他商量。
上海解放后，毛森逃到福建，任厦门警备司令，不久便与美帝直接勾搭上了。当时美帝是采用直接援助的办法，把武器交给反动派的反动头目，而不通过反动政府机构。因为这样不但可以更快地使这些反动家伙能早点拿起美国武器来屠杀中国人，而且也能更好地直接来控制指挥他们。毛人凤当时正在苦闷，看到美帝特务迟迟不来直接帮助他，听到毛森却先他而得到美国主子的重视，很不痛快，便想以他个人关系和军统组织关系叫毛森把和美帝的勾结全部交出来，由保密局统一办理，恢复过去军统时代与美帝的合作。当时不但毛森不愿意，美帝方面也只答应直接进行个别支援。这既可以选择它所认为最有用途的忠实奴才，又可以避免正式露面。毛人凤一再严令，但毛森以自己羽翼已成，又能得美国主子的器重，也就不理会毛人凤的那一套。他直接从美帝手中得到了一批武器和电台，在东南沿海一带地区进行活动。
他们叔侄之间翻了脸之后，毛人凤公开对付不了这个通过自己一手扶植起来的侄儿，便决定派人去进行暗杀。毛森在军统中一向是搞这类工作的，他也知道毛人凤会在他不听指挥后对他下毒手，因此防备也很严密。最后，毛人凤不得不采用公开通缉的办法，准备逮捕毛森。但直到全国解放前夕，反动派在大陆已无立足之地的时候，他还在打算要杀掉毛森，只是由于无从下手而没有结果。
毛人凤对共产党和民主人士的狠毒残暴，我在另外的几篇资料中都提到过。他是一贯主张“斩草除根”的，所以连小孩都杀了不少。
1949年春，我在重庆，有天我的一个学生陈月华找我，请我向毛说情，保释黄显声将军。我便向毛去说。毛听了笑笑，望了我很久才轻轻地说：“这种人到现在才放出去，对我们会有好处吗？你真太不懂政治斗争了！”后来毛人凤在重庆主持的大屠杀中，首先被害的便是黄显声将军。
另外我还曾向毛人凤保释过一个军统特务陈为诚。他也认为这种人放出去将来对军统不利，而在大屠杀时和另外几个特务一起杀掉了。
至于他对一些共产党的叛徒，比戴笠更凶狠的做法，我在下面将专门写述。
我调到军统局任总务处长以后，经常听到毛人凤和许多处长在闲谈时，提到他第一次随同戴笠去见蒋介石的情况，感到非常得意。他说，蒋介石在办公室接见他们时，态度非常随便，完全不像接见一般将领那样严肃。蒋在和他们谈话时，一面还叫人把一盘宁波式的小点心拿了出来，一面吃一面听他们谈话。毛人凤对蒋介石这种随便态度，认为是最亲切和亲信的表示。
戴笠从1942年以后每次离开重庆时，总是先向蒋介石报告，将军统工作交与毛人凤代为负责。最初蒋并不重视毛人凤，有什么事情还是找郑介民和唐纵当面告诉他们，由他们转告毛人凤去办。戴笠每到一地，总有些报告送给蒋介石，往往是用电报发到重庆后由毛人凤派人抄得端端正正亲自送去。毛人凤去时，最初大都是先见唐纵（当时唐纵任蒋介石侍从室第六组组长，主管各方面送蒋的情报），由唐引见。一般性的东西，则交由唐纵代转。以后时间久了，蒋介石看他办事稳重，业务也熟练，便慢慢直接找他。约在1943年春间，戴笠不在重庆，有天毛人凤正和我们几个处长谈问题，突然接到蒋介石秘书的电话，说蒋介石叫他马上去一趟。他高兴异常，立刻换衣前往，回来还津津有味地向我们谈到蒋见他的情况。以后蒋时常在戴笠出门后找他，他也渐渐习以为常，不是那么感到紧张了。
蒋介石对毛人凤的看法，一直到戴笠死了的时候，都只把他看成是一个守成有余、老练持重的内勤人才。因为几年间在戴出门时，他没有敢向蒋介石提出过自己对工作的意见，而只是为戴笠转送报告，并把蒋介石的指示转告戴笠。所以等到戴笠死后，蒋介石决定以当时正在北平军调部工作的郑介民继任时，还一再当面叮嘱毛人凤要好好帮助郑介民，当初也没有要他继承戴笠的表示。但毛的做法，却慢慢不同起来。这是由于郑介民很忙，军调部的工作已使他感到头痛，同时他一向少过问军统的工作，自己又没有大批干部，自然渐渐把领导军统的工作转到毛人凤身上来。
毛人凤能进一步取得蒋介石信任的主要原因，是他善伺人意，懂得如何迎合蒋介石的心理。戴笠在世的时候，蒋介石非常信任他，甚至也少不了他。但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已感到戴笠兼职过多，特别是自从和美帝发生关系后，野心越来越大，美帝公开答应支持他搞海军，使他不能专心致意于军统特务工作，而感到不很满意。这些话是唐纵在戴笠死后有次在军统局公开向毛人凤和几个处长级的大特务谈出来的。我当时也在场，听了后感到很为惊异。只有毛人凤表示了一下，认为搞特务工作的应当以不兼或少兼公职为最妥，其他的人都没有作声，因为大都希望多兼些公职。
军统迁到南京不久，还在马台街二十二号办公的时候，毛人凤经常和我在闲谈中谈到戴笠的私生活和戴对付一些军政首脑的作风。毛人凤对过去军统内部工作了如指掌，但戴笠在外边的许多情况他又不完全能了解。有时许多外勤负责的大特务在谈到戴笠在世时许多独裁的情况，特别是使许多人感到不满意的问题时，毛人凤总是问得很详细。我开始以为毛人凤准备给戴笠写什么传记一类东西来纪念戴笠，谁也没有料到他是为了自己取得蒋介石的信任而做准备，避开戴笠的缺点，为自己往上爬作借鉴。
毛人凤能够自己提笔写东西，许多重要报告，总是仿照戴笠亲笔书写送给蒋介石。他有一个保密的习惯，当他在写东西或批阅文件时，遇到有人去找他谈问题，便把卷宗盖起来，把笔搁下，笑嘻嘻地和人接谈。除了一般性的例行公文，他极少当着别人面前批阅，因此他暗中搞些什么，很不易为人所了解。
有天下午，我因有一件急于要他批示的公文，上午送给他以后，一直没有看到他批下来便去找他。当我走进他办公室时，恰好他刚离开，我见桌上有一个卷宗摆着，便不等他进来先去翻一下，看他批了没有。当我翻开卷宗一看，真使我大吃一惊，原来是他用上等宣纸笺，恭恭敬敬地在向蒋介石写报告。由于他的字一向写得很大，我为好奇心驱使，便匆匆地看了一页，实在出我意外，他竟在对戴笠过去的做法加以攻击。原文我已记不清楚，但还记得他的措辞很婉转，只是说明今后军统的工作应当“专业化”的问题。他指出过去戴笠兼的公职过多，不得不和各方面应付敷衍，不但花费时间，而且还得迁就某些人，这种做法对工作是极其不利的。我不便再看下去，虽然我一向对他比对戴笠随便得多，但如果他发现我在偷看他的这些东西，也会和我翻脸的。不过我以后非常注意这个问题，对他的为人也有了不同的看法。
他为了向蒋介石表示自己比戴笠更忠实，便抓住戴笠最大的一个弱点来做文章。因为到抗战末期，戴所兼的公开职务已有不少，加之胜利后野心越来越大，已引起蒋介石的不满。戴笠如果不死，蒋介石不会将全国的警察领导权交给军统。为了掌握全国警察的领导权，蒋介石没有接受戴笠推荐的人选，而亲自遴派首都警察厅厅长和上海、北平等大城市的警察局长。蒋介石还曾召见李士珍，并叫侍从室研究李士珍提出的十年建警计划等一系列措施。从这一系列的事情都不难看出，蒋介石是不愿戴笠兼职过多的。毛人凤便选择了这一点来表明自己的态度，没有任何野心，自然能讨得蒋介石进一步的信任。
我自从看到毛人凤那几句话以后，便一直注意他对这个问题的态度。我当时是一百个不满意他那种做法，认为他太对不起死去的戴笠，有点忘恩负义，为了自己升官便不择手段。大约过了一星期，有天毛人凤见了蒋介石回来，非常高兴地找了几个平日与他最接近的人一起谈话，我也在座。他津津有味地谈到，今后要使军统工作“专业化”，不主张搞秘密工作的大特务们再去兼任与本身业务无特别需要的公开职务，要把公开机关与秘密单位划分。他还说，不准军统大小特务私自兼营商业，过去搞的生意都要停止。以后除了由保密局办的“三有公司”外，个人均不得以任何方式和用亲人的名义去入股经商，一经查出，便以违犯纪律论处。他还谈到，今后在工作上不能对外徇情，要求所有特务一心一意为蒋介石尽忠。
我当时心中有数，一定是他那个报告得到了蒋介石的批准和赞扬。那个报告中还有我没有看到的问题，也通过他那次谈话露了出来。从那以后，在保密局外勤站长的调整中，开始将一些兼有公职的大特务站长的职务免去。许多特务在胜利后都在偷偷搞投机生意，戴笠在世还有所畏惧，戴死之后，这些人几乎把军统工作放在次要地位，而主要是抢劫敌伪物资和大做投机生意。
毛人凤针对这些问题来讨好蒋介石，自然引起不少人的反感。许多人在背地里谈论开来，都认为毛不主张特务多兼公职是由于他自己的出身关系。他没有军校的学历，公开职务也只当过县政府的秘书，所以他在抗战胜利前，军统内勤特务都急于搞任官任职的手续时，他却不愿搞。因为他尽管平日也说过他在黄埔三期住过几天，以后便离开了，想以此说明自己也是黄埔学生，但谁也不承认他这一关系，他也不能利用这个出身。同时他老婆做的生意不少，当然用不着他来出面了。
其实他那种讨好蒋介石取得信任的方法，连他自己也不能做到，一些规定不久也陆续改变了。如新提拔起来的一些省站站长，都是他认为最忠实可靠的特训班毕业学生，像重庆站长吕世琨、贵州站长钱霁林、西康站长董士立等，都是临训班毕业的。而一些担任公开机关职务的像重庆稽查处长罗国熙、绥靖公署二处处长徐远举、贵阳省会警察局长东方白、警备副司令陈世贤等人，都是军统老资格，哪里肯接受这些后辈的领导。不到一年，毛人凤只好改变办法，仍由一些公开单位负责的大特务兼任省站站长，统一领导各省的工作。雷厉风行闹了一阵不准特务兼营商业的命令也不再提，事实上谁也不肯听从这一命令。毛人凤曾几次动员我首先作出榜样，把在长沙经营的生意停下来，并准我一个月的假回去料理。我到了长沙，不但没有照他的做，而且还与湖南站长黄康永、长沙警察局长李肖白等集资做了更多的生意。其他各地的情况也大都如此。他知道了也只要求不要太明目张胆，不要让人向蒋介石那里去检举，也就不再过问了。
蒋介石听到他的建议后，却信以为真，认为经过他几次三番整顿以后，的确比过去好得多了，还当面夸奖过他。他回来虽然很高兴，但也常常表示有隐忧。因为他自己非常清楚，这是在欺骗蒋介石，好在那时是无官不贪，官官相护，谁也不会在这些问题上来找特务的毛病向蒋介石去告发。纵然有些人知道特务在搞生意，而他们也会毫不掩饰的坦白承认，甚至请人帮忙，因为只要加上一个这是“工作上的掩护”名义，谁也不再过问了。
毛人凤拉拢豪门权贵的手腕可说比戴笠更肯下工夫。戴笠由于长期以来得到蒋介石的信任，越来越骄横跋扈，许多权贵与他往来都有三分畏惧，十几年间树敌不少。毛人凤在这一点上与戴笠的作风却大不相同，因为他和蒋的关系不深，在反动政权中资历很浅，所以处处学郑介民和唐纵的办法，决不轻易得罪人。
当时在蒋政权中最得宠的陈诚，一向是讨厌军统和戴笠的，戴死后，他更想趁机打击。毛人凤对这样一个劲敌，的确花了不少心思。陈诚的个性那么强，也特别骄横，要想化敌为友，实在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由左至右：毛人凤，胡宗南，蒋经国
抗战期间，毛人凤和陈诚同住在军统局局本部隔壁的杨森在重庆的房子里。他们每天进出见面的时候，尽管毛很客气有礼貌地向陈打招呼，陈总是要理不理的看一下，彼此极少交谈。戴死后，陈比过去更有权势。有次他在重庆军委会大礼堂讲话时，公开把军统骂了一顿，并说像军统在抗战期间搞的那些游杂部队比土匪都不如。毛人凤听到这些话，长长地叹了几声，深深地感到这是一个最大的障碍。从那以后，他便决心要想尽一切办法来缓和陈对军统的恶感。他除了低声下气去请教之外，更托杨森去和陈拉关系，可是收效仍不大。陈诚到南京后，照样对军统进行过公开的责骂，但以后突然间一下改变了态度。陈和毛竟然往还得很亲密，这中间有这么一个过程。
戴笠在世的时候，公开和陈诚作对，但彼此均为蒋介石的亲信，谁也奈何不了谁。有次邮电检查所查到一封信，是在陈诚六战区长官部工作的几个军官和在重庆的陆大同学联系。他们有一个很天真的想法，认为蒋介石本人是非常想把中国弄好，可惜被一些贪官污吏和昏庸老朽所包围，所以才把中国弄成那个样子，便联合一些人想发动一次军事政变，来一次“清君侧”的运动。他们愿意忠心耿耿拥护蒋介石，希望这个独夫能把中国治好。
本来这样一个情报和线索，不值得大搞特搞一番，一般情况下只是注意一下他们的言行，看有没有什么发展，再作决定。因为这些人都不是带兵官，大都是些幕僚人员，一共又不到几十人。最初这件情报还没有送给戴笠去看，只由毛人凤照例批了“继续侦察，予以监视”几个字便算了。有天中午吃午饭时，毛人凤听到戴笠在谈有人对何应钦等不满意，便拿这件事作为笑话一样讲了出来，引得当时在场的许多人都笑了起来。戴笠一听有第六战区的人在内便特别注意，决心要借此小题大做一下，马上叫毛把这一案卷送给他去看，并下令严密注意搜集证据。
但是过了好久，一直到陈诚调任远征军总司令时都没有新的发展，大家都慢慢地忘记了这件事。后来，云南站方面又从远征军总司令部方面得到有关这个小组织的一些材料，才又引起戴的重视。后来云南站弄到这些人的一份组织章程和一些行动计划。戴一查原卷，还是这几个人，都是从六战区调到远征军总部去的。其中最使戴注意的是在这些人当中有一个是陈诚的亲戚，这一来他就有话好讲了。他一方面签报蒋介石，说这些人准备发动兵变，另一方面向何应钦等暗示陈诚系统的干部要对许多高级将领进行暗杀。
蒋介石初尚犹豫不决，但在戴笠的挑拨离间下，加上许多终日在蒋介石身边的人也从中进言，这样才由蒋介石下了手令给陈诚，要他把这几个在远征军总司令部的人交出来，送到重庆审讯。陈为了洗清自己，不得不叫他的特务头子张振国把这几个人扣押解送到重庆交给军统。在此同时，军统也把在重庆的几个有关的人一起扣押。
当这些人被送到中美所后，戴笠亲自连夜审讯。当天下午军统司法科科长毛惕园（又叫毛第元），向我要汽车到中美所，我正有事要下乡，便和我同车前往。一路上他向我谈了有关案情，我也很希望能把这个组织的阴谋弄清楚，把指使的陈诚弄下台，好为军统显示一点力量。可是隔了几天毛惕园再向我要车时，我问他进行得怎样，他摇了摇头说：戴亲自问过两次一直没有结果，现在交给他去办，还能有什么办法。
这几个人被秘密地分开囚禁在中美所内的警卫大队部很久，毛人凤还叫总务处给他们买过一两次日用的东西。审去审来，他们就是不肯承认是得到陈诚的指示，而只承认是他们自己发起的。由于证据不足，也无法签报蒋介石，这案便一直拖到戴笠死后还没解决。
当陈诚极力打击军统，毛人凤感到这人连戴笠也没法对付得了而一心想改变态度去巴结的时候，忽然想起这件事来，便立即签报蒋介石，替这几个人翻案，用来讨好陈诚。当时表面上是说为了清理积案，要把他们交给军法局公开处理，实际上等蒋介石一批准，便把他们释放了。这几个人关了三四年，最后成了毛人凤讨好陈诚的本钱，果然不久以后陈诚的态度有了改变。毛人凤也趁机去见过几次陈，向陈表示愿意听从陈的指示。
当时不少特务对毛这种卑躬屈膝去求人，便在背后说他的闲话，而他却以能打通这一难关而沾沾自喜，常向一些大特务表示他的才能。以后陈诚当东南军政长官时，还主动提出把保密局一个最庞大的外勤单位技术总队的全部经费由他负担，还特别对保密局人员迁逃台湾给了极大便利。1949年春天，我在上海时，毛人凤还对我说过，要不是他设法把与陈诚的关系改变过来，保密局那么多的人和物资迁去台湾真不知要遭到多少困难呢。
戴笠生前的一些人事关系，毛人凤也想方设法把它继承下来。他为了讨好何应钦，除了把美帝送给戴笠的四辆新式小轿车恭恭敬敬地送何一辆外，还多方面找机会去拉何的关系。我于1948年去云南当站长时，他一再叮嘱我要多与何的侄儿（实际上是何的过房儿子）何绍周联系。何绍周当时是云南警备总司令，与云南主席卢汉一直闹摩擦，他企图赶走卢汉由他兼省主席。我去昆明不久，便了解到这一情况，即写信向毛报告。他回信给我叫我应当多方支持何的这一计划。何也满以为有靠山，又得到军统的支持，他当主席的梦不久便可实现。
当时有几个成天陪何绍周去打猎的云南方面的要员，他们虽然是卢汉的老部下，可是也同样支持何。我们在野外打猎后休息时，便无话不谈，公开讨论如何进行倒卢的计划，甚至连人事上都预先作好安排，准备用什么人当首府秘书长、什么人当民政厅长等。当时云南警务处长李毓桢是军统老特务，毛也要我联合他一同暗中倒卢。李因为自己是云南人，对何那种不顾一切滥肆搜刮有点不愿意，还劝我应多与卢联系，不要参加到何、卢两人的斗争中去。我据实告诉了毛以后，当云南警务处扩大为云南警保处的时候，毛便向唐纵提出警保处长一职不能再给李毓桢，唐同意了这一意见，而发表了反对卢的云南人邱开基为警保处长，将李降为副处长。何绍周去南京见何应钦时，毛人凤特地设宴招待何绍周，并表示过一定竭力支持他当省主席。结果由于蒋介石不同意，使他白费了一番心思。
军统在贵阳办的一张报纸，有次提到何应钦是贵州第一个大财主，何知道了非常气愤，立刻打电话找毛人凤去询问这一情况。毛听了急得要命，马上下令把这张报纸停刊，并将贵州省站站长兼保安司令部情报处长周养浩免职。当毛把处理情况向何报告时，连何也感到处分太重，而有点过意不去。当时多少军统特务在背地里骂他过分迁就这些权贵的时候，他还公开提出要求特务们不准再有类似的事件发生，以免增加他的麻烦。他不止一次对人说：“连委员长都看得惯的事，我们又何必去这样得罪人。这对我们有什么好处？”特务们了解他这一作风后，都以此为戒，再也不敢去触动这些权贵一下，怕惹出岔子受到严厉的处罚。
毛人凤得到蒋介石的信任，击败比他资格老、威望高，而且长期得到蒋信任的郑介民，这与他讨好俞济时和蒋经国这两个人是分不开的。他对俞济时开口“侍卫长”，闭口“侍卫长”地叫个不停，见俞时的态度和语气完全像部下对长官一样。俞对毛有好感，肯替他在蒋介石面前说好话，一方面是由于毛会巴结，又是浙江同乡关系，而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毛能投俞所好，不断向俞馈赠贵重礼物，俞也一向把这个单位看成是他生财有道的地方。
郑介民假惺惺地冒充廉洁，自己一向不出面搞钱，却指使他老婆出面，可是钱一到她手中，便再也不肯拿出来，所以郑介民得不到一滴油水。他自己也不敢把军统财物拿去作私人应酬。毛人凤虽然同样利用老婆出面搞钱，但这个女人比郑介民的老婆厉害得多。她是受过训练的女特务，曾做过殷汝耕的工作。她和毛人凤结婚后，对毛在工作上有不少帮助，不像郑介民老婆常常给自己丈夫帮倒忙。她为了使毛能往上爬，便把她贪污来的钱替毛活动，对俞济时送礼往往是由她去出面。她常常劝别人学她，说：“要想偷鸡，也总得撒一把米当本钱。”
毛人凤对蒋经国也下过不少工夫。他知道对这位“太子”不能像对俞一样花点钱就可以打通这条路。他还是和戴笠一样叫军统中留俄的大特务王新衡等去联系。蒋经国的野心很大，随时都在作继承父业的准备，毛便在这方面来投其所好。1948年蒋经国奉父命去上海主持推行金圆券平抑物价彻底搜刮人民财产时，毛曾下命保密局在上海的所有单位和每一特务都要倾全力来帮助执行这一任务。他自己还经常赶到上海为其提供情况和策划，处处想法讨好。蒋经国为了要树立威信，准备扣押上海青帮头子杜月笙的儿子杜维屏的时候，毛害怕弄得不好下台，曾进行劝阻。但蒋经国认为此人不办，局面无法打开，坚持自己意见，毛只好同意他这一做法。结果杜维屏被扣押后，问题弄得很僵，毛又从中为之多方奔走，最后弄成虎头蛇尾，蒋经国还埋怨特务们没有尽到全力支持。
1949年9月间，蒋介石去昆明的那天，我和毛人凤先去机场布置。蒋经国先来了，我看到毛在休息室中对蒋经国那种低三下四的神气，真令人作呕。当蒋经国问到我云南站的工作情况时，毛生怕我回答不得体，便很严肃地对我说：“你把重要的情况好好报告一下。对经国先生就应当像对总裁一样。”我说完以后，蒋经国提出一些问题，毛总是抢先回答，语气非常恭顺。当天他回来时还对我说：“我们的工作做得再好，要是没有人替我们在总裁面前说话，还是等于白做。”
此外，他对原来和军统有很深关系的胡宗南、宋子文、汤恩伯、杨森等许多反动头子的关系，也都是靠得很拢，这里就不一一列举。
毛人凤一直认为蒋家王朝中的许多军政要员，大多是肯帮助军统工作的。因此，他对一些在解放战争中起义的将领也曾抱过幻想。当他住在我家时，有天晚上和我闲谈，他很得意地说：“你看，这些投靠共产党的将领，对我们还是做到手下留情，在事前把我们的负责同志安全送出来，这种交情，将来我们还能设法去利用它一下。”他再三强调这不是一件小事，这里面有不少文章可做。他还告诉我，蒋介石听到这些情况，最初表示惊异，但以后却感到欣慰，认为这是军统工作最成功的地方。
毛人凤离开昆明时，整个西南的大势谁都看得很清楚，我不能不为自身的安全和工作经常问他。他临上飞机时，把我拉在一边悄悄地说：“你不用过分担心，再有重大的变化也丢不了你的脑袋，看别处的例子你就知道后果会是怎样的了。”我对日后的责任问题还不放心，曾经再三请他明确指示。他意味深长地悄悄地说：“人总是有交情的。你在这里处得不坏，好好注意一下就行了。”我说：“万一遇到……”我的话还没说完，他就抢着回答我：“万一来不及走，也不能执行我交给你的任务时（指必要时暗杀卢汉等），那你难道不能学一学王佐？”他笑了笑，又抚着我的手臂说：“可以不必断臂，留下来还大有用处呢！”
毛人凤的阴险毒辣，有不少地方比戴笠还要胜过一筹。他常常强调情况比过去不同，不得不采取更为毒辣的办法。他杀害共产党和民主人士等的残暴罪行，我在其他的资料中曾提到过一些，这里不再重述，现在只谈一下他对共产党叛徒的毒辣手段。
我不止一次听到他告诉我：“从前国民党强盛的时期，一些留俄学生和被捕叛变的共产党员，除了为求得生命的安全而叛变共产党外，同时还为了自己升官发财，所以肯真心诚意卖气力。现在情况不同了，叛变的人只是为了求得不死，他们是没有诚意跟我们干到底的。所以只有尽力运用他们可以运用的地方，迫使他们再不能走回头路。”因此，在他任局长时期，对一些新的叛徒总是要尽一切办法去利用他们。
他最毒辣的一手，是在全国快解放前保密局逃往台湾的时候，不少叛徒比一般人都害怕，争先恐后急于要走，他却偏偏把这些人留下来，不准他们去台湾。南京解放前，一些在保密局特种政治问题研究组工作的叛徒，全被他丢了下来，甚至连组长瞿梦秋都没有带走。我对此很觉得奇怪，以后毛人凤到昆明住在我家时，我曾问过他这是什么道理？他很得意地告诉我，这是他最感满意而且得到蒋介石特别嘉奖的地方。
他分析给我听，这些叛徒能利用的地方已利用得差不多了，去到台湾人地生疏，起不了什么大作用。台湾地方小，也不需要用这么多人，去了只有增加负担，丢下来的好处却大得很。他弯着指头，一件件数给我听：第一，过去国民党抓到这些人，不但没有杀掉，而且给了他们官做，当然这些人对共产党是不利的。共产党再抓到他们，一定要算这笔账，很有可能被杀掉。这时我们可以大肆宣传，我们都不杀的人，被共产党杀掉了。这是最好的材料，他们的亲友也会对此产生很大反感，认为我们还要好得多。第二，丢下这些人，可以给共产党增添不少麻烦，同时也必然要涉及他们不少的亲友。这样一来，至少要花大量人力去搞清楚他们的情况，而我们留下来的人员便可以减少一些危险。第三，如果这些人没有被杀而又重新得到共产党的信任给予工作，那便证明他们在许多问题上有了隐瞒。那时我们再派人去找他们联系，如果不肯干的话，便可以威胁他们，宁可同归于尽。第四，这些人在替我们工作时，生活待遇都很不错，以后在共产党内不但要受到轻视，生活也过得不好。相形之下，他还会留恋我们。
他一边数一边说，认为把叛徒留下来好处是多得数不清。在他这一措施之下，不少过去怕死而变节的叛徒，像抗战期间任过十八集团军洛阳办事处长的×××、四野参谋处作战科长××（四平街战役被俘叛变）、解放前在重庆被捕后叛变的市委书记×××，以及1947年在北平、西安等处被捕的一批地下党员中少数叛变的人，都一起被他抛弃下来。他很得意地告诉我，有些叛徒一听到叫他们留下，不让去台湾，甚至跪下去哭了起来，他还是不答应。当时许多大特务连家里的老妈子都坐上飞机跑了，而这些人却眼泪巴巴地准备当俘虏。甚至一些替军统拼死拼活干了多年的老叛徒，最后也被他甩下了一批。保密局第二处副处长黄××，抗战时随同张国焘一起工作，任过专做延安情报活动的陕北站站长，解放前夕拖家带眷在成都找到毛人凤，一再哭着要求去台湾。毛坚决不答应，还命令他继续去西康活动。又如替军统搞过多年训练，当过华中区区长的苏联留学生叶××，以及在军统任过督察室主任的徐××等多人，都被他甩下。
可是毛人凤对一些他认为可能回到人民行列去的叛徒和脱党分子，却又坚决要他们去台湾，害怕这些人将来对军统工作不利，最典型的一个例子是他对在军统中主持过多年训练工作的余乐醒。余乐醒是留法勤工俭学学生，以后留学苏联。毛人凤知道他与一些留法留苏的中共领导人认识，怕他不肯走，便一再强迫他去台湾。余乐醒只好把老婆孩子等先送去台湾，自己留在上海办结束。后来毛人凤听到有人说余乐醒行动可疑，便又不让他去，而准备逮捕他，但又没有证据，怕引起内部的反感。因余在军统中工作的亲戚即达40余人之多，学生更是数以千计，所以不敢贸然下手。
正好我在1948年底去南京，毛人凤告诉我余有问题，要我设法找到余与中共有关的证据，哪怕是几句话都行。我去上海找余，并且住到他家中去。我是经余乐醒介绍参加军统组织的，多年来可说无话不谈。关系如此之深，他始终不曾料到我是受毛人凤的指示去搜集捕杀他的证据。由于我在不到十年时间中在军统的地位便爬到和他一样，一直比他更加得到特务头子的信任，在那种生死关头，他非常慎重，一直不敢正面和我谈问题，并且完全采用与过去相反的态度，极力回避和我谈今后的前途问题。
我住了两天毫无结果，便向毛去复命，建议先让他去台湾再说。毛不同意，一定要弄清楚他的问题。我回到云南后，听说毛人凤在上海临解放前曾派人去逮捕他。但余乐醒因得到在稽查处工作的一个学生打电话通知他，才没有遭到毛的毒手。以后毛和我谈到这件事还非常感到遗憾，认为这个人如果捕杀了，可以拿他做一个典型的例子，使许多想要走回头路的叛徒和脱党分子看一看下场。
这里，我不准备多谈毛人凤和许多反动统治者一般的腐化情况，而只简单谈一下他生活中一些较为突出的问题。
从重庆还都南京以后，毛人凤最初居住的地方是在梅园新村中共驻南京办事处的附近。有天，他又照例派汽车把南京某浴室一个最好的擦背工人接到他家中去给他刮脚、捏脚，突然接到俞济时的电话，说蒋介石要了解有关中共在上海、南京、重庆等大都市活动情况的材料，要毛人凤把过去搜集到的有关这方面的情报立刻整理好亲自带去见蒋介石。毛便打电话到局里叫他的机要秘书毛钟新转告情报处把有关材料整好，由交通股派人送给他。
这个交通员只去过毛人凤家中一次，还是晚上去的，他拿了这份东西糊里糊涂竟送到中共办事处。中共办事处的收发见是“送呈毛先生亲启”的文件，也就照例收下，并在送文簿上盖了一个收发图章。毛人凤洗好澡，捏好脚，打电话催这个文件。毛钟新便到交通股去查询，这个交通员刚好回来，便把送文簿给他看。当他看到是中共驻京办事处的收文图章，急出了一身冷汗。他三脚两步把这个交通员带到我的办公室，把情况告诉我，问我怎么办？
我考虑了一下，叫他不急于报告毛人凤，我设法把这件东西取回来。我一面叫这个交通员立刻带上送文簿去取回这个文件，只说还有一点东西没有装进去，要拿回去一下，同时我自己带了六个便衣警卫，开了一辆汽车跟在送公文的三轮卡后面，准备万一办事处不肯退回，便不顾一切硬抢回来。当我的车子停在离梅园新村不远的地方等候着的时候，这个交通员进去一会儿便把原信取了回来，这一场罪恶的暴行才没有发生。毛人凤知道了以后，也吓出汗来。他说：“幸好原件取回没有被拆阅，要是这份东西给共产党拿去了，那还得了，真不知会有多少人头落地。”后来这个交通员也以嫌疑重大被扣押侦察了好久才释放。
毛人凤很迷信看相、算命和风水这一类东西。他最要好的助手、保密局局长办公室主任潘其武，对他在这方面的影响也不小。不论在重庆、南京、上海，潘其武发现有什么有名的相命家，总要带毛去试试看。当反动派彻底失败逃到西南准备最后挣扎的时候，毛人凤也附和反动派中一些军政头子的可笑说法，认为国民党的惨败，不是由于它们本身的腐朽和失去全国人心，共产党打胜仗也不是由于得到全国人民的拥护和领导的英明，最主要的原因是国民党政府那面国旗犯了错误。因为它是青天白日满地红，象征国民党被共产党所包围，所以弄得满地红。他们逃到西南后，好像恍然大悟，准备正式向蒋介石建议，立刻把国旗改正过来。他们要把国旗改成国民党的党旗一样，全部是青天白日，而把满地红缩小成为一点红放在白日中间，这样做的意思是用以象征国民党包围和吞并共产党。1949年10月，毛在昆明和我津津有味谈到这个问题时，还感到这一发现太迟了一点。
毛人凤对戴笠的遗物不大爱使用。他对戴生前乘坐的小轿车一直不感兴趣。毛人凤还没有回南京前，我把戴笠常用的几辆轿车分别给了他和郑介民、唐纵。他坐了几次便要我把它转让给副主任秘书张严佛。戴在南京、上海等地接收的房子，他一处也不要，而宁愿自己另找。有些人还以为他比郑、唐两人高明些，其实他是由于迷信关系，害怕不吉利；甚至连戴笠生前自行设计的军统新建的大厦中那间最好的办公室，他也忌讳，不愿在那里面去办公，而选择一间他认为方位朝向最适宜于他的一间办公室，一直不肯变动。当他从副局长升为局长后，许多人都劝他搬到郑介民那间局长室去，他坚决不同意。我问他为什么？他笑着说：“我这间办公室很顺利，何必去动它。”他由于命中缺火，他的化名便叫“以炎”，多年来一直用这个化名。
毛人凤对京戏特别爱好，他在昆明一个多月，几乎每天都要看一场甚至两场京戏。当时马连良和余素秋在云南大戏院演出，他每晚都要去，因此昆明警察局刑警大队长周伯先每晚总是在戏院给他定好十几个座位，并先派特务在前后两排布置好，把中间一排五六个最好的座位留给他。周伯先还同时在戏院门前派出一批特务等候照料，一等他下汽车，特务们便前呼后拥地把他送进戏院去。那种作威作福的排场，使得整个戏院看戏的人都为之侧目。他对此却非常得意，事情再忙，也得抽空去看一出压轴戏。
毛人凤曾多次想把余素秋聘到台湾去，余素秋经常和他接近，曾几次到我家拜访毛。毛一听见余来，立刻把要办的事都搁下来，和余一谈就是几小时，这时谁也不敢去惊动他们。有次余素秋白天有戏要出台，戏院经理到时找不到她，一打听她到我家来了，便派人赶来接她回去准备出演。她仗着毛人凤的势力对来人说：“你们是怕今天客人要退票呢，还是准备以后不做生意？毛先生留我吃饭，你们敢不敢说个不字？！”戏院里的人一声不吭走了，只好回去挂上一面“余素秋因急病不能演出”的牌子请求观众原谅。
毛人凤和戴笠一样爱玩弄女性，不过毛的条件没有戴那么优越，往往只能利用机会和乘人之危来达到他的目的。抗战时，军统特务李广和在山西的天主教中有一点力量，一向利用这个关系从事特务活动，并与敌伪发生关系。当时他还不了解蒋介石早在实行曲线救国政策，因此不敢把他同日寇的关系据实报告军统。当他奉日寇特务机关命令到重庆进行活动时，被戴笠发觉，将他扣押起来。这时李的老婆刘青芳便到处活动，想见见戴笠，没有见到，却先见到了毛人凤。毛看刘青芳非常风骚，便起不良之心。当她请求见见李广和的时候，毛在征得戴的同意后，便亲自陪同她去见李。经过几次接触之后，毛便达到目的。戴笠死后，不但李被释放出来，不久还由毛派为天津警备司令部稽查处长。后来刘青芳还想利用她和毛的关系竞选国大代表，毛也答应支持她。她便风尘仆仆，经常来往于天津南京之间，和毛的关系越来越不避讳。还有重庆警察局刑警处长谈荣章的老婆×××，因常常有事请求毛人凤帮忙，不久也落入毛的圈套。毛也答应帮助她竞选国大代表。这只是两个例子，类似的事就不多谈了。
自戴笠死后，毛人凤领导军统这个集罪恶之大成的特务组织，不过两三年便被全国人民赶出了大陆。他在这短短的时间中，却和戴笠一样双手沾满了中国共产党党员和中国人民的鲜血。他还没有受到应有的惩罚时便已于1956年死去。人民对这样一个凶狠残暴的刽子手，是会永远痛恨的。我过去和毛人凤的关系虽然不错，但对他的情况了解还不够全面。为了把这样一个恶魔的罪行全部揭露出来，我这里只是一个开端，尚有待了解情况的同志们更全面地写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