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1月间，蒋介石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指使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在皖南地区纠集七个师的兵力，围攻英勇抗日的新四军。军长叶挺将军被捕后，解送到当时第三战区长官部所在地江西上饶，囚禁了很长时期。这之后，蒋介石命令顾祝同将叶挺将军解往军事委员会桂林办公厅，实际上是交由军统局去看管。当时军统局桂林办事处主任杨继荣，公开职务是军委会桂林办公厅民众情报处处长。叶将军解到桂林，即由杨继荣派办事处警卫组特务将叶囚禁在桂林七星岩附近一个山洞内，内部看守由军统特务负责，外部另派一个排的宪兵担任警戒。
1943年春间，蒋介石又令军统特务头子戴笠将叶将军解往重庆。我当时任军统局总务处处长，我有个兄弟叫沈默，任军统桂林办
事处行动组组长兼民众情报处的警卫组组长，是负责看守叶将军的人。有一天，我接到他从桂林打来的长途电话，说他第二天将乘班机解送叶将军到重庆，要我去接他们。我当即与军统司法处处长沈维翰联系，他告诉我，早已通知军统特务团（又叫特务总队）团长杨清植做好了准备，希望我和杨一同去机场照料。
第二天上午，我和杨清植到了重庆珊瑚坝机场。当其他所有乘客都下了飞机后，我才看到沈默陪着一个头发胡子很长的人最后走下来，手上提了一盏植物油灯。这种油灯是用几根竹子做成架子，上面安放一个铁制的碟子，灌上植物油，加上灯芯，便可点燃。
叶挺
当沈默向我和杨清植介绍这便是叶将军时，我们先向他行了军礼，他客气地点了点头。我说了一句：“军长辛苦了！”他毫无表情地回答：“没有什么。”走出机场时，他仰头看望了一下，便自言自语地说：“啊！到了重庆。”我很好奇地问他：“军长为什么拿着这么一个油灯？”他微笑着把灯举得高高的，说：“我这两年一直和它做伴，我准备把它带在身边作一个永久的纪念品。”
杨清植专门为叶将军准备了一乘轿子，轿门和窗子都用布蒙好，因为由珊瑚坝飞机场到公路上，要爬几百级石阶梯，恐怕被人识出来。叶将军看了那乘轿子，很不高兴，不想乘坐，但杨清植坚持请他坐进去，最后，叶将军才勉强答应了。我们紧紧跟着，还有20多名便衣警卫以及军统掌握的重庆航空检查所十多名担任航检的特务，分散在前前后后。杨清植生怕出问题，担心会有人劫走，所以把轿子一直抬到汽车旁边。下轿后，我和沈默、杨清植三人陪叶将军乘一辆汽车，前后都有一辆警卫汽车，一直把叶将军送到林森路望龙门第二十二号军统特务团团长的住宅安置下来。这所房子离特务团在望龙门两湖会馆的团部很近，一向是团长的住宅，这次是临时腾出来给叶将军用的。
在回去的途中，我埋怨沈默为什么不给叶将军理理发，弄成这个样子，多惹人注目。他便告诉我一些叶将军被俘后的情况和在桂林的生活。他说，叶将军自被俘后，便一直拒绝理发、修面，坚决表示他是在前线抗日的军官，没有什么错处，为什么要逮捕和囚禁他？因此他不理发、不修面，表示自己不获自由决不妥协，什么人去劝都不行。叶将军在桂林弄了一头奶羊，每天亲自去放牧或割草喂它，自己挤羊奶吃。这次原想把羊一起带走，因坐飞机不便才没有带。叶将军每到黄昏，因规定不能出山洞，便只好在油灯下看书报，写日记。他平时对看守他的小特务态度很和蔼，从不要求做规定以外的任何事情；但是一些大官去见他时，越是官大，他的态度越显得坚毅、严肃，总是抗议为什么囚禁他？
我回军统局，见到戴笠，便把叶将军已解到重庆，以及他在桂林的情况向戴作了报告。戴指示我，在生活方面可以好好照料一下，并再三告诉我，一定要使叶将军理理发，因为蒋介石可能要见叶。隔不多久，有天戴笠告诉我，第六战区司令长官陈诚要去看叶将军，要我先去准备一下，特别是给叶将军理好头发，换一套好点的衣服，房间也要弄整洁一点。我立即带着理发师和副官等去见叶将军。我先和他谈了一些生活起居方面的问题，他表示没有什么要求。最后我兜了一个大圈子，说重庆的天气如何闷热得难受，许多人头上长虱子等一类话，劝他把头发稍许剪短一点。不料话刚出口，他便看出我去的用意，马上睁大着眼睛，很严肃地对我表示，不获无条件释放，他是不会剪去头发的，天气再热也能忍受，叫我不要替他担心。在叶将军的讲话里，我印象最深、记得最清楚的一句话是：“我决不会为了见我所不愿见的任何人而修剪须发。”他连衣服也不肯换。我碰了钉子只好回去向戴笠复命。戴说，这个人的个性一向倔强，他爱怎样就由他去，以后慢慢地来，不要太性急了。
大约过了两三天，陈诚便去看叶将军，戴笠特别叮嘱杨清植要多加注意，因为陈的态度傲慢，叶将军个性倔强，怕出问题。杨清植便带着几个警卫伏在窗子外边。他们两人过去认识，见面后，谈了一些闲话之后，陈诚便提出想请叶将军暂时屈就一下去担任第六战区副司令长官，征求叶同意。叶将军当即断然拒绝，并坚决表示，除了恢复新四军由他去继续担任军长，同时惩办围攻新四军的负责人外，其他任何工作都不会去做。他还一再责问陈诚，为什么要袭击正在对日寇作战的新四军？他抗日有什么罪？为什么要把他逮捕囚禁起来？他还一再指出国民党这种做法只是对敌人有利，对国家和民族不利。陈诚被问得无话可说，最后只表示希望叶考虑一下，以后再谈。陈诚进去时趾高气昂，出去时便垂头丧气，什么话也再没有说便匆匆地走了。
又隔了一个时期，陈诚再次去看叶将军，仍然没有结果。据说，叶将军的态度更为强硬，又弄得陈诚狼狈不堪地匆匆走了。
自从叶将军断然拒绝陈诚提出请他出任第六战区副司令长官之后，不到一个月时间，戴笠便奉蒋介石的命令取消了对他的优待，而把他从望龙门二十二号移送到中美所内白公馆囚禁。叶将军便在这所坐落在重庆磁器口小歌乐山北麓，四川军阀白驹修建的香山别墅西边楼上正房内囚禁了一年多。以后，因中美所的美蒋特务看中了这所房子，戴笠便把囚禁在白公馆的其他犯人移禁到中美所最西端的渣滓洞看守所，将叶将军一个人移到中美所东南角洪炉厂附近半山坡上离囚禁廖承志先生不远的另一座小平房内囚禁。不久，陈诚把叶将军接到湖北恩施去，仍企图说服他出任第六战区副司令长官。叶将军住了一个时期，还是不同意。陈诚看到没有办法能动摇叶将军坚强的意志，只好又把他送回给戴笠囚禁。直到1946年春天释放时为止，一直再没有换过地方。当时戴笠把这个地区划为中美所内的“禁地”，专为囚禁高级政治犯用，警卫特别森严，一般军统特务分子都不能从这里经过，更不准接近这些一排三五小间的独立平房。
叶将军被军统囚禁期间，我去看过他三四次。每次问到他生活上缺少什么时，他总是表示不需要什么。他生活很有规律，每日很早起身，先洗冷水澡，再做一会儿体操，早餐后便看书报。他对国民党的报纸很厌恶，每拿起看一下便丢在一边。但因他一直是单独囚禁，没有人和他谈话，又没有其他可看，所以往往过一会儿把丢在地上的报纸又拾起来再看下去。当时白公馆的看守所长侯子川，是一个很凶残的家伙，动辄对犯人打骂，但他对叶将军却不敢随便，有时他去见叶将军，叶将军还劝告他不要对人太过分。
叶将军移禁白公馆不久，戴笠有次去附近看中美所房屋建筑工程，顺便去看看他。当时我和总务处的一个管工程的科长侯桢祥一同陪着去。看守所长侯子川马上叫人进去通知。我们进去时，叶将军还是穿着短裤汗衫，盘腿坐在地板上，挥着一柄大葵扇在纳凉。平日我去看他，他还有说有笑，而那次戴笠去看他时，却爱理不理。侯子川怕他不知道戴，便告诉他：“戴先生来看军长。”叶仍坐着不动，只回答一声：“我早知道了，你不是已派人告诉过我？”戴笠向他打招呼，他把嘴呶一下：“请坐。”戴一看这样，知道没什么好谈，也只问了他一下生活情况，他仍表示不需要什么。戴笠一看他这样冷淡，心里老大的不高兴，连坐都没有坐，站了一会便走了。
抗战胜利后，国共和谈期间，毛主席向蒋介石提出释放廖承志、叶挺等人的问题。我又特地去看过一次叶将军。当时，我有着一种非常好奇的心理，想知道共产党的高级将领在被释放后第一件要做的是什么事情。因为军统监狱中也常常囚禁国民党的高级军官和军统大特务，他们在释放出去后，第一件要做的事情，就是如何先与家里的人见面，如何去吃一顿多年来想吃而吃不到的东西，或先去照一张相片等，以补偿被囚禁期间的损失。而我那次问到叶将军时，却大大出乎我意料之外。他听了我的话以后，毫不思索便以肯定的口吻回答我说：“我将来出去第一件要办的事，便是请求党恢复我的党籍。”他的这个答复，的确使我感到惊异！我过去一直没有想到他被囚后已是一个失掉组织关系的共产党员，我当时也根本不懂得什么共产党人的崇高理想，以及为了实现伟大理想，做一个忠实的共产党员而自愿牺牲一切。我当时很想进一步问个明白，但看到叶将军说完这句话之后，昂起头凝视着窗外久久一言不发，我怕碰钉子，便赶忙辞出，并言不由衷地回答几声：“那很好，那很好。”其实，我一直受到戴笠的指示，企图能从生活上使他多提要求，而逐步使他改变态度，转到蒋介石方面来。所以当我听了他那坚定明确的表示之后，感到非常失望，并把这一情况报告戴笠。他听了不作一声，很久之后才说了一句：“共产党人的可怕，就在这些地方。”
以后，蒋介石被迫同意了毛主席的要求，用叶挺将军交换马法五。戴笠于1946年3月4日派军统第二处副处长叶翔之送叶挺将军到林森路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同时派我送廖承志先生到国民参政会交邵力子先生。叶挺将军听到这个消息后，马上把那盏从桂林带到重庆的小油灯从墙上取下来，提在手上，准备出狱。这时，叶挺将军的头发已长得披到肩上，胡子也已到了胸前。当他上汽车前和我告别时，他带着胜利者的微笑，以愉快的神情抚着长发和胡子对我说：“过去你几次劝我剪掉它，我都没有答应。现在我要把它们自动剪下来，但是我还是要把它们好好保存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