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氏一族被诛灭，权力又重新回到了刘家手中。这时候，朝中群臣面临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该如何处置吕后所立的小皇帝刘弘。
周勃、陈平等讨论认为，这个小皇帝为吕后所立，实际上根本不是惠帝的后代，所以不能再让他当皇帝，而要选择新的皇帝。当时只有三位人选符合条件，分别是齐王刘襄、淮南王刘长和代王刘恒。选择面并不大，主要是因为吕后为了巩固自己家族的权力，对刘邦其他儿子进行迫害，三任赵王先后身亡，所以只剩下了这三位。
这三人里，刘襄是热门人选，因为他父亲刘肥是刘邦的长子，他就是长孙。在吕后去世后，他率先起兵发难，为最终铲除吕氏家族立下了功勋。
但是朝廷的这些大臣被吕后专权吓怕了，在选择新皇帝时立了一个标准，重点考量皇位继承人的母亲和娘家人情况，权势大名声差一律排斥，以免重蹈吕后专权的后尘。按照这个标准，刘襄和刘长由于母亲的娘家人名声不好，就被排除了，代王刘恒是高祖现存儿子中年龄最大的，母亲娘家人的名声也不错，就被确定为皇位的继承人。
刘恒的母亲叫做薄氏，她是魏国人。当年刘邦攻下魏国，把魏王宫的一些宫女带回来，让她们在宫中负责织纺。有一次刘邦闲逛到织坊，发现一个女子长得不错，把她带回了后宫。但刘邦很快就把这事儿给忘了。
后来刘邦与另外两个美人作乐，这两个美人与薄氏是一起从魏王宫带来的，当年曾经是很好的“闺蜜”，也曾相约“富贵不能忘”。这两个人说起了薄氏的一些事情，刘邦这才想起了薄氏，于是就命人把她召来，临幸一回，这才有了刘恒。
刘邦对薄氏没什么感情，不像对戚夫人一样，自那以后，很少去关注薄氏，因此刘恒和母亲一直被冷落，只能谨小慎微地活着，表现得非常低调，这反倒给大臣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同刘邦其他儿子一样，刘恒在七岁时被封为代王。但是他母亲薄氏的地位一直很低，直到刘邦驾崩，也没有被封为“夫人”，仅仅算是姬妾中的一个。也许正因为如此，吕后并没有把他们作为主要对手，从而平安地活了下来。
这些重臣们议定由刘恒继承皇位后，派使者到了代国国都代郡告诉刘恒。也许是幸福来得太突然，也或许是诸王惨死的现实过于残酷，总之，刘恒起初并不相信使者所言。他手下的臣子也有人认为这其中必然有诈，但有位叫做宋昌的大臣认为这是真的，这位宋昌的父亲是宋义，就是当年在巨鹿之战前被项羽杀死的那位上将军，他给刘恒分析了一下形势，说高祖刘邦的儿子只剩下刘恒和刘长，刘恒年长且印象一直不错，那皇位非他莫属。刘恒此时很纠结，就决定用占卜来做决定，占卜的结果表示他即将成为皇帝。
于是，刘恒决定进京。但是他这个人非常谨慎，他先派自己的舅舅薄昭到长安打探虚实，得到肯定答复后，刘恒才开始启程。走到距离长安五十公里的高陵时，他先暂时停止前行，派宋昌进城看看情况，宋昌进城后发现一切正常，大小官员已经等候准备迎接代王入京。宋昌将情况告诉刘恒，刘恒这才放心，进入长安城，在陈平、周勃等群臣的拥戴下，继承了皇位，是为汉文帝。
虽然登上了皇位，但刘恒很清楚，一直被冷落的自己能一跃成为皇帝，实属不易，但想坐稳这个位置，更加不易。
为了让自己能够真正把控住局面，他即位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首先任命宋昌为卫将军，统帅拱卫京城的南北军，把军权抓到了自己手里。任命自己另一个心腹陈武为郎中令，负责守卫宫廷门户，把宫中的一切事务控制在手中。同时，对拥立他的功臣们一一赏赐，封官进爵，对被吕后贬斥的刘姓王都恢复了称号和封地，通过这些措施，他的皇位迅速得以稳固。
地位稳固后，接下来就是要树立权威，这就需要“杀鸡给猴看”，最大的功臣周勃就成为了这只“鸡”。周勃在诛灭吕氏，拥戴刘恒上位立了大功，当时的右丞相是陈平，他很聪明，上书说：“高祖的时候，周勃的功劳不如我，诛灭吕氏，我的功劳不如周勃。”他表示应该将自己的位置让给周勃，在他一再请求下，文帝将周勃任命为右丞相，即第一丞相，陈平为左丞相，周勃成为了大汉王朝百官之首。
升职后的周勃头脑开始发热，在朝堂上显得有些骄慢，文帝比较有涵养，起初对他一直礼遇有加。有些大臣看不下去，对文帝说这样不对，有失君臣之礼。刘恒觉得有道理，开始对周勃态度变得严肃许多，周勃感到了变化，心里产生敬畏。这时候有人劝周勃说“你诛吕氏，立代王，威震天下”。但要小心功高盖主，引火上身，周勃这才清醒过来。
同时他觉得自己的水平确实比不上陈平，在这个位置上有些勉为其难。有一次文帝问周勃现在天下有多少刑事案件，周勃压根不知道，文帝又问他一年的财政收入情况如何，周勃还是不知道，又急又恐出了一身汗，文帝转问陈平，陈平说司法刑狱的问题可以问廷尉，钱粮方面的问题可以问治粟内史。文帝问：“假如各有主事，那丞相管理什么呢？”陈平答道:“丞相要管丞相的事，佐天子以理阴阳、顺四时，下遂万物之宜，外镇抚诸侯，使百姓亲附，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职。”对他的回答，文帝深以为然。
周勃随即提出辞去右丞相职务，这正是文帝求之不得的，毫不犹豫答应了。文帝不再设左右丞相，而让陈平单独任丞相。没过多久，陈平死了，丞相之位暂时找不到合适人选，又让周勃担任了丞相，但过了不到十个月，文帝下令免去周勃的丞相之位，让他回到自己的封地绛县(山西省曲沃县东)。
没过多久，有人告发周勃意图谋反，文帝派人将他抓捕。周勃通过文帝的舅舅薄昭向薄太后解释并求情，说自己根本就没有谋反之心。薄太后也认为周勃不可能谋反，文帝找人重新去调查，没有找到确凿的证据，就把周勃放了。周勃最后颐养天年，终老而死，应该说结局还是很圆满的。
周勃的结局，让文帝在历史上留下了美名。通常来讲，谋反是灭三族的重罪，特别是对于功高盖主的功臣而言，经常会被皇帝以此为名诛杀，不管其是否真的要谋反，韩信、彭越都是如此，历史这样的惨剧还有很多，相比而言，文帝显得宽容大度，能做到这一点，确实很不容易。
从处理周勃这件事上，可以看出文帝有成为“圣贤之君”的潜质，但这仅仅是他圣贤之处的小小方面，在历史上对文帝的评价很高，能取得这样高的评价，大概因为他有三个方面的突出优点。
首先是从谏如流，就是能够虚心听得进别人的意见。人总是喜欢听一些好听的话，但真正有建议性的意见往往并不中听，所谓“忠言逆耳”，所以能否虚心听取臣下的意见，是判断帝王是否贤明的一个重要试金石。同时，它还有一个正激励的作用，如果能够听取逆耳的忠言，就会让手下的臣民更敢于直言，营造一种良好的氛围，这对有效统治国家无疑大有益处。
在这一点上，文帝做得非常不错。举两个例子，文帝手下有个叫做张释之的大臣，这个人非常耿直，直到什么份儿上呢，有一次文帝的两个儿子，太子刘启和梁王刘武同车入朝，在经过司马门时没有下车。司马门是皇宫的外门，按当时的规定，出入司马门都要下车，否则就要受到处罚。
一个太子、一个诸侯王没有下车，换做常人，可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过去了，但偏偏赶上张释之，他拦住两人的车驾不让他们进宫，随后上书说太子和梁王犯了“不恭敬”的罪过。薄太后也听说了这件事，文帝亲自向自己的母亲认错，说没有管教好自己的儿子，薄太后见此就派人传皇上旨意，赦免太子和梁王，这两人才得以入宫。这件事后，文帝并没有怪罪张释之，反而觉得这个人很正直，一路提拔他担任了廷尉这样的高官。
张释之做了廷尉后，又发生一件事情，有次文帝出行，有个人惊了文帝所坐车驾的马匹，这人就被抓起来交由张释之处理。张释之调查了解有关情况，知道这个人远远地看到了车队，闪避不及就躲在了桥下，等了好一会儿觉得车队应该过去了，他出来时结果刚好碰到了正在通过的车队。按照当时的法律，这种情况应判“罚金四两”，张释之也是这样判的。
文帝听说后非常生气，认为此人惊了皇帝的坐骑，却只判了罚款，实在难以接受。张释之解释说：“法律是陛下和天下人共同遵守的，现在法律就是这样规定的，要判重了，就会令法律在百姓中失去威信，如果当时把这个人杀了也就算了，现在让我来处置，我只能严格按照刑律来处罚。”文帝琢磨了一会儿，觉得张释之是对的，同意按照他的意见办。
还有一个直臣叫做冯唐，有一天文帝与冯唐聊天，冯唐讲起了赵国著名将领廉颇和李牧的故事，文帝听后感叹说如果自己有廉颇和李牧这样的将领，就不会再怕匈奴了。
冯唐当即泼了一瓢冷水，他说，陛下即使有了廉颇和李牧，也不会好好使用。文帝有些生气，问他何出此言。冯唐接着说，廉颇、李牧之所以能打胜仗，是因为赵国国王非常信任他们，只要求打胜仗，不插手具体事务。现在陛下手下有个将军叫做魏尚，曾经担任云中郡太守，他统兵有方，屡立战功，使匈奴不敢靠近云中，但却因上交敌人首级比上报的少了六个，就被陛下罢官、削爵、判刑，立了功劳却得不到封赏，犯了小错却受到如此重罚，魏尚尚且如此，即使有廉颇、李牧，又怎么能使得好呢。文帝听后不仅没有生气，反而因感觉听到真知灼见而高兴，立即恢复了魏尚云中郡太守的职位，还晋升了冯唐的官职。
第二个优点是善待百姓。与秦朝奉行法家思想统治国家不同，汉初实行的是“黄老之术”，倡导无为而治，简单说就是不瞎折腾，让老百姓休养生息。应该讲，这是顺应形势的理性选择，不想重蹈秦朝二世而亡的覆辙，就必须这样做，似乎没有别的出路。高祖时代，减轻赋税，厉行节俭。惠帝吕后时，依旧轻徭薄赋，慎用民力。
文帝继续沿用这样的治国理念，他即位不久，下诏书颁布养老令，对八十岁以上的老人发放米、酒、肉、帛等物品予以救济。同时下令各郡县不要搜罗奇珍异宝上贡朝廷。他多次下令降低田税和徭役，特别是将成年男子徭役减为每三年服役一次，在中国古代史上是个非常巨大的进步。
在减轻刑罚方面，他下令废除了肉刑，所谓肉刑就是那些损害身体而不能恢复的刑罚。文帝之所以下决心废除肉刑，和一个著名的历史故事有关。
当时齐国有个人叫做淳于意，他本是齐国的太仓令，后辞官行医，因常拒绝为富豪权贵出诊行医，被罗织罪名判处肉刑并被押送到长安。他没有儿子，只有五个女儿，他被抓走时非常失望地说：“生孩子不生儿子，遇到紧急情况，一点儿用也没有。”或许受到这席话的刺激，他的小女儿缇萦伤心痛哭，跟随自己的父亲到了长安，上书朝廷为自己的父亲鸣不平，她说：“死者不能复生，人被处以肉刑，便不能恢复原样，即使想改过自新，也没有办法。”她表示愿意为婢，替父亲赎罪。这份上书写得很恳切，恰巧被文帝看到了，文帝被她的孝心所打动。
文帝认为缇萦讲得很有道理，虽然有肉刑这样残酷的刑罚，可犯法的事情却远远没有禁止，过失在哪里呢？是因为道德的教化不够，有人犯了罪，还没有施以教育就砍断犯人的肢体，损伤犯人的肌肤，而且一辈子都不能恢复，根本不给他们改善从良的机会，这是非常不道德的。所以文帝下决心废掉了割鼻、断足、脸上刻字等肉刑，代之以剃头发、戴足枷、鞭打等，虽然会有外伤，但很快就会恢复。
文帝还下令废除了“诽谤妖言罪”，文帝意识到有这样的罪名，大家就都不敢讲真话，君王就没有办法知道自己的过失，无法召来天下贤良之士，所以文帝决心废除此罪，广开言路，以便听到各种不同的意见。
善待百姓还体现在对外关系上，在南部通过和平方式解决了南越王赵佗长期与中央对抗的问题，使赵佗削去帝号，重新臣服大汉。对北边的匈奴，继续采用和亲的政策，以维护稳定。这并不意味着文帝没有血性，而是他希望能用和平方式解决的就不采用战争方式，归根到底是为了老百姓着想，不再让战火连年不断。对外征讨看上去很热闹，但受苦受难的还是普通百姓，因此营造一个和平的外部环境，让百姓休养生息，在当时无疑是非常重要的。
第三个突出优点是勤俭节约。中国历史上四百多位皇帝，除了早逝来不及享受的外，大多喜欢奢华生活，动用天下资源，满足自己的私欲。能够像文帝这样节俭的，应该讲非常罕见。
他在位二十三年，宫殿、园林、服饰等没有任何增加。有次他想建一个露台，请人算了一下，需要耗费百余斤黄金，他说这相当十户中等人家的全部财产，现在享用先帝的宫殿，常常觉得有辱于先帝，还要建这样的露台做什么呢，于是下令取消了这个项目。
文帝平日穿的都是比较粗糙的丝制衣服，他也要求宠爱的慎夫人不要穿拖到地面的裙服。文帝使用的蚊帐不允许使用绣花的丝织品，他这样严格要求自己，就是要为天下人树立简朴的榜样。平心而论，作为最高统治者，能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因为他控制着整个国家的资源，同时人的欲望非常容易膨胀，资源与欲望的结合，会产生巨大的叠加效应，很容易让帝王们在形形色色的诱惑面前迷失自己。
难能可贵的是文帝的节俭不是心血来潮，也不是短暂的作秀，而是一以贯之，直到他驾崩。他规定自己死后，建造陵墓一律用瓦器，不准用金银铜铁等金属做装饰，也不要建高大的坟丘，一切从简，不要耗费太多的人力物力。文帝的霸陵依山起陵，没有封土，从出土的一些文物看，确实只有瓦器，没有金银珍宝，如此简朴的帝王陵墓，在中国历代帝陵中非常罕见。
文帝用自己杰出表现，使自己成为中国古代史上一代明君典范。在他统治下，国家秩序井然，没有大的战乱，百姓安居乐业，汉朝逐步走向了强盛。
公元前157年，文帝刘恒在未央宫驾崩，走完了自己四十五年的人生，谥号“孝文”，庙号“太宗”。
死前他留下遗诏，笔者认为这份诏书写的很好，值得千古流传，遗诏开篇说道：“朕闻盖天下万物之萌生，靡不有死。死者天地之理，物之自然者，奚可甚哀？当今之时，世咸嘉生而恶死，厚葬以破业，重服以伤生，吾甚不取。且朕既不德，无以佐百姓；今崩，又使重服久临，以离寒暑之数，哀人之父子，伤长幼之志，损其饮食，绝鬼神之祭祀，以重吾不德也，谓天下何！”
意思是说：朕以为天下万物只要有生命，没有不死的。死，是天地之间的常理，是万物消长的自然规则，没有什么可悲的！当今之世，人们都乐于生而厌恶死亡，为了追求厚葬而不惜倾家荡产，为了强调服丧尽孝而损害身体健康，朕很不赞成这种做法。何况朕既没有什么德行，又没有给百姓带来好处，而今死了，如果再让臣民长期为朕服丧哭祭，遭受寒冬酷暑的磨难，使天下悲哀伤心，使老人流涕伤感，守丧期间再限制饮食，停止对鬼神的祭祀，这正是加重朕的失德，让朕怎么对得起天下的人呢？
接着说道：“朕获保宗庙，以眇眇之身托于天下君王之上，二十有馀年矣。赖天地之灵，社稷之福，方内安宁，靡有兵革。朕既不敏，常畏过行，以羞先帝之遗德；维年之久长，惧于不终。今乃幸以天年，得复供养于高庙，朕之不明与嘉之，其奚哀悲之有！”就是说：朕有幸获得拱卫先帝宗庙的祭祀，以渺小的身子，称尊于天下诸侯王之上，已有二十余年了。感谢上苍神灵保佑，国家有福，境内一片升平，没有战争。朕并不聪明，时常担心自己做了错事，玷污先帝盛大的恩德。惧怕寿命太长，自己因失德而不能善终。现在万幸的是我得以享尽天年，将追随先帝的在天之灵，还有什么值得悲哀。
对于自己后事的安排，文帝提出的要求非常具体，他下令从遗诏颁布之日起，悼吊三日，便都换下丧服。不可禁止百姓娶妻、嫁女、祭祀、饮酒、吃肉。从办理丧事、参加祭奠的亲属和官员开始，都不要打赤脚。头系的麻巾，脚扎的麻绳，宽度都不要超过三寸。不要在车辆和兵器上套戴丧服的标志，不要组织百姓到宫中来哭灵吊丧。宫中应当哭祭的亲属和官员，都要在早晚规定的时间来，致祭时才哭，祭罢，即行停止。非早晚哭祭时间，严禁任何人擅自到祭坛哭泣。安葬之后，应穿九个月丧服的，改穿十五日；应穿五个月丧服的，改穿十四日；应穿三个月丧服的，改穿七日，期满即行脱下。他要求自己陵墓周围的山脉河流，都保持原貌，不许更改。后宫的嫔妃，从“夫人”到“少使”，都送她们回家。
这份遗诏在《汉书》中被记载，真实性应无问题，遗诏中文帝没有标榜和吹嘘自己的功劳，只有对死亡的从容坦然，对臣民的体恤关爱，他自认为自己渺小而微不足道，故不希望自己的死给国家造成浪费，给百姓带来负担，文帝生前最后的嘱托，所表现出的开明大义和胸怀气度，在中国历代帝王中堪称典范。故司马光如此评价道：“专务以德化民，是以海内安宁、家给人足，后世鲜能及之。”
文帝驾崩后，太子刘启继位，是为汉景帝。刘启并不是文帝的长子，文帝在做代王时，自己的王后早早去世了，王后所生的四个儿子也都不幸陆续去世，这样刘启成为活着的儿子中的老大。刘启的母亲窦姬当时很受文帝宠爱，于是文帝继位后，封刘启为太子。刘启做了二十多年太子，在自己三十二岁那年登上了皇位。
景帝统治时期，发生的最大历史事件是“七国之乱”。其源头是西汉初年高祖分封了许多刘姓诸侯王，这些诸侯王有土地有军队，权力很大，逐步成为中央政权的威胁和隐患。
在文帝统治时期，先后发生了济北王刘兴居反叛和淮南王刘长谋反事件，就已为中央朝廷敲响了警钟。当时著名的才子贾谊上书文帝，就如何处置藩王隐患提出了建议。
在这篇著名的《治安策》中，贾谊指出危害西汉王朝政治安定的首要因素，是诸侯王的存在以及他们企图叛乱的阴谋。他说在文帝初即位时，天下还算安定，主要因为不少诸侯王年纪尚幼，而汉王朝派去的太傅、国相还能掌握实权。但是，几年之后，诸侯王们大都长大，而汉王朝派去的太傅、国相年老多病，各诸侯王国的丞、尉以上的官职，都被诸侯王们安插了自己的亲信来担任。这样的形势发展下去，天下很难继续安定。
贾谊形象地指出如今汉朝就像得了浮肿病，一条小腿肿得几乎同腰一样大，一个指头肿得几乎和大腿一样粗，只能平放而不能伸屈，一两个指头疼起来就不得了。如果不及时治疗，一定会成为不治之症，将来虽有扁鹊那样的名医，也没有办法治了。
那么，切实可行的对策是什么呢？贾谊根据“大都强者先反”的历史教训，提出了“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策略。也就是说，在诸侯王死后，他的封地应该分割为若干块，分封给他的几个儿子。这样，可以让诸侯王的子孙们放心，他们知道会按制度受到分封，就不会反叛朝廷了。诸侯王的封地，一代一代分割下去，愈分愈少，直到“地尽而止”，力量也就愈来愈削弱下去了，这就叫做“割地定制”。
文帝对此虽然深以为然，但是他一直倡导清静无为的治国方针，不愿意由此生出波澜，况且全面削藩的条件在当时也不具备，所以并没有完全采纳贾谊的建议。但是后来齐王死的时候，文帝把齐国分割成六块，立齐王的六个子弟为国王，又把淮南国分割为三块，文帝多少还是在这方面做了一些实践，但也只能做到这一步。
景帝即位后，中央朝廷中又出现了“削藩”的呼声，其中表现最坚决最高调的是晁错，他胸怀大志，博学多才，同时能言善辩。他在文帝时代就曾建议，要设法消除诸侯王的威胁，文帝当时没有采纳。景帝继位后，他又向刘启提出相同的建议，景帝本来就有这样的打算，两人一拍即合。
晁错认为藩王中实力最强的是吴王刘濞，刘濞是高祖刘邦哥哥刘仲的儿子，论辈分比景帝大得多。刘濞封地自然条件得天独厚，有铜山可以开采，还有海盐可以提炼，他自己铸钱，使得“吴钱通天下”。同时由于国家很富裕，百姓也不用交赋税，极大地笼络了人心，日益成为中央政权最大的威胁。
刘濞在历史上和景帝有很大的过节，刘启少年时与刘濞的儿子一起下棋，两人发生了争执，刘启将棋盘向这位吴国太子掷了过去，不巧正好击中吴太子的要害，吴太子不治身亡。刘濞听到此消息，非常伤心和气愤，吴太子遗体被送回吴国，刘濞愤怒到达了顶点，说道：“天下的刘家是一家，既然死在长安，就应葬在长安，何必送回吴国呢。”于是又将遗体送回了长安。从此后，刘濞不再进京觐见，虽然这样做有违君臣之礼，但文帝知道真实情况后，没有怪罪于他，默许他不来京觐见。
晁错建议拿吴王先开刀，他对景帝说现在削去吴王的封地，刘濞一定会造反，不动手他迟早也会反，既然如此，早点动手效果更好，时间拖得越长隐患就会越大，景帝令公卿列侯和皇族讨论此事，其他人没有意见，只有外戚窦婴站出来表示强烈反对，景帝将此事暂时放到了一边。
景帝先对其他诸侯国采取了措施，先后借机削减楚王、赵王、胶西王的封地，诸侯王们都知道背后出主意的是晁错，所以恨透了他。
晁错父亲听说这件事后，从外地赶到长安劝说自己的儿子收手，他对晁错说：“侵削诸侯，疏人骨肉，口让多怨，公何为也!”意思是这都是人家刘家自己家里的事情，犯得着多管闲事而给自己带来祸患吗。晁错不这样看，他对自己父亲说，他这样做是为让天子的权威能够立起来，让大汉的江山社稷更加稳固。晁错父亲规劝无效，觉得大祸会很快降临到晁家，不久便自尽而亡。
父亲的死，并没有动摇晁错削藩的决心，刘濞看到其他诸侯王纷纷遭到打压，感到阵阵寒意，他知道自己作为实力最强的诸侯王，一定是皇帝心头最大的隐患，灾祸迟早会降临到自己头上，与其坐以待毙，不如起来造反。
不过如果只是自己起兵，显得有些势单，他听说胶西王勇猛好武，就派使者去说服胶西王联合造反，胶西王刘昂起初并不愿意，在使者不断劝说下，刘昂最终同意铤而走险。刘濞还联络楚王和其他几个诸侯国，可能是对于削藩的恐惧，几个诸侯国都同意参与造反。公元前154年，景帝下令削去吴国两个郡的封地，刘濞认为景帝要对自己动手，于是正式起兵叛乱。楚、赵、胶西、胶东、淄川、济南六国纷纷响应，历史上把这次叛乱称为“七国之乱”。
刘濞为造反做了充分准备，他将国内十四岁到六十二岁男子征召入伍，组成了二十多万的军队，他同时为叛乱找了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即“清君侧”，意为起兵并不是要推翻皇帝，而是帮助景帝清理身边的奸臣晁错。
七国联合叛乱，震惊了朝廷。这时窦婴向景帝推荐一个人，此人名叫袁盎，曾经在吴国做过国相，他对吴国情况非常清楚，景帝召见他问询有关事宜。
景帝问袁盎对七国之乱的看法，袁盎表示虽然叛军来势汹汹，但并不足为忧。景帝不解，袁盎解释说刘濞虽然实力雄厚，但真正的豪杰不会帮助他，他麾下的大多是被物质诱惑的无赖子弟，乌合之众成不了气候。景帝接着问他有何退敌之策，袁盎表示要让包括晁错在内的人全部退下后方才能说，众人离开后，袁盎对景帝说七国叛乱的目的是诛杀晁错，恢复过去的领地，如果立即杀了晁错，并赦免他们叛乱的罪行，应该可以兵不血刃地平息此乱。
景帝听后陷入沉默，他的内心此刻非常矛盾，他一方面觉得袁盎说得有道理，毕竟叛军打的是“清君侧”的旗号，并不是朝着自己来的，但另一方面觉得晁错忠心耿耿，他提出削藩的建议也是为了大汉社稷的稳固，对晁错痛下杀手，景帝觉得于心不忍。
但景帝转念想，如果不能和平解决这场叛乱，定会天下大乱，血流成河，即使最后平定叛乱，国家实力也会大为折损。权衡许久，景帝下定决心，为了天下安定而不能怜惜晁错一人。景帝下令在上朝时逮捕晁错，并直接押送到东市腰斩，晁错死时还穿着朝服，心里还没搞清楚怎么回事，便丢掉了性命，不幸的是他父亲当年的预言居然真的得到了应验。
杀掉晁错后，景帝派袁盎去见刘濞，告知其晁错已死，要求刘濞退兵，但遭到刘濞的拒绝，刘濞说：“我已为东帝，尚何谁拜？”他的目标是那个高高在上的皇位，除掉晁错只是清除了一个障碍，接下来他要清除通往皇位上最大的障碍——景帝刘启。
消息传来，景帝非常悔恨，顿时觉得自己好傻好天真，但世间没有后悔药，此时能做的是整顿军备，全力以赴武力平叛。此时景帝想起了父亲身前的嘱托，如遇危急的形势，周亚夫可以委以重任。
周亚夫是诛灭吕氏一族头号功臣周勃的儿子，文帝之所以这样信任周亚夫，是因为一件事情。
文帝在位时，匈奴会有些小规模的袭扰，文帝命周亚夫等几位将军驻兵于长安周围，有一次文帝到几个军营劳军，在其他兵营很容易就能进得去，但在周亚夫驻扎的细柳军营，将士们身披盔甲，手持利刃，拉满弓弦，一副马上要打仗的劲头。文帝快到时，手下对守营卫兵大喊：“天子即将驾到。”军士却说在军营中只听将军号令，文帝到后，军士不让其进，文帝派人到军营找到了周亚夫，方才进入营门。进去后军士又说，军营内不能快马急行，文帝只好让车马缓缓而行。
经过一番折腾，好不容易见到周亚夫，只见周亚夫手持兵器行礼，表示自己军令在身，只能行军礼，不能行跪拜之礼，文帝手下都很生气，觉得周亚夫有些过分，文帝却说周亚夫才是真将军，其他军营如同儿戏，如果敌人来袭，一定会被击败，从此以后，文帝对周亚夫另眼相看，觉得他是大将之才，所以推荐给自己的儿子刘启。
景帝任命周亚夫为统帅，领兵前去平叛。同时命窦婴为大将军，坐镇荥阳，作为接应。此时在东进路上的吴楚联军，遭到了景帝之弟梁王刘武的顽强抵抗，这位皇弟表现得非常给力。
在叛军不断攻击下，梁王刘武向朝廷告急，周亚夫认为吴楚联军势大，正面决战难以取胜，建议用梁王军队拖住吴、楚主力，寻找时机切断对方补给，最终击溃叛军，景帝同意了周亚夫的计划。
但梁王感觉很难再撑下去，他直接向周亚夫求援。周亚夫没有理会，派军队向东，屯兵于梁国以北的昌邑(在今山东巨野西南)，坚守不出。梁王再次派人求援，周亚夫还是不发救兵。最后梁王无奈写信给自己的皇帝哥哥，景帝下诏要周亚夫派兵增援，周亚夫还是不为所动。刘武只能横下一条心，凭借自己的力量死拼到底。
在刘武的拼死抵抗下，吴军迟迟无法攻克梁国，转而杀向周亚夫的军队。周亚夫坚守壁垒，另派轻兵南下，断绝了叛军的粮道。吴军断粮后，士兵饥饿而不能久战，想加大攻击力度，意图早日攻克昌邑。但无论如何挑衅，周亚夫都不出战，无奈之下只能夜袭周亚夫军营，周亚夫对此早有准备，吴军大败，周亚夫率军追击，大破吴、楚联军。
刘濞乘夜逃走，渡过淮河逃至丹徒(今江苏镇江)，退守东越，并派人招集残兵。汉廷派人以利引诱东越王，东越王找个机会刺死刘濞，将其首级献给朝廷。叛军溃散后，楚王刘戊自杀而死，不久后，胶西王、赵王自杀而死，胶东王、淄川王、济南王也都伏法被诛。只有济北王刘志是因被胁迫参与叛乱，后坚守不发兵，所以得到赦免。
这场叛乱持续了三个月，虽然时间不长，但却引起了朝廷巨大的震动，让景帝真真切切感受藩王的强悍，极大增强了景帝削藩的决心。趁着平定叛乱的余威，他下令诸侯国的丞相改为“相”，御史大夫、廷尉等和中央机构同名的官职被废除，大幅增加中央派遣官吏人数，这些官员不是为诸侯王效力，而是负责监视诸侯王。同时诸侯王的收入仅限于由中央派遣的官吏在其封国内征收的租税，不允许其通过擅自经营制盐、冶炼等获得其他收入。通过这些措施，诸侯国的独立性遭到削弱，较大程度减轻了藩王对中央的威胁。
除了七国之乱给百姓带来短暂灾祸外，景帝对国家的治理相当不错，他和自己的父亲一样，继续实行休养生息的政策，把赋税调整为三十税一，就是官府只要百姓收成的三十分之一，极大减轻了百姓负担。同时他慎用民力，在位期间，除了为自己修了一座规模不大的陵墓外，基本上没有兴建大型工程。
在减轻刑罚方面，他延续文帝的做法。文帝时期取消肉刑，代之以鞭刑等刑罚，但接受鞭刑的人常常被打残打死，景帝因此下令废除了鞭刑，将分裂尸体的磔刑改为弃市。他强调“治狱者务先宽”，要求办案人员要依法定罪，疑罪从轻。凡是有罪犯不服的案件，都必须重新评议，不得草菅人命。在思想领域，继续采用兼容并包的策略，允许百家争鸣。外交上则延续和平政策，不轻易付诸武力。
在对待外戚上，景帝保持清醒头脑，他既不让外戚专权，也会任用有才干的外戚担任一定的官职，窦婴在平定七国之乱中立下功劳，窦太后几次请景帝任命窦婴为丞相，景帝都没有答应，景帝认为窦婴虽然有才干，但行为比较轻薄，丞相之位需要沉稳之人担任，窦婴并不合适。
在景帝统治时期，经济社会继续发展，百姓生活持续改善，将汉初残破景象一扫而光，出现了社会安定、经济繁荣，百姓安乐的景象。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说：“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就是说太仓里的粮食多到腐烂，国库里钱财太多连串钱的绳子都朽断了。历史上把文帝和景帝统治时期称作“文景之治”，这是中国古代史上第一个盛世，大汉由此一步步走到了最强盛的时期。
公元前141年，景帝刘启驾崩，他在位十六年，死时年仅四十八岁。他的父亲文帝刘恒活了四十五岁，两人的寿命都不算长，但他们联袂创造的文景盛世，永远照耀着中国历史奔腾不息的长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