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王朝建築在黃河上游，為高地居民所建之王朝，而商王朝則建築在黃河之下流，為低地居民所建之王朝。商王朝繼夏王朝而起，最近有關於該時代直接史料之發見，對於中國古代史之可信價值，有甚大之貢獻。
關於殷商一代新發現的直接史料，其主要者為殷墟甲骨文字。其發現在淸光緒戊戌、己亥間，出於河南安陽西北五里之小屯。地在洹水南，洹水三面環之，正合史記項羽本紀所謂：「洹水南殷墟上」也。此等甲骨，大體乃殷代帝王盤庚以後。用以命卜之辭，刻於龜甲及牛骨之上者。
史記載殷帝王有名字世次，無年數，略如夏代。
史記殷本紀：自契至湯，十四世，國語周語：「玄五勤商，十四世而興。」荀子成相：「契玄王，生昭明，居於砥石，遷於商。十有四世，乃有天乙，是成湯。」皆與史記合。湯至紂三十一帝，除太乙為三十帝。十七世。三代世表、古今人表均作十六世。
商代（湯以下）帝系表大戴記少閒篇：「成湯卒崩，二十二世，武丁即位；卒崩，九世，末孫紂即位。」國語周語：「帝甲亂之，七世而亡。」與史記皆合。晉語謂：「商之享國，三十一世。」或數太丁，或數武庚，不可知。孟子云：「由湯至於武丁，賢聖之君六。七作。」亦與史記合。
大體論之，殷商一代年歷，應在五百年左右。
劉歆三統曆殷代六百二十九年，竹書紀年史記殷本紀集解所引。則謂湯滅夏至紂二十九王，四百九十六年。今以三十年一世推之，商十七世，逾五百年，亦非大遠情實。左宣三年，王孫滿言：「商祀六百。」孟子謂：「由湯至於文王，五百有餘歲。」是也。
最要者，史記所記載，乃為最近新發見之殷墟甲骨文字所證實。
首為此項工作者，為王國維氏之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及續考。見觀堂集林卷九。其最要之發見如次：
一、推證殷人出自帝嚳之說。據此則史記殷本紀、世本、山海經、左傳、魯語、皇甫諡帝王世紀種種傳說可以參證連貫，均因卜辭之發見而重新估定此等書籍在古代史料上之價值。可見中國古代書籍記載，不僅如史記等見稱為謹嚴之史書者有其可信之價值，卽素目為荒誕不經之書如山海經等，其中亦有可信之史料。而近人乃轉謂除直接發現之物證外，上古流傳文字記載，皆不可信，豈不顛倒之甚！又據此知五帝之系統雖出於戰國後人之編造，而五帝之個別傳說，則各有淵源，決非亦出後人所捏造。如殷帝之出帝嚳，即其一例。虞、夏出顓頊，殷商出帝嚳，本屬東、西兩系統，此後中國漸趨統一，乃謂雙方皆出皇帝。古史之新系統，隨時代精神之新需要而轉變。今殷商出帝嚳之說，既有甲骨卜辭為之證實，則夏本紀謂夏人出自顓頊，司馬遷亦應有其根據，不得因吾儕未發現此等直接材料，而遂疑其不可信。
二、發見卜辭有王亥，即史記中之振。「振」乃「亥」字之譌。據此則山海經、竹書紀年、呂氏春秋、楚辭、天問、世本、管子、漢書古今人表種種傳說記載，盡可參證連貫。
三、又有王亥而發見王恒。此為史記、世本、竹書紀年所不詳。以卜辭證天問，可以補古史之缺。
且所證者均在成湯之前，因此史记所載夏代古史，亦同樣提高其可信之地位。
史記自契至湯十四世，而夏代自禹至桀，亦十四世。桀與湯同時，則禹與契亦可略同時。史記所載殷代湯以前事，既有甲骨文為之證明，則史記記載夏代桀以前事，雖此時尚無同樣直接之史料為之作證，而史記之非嚮壁虛造，則可不證自明矣。尚書堯典說禹與契同在虞廷，史記五帝本紀說夏、殷同出黃帝，此等說法可出後人偽造。然史記載夏、殷曆世帝王名字、世次，乾燥無味，未必亦出後人之偽造。史記可以有漏說，有譌誤（例如前舉），而大體則可信。此卽前節所辨，「傳說」有來歷，與憑空假造不同也。
至成湯以下之世系大略，史記與卜辭亦可相證。
繼王氏研治殷墟甲文以證論古史者有郭沬若氏。郭氏疑王氏之考證不可信，其說有三：見郭氏中國古代社會研究。一謂自盤庚遷殷至紂，殷本紀凡八世十二君，而竹書言有七百七十三年，推算不合。二謂卜辭中有多數人名疑如帝王，如祖丙、祖戊、小丁、小癸等，均為殷本紀所無。三謂盤庚以下世系年數既可疑，以前更不敢遽信。此三點中，最要在第一點。史記殷本紀集解引竹書紀年云：「湯滅夏至受四百九十六年。」惟又一條則云：「自盤庚至紂七百七十二年。」此兩條自相矛盾，知其中必有誤字。朱右曾竹書紀年存眞，逕自改盤庚至受為「二百七十三年」，並無根據，而殊近情理。郭氏據此一條有誤字的。而推翻王氏之論證，實嫌證據不充分。第二點則根據第一點而來，王氏於此已有解說。謂殷人王位兄終弟及，故諸兄弟雖早世未踐君位，而祭亦與君同祀，其推想殊近情理。第三點又根據第一、第二點而來，而前兩項既有解答，第三疑自難成立，據此史記記載殷代帝王世系實大致可信，即無從推翻夏代的，謂是全不可信也。除非有相反的證據發見。
殷人居地，大率似在東方。自湯以前，大體皆在今河南省大河南岸商丘所謂「宋」。之附近。
帝嚳居地毫史記五帝本紀集引皇覽：「帝嚳塚在東郡濮陽頓邱城南毫陰野中。」與湯居之毫，漢書地理志臣瓚注：「山陽郡薄縣，湯所都。」均即宋地。契居蕃，見世本。即漢書地理志之魯國蕃縣。史記殷本紀謂「契封於商」，則宋國商邱。邱，虛也。商邱，即商墟也。相土居商丘，顓頊之虛，又謂帝丘，即春秋之衛。左傳定公四年。祝佗曰：「取於相土東都，以會王之東搜」是也。舊說湯以前八遷，大率皆東方地。史記六國表謂「湯起毫，在西方」，後頗有主之者。緯書（商頌正義引雒予命，又藝文類聚引尚書中候。）有「天乙（卽湯）在毫，東觀於洛」之說。然緯書後起不可信。鄭玄云：「契封商，在太華之陽。」卽戰國之商於地，今陝西商縣。）然古本竹書紀年謂：「秦封衛鞅於鄔，改名曰商。」（水經濁漳水引。）則陝西商地，其名後起。孟子：「伊尹耕於有莘之野。」東方宋地亦有莘。然則謂殷起西方，惟史記一說，孤證難立。
至河亶甲居相，祖乙遷耿，乃至大河之北岸。
亶甲城在安陽縣西北五裡洹水南岸，帝王世紀。又呂覽音初篇：「殷整甲徒宅西河。」此西河在衛地，整甲卽亶甲也。自是殷人始北遷。耿史記殷本紀作「刑」，卽左宣六年及魏策之「刑丘」杜注：「河內平皋縣。」亦在河北，今河南省溫縣東二十裡。史言紂「廣沙丘苑台」，沙丘、刑丘，是自河亶甲、祖乙、盤庚至紂，其實皆在數百里間之地也。
至盤庚徒殷，卽漢書項羽傳所謂「洹水南殷墟」，今甲骨出土地也。此據竹書紀年。史記則謂，盤庚重遷河南，居毫，至武乙始遷殷。至紂更不遷都。
自湯至盤庚，十世十八帝。自盤庚至帝辛，七世十二帝，此一期大率當過二百年。故至商紂時，商邑日大，南距朝歌，北據邯鄲及沙丘，皆為離宮別館。此據竹書紀年。聚衆百萬，左飲淇水喝，右飲洹水不流，此據戰國策。其盛況可想。
古代黃河自河南東部卽折而北向，經今之漳河流域而至今河北之滄州境入海。商民族則正居河南、山東、河北三省相交黃河下游一隈之四周，恰與夏民族之居於河南、陝西、山西三省相交黃河上游一隈之四圈者東西遙遙相對。春秋伯陽父曰：「昔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見夏、商根據地之東西相對峙。大抵下游低地，氣候土壤均較佳，生活文化較優，而居民較文弱，亦易陷於奢侈淫佚。上流高地，氣候土壤較惡，生活文化較低，而居民較強武，勝於軍事與政治方面之團結。夏人勢力逐次東移，漸漸往下，征服下游居民，而漸漸習染其驕侈淫佚之習氣，如太康之遊畋忘歸，以及夏桀之荒淫皆是。於是下游民族，乘機顛覆此統治者而別自建立新的王朝。如后羿、寒浞與商湯皆是。夏、商既同為漢民族之兩支，則夏、商以前中國民族最先居地應何在，此亦難詳論。殷人自商湯滅夏，漸漸形成規模較更像樣之國家，至周人則又起於西方，仍循夏人形勢，東侵征服殷人，而漸次移殖於大河下流一帶之平原。如此則黃河上下游相互綰結而造成中國古代更完備、更像樣之王國，是為周代。
漢人傳說「夏尚忠，商尚鬼，周尚文」，此論三代文化特點，雖屬想像之說，然以古人言古史，畢竟有幾分依據。大抵尚忠、尚文，全是就政治、社會實際事務方面言之，所謂「忠信為質而文之以禮樂」，周人之「文」，只就夏人之「忠」加上一些禮樂文飾，為歷史文化演進應有之步驟。其實西方兩民族皆是一種尚力行的民族，其風格精神頗相近似。商人尚「鬼」，則近於宗教玄想，與夏、周兩族之崇重實際者迥異。故虞書言禹為司空治水，棄後稷司稼穡，而契為司徒主教化。禹、稷皆象徵一種刻苦篤實力行的人物，而商人之祖先獨務於教育者，仍見其為東方平原一個文化優美耽於理想的民族之事業也。厥後至春秋、戰國時，宋人猶每有不顧事實騁於理想者。惟孔子以宋人而祖世居魯，一面抱有偉大高遠之理想，而一面又深愛周文化之陶冶，極慕周公以來之政制，切於實際，可見之於行事，遂成中國古代文化思想大成之聖人焉。又按：中國古代文化孕育於北溫帶黃河兩岸之大平原，以農業為主要之生活，因此其文化特別具有「著實」與「團結」與「和平」之三要素，不如印度之耽於玄想，亦不如波斯、希臘、羅馬之趨於「流動」與「戰爭」與「分裂」。吾人若一游西安、洛陽、安陽、商丘以及濟南、曲阜諸平野，溯大河，曆廣土，茫茫乎，蒼蒼乎，徘徊俯仰之間，必能想像我民族先民偉大創基之精神於依稀仿佛中也。
根據殷墟甲骨文字，知商代耕稼、種植、牧畜、建造、關於人類生事各方面之文化程度，已頗像樣。
關於耕稼方面甲文中有田、疇、禾、穡、黍、粟、來、麥等字，又有酒、鬯等字，祭鬯至百卣，見其時釀酒之盛。種樹方面，有圃、果、樹、桑、栗、絲、帛等字，知其時已有養蠶業。牧畜方面，有馬、牛、羊、犬、豕、豚、鶏、彘等，家畜、家禽之名稱極夥，知其時畜業亦甚盛。建造方面，有宮、室、宅、家、舟、車等字，知其時家屋建築與交通工具已相當進展。卜辭中行獵次數特多，此因卜、獵本屬相關，同為屬於祭祀下之一種典禮。古代貴族以行獵為典禮，亦即以為娛樂，此直到春秋乃至西漢仍然。不能據此謂其時「正從漁獵初進為農耕」。卜文小不及黍米，甲骨至堅，契刀必極鋒利，則其時煉金術必已經相當之演進，不能說商代「正從石器進至金器」。至其時尚有用石器者，則自屬事實。鹽鐵論載漢武帝以後有「木耕手耨」之事，豈可據此以推論漢中葉之社會文化？至謂商代方在一「母系中心的氏族社會」，此據商代帝王「兄終弟及」之制度推論。然此最多可謂此種制度淵源於此種社會，不能便謂仍是此種社會也，且商代三十一帝十七世，直接傳子者亦十二、三，幾佔半數。春秋時吳通上國，其王位繼承亦仍是兄終弟及，豈得謂其亦為母系中心時代？又如以卜辭有「諸父」、「諸母」之稱，而認其為羣婚制，則此種稱呼至春秋猶然，豈可謂春秋亦羣婚時代乎？又謂其乃一「原始共產制的氏族社會」云云，更屬無據臆測。此皆郭氏中國古代社會研究一書中語。只就商代所表現於政治規模之進步論之，卽知此種說法之無稽也。
根據商代傳世鐘鼎彝器之多與精，更可見其時文化程度之高。
據殷文存一書所收殷器銘文在七百種以上，惟一因有周器濫入，二因有器、蓋不分，恐無此數。要之已甚為可觀。
若以殷代文化與周初相較。則頗見其有一派相承之迹。
周代銅器款識，與殷墟文字同出一原，一也。殷墟有骨笄，骨梳，知商人已有束髮之俗，二也。甲骨文及銅器中畫人坐作形，則席地乃殷、周同俗，三也。尊、罍、觚、爵、鼎、鬲諸器，殷、周皆同其形制，四也。兵器戈、矛、弓、矢、刀等，甲文與銅器無殊。殷墟所得弓、矛亦與周器大同，五也。周代字，甲文作等，同有編簡之制，六也。殷、周同用貝為貨幣，「貝」字常見於甲文及銅器中，七也。
蓋古代此黃河東、西兩隈之交通，早已殷繁，故於商人中亦時見舜、禹故事之流傳。夏、殷兩代文化已見交融，更何論於後起之殷、周。
周人滅殷前，兩國在政治上早已發生關係，並非為不相聞問之兩民族。謂殷、周之先本無關係者，乃崔述豐鎬考信錄說。
據傳說，周王季曾命為殷牧師，後漢西羌傳注引竹書紀年。其後文丁殺季曆。呂覽首時，晉書束皙傳、劉知幾史通疑古、雜說兩篇。西伯與九侯、文王世子：「西方有九國焉。」詩：「我征徂西，至於艽野。」「九」、「鬼」同聲。禮記明堂位作「鬼侯」。鬼方正在西方也。鄂侯史記晉世家集解引世本：「叔虞居鄂。」卽大夏。左隱六年：「翼嘉父逆晉侯於隨，納諸鄂。」此在晉南。三公皆在殷西。又為紂三公，而西伯見囚於羑裡。左傳襄二十一年、趙策、韓非子、尚書大傳、史記、褚先生補史記龜策列傳等書。則殷、周關係已夙有之。或武乙之暴雷震死於河、渭之間，殆如周昭王之南征而不復也。據此則殷之忌周已甚，而周之蓄志翦商亦已久矣。文王死未葬，武王奉文王木主以伐紂，蓋以乘紂之不備。及周之得志，並其先世事皆諱之，若伐紂盡出弔民伐罪之公，並無一毫私意存於其間。此猶滿清初以告天七大恨興師叛明，及入關後亦諱不復道也。
而且殷、周之關係，已顯如後代中央共主與四方侯國之關係。
此證之周人自述。詩大雅：「摯仲氏任，自彼殷商，來嫁於周，曰嬪于京，乃及王季，維德之行。」此見王季時與殷畿諸侯通婚姻也。尚書召誥召公語。稱「大國殷」，多士周公語。稱「天邑商」，大誥成王語。稱「小邦周」，顧命康王語。稱「大邦殷」。此皆周人已滅商後之文告。可見以前殷、周國際上地位名分確有尊卑，決非敵體之國，為並世所共認，故周人亦不能自諱也。
更據周人所稱述，知當時之殷、周，乃略如以前之夏、商，夏、商、周三代之觀念，起源甚早。
召誥云：「皇天上帝，改厥元子，茲大國殷之命，惟王受命。相古先民有夏，今時既墜厥命。今相有殷，今時既墜厥命。今王嗣受厥命，我亦為茲二國命。」
在夏時已有所謂中央共主與四方侯國之國際關係，此種政治上名分成立與維持，為考論中國古代史文化演進一極端重要之問題，不可忽視。及至殷未周初，此等共主與侯國之政治演進至少已有七、八百年以上之歷史。而且殷在安陽，周在豐鎬，相去千裡外，若以安陽為中心，安陽至豐、鎬之距離為半徑，畫一圓周，約略可以想像殷王室政治勢力圈之大概。今殷墟發掘所得海濱居民之器物甚多，知殷人與東方海岸之關係，必甚密切。商亡，有箕子避至朝鮮之傳說，或殷王室勢力本自及於朝鮮半島也。政治上能有此名分上之維繫與分別，只據此點，卽可推想當時一般文化之程度。實則此層與上論史記列載夏、殷帝王名字世次一節，只是一事之兩面。自禹、啟以來，中國古史上已有中央共主傳世相承千年之久，雖王朝有夏、商之別，政治演進，則仍是一脈相沿。治古史者每忽略此點，好將中國古代文化壓低，好將古代年曆縮短，逐至周代有突飛猛進，不知其所從來之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