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文王立太子风波
周武王是周文王的第二个儿子。文献对他形貌的描写也很夸张，身高九尺五寸，国字方脸，面色紫红，龙眉凤目，鼻子高隆，颌下有三须。史载，周武王的同胞兄弟共有十个，生母都是正妃太姒，还列出了十兄弟的名字：伯邑考、武王发、管叔鲜、周公旦、蔡叔度、曹叔振铎、成叔武、霍叔处、康叔封、冉季载。
姬发是周文王的次子，周文王为何不立长子伯邑考而立姬发呢？
司马迁说，十兄弟中周文王最喜欢姬发、姬旦，常常把他俩带在身边。而伯邑考很早就过世了（《周庙志》说伯邑考寿二十一岁），所以立姬发为太子。但是伯邑考早逝的原因，司马迁并没有记载。据说是在文王羑里之囚期间被纣王杀掉，炖成肉羹给文王吃。这一传闻流行于战国时期，然而屈原《天问》中叙及周文王时，并未提到食子的事，可能不靠谱。所以司马迁没有采录该传闻，只是留下一句模棱两可的话“伯邑考其后不知所封”，意思是说伯邑考后人的封地不知道在哪里。
周文王时期曾经有一场不大不小的立嗣风波。出土的北大汉简《周驯》中记载，周文王为立太子的事而犯愁，他问谋臣闳夭：“我有四个儿子，或贵或爱，或长或贤，就是不知道该立哪一个？”贵、爱应是姬鲜、姬旦，长是伯邑考，贤指姬发。闳夭对立嗣的四条原则，立贵、立爱、立长、立贤一一作了评价，认为贤为嗣子的根本，贵而不贤、爱而不贤、长而不贤，都会给国家带来灾难，“非徒亡国而已，又将伤其先人”——不仅仅导致亡国，更会累及先人的声誉。周文王听从了闳夭的建议，最后圈定贤能的姬发为太子。
伯邑考也很想当太子，但他有自知之明，看到群臣都站在姬发那一边，就自动引退了。伯邑考可能因立嗣之事，精神郁闷，导致早卒而无后，所以几个兄弟中独他没有封地。
周文王对姬发深寄厚望，耗费了很大的精力，生前反复告诫姬发，要仁政爱民、让利于民、慈惠温良！为了把姬发培养成一位合格的接班人，那位德高望重的吕尚自然成了姬发的老师。吕尚也对这个未来的主子倾心教导，修其正心，育其德行。譬如姬发有一个怪癖，嗜好臭咸鱼。一天，姬发拿着刀子，想要去切咸鱼。吕尚却把咸鱼撤走。姬发很不高兴，将这事告到周文王那儿去了。周文王问吕尚：“发儿那么喜欢咸鱼，你为啥不给吃？”吕尚回答说：“祭祀和宴会上，咸鱼都摆不得。怎么可以用这种违礼的臭东西来养太子？”可见吕尚对姬发用心之苦。
姬发也没有辜负周文王和吕尚的期许，汉简《周驯》里称“太子发勇敢而不疑”，赞扬姬发坚决果敢，是一个明智、理性的人。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如果说周文王仁慈智慧，处处谨慎，那么周武王则更胜一筹，果断勇猛，充满自信，永不言败，属于开拓型的领袖。
周武王即位之后，任命吕尚为军队统帅，同母弟姬旦（周公）为辅相，姬奭（召公）、姬高（毕公）等为谋臣，组建一个战斗力极强的领导团队，发奋图强，日夜不辍，以继承周文王的灭商大业。
周文王设下的局
根据史书记载，此时的商纣王却是一个彻头彻尾、残暴不仁的“独夫民贼”，与周武王的开明、睿智、果敢形成鲜明对比。商纣王所重用之人，都是奸佞之徒：主持朝政的是贪婪好财的费仲，负责军务的是喜欢搬弄口舌的恶来。
恶来是后世秦人的先祖之一，蜚廉的儿子。蜚廉善于奔走，恶来力大如牛，父子二人都效命于纣王。秦族起源于东方，后迁徙至晋陕一带，附属于殷商王朝。因而秦族首领也是殷商王朝的贵族。恶来可能是亚来的讹误，亚是殷商官职，来是名字。亚，频频出现于甲骨卜辞和西周金文，属于高级武官。恶来是殷商晚期商军的主要统帅之一。《吕氏春秋·当染》中说：“殷纣染于崇侯、恶来。”司马迁也批评恶来善毁谗，喜欢背后说诸侯的坏话。实际上，恶来与崇侯虎都不是坏人，不但勇猛而且忠心，他们的言行举止都是在维护殷商王朝的统治。只不过因为立场差异，所以成了周人的眼中钉，被刻意贬损。
殷商也不乏受到百姓爱戴、周人敬佩的真正贤者，如比干、商容、祖伊，但他们都被商纣王冷落一旁，都没有好下场。
比干，是帝乙的弟弟，纣王的叔父，名字为干，因采邑在比（今山西汾阳西北），所以称之为比干。比干生性耿直，对纣王的所作所为颇有微词。由于他的王叔身份，很令纣王忌惮，因而被纣王剖心杀死。比干犯颜强谏，流芳百世，被尊为圣人。
商容，真名失传，因为他是负责礼乐之官，知礼容，所以称之为商容。商容为人贤明，是一个不同政见者，受到费仲的排挤，只好退隐闾里。商容与纣王叔父箕子齐名，并称为“二忠圣”。祖伊也是殷商贵族，看到纣王长着一颗比花岗岩还要坚硬的脑袋，屡谏不听，失望而去。
然而，纣王“亲小人，远贤臣”的恶行都是周文王设下的局。周文王为了瓦解殷商统治阶层，采取了离间分化的策略。费仲之类的佞臣，是周文王极力扶植的重点对象，他们受到纣王的宠幸，堪称商朝王廷的“猪队友”。
周文王有一块精致的玉版，纣王让胶鬲去索讨，周文王故意不给。纣王又让费仲去索讨，周文王爽快地给了他。因为胶鬲出身卑微，“举于鱼盐之中”，来自鱼盐贩子，是个贤人。周文王不想看到殷商贤人得志，希望纣王身边被一群阴险小人、无道佞臣团团包围，使他迷失方向，走上亡国丧身的不归路。周文王分化殷商统治阶层的手段大致如此。
对于比干、商容、胶鬲之类的贤人，周文王能收买则收买，为己所用，胶鬲后来就暗通周文王，成了伐商的“第五纵队”；对于收买不了的就借刀杀人，设法除掉，免得资敌。像崇侯虎、恶来那些忠勇双全的武将，是抵抗周人大军的中坚力量，只能在战场上予以扫灭。
为了颠覆殷商王朝，周文王及其谋臣真可谓处心积虑。王朝战争就是一场肮脏的游戏。
周文王从羑里脱身回到岐周之后，看到岐周实力不及殷商，自己不是纣王的对手，突然变得荒淫糜烂，制玉门，筑灵台，击钟鼓，甚至相女童（嬖幸幼女）。当然，周文王自甘堕落，是为了欺骗对手，使纣王丧失警惕心。纣王闻讯后，果然中计，大喜道：“西伯昌改道易行，我高枕无忧了。”于是更加残暴，周文王的计谋得逞了。
周武王问政
周文王将荆条上的尖刺一根根拔除干净，留给太子姬发的只剩下光秃秃的木条了。幸福的太子登上王位之时，接手的是一个人才济济、兵强马壮的强大国家。而他的对手商却是一个千疮百孔的王朝，君主荒淫，臣属无能，诸侯离心，军心涣散，百姓困顿。
战国中山王□铜鼎及鼎上的《武王诫铭》
《武王诫铭》释文：唯十四年，中山王□作鼎，于铭曰：“呜呼！语不废哉！寡人闻之：‘与其溺于人也，宁溺于渊。’昔者燕君子哙睿□夫悟，长为人宗，于天下之物矣……”
对比之后可以发现，力量的天平严重向周人倾斜。难能可贵的是，周武王并未因此而盲动。他怀着戒惧惕厉之心，践阼才三天，就虚心向老师吕尚求治国强兵之道。
周武王问政的内容记录在《武王践阼》中，出土的战国楚简和西汉文献中都有这篇文献。践阼，就是登上王位。武王即位之后，并未改元，而是自称太子发。因为太姒梦中，在殷商王庭种下梓树的是姬发，所以姬昌、姬发父子同时受天命，延续文王的受命纪年当然顺理成章。
尽管竹简和文献里都掺和了战国儒家、道家等学说的观点，但是武王问政之事并非后人凭空捏造出来的。河北平山县一座战国时期的中山国王□（cuó）大墓中，挖掘出一件青铜鼎，铭文上赫然出现了《武王践阼》中的一句格言：“与其溺于人也，宁溺于渊。”这尊中山王□铜鼎的年代约为公元前308年，与屈原同时期。两千三百年前的古人是不会撒谎的，《武王践阼》的历史可信度颇高。
周武王践阼之后，到底向吕尚求教了哪些治国之道？
武王问吕尚：“你可否用不到十句话，概括让国运百世昌盛之道？”吕尚回答：“能。”于是周武王站在南边，脸朝北面，洗耳恭听吕尚的教诲。
吕尚说：“意志压倒私欲国家昌盛，私欲压倒意志国家灭亡。意志胜私欲百姓顺从，私欲胜意志百姓造反。戒惧压倒轻慢带来吉利，轻慢压倒戒惧带来灾祸。无戒惧之心就无法求正道，无法求正道就乱政。乱政者使国家灭亡，戒惧者传至万世。使百姓不造反而顺从，百姓就愿意为我所用。”
哈哈！吕尚只说了五六句话，不到十句。吕尚所言的正道核心就一个字“敬”，意思是戒惧。治国理政必须如履薄冰，战战兢兢，常怀戒惧敬畏之心，国运才能万世永隆昌。
虽然不到十句话，周武王听了却倍感恐惧，汗流浃背。于是他在随身物品、器皿上铭刻下几句格言，朝夕面对，以此来警示自己。这就是著名的《武王诫铭》。
《武王诫铭》有七处。
草席四个角，席前左角写着“安乐必戒”——居安思危，席前右角写着“毋行可悔”——不要做会后悔的事，席后左角写着“眠之反侧，亦不可不志”——睡中辗转反侧时也不要忘记，席后右角写着“所监不远，视迩所代”——殷鉴不远，教训就在你的眼前。
门扇转轴上写着：“皇皇惟谨，怠生敬，口生诟，慎之口口。”——务必谨慎，话能招致恭敬，也能招致诟骂。言辞要慎之又慎。
镜子上刻着：“见其前，必虑其后。”——见其前更应思其后。
盥盘上刻着：“与其溺于人，宁溺于渊，溺于渊犹可游，溺于人不可救。”——与其溺于小人中，毋宁溺于深渊中，溺于深渊还可游，溺于小人不可活。
楹柱上写着：“毋曰何伤，祸将长；毋曰胡害，祸将大；毋曰何残，祸将延。”——不要说有啥伤害呢？灾祸马上就来了。不要说没啥伤害吧？灾祸马上就扩大了。不要说去残害什么？灾祸马上就延长了。
权杖上刻着：“恶危？危于忿连。恶失？失道于嗜欲。恶忘？忘于贵福。”——在哪里会出现危难？危难产生于愤怒之中。在哪里会失道？道在嗜好和私欲中失去。在哪里会忘怀？忘怀于富贵之中。
窗户上刻着：“位难得而易失，士难得而易外。”——宝座得来难，失去容易；人才得来难，流失容易。
周武王的诫铭，字字珠玑，句句箴言，无不散发出耀眼的智慧之光。他强调“敬”的功用与价值，“敬”就是警惕、戒备，无论何时都不能松懈。这是理性的光芒，一位真正的王者应具有的品质。即使放在今天，仍然是经世修身的圭臬。难怪两千三百年前的中山国王□会对周武王的盥盘诫铭着迷，并将它镌刻在青铜鼎上。
周人灭耆国
武王践阼之时，殷商王朝已经处在亡国的前夜。各种骇人的诡异现象层出不穷，诸如五星聚于房，鬼哭山鸣，亳都连续落下十天的土灰；六月大雪纷飞，或者下起雨血雨灰，天降陨石，大的如瓮缸，小的如簸箕；等等。
朝歌城角落里有个小酒杯，突然飞出一只乌鸦。商纣王大为惊讶，让一位贞人来占卜吉凶。贞人说：“以小生大，这是罕见的吉兆。国家必多福，大王的英名也将倍加显耀。”这话纣王爱听，从此他整日沉溺于扬名立万的幻象之中，不理朝政，更加荒淫。殷商王朝就像斜坡上的滚石，加速滑向覆灭的深渊。
既然天命已经在抛弃商纣王，那就应该顺天意而为之。
武王践阼之后的第二年，也就是受命八年（公元前1049年），周武王出兵大举进攻耆国。武王征伐耆的事件不见史传文献，只有清华简《耆夜》中记载。一经发现，立即掀起轩然大波。
引发激烈争议的焦点在于，攻打耆国的究竟是周文王还是周武王？
司马迁说伐耆的是周文王，而且也得到了上博楚简《容成氏》的证实。清华简《耆夜》却有武王征伐耆的记载。对此，学术界讨论得很热闹。一会儿有人说清华简《耆夜》是伪文献，不靠谱，伐耆的是周文王；一会儿又有人说，耆国在殷商王畿范围之内，宋代就有人怀疑周文王这么一位大圣贤，断断不会以下犯上，杀入殷商的王畿之地，伐耆是武王的事，如今终于被出土文献所佐证；一会儿又有人说，两人都攻打过耆，但不是同一个小国。
那么真相如何呢？
周文王、周武王都伐耆，而且是同一个耆，都在今山西黎城县。山西黎城县出土了西周时期的楷侯宰铜壶，铭文中有“楷侯宰”。根据音韵学知识，“楷”与“皆”“耆”“黎”等是可以通用的，证明了古代山西黎城县确实存在一个耆国。而这个耆国，就是周文王、周武王都征讨的耆国。
耆国是一个叛服无常的国度，被周文王打败表示臣服之后，趁文王死去而又猖狂叛离，不听从周人的号令，所以就有了周武王的第二次征耆之战。
周文王受命四年（公元前1053年）第一次伐耆，四年后周武王再次伐耆。为什么周人会对耆国如此执着呢？因为耆国地理位置相当重要，而且周文王伐耆时，阴沟里翻船，栽倒在纣王手里，被囚禁在羑里。这是岐周的奇耻大辱，武王如果不能一雪此恨，何以立威？又怎么率诸侯伐商？
耆国所在的黎城县，距离安阳殷都不过百余千米，地处河南、河北、山西三省的交界点。华北平原进入山西高原，自古以来有八条险峻异常的交通孔道——太行八陉。其中有一条自河北临漳至山西长治，称为滏口陉。殷商时期，滏口陉是安阳殷都与西北众多方国之间往来的最主要通道，也是汾河谷地通往殷都的捷径。黎城县位于太行山脉中部的峰岭上，平均海拔超过八百米，是太行山区地势最高的县城，是滏口陉的咽喉要道，千百年来都是兵家必争之地。
周人灭了耆国，就切断了殷商与西北方国之间的联系，进而将今山西地区收归囊中。而且站在太行山的顶峰，居高临下，不到几天就可以杀到安阳殷都。
史称“三分天下，周有其二”，九州中只有青、兖、冀三州属于殷商的势力范围，其余六州都依附周人。而青、兖二州，是东夷所居之地，叛服不定，殷商的统治摇摇晃晃。
冀州很广阔，从今陕西渭南华山到今河北燕山之间都是，只要控制了今山西，周人基本上就拥有了冀州，安阳殷都和朝歌就成了纣王仅有的两座孤城。所以，对纣王来说，耆国是一块绝对动不得的奶酪。周文王伐耆，挑动了纣王的敏感神经，纣王不顾连年东征夷方的疲惫，出兵一战而擒文王。
周武王兴兵再伐耆，是在受命八年（帝辛二十七祀，公元前1049年）的深秋，距离文王去世的时间不长。所以孤竹国的两位王子伯夷、叔齐痛骂武王：“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谓孝乎？”——你的父亲还没有下葬，你就大动干戈，这是孝顺吗？
武王如此着急出兵，一是他对羑里之耻耿耿于怀，报仇心切，二是立威天下，消除诸侯对自己的疑虑。因而伐耆之役，武王御驾亲征，志在必得，吕尚辅佐，毕公姬高为主将，周公姬旦、召公姬奭、辛甲、作册逸等国中精英全员出动，军中锐卒也整装出发。辛甲的采邑在长治盆地，是这次战争的前进据点和后勤基地。
此时纣王已是强弩之末，根本无力迎战。周人出动战车，将士披甲戴胄，士气高涨，一举攻克耆国，洗雪了四年前的文王之耻。
武王赋诗
大胜之后，周武王凯旋，在文王太室告慰文王在天之灵，并举行饮至典礼，以庆贺这个伟大的胜利。饮至典礼是战争之后，献祭于宗庙、犒赏三军的隆礼，内容包括献俘授馘（guó）、饮至大赏、征会讨贰，也就是清点伤亡和斩获数量，大摆庆功酒宴，论功行赏，举行军事演习，准备下一轮的战斗。当然，最重要的环节就是酒宴行赏。
清华简《耆夜》记录了这次酒宴上，武王君臣尽兴吟诗的情景。酒宴在夜晚举行，地点是祭祀周文王的镐京文王太室。太室，属于殿堂式建筑，建筑布局可以从岐周宗庙看出。有东、西、北三墙，东墙称之为东序，西墙称之为西序。庙堂东侧称东厢，西侧称西厢。北墙开有门窗，通往庙堂后的室。南面无墙，但东西两侧都有石阶，东阶称为阼阶，西阶称为宾阶。周武王走东阶，群臣走西阶。
推测当时武王君臣的具体座次是，武王居中，东厢坐着东道主周公旦，辛甲旁坐，西厢是这次酒宴的客人毕公高，召公奭陪坐。作册逸负责记录，他是武王的国务秘书，在文献中又名尹逸、史逸。吕尚是军队统帅，因而被武王任命为司正，以军纪监酒。这不是寻常百姓的聚餐吃饭，而是国家最高层次的宴会，必须铁面无私，赏罚分明。在周成王一朝，周公旦、召公奭、作册逸、吕尚这四位元老，被尊为“四圣”。
这次酒宴，周公旦做东，请毕公高喝酒吃饭，当然所有的开销由周武王买单。这说明伐耆之役，毕公高担任主将，居功至伟。其后武王将毕公高的一个儿子赐封于耆，称为楷伯。所以有一件青铜器铭文中，楷伯自称“十世不忘，献身在毕公家，受天子休”。
周武王先致开场白，举起爵杯，敬毕公高，即兴赋诗一首《乐乐旨酒》：
我们畅饮美酒，宴请毕召二公。
兄弟诚信仁爱，百姓臻于和同。
将士威武雄壮，灭耆气势如虹。
速速饮下此杯，美酒无始无终。
向毕公高祝酒之后，武王又举起爵杯，再敬周公旦，也赋诗一首《 （yóu）乘》，接着轮到做东的周公旦赋诗庆贺毕公高和武王。
君臣畅饮正酣之际，一只蟋蟀跃到堂上。蟋蟀是候虫，候虫知时节。周公旦睹物思情，勾想起一桩桩往事，从文王受命到羑里之囚，再到伐崇、迁丰，最后文王之死，感叹时光的流逝，慨然吟诗一首。这首诗就是著名的《蟋蟀》，后来毕公之子受封耆地，此诗也被带到今山西去。由于受人喜爱，广为散播，最终收入《诗经》，成为千古传颂的瑰丽奇章。
周公旦在宴会上吟唱的《蟋蟀》，与《诗经·唐风·蟋蟀》文本有很大的差异，前者有117个字，其中15个字漫灭不清，后者只有96个字。前者文本较为松散、原始，后者句式整齐划一，都是四言句式，有很明显的加工与再创作痕迹。简单地说，《诗经·唐风·蟋蟀》是《耆夜·蟋蟀》的缩写版、改写版。
不过，两首《蟋蟀》的诗旨一脉相承。《诗经·唐风·蟋蟀》的写作背景是，今山西太原一带民风俭朴，终年劳苦不休，而当时的国君晋僖公沉溺于游猎赏玩，生活奢靡，所以诗歌婉转相劝，希望晋僖公行乐之际不要忘记了老百姓的疾苦，要适可而止。《耆夜·蟋蟀》写于伐耆大胜之后的欢庆酒宴上，核心思想是“康乐而毋荒”，也就是有节制地行乐。周公旦身为杰出的政治家，未雨绸缪，提醒武王君臣不要被胜利冲昏了头脑，大胜更须戒骄；不能纵乐过甚，要时刻谨记伐商大业尚未完成，未来的路还很漫长，还很艰难。
在那一夜的酒宴上，周公旦始终保持一颗清醒的头脑，他写给毕公高的诗中有这么两句：“王有旨酒，我忧以浮。既醉又侑，明日勿慆。”——大王有美酒，我担心失礼被太公望罚酒。喝酒就要一醉方休，但是明天不要犯错误。这两句诗其实是说给周武王听的，提醒周武王勿忘周文王的临终教诲——《保训》，要恪守中道，戒惧惕厉，胜不骄败不馁，方能成就大业。
伐耆之后，黄河以北的冀州之地基本上被周人控制。站在高高的太行山上，眺望东方辽阔的华北平原，一切尽收眼底。殷商王朝的心脏——安阳殷都和朝歌，已经暴露在周武王的锐利尖刀之下。
然而，周武王并未趁势直捣安阳殷都和朝歌城。这是为什么？
孟津渡河受阻师返
伐耆大胜之后，信心爆棚的周武王开始考虑进攻殷商王朝的作战计划。
《逸周书·和寤》中记载，周武王在鲜原（今陕西咸阳东北一带）召见伐耆之役中功勋卓著的毕公高和召公奭，共议伐商之谋时，教导他们要立足百姓，实行惠民、利民政策，那种腔调，与他刚即位时向吕尚求教的治国之道大同小异。可见，强国安民是周武王发动战争的目的。
为民谋福祉的战争，是圣贤的战争。为私欲而掠夺的战争，是暴君的战争。圣贤之战，虽然力量弱小，但是能够得到百姓的拥护，积小胜为大胜，最终彻底消灭比自己强大百十倍的敌人，这就是所谓的王者无敌于天下。圣贤爱惜民力，体恤士卒，所以慎战。他们不打无准备之仗，不发动没有把握的战争，让士卒的伤亡降到最少，让百姓承受的痛苦最低。周武王就是这样的圣贤。
翦商夺取天下，是公亶父以降所有周人领袖的终极目标。从迁岐下，到迁丰镐，周与殷商的距离越来越短了，这个目标也越来越接近了。
灭耆的第二年，也就是受命九年（公元前1048年），周武王率众在毕原上杀俘祭天，宣布向殷商王朝开战。
22年前，周文王初禴于毕，誓言要推翻商纣王的暴政。所以周武王自号太子发，以继承父业为己任。既然是太子，就说明姬发此时是“无冕之王”，不可能拥有自己独立的纪元，而是沿袭了周文王的受命年号，否则姬发成“逆子”了。
父在子不得自专。周武王声称不敢擅自做主，讨伐纣王是尊奉文王的遗命。他在中军的帅车竖起了周文王的神主牌，以此来号令诸侯。
誓师时，司马、司徒、司空等高级官员，齐刷刷列队，倾听周武王威严的训话：“诸位，肃静！我本无知之人，只是祖上有德，才让我继承祖先的功业！现在已定下赏罚规矩，以后就按这个来论功。”
申明军纪，检验自己的威望之后，周武王的战车骨碌骨碌地向东方进发。
周武王从丰镐出发，要进攻大邑商（安阳殷都）或者朝歌，只能走崤函险道。崤函险道是上古时期关中地区与中原地区的最重要通道。此道东起嵚崟山（今河南省三门峡市陕州区硖石乡），西至潼关，全长240千米。此道地形异常复杂，险峻难行。郦道元《水经注·河水四》中说，崤函险道“邃岸天高，空谷幽深，涧道之峡，车不方轨，号曰天险”。如果周人想推翻殷商王朝，就必须把崤函险道牢牢控制在手。周武王也确实这么做了。
这次行动，周武王与吕尚预先商讨过，大军通过狭长险要的崤函险道之后，在孟津（今河南孟津县东南约10千米）渡过黄河，先占领原（今河南济源）、邘（今河南沁阳附近），以控制豫、晋之间的交通孔道——南阳走廊，而后向东北疾行，直取朝歌或者大邑商。
但是，军队在孟津渡口集合完毕，要渡黄河时，出了一连串意外。
《淮南子·览冥训》中记载：“阳侯之波，逆流而击，疾风晦冥，人马不相见。”阳侯是传说中的一位诸侯，因溺水而死，化为水神。也就是说，周武王渡黄河之际，突然间波涛滔天，日月无光，天地一片晦暗。军中人叫马嘶，一片混乱。吕尚（一说是周武王）见状，左手高举黄金之钺，右手挥舞白旄旌旗，命令苍兕（掌管舟船的官员）：“你去统领大军，调集船只，速速渡河，迟到的一律斩首！”黄金之钺和白旄旌旗都是军中统帅指挥作战的信物，加上吕尚在朝歌肉铺练就的健壮双臂以及洪亮的叫声，让乱哄哄的队伍顿时安静下来。
周武王渡河，到了中流，一条白色的鱼跃上舟船，周人顿时欢呼雀跃。因为殷商尚白，白鱼入舟（周），这是周并吞殷商的好兆头。武王把白鱼杀了，用来祭天。在孟津渡过了黄河，上了北岸，又有火星从天而坠，落在王屋山脚下，化成一只乌鸦，浑身赤红色，叫声响彻云霄。乌鸦口中还衔着谷穗。贞人都说，这是大吉大利的征兆，因为周族尚红，谷穗是后稷的魂灵。
两个兆象，似乎都预示着周将取代殷商。史书上称，这时候追随武王的诸侯有八百个（当然是夸张之词），他们纷纷云集孟津，与周武王会于钩陈垒。诸侯们异口同声，请求武王：“纣王可伐！”
天道人心都在周人这一边，周武王却说了一句令人费解的话：“尔等不知天命，还不能伐纣王！”当即决定退兵。
到底当时发生了什么，让周武王对伐商如此的不自信，匆匆忙而来，又匆匆忙而去。司马迁称这次行动为孟津观兵。对此，世人解释是，周武王在孟津会盟诸侯，检阅军队，举行一次伐商的军事演习。也有人认为是周武王一次试探性的军事进攻，用以试探自己的威望和号召力，同时试探商纣王的反应，其实并不准备与纣王直接开战。
但是孟津观兵之前，周武王祭毕，奉文王木主以伐，郑重其辞地告三司，然后兴师动众，可见这是一次有决心、有信心、有底气的军事行动，绝非仅仅是检阅军队、军事演习或者试探性进攻。
那么，八百诸侯毕会，既渡黄河，周武王“乃还师归”，这是为何？
裴骃《史记集解》中引用马融的话来诠释白鱼跃舟时说：“鱼者，介鳞之物，兵象也。白者，殷家之正色，言殷之兵众与周之象也。”
白鱼跃舟当然只是传说而已，但其背后似乎暗示着商纣王的大军已经在王屋山脚下严阵以待，甚至与周人对峙于孟津渡口，发生过短兵相接。真实历史中的商纣王绝非史书上的那种只懂得吃肉喝酒，整天左拥右抱的昏君。商纣王久经沙场，好用兵，伐有苏氏、征夷方、擒文王，无一败绩，所以有“百战皆克”的美誉。而手下多骄兵悍将，《六韬》载称：“纣之卒，握炭流汤者十八人，以牛为礼以朝者三千人，举百石重沙者二十四人，趋行五百里，而矫矛杀百步之外者五千人。”也就是说，纣王的部卒尽是些亡命之徒，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周武王在孟津渡过黄河，准备一举破敌，灭了殷商，却发现殷商军队的强大出乎意料。无论周武王还是吕尚，对能否彻底战胜纣王大军，心中都没底。
这就是为什么八百诸侯会聚孟津之后，周武王反而以“不知天命”为借口，怏怏退兵。
殷商晚期的经略重心
先来看看殷商晚期在地方经略上的基本情况。
相当于帝乙、帝辛时期的晚商阶段，殷商王朝在北方、西方、南方以及东南部，都呈现出大幅度的退缩态势。北界退至山西东南，河北唐河、定州一线，南界基本上未越过桐柏山和淮河一线，仅保留在河南信阳罗山县、安徽颍上县一带，整体分布格局呈条状伸向南方。
只有在东部地区，晚商势力才出现了扩张。当时的东部地区在甲骨卜辞和传世文献中被称为“东土”或“东国”，范围包括今山东省、安徽省北部、江苏省北部及河北省部分地区，是晚商时期商王重点经略的地区。商王重点经略东方地区的原因，一是为反击东夷族（包括淮夷部落）的进攻，二是为了掠夺人口和渤海南岸丰富的盐资源。在帝乙、帝辛时期，多次东征，导致中原人口大规模东迁，在鲁南和苏北地区泗水流域东侧，出现了大量的商文化聚落。其中，山东省滕州市官桥镇前掌大遗址规模最大，面积超过250万平方米。出土的上千件青铜器上，多数铸刻有“史”“鸟”族之族徽。前掌大遗址是殷商末期商王经营东方地区的两个最重要的据点之一，另一个是甲骨卜辞中的上虞，位于山东沭河以东、莒县附近。
作为殷商王朝的西部屏障，在鬼方、土方等戎夷部落的侵扰，以及周人的进攻、蚕食之下，山西境内的殷商文化仅在太行山脉以西晋中地区的灵石县旌介村、汾阳县杏花村，晋东南地区的浮山县浮山桥等地呈现出零星、插花式的分布格局。晋南地区的商文化发现稀少，可能已经全面退出。这说明晚商时期，商王对山西地区的控制相当薄弱，甚至已趋向崩溃。殷商晚期，国势衰微，商王无力处处驻兵防守，只能在太行山东南麓、南麓以及王屋山南麓的“南阳走廊”，设置军事聚落或者地方管理机构，谋求掌控王畿地区（大邑商、朝歌）与崤函险道之间的交通线，以遏阻从丰镐东进的周人大军。
目前已经发现的殷商晚期青铜器墓葬，从朝歌附近的淇县大李庄遗址，顺沿着这条交通线，由东北斜向西南，其间有辉县琉璃阁遗址、焦作聂村遗址、温县小南张遗址、济源柴庄遗址，直至崤函险道之内的灵宝东桥、涧口王家湾、赵家沟等遗址。这些墓葬等级和安阳殷墟同等级的铜器墓接近，所以都属于商王朝控制范围内的商系墓葬。考古发现，这条交通线上的铜器墓与居址在分布空间上几乎重合，聚落中存在家族墓地，可见商王在这片地区采取聚族而居、以族为治的统治模式。聚落使用铜器的高级贵族大多随葬青铜武器，也基本遵循殷商礼制，说明当地的贵族统治者受命于商王的委派。他们手握军权，负责镇守、保护这条攸关殷商存亡的交通线。
太行山南麓一带是殷商王室的田猎区。这个田猎区位于太行山沁水与黄河之间，以沁阳（邘）为中心，东西150千米、南北50千米，大致是今天河南省黄河北岸的西部地区，是晚商时期商王经略的重心之一。在甲骨卜辞中，商王在这片地区设置以“师”“奠”“行”等为名的地方行政机构，委任重臣、驻扎军队，加以管控。
周武王在孟津渡过黄河，要想进攻大邑商或者朝歌，必须穿越以沁阳为中心的商王田猎区，势将惊动太行山南麓交通线上的各个军事聚落。商王委派的当地军事大员一定要调兵予以阻击，裴骃《史记集解》中的“白者，殷家之正色，言殷之兵众与周之象也”，说的就是这个意思。一旦商纣王得到汇报，就会迅速做好抵抗准备，纠集军队，与周武王一决雌雄。
周武王与吕尚极善于用间，早已对商纣王和商军布防情况了如指掌。在孟津渡河，继而进攻纣王，无异于捅了马蜂窝，从战略上看，绝非最佳的伐商路线，胜算不大。
那么周武王从哪儿进攻胜算最大？
黄河南岸的郑洛区。
殷商早期的都城——郑州商城（郑亳）以及陪都偃师商城，都在这一地区。郑洛区与田猎区唇齿相依，但是在晚商时期，商王对两个地区重视程度，经略方式不同。
对黄河以南的晚商墓地与太行山南麓交通线的铜器墓进行对比研究，发现有三个特点：
第一，郑洛区以郑州商城（郑亳）为中心，聚落与墓地呈现出抱团的倾向，而豫西地区十分罕见。这说明晚商时期，商文化在黄河南岸已非普遍成片分布，而各墓地等级普遍不高。太行山南麓交通线的铜器墓整体等级明显高于黄河南岸郑洛区。这说明晚商时期，商王更加重视对太行山南麓交通线的经略。
第二，太行山南麓交通线的铜器墓分布范围比郑洛区更广，这一现象当与交通线的管理有关。而郑洛区的经略方式以据点式聚落管控为主。
第三，太行山南麓交通线的铜器墓葬，自殷墟一期至四期年代序列相对完整，说明此区域在晚商时期仍然在商王的有效管控之下。但是郑洛区晚商铜器墓零星分布，年代序列不全。这是因为晚商时期国力衰微，商王对郑洛区心有余而力不足，只好放弃直接管理，所以高等级铜器墓少。也可能是郑洛区及豫西地区发生过瘟疫或灾祸，因而在晚商时期人烟稀少。
可见在晚商时期，太行山南麓交通线即王畿西部的田猎区、“东土”，是商王重点经略的两个地区。《左传》中说，“纣克东夷而陨其身”，商纣王三次东征，虚耗国力，晚商对“东土”的经略更甚于西部的田猎区。而黄河南岸的郑洛区是当时殷商王朝的软腹部，商文化分布碎片化，墓葬等级低，缺乏高等级聚落。即使有驻军，也只是维持治安的小股部队，是当时商王控制最为薄弱的地区。
而郑洛区的地理位置相当关键，东接“东土”，西连田猎区，与殷商王畿相距最近，跟朝歌的直线距离不到100千米。富有战略眼光的周武王、谙习行军用兵之道的吕尚，绝对不会忽略这一点。
与纣王决战时机成熟
商纣王从来就不相信“天命”这种鬼话，《尚书·泰誓上》上说纣王“弗事上帝神祇，遗厥先宗庙弗祀”。蔑视鬼神、上帝是真的，但说纣王不祭祀祖先，那是在贬损纣王。甲骨卜辞和青铜器铭文中的“遘（gòu）祖乙肜”“宾文武帝乙”等，说的就是纣王祭祀殷商先王祖乙、帝乙。但纣王过于自负。
《逸周书·酆谋》中记载，王三祀，“谋言告闻”，潜伏在朝歌的周人间谍密报武王，“商其咸辜，维日望谋建功”——商纣王厉兵秣马，正准备出兵攻打周人。
周武王有点惧色，问周公旦：“言多信，今如其何？”——这条情报很准确，现在该怎么办？
武王八年戡耆、九年观兵孟津之后，被激怒的纣王终于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所以他必须先发制人，起兵伐周。
史书上记载：“纣有亿兆夷人，起师自容闾至浦水。”这是牧野之战时，纣王大军的分布情况。浦水，就是山西境内的蒲水，有两处蒲水，一处在临汾盆地的隰县，另一处在长治盆地的陵川县。山西境内依附于殷商的方国都属于戎狄部落，所以称之为夷人。容闾，又称容关，今长江下游的句容县，江淮之间是淮夷部落的分布区，也是夷人。纣王大军虽有十几万，甚至几十万，但分散于从山西至江淮，长达数千里的战线上。
孟津观兵，已经惊动了商王朝。假如纣王“谋建功”，准备出兵讨伐周人，他的目光只会望见王畿西部的田猎区或者太行山南麓交通线一带，而不会将有限的兵力投放在黄河南岸萧条不堪的郑洛区。
静待了一两年，殷商王朝更加混乱。周公旦兴奋不已，对武王说：“时至矣，乃兴师循故。”——时机来了，按原计划出兵吧！
周武王也一直在着急地等待伐纣时机的到来。
吕尚派往殷商的情侦人员，不时将纣王的情况带回丰镐。《孙子兵法·用间篇》中的“周之兴也，吕牙在殷”，就是说吕尚擅用间谍。
《吕氏春秋·贵因》中记载，有间谍回报称：“殷商大乱了！”周武王问：“怎么乱？”间谍答：“殷商的佞臣完全压倒忠臣了。”武王很镇定：“这不是乱。”把间谍遣回去，让他再观察。
不久又报：“殷商更加乱了。”武王问：“咋回事？”间谍答：“殷商的贤臣都出走了。”这是指微子启屡谏不听，佯装为奴隶，被纣王囚禁起来。太师疵、少师强，也抱着礼乐之器投奔周国。但武王仍是那句话：“还没乱。”
不久，间谍又回报：“殷商现在非常乱。”武王问：“怎么说？”间谍答：“老百姓都不敢有所怨言。”这次武王只是喜笑了一声，赶紧去找吕尚。
吕尚说：“佞臣压倒忠臣，这叫作戮；贤臣出走，这叫作崩；百姓不敢怨言，这叫作刑胜。动用酷刑来压制民心，殷商已彻底失控了。”
吕尚、周公旦两人分析的结果相同，令周武王望穿秋水的决胜点真的从天而降了。于是伐商战争的准备工作紧锣密鼓地进行着。
周人的心脏都塞到气管里去了，期待已久的伐纣大战马上就要付诸行动了。
伐纣大军
按照周公旦的部署，战争动员主要做到三大原则：三同、三让、三虞。三同，是指在官僚中实行亲人同步调，贤能同任用，机密同保守。三让，是指在商业上实行：移近市场，让利于商；降低米价，让利于民；出借资本，让利于贷。三虞，是指实行严厉的地方管制措施，以防备不虞之患，包括边民不得迁入内地，道路不得驱赶牲畜，城郊不得居住百姓。
这些应急管控措施，涵盖了人员限制、情报保密、物资保障，完全属于战时思维。周人从上而下，进行全民总动员，都在准备打一场大规模的战争。这场史无前例的战争，将决定周人的命运，更将决定古老文明的走向。
为了确保伐纣战争的胜利，周武王把全部家当都摆出来，文献上的记载大体一致，包括戎车三百乘、虎贲三千人、甲士四万五千人。《逸周书·克殷》列出的数目更加具体，说有戎车三百五十乘、虎贲三千五百人、士卒三万一千五百人。
戎车所载的车兵，披甲戴胄，所以又称甲兵，是伐纣的主力部队。虎贲，就是虎奔，取猛虎奔走之意，是周王的卫队，锐不可当，分为左右两队。西周晚期的青铜器师?簋铭文中称之为“左右虎臣”，就是指左右两支虎贲之师。
五六百年前，成汤伐夏桀时出动的兵力不过战车七十乘、死士六千人，武王伐纣的兵力是成汤伐夏桀时的六七倍。战争规模扩大，意味着流血牺牲将更加惨重。
除了周族大军，武王再次竖起周文王的神主牌，檄令依附的方国、诸侯，邀请他们一同出兵。武王的檄文只有十个字：“殷有重罪，不可以不毕伐。”——纣王罪恶累累，不能不全力攻伐。
根据牧野之战前的武王誓词可知，参与伐纣的诸侯主要为庸、羌、髳、微、（lú）、彭、濮、蜀等八个西南部方国与部落。他们地处偏远，看在“周文王木主”的薄面上，出动的只是象征性部队，勉强组成一支松散的盟军。决定伐纣战争胜负的，还是周人大军。
这八个方国与部落来自何方？
庸，今湖北房县、竹山县一带。羌，今甘肃岷县、临潭一带的游牧部落。髳，大概在今四川境内，也有说在今云南大姚一带，但距离周国超过一千公里，过于遥远，不太可能加入周武王的盟军。微在今陕西眉县。在今四川渠县。彭在今宁夏彭阳、庆阳，也有说在今四川彭州。濮，今重庆巫山以北的濮人。
那么蜀呢？
殷周之际，四川成都平原有一个既渺远不可知，又近在眼前、触手可摸的神秘国度——古蜀国，都城就位于今天闻名遐迩的三星堆遗址。
三星堆古国
三星堆文明的创造者是否响应武王的号召，派遣一支远征部队介入了中原地区的王朝战争？
蚕丛是传说中古蜀国的开国君主，与柏濩（huò）、鱼凫并称为三代。史书上对他们的记载少之又少，只知道这三代各数百岁，鱼凫耕种于湔（jiān）山，后来得道成仙。当时的蜀人非常少，立祠祭祀鱼凫。
蚕丛、柏濩、鱼凫三代时期，是古蜀人由原始氏族社会迈向早期国家的转化阶段，由于年代久远，缺乏文字记载，其历史事实早已消逝在迷雾之中。三星堆遗址的发现，渐渐拨开了历史的迷雾，让这个中原以外辉煌灿烂的青铜文明重现于世。
三星堆遗址巨型纵目铜人像
三星堆遗址金面铜人头像
三星堆遗址位于四川成都以北40千米、广汉市以西6千米处，坐落在成都平原北部一个略微凸起的高地上。它的总面积约12平方公里，以牧马河北岸的月亮湾高台地为中心，向东西两侧延伸。三星堆遗址得名于月亮湾以南，与牧马河相望之处，有三座高10米许的土堆，被称为三星堆。三星堆和月亮湾，共同拥有一个美丽的名字——“三星伴月”。三星堆周围特别是南北两侧，发掘出大量不可思议的青铜器。
目前，四川成都平原发现最早的新石器文化遗存是宝墩文化，约公元前2550年至公元前2300年，年代比中原地区的尧舜时期更早。其后，长江下游百越族的良渚文化、长江中游苗蛮族的石家河文化以及中原地区洛阳盆地的二里头文化，相继传入成都平原，催生出成熟的古蜀早期文明。
进入商朝之后，古蜀国的青铜文明繁荣一时。尤其在武丁之后的殷商中晚期，古蜀文明达到鼎盛阶段，古蜀人四处扩张，向北渡过嘉陵江，翻越米仓山，侵入汉中盆地，向南抵达大渡河中游，向东延伸至三峡地区，建立了一个强大的古蜀王国。三星堆遗址，就是当时古蜀王国的心脏所在地。在殷商晚期，古蜀王国内部发生裂变。三星堆文明极盛之际，在其西南40千米处，崛起了另一个青铜文明——金沙遗址（约公元前1250年至公元前650年），最终取代三星堆文明。三星堆遗址由此衰落下去了。
三星堆遗址铜神树枝头立鸟
三星堆遗址的中心部位，也就是三个土堆以南五六十米处的一号、二号祭祀坑，出土的奇异罕见的青铜面具，可与文献中古蜀国传说的记载相印证。其中一尊巨型人面具，阔眉大眼，眼球长45厘米，极度夸张，瞳孔呈圆柱状向外突兀而出，长达16.5厘米，直径也有13.5厘米。浑粗的瞳孔最前端呈菱形，还扣着一个圆镯。如此夺人眼目、摄人心魂的青铜面具，令所有的瞻仰者见之而终生难忘。
这个瞳孔长长凸出的怪诞面具，表现的可能就是古蜀国的始祖——蚕丛。《华阳国志》载称：“蜀侯蚕丛，其目纵，始称王。”目纵，就是眼睛呈竖直状，正如这尊巨型人面具那样。有种说法是古蜀人食用的盐巴中缺碘，患有甲亢病，所以眼球凸出。而中原地区的夏人也称为横目之民，这一横一纵，南北遥相呼应，彰显出中华文明的神秘与奇特。
三星堆祭祀坑中出土了一些鱼状金器，可能与传说中的蜀王鱼凫有关。更有一条金杖，上面刻着鱼纹、鸟纹。二者被一根箭竿连接成一体，共有四组，完全相同。金杖上的鱼鸟合体，寓意可能是当时蜀人存在崇鸟部落与崇鱼部落，后来统一合并。金杖属于王者之器，是“王权神授”的产物，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它的主人无疑就是古蜀国的政治领袖和宗教领袖，集王权与宗教祭祀权于一身。
鱼鸟合体的金杖，相当于象征上下埃及一统的纳尔迈调色板，意味着世俗王权的出现，是古蜀国家诞生的标志物。文献中记载，鱼凫耕种于湔山，并建立都邑。发现的三星堆古城，就是鱼凫时期建筑起来的。
三星堆古城北面是天然的城壕——鸭子河，东、西、南三面筑有城垣。三星堆和月亮湾就坐落在古城的中轴线上。整座古城呈正梯状，南宽北窄，总面积近360万平方米。城市布局大致是这样的：古城北面居中的月亮湾和青关山一带是宫庙区；东北面和西南部是手工作坊区；中南部是祭祀区，已发现八个祭祀坑，其中较著名的有一号、二号和四号祭祀坑。根据测定，一号祭祀坑的年代在公元前1520至公元前1430年之间，相当于商王太甲至太戊之际，四号祭祀坑的年代约在公元前1052年前后，也就是周文王受命前后；西城墙外面则是墓葬区。
三星堆古城修建于商朝前期，有五个紫禁城那么大，略小于殷商中期的都城——洹北商城（约4.7平方千米），是先秦时期长江上游最大的古城址。以城区总面积245万平方米计，三星堆古城人口可达76000多人，略少于郑州商城。能够兴建如此庞大的城市，说明古蜀国的经济实力与政权组织能力非同凡响。论规模，三星堆古城也仅稍逊洹北商城一筹，所以不可能纳入殷商的内外服体系，而只可能是殷商王朝时期的一个区域性方国。
三星堆遗址鱼鸟金杖及图案
只是一个美丽的神话
那么，三星堆古国有可能被周人征服吗？
不可能。
公亶父迁岐下之后，周人还很弱小，一直受到犬戎的欺压，到了季历之时，才慢慢发展起来。文王即位后，周人迅速崛起，开始对周边部落进行讨伐。但是三星堆古国距离岐周或丰镐有千里之遥，“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彼时入川栈道尚未架设，沿途山崖险峻，周人不可能像说话结巴的邓艾那样，偷袭成都时身上裹着毛毯，不要命地往下跳。
而且周人崛起的过程中，也正值古蜀王国如日中天之时。古蜀人四面扩张，灿烂的三星堆文化辐射到云南境内的百濮，四川西北的冉、（máng）等西南夷，甚至波及更遥远的东南亚，是西南地区的强权。古蜀王国堪称中原两大霸主商、周之外的第三个力量中心，无论殷商还是周国，将其征服的可能性都微乎其微。
古蜀国在公元前316年被秦国吞并之前的漫长岁月中，拥有独立的文化发展谱系和脉络，是高度独立的青铜文明，从未被外族灭亡过。只是在王国内部出现过屡次改朝易代，统治阶级的权力从蚕丛氏转移到柏濩氏，又转移到鱼凫氏、杜宇氏、开明氏。
三星堆遗址发现的一号、二号祭祀坑，其形成的原因，被认为是三星堆遗址内宗庙两次被毁，并举行祭祀典礼，将宗庙重器埋入土中，从而形成这两个祭祀坑。究其原因，应当与文献中记载的统治阶级权力的转移相类似。其他六个祭祀坑的性质、形成原因，与一、二号祭祀坑相同。
所以，三星堆古国参与武王伐纣，只是一个美丽的神话而已。那么，追随武王伐纣的蜀，或者殷墟卜辞与周原甲骨中频频出现的“蜀”，又是谁呢？应是今陕西南部城固、洋县一带的蜀人。他们是三星堆文明向北扩张时，在汉中盆地建立的地方性政权，而不是古蜀王国的“中央政府”。
汉中盆地是三星堆文明与中原文明的交锋处，在城固、洋县发现的青铜器属于混血儿，既有殷商文化因素，又有三星堆文化因素。青铜器数量众多，门类齐全，包括鼎、鬲、簋等炊器，爵、尊、觥等酒器，戈、矛、钺、刀、镞等兵器。兵器中以戈的数量最多，其中又以三角形援戈居多。
殷商晚期的三角形援戈
三角形援戈是三星堆文化中典型的蜀式兵器，随着古蜀人的开疆拓土，传播至整个大西南，形成一个三角形援戈“大家庭”，是西南夷最主要的作战武器。
城固、洋县的青铜器组合特色是，兵器为主，超过八成，祭器次之，礼器最少。与三星堆祭祀坑的青铜器组合大相径庭，后者祭器为主，礼器次之，兵器最少。这反映了两个地区在社会结构与功能上的差异。三星堆是古蜀王国“中央政府”的驻地，是宗教祭祀、文化、政治中心，而今城固、洋县一带是蜀人北进的据点，战争频仍，必须有重兵把守。
与殷商、周人交往密切的正是今城固、洋县地区的蜀人。卜辞中记录：“王供人征蜀”——商王武丁派人征讨蜀，“王敦缶于蜀”——在蜀地打击流窜此处的缶方叛军，“蜀射三百”——蜀人向殷商王朝提供三百名弓箭手，“蜀其受年”——商王关心蜀地的谷物收成。可见蜀是殷商王朝的一个方国。周人崛起之后，尤其是西伯姬昌时期，四面出击，汉中盆地的蜀人也上了征伐的名单，所以周原甲骨上有“伐蜀”“克蜀”的卜辞。
至武王之时，檄令诸侯讨伐商纣王。臣服于周国的汉中蜀人，也应声而起，手执三角形援戈，与庸、羌、髳、微等部落组成联军，追随武王，东征殷商。
除了这八大方国和部落，巴人也是伐纣大军的一分子。《华阳国志·巴志》中记载：“周武王伐纣，实得巴蜀之师。”这里的巴人应该是指今陕西宝鸡附近的弓鱼族，他们是古代巴人的后裔。因为太伯曾经投奔此国，被周武王视为“友邦冢君”（即兄弟诸邦），所以在牧野誓词中未提到巴人。巴人与各方国和部落一道，响应周武王的号召，怀着满腔赤诚，一起加入了伐商大军，共同书写新的历史华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