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东坡之旷在神，白石之旷在貌。白石如王衍口不言阿堵物，而暗中为营三窟之计②，此其所以可鄙也。
注解
王衍口不言阿堵物：王衍（256—311），字夷甫，西晋末期任宰辅，尚老庄，好玄谈。口不言阿堵物，出自刘义庆《世说新语·规箴》：“王夷甫（王衍）雅尚玄远，常嫉其妇贪浊，口未尝言‘钱’字。妇欲试之，令婢以钱绕床不得行。夷甫晨起，见钱阂行，呼婢曰：‘举却阿堵。’”阿堵，是六朝俗语，相当于“这个”。后遂以“阿堵物”代指钱。
②三窟之计：窟，指洞穴。《战国策·齐策》中记载：战国时期，齐国相国孟尝君叫门客冯谖去薛地收债并顺便买回家里缺的东西，冯谖假借孟尝君的命令把债契全部烧毁，借债的百姓对孟尝君感激涕零。冯谖回来说：“狡兔有三窟，仅得免其死耳；今君有一窟，未得高枕而卧也。请为君复凿二窟。”于是他又到梁国去游说，使梁惠王遣使者来聘请孟尝君当宰相，齐王听到这个消息十分害怕，马上重新任命孟尝君为相。冯谖又劝孟尝君请求齐王同意在薛地建立先王宗庙。庙成后，冯谖说：“三窟已就，君高枕为乐矣。”
译文
苏轼的旷达在于他的精神，姜夔的旷达在于他的外貌。姜夔就好像王衍，嘴上不谈金钱，但私底下却为自己多方经营，因此令人鄙夷。
赏析
所谓旷，可以是景物的开旷，也可以是心境的旷达。苏轼的旷，究竟是哪一种呢？“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
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这是景旷。“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这是心旷。苏词既有景之旷，又有心之旷，或者说是两者的水乳交融。
然而，事物总有先后之分，如果要探究苏轼词旷之根源，毫无疑问，那是苏轼心旷所致。作为中国历史上的文学巨人，苏轼同时也是一位高明的哲学家。虽然不能说他完全参透了世界的奥妙之理，但不可否认，苏轼对于人生有着相当深刻的领悟，这种领悟时常体现在他的作品中。例如在上文引用的《水调歌头》中，他就揭示了一个深刻的人生哲理。中秋之夜，桂华之下，苏轼驰骋想象，把酒问天，抒发了对理想世界的美好向往以及在现实生活中的惆怅与苦闷。然而，在理想和现实的矛盾冲突中，他清醒地把握住了自己，承认自然界和人间都存在着缺憾，任何事物都达不到十全十美的境界。苏轼豁达的胸襟、安适的心境使他在无形中将现实中的苦闷消释殆尽，同时也成就了他旷达飘逸的词风。
中国从古就推崇从容淡静的君子作风。孔明就说过：“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这从为人处世的层面上理解，就是指对待世事要有豁达的胸襟及远大的目光，不要轻易地为物喜、为己悲。就这点而言，苏轼远远高于他人。苏轼一生坎坷多难，曾多次因党争而遭贬职，最出名的一次就是被贬黄州。虽然他遭受了重大的挫折，但难能可贵的是，他仍坦然处之，徜徉于山水之间，以此作为自我排遣及对现实的抗争。因此，谪居黄州时期成了他词作的一个高峰期。他现存的词中，有不少是被贬黄州时作的，如《念奴娇·赤壁怀古》、《临江仙·夜归临皋》、《西江月》、《定风波》等。其中，《卜算子》一词尤为出名。“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谁见幽人独往来？飘缈孤鸿影。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词中运用双关手法，一写幽人，一写孤鸿。孤鸿高洁的形象正是苏轼清高自守、矢志不移的自我形象的生动写照。此词因词境与心境的默契交融而和陆游的《卜算子》被称为两宋咏物词之双璧。由此可见，词人本身的思想感情是词作的神髓，而苏轼心之旷正是他词之旷的神髓。
苏轼的文学风格鲜明独特，成为后人争相借鉴的对象。在“学生”中，有一个人引人注意，他就是晚宋词人——姜夔。前人对姜词的评价中，“清”、“瘦”两字出现的频率非常高，甚至可以用这两个字来概括他的词作风格。无须仔细推敲便可发现，“清”、“瘦”正是姜氏旷的体现。然而，我们不得不承认，姜词之旷远未达到苏词之旷的高远境界。历史上诸多细心的文人发现了这一点：“姜白石清劲知音，并未免有生硬处”，“惜不于意境上用力，故觉于言外之意，弦外之响，终不能与于第一流之作者也”。此外，王国维也曾明确指出：“东坡之旷在神，白石之旷在貌。”神貌之差，可比天地。这也再次证明，心旷是词旷的关键。姜夔本人曾说过，诗有四种高妙，其中以自然高妙为最高。这也同样适合于词。只有天真未凿的真情流露才是词的最高境界，而苦心经营的词作纵然文辞溢美，也始终差了一着。至此，对于苏轼之旷，不由更增一分景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