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诗之三百篇、十九首②，词之五代北宋，皆无题也。非无题也，诗词中之意，不能以题尽之也。自《花庵》③、《草堂》④每调立题，并古人无题之词亦为之作题，其可笑孰甚。
注解
诗之三百篇：指《诗经》，《诗经》中共收录了三百零五篇诗歌，故有“诗三百”之称。
②十九首：指古诗十九首，汉代人所作，最早见于萧统所编的《文选》。
③《花庵》：指南宋的一部词集《花庵词选》，由南宋文学家黄升编著。
④《草堂》：指《草堂诗余》，作者不详，其所选之词作以宋词为主，兼收一小部分唐五代词。
译文
《诗经》、《古诗十九首》，五代、北宋时的词，都没有题目。并不是那些作品都没有主题，而是诗词中的意义，不能用题目完全概括。《花庵词选》、《草堂诗余》两部词总集为每首词安排一个标题，甚至连本来没有题目的作品也要如此，实在是非常可笑。
赏析
词的主旨以及好坏与否不限于题，有题无题并不重要，意境更不是题所能体现的。诗词中的意义，应该由文本本身来决定，不同的读者对于文本所进行的不同的解读，或者同一读者对文本所进行的缺乏确定性的解读，将赋予文学作品极大的弹性空间，而审美活动只有在这样的空间里才能得到足够的活力。
如果文学作品被特定的题目所限制，那么这种文字上的独裁终将使对美的还原和再创造活动枯萎，循规蹈矩的想象力和教条式的美学原则将促使文学迅速僵化并走向衰老。强行给词加上标题，无异于狗尾续貂、画蛇添足，会破坏词作本身的意境，甚至使词作变了味道，所以，《花庵》、《草堂》的做法，才会为王国维所笑。
《诗》三百篇，绝大部分是无题诗。因为《诗》大部分是民歌，它们先在民间传唱，然后才由采诗官搜集起来，加以整理。
这些诗本来都是没有题目的，后人为了区别的方便，有的便取诗的第一句为题，如《野有死麕》、《匏有苦叶》、《君子于役》、《女曰鸡鸣》、《出其东门》、《何草不黄》等等；有的是取诗的第一句当中的两个字为题，如《关雎》、《卷耳》、《柏舟》、《硕人》、《河广》、《东山》等等；有的是取诗的其他句子当中的两个字为题，如《汉广》、《桑中》、《渭阳》、《权舆》、《宛丘》等等。以上三种情况中，以第二种最为常见。汉代的《古诗十九首》也是无题诗，也是取诗的第一句为题，如《青青陵上柏》、《今日良宴会》、《涉江采芙蓉》等等。
以上古诗之所以无题，是因为这些诗歌的作者并非有意作诗，只不过为了抒发自己的情感，所以随口吟咏，自然成章。顾炎武说：“古人之诗，有诗而后有题；今人之诗，有题而后有诗。有诗而后有题者，其诗本乎情；有题而后有诗者，其诗徇乎物。”袁枚也说：“无题之诗，天籁也；有题之诗，人籁也。天籁易工，人籁难工。《三百篇》、《古诗十九首》，皆无题之作，后人取其诗中首面之一二字为题，遂独绝千古。汉、魏以下，有题方有诗，性情渐漓。”《诗经》、《古诗十九首》这些古代的无题诗当然很多是千古佳作，但后来的有题诗也不一定都不如无题诗。顾、袁二人的说法，有一定的道理，但也有片面性。
因为古代的诗歌作者常常是随口吟咏，自然成章，因此有的诗歌的意蕴也就很难确定，这倒与后代无题诗的特点不谋而合了。
唐代的无题诗，如张九龄的《感遇》十二首，陈子昂的《感遇》三十八首，是大家所熟悉的。这类诗一个共同的源头，便是阮籍的《咏怀》诗。所以沈德潜《唐诗别裁集》说：“感遇诗，正字（陈子昂）古奥，曲江（张九龄）蕴藉，本原同出嗣宗（阮籍），而精神面目各别，所以千古。”
当然写无题诗最出名的还是李商隐。李商隐标明《无题》的诗一共有十七首，其中有古诗，有律诗，也有绝句。从这些诗的内容来看，有一些比较明显地可以看出有寄托，但更多的诗是，其中可能有某种寄托，然而并没有确凿的根据，就诗本身的意象看，倒是优美的爱情诗。
唐宋词的大部分词作只有词牌没有词题，因此，与李商隐的无题诗具有相似性。中国古代诗歌的题目与创作的功利性目的有密切关系，而李商隐诗歌和唐宋词的“无题”则否定了这种功利性，不为宣扬政治教化，不为科举考试，行卷，温卷，不为显示才华，甚至不为流传后世，因此，达到了创作的自由。作品的意义来自于三个方面：作者的意图，文本的语言和结构，读者的在批评性中的再创造。“无题”造成了作者意图的缺失和模糊，从而增强了文本的开放性，使读者的阐释自由加大，造成众解纷纭的情况。非功利的创作自由与开放性的阐释自由使“无题”的诗词具有丰富的内涵和独特的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