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江
这部书是由一发在头顶呼啸而过的炮弹引发的。
1987年10月19日，我和《人民日报》前辈记者陈勇进一起爬上了老山——当时中越边境冲突战斗的主战场。如果从1979年算起，这场边境冲突已经延续八年了。陈勇进是在抗日战争中投身疆场的前辈军事记者，他上老山有挥别战场的意思，而我则从此活生生地触摸了战争。
当我们来到山顶，踏上国境线的时候，突然炮声炸响，双方的炮战又开始了。一发炮弹尖厉地呼啸着从我们的头顶掠过，使我吃了一惊。
炮战中，越军打来的一发炮弹在我军阵地前沿上空爆炸，我军一位副连长当场阵亡。当我下山的时候，他的遗体也送了下来。
我亲眼看到了，在战线两侧，两国士兵都在浴血奋战。他们是战士，坚决地执行命令，一声令下，就射击、就冲锋，在枪林弹雨中奋不顾身。而当硝烟从他们身边散去的时候，他们会思考，也会提问。我行进在战场上的时候，不止一个士兵问我，这场战争是怎么发展而来的？同样，一些军官也问过我。
我似乎可以回答一个大概，但有许许多多的细节并不清楚。从采访老山战场时起，我开始了在云南的工作，那是在硝烟后面的和平生活。那几年中我三进战区，每次去，心灵都受到强烈的震撼。
云南和越南山水相连，这使我对中越两国关系格外关心起来。最初，我打算写一部长篇战场纪实，从普通士兵写到军长，描述他们怎样从各自不同的层面进入战场。既然是长篇，就应该有一个扎实的开篇，然后娓娓道来。开篇选在哪里呢？我把它选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的中越关系，打算从这一点开始采访，收集资料。这个想法，一下老山就在我脑海里成型了。
经《解放军报》记者郑蜀炎介绍，我于1988年初拜访了曾任昆明军区副政委的王砚泉将军。郑蜀炎说，要论当代中越关系，王砚泉将军肯定是经历最深的人士之一，他从1950年跟随陈赓大将到越南，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中越两军间的重大事件都参与过。
我见到王砚泉将军的时候，他正在撰写回忆录。中越关系的曲折早已引起他深深的思索。我的拜访触涌了他的记忆之泉，他答应先谈谈自己在援越抗法中的经历。在1988年春两个多月的时间里，他和我长谈六次，每次均在两小时以上。有两次，他摆开了大地图讲解。我完全被他的讲述吸引了，因为这一连串动人的故事，深刻影响了中越关系的进程。这段历史被埋藏得太久了。听了他的讲述，我决心先将这段历史写出来，为尔后的著作打下基础。
即使是王砚泉将军，对自己的回忆也没有尽兴。他说，他于1952年夏天回国，到南京军事学院学习，待他重回越南，已在1954年奠边府战役之后了。
我从记者经历中领悟，就恢宏的历史事件来说，一个人经历再丰富也只是历史长卷中的一个片段。把许许多多当事人的片段收集起来，并与翔实的档案资料互为参证，就能够连缀出完整的画面，比较真实地再现历史。这样的事我刚刚做过，完成了《乒乓外交幕后》一书，那么，就让我来完成下一部吧。我是新闻记者，我的责任是记录现实与历史。本书中所描述的，虽然是发生久远的故事，但是它的大部分内容却是读者应知但还未知的事实。
王砚泉将军给了我若干份他撰写的文稿作参考，并建议我即与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韦国清将军联系，因为他是当年的中国军事顾问团团长，而且正在就此组织当事人撰写回忆录。
我趁一次回京之际找到曾任中国赴越军事顾问团办公室主任的张英先生，请他代为联系。张英告我韦国清将军身体不好，此事暂时搁置，我又回到云南，先把在云南的当年的顾问们都访问一遍。昆明是军事顾问们主要集中居住地之一，我在昆明的采访相当顺利。不料韦国清将军却于1989年6月在北京逝世，他的辞世使本书受到了不可弥补的损失。
曾经担任韦国清将军秘书的王振华先生告诉我，韦国清将军对撰写《中国军事顾问团援越抗法斗争史实》一书非常热心，多次听取撰写情况的报告，回答询问，并审阅了部分待印稿。可惜时间没有再等待他，待到成书，将军已逝。
即使就韦国清本人来说，回忆并叙述那段历史也已经是不容易的事了。王振华告诉我，韦国清以为人谨慎而著称。韦国清生前曾回忆说，在越南的时候，他每次回国，都直接向刘少奇、彭德怀汇报越南战况。临到再赴越南，彭德怀都要找他谈话，然后带他去见毛泽东，接受指示。中央领导人的每次指示和谈话，韦国清都有笔记。但是，回国以后，他又定期地检查过去的笔记然后加以销毁。结果，毛泽东、刘少奇、彭德怀和他所谈关于越法战争的笔记，全部被销毁了。以致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军事顾问团团史编写组去访问他的时候，韦国清坦率地说，由于失去了这些笔记，要详细回忆过去谈话的内容已经非常困难了。
韦国清将军的逝世使我益发感到完成这部书是在与时间赛跑。1988年下半年到1990年初，我在北京完成了对梅嘉生、周政夫妇的采访，后来作了对罗贵波、李涵珍夫妇的采访。梅嘉生、罗贵波对我起了关键性的帮助作用。我采访了梅嘉生将军之后，已经有信心完成这部著作。采访罗贵波之后，这种信心就更加坚定了。后来，我又顺道在广州采访了邓逸凡将军，在他的家中听邓逸凡将军讲了两天的故事。
曾任越军第312师顾问的董仁将军也给了我非常重要的帮助。
在这段采访中的惋惜也是深刻的，主要是我没有来得及采访接替王砚泉担任越军第308师顾问的于步血将军。开头是没有联系上，后来是因为我没有及时安排时间到烟台去访问他，再后来是因为我赴美国留学。待我于1992年底归国，于步血将军已经染病较深。他来信告诉我，因脑血栓的问题，他虽然有心，却帮不上我的忙了。不久，于步血将军逝世了。
在采写中，我深深感到，中越两国人民在共同的战争中结下的友谊用鲜血凝成，任何曲折都不能磨灭它。
王砚泉将军总是念念不忘，在越南抗美救国战争中，武元甲、文进勇经常到昆明休假。一旦来到美丽的滇池边，这两位越军统帅总是马上点名要见王砚泉。
昆明军区副参谋长田大邦回忆说，1975年春他作为中国军事代表团去越南访问，正值越军主力向南方调动，参加解放西贡的战役。战情如此，正在河内的王承武将军还请田大邦和另一位当年的中国顾问到自己家中吃了一顿饭。
中国顾问周耀华的夫人聂如惠告诉我，周耀华在越南的时候，和越南官兵关系很好，和武元甲也建立了友谊：“1954年6月，我的第一个儿子出生了，我和周耀华为他起名‘周越明’，这名字包含一种纪念的意义，纪念我们在昆明的相识，还纪念我们在越南的经历。1961年，武元甲和夫人到昆明来休假，周耀华和我带着越明去看望他们。武元甲得知我们的孩子叫‘越明’，不由地说：‘可以叫周中越嘛！’于是，我们的孩子改名叫‘周中越’。”
不过，武元甲将军也许不会想到，就是这位周中越，在1984年已经成长为一名解放军炮兵的营指挥员，参加了中越边境作战。
退役前担任中国军事博物馆副馆长的董仁对越军第312师始终抱有特殊的感情，我在他家中看到了20世纪60年代初第312师师长黄琴寄来的该师战史，是请董仁提意见的。一同寄来的还有黄琴署名的一封信，大意说，由于仍然处于战争中，所以这部第312师战史中没有留下中国战友的名字，但是中国顾问的业绩已经留在越南战友的心中了。
对中越两国关系问题，中国顾问们非常关心。原中国民航总局副政委许法善在越南当顾问的时候，他的主要工作伙伴是阮仲永，后来阮仲永担任了越南驻中国大使，但在他的任期内，中越关系已经严重恶化了。有一次，阮仲永到北京首都机场送客，意外地见到了在那里担任领导工作的许法善，十分动情。阮仲永不久后再一次到首都机场的时候，即要机场工作人员打电话向许法善通报。许法善赶去看望，发现阮仲永还没有吃早餐，就立刻为他安排了。
不久，阮仲永通过中国外交部要求会见许法善。经同意，这两位抗法战争中的老战友在中国民航局大楼里会面，共叙当年。阮仲永反复说：“在抗法战争中，我们的关系是很好的，你给了我们很多帮助，我是不会忘记的！现在。越中两国关系上空出现了一片乌云，但是我相信，这片乌云会过去的。乌云过去之后，又是一片灿烂的阳光。”
临分手的时候，阮仲永告诉许法善：“我的任期就要满了，该回国了。临走前我要举行一次酒会，到时候请你一定来。”许法善向阮仲永赠送了一件小礼品——中国民航的飞机模型——并答应说，一定争取去。
不久以后，越南大使馆送来了请柬，许法善如约前往。酒会上，许法善见到了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刘述卿，谈起和阮仲永曾经共事的经历。刘述卿说，是啊，阮仲永大使向我们多次提到你，要求和你会见，我们就同意了。见面是好事情。
正在这时，阮仲永走了过来，在刘述卿面前回忆当年与许法善在一起的战争岁月。
刘述卿对阮仲永说，是呀，过去我们的关系多好呀，为什么要像现在这个样子呢？请你回去告诉贵国领导人，不要这样下去了。贵国的军队应该撤出柬埔寨，这样做对你们是有好处的。
阮仲永连连点头，说：“是的，是的，我回去后一定要转达这个重要的意见。”
酒会临近结束时许法善告辞，阮仲永特意从二楼一直送他下来，直到门口。许法善劝阻说：“酒会还没有完，你还有客人，快回去招呼客人吧，为我出来多不合适呀。”
但是阮仲永动情地说：“没关系，你是老战友呀，你和别人不一样！”
他们分手了，从此再没有见面。这是20世纪80年代初的事情。
访问张英、侯寒江先生的时候，他们都问过我：“为什么中越关系会在20世纪70年代和20世纪80年代逆转成这个样子？”
我当时说：“这个问题原本应该由我提出来呀。”
我深深地感谢当年的顾问们，他们每一个人都帮助了我（虽然有几位没有见面谈上话）。他们都乐于回答和回忆，认为这样做是对一段重要的历史负责。这一点，正是我们在过去做得非常不够的地方。我们不能因为我们这个国家有着悠久历史，就忽视历史、埋藏历史，这样的话会把历史引入巨大的误区。
我访问过的所有原顾问团成员，那段岁月都在他们的脑海里留下了美好的回忆。我益发感到有责任，不管写作持续多久，也要最终完成之。
帮助我坚定这个信念的还有曾担任云南东南亚研究所所长的陈吕范教授。他是我的前辈，曾与我父亲一起工作过。当我开始中越关系史研究时，陈吕范教授给予我重要的帮助。1988年的一天，当我们一起走进东南亚研究所的藏书库时，我看到了关于奠边府战役的英文专著《狭小盆地中的地狱》（Hell in a Very Small Pce），作者是美国的伯纳德·富尔（Bernard B.Fall），他1926年出生于法国，后来到了美国，成为记者和历史学家。这部500页的著作是作者采访大批奠边府战役当事人，并参阅文献资料完成的，是迄今为止描述奠边府战役的最权威的英文著作，初版于1967年。完成此书后，作者即奔赴越南战场，打算采写新的著作，不幸因飞机失事而遇难。我在20世纪90年代去到美国的时候，看到这部书已再版了。
我读完《狭小盆地中的地狱》，深深敬佩作者之余，亦扪心自问：“他做到的，我行吗？”
陈吕范教授说：“你能做到。”
“在中国，写当代史，又涉及当代国际关系史，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说。
“你能做到。”他很肯定地说。
战争的硝烟已经散去了，这场战争会被岁月遗忘吗？
1990年代初，我赴美国从事研究的时候，美国的军事杂志正在接连不断地刊载有关“沙漠风暴”的研究文章，著名的军事杂志《军事观察》（Military Review）于1992年1月号登载了资深军史研究者辛普森（Howard R.Simpson）的长文《奠边府战役的教益》（The Lessons of Dien Bien Phu）。作者写道：“事隔37年之后继续研究奠边府战役对今天的重要意义，就在于它能从不同角度为当代局部战争提供有益的经验：它清楚地表明了游击战争的灵活性及其力量，这种战争能够改变一个区域的战争进程……从习惯性的常规战争角度看待游击战，因而低估对手是严重的军事错误。在游击战争中，在复杂的地形和多变的气候条件下，过分依赖空中补给会导致灾难性结果。”但是，这篇文章没有谈到中国军事顾问团的存在。我给作者去了一封信，指出这点。
不久，居住在爱尔兰的辛普森先生回信，同意我的观点，并说他之所以未能指出这点主要是缺乏材料的缘故。不过，他正在富尔的著作基础上撰写关于奠边府战役的新著，他将在新著中对此加以弥补。他还说，在揭示中国军事顾问团的历史作用方面，中国作者的作用是他人无法替代的。
辛普森先生的信从另一个角度坚定了我的决心。在美国，我有条件接触到许多与第一次印度支那战争有关的英文著作和资料，还利用了美国国家档案馆按期解密的档案。
历时八年，本书终于完成了。我感到高兴的是，中越关系经过曲折之后又走上了全面正常化的道路。这符合中越两国人民的愿望。因为如此，我们更应该关注历史，总结历史的教益，使过去的曲折不再出现，使昔日的友谊更加深入人心。
我愿意对年轻的朋友们说：你们生活在一个有着持久和平的年代里，你们更有条件理智而全面地审视历史，进而创造新世纪的繁荣！
1998年9月1日于北京金台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