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问团撤销后，部分同志留在中国驻越南大使馆工作。图为在越南大使馆工作期间文庄和夫人叶星在河内机场合影
1954年关于印度支那问题的日内瓦协议签署后，随着越南停战，中国顾问团完成了在抗法战争中的使命。
1954年8月下旬，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拟订的对驻越顾问团的处理和建立使馆的方案提出，根据越南停战协定，中国军事顾问团和政治顾问团的组织形式和工作方案应予改变。中国将正式建立驻越南大使馆，从而撤销两个顾问团。军事顾问团撤销后，少数顾问将转到大使馆武官处工作，其余人员回国。
根据方案，当时已回国内休假的梅嘉生和部分师团级顾问留在国内重新分配，不再返回越南。1954年9月1日，罗贵波作为中国驻越南首任大使，和参赞谢爽秋一道，向胡志明主席递交国书，中国驻越南大使馆正式建立。不久，罗贵波向越南劳动党中央转达了中方将撤销顾问团的提议，征求越方意见。
根据中方意向，劳动党中央专门开会讨论了两次，同意中国的方案，赞成今后再行聘请中国顾问。但越方仍认为，在军事系统最好不采取公开聘请的办法，还希望继续以秘密方式请中国军事顾问帮助工作。
10月18日，中共中央复电罗贵波，指出军事、政治顾问团的机关人员要陆续撤回国内。今后哪一类顾问和专家应该公开或不公开，都尊重越南劳动党中央意见，根据越方意见决定。这时，在册的赴越南中国军事顾问团共有237人，其中警卫、电台、供给、医务等保障人员占大多数。
1955年7月22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中国驻越专家和技术人员若干问题的指示》，明确了撤销顾问团、改派专家的决定。《指示》指出，越南民主共和国还都河内后，中越关系在若干方面较之过去有了很大的变化：第一，越南国家政权建设已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我国亦在越南建立了大使馆，西方国家在越南也有了一些代表机构，因此今后中国对越南的援助，不仅应该，而且可以通过国家的关系来实现，这与过去有所不同；第二，越南实现和平后，中越交通已很方便，两党中央和两国政府直接接触比较有利，两党中央在重大问题上的直接接触会使问题解决得更正确、更全面，并可避免因来往转达意见而产生的不准确或误解，这与战时情况多变，交通不便，越南需要中国派遣顾问以便及时咨询的情况有所不同；第三，停战后的越南民主共和国，面临着国家建设特别是经济恢复和建设的艰巨任务，今后需要中国帮助的，主要是建设方面的物资和专家。“鉴于上述的各种新的情况，又鉴于援越的形式业已增多，因此过去通过党的关系秘密地派遣顾问赴越的这种援助形式，也应该有所改变。”《指示》指出，派到越南的中国专家，都是由越方聘请的，在越南党和政府领导下进行工作，并不是中国党和政府派遣的代表，这是和顾问的身份职权不同的。
1955年7月至8月间，韦国清在北京休假。刘少奇、邓小平就撤销军事顾问团一事召见韦国清，作了指示。刘少奇指出，根据新的形势，军事顾问团要分步骤地撤回来。军事顾问团在越南的工作是有成绩的，对越南有帮助，如组织部队、训练部队、组织作战等，都取得了很多成绩。在组织接管城市方面也是有成绩的。现在任务已经完成，就应该及时撤回来。顾问们都有这个愿望，现在可以满足了。
刘少奇对韦国清说，要教育全体人员，决不能有任何松懈，要有始有终地做好工作。工作中如有缺点错误，应认真进行自我批评，努力搞好团结，挽回不良影响。
邓小平在谈话中肯定了军事顾问团在越南抗法战争中取得的成绩。他强调，我们在越南工作的同志，要积极地去做应该做的工作，要站在越南人民的立场上去做事情，要团结与尊重越南的同志，不能随便提意见，办错了事还是要受批评的。
1955年8月下旬，韦国清从北京去到河内。8月29日，他向军事顾问团师以上干部传达了中央领导人的指示。9月2日，军事顾问团党委开会，贯彻中共中央指示。这时军顾团尚有军事、政治、后勤、干部教育、炮兵、工兵、民航等7个顾问组，数十名顾问。根据军顾团的情况，作出如下安排：
1.军事顾问团人员分三批撤离回国：第一批是原有工作已完成，没有接受新的任务者，于9、10月间先行回国；第二批是按照越方要求还有事情要做的，暂留数月，在年底回国；第三批是有些工作年底还不能办完以及留做收尾工作的少数人员，将于1956年春季撤完。留下的人改为军事专家和技术人员，由大使馆武官处领导，接受新的任务。
2.军事顾问团回国以前，要特别注意做好内部与外部的团结工作。特别是过去某些人在与越方人员团结方面有缺点的，要认真检讨，主动与对方交换意见，切实挽回影响。
3.要保证做好军事顾问团撤离前的各项工作。主要是按照中越双方在北京会谈的精神，帮助越方搞好作战部署、部队整编、培训干部的计划，以及干部教育和部队训练、机关部门的业务建设等工作。
军事顾问团副总顾问邓逸凡于1955年9月中旬率第一批人员离开河内回国。邓逸凡归国前夕，越军总政治局主任阮志清两次前来长谈，表达了难以割舍的战友情谊，最后将邓逸凡送至睦南关分手。
1955年12月24日，中国国防部和外交部联合发出了《关于撤销我国驻越军事顾问团和改派军事专家的决定》，对在越军事专家的工作任务、领导关系和派遣程序等作了规定。《决定》指出：“在越军事专家的任务，主要是帮助越南人民军的军事训练工作和带专门性的各项业务技术工作。凡有关方针、政策性和原则性的问题，以及人民军内部的行政人事事宜，均不属于专家工作范围。”军事专家的派遣，由越方根据工作需要，拟订聘请专家的计划，由越南政府或劳动党中央向中国政府或中共中央提出聘请。中国“在越军事专家和技术人员，统归我驻越大使馆武官处领导”。
谁来担任军事顾问团之后的驻越南“军事专家组组长”呢？
韦国清打算在于步血、董仁这两位师顾问中选择一人留在越南。对这件事，毛泽东问过韦国清，你打算要谁回越南呀？是不是先和总理商量一下？回去的人叫顾问也好，叫武官也可以。
韦国清召来了于步血和董仁询问，谁愿意继续留在越南工作。于步血原本来自三野，在韦国清面前快人快语，坦率地说自己希望回国工作。韦国清又转身征求董仁的意见。董仁也希望回国，但表示最后由上级来决定。
韦国清灵机一动，去找了陈赓。原来在这次韦国清回国向毛泽东、周恩来汇报的时候，周恩来把陈赓也找去了。韦国清特意就专家人选征求陈赓的意见，陈赓听过以后说，这还不容易吗？叫王砚泉去。王砚泉刚好从南京军事学院结束学习，他去过越南，干得很好。现在又回国了一段时间，叫他去挺合适。刘少奇、周恩来同意陈赓的意见，最后由毛泽东拍板，任命王砚泉为驻越南军事专家组组长，国林之为专家组党委书记。
中方的这些决定，是在越方一再要求中国继续派遣军事顾问的情况下作出的。武元甲率领越南军事代表团于1955年夏、冬两次访华，均提出要求中国继续派顾问帮助越军各方面的工作。第一次访华期间，越方提出，在新形势下，军事任务极其重大，建议中国顾问在军队建设、干部训练、作战准备，各兵种和新军种的建设、部队和机关的建设等方面予以全面的并有重点的帮助。为此除现有顾问外，还要求充实总参、总后的顾问，增派海、空军和公安部队等顾问。第二次访华期间，武元甲又提出，希望中国今后除继续派专家帮助工作外，还希望派一人帮助越南总军委的全面工作。
中国方面对撤销军事顾问团改派专家的决心是明确的。1955年12月24日，彭德怀写信给武元甲说：
武元甲同志：
越南的和平已经实现，越南人民军经过八年抗战的锻炼，不论在作战和训练方面，都有很大的进步，并获得了相当丰富的作战经验，奠定了走向现代化正规化的良好基础。为了适应上述情况，我们认为需要改变目前由中国派遣军事顾问帮助越南人民军工作的方法，故决定撤销现有的军事顾问团的组织机构。如果人民军尚有某些工作需要中国帮助而我们又可能帮助的话，则改派专家性质的干部前往进行帮助。
今后赴越工作之军事专家拟组织为专家组，设组长和副组长负责管理工作，并归中国大使馆武官处领导。
根据您的提议，韦国清同志再去河内一个短时期，协助总军委安排在北京所讨论的一些必要工作。在这项工作完成后，即请让他返回北京。
彭德怀
1955年12月24日
晚年武元甲
韦国清携彭德怀的信，于1955年12月29日从北京抵河内，安排中国军事顾问的撤离。1956年1月13日，军事顾问团第二批人员离开河内回国。韦国清参加了越南人民军高级干部会议，听取了越方对今后工作的要求和意见，遵照中共中央军委指示，他于3月中旬率领最后一批人员离开河内回国。
中国军事顾问团完成了历史任务，组织机构就此撤销。
赢得奠边府战役胜利的那一年，越南人民军总司令武元甲不过42岁。此后他长期担任越南的国防部部长，军衔一直是大将。他是越南抗美战争的主要指挥者之一，最后欣慰地看到了自己的士兵将胜利的旗帜插上西贡的总统府，最终实现了祖国的统一。在那以后，他经历了与中国的边境冲突。当20世纪80年代就要过去的时候，武元甲主张改善对华关系，他于1990年9月来到中国，为改善中越关系作出了重要贡献。他访问北京的时候会见了罗贵波，和当年的中国顾问一起回忆战争岁月。这时他表示，如果有可能，他将撰写回忆录。
1996年6月18日，原中国军事顾问团顾问（左三起）王振华、王砚泉、茹夫一、董仁重访越南，在胡志明陵前与越南战友合影
后来，武元甲果然完成了战争回忆录。在整本回忆录中，武元甲很少提到中国的帮助或者中国军事顾问团在越南抗法战争中的贡献。但是，在全书的字里行间，我们仍然可以看到作者表露的对中国的友好感情。正在本书即将再版的时候，从越南传来消息，建立过不朽功勋的一代英雄武元甲大将于2013年10月在河内辞世，享年102岁。
武元甲是越南决策层中主张对华友好的领导人。早年，他主张亲华与亲苏平衡。1975年后，华侨受不公对待，武元甲认为此种做法“太霸道”。1978年后，中越分歧加大，武元甲提出要“和中国缓和矛盾”。1980年2月，他因反对决策者反华而被解职。1990年武元甲为中越关系改善做出最后努力，转年中越关系恢复正常。武元甲在世时素有“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之称。
1996年6月，在中越关系全面好转的情况下，越南方面邀请曾经担任过赴越军事顾问、亲身参加过抗法战争的中国老军人访问越南。王砚泉、茹夫一、董仁、王振华应邀成行，访问了河内、海防和胡志明市，越南国防部部长段奎大将会见了他们。在胡志明市，奠边府战役中越军第209团的团长，后任第312师师长，后来又担任过更高职务的退役将军黄琴前来会见了老战友。前来会见他们的还有当年的越军作战局局长，后任驻联合国大使何文楼。
在河内，奠边府战役时的越军作战局副局长，后任国防部副部长的陈文光上将宴请了当年的中国顾问。和陈文光在一起的还有奠边府战役时期配合茹夫一工作的越语翻译阮世元，他后来也担任了较高级别的军事职务。见面时，阮世元题写了汉文诗一首《赠茹董等顾问同志》：
2004年5月11日，（左起）越南陈文光上将、黄明芳大校、张德维（前中国驻越南大使）、钱江合影
兴蓝阿一与奠边，
往事犹存在昨天。
四十二年又再会，
恩情友好更绵绵。
1996年6月21日
诗中的“兴蓝”即指兴兰高地；“阿一”即A1高地，都是奠边府战役中法军固守的高地，先后被越军攻克。
王振华当即和诗一首《步韵奉和陈文光、阮世元同志》：
当年鏖战在奠边，
捷报频传似昨天。
战友情深幸再会，
谈今叙旧意绵绵。
参加过第一次印度支那战争的中国军事顾问，永远也不会忘记那片热土。
陈赓结束了在越南的使命后，奉命前往朝鲜战场，于1951年8月任志愿军副司令员兼第3兵团司令员，统帅大军与联合国军作战。他于1952年6月回国，任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院长兼政治委员，1954年10月任解放军副总参谋长，19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1956年当选为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这一年，陈赓再次来到越南，帮助越南人民军制订总体战略计划。他由黄文泰和王砚泉陪同，一起踏勘了归于寂静的奠边府战场。1959年9月，陈赓任国防部副部长。在此前后，他在患病治疗中多次说过，希望就自己征战的一生写一部回忆录，让后代理解创业意味着什么。可是他没有来得及完成这个愿望。1961年3月16日，陈赓因心脏病突发逝世于上海。他留下的秘密进入越南组织边界战役的日记，成为研究那段历史的第一手材料。
1955年2月，还在越南处理军事顾问团回国事宜的韦国清被任命为广西省省长。同年9月，他作为公安军副司令员被授予上将军衔。1956年韦国清归国就任广西省省长，除主持广西的政府工作外，继续负责援助越南的大量工作。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韦国清受到冲击，胡志明即向中共中央提出，如果你们不要韦国清，我们欢迎他到越南来工作。此事一时传为佳话。韦国清很快就在“文化大革命”中恢复了工作，先后担任过广西壮族自治区第一书记、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广州军区第一政委等职。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1977年，韦国清就任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他是第十、第十一、第十二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第四、第五、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1988年7月30日，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发布命令，授予韦国清“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授勋前后，韦国清和梅嘉生、邓逸凡等战友着手组织人手编写《中国赴越南军事顾问团史实》一书。他对当年在越南的战斗历程表现出特别浓厚的兴趣，但这时他的时间已经不多了。1989年6月14日，76岁的韦国清因病在北京逝世。
罗贵波于1954年日内瓦协议签署后出任中国驻越南大使，1957年离任归国，1958年1月任外交部副部长。“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1978年12月，他任山西省省长，后来当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20世纪80年代中期，他回到北京，在安度晚年的岁月里努力著述，克服视力日渐衰弱的困难，先后完成了《革命回忆录》和《在越南八年》两部书稿。他于1995年11月2日在北京病逝，终年88岁。新华社播发他逝世的消息时，称他是中共早期外交家之一。
闻悉罗贵波逝世，担任越共中央委员会顾问的范文同和已经退休的武元甲大将，分别发出唁电，慰问罗贵波的亲属。
邓逸凡于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回国后，他担任过解放军政治学院教育长、副院长。“文革”中他受到冲击，一度任广州生产建设兵团副司令员。“文革”后的1977年2月，他复出担任广州军区副政委。1984年离职休养，1988年获“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他热情地接受了本书作者的两次访问，提供了重要史料。2004年9月3日，他在广州逝世，享年93岁。
梅嘉生于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他担任过海军航空兵司令员、东海舰队副司令员。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备受折磨，“文革”结束后任海军副司令员。20世纪80年代末，梅嘉生将军以极高的热情参加中国军事顾问团史实的编写工作，他和夫人周政对本书作者收集这段历史资料给予了关键性的帮助。他于1993年9月病逝于北京。
1996年6月26日，中国和越南老战友相聚。左起：王振华、茹夫一、何文楼、董仁
茹夫一回国后任成都军区参谋长、成都军区副司令员。他在越南战争中写下的日记，是关于奠边府战役的珍贵史料。他于2007年10月在成都逝世，享年91岁。
跟随陈赓入越的原边纵参谋长黄景文，不久又随陈赓到朝鲜作战，1952年回国，再度跟随陈赓参加创办著名的“哈军工”（设在哈尔滨的军事工程学院），任海军系主任，后任海军第23基地副司令员。1983年10月13日逝世，时年70岁。
跟随陈赓入越的参谋处处长梁中玉回国后任解放军某军参谋长、副军长、军长、昆明军区副司令员，成都军区副司令员。1964年被授予少将军衔。1980年他在工作岗位上逝世，时年61岁。
徐成功回国后先后任解放军某军参谋长、副军长，沈阳军区装甲兵司令员，又到成都军区任参谋长、成都军区副司令员。他于1996年10月21日在成都逝世。
许法善后任中国民航总局副政委。他于1992年7月19日在北京逝世。
王砚泉回国后从事过一段时间的战史编写工作，然后回到他的老部队所在的昆明军区，离休前担任昆明军区副政委。
接替王砚泉担任越军第308师顾问的是赵永夫。他回国后继续在军队任职，“文革”中担任青海省军区副司令员，1967年后遭受很大的磨难。“文革”后离休。
王子波回国后在解放军总参谋部工作了一段时间，后任军长、南京军区副司令员。
朱鹤云，广西田东县人，1929年参加工农红军，解放战争中任师长，1950年入越任越军第304师顾问，回国后任南京军区装甲兵司令员。他于1992年5月4日逝世。
吴涌军后任海军福建基地政委。
越军第308师顾问于步血回国后任高等军事学院教员，后任解放军某军副军长。
董仁回国后任高等军事学院教员，后任中国军事博物馆副馆长。
窦金波回国后任高等军事学院教员，后任兰州军区副参谋长。
参加奠边府战役最后阶段作战报道的新华社记者戴煌，回国后继续从事他热爱的新闻采写工作。戴煌是充满正义感的新闻记者，勇敢地抨击腐败现象。1957年，他被打成“右派”。戴煌愤而抗争，反复申诉，结果非常不幸，反而被捕入狱。1978年12月，戴煌的冤案平反昭雪，他立即满怀热情投入工作，为平反更多的冤狱而奔走而写作。他继续抨击社会腐败现象，发表了大量有影响的新闻作品，获得了人们的广泛尊敬。1998年，两鬓如雪的戴煌出版的著作《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引起读者的强烈反响。他的生命之火，越到晚年燃烧得越是热烈。
在法国，奠边府老兵们经历各异，演绎着不同的人生故事。
纳瓦尔将军从印度支那回国后不久就退出军界回家赋闲了。他写了一部长篇回忆录《奄奄一息的印度支那》，于1956年出版。接着，他和科尼将军为奠边府战役的责任问题打了很久的官司，在这场诉讼中谁也没有赢得什么。回忆录出版以后，纳瓦尔先生觉得尚有余力可贾，遂经营起一家砖厂，平静地度过余生。随着岁月慢慢流逝，档案解密，史料渐丰，军史学家们普遍认为，纳瓦尔应该对奠边府战役的失败承担战役决策失误的责任。然而，纳瓦尔不断反思奠边府战役的历史，不断总结经验教训的做法对于后人是有益的。
科尼将军归国后愤怒地宣称，由于纳瓦尔指挥得糟糕透顶，导致奠边府败绩。纳瓦尔不服，为此诉诸法庭。科尼由于和纳瓦尔将军之间的诉讼而在法国军界赢得一个“诉讼将军”的名声。他于1964年从军队退役。
德卡斯特里回国后晋升了一级，担任过驻德国的法军第5装甲师师长。但为时不久，他和妻子一起因车祸受伤，不得不退役。后来，他当过一个合股的再生纸生产集团的总裁。
指挥法军空降奠边府的吉尔斯将军，调进奠边府不久因心脏病发作由德卡斯特里上校接任，后来回到了法国还是久被心脏病困扰。1961年，他因心脏病突发逝世。
奠边府战将朗格莱回国后继续在军中服役，并和德卡斯特里保持着终生的友谊。他写了一部《奠边府战役回忆录》。后来他当了准将，曾任一个师的师长。
奠边府战役中法军伊莎贝尔防区指挥官拉朗德归国后不久也晋升准将，在继续了一段军旅生活后退休。
血战奠边府E2高地的普热上尉，回国后弃剑从文，开始了作家生涯。他的《奠边府》一书写得相当精彩，于是，他接着写了下去。
除了重伤员，奠边府战役中的法国女护士热纳耶芙娜最早获释。她归国后和一位军官结婚，曾和丈夫一起生活在马达加斯加，后来和丈夫带着孩子回到法国定居。她永远忘不了在奠边府战场结识的士兵。在奠边府她曾对一位勤务兵说：“如果我们能活着出去，不管我们在哪里相逢，我都要和你共饮一杯香槟酒。”几天以后，越军攻占奠边府，她和勤务兵各奔东西，待到再次相见已是九年以后了。1963年的一天，热纳耶芙娜和丈夫驱车于巴黎，突然发现那位勤务兵一身便装地走在路边的人行道上。她呼唤丈夫停车，然后跑上去拥抱了这位奠边府战役的幸存者。她找到一家酒店，向老勤务兵送上了一瓶香槟酒。
奠边府作战中崭露头角的比雅尔出类拔萃。他回国后不久再次晋升，当了旅长，以后迅速升迁，1974年在密特朗总统的内阁中担任国防秘书、国防部副部长，然后任国防部部长、四星上将，成为法国内阁成员。
1993年2月初，法国总统密特朗对越南进行了国事访问，这是自奠边府战役以后法国领导人对越南的第一次访问。密特朗在访问中专程来到了奠边府，在法军阵亡将士墓园祈祷。当年亲身参加了奠边府战役的法国摄影记者皮埃尔·舍恩接受特邀陪同总统来到他曾经战斗过的地方。夕阳西下之际，密特朗和舍恩一起站在经过鏖战洗礼的D2高地上，舍恩向总统指指点点，追忆当年战况。他说，昔日战场已被眼前的和平景象覆盖，辨认不出战争的痕迹了。
比雅尔回国后迅速得到晋升，1974年出任法国国防部副部长
和密特朗、舍恩一起来到奠边府的，还有五名参加过奠边府战役的法国老兵，他们正好作为旅行者来到越南。在越南官方的协助下，他们随同总统的队伍又一次踏上了奠边府的红土地。
在巴黎，国防部长比雅尔得知总统对奠边府的访问后发表谈话说，对他个人来说，目前还没有机会到奠边府去，但是他确实希望重返奠边府。他还说，待自己死后，希望把骨灰撒在奠边府的红土地上，与死去的战友再度厮守在一起。
在奠边府战斗过的法国老兵怎么会忘记奠边府呢？1954年以后，每年的5月7日下午6时15分，在巴黎的圣路易教堂前，总会聚集起许多老兵，他们列队为1946—1954年印度支那战争中的阵亡者祈祷。祈祷者中有相当部分人是奠边府战役的参加者。他们胸前佩戴勋章，举着当年的军旗，身边是他们的妻子和孩子。
随着岁月的流逝，他们的头发渐渐花白，人数也逐年减少，但是每年到了这个时候，奠边府老兵都要相会，直到最后一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