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军于11月20日空降奠边府的消息传到越北中央根据地时，越军总军委正在召开师以上干部会议，确定旱季作战实施方案。韦国清、梅嘉生，还有茹夫一与会。会议从19日持续到24日。
“一个绝妙的战机出现了！”鲜明的念头马上从韦国清脑海里跳了出来，梅嘉生也几乎同时得出相同的结论。
“这是一个好消息！”越军副总参谋长黄文泰说道，“它意味着，我们已经成功地把六个营的法国伞兵从红河三角洲调动到了越西北，调到了奠边府。接下来，就应该把他们钉在奠边府，并且把更多的法军吸引过去。”
总军委会议改变议程，商讨起奠边府的局势来。
会议对法军作战动机提出了几种推测。一种可能是法军要在西北守住莱州和奠边府，或者只守其中之一。如果是只守一地，那么他们可能选中的是奠边府。另有一种可能是法军虚晃一枪，然后很快地从这两个地方撤走，重演那产的故事。
不管怎么设想，法军空降奠边府都是一个天大的错误，纳瓦尔将一个千载难逢的战机向越军拱手托出。它至少说明，纳瓦尔不是对越军新增添的重炮和高射炮力量毫无所知，就是估量得太低了。三个月前，越军憋足了劲要打那产，那产之敌却突然消失了。眼下，越军手里已经有了榴弹炮和高射炮部队，不是正好可以用来打奠边府吗？
越军应该抓住天赐良机，迅速开向奠边府，实施重大战役。在这一点上，武元甲、黄文泰和韦国清、梅嘉生、茹夫一的意见非常一致。问题仅仅在于：纳瓦尔占领奠边府的意图究竟是什么？除了已经确定开向越西北的两个半师，越军还要不要增添新的力量？增添多少？
刘焕成、周洪波这些警卫员发现，得知法军占领奠边府的消息以后，韦国清、梅嘉生、茹夫一显得相当兴奋，他们在办公室进进出出，而韦国清住所的灯光一直亮到凌晨。韦国清的睡眠变得很不好，为了不惊动他的休息，连军事顾问团工作人员的早操都取消了。
韦国清失眠了。
韦国清在陈毅、粟裕统帅下的三野中有“小诸葛”之称，他的睡眠之差也是很有名的。用他自己的话说：“一打起仗来，我几天几夜不眠是很平常的，经常是打完一个战役才有一个好觉。”所以，参谋人员在韦国清休息时间内因军情紧急而呼唤他已成习惯，因为在这时他们往往解救了正因无法入睡而苦恼的韦国清。
由于失眠，韦国清早就和安眠药结下了不解之缘。他常常数粒数粒地吞食诸如“速可眠”“鲁米那”之类的安眠药，他当年服用的安眠药在20世纪后期都成了医生的慎用药。
由于失眠和肠胃不调，头痛症久久地纠缠着韦国清，两侧太阳穴疼痛起来持续甚久，给他带来巨大的折磨。对于他的头痛，广西、北京的大医院医生纷纷束手，无奈的医生只好给他一个在20世纪早期出现过的“健脑器”，头痛时紧紧地勒在额际减缓痛楚。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20世纪60年代“文化大革命”前夕，上海华东医院的医生将韦国清诊断为“不典型的美尼尔氏综合征”，这才对症施治，使韦国清的身体明显好转。
来到越南的韦国清工作起来不分昼夜。他深知，身为越军总顾问，这与当年亲自率兵上阵有许多不同之处，思考更需周密，处理问题更要讲究方法。战役战术的制定和实施、武器装备的加强和完善固然重要，但是在战役决策过程中，指挥群体间的协调配合，或是分歧、龃龉，也会对战争进程产生深刻的影响。决策当前，他不能不慎而又慎。
韦国清的信念非常坚定：越军应该指向西北与法军决战，为此必须取得武元甲的同意。
梅嘉生完全支持韦国清的意见。1953年夏季，他回北京汇报工作之后曾去青岛疗养。这时，梅嘉生正满40岁，英姿勃发、将军风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是一个崇尚战场英雄的年代，青岛疗养院的一位年轻女护士被梅嘉生的将军气质深深吸引，对他照料有加，不时向警卫员周洪波打听梅嘉生的情况。终于，周洪波会意，告诉她使君有妇，何况将军之心对夫人始终如一。姑娘听罢，长叹一声，默默垂泪而去。
看着女护士的苗条身影，周洪波也是一番惆怅。寻思之后，他将此情婉告梅嘉生。梅嘉生摇摇头，哑然一笑，然后话题一转，对周洪波说：“马上准备行装，我刚刚得到消息，越南战场上法军有反攻的苗头，我们要马上回越南，准备打一场大仗。”
谢过年轻女护士的照料，梅嘉生提前结束疗养，比韦国清先一步赶回越南，着手准备西北战役。战争使梅嘉生养成了爱读兵书和地图的习惯，如果没有事务安排，晚饭之后稍许活动一会儿，他就会在地图前捧书研读，直到深夜。法军空降奠边府的消息传来，他马上意识到，如果放掉如此战机，作为参谋长将遗憾终生。他对韦国清十分敬重，总是把自己的意见和盘托出。让梅嘉生感到高兴的是，他的意见往往和韦国清不谋而合，在奠边府战役问题上也是如此。
韦国清很快接到了北京回电，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同意越军主力去西北实施大战役的决心。胡志明也同意武元甲向他的报告，他要求总军委拟制更详尽的计划，再由政治局会议最后决定。
1953年11月23日，武元甲在各师师长参加的高级军事会议上，就法军空降奠边府以后的军事部署作总结讲话，提出了冬春作战的总方针。
武元甲说：“到现在为止，我们还没有确切地知道，敌人究竟占领了哪些地方，打算在那里待多久。我们对敌人的未来行动也缺乏周全的预见。看来，是因为西北受到威胁，敌人向那里增援了。如果是这样的话，就表明敌人占领奠边府，是为了保住西北和上寮，扼制我们的进攻。但这样一来，敌人的机动兵力就分散了，原有的守备力量也减弱了。”
武元甲向大家提问：“在未来的作战中我们该怎么办？”
他首先分析了法军的动向：“敌军指挥官的目的，也许是想守住奠边府和莱州，但以奠边府为首要目标，莱州则是次要的守卫点。如果发现我军的威胁加大，他们也许会从其中的一个据点撤兵去增强另一个。我们不知道他们究竟重视哪一个，但估计就是奠边府。要是真的如此，他们会在那里掘壕据守。”
武元甲惋惜地说，由于缺乏准确的情报，一时无法判断法军动向。但是他肯定地说：“如果法军撤走，他们就要丢失土地；如果向那里增援，则势必分散机动力量。至于究竟应该怎么办，法军也许还没有拿定主意，或者要依据我军的行动再做决定。”
武元甲说：“不管怎么说，不管敌人的指挥部里再发生什么，敌军空降奠边府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千载难逢之机。敌人会发觉他们已经进入了两难境地，往西北屯兵则分散了机动力量，不往那里去吧又怕丢了整个西北。”
武元甲明确了未来旱季作战的方针：“将西北作为主要战场。”他宣布：
1954年初摄于越南中央根据地。前排左三是茹夫一，他怀抱着文进勇的儿子。前排左四是薛碧天，前排左五是王元才，后排中三名穿浅色军衣的是军事顾问团的中国警卫战士，其余大都是越军战士，其中后排右四是越南干部、翻译阮世元“我们的任务是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在西北新解放区提高人民的政治觉悟，建立根据地，进一步分散敌人的力量，进而夺取上寮。”
武元甲说：“总部决定调两至三个师向西北进发。我军之一部要迅速向西北出动，防止莱州之敌撤走。如敌撤退，则在途中将其消灭一部分。我军主力则布置其后，寻找战机。如果敌人向奠边府增援，我们也将调集更多的部队到西北去。”
武元甲强调：“红河三角洲地区为次要战场。”越军要以一旅偏师，在红河三角洲吸引敌人的重兵集团，扰乱敌人的后方，伺机消灭小股敌人，发展游击根据地。
武元甲讲话次日，韦国清也讲了话。他指出：“越南西北虽然山高沟深，土地贫瘠，人烟稀少，但是战略地位重要。完全解放西北，就可以和越北联区连成一片，背靠中国，南接上寮，就有利于开辟上寮战场，进而向中寮、下寮以至高棉和越南南部推进，就可以打破纳瓦尔企图巩固战略后方，集中兵力与我们在北部决战的梦想。”
韦国清说：“听说有些同志对去西北、上寮这些边远地区作战还有这样那样的想法，强调这样那样的困难，认为应把主要力量放在红河三角洲，进攻敌人的邦克据点，夺取红河三角洲地区，才可以实现总反攻，赢得抗法战争的胜利。这些同志的愿望无疑是很好的，他们想走一条直路，早日夺取抗战的胜利。但是这条路恐怕是难以走得通的。那里是法军在印支的最强点，不仅驻有大量精锐部队，而且交通便捷，有利于敌人机械化部队运动。以人民军目前的技术装备条件，去进行较大规模的攻击作战是很不利的，我们已经有过这方面的经验教训。避强击弱，避实击虚，是历代军事家的一条重要原则。西北，上、中、下寮，以至高棉和越南南部、中部许多地方，都是敌人防御薄弱的地区，我们应把进攻矛头指向这些地方，把敌人的战略后方变成新的战场。只有这样，才可以调动敌人，分散敌人的机动力量，不断地消灭和消耗敌人，从而进一步打乱敌人的战略企图，造成最后攻取红河三角洲的条件。同志们，这是一条迂回曲折的路，但它是走向最后胜利的必经之路。”
上述这段话，显然是韦国清对毛泽东在丰泽园中一番指示的理解和解释，他又以中国革命战争的历史为例指出，毛泽东曾长期经略西北，在那里生活了13年，最后依托西北根据地夺取了全中国。他希望越军官兵以此为借鉴，充分重视即将在西北地区展开的重大战役。
韦国清在讲话中谈到奠边府时说：“纳瓦尔正在南部、中部和北部占领区内进行大规模扫荡，并准备向解放区进犯。最近几天，他又派兵空降奠边府，气势汹汹。但是他高兴得太早了，不要多久，我们的攻势开始，就会打他个措手不及，使他手忙脚乱，穷于应付。他若坚守奠边府，也必然逃脱不了被歼灭的命运。”
这次会议与法军空降奠边府的时间恰好重叠，开得很紧凑。与会中国顾问茹夫一本来每天写日记，这几天却将数日的日记并在一起写了：
1953年11月21日至24日：几天来，主要参加友方作战会议，在会议中听取友方各部队汇报。这个会议，准备达一周，开会四天，个别交谈两天，共六天。会议主要解决了作战方向和作战方案（方向：西北和平原；方案：攻坚和运动战）的问题。会议中和友方个别同志交谈了出发前的一些准备和中寮作战方案问题。会议期间敌情变化：奠边府敌突然空降四个营，其意图尚不能真正判明。
茹夫一回忆，在他的印象中，法军空降奠边府没有引起专门的讨论，法军占领奠边府的意图是逐渐暴露出来的。但是，不管法军是否占领奠边府，越军都要向西北进军，然后向老挝北部发展。奠边府发生的新情况，促使越军总军委和军事顾问团首长加快了布局“西北战役”的进程。
武元甲命令，副总参谋长黄文泰率领精干的总司令部前线指挥部（前指）立即奔赴西北前线。韦国清决定，梅嘉生和黄文泰同行，除指挥第308师作战外，到前线汇总情报，勘察作战地形。双方共同商议，向总军委提出战役初步计划。
让茹夫一感到心急的是，法军空降奠边府后的几天里，越军侦察人员在两天中无新情况报来。茹夫一在这天专门就奠边府前线捕俘问题找了越军作战局负责此事的副局长陈文光，和他商议，一周内一定要在奠边府前线捕俘，“否则，情况无法查明”。
韦国清、梅嘉生还特别注意集结于红河三角洲的法军科尼集群的动向。他们担心，一旦越军主力西去，科尼会拼力进攻越军中央根据地。
为了判明情况，韦国清、梅嘉生未雨绸缪，早在11月初就将刚刚入越的军事顾问薛碧天派往靠近红河三角洲的游击根据地了。
薛碧天是山西芮城县人。1953年1月，他是驻守新疆的王震兵团的一个师参谋长，驻军于南疆莎车。这年早春，他接到命令入越担任军事顾问。4月间他来到北京时曾和新任顾问杨增彤等人一起受到刘少奇的接见。由于越南的雨季即将开始，战争形势缓和，薛碧天等人的行期也推迟了。
1953年9月，薛碧天来到越南，主管军官训练。10月底，韦国清又来到越南继续担任军事顾问团团长，他是薛碧天的老首长，曾在抗大为薛碧天这一期的学员讲过课。韦国清命令薛碧天带一部电台前往越北联区，与主持那边工作的越军将领朱文晋会合，判断红河三角洲法军的动向。
在朱文晋处，薛碧天根据情况分析，在旱季到来之前，未见红河三角洲法军有较大行动的迹象。11月中旬，薛碧天带着这样的判断回到韦国清身边——他带来的无疑是个好消息。
按照预定作战方案，越军第316师于11月中旬向西北方向开动。
第316师出动之时，这个师的中国顾问出缺，韦国清急电解放军总参谋部，要求尽快派出一名有朝鲜战场作战经验的师级顾问赶到越南来，协助第316师作战。
这回，被选中的是解放军第63军第118师参谋长徐成功。
徐成功，1916年生，1938年6月到延安抗大学习。他是1952年入朝参战的，主要在板门店以东进行防御。1953年9月回到河北邯郸驻地后不久，徐成功到北京参加军区组织的战役集训。学习还不到一个月，军干部部部长找到徐成功通知他，军里接到了上级命令，调他去越南当军事顾问，并且要求马上出发。
军长傅崇碧和徐成功谈话，要他务必尽心尽力，克敌制胜，打出第63军的威风。
徐成功赶到越北根据地时，第316师已经向西北进发了。韦国清命令徐成功带领助手赶往西北，履行顾问职责。
韦国清、茹夫一会同武元甲，和越军作战局局长何文楼、副局长陈文光、杜德坚等人，修订出了更加周密的作战计划。越中将领确定，调整作战计划，整个西北战役作战分两步走：先打莱州，再战奠边府。进攻奠边府时，需要增调步兵和重炮兵、高射炮兵以及工兵。
这些天，韦国清的身体很不好，由于过度紧张，他甚至在一次会议过程中发生虚脱，突然倒在地上，把军事顾问团团部的人吓得不轻。
胡志明主席在读报
根据韦国清、梅嘉生的要求：在广西边境，为越军运送弹药的卡车日夜不停；在云南南部，大批粮食集中起来，运往与莱州、奠边府最近的金平县境内囤积。
1953年12月1日至3日，胡志明主持召开了越南国会第三次会议，宣布在解放区范围内“加紧实行土地改革，以保证抗战的完全胜利”。
12月6日，胡志明主持劳动党政治局举行的会议，听取武元甲做关于法军在奠边府空降后总军委的作战决心报告。罗贵波、韦国清列席了会议。
越军总军委的作战方案写道：
敌情和战役方向：如要保证在冬春作战中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夺占莱州、老挝的丰沙里乃至琅勃拉邦，必须从法军正在构筑集群据点这一情况出发，作好准备。
在这种情况下，要在奠边府地区进行的将是一场前所未有的大规模攻坚战。
越军总军委决心：在兵力和作战时间上，使用九个步兵团，一个工兵炮兵师，新增的高射炮兵一部，总共3.5万人，投入西北作战。预计战役持续时间约45天。
越南劳动党中央政治局批准了越军总军委的作战计划，决定成立以武元甲为总指挥的西北战役前线指挥部，成立以政府副总理范文同为主席的“中央前线供给委员会”，保障战役后勤。陈登宁受命全权负责西北前线的道路修筑和后勤供应。
越南劳动党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当日，武元甲以总司令名义向全军发出进行西北战役的命令：
同志们：
根据党中央、胡志明主席的命令，今冬你们将向西北进军：摧毁敌人的防御；解放那里的人民；解放仍被敌人占领的地区。
敌人仍然占领着我们可爱的西北，在我们的同胞之间挑拨离间，又百般蹂躏他们，骚扰我们的后方。
我们必须修通道路，克服艰难险阻，顽强奋斗，忍饥受渴，跋涉高山深谷，负重远行，最后抓住敌人并彻底消灭他们，解放我们的同胞。
对于即将展开的重大战役行动，胡志明考虑得相当周密：一方面是以主力进占西北；另一方面是做出和平谈判的姿态，试探法方。
就在德卡斯特里上校受命接任奠边府前线司令的同一天，11月29日，北欧国家瑞典的《快报》发表了胡志明主席对该报记者提问的书面回答。
这件事算得上该报驻法国巴黎记者斯文·勒夫格伦的得意之作。几周前，勒夫格伦感到，印度支那局势正来到一个重大转折点上，法越双方若不摆开架势决战，就得坐到谈判桌上来。他低头拟出了几个问题，通过信函方式寄给胡志明主席。但是，他的提问是否会得到回答，勒夫格伦完全没有把握。
实际上，通过某种方式表示和谈意愿，是胡志明考虑中的重要问题。1952年年末，胡志明去莫斯科参加苏共第19次代表大会，斯大林在会见胡志明时曾说，越南的抗法战争，只要打得好，战局有利，打到一定的程度是可以与法国和谈的。斯大林的看法对胡志明影响很大。
1953年7月27日朝鲜停战，苏、中两国迅速协调了双方的战略认识，认为在印度支那战场进行和平谈判也是可能的。这一共识引起了胡志明的关注。8月3日，越南劳动党中央致电中共中央，表示越方正在考虑以胡志明的名义发表一个声明，表示欢迎朝鲜停战，越南同样有和平的希求。越方将把和谈条件定为：1.法军全部撤出印度支那。2.保证越南领土完整和完全的独立。
中国方面很快答复，认为如果在一定的合理条件下获得越南问题的和平解决是有利的，建议越方可以用越南通讯社的名义发表社论文章，表示和平意愿。这是中方第一次正式地就和平解决越法战争问题向越方表示意见。
由于没有找到合适的机会，越方始终没有就和谈问题公开地表示意见。1953年11月初，收到了瑞典《快报》记者的书面提问，胡志明稍作迟疑后认为，这是一个表达越方和谈愿望的好机会，可以作答。胡志明把起草的答复交给罗贵波，请他转给中共中央。11月16日，罗贵波向中共中央转发了胡志明的答复稿。
毛泽东亲阅胡志明的答记者问全文，于11月26日回电，同意胡志明的决定，对电文略作修改，请胡志明主席酌定。毛泽东的复电由中国顾问转交。梅嘉生看了毛泽东的复电后颇生感慨，对正在身边的王振华等秘书说：“胡主席这回可找了个大秘书！”
得到北京复电表示同意之后，胡志明于11月29日以明码电报方式对瑞典《快报》记者勒夫格伦的提问做了回答，回电全文是：
问：法国国会中的辩论，表明了法国政界大部分人士想通过同越南政府的直接谈判，和平地解决在越南的冲突问题。在法国人民中，这种愿望更为普遍。那么，阁下和贵国政府是否欢迎这种愿望？
1953年12月，法军在奠边府巡逻
答：在越南的战争是由法国政府挑起的。越南人民七八年来被迫拿起武器来进行反抗侵略者的英勇战斗，为的是保卫独立和自由，过和平的生活。现在，如果法国殖民主义者要继续进行侵略战争，那么，越南人民也坚决地继续进行爱国战争，直到取得最后的胜利。然而，要是法国政府已从几年来的战争中吸取了教训，愿意通过协商来实现在越南的停火，并且采取和平方式解决越南问题，那么，越南民主共和国人民和政府将随时接受这种意图。
问：有没有停火或停战的可能？
答：只要法国停止侵略战争，在越南的停战就会实现。在越南停战的基础是，法国政府真诚地尊重越南的真正独立。
问：要是一个中立国家出面调停，让对方司令部的代表同阁下会晤，阁下是否愿意？瑞典是否可以出面斡旋？
答：要是某些中立国家愿意出力，以谈判方式促成越南战争的结束，那将受到欢迎。不过，停战谈判主要是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和法国政府之间的事情。
问：照阁下的意见，是否有结束战争的其他方法？
答：越南战争给越南人民带来了许多痛苦，因此，法国人民进行斗争，反对在越南的战争。
对法国人民和法国和平战士们，我一向都表示同情和尊敬。目前，不仅越南民族的独立遭受严重的侵犯，而且法国的独立也正在遭受很大的威胁。美帝国主义一方面策动法国殖民主义者继续和扩大对越南的侵略战争，使法国越打越弱，以便替代法国在印度支那的地位；另一方面强迫法国批准欧洲防务条约，就是说要复活德国军国主义。
因此，法国人民为法国的独立、民主、和平，为结束在越南的战争而进行的斗争，是和平解决越南问题的重要因素之一。
胡志明答瑞典记者问透露出解决印度支那问题的新信息，是一件重要的历史文献。此举使瑞典《快报》在北欧新闻界声誉大增。
根据胡志明的指示，答瑞典记者问全文暂不对内发表，同时这一对和平问题的谈话丝毫不影响西北战役的准备。越军两个步兵师按时出发。为了防备科尼在红河三角洲的机动兵力向中央根据地袭击，第312师和第304师主力暂时集结在根据地附近，待机而动。
对于出征战士，胡志明亲下指示：“这次战役，在军事、政治，国内、国际等方面都是一次重要的战役。因此，全军、全党、全民务必集中力量打好这次战役。”
1953年12月中旬，越军榴弹炮团和高射炮团向西北进军。在他们前面，工兵团和上万民工紧急修路。
前进方向上有许多地段没有公路，有的地段即使有公路，也因为战争的破坏而变成了人行小道。亚热带的高温和雨水，会使一时废弃的公路上长满野草，灌木和小树时而出现在道路中央。
砍刀和利斧在崎岖的山岭道路上开路，重炮缓缓西行。
越军高射炮部队昼伏夜行。有时法军飞机经过，年轻的越南瞄准手就盯着它们做捕捉目标训练。曾有过一两次，法军飞机似乎发现公路上有动静，俯冲扫射，打坏了隐蔽在公路旁的越军车辆。为了保守秘密，越军高炮部队没有回击。
韦国清特别担心重炮和高射炮兵前进太慢。一天晚间，高射炮顾问原野赶到指挥部去见韦国清、梅嘉生，汇报高射炮兵行程。他见韦国清伏身地图久久不语，禁不住问了一句：“法军飞机飞得很低，一旦发觉了我们，我们是不是可以开炮射击？”
“不！”韦国清马上抬起身来，两眼盯住原野说，“不能打。‘集中火力，突然使用’这个原则你知道吗？我们的高射炮不多，必须使用在最关键的时候。”按原野的理解，韦国清认为，这些高炮最好到了奠边府前线后突然使用。
1953年12月，逃离莱州的法国伤兵
就在第316师先头部队已经出发的时候，西北局势又出现了变化。
1953年11月30日，科尼向奠边府前线司令下达指示，要求：1.尽快完善机场设施，以保证随时可以使用该机场；2.尽可能多地收集情报，了解越军动向；3.准备将莱州守军撤向奠边府。
奠边府法军遵照科尼的命令，向四周山岭进行搜索性侦察。
1953年12月3日，法军一个营自奠边府出发向东北方向的山林地带搜索，整整两天一无所获。
为了扩大搜索范围，12月5日，法军又以一个营沿41号公路朝着奠边府东北的巡教方向搜索。走出5公里后，他们进入一个近千米长的峡谷。上午9时45分，行进中的法军电台突然收到附近一个可疑电台的信号，指挥官刚刚把这个情况报出，越军的伏击就开始了。迫击炮弹从山坡上劈头盖脸地砸下来，把法军尖刀排全闷在炮弹爆炸的烟尘之中了。随着一阵弹雨，一队越军冲出灌木丛，与行进中的敌人短兵相接，冲在最前头的拼起了刺刀。
跟在后头的法军士兵赶紧抢占阵地，举枪反击。
战斗来得快，去得也快。等到法军的火力整齐了起来，越军的迫击炮就停了。很快，越军钻进丛林消失了。突如其来的短兵相接使法军14人阵亡，26人受伤。惊魂未定的法军越南籍士兵们搜索战场，发现了几具越军没有来得及带走的尸体。从尸体着装上看出，刚才的攻击者不是越盟游击队，而是穿着统一军服的越军正规军。缴获的证件表明，阵亡者是越军第316师第176团的士兵。毫无疑问，第316师先头部队已经赶到了奠边府！
1953年12月7日和9日，又有两支法军小分队分别受到伏击，遭受伏击者均认为，是越军正规军所为。
接到12月5日法军分队受到伏击的报告，正在奠边府的科尼知道再也不能迟疑了，他与吉尔斯和德卡斯特里商议，决定尽快从莱州撤退。科尼命令法军快速抢占奠边府东北方向紧挨第41号公路的506高地，在这个高地修筑坚强工事，作为未来战斗的支撑点。
12月7日，科尼在夫人和女儿陪同下和吉尔斯飞到莱州，将撤退一事向当地泰族首领刁文龙通报，组织莱州守军向奠边府撤退。嗜好鸦片的刁文龙虽然满肚子不愿意，但越军兵锋逼近，他已无可奈何，乃于次日带着家人乘法军提供的运输机飞到河内。几年后，他在法国巴黎死去。
莱州守军从12月8日起撤退，法军飞机运走了约两个营的正规部队，还剩下20来个连，约2000人的泰族地方武装，就要靠他们自己向奠边府或老挝夺路而逃了。挡在这支队伍面前的是上百公里没有大路、森林密布、灌木丛生、野兽横行的延绵群山。
在36名法军指挥官和士官率领下，这20来个连分成几群，于8日起分批向奠边府和老挝方向撤退。他们带上了一部分武器和少许食物，一部分人还带上了家眷。剩下400余头骡马不能牵带，就一撒缰绳随它们撒野去了。10日，莱州已成空城。法军空军根据无线电联络向撤退途中的军队空投食品，接济他们突向奠边府。
11日，奠边府法军三个营组成救援集群，向莱州方向前进。
法军从莱州撤退的消息报来，越军第316师主力正在靠近莱州。黄文泰命令第316师以大部分兵力投入莱州以南歼灭逃出的敌人；命第148独立团沿途阻击，迟滞敌人；跟在后面的第308师则以先锋团——第36团——插向奠边府以北作兜底之战，力争将莱州之敌全部歼灭在南逃路上。
第316师的两个团按方位角穿过密林阻截逃敌。担任先头部队的一个连于12月12日与南逃之敌一部遭遇，在山林中进行了一天的阻击战。13日，第174团主力赶到，将当面数百名敌人全部歼灭。第二天，后续赶到的越军咬住了已在密林乱撞了几天、人困马乏的敌人。从莱州南逃的敌人一股一股被歼灭了。
1953年12月12日，第316师的一个营占领莱州。
18日，从莱州撤出的最大一股泰族武装，共6个不满员的连队行至莱州和奠边府之间，终于被越军截住了。一阵迫击炮弹落进溃退中的泰族士兵群中，炸得山林中血肉横飞。数百溃兵逃进了大森林，但是，人们再也没有见到他们从茫茫林海里走出来。
漏网之鱼毕竟还是有的。22日，最后一股从莱州出逃的泰族地方军终于到达奠边府。撤出莱州时，这支已丧失士气的队伍尚有2101名泰族士兵和36个法国指挥官、士官，经过一路折损，只有175个泰族士兵和10个法国人进了奠边府。
从奠边府向莱州出援的法军，本来就犹豫不决，走出不久受到越军小部队的袭扰，很快就缩回去了。
在向西北进军途中，越军原拟的战役方案渐渐显露真面容，在旱季的阳光中演变成“奠边府战役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