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6月中旬，西南军区副司令员兼第4兵团司令员陈赓接连收到中央电报，命令他代表中共中央前往越南，帮助越军组织、实施边界战役。中共中央在6月18日给陈赓的电报中说：
你去越南，除与越南方面商谈和解决若干具体问题外，主要任务应根据越南各方面的情况（包括军事、政治、经济、地形、交通等项情况在内）及我们可能的援助（特别注意物资的运输条件）拟定一个大体切实可行的军事计划，以便根据这个计划，给予各种援助，分别先后运输各种物资，并训练干部，整编部队，扩大兵员，组织后勤，进行作战。这个计划必须切合实际，并须越共中央同意。望你到越南了解他们各方面的情况之后，和越共中央一道共同拟定一个可行的计划，并将我们援助他们的计划亦加以拟定，报告中央批准后实行。
战争环境中，情况瞬息万变。6月21日，罗贵波电告中共中央，在老街的越军缺乏粮食，难以实施原定作战方案，印支共中央和总军委决定暂时放弃老街战役，改而进行高平战役，争取在7月下旬开始。考虑到在云南整训的第308师对高平较为熟悉，拟将该师调往高平作战。
接到这份电报的次日，6月22日，中共中央电告陈赓，要他准备尽快出发去越南协助组织战役。同一天，毛泽东电告广西省领导同志：“现在云南整训的越南部队约1万人，准备于12—15日由砚山启程，7月下旬到达靖西，并准备作战。请你们指示沿途给予帮助，并替他们选择集中地点，代为准备一个月的粮食。该部队到达靖西后，如枪械军火有所不足，向你们要求补充时，你们应尽可能给予帮助。”
陈赓行事果断，即刻确定了随同他赴越的工作班子。他们是：第4兵团宣传部部长曾延伟、兵团作战处副处长王振夫、兵团军械处副处长杨进、兵团机要处副处长刘师祥、第14军作战处处长梁中玉、后勤处处长张乃詹、副师长王砚泉、炮兵团团长杜建华。
和陈赓一起去越南的，还有原边区纵队参谋长、36岁的黄景文和团政委黄为。这两位都是“越南通”。
原来，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后，根据国共两党协议，坚持敌后抗战的东江纵队主力由司令员曾生率领，经海路撤到山东烟台。中共中央指示，广东南路武装坚持粤桂边地区游击战争。1946年2月，由于受到国民党军压力，经中共南方局与越南党商洽，南路武装主力第1团由团长黄景文率领，大部入越整训，余部原地坚持斗争。
黄景文率部入越后，曾协助越军在北江和海宁省与法军作战，得到越方称赞，为此黄景文于1946年10月被聘请为越南高级步兵学校（校址在义安省）顾问。黄景文化名“陈光”，刻苦学习，越南语水平明显提高。
1947年，在越南整训的解放军部队于10月返回国内，于1948年年初编入新成立的“滇桂边区纵队”（简称“边纵”），黄景文任一支队司令员。1949年7月，“边纵”改称“滇桂黔边区纵队”，简称仍为“边纵”，庄田任司令员，林李明任政委，黄景文任参谋长。
有这个背景，边纵参谋长黄景文入越自然顺理成章。据黄景文夫人李夏湘后来的回忆，陈赓组织入越工作班子的时候，黄景文主动请缨说：“请组织让我参加顾问团吧。我对越南的情况熟悉。”
考虑到随行电台沿途要和中共中央、西南军区、在越南的中共联络代表罗贵波和第4兵团司令部这四个方面保持及时联系，刘师祥带上了三个机要员——傅孝忠、岳星照、延月庚。为了及时收录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的新闻，还从兵团新闻科调来了机要员赵锡峰。
一声令下，代表团成员齐聚昆明。
第40师副师长王砚泉还在滇西南凤庆地区指挥剿匪作战，并且刚刚完成了对赴越军事顾问团干部的选派。待接到兵团命令急返昆明的电报，他就只有纵马飞奔了。赶到大理的时候，王砚泉遇见了要去昆明向军事顾问团报到的第119团团长田大邦，两人结成一路急如星火般来到昆明。陈赓一见王砚泉，大声说道：“回来得真快，跟我一块到越南去打一仗吧。”
随陈赓出发的干部们都很愉快，几年来他们跟随陈司令员出征，捷报频传，信心十足。只是28岁的刘师祥原打算7月里和同在一个处的女机要员张瑞云结婚的，这下子婚期可就不知道要推到哪一天去了。
陈赓细心地为印支共中央准备了礼物——从香港买来的一批收音机、手表和钢笔。他还为罗贵波带上了慰问品，加上别的，林林总总，足足用了20头骡子驮运。
临行之际，陈赓的考虑颇为周到。6月28日，他致电中共西南局并中共中央，报告说：“我决定于7月5日由昆动身赴越，但我应以何名义去越，请即示之。”
6月30日，他接到了中共中央复电：“陈赓到越可用中共中央代表名义。”陈赓的身份是“中共中央代表”，他被赋予全权，入越后即为中国派出的最高负责人，在必要时可代表中共中央做出决断。而罗贵波则是中共中央派往越南的联络代表。
毛泽东对陈赓的军事才能完全信任，他同意越方改打高平的决定，于7月2日致电印支共中央说：“对高平的具体作战方案，等陈赓去后，由你们最后商定。以后如何作战，由你们自己根据具体情况决定。我们如有意见，仅供你们参考，因为你们比我们熟悉情况。”
边纵领导人1950年合影：（左起）林李明（边纵政委）、庄田（边纵司令员）、黄景文（边纵参谋长）（黄晓夏供稿）
后来，陈赓的出发日期略有推迟。
7月7日早晨，一列小火车静静地滑出了昆明火车站，向南驶去。车窗里，有人想贴着窗户往外张望，一看到路边有人，又急忙缩了回去。他就是陈赓。清晨，陈赓吻别了当年4月8日才出生的女儿小进。算起来，小女儿再过十天就过百日了。
在一个警卫连护卫下，陈赓率随行人员乘坐滇越铁路小火车开始了他的秘密使命。
小火车在云南的群山中曲折行进。这条窄轨铁路是法国殖民者占据越南之后，为了将势力范围推进到中国的云南而在20世纪初修建的。铁路随山势蜿蜒，火车不能开得很快，看沿路水光山色却是再好不过的。但此时此刻的陈赓，一路凝思着越南战局，已经无暇顾及风景。他的思绪还不时飘向北方，飘向遥远的朝鲜战场。在前去开远的小火车上，他叫过刘师祥，布置了此行机要工作的三项任务：及时翻译电报，接收新华社播发的《参考资料》，收录中央电台的新闻。他吩咐说，在可能的情况下，每到播发新闻的时候，电台停下来接收。
1955年，陈赓被授予大将军衔
此时，朝鲜半岛上的战争吸引着整个世界的注视。朝鲜人民军利用突然作战的效果，在雨幕中突破“三八线”，迅速击溃了对手，于1950年6月28日占领汉城，又将主力分为东西两线大举向南推进。
6月30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命令美军参加朝鲜战争。7月1日，美国陆军第24师先遣部队抵达朝鲜半岛。5日，美军一个步兵营和一个炮兵营北进至鸟山地区，遭到疾进的朝鲜人民军重创。但是，美军还在不断登陆，朝鲜战争复杂化了。
1950年7月1日至6日，朝鲜人民军实施水原战役，主力强渡汉江，于7月4日击溃水原之敌。为了赶在美军主力展开之前歼灭锦江、安东当面之敌，人民军马不停蹄，在南线成立方面军司令部，于7月7日发起大田战役，意在迫使敌军主力决战，进而解放全部国土。
这些，就是出发当日陈赓最关心的天下大局了。
小火车的轰隆声在滇南的崇山峻岭中不时唤来重重叠叠的回音。一代名将陈赓，又要为自己的历史翻开风云变幻的新一页了。
陈赓，1903年2月27日生于湖南湘乡县农村，原名陈庶康。陈赓的祖父陈翼怀出身寒苦，因武艺娴熟，早年投入湘军，逐渐升为军官，中年后解甲归田，成为当地富豪。陈翼怀的经历对幼年的陈庶康颇有影响。20世纪初的湖南，新思想、新潮流如春风拂地，润物无声。陈庶康6岁入私塾，几年后厌倦了“四书”“五经”。12岁时，陈庶康进入湘乡县东山书院读书。这座新式学校颇具盛名，陈庶康入学之前五年，毛泽东也曾在此书院求学，并受到了新思想的熏陶。
来到东山书院的陈庶康，广泛涉猎各类图书，思想发生了重大变化。1917年，父母做主，为他挑选了一位年长两岁的姑娘，要他回家即刻成亲。无法容忍这一事实的陈庶康愤而抗婚，像祖父那样离家出走，投身湘军，从此更名陈赓。最终，他迫使父母亲赔送钱财，把陌生的姑娘送回了娘家。
陈赓却从此自由了，尽管这时他只有14岁。他扛着几乎与自己等高的步枪连续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护法战争，以及此后湘军进行的多次战斗。
在战阵中驰突四年后，18岁的陈赓对战争失望了，退伍来到长沙铁路任职，在工余刻苦学习文化。出乎意料的是，他的英语水平获得了很大的提高。这时，他特别希望借此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成果，用科学救中国。在长沙，陈赓曾进入自修大学学习，听过毛泽东、邓中夏等人讲课，并在何叔衡、郭亮等早期共产党人的引导下，于1922年12月加入青年团，不久转为中共党员。
此后，陈赓曾到上海大学学习。1923年冬，他考入设在广州的由孙中山主持的国民政府“大本营陆军讲武学校”，次年春成为刚刚成立的黄埔军校第一期学生。就学期间，陈赓参加了平定广州商团叛乱的战斗。
黄埔军校毕业后，陈赓留校任连长，先后两次参加了广东革命军讨伐军阀陈炯明的战斗。1925年9月，以蒋介石为总指挥、周恩来为政治部主任的东征军进攻广东惠州，陈赓是主攻连连长。他英勇善战，破城有功，战后即率连队调任总指挥部警卫。在当年10月27日的战斗中，蒋介石亲自到前线指挥，突然与粤军林虎所部遭遇被围，部队被打散。万分危急之中，陈赓背起蒋介石突出险境，此后又单独携带蒋介石的亲笔信徒步百余里，找到周恩来、何应钦，让他们派兵接出了蒋介石。蒋介石对这件事念念不忘，陈赓也由此被誉为“国共合作的典范”。
大革命失败后，陈赓跟随周恩来到南昌，参加了著名的八一南昌起义。陈赓在起义后南下作战时腿部负重伤，辗转来到上海，成为中央“特科”的负责人。1931年，他进入鄂豫皖苏区，任红军第12师师长，打仗时连战连捷，成为著名的红军战将。次年，陈赓在作战中腿部再次负伤，潜回上海治疗，伤愈后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并送交蒋介石处理。因陈赓与蒋介石有东征时的一段故事，更兼宋庆龄等人积极营救，陈赓被释放。他回到江西苏区后任红军第1步兵学校校长，随后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
抗日战争开始，陈赓是八路军第129师刘伯承师长麾下的第386旅旅长。他屡建功勋，是抗战名将，所部逐渐壮大为太岳纵队。解放战争开始后，陈赓率部于1946年秋连续进行了闻夏、洪赵、临浮战役，歼敌2.5万人。1947年8月下旬，陈赓率领太岳兵团8万余人强渡黄河，挺进豫西，连续作战歼敌4万余人，积极配合了刘伯承、邓小平率领的晋冀鲁豫野战军向大别山地区的战略挺进。陈赓从此成为解放军在一个重要战略方向上独当一面的将领，深受毛泽东、周恩来的器重。
陈赓兵团在中原地区吸引住了大量国民党军，在淮海战役中，陈赓兵团是围歼黄维兵团的主力。
1949年4月，陈赓指挥第4兵团渡过长江，进军江西。10月，解放军发起广东战役，陈赓指挥两个兵团22万余人，作战月余，解放了广东全境。之后，陈赓参与指挥了广西战役。随后指挥了进军云南的滇南战役，活捉国民党军陆军副总司令汤尧，解放了云南全境。至此，陈赓也完成了他在中国大陆上的主要战斗使命。
在三十余年的戎马生涯中，陈赓名副其实地身经百战。以整个解放战争的战绩作统计，陈赓所率兵团，从山西太行山出发，最后转战至云南，总计歼灭国民党正规军及地方部队50.3万人。在日后授衔的人民解放军十位大将中，陈赓大将在解放战争中所指挥的总兵力，仅次于粟裕而居第二位。
历史与陈赓有缘，总是将充满传奇色彩的使命放到他的肩头。
1950年7月7日下午4时，陈赓到达开远，再往前就不能坐火车了。
晚上独坐灯下，陈赓取出一个新笔记本，提笔写日记。笔记本是出发前夫人傅涯递到他手上的。陈赓和傅涯感情深切，他们之间有一个极富感情色彩的约定，但凡陈赓率军出征，傅涯不在身边，陈赓天天写日记，待相聚时就把日记交给傅涯收存。于是每当陈赓整装待发之际，他总会接过妻子递来的新笔记本。解放战争中，陈赓驰骋疆场，和傅涯离多聚少，因此留下了大量日记。1949年年初淮海战役结束，陈赓即将挥师南下，经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安子文的动议和批准，傅涯调到第4兵团随军南下。这一年来陈赓基本上停止了日记。现在，陈赓又要写日记了。多亏傅涯的这本新笔记本，它留下了陈赓在越南经历的翔实记载。
第二天早晨倾盆大雨，道路泥泞不能行，只好等了一天。
7月9日，陈赓一行继续南下，途中遇雨，坐在敞篷卡车上的官兵被淋得浑身透湿。当晚，陈赓接到罗贵波转发的印支共中央电报，通知陈赓，越军总部改变了原定的攻占老街的计划，打算改向高平进攻。
10日中午，陈赓到达砚山，立即安排会见了越军师、团级干部，听他们介绍了整训情况。当晚又听取了第13军军长周希汉和越军第308师中国军事顾问吴效闵等人的汇报。陈赓得出一个清晰的印象：越军“月余训练成绩很大，初步解决了战术思想问题，特别是炮兵射击、爆破及机枪使用，取得很大成绩”。
周希汉汇报时坦率地告诉陈赓：“我军总地说来和越南部队相处不错。但是，越军连以上军官还有一些人认为自己文化程度比中国顾问高，看不起我们的顾问，认为我们土气，打国民党行，打法国兵不一定行。”
“是吗？”陈赓虽有准备，还是敏感地问道。
“是的，有这个问题。”周希汉回答。
陈赓在砚山停留了两天，这期间他细细了原越南西北战区政委、现任第308师政委双豪关于越军西北战区状况和越军现状的报告。双豪的报告语言朴实，陈赓深感满意。
从到达砚山开始，陈赓的整个身心都投入中越两党、两国合作粉碎法军的全盘计划之中。他会见了即将随同第308师开往越南的二十多位中国军事顾问，做了一番鼓励。他第一句话就逗乐了众多部下：“兄弟受中央委托，前来解决东南亚问题。东南亚问题不解决，兄弟我死不瞑目。”至于顾问们的归期，陈赓说：“现在国内革命战争已经胜利，可是你们的事情还没有完，还要吃点苦，还要跟我到越南打仗去。你们想回来，可以，有两种可能：一是战死疆场，光荣了，我把你运回国内；二是打下河内，我用飞机把你们接回来。”
在砚山，陈赓有一个意外收获——从周希汉处得到了精通越南语的翻译周毅之。
周毅之是一个越南华侨的儿子，1919年出生于越南河内附近的河江省。他的幼年在越南度过，小学毕业后父亲把他送回中国上中学。抗日战争中，周毅之就读于西南联大新闻系，与傅作义将军的女儿傅冬由大学同学进而相恋。上大学期间，周毅之、傅冬相继接触了中共组织。抗战结束后，周毅之、傅冬到北平，在《平民日报》当记者。1947年，周毅之参加了中共地下党，傅冬也于同期入党。在平津战役中，为了促成傅作义将军起义，傅冬、周毅之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北平和平解放后，周毅之进入复刊的《北平解放报》工作，1949年秋南下，随陈赓的第4兵团进入昆明，参加创办《云南日报》。为时不久，周希汉为砚山训练越军寻找越南语翻译，很自然地把周毅之找上了。在砚山，周毅之是周希汉身边最得力的越南语翻译。
现在整训越军事毕，陈赓要去越南，看到周毅之越语非常出色，点名要周随行。
1950年7月13日，陈赓一行于中午来到云南省文山县城。设立在文山县的文山地委负责人庞自、安朗、马丽用云南“过桥米线”做午餐招待。大概是陈赓的思绪还盘绕在中越双方的错综关系中，或者是他实在天生爽直、幽默，他一只脚刚刚踏进地委办公室，见面前端坐着三个人，还没有问一声谁是地委书记，就大声责怪起来：“你们有没有搞大国沙文主义？那是要不得的。我们是大国，人家是小国，小国就有小国的难处，我们要体谅，不能摆大国沙文主义的架子。知道吗？……”
庞自等三人全愣了。事后回想起来，觉得陈赓所指，或许是说解放战争时期，我滇桂黔边区纵队一度退入越南，对当时越方还与国民党政府保持联系一事表示不满，认为这显得太不顾人家的实际情况了。当时，庞自等人没作什么解释，但是陈赓这番突如其来的话，给他们留下的印象直到几十年后还很深刻。
滇南公路至文山而断，陈赓等弃车乘马进发。7月16日，满天雨水之中，陈赓一行人来到了临近边境的麻栗坡县城，越南河阳省委已先期派人来到这里迎接。
当晚，陈赓召集随行人员开会，向他们明确宣布此去越南的任务：第一，协助印支共中央确定切实可行的边界战役作战方针，拟订具体的作战计划，并协助越方实施战役指挥；第二，根据战役计划，确定向越方提供物资援助的计划，协调各项援越工作；第三，帮助越南人民军进行建军工作。
陈赓说：援越抗法，是新中国建立后第一次援助邻国抗击外来侵略，是我们党第一次直接帮助兄弟党打仗。我们受党的委托到越南工作，肩负着国际主义的崇高义务，这项工作是光荣而艰巨的。我们的一举一动，都代表着党和国家，必须非常谨慎。边界战役，就其规模来说算不上个大仗，但我们切不可掉以轻心。因为这次战役对于越南抗法战争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一仗。这一仗打赢了，整个越北战场的局势将为之改观。现在我们既不熟悉敌人，对越南人民军也不够了解，要当好参谋，出好主意，很不容易。因此，我们应该充分意识到任务的困难所在，要竭尽全力，帮助越军打赢这 一仗。
由于在这天的行程中被雨水浸泡，到了晚上，陈赓负过伤的双腿开始隐隐作痛。不过，他的心情却是舒畅的，以颇为优美的笔触写下当天日记：
因雨迟至8时才出发，路上泞滑，前仆后继。沿途山峰壁立，树木耸天，风景之佳，甲于江南。到达麻栗坡，已下午2时。镇不大，夹谷中，两山环抱，清洁幽雅。距国境仅五十余里。
第二天，陈赓在麻栗坡休息了一天，也许是希望双腿的疼痛能够消失。他在这里反复思考即将开始的越南作战。当天的日记表明，先克高平，已是他首战越北的中心点：
整日考虑越南作战。越南作战方针，应该是争取完全主动，求得消灭法帝机动部队为目的，改变敌强我弱之局面。高平作战，应该是围困高平，引诱谅山之敌增援，求得在运动中歼灭其5个机动营。如达到此目的，对越北作战即有决定性之胜利意义。
来到麻栗坡，陈赓接到了两份电报。一份是西南军区司令部来的调令，调王砚泉去东北长春航空学校任校长。陈赓找来了王砚泉，把电报放到他面前问：“怎么样，你是去长春当校长，还是跟我去越南打仗？”
王砚泉说：“我愿意去越南打仗。”
“想好了啊。”陈赓说着收起电报，“西南军区由我去解释，你可是想好了要去打仗的。”
这份电报好处理，但另一份电报就让陈赓颇费了一番思量。电报是云南省委发来的，认为周毅之去越南可能不妥，电报说周毅之在越南期间曾惹出过麻烦，如今与越南方面修好关系事大，如果周毅之去了越南有所不便，还不如不去。
陈赓唤来周毅之，告诉他云南省委对他去越南有异议，是不是以不去越南为宜？周毅之很爽朗，说，不去就不去吧。
可是当天晚上周毅之却睡不着了。他左思右想，觉得自己在越南工作期间坦坦荡荡，如果在过去的工作中有一些误会，去越南反而可以加以说明。
次日一早，周毅之找陈赓说明情况。
原来，抗日战争结束不久，周毅之又来到了越南。这时，他已和中共组织有了密切的联系，他一边在河内的中华中学教书，一边接受中共组织的领导，作为“越华通讯社”的员工从事新闻工作。当时越南的情况十分复杂，周毅之的领导人与印支共方面出现过一些误解。本来事情不大，却因战局突变，印支共中央撤出河内，彼此都失去了说明的机会。1946年12月，周毅之到距离中越边境不远的谅山看望亲戚，不料大规模的越法战争爆发，他回不了河内，就越过边境回了祖国。
周毅之断定，省委所说的情况本是很小的误会，他去越南反而有助于情况的澄清。
中国军事顾问团翻译周毅之
1950年，中越高级指挥官合影。左起：黄文泰（越）、陈赓、武元甲（越）、黎廉（越）、陈登宁（越）、韦国清
听了周毅之的说明，陈赓大加赞赏，说，心中坦荡的人就应该这样，心正不怕鬼叫门，既然没有事就要敢于为自己负责。他举自己的往事为例，说他在上海临时中央工作时，也曾有一事引起上级怀疑，他就跑上门去说，你不是怕我有事吗？现在我来了，接受审查，我们当面把事情说明白。结果问题迎刃而解。
陈赓拍拍胸脯，非常肯定地对周毅之说：“我们一起去越南，这件事由我负责。”
陈赓于7月18日离开麻栗坡。临走，他问麻栗坡负责人徐德钧：“你们还有什么困难吗？”
徐德钧想了想，说：“我们的重武器不足。”
陈赓立刻拿起笔写了一张条子，请他到文山向第13军所属部队领取两挺重机枪。
徐德钧堆满了笑容为陈赓送行。当陈赓的队伍已经在峡谷中消失的时候，徐德钧突然想起了什么，大声叫道：“忘了，应该告诉陈司令我的电话还不通。”这时候，遥望南方，只见一江波涛南去，两岸山势耸立，蓝天之下，唯有满目绿色了。
离开麻栗坡，山路更加逼仄崎岖，有时还可以骑马，更多的时候则只能步行。陈赓顺着盘龙江南下。巴巴傲、落水洞、坪寨……一个个富于南疆韵味的地名、村落闪到这支队伍身后去了。海拔高程越来越低，两边山峰愈见高伟，天气则越来越热起来。当晚，他们宿营交趾城，这个地名简直就是越南的代称了。
在走向国境线的路上，山势重叠，有几处飞瀑直下，风光甚美，但遗憾的是雨后泥泞，难于行走。在一处山间瀑布前，陈赓招呼大家休息片刻，却闻得耳边有人抱怨：“这哪里是路，简直是烂泥塘！”
陈赓接住话头说：“我们到越南去，去做国际主义战士，所以先付出一点国际主义代价也是应该的。”他环顾四周，将自己的感慨寄予青山绿水：“要离开祖国了，这里风景挺好，我们在此留影作为纪念吧。”
1950年7月19日，陈赓踏上了越南国土。这天的陈赓日记分外生动：
天气炎热，山高路窄，泥滑难行，有马不能乘，下山至清水河，已精疲力竭。今天算是付出了一点国际主义的代价。
清水河为中越交界处，河上架有铁索桥，河岸法人筑有堡垒。过桥，越共派专员设亭招待，备有各种饮料及水果，饥渴至此，狼吞虎咽，也顾不得国际礼貌了。越共备有马车十余辆，把我们带到距清水河16里之小乡村宿营。此为越共专门设以招待我们的地方，招待甚周。吃喝均不同于我国，饶有趣味。稍事休息，即令代表团同志开展调查活动。
一夜大雨。牙痛甚剧。
按照事先安排，陈赓进入越南后径直前往太原印支共中央所在地。
除了引导人员，越共中央还指派了三位青年妇女赶着两辆水果车随行款待。陈赓天性幽默，把这番招待称作“五小时一小宴，十小时一大宴，上马香蕉，下马柠檬，饭后咖啡，睡前菠萝”。他和大家一起赠雅号给三位女性，把她们分别叫作“柠檬小姐”“菠萝姑娘”和“咖啡大嫂”——这是陈赓初次入越旅途中颇为浪漫的插曲。
入越后陈赓亲眼看到了战争对越南北方山区的严重破坏，看到了山民们极度贫困的生活。所以，陈赓对受到的款待颇不自安，请求免去。不过，他得到的回答是：“你初到越南，又是我们中央的贵宾。越北山区气候变化无常，并且是疟疾流行区，保证你的健康是我们的责任。这样做是我们中央的决定，我们必须照办。”
沿途走着，所到处与越方各级负责人交谈，走到河江与宣光之间的永绥时还接触了越军第165团部队。陈赓渐渐发现，越方干部对于即将进行的战役目的和自己想的有一个明显的不同点。他们很少谈论怎么去消灭敌军的有生力量，争取战场主动权；谈论多的是如何攻占老街、如何攻占高平，着眼点是夺取城镇、夺取更多的地盘。
对高平作战，陈赓形成了自己的想法。7月22日，陈赓就关于在高平地区作战问题发出电报，向中共中央报告：
越军主力一部经滇、桂整训装备后，情绪甚高，但营以上干部实战指挥经验较少。据此，目前越北作战方针，应争取于野战中歼敌之机动部队，首先拔除一些较小的孤立据点，取得首战胜利，积累经验，提高与巩固部队情绪，争取完全主动，逐步转入大规模作战。对于越方决定打高平，建议采取围城打援，先夺取外围孤立据点，取得经验，再夺取高平，并利于吸引谅山之敌，集中业经整训的部队，选择战场，歼灭谅山方向出援的法军机动部队。若谅山机动部队三至五个营被歼，则高平及谅山附近之若干据点均将便于攻占，越东北及越北敌我形势亦可大为变化。
这份电报说明，陈赓腹案中的高平作战计划，是先打高平外围分散而孤立的据点，再用围城诱敌的办法创造战机，将法国援军歼灭于野外。
同一天，陈赓还向罗贵波发了一个电报，请他重视越军的作战指导思想问题。
毛泽东对高平作战至为关切，7月23日，他复电陈赓：“（一）你的几个电报均已收到。（二）越军高平战役甚为重要，请你自己并帮助越南同志充分研究情况，务做充分准备，确有把握，然后动手，期于必胜。此战胜利后，应估计老街之敌可能逃跑，因此越军要准备打第二仗，歼灭老街逃跑之敌。你在越南应帮助他们打几仗，打开一个相当局面。”
在以后的几天里，毛泽东继续思考高平作战问题。7月26日，他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了对陈赓的指示电：“我们认为你的意见是正确的。越军应先打小仗，逐步锻炼能打稍微大一点的仗，然后才可能打较大的仗。目前不要直打高平，先打小据点，并争取围城打援是适当的。”
有了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军委发来的连续电报，陈赓心里就踏实多了。7月27日，是陈赓入越的第八天。这天，牙痛时时困扰他，双腿也很不得劲，他强忍着，在崎岖山道上走了30余公里，在专程赶来的印支共统战部部长范文同引导下，终于来到了位于宣光省山阳县以北12公里处的印支共中央所在地。胡志明和几位印支共中央委员，还有罗贵波迎出了山口。他们为远道而来的中国客人每人准备了一杯牛奶。
胡志明和陈赓在大革命时期的广州就相识了。当时，胡志明是苏联顾问鲍罗廷的翻译兼秘书，不时和正在黄埔军校学习的越南青年联系。陈赓从黄埔军校毕业后留校当连长，经常领受周恩来的指示执行任务。以周恩来、李富春等人为纽带，胡志明和陈赓相识了。陈赓还和胡志明一起，于1925年8月在广州参加了周恩来和邓颖超的婚礼。此后岁月飞逝，1950年1月，他们终于在南宁久别重逢，陈赓为主人，胡志明为客人，两人于席间畅叙别情。半年以后倒了过来，胡志明在密林中期待着远方来客。此时，在越北古树成荫的山谷里，胡志明和陈赓见面后紧紧拥抱。
当天晚上，陈赓要他的随行成员听取越军军委秘书主任杜得坚和总参谋部军官关于越北战局的介绍，他本人和胡志明谈了自己的看法：越军应该着眼于制造战机，歼灭法军有生力量，掌握战场主动权。而现在越军还缺乏大规模作战的经验，攻坚能力还不足，所以应当先打法军小据点，取得胜利，积累经验，然后逐步转入大规模作战。在目前情况下，原则上应该采取围点打援的战法，在野战中大量消灭法军的机动兵力。实现了这一点，最后即能拿下高平、谅山等较大的据点。
胡志明表示同意陈赓的意见。
第二天，陈赓收到了毛泽东关于高平作战方针的电报，他在当天日记中写道：
接毛电，谓高平作战甚关重要，要我帮助他们在军事上必须打开局面，并完全同意我的作战意见，嘱我注意秘密与自己安全。
1950年8月，陈赓和胡志明在一起研究作战方案
罗贵波向陈赓介绍了当前的越南局势。罗贵波提醒陈赓，经历了长期而又艰苦的战略对峙后，中国革命一取得胜利就迅速支援越南，也使得一部分越南同志对抗法战争的胜利变得十分急切，他们对于新近装备的武器寄予很大的希望。而罗贵波认为，法国虽然在世界大战中受到了削弱，但因为越南的各方面都太弱，所以战争还会持续相当一段时间。
1950年7月30日上午，由罗贵波陪同，陈赓、曾延伟带着翻译周毅之看望了胡志明。他们从住所沿着一条羊肠小道来到山口弯弯曲曲的小河边，登上竹筏渡到对岸，进入竹林深处。胡志明“公馆”——一间茅草顶高脚屋——就在一块小平地边上，满面笑容的胡志明迎了出来。
简陋的小竹棚里，床上一席一毯，桌上一架打字机，柱子上挂一块儿怀表、一个背包，背包里一套换洗衣服和几本书，这就是胡志明的全部财产了。过惯了军旅生活的陈赓也为胡志明的简朴所感动，回过头对自己的战友说：“胡主席太简朴了，可敬可敬！”
胡志明是特意请陈赓来吃午餐的，备有烧乳猪一只。
陈赓牙痛，不能多吃，干脆谈起话来。在小竹棚里，他与胡志明再次谈定了即将实施的高平作战方针：先围困高平，吸引七溪方面的法军增援，在野外予以沉重打击。
陈赓谈论越南战局条分缕析，全局在胸。胡志明听得喜从中来，随口吟出两句汉诗：“乱石山中高士卧，茂密林里美人来。”
陈赓闻诗而笑：“不妥，不妥，胡主席，我这模样怎么称得上‘美人’呢？”
胡志明自然会意，接着说：“看来后句似有不当，那么就改两个字，叫作‘茂密林里英雄来’。高士和英雄合作，我们定能打赢这一仗。”
胡志明与陈赓最后商定，陈赓于明天离开这里，前往高平附近，与越军总部会合。在陈赓临行之际，胡志明对他行踪的保密问题格外关切，想了想对陈赓说，你在中国太有名气了，来越南后不要随便叫，还是用个化名吧。你姓陈，不如去掉个“耳朵”，就留一个“东”吧。
陈赓欣然同意，从此，他在越南使用化名：“东”。
1950年7月31日，胡志明走出山口为陈赓送行。他看到陈赓等每人带着一把雨伞，就说：“我们越南人在山里走路很少打伞，为了保守秘密，我要给你们换装了。”说完，亲自动手收走了雨伞，发给大家一人一顶小草帽。他告诉陈赓，前去高平的路线是由他亲手安排的，一定要时时注意安全，不能随意。
越北山区的晨雾渐渐飘散开了，茂密的热带森林里传出小鸟鸣啭。陈赓的牙痛，经过胡志明指派医生的悉心治疗大有好转，他和同志们谈笑着踏上了前往高平前线的路——这一趟，足足走了两个星期。
这又是一条崎岖的洒满汗水的路。
其间，陈赓和随行人员坐过两天以烧木炭做动力的旧汽车，一天走不了二十公里。后来，他不再坐车了，像一名普通战士那样向前线走去。
遇山爬山，逢水涉水。
陈赓的伤腿又开始隐隐作痛。有几回，山路太险，警卫员只好牵马缓行，遇上溪流挡道，就由身材高大的刘师祥把陈赓背过去。
他们必须走路，此外别无选择。好在陈赓对这一切都习以为常。当年，他从广州走向江西苏区，又从瑞金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到延安，都是这么走的。只是，这一回他是走在异国他乡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