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志明等人于1月27日到达武汉。
在中共中央领导人中，胡志明最熟悉的是周恩来。由于当时的桂湘铁路只通到广西东北部的来宾，胡志明一行从南宁乘汽车到那里，由桂北区委书记何伟接待，安排他们转乘火车去北京。胡志明和何伟在抗日战争中就相识了，何伟看到胡志明从越南来衣服穿得单薄，就把自己身上的一件棉布军大衣披到了胡志明的肩上。胡志明欣然接受，还神秘地向何伟讨几个零花钱用。何伟满心疑惑，不解地问胡志明：“你要这几个钱做什么？”
胡志明操着广东口音的中国话笑答：“给邓颖超买点小礼物。”
何伟拿出一点零钱给了胡志明。事隔多年，担任中国驻越南大使的何伟在一次闲谈中听胡志明说起，前去北京路过天津的时候，他买了一包糖炒栗子带给了邓颖超。
1月30日，胡志明、陈登宁来到了北京，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到火车站迎接，按刘少奇的指示把胡志明送进中南海，以“丁”的名字住了下来。按胡志明的要求，此行全程保密。
胡志明和邓颖超在北京
刘少奇夫人王光美在晚年回忆这件往事时说：
我认识胡志明同志就是这次。少奇安排他住在中南海。那时我们家在中南海的万字廊。有一天他自己很随便的就上我们家来了。我正好在家，一抬头见进来一个人，脖子上围了个大围巾。我一看就猜到他是胡志明，因为少奇回家简单讲过他来中国的事。我马上请他在客厅落座，一面赶紧叫少奇。少奇出来，他们俩就在客厅里谈话。因是老朋友见面，谈得很轻松很随便。胡志明同志喜欢小孩子，让我把我们家的孩子叫出来看看。我还对胡志明同志说：“你留胡子干吗呀？还要用围巾盖住，多麻烦，干脆剃了算了。”他笑着说：“这不行。越南人民就认我这胡子。”
刘少奇随即电召已经出发的罗贵波返回北京与胡志明见面。同日（1月30日），他发电报将此事向远在莫斯科的毛泽东做了汇报，说：“胡志明离开驻地已有1个月，赤足步行17天才进入中国地界。他年已六十，身体瘦削，但尚健康。胡志明离开越南时，只有两个人知道他来中国，所以只能在北京逗留数天。”
刘少奇还决定，他本人参加，由朱德、聂荣臻、李维汉、廖承志等人组成一个小组，与胡志明会谈，解决胡志明提出的问题。他随即将此事向毛泽东做了汇报。
胡志明抵京当晚，刘少奇以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名义设宴招待。中方出席的有朱德、董必武、林伯渠、聂荣臻、李维汉，越方有陈登宁和黄文欢等。
刘少奇在席间告诉胡志明，中国已承认越南民主共和国，还正在与苏联磋商，建议他们承认，使越南获得国际地位。中国承认越南，会使正打算承认中国的法国延缓承认，但是我们不怕。现在的主要问题是积极支援越南人民的抗法战争，使越南人民尽快取得胜利。
刘少奇回忆起当年在广州和胡志明的相识，谈起了1925年至1926年间胡志明在广州开办的“越南青年干部训练班”，问起当年的学员现在的情况。
胡志明对在座的人说：“那时在广州举办训练班时，周恩来、张太雷、彭湃、陈延年、李富春、恽代英，以及领导省港大罢工的一些老同志都为我们讲过课，少奇也是训练班的授课老师之一。我们非常感谢中国同志对越南革命事业的关怀与帮助。”
这时，黄文欢向刘少奇敬酒，说明他就是当年训练班的第3期学员：“那时，中越两党革命者志同道合，亲如兄弟。当时政治训练班没有食堂，我们每天到中国农民运动讲习所吃饭。”
刘少奇对胡志明表示，希望他在中国多留几天，待毛泽东、周恩来从苏联返回后，具体商谈中国对越南革命的援助事宜。
胡志明对此感到十分高兴，但不打算在北京多住，而是打算马上去苏联。他对刘少奇说，他这次出国的主要目的是去找苏共中央，他想面见斯大林。既然毛泽东和周恩来都在莫斯科，去苏联正好可以一起谈。
刘少奇即将胡志明的要求向毛泽东报告。
在莫斯科，毛泽东和周恩来就刘少奇报告胡志明访华后想来莫斯科一事进行了磋商。当时在莫斯科负责毛泽东警卫工作的汪东兴在日记中记录了这件事情：
1950年2月，胡志明和朱德在北京
1950年2月1日：
我来到毛主席住房，主席正和总理商议事情。毛主席看我进来，转过身来对我说：“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兼总理胡志明正在北京访问。胡志明同志是个中国通，他对中国特别是广东广西一带尤为熟悉。他是越南人民杰出的领导者和组织者。我和恩来同志已拟向国内去电，请少奇同志热情接待，并代我们问候胡志明主席。”
周总理接着说：“中越两国已决定建立外交关系。胡志明主席访问中国后可能会来苏联访问。”
苏中两国领导人都同意让胡志明到莫斯科来。1950年2月2日，正在莫斯科的毛泽东和周恩来向刘少奇发出电报，请他转致对胡志明的问候。毛泽东还让周恩来飞到苏联远东，在那里与胡志明会面，然后陪同胡志明飞回莫斯科。
于是，胡志明于2月3日乘火车离开北京，2月6日到达苏联远东的赤塔。在那里，他见到了专程从莫斯科赶来迎接他的周恩来，然后一起乘飞机去往莫斯科。
1950年毛泽东在苏联期间与斯大林的合影
胡志明到达莫斯科的当晚，苏共中央政治局设宴招待了他，只是斯大林没有参加。斯大林在事后对毛泽东说：“胡志明要求苏联直接向越南提供援助，帮助他们打法国人，对于这个问题，我们还有些不同的考虑。”
斯大林做这个表示，与他半年多前向刘少奇提出的，向越南援助可能要由中国负责的思想是一致的。同时，他还有另一层顾虑，担心胡志明是一个“民族主义者”，会和南斯拉夫的铁托走到一起去。
毛泽东向斯大林说，胡志明是一个老资格的革命者，不是“民族主义者”，胡志明得到了越南人民的拥护，你应该见见胡志明。
斯大林同意了毛泽东的意见，并明确地说：“中国革命的胜利证明，中国已经成为亚洲革命的中心，我们认为，支援和帮助越南的工作，主要由中国来承担为好。”
毛泽东对斯大林说，越南需要的主要是武器弹药，也还有其他军事物资，中国不一定都能满足。在毛泽东和中共领导人心里，自然希望苏联给予援助。
在毛泽东做了介绍以后，斯大林会见了胡志明，听取他关于越法战争的介绍。胡志明向斯大林当面提出了请求苏联派出军事顾问援越，并且提供弹药援助的要求。原来，在军事顾问这个问题上，胡志明对苏联抱的希望要比对中国大得多，所以才执意要来莫斯科。
斯大林当时没有答复，他要同毛泽东商量这个问题。
日后的苏共领导人赫鲁晓夫曾这样回忆胡志明的秘密到访：
我始终忘不了他的眼神，他凝视人们时眼睛里闪耀着一种特殊的真诚和纯洁。这是一种高尚的共产主义者的真诚，是在原则上和实践上献身于革命事业的人的纯洁……胡志明直接从越南的丛林飞来莫斯科，他告诉我们他如何在丛林中徒步走了好多天才到达中国边界，再从那里来到苏联。
在我们的谈话过程中，胡志明两只不平常的眼睛总是凝视着斯大林。我要说，在他凝视的眼神中有着几乎是孩子般的天真。我记得有一次，他从皮包中取出一本苏联杂志——我想是《苏联建设》——要斯大林签名。在法国，人人都追求亲笔签名，显然，胡志明也有这个瘾了。他想回越南后，可以让他的人民看看斯大林的签名。斯大林给他签了名，但不久，这本杂志被偷偷地从他那儿拿回来了。因为斯大林担心，胡不知会去派什么用场。
胡志明将他的人民反抗法国占领军的作战情况告诉我们，并要求我们给他物质援助，特别是武器和弹药。离开莫斯科后，胡志明又来信要我们支援他们奎宁，因为他们的人民当中正流行着疟疾病。我们的医药工业大量生产奎宁，所以斯大林慷慨大方地说：“给他半吨。”
20世纪50年代初，“输出革命”的思想如流星闪烁，仍然划行在以苏联为首的国际共产主义阵营中。毫无疑问，斯大林是坚决地持有这个思想的。与毛泽东讨论越南问题时他再次谈到了关于“世界革命中心东移”“中国将成为亚洲革命中心”的预想。斯大林对毛泽东说，他希望援助越南抗法战争这个职责，还是主要地由中国来承担，因为中国和越南在历史和现实中都有许多联系，双方比较了解，地理位置也就近。斯大林认为，援助中国搞经济建设则是苏联的重要任务。至于其他，斯大林说：“我们已经打完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大量的武器是用不上了，我们可以运许多到中国去，你们可以留下来，其中适用于越南的，你们也可以运一些到越南去。”
在莫斯科，中苏两国领导人对援助越南抗法战争问题达成一致意见：苏联援助中国的建设，越南抗法战争则由中国援助。罗贵波从后来解密的档案中知道：有一次会面时，斯大林、毛泽东、胡志明都在场。
承诺由中国承担起援越抗法的责任，是一项重大决策。越南是东南亚的重要国家，土地南北延绵，人口众多，法国殖民势力已在越南经略多年，法军牢牢控制着越南的城市和平原。要将法国殖民者的军队赶出越南，必须要经历一场漫长的、规模宏大的独立战争。援助越南，必然伴以巨大的民族牺牲。这一点，毛泽东是非常清楚的。与斯大林协商之后，毛泽东下定了决心。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确定的第一个境外军事援助计划，比下决心投入抗美援朝战争，至少早了半年。
2月17日，胡志明随同毛泽东的专列离开莫斯科，经西伯利亚回中国，沿途多次下车参观。车行途中的2月22日，毛泽东、周恩来和胡志明在专列上举行会谈，商议了中国向越南提供援助的问题。胡志明向毛泽东明确提出了向越南派遣军事顾问、提供武器弹药的要求，胡志明甚至设想，由中国派出人民解放军进入越南和法军作战。
毛泽东倾向于派遣军事顾问，他不无幽默地对胡志明说：“我个人没有意见，还要回去同中央的同志商量。要派，我们的顾问也都是土顾问呦。”
1950年3月4日，毛泽东、周恩来回到北京，召集政治局会议讨论援越问题。会议认为，越南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如果越南抗法战争胜利，也会使中国南疆的安全得到保证。
在北京，毛泽东亲自主持隆重的宴会，招待胡志明、陈登宁以及黄文欢，刘少奇、周恩来、朱德、董必武、林伯渠等人参加。
在北京期间，胡志明与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继续会商中国援助越南的具体问题，讨论中国如何援助越方在北部边境战场作战。刘少奇介绍了中国的经验，如进行土地改革的政策等。胡志明介绍了印支共的历史和现状。为便于向越方提供援助，中方建议，越方在广西南宁、云南昆明建立总领事馆。
身在北京的胡志明完全意识到了中国的承诺意味着什么。他对越南海外事务工作负责人黄文欢说：“现在中国已经解放，这有利于世界人民的革命事业，特别有利于越南人民的抗法战争。抗战几年来，依靠本身的努力我们取得了很大的胜利，现在中国决定在各方面向我们提供援助，因此我们目前对外工作的重点不在泰国，必须转到中国。因此，你可能要留在北京接受新的任务。你在工作过程中将会面临许多的挑战，但最有利的一点是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几位同志都表示要尽力支援越南人民的斗争。尽管中国刚刚获得解放，他们还有许多困难需要解决。”此后，黄文欢就任越南驻中国大使。
20世纪50年代，周恩来、朱德和胡志明
罗贵波，1958年后担任外交部副部长
本来，得知胡志明已经来到中国的消息后，刘少奇于1950年1月27日致电中南局的林彪、邓子恢，要他们通知罗贵波折回北京，让越南陪同人员先行归国。但当时罗贵波已经离开武汉，正在去广州的火车上。
1950年2月5日，罗贵波到达广州才看到刘少奇要他回北京面见胡志明的电报，但胡志明已在1950年2月3日启程去苏联了。刘少奇接到罗贵波的请示后只得命令罗贵波继续前往越南，不必返回。
在广州，罗贵波拜会了中共华南分局第一书记兼广东省委第一书记叶剑英。叶剑英对胡志明很熟悉，向罗贵波介绍了不少情况，还为他增调了能说越南语的秘书兼翻译莫扬。
在广州，李班和大家分手，取道香港先行回国汇报，于1950年2月27日返至越北丛林根据地。
罗贵波一行出于路途安全的原因又返至湖南衡阳，然后向广西进发。
到达桂林后，南去的铁路被土匪破坏了，一时无法修复。当地驻军以一个连的兵力将罗贵波一行护送到南宁。
在南宁，有张云逸接待，罗贵波他们度过了春节，于大年初五（1950年2月21日）这天由一个连护卫向越南进发。
1950年2月26日，罗贵波到达毗邻越南的靖西县城。阮德瑞于当日越过边境回国报告，越方即派出政府典礼长武廷莹前来靖西迎接罗贵波。
即将走向越南之际，罗贵波思绪万千，心情久久不能平静。这是他第一次离开自己的众多战友和部下，前往一个陌生的国度，而自己担负的使命又和这个国家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
凤尾竹、南疆月，四下里重重山影，多少往事，总在离乡辞国之际涌上心头。
罗贵波的家乡在赣南的南康县潭口镇，那里是一个一马平川上热闹的集镇。罗家算得上潭口的一个大户人家，罗贵波的祖父和父亲两辈家中都算得上广有钱财。罗贵波的上辈人中二伯父中了武秀才，四叔父考上了文秀才。罗贵波父亲罗宝光文化不高，旧观念极深，想到自己全无功名可言，实在意气难平，就仗着手中钱财，在40多岁时一发狠心，以5000两银子捐了一个直隶府的五品候补知府，眼巴巴地等着实缺。
罗贵波的生母是父亲的第三个妻子。因第二位太太膝下没有孩子，罗贵波就由这位母亲抚养长大。养母受教育不多，但性情温和，信从古训，相夫教子，给予罗贵波许多温暖。
6岁时，罗贵波上了私塾。就在这一年，父亲去世了。在此之前，辛亥革命结束了千年的封建统治政体，父亲的做官梦已经破灭。可是，旧传统并没有远去，这个延续在封建末世的家庭，竟将丧事办得轰轰烈烈，将昔日的五品候补知府归路着实打点得风光气派了一番，把银子花得像赣水决堤一般。
对这个葬礼，幼小的罗贵波有极深的印象。从此，罗家迅速地败落了。
这时，新思想的风潮从广东那边渐渐吹了过来，新学堂一所所地办了起来。
罗贵波读了一年私塾后转入新式小学。他的性格有些内向，但读书甚慧，学习成绩总是名列全年级的第一或第二。
20世纪20年代，赣南还极为封闭，没有铁路，甚至没有像样的公路。幼年的罗贵波没有见过汽车，看见刚刚投入赣江航运的小火轮就觉得大千世界无奇不有了。
眼前的世界很小，纵使坐落在平原的潭口也不过极目十数里。好在罗贵波爱读书，两个要好的同学廖贵潭和陈铁生也喜欢看书。那时的赣南村镇里谈不上有什么外国文学著作，倒是有不少中国传统，《三国演义》《水浒传》，还有《说岳全传》《薛丁山平西》《三侠五义》以及描写太平天国农民英雄的故事书深深地吸引了他们。在这些书中间，对他们影响最大的自然要数《三国演义》和《水浒传》。三国人物足智多谋，于鞍马之上得天下。诸葛亮六出祁山，却又未遂其志。梁山好汉们仗一身好武艺，啸聚山林，杀富济贫，替天行道。凡此种种，都给这几位成长中的赣南少年以深刻的影响。
小学毕业以后，罗贵波到赣州的省立师范学校读书，他继续在书本中苦苦求索，有时激愤，有时也陶醉。
可是一旦从书中回到现实，罗贵波发现生活太沉闷了。辛亥革命把皇帝赶下了台，但是逊位皇帝仍然住在北京紫禁城里。皇家官吏被赶跑了，遍地贪官污吏还在欺压百姓，苛捐杂税数不胜数。各派军阀乘机混战，赣南诸县，就是盘踞广东、江西、湖南一带军阀相互争战、反复拉锯的地方。兵灾拥来，百姓流离；水旱再至，民不聊生。
罗贵波的少年时代是在巨大的精神苦闷中度过的。在求学中他日渐不满于现实，却不知生活中出路在哪里。为了挣脱苦闷，他常和廖贵潭、陈铁生交谈，产生过许多离奇而幼稚的念头：学梁山好汉去占山为王，替天行道。可是当今的桃花山、梁山泊在哪里呢？要不然遁入空门，不再与尘世结缘。可是如此则实在太绝情。出洋，到南洋去闯荡一番呢，又觉得自己不明世事，心中实在没有把握。
天高地阔，却没有一条路能走通。这几位血气方刚的青年只好又回到罗贵波家中，操起祖上传下的笛子、二胡、洞箫，或委婉或悲怆地演奏起来，寄托满腔情怀，一缕愁思。
这时候，孙中山先生在广东举起了三民主义的“共和”旗帜，黄埔军校也办起来了。革命信风拂动了赣南大山中几位青年的心，于是罗贵波和廖贵潭、陈铁生商量，到广东去，投奔国民革命政府，跟随孙中山先生改造中国。
他们马上行动了起来，廖贵潭到广州去了农民运动讲习所，陈铁生进了黄埔军校，只有罗贵波被家人从半道上拦住，截了回来。无奈之中，他跟着一个姐夫做了一年多买卖。他不喜欢生意经，闲下来依旧捧书研读，思索今生去向。
1926年年初，同乡人陈赞贤从广州回到了潭口。陈赞贤已在上年加入了中共，他径直来找罗贵波，大概是廖贵潭、陈铁生已在广州做了介绍的缘故。陈赞贤向罗贵波讲述了孙中山的革命主张，希望罗贵波也和他一起投身革命，去唤起民众。陈赞贤说的和罗贵波心里想的一拍即合，罗贵波立刻就答应了。
不久，陈赞贤介绍罗贵波秘密地加入国民党，还推荐罗贵波到一家小学去教书，向少年们讲述革命道理。
又过了些日子，廖贵潭从广州回来了，和他一起回来的另一位同乡是黄埔军校第5期学生蓝广孚。他们都成了共产党员，回来搞农民运动。廖贵潭、蓝广孚一回来就找罗贵波，向他介绍在广东学到的新思想。此时的罗贵波已经读过不少《向导》《新青年》杂志上的文章，还有恽代英、萧楚女写的一些介绍共产主义的小册子，思想急剧变化。罗贵波说，在这个时期，他接受了马克思主义。1926年12月，由廖贵潭、蓝广孚介绍，罗贵波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入党宣誓于一个夜晚在蓝广孚家里举行，一面红旗，一盏油灯，三个赣南青年心情激动地站在一起。
罗贵波受命开展学生运动，驱逐了小学的校长，并把廖贵潭请来当校长。但是县教育局不予承认，并通知学生家长不交学费，使学校难以维持。罗贵波拿出了自己的积蓄，坚持将近一个月就支撑不下去了。被赶走的校长复职了，罗贵波在1927年秋天离开学校，从事农民运动。
这时，大革命已经失败。罗贵波在当年年底曾组织年关暴动未成，又在1928年2月参加组织了潭口暴动，率领数百名农民，仅靠四支步枪和一支驳壳枪，就消灭了当地的靖卫队数十人，缴获了十来条枪。但是，清晨暴动，国民党军下午就赶到了，农民军寡不敌众，卷起红旗上了山。
此后，罗贵波还到赣县、新风等地组织过农民暴动，并于1928年9月担任了安远县委书记，是当地的赤卫队（游击队）队长兼政委。1930年，年轻的罗贵波加入红军，当过纵队队长和军长、政委，在赣南作战。数十年后，罗贵波回忆往事的时候，不禁感慨地说：“其实我没有受过军事教育，待到上阵打仗，打埋伏、包围、袭击，都还是从《三国演义》《水浒传》那里学来的。再加上自己的热情，仗就这么学着打起来了。”
尤其让他感慨的是，他最要好的战友廖贵潭、蓝广孚、陈铁生，都在红军时期残酷的战斗中牺牲了。从那时起，罗贵波戎马倥偬，苏区反“围剿”、二万五千里长征、雁北根据地抗日、与阎锡山军会战晋中，最后攻取太原。20年岁月飞逝，中国共产党终于夺取了全国政权。
1950年2月26日，罗贵波（左一）来到中越边境，武元甲握手欢迎。站在中间的是黄文泰，武元甲身后戴帽者是阮山
此刻，罗贵波一路南行，离乡辞国，要去越南了。留恋祖国的罗贵波，同样企盼着把胜利也带到越南去。
1950年2月26日，罗贵波来到了中越边境线上。
边境线对面的丛林里，走出几个笑容可掬的越南人。他们是印支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越军总司令武元甲，越军副总参谋长黄文泰，越南第4、第5联区司令员洪水。而洪水，竟是罗贵波的老战友！
洪水，越南河内人，1906年生，原名武文博，青年时曾在法国留学，在那里结识了胡志明。1925年，从法国回到越南不久，刚满19岁的武文博来到中国广州，考入黄埔军校，并加入中国国民党。他参加了胡志明创办的越南青年干部训练班，还是胡志明组织的“越南青年革命同志会”成员。这个“同志会”被视为印度支那共产党的前身。1927年春大革命失败时，武文博加入中共，易名洪水，参加了广州起义。起义失败后他转战四方，后来进入江西苏区，成为一名红军军官，曾任红军第34师政治部主任和红军学校宣传科科长兼文化教员。
洪水经历了二万五千里长征。抗日战争爆发后，洪水任八路军总部民运部干事，不久后到晋绥边区任职。洪水曾和罗贵波一起工作，当时担任过晋西北地委宣传部部长。1938年春，洪水和中国姑娘陈玉英（陈健戈）结婚。1945年，经胡志明向中共中央请求，洪水回到越南，先后担任第4、第5联区司令员，战功卓著。
越南抗法战争中的洪水
洪水和罗贵波这两位老红军在越南见面了，紧紧握手。
踏进越南就走进了战争，罗贵波一行走出十余华里，来到一个叫作便马的小山村宿营休息。
印支共迎护人员已经在便马村中安排了一个小竹楼，但是再难有更多的住处了。当夜，武元甲等人与刚刚进入越南的罗贵波等九位中国人同室而眠。
在越南，高脚竹楼通常是楼上住人，楼下饲养牛猪鸡鸭。为了迎接罗贵波，这家住户已把楼下打扫一清，用干土掩盖了禽畜粪便。即便如此，罗贵波他们还是感到气味难闻，一夜难以入睡。
次日清晨，安排好罗贵波一行的食宿和行程路线，武元甲、黄文泰、洪水等人先行离开，罗贵波等人则在一个营越军护卫下待天黑后才开始行进。
昼伏夜行，罗贵波一行走得很慢，一天才走20余公里。他们被告知这是印支共中央的安排，为的是不让客人太疲劳，也是为了保证安全。罗贵波说：“客随主便，让越南同志安排行军日程吧，这也叫入乡随俗。”
1950年3月10日下午，曲折行走了200余公里后，罗贵波一行来到越南太原省群山环抱的印支共中央驻地。越南领导人或骑马或步行，从各自住地来到一座竹木结构的“迎宾馆”前，迎接远道而来的罗贵波一行。他们是：党中央总书记长征、政治局委员范文同、人民军总司令武元甲、国会主席孙得胜、主持财经工作的中央委员阮良朋、人民军总政治局副主任黎廉，还有李班。
宾主寒暄后入室交谈，李班现场翻译。
长征向罗贵波介绍了战争局势，表示希望罗贵波首先了解军事情况，以及与军事有关的政治、经济问题，以便具体商量中国如何向越南提供援助。
越方提出了请求中国进行军事、经济援助的一揽子方案，强调说，当务之急是组织一个战役，将法军封锁的越中边界线打开一个口子，开辟一条中国至越南的交通运输线，将援助的物资运进越南。为此，越南方面已经准备了两个作战方案：一是进攻老街，打开中越云南边界的通路，争取利用滇越铁路运输援助物资；另一方案是先打高平，打开中越广西边界。
整个求援计划相当庞大。在这以前的1950年1月上旬，越中两党刚刚沟通联络的时候，越方向中共中央提出，急需战防炮弹1200发，美式30步、机枪子弹 42万发，英式30机枪子弹9.1万发，并希望援助（借用）汽车20辆。这些，刘少奇全数批准。罗贵波入越后发现，这点儿实在是远远不够的。
十几名华侨青年紧张地进行翻译，以供各种材料给罗贵波研究。热带森林里热气蒸人，入夜则蚊阵大起。罗贵波虽是江西人，却已在中国北方生活了十几年，一到越南，不禁觉得酷热难当。每到晚上，他总是把自己赤膊罩在蚊帐里，点一盏油灯，研读材料、起草电文直至深夜。
1950年3月19日，也就是罗贵波入越第十天，他向中共中央发出电报，报告了与印支共中央会商的结果。罗贵波认为，有必要争取在5月间组织战役，首先消灭越南北部边境高平、老街之敌，然后消灭东溪之敌，进逼谅山，并争取解放河内以南的太平省。罗贵波转告了越方提出的要求：请中方先帮助装备高平、老街方面的越军各两个团，另外再装备两个炮兵营，或由中国派出两个炮兵营进入越南协助作战。
有了罗贵波在身边，越方大受鼓舞，与法军一争高下的念头十分强烈。1950年3月20日，罗贵波致电中共中央，报告说与越方进一步会商，考虑“争取雨季前（6月或7月）完全解决高平、老街的战斗”。
1950年3月21日，罗贵波再电中央和林彪、叶剑英、张云逸、陈赓，报告他了解到的滇越铁路目前状况和利用前景，希望修复滇越铁路，以便向越南运送援助物资。
同一天，印支共中央邀请罗贵波再作商议，表示他们已经决心制订老街与高平两个战役的计划。计划中的老街战役地区将包括老街、莱州、山萝、义路等地，高平战役将包括高平、东溪、七溪等地。由于这两个战役所在地区基本上都在越中边界地区，因此统称为“边界战役”。
罗贵波向北京报告，如果先打老街，打开云南方向边界，则因云南地势太偏，那里的物资和交通条件或许不足以供应越南战争的需要。至于滇越铁路问题，由于在抗日战争中从开远至河口段已经拆除，短期内难以修复，无法利用，因此应当先打高平，将广西作为援越物资的主要通道。
抗法战争中越南四位主要领导人（左起）：长征、胡志明、范文同、武元甲
就在罗贵波紧张工作的时候，胡志明结束了中国之行，于1950年4月4日回到越南中央根据地。胡志明一回来就派人通知罗贵波：“明日见面。”
4月5日清晨，由越南主席府典礼长武廷莹陪同，罗贵波第一次见到了胡志明。
那是大山里的一块平地，一条清澈的小溪淙淙淌过，小溪边搭起了一个小竹楼，就是胡志明的“主席府”了。胡志明在门前迎接罗贵波，一见面就和他紧紧拥抱。
胡志明是越南革命传奇式的领袖。
越南沦为法国殖民地五年之后的1890年5月19日，胡志明出生在义安省南檀县金莲村。他原名阮生恭，上学后取名阮必成。他的父亲阮生辉精通汉文，曾在顺化会试中考中副榜（相当于候补进士），当过平定省平溪县知县，因与法国殖民当局及阮氏官吏不和而去职。少年和青年时的阮必成对中国古典文化做过刻苦钻研，在法国殖民主义者的压迫下产生了救国图存的热切愿望，逐步接受了民族革命思想，决心终身致力于越南的独立和解放。
1911年，阮必成当上了一名海员，漂洋过海。几年后他来到英国居住。对于西方文化的了解，阮必成是在欧洲完成的，欧洲文化，尤其是英、法两国文化对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1917年，被第一次世界大战弄得精疲力竭的法国从越南征调近10万民工到法国为战地服役，阮必成利用这个机会移居法国，开始使用“阮爱国”做自己的名字，在旅法越工中宣传新思想。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后，他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加入法国社会党。1922年该党分裂，阮爱国拥护的一方改组为法国共产党，他也由此成为共产党人。法国共产党是“第三国际”成员，阮爱国于1923年去了莫斯科。从此以后，莫斯科成为他一生中理想萦绕之地。
1950年5月19日，越南中央根据地的少年们祝贺胡志明60岁生日
1924年，阮爱国作为第三国际代表鲍罗廷的秘书和翻译来到中国广州，他的主要任务是推动越南革命，准备建党。中国的大革命失败后，他在东南亚一带活动，终于在1930年1月组织成立了越南共产党，不久改名为印度支那共产党。
建党后不久，阮爱国就在香港被捕。他于1933年年初出狱，随即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取道海参崴去了莫斯科，在那里继续指导越南革命，并且一直住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后。
1938年年底，阮爱国离开苏联从新疆来到延安，接着往南进入中越边境地区，在那里直接领导了漫长的抗日救国斗争。1942年8月，他化名胡志明，从此一直使用这个名字。在胡志明领导下，印支共逐渐发展壮大，建立起抗日救国的统一战线组织“越南独立同盟”（简称“越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将要结束的时候又建立了自己的军队。抓住1945年8月日本法西斯军队土崩瓦解的有利时机，胡志明领导军民实行总起义，在1945年9月2日发布《独立宣言》，宣告越南独立。
在长期的曲折经历中，越南人民逐渐认识并爱戴自己的领袖——胡志明。
初次见面，胡志明即告诉罗贵波，他在莫斯科见到了斯大林、毛泽东、周恩来，在北京见到了刘少奇、朱德。中苏双方商定的基本方针是：中国直接援助越南，向越南提供武器装备和军队训练方面的全面援助。胡志明对此表示感谢，他还邀请罗贵波参加于次日召开的印支共政治局会议。
这次政治局会议前后持续了两周，详尽讨论了如何打开越中边境局面，以便接受中国援助的问题。会议中越方政治局委员们提出，为了实施反攻，最好将越军主力开到中国境内的云南和广西两地进行整训，整训兵力将达1.25万人。胡志明也持此见，并于会议进行中的4月12日亲自致电中共中央，希望中国援助3000吨粮食，以供人民军七个月之需，并在云南、广西两地训练人民军主力部队。
在北京，刘少奇非常关注罗贵波在越南的工作，仔细他从越北丛林中发回的电报，1950年3月23日，刘少奇即指示铁道部部长滕代远，请他考虑修复滇越铁路的问题。
刘少奇也同意由中国方面在云南、广西境内整训越军主力部队。
1950年5月8日，中共中央向罗贵波发出了由刘少奇起草的指示，要求他准备在越南长期工作。指示说：
罗贵波同志并告陈宋、张云逸，西南局、中南局：
你4月29日来电悉。
越南同志对中国党和中国党的干部一般还是不很了解的。同样，我们对他们也不是具体了解的。在这种互相不大了解的情况下，很容易发生一些不应有的误会和过分的警惕。此点望你加以注意。但两国党及其中坚干部都经过了长期革命斗争的锻炼，在基本上是完全可以相信的，现在也是相互信赖的。此点，你亦需加以注意。
越南某些同志可能有某些毛病，例如害怕说出自己的缺点错误，对中国的经验不重视，更多地依赖外援，随便开口要帮助等。但这些毛病不是一下能够改正的。这些毛病在许多中国同志中也有，也不是短时期能够改正的。这只有在互相了解互相信任以后，并在多次的实际经验中证明以后，才会逐渐改正。
你现在根本不要用过多的心思去注意越南同志这些毛病，更不要去批评他们这些毛病。你现在只应该诚恳老实和热情地从正面提出你认为正确的意见并介绍中国的经验给他们，以待他们采纳。他们能够采纳多少或甚至不采纳，你亦不要去计较，你只诚心诚意地去帮助他们就行。他们不愿意你调查的事你就不应去调查。你如此坚持工作一个时期之后，你就可能逐渐取得他们对你的进一步的信任，你也能够更多地了解他们（但不要一切事都去调查和询问），然后，彼此不敢当面说的话，就可慢慢说出来了。而这是完全不能性急的。
你应在越南坚持工作下去，中央准备任你为驻越南大使，在适当时机，中央即准备将此事提交越南征求同意，如越南同意，你即以大使身份长驻越南。……
另外，韦国清不久亦率军事顾问团去越南，负责在军事上帮助他们，陈赓和宋任穷则不能长驻越南，只能在必要时去越南一转，他们的任务是在后方帮助越南，不能代替你的工作。韦国清因要集中注意在军事方面工作，亦不能代替你。你的任务现在实际上是，将来名义上也是驻越南的大使并兼中国党驻越南的代表。你应准备相当长时期在越南工作，才能得到应有的成绩。
1950年8月，罗贵波（右一）和陈赓（右三）一起与胡志明（中）在越南北部
由武元甲陪同，罗贵波视察了越南人民军。越军主力的状况使他吃了一惊，直到几十年后，罗贵波还清楚地回忆：“我没有想到越军的情况竟是这样的，部队普遍缺粮，油更谈不上，战士们体质虚弱；衣服多已破旧，大多数人打赤脚。武器装备更差，什么型号的枪都有，使弹药的补充很困难。特别是他们没有打过较大的战役，缺乏攻坚战的经验，纪律也松弛。这样的部队怎么能在越中边界打大的战役呢？”
罗贵波向越方提出：“要打通中越边界，是要把军队捏起一个两个拳头的。目前越南部队大都以营、团为单位独立活动，力量过于分散，越南党中央应该早下决心，组建起一个或两个正规的作战师。”
对这个问题，印支共中央已有清楚的认识。罗贵波入越前的1950年1月，印支共中央在越北根据地举行了第三次代表大会，会议在讨论军事问题时指出：“我们的政治基础强大，后方巩固，军民士气高昂。但我们还缺乏正规军，缺乏攻坚和攻城的兵种和重型武器，缺乏快速通信手段，缺乏真正懂得韬略的指挥运动战的干部。”
待罗贵波视察完部队，印支共中央和越军总部正式地向罗贵波提出，越方已决心整编正规军，请中国在云南和广西两省提供地点，将需要整编的越军主力开到中国去进行整训，由中国对这部分越南部队进行武器弹药、医药和通信器材方面的全部装备。同时，为了顺利实施拟议中的越中边界战役，请中国向越军派出军、师级的军事指挥员担任战役顾问，派出一批团、营级的军官到越南部队中担任团、营顾问。越方还提出，他们希望在1950年内组建起6个师约10万人的部队，请中国为之提供武器装备。
就这样，1950年春天，越军第一个正规的整编师——308师（越方当时称“大团”）——集结到一起，正式组建起来了，由王承武任师长，高文庆任副师长，双豪任政委。
中方的答复亦很快做出：将视情况的成熟与否逐步地帮助越南方面组建这些正规师，并同意在中国境内整编越军。进入中国的越军将分为两部分：进入云南文山地区的308师，由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3军负责整训；越军的另一支主力部队——174团和209团——开入中国广西龙州，由广西军区整训。
实际上，中方更重要的决策是，迅速组建军事顾问团进入越南，以长期协助越军作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