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也法家败也法家的秦朝
一
上两章我们讲了周秦之变，从周代的制度到秦代的制度，出现了深刻的变化。利用这一制度，秦代结束了列国纷争，统一了度量衡，破除了封建壁垒。
那么，秦代的这一制度在后世运转得怎么样呢？这是我们从这一章起要讲的内容。
公元前221年，39岁的嬴政端坐在高大幽深的咸阳宫前殿。他注视着竹简上大臣们列出来的许多汉字，提起毛笔，圈定了两个字，一个是“皇”，一个是“帝”。
从此，中国的最高统治者的称号，就从周代的“王”，变成了后来的“皇帝”。
从这两个字，我们能感受到嬴政的非凡自信。
“皇帝”这两个字，“皇”字取自“三皇”，是开创宇宙人类的三位神人；“帝”字取自“五帝”，是传说中以黄帝为代表的五位半人半神的领袖。所以，“皇帝”是三皇五帝的合称。
为什么要叫“皇帝”呢？
嬴政自认为，他的大一统的功绩，是“上古以来未尝有，五帝所不及”的。他开创的是前无古人的事业，因此“三代之事，何足法也”，历史上的那些事，都不值得效法。他比一切古人都伟大，黄帝都没有他伟大，“以为自古莫及己”，过去的一切称号都配不上他了。所以如果还像以前那样仍然叫“王”，不足以“称成功，传后世”，不足以显示自己的功绩，不足以传之于千秋万代。
我们知道，周王除了称“王”之外，还自称“天子”，意为“上天的儿子”。但是请大家注意，秦始皇从来没有自称过“天子”。
这是周制和秦制的一个重大变化。
“天子”听起来也很好听，很伟大，但秦始皇为什么不使用这个称谓呢？
因为周代文化有一个重要基石，那就是天命观。周人认为，统治者的合法性来自上天的委托，你干得好，上天就眷顾你；如果你干得不好，上天就要换人了，所以天命是可以转移的。
秦始皇不接受这个理论：他不受任何人的控制，包括天。“天子”毕竟是儿子，不是老子，天的儿子要受制于上天，并不是至高无上的。所以他不做儿子，要做就做老子。
因此，秦代留下的碑文很少提到天，也很少提到“天命”。一切都要由皇帝一人控制，只有皇帝控制人，不能有什么来控制皇帝。
秦始皇还有一个做法和后世的其他帝王不一样，就是他不立皇后。显然，他认为，天下没有任何女人能够与自己地位平等。
所以秦始皇废除了历代都沿用的一个制度，叫“谥号制度”。什么叫“谥号”呢？就是君主死后，他的大臣们聚到一起，商量好给他一个盖棺论定的称号，来总结他的一生。比如周平王的“平”字，晋文公的“文”字，都是谥号。后世的汉武帝、隋炀帝，“武”字和“炀”字也都是谥号。“武”就是指武功很厉害，“炀”是指不守礼法，众叛亲离。因此谥号有好也有坏。
秦始皇把这个制度废除了，为什么呢？因为法家理论认为，人主独尊，不可议论。臣子不能议论君主，部下不能议论领导，不论好坏都不能评价，因为你没有评价的资格。所以这种“子议父，臣议君”的制度，是大逆不道的。
那么，没有了谥号怎么办呢？怎么区分不同的皇帝呢？难道秦朝的皇帝都叫秦皇帝？别着急，嬴政有办法，他说：“称始皇帝。后世以计数，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意思是：我是第一个皇帝，所以叫“始皇帝”，接下来按数目依次类推，一世二世三世那样传下去，传个一万代，没有问题。
从这一事实，我们也可以感受到秦始皇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那种自信，想废除什么就废除什么，想开创什么就开创什么。
二
秦始皇为什么如此自信呢？当然有他的理由。
秦始皇的一生，就是从一个成功走向下一个成功。他登上皇位后，首先打倒了吕不韦，接着一个又一个消灭了六国。然后，在全国推行郡县制。每一样都取得了成功。
秦始皇所做的一切，都是在法家理论的指导下完成的。法家理论的核心，就是一切围绕君主利益出发，因此皇帝的权力是没有任何制约的。
过去，周天子以及各级诸侯的权力都是受制约的：受到天命的制约，受到下一级诸侯的制约，受到权力和责任对应原则的制约。但是在皇帝制度下，贵族都被消灭了，天命被取消了，所有制约皇帝的力量都消失了，整个天下都是皇帝一个人的私产；天下所有人，从宰相到每一个普通百姓都是皇帝的奴仆。黑格尔说，中国的皇帝制是一种“普遍奴隶制”，“在中国，奴隶和自由民之间的差别并不大，因为在皇帝面前人人平等，就是说，大家一样卑微”。因此，秦始皇从自己的经验中得出了一个结论：天下没有权力办不到的事。他想干什么，都能干成。
在成功地统一天下之后，秦始皇又围绕着“如何让天下永远掌握在自己的手里”这个问题，动起了脑筋。
法家的政治理论是皇帝一定要做到大权在握，强干弱枝，从制度上防止大臣们架空皇帝，威胁皇权，防止各地百姓造反，推翻皇帝。因此围绕这个核心，秦始皇进行了非常周密的规划。
首先，大秦帝国是一个单纯的郡县制国家，分全国为36郡，1000多个县，各地的所有地方官皇帝都可以随时替换，因此地方上不可能分裂，不会出现诸侯争霸的情况。
其次，秦始皇很注意搞三权分立。秦代的中央政府就是三权分立的，秦始皇设立丞相、太尉、御史大夫这三公，分别掌握行政、军事、监察大权，让他们相互制约，相互牵制。
地方上也是三权分立的。我们说秦代中央下面是郡，郡的长官叫郡守，主要管理郡里的文官，此外还有两个长官：郡尉和郡监。郡尉管郡里的军事，他直接听中央的命令，不听郡守的指挥；郡监管监察和纪检，也是听中央的。因此，地方上这三个职务并不相互隶属，而是相互牵制。
所以中国的三权分立很早就出现了。有人说，三权分立是西方的产物，其实中国早就有了，而且是世界上最早出现的。不过中国的三权分立和西方的出发点不同，西方的三权分立是为了制约最高权力，而中国的三权分立，是为了保护最高权力不受挑战。
秦代在郡之下，还设立了一层层的机构，郡下面是县，县下面是乡，乡下面是亭，亭下面是里。里是最基层的，里以下，10家为一什，5家为一伍。
这样，秦代的政治制度是一个自上而下的垂直系统，皇帝的权力一竿子插到底，每一个老百姓都被官僚体系控制起来。全国每一个角落，都处在可控状态。
接下来，秦始皇突然宣布，没收民间一切兵器，什么刀枪剑戟，都得上交，统一运到咸阳，干吗呢？铸成十二个巨大的“金人”，金属塑像。民间因此没有了武器。
接着，秦始皇又进行了一项大手笔的建设：他在全国范围内开始修“高速公路”，当然在当时不叫“高速公路”，叫“驰道”，就是马可以在上面疾驰的大道。当时的“高速公路”网以首都咸阳为核心，从咸阳出发，向东一直抵达河北和山东，向南一直抵达江苏、浙江和湖南、湖北。驰道宽50步，即今天的六十多米，建筑质量很高，不牢固的地段甚至要用铜桩加固基础。之所以建设这样一个“高速公路”网，当时不是为了发展经济，“想致富，先修路”，秦始皇那时候还没这个概念，他修驰道主要是出于军事目的——一旦天下哪个地方有人造反，中央派出的军队就可以迅速抵达。
配合“修驰道”工程，秦始皇还有一个“去险阻”工程。什么叫“去险阻”工程？就是把原来六国修建的军事要塞全都拆除，目的是防止各地凭着这些要塞险阻来抵抗中央。
当然，在拆险阻的同时，秦始皇又修了一个新的险阻，那就是伟大的万里长城，他修了一道长长的围墙，把匈奴挡在北边。
至此，秦始皇把帝国的“硬件”设施都构建完备了。
接下来，他还要构建“软件”。因为天下虽然统一了，但人心却没有一统。
为了统一天下人思想，秦始皇决定烧毁天下所有藏书。书读多了，人的想法就复杂了，不好控制了，所以除了秦国的国史以及一些工具书之外，所有的书都必须在30天之内烧光，30天之后如果谁的家里查出有书，就会被抓去判刑；敢公开谈论诗书的，斩首；敢以古非今、否定今天成就的，灭族。这就是所谓的“焚书坑儒”[1]。
因此，这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场文化浩劫。周代传下来的大部分诗书都被毁掉了，只有秦朝官方保留了一个小型图书馆，收藏了一些秦代的历史书。可惜7年之后，项羽攻入咸阳，又放了一把火，秦帝国的官方图书馆也化为灰烬。中华民族自上古以来积累了几千年的很多宝贵文化遗产，被永远毁灭了。我们今天还能读到的先秦古籍，都是幸存下来的一小部分，还有更多的部分被永远消灭了。
做完这一切，秦始皇这才放下心来。现在，大秦帝国的硬件和软件都更新升级了，已经固若金汤，看不到任何威胁了。他的帝国，传之万世，没有任何问题。
然而秦始皇万万不会想到，他死后不过3年，这个帝国就灭亡了。也就是说，大秦帝国从出现到灭亡，不过15年。
这个结果秦始皇绝对想不到，更不知道为什么。
三
秦朝灭亡的原因，和后来历代很多王朝灭亡的原因是一样的，就是权力系统对民众的过度榨取。
我们说过，秦国的成功，是因为能够高效地集中人力和物力，统一天下。
统一天下之后，这套汲取体系仍然在高速运转，甚至更高速地运转。因为秦始皇所做的那些事，修“驰道”、拆险阻、修长城、平百越、伐匈奴，每一件事都是要花钱的。
除此之外，秦始皇还有一个爱好：喜欢搞大的工程项目，搞城市规划建设，修宏伟的建筑。他每灭一国，就要把这个国家首都的宫殿绘下图纸，在咸阳边上照样复制一座。因此，他修的宫殿非常多，“关中计宫三百，关外四百余”，一共七百多座。秦始皇修的最大的一个工程是自己的坟墓，著名的秦始皇陵，动用了七十余万人。
所以大秦帝国的老百姓，赋税痛苦指数是空前的高。董仲舒说，秦代的田赋数量是以前的20倍。
这还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劳役，就是要为国家无偿地劳动。秦朝规定，每个老百姓，每年都要拿出几个月的时间，给国家无偿劳动。而且劳动纪律极为严格，劳动条件极差。所以当时被押赴北边边疆当劳工的，死亡率达60%~70%。征伐南越的路上因为不服水土，死的人更多。当时有记载，有的人走到半路，实在是不堪虐待，干脆就在路边的树上吊死了。
葛剑雄先生说，如果长期和短期服役都算的话，“秦始皇时征发的劳力……一度高达2000万，即总人口的50%”[2]。
所以秦朝百姓造反是必然的，因为在秦朝造反的机会成本低。造反成功的概率虽然低，但仍然比你老老实实当顺民活下去的概率高。
陈胜、吴广为什么起义呢？因为他们算过机会成本。这俩人是河南人，要到渔阳（今北京密云附近）去服役。路上恰遇天下大雨，而且连续下了很多天，道路不通，走不了，他们估计走到渔阳，肯定已经超过规定的期限。过了规定的期限，按照秦朝的法律规定是该杀头的。
所以陈胜、吴广就算了一下：“如今我们继续按规定去服役也是死，逃走也是死，起义干一番事业也是死，同样都是死，为什么不干一番事业？万一成功了还能活下来，而且还会活得很好。”确实，从当时的情况看，他们造反，失去的只是锁链，得到的可能是整个世界。
在这种情况下，造反就是必然的了。
在秦末农民起义中，还有一个规律性的现象，那就是各地起义军对官员都十分仇恨。他们最恨的不是我们想象的各地地主和富豪，而是压榨他们的酷吏。说实在的，秦朝的忠臣，无一例外都得是酷吏。因为如果不是酷吏，就执行不了那些残酷的法律。所以陈胜、吴广起义后，各地百姓都纷纷响应，起来杀掉本地的官员。用武臣的话说，便是“县杀其令丞，郡杀其守尉”，所有的地方官，一律被干掉。因为秦朝就是通过这套官僚系统汲取民间资源的。
所以秦末农民起义有一个特点，“有叛民无叛吏”，即没有一个官员参加造反。这形成了官与民两个界线分明的群体，因为官员已经完全站到民众的对立面，成为民众的仇人，即使想加入起义也没人接受。
所以秦朝是“成也法家，败也法家”。它的成功，是建立了高效的汲取制度；它的失败，是这套制度没有可以约束它的力量，导致它汲取过度，超过了民众的承受力。
[1]“焚书坑儒”实际是汉代才出现的一个固定词组。事实上，秦始皇所坑的大部分都是术士，而且焚书和“坑儒”这两件事并不是同一年发生的。
[2]葛剑雄主编：《中国人口史》（第一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第310~311页。
汉代对秦代的重大升级
一
上一章我们讲了大秦帝国的迅速覆灭。秦国从最早建立邦国到最终统一天下，用了几百年的时间，但是大秦帝国只存在了15年的时间。
这说明什么呢？说明法家文化是有严重问题的。
法家文化是一种绞肉机文化，是一台没有安装刹车装置的疯狂的列车，它的终点只能是所有人同归于尽，坠入深渊。
我们来看看那些著名的法家人物的下场，他们的结局本身就非常有讽刺意味。
通过杀妻求将，吴起把自己异化成了一只权力野兽。他精明至极，算计猛狠，成功迅速，权倾朝野，但是所谓“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吴起在楚国变法虽然风光一时，但是支持他的楚悼王一死，吴起就被射死在楚悼王的葬礼上，对他满怀仇恨的楚国贵族将吴起射成了一个刺猬。
从秦国变法的过程来看，商鞅也是一个手腕极其铁硬的人，他把一切人都当成了他成功路上的棋子，结果在变法成功之后，他自己成了众矢之的。复仇者杀掉了商鞅全家，包括他的老母亲。商鞅本人被秦国贵族追得走投无路，出逃到一客栈投宿，客栈主人却说：“商鞅定有法律，谁让没有凭证的旅客住宿，谁就要连坐。”商鞅最后被捉住，车裂而死。
韩非子提醒秦王，不要相信任何人，任何人都是阴险、自私而贪婪的。秦王也确实贯彻了韩非子的思想，怀疑韩非子来到秦国是一个阴谋，因此把他投入监狱，后来韩非子被李斯毒死，也自然是“死得其所”。
那么，谁从法家制度中受益了呢？秦国百姓受益了吗？并没有。
为了统一天下，秦国百姓付出了血和汗的代价。在秦国还没有统一天下时，秦国百姓独自承受过度的压榨，或被驱往战场，或被束缚在土地上拼命劳作。在繁重的赋役压迫下，在连坐和告奸之法的约束下，秦国百姓手足无措，“秦人不聊生，相与哭孝公”。
在秦国兼并天下的过程中，各国百姓对秦国的这套统治制度非常恐惧。《史记·秦本纪》里有记载：“（秦昭王）四十七年，秦攻韩上党，上党降赵。”秦国进攻韩国的上党，上党守不住了，不向秦国投降，反而投降了赵国。为什么呢？韩国的使者说：“其吏民皆安为赵，不欲为秦。有城市邑十七，愿再拜入之赵，财王所以赐吏民。”也就是说，百姓不愿意被秦国统治，愿意被赵国统治，因为赵国的统治方式不那么虎狼。
然而，在秦国的强大武力面前，天下人逃无所逃。原来的六国，统治是比较宽松的，法律不那么严，税收也不那么重，老百姓的生活自由度比较高。统一之后，税率一下子提高了好几倍，户籍制度也一下子变严了，想逃避赋税根本不可能。稍一反抗抱怨，严刑峻法、告奸连坐都跟着来了。因此“百姓愁苦”，生活状态发生了巨大改变。《盐铁论》里说：“秦有收帑之法，赵高以峻文决罪于内，百官以峭法断割于外，死者相枕席，刑者相望，百姓侧目重足，不寒而栗。”百姓几乎一举手，一投足，就会触犯法网，只能侧目重足，活得胆战心惊。
所以秦末起义的时候，人们纷纷大喊天下“苦秦久矣！”刘邦占领秦人故地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废除商鞅之法。
（刘邦）召诸县父老豪杰曰：“父老苦秦苛法久矣，诽谤者族，偶语者弃市。吾与诸侯约，先入关者王之，吾当王关中。与父老约，法三章耳：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余悉除去秦法。”（《史记·高祖本纪》）
结果“秦人大喜……唯恐沛公不为秦王”。
所以，包括秦人在内的各国人，在秦制下吃尽了苦头。
所以看来，似乎只有秦国的王族从这个制度中受益了。然而，虽然秦始皇风光一时，但是他的子孙后代没有一个有好下场：他的长子扶苏被矫旨自杀。秦二世即位后，在咸阳杀死公子12人，在杜县车裂公主10人。继位的秦二世最后也被迫自杀。帮助他谋得皇位的李斯被处以极刑，赵高后被扶苏之子子婴诛杀，子婴又被项羽诛杀。在秦朝灭亡后，秦王族子孙尽灭，就是说，秦始皇的所有子孙后代，都被杀光了。
所以鲍鹏山解读商鞅的《商君书》称商鞅变法的结果是所有的人都输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不在乎人民的幸福，只追求国家的强大”[1]。结果是没有任何人从这个制度中受益。
二
因此，秦始皇确立的这个大一统郡县制度，虽然设计得很周密，但还是有很多致命的缺陷。
那么，秦末农民大起义推翻了秦朝，中国人是不是有机会重新选择，拒绝秦制，走其他的道路呢？
没有这个可能。在传统时代，秦始皇在中国历史上一直是一个负面角色，一直被骂为暴君，但是他发明的皇帝制度，却得到了后世一致的坚决拥护，所谓“百代皆行秦政制，万年咸用始皇心”。
汉代皇帝虽然无一不咒骂批评秦始皇，却没有一个人提出要废除皇帝制度。因为皇帝制度带给统治者的眼前利益太巨大了。他们只是认为这一制度有缺陷，需要重大升级。
要升级，首先要判断是哪个部分出了问题。汉代君臣经过会诊后认为，秦代失败，主要原因有两个。一个是汲取过度，兴奋起来刹不住闸。所以要为这一绞肉机安上暂停按钮，为这个高速列车装上刹车装置。另一个原因是思想文化建设出了问题。秦朝没有成功地建立起一个有说服力的信仰和价值系统。法家的那套东西，本身是只能做不能说的，公开依靠法家，就把自己的统治秘诀暴露给了天下。所以要在意识形态上进行伪装。
所以汉代初年遵奉黄老之术，也就是“无为而治”。要大幅度地降低税赋率，从收一半，到“十五赋一”，就是从50%降到约6%，景帝时又改成三十税一，与民休息。同时改革法律，废除很多残酷的刑罚，不能动不动就把人关进监狱，砍手砍脚。这个相信大家都很熟悉了，文景时期是黄老之治的典型，皇帝居然穿草鞋上朝，后世称之为“文景之治”。这是汉代吸取秦代教训，做出的第一个反应。
第二个反应，是抛弃法家理论作为指导思想，“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把儒家学说作为大汉帝国的门面工程，让老百姓相信，皇帝是为他们服务的。让儒术成为帝国所有知识分子的信仰系统，在思想上完成真正的统一。这是一个比“无为而治”影响更深远的举措。
三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个事，值得我们细说。
为什么呢？因为汉武帝这个人，看起来并不像个喜欢儒家思想的人，而更像是秦始皇再世。
汉武帝是一个性格非常强悍、非常想大有作为的皇帝。他的性格、做事的方式，都酷似秦始皇。他在统治期内，也是拼命地搞财政扩张，千方百计汲取更多的财政收入，然后“做大事”：东并朝鲜，南吞百越，西征大宛，北破匈奴，同时还兴修起数十座雄伟的宫殿和自己的豪华陵墓，不断搞声势浩大的巡游。最后搞得老百姓承担不了这样大的压力，各地开始造反，西汉差一点儿亡在他手里。
这样一个人，当然不会继续用黄老之术来作为指导思想。黄老无为，而他是“大有为”。但是也没法继续用法家思想，因为法家思想已经臭名昭著。
那么怎么办呢？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汉武帝召集全国著名学者到长安开会，讨论帝国的思想文化建设问题，到底应该把什么确立为大汉帝国的指导思想呢？
有一个叫董仲舒的人建议说，不如“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这个建议，其实和汉武帝的性格并不那么合拍。儒家和法家不一样。儒家并不是一个驯服的学派。它是头上长角身上带刺的。法家是拍马屁的能手，“法今王”，谁在位，我就拥护谁。儒家是“法先王”，批评在位的君主。所以法家是没骨头的，儒家是有骨头的。
儒家首创“民贵君轻”之论，认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甚至说出“君视臣如草芥，臣视君如寇仇”这样在两千多年后的今天听起来仍然很大胆的话。儒家公开主张称，如果皇帝不仁，臣子可以推翻他。
所以直到汉武帝的父亲汉景帝在位的时候，还有一些儒生坚持“推翻暴君有理”的汤武革命思想。《史记》记载，有一个儒生叫辕固生，在汉景帝面前和黄老学派的黄生争论一个问题：商汤推翻夏桀到底是什么性质。到底是正义的革命事业，还是以下犯上的大逆不道呢？辕固生说，商汤推翻夏桀是合理的，为什么呢？民心就是天命。夏桀胡作非为，失去了民心，就应该被得民心的人推翻，这是天经地义的。
而黄生却说：“冠虽敝，必加于首。履虽新，必关于足。”帽子即使旧了，也要戴在头上，鞋子不管多新，也只能穿在脚下。“桀纣虽失道，然君上也。汤武虽圣，臣下也。”臣子推翻君主，这就相当于把鞋子戴在头上。君主不管有什么过错，都不能推翻。而且只有臣错而无君错，君主有过错，臣子应该劝谏，你不能有效地劝谏天子，反而把他杀了，你就是大逆不道，是篡弑，这没啥说的。
辕固生一听，说了这样一句话：“高帝代秦即天子之位，非邪？”意思是那按你这么说，咱们高皇帝刘邦推翻秦朝的皇帝，是大逆不道了？
这样一来，黄生张口结舌，不敢回答了。汉景帝是个老好人，只好出来打圆场，他说：“食肉不食马肝，不为不知味。言学者无言汤武受命，不为愚。”吃肉不吃有毒素的马肝，并不说明你不是美食家。学术不研究汤武受命这一段，也不说明你就不是学者。
意思就是要把这个问题挂起来，不争论。“是后学者莫敢明‘受命’‘放杀’者”，以后这个问题就被列为学术禁区，不能研究了。
从这一段记载我们能看出，儒家那种从道不从君的劲头，是让统治者感觉很不舒服的。换句话说，儒家学说和大一统专制本身，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2]
那么，汉武帝怎么会决定独尊儒术呢？
因为汉武帝独尊的儒术，和儒家的本来面貌已经不一样了。为汉武帝所用的儒家，实际上是法家化了的儒家，外表是儒家，骨子里是法家。
这是怎么回事呢？这是因为董仲舒对儒家思想进行了一番偷天换日的根本改造，让儒家思想变得和以前有了很大差别。
怎么改造的呢？我们先来看一个词，叫作“三纲五常”。我们后世一提起儒家，就经常会想起这个词，因此很多人都认为这“三纲”是儒家提出来的。
但是事实上，这是法家的的东西而不是儒家的。“三纲”，最早是法家的说法。韩非子说过：“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顺则天下治，三者逆则天下乱，此天下之常道也。”大臣在君主面前，儿子在父亲面前，妻子在丈夫面前，都只能驯服，不能反抗。
这显然是和儒家思想完全相反的。儒家是强调权责对应的。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是说君首先要像一个君，臣才能像一个臣；父首先要像个父，子才能像个子。所以“君使臣”和“臣侍君”都要各按“礼”而为。这种原则，多少有点契约的意味。
因此，儒家是反对法家这种单向的三纲的。
那么，为什么后来三纲成了儒家思想的代表性词汇呢？
主要是董仲舒的“点金成石”，把孔孟之道和韩非子的思想巧妙地嫁接在了一起。
董仲舒对儒学的改造，优点是保留了儒家以天命恐吓君主的理论，而且发展出一套装神弄鬼的谶纬之学，就是通过种种迷信，什么“占星”“望气”之类，来分析“上天”的想法，判断上天对皇帝满意不满意。如果地震了、天灾了，皇帝就要反省了，是不是自己哪点做得不对？就得洗个澡，静坐，反思自己。
也就是说，董仲舒要求皇帝要重视天命，通过“上天示警”让皇帝有所约束，不要胡作非为，否则就可能亡国。这就在一定程度上保存了周代文化的核心成果。
但是与此同时，董仲舒又和韩非子一样，把皇帝推到了至高无上的绝对化地位，甚至他在有些方面说得比韩非子还要过格。
为了强化皇帝的地位，他不惜穿凿附会，寻找神学上的根据。他说：“古之造文者，三画而连其中，谓之王；三画者，天、地与人也，而连其中者，通其道也。”王是三横一竖，三横，代表天、地、人，一竖，代表贯通。皇权是贯通天地的。他说，皇帝是整个国家的心脏，“海内之心悬于天子”，臣民与皇帝的关系，就像四肢与“心”的关系一样：“心之所好，体必安之；君之所好，民必从之。”（《春秋繁露》）心在想什么，四肢就要想办法来满足心的需求；皇帝喜欢什么，百姓就要顺他的意。
所以天下臣民必须无条件地服从皇帝：“民之从主也，如草木之应四时也。”臣民要无条件顺从君主，“体不可以不顺，臣不可以不忠”。（《春秋繁露》）这些话比韩非子说得还要到位，皇帝听起来当然会感觉很舒服，因此，董仲舒明确提出了“三纲说”：君可以不君，臣不可以不臣；父可以不父，子不可以不子；皇帝夫可以不夫，妇不可以不妇。由此，权利变成了单向的、绝对的。
董仲舒还继承了韩非子的法、术、势思想，强调一定要大树特树皇帝的权威。《春秋繁露》说：“君之所以为君者，威也。……威分则失权。”董仲舒所谓的“威”即是韩非所说的“势”，都是指帝王独断专行的权威。一定要强化皇帝权威，同时还要愚民。法家一直是主张愚民的。董仲舒也说，民的意思就是“瞑”，就是愚昧无知的意思，因此“可使守事从上而已”，只能老老实实地听上级的命令。
所以梁漱溟曾经说，董仲舒的这套改革，“把生动的理性、活泼的情理僵化了，使得忠孝贞节泥于形式，浸失原意，变成统治权威的工具，那就成了毒品而害人。三纲五常所以被诅咒为吃人礼教，要即在此”[3]。
四
汉武帝独尊儒术，一方面，让皇权获得了仁义道德的外衣，比以前冠冕堂皇多了，对皇权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约束。但是另一方面，却并不妨碍皇权的实际运作。
我们用盖房子来打比方，如果说秦始皇是浇筑起了房屋的骨架，奠定了专制制度的基础，那么汉武帝则抓意识形态建设，用儒家思想对房屋进行了装修：房子一装修，就好看多了。
但是，这个房子的本质结构并没有变。《汉书·元帝纪》记载，汉元帝做太子时，看到父亲汉宣帝经常用严刑峻法，就劝父亲，咱们的老祖宗不是告诉咱们要以儒治国吗？您怎么忘了？汉宣帝勃然变色，告诉他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
意思是说，你小子懂什么？我们汉王朝的统治秘诀就是“霸王道杂之”，表面上是孔子的王道，实际上是秦始皇的霸道。
所以到了汉代，大一统专制制度才变得“刚柔相济”，初步成熟。这也是汉代统治比较长久的重要原因。因此形成了中华帝国的第一阶段——秦汉帝国。以后中国政治发展的主要逻辑，就是外儒内法：外表越来越儒家，本质却越来越法家。
[1]鲍鹏山：《〈商君书〉：秦王朝专制政治的黑暗心脏》，《中国青年报》2016年12月29日第5版。
[2]儒家所极力反对的，是法家扩大君权的做法，儒家是主张贵族政治而反对官僚政治的，强调对君权的限制。所以儒家主张行王道，也就是长者政治。反对霸道，也就是反对强者政治。（参见秦晖《重新认识儒家》）
[3]梁漱溟：《梁漱溟全集》，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第313页。
秦汉与罗马的神奇联系
一
历史学家通常把中华帝国分成几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秦汉帝国，所谓第一帝国。第二个阶段是隋唐宋帝国，所谓第二帝国。第三个阶段是元明清帝国，所谓第三帝国。
长久以来，人们热衷于比较秦汉帝国和罗马帝国。这是历史学界一个比较热门的话题，出了很多书和论文。
为什么呢？因为这是当时世界上“唯二”的两个大帝国，他们之间存在着一种非常奇妙的共鸣。
从空间上看，这两大帝国分处欧亚大陆的两端，一个在东头，一个在西头。从时间上看，两大帝国的诞生大体同时，当然，我们说“诞生”，是指帝国最初源头的诞生。秦汉帝国的诞生，是指秦国这个诸侯国的出现。罗马帝国的诞生，是指罗马城邦的出现。秦国是什么时候诞生的呢？是公元前750年，秦通过战争占据了周平王口头封给它的土地，正式成为一个邦国。3年之后，罗马城奠基。也就是说，这两大帝国的出生时间只差了3年。
接下来，这两大帝国都经历了几百年的时间，才最终完成了统一。秦国用了500多年，从一个小小的邦国，变成了吞并六国的统一大帝国，而罗马用了700多年的时间，从一个城邦，变成横跨欧亚非三大洲的大帝国。
两个帝国的寿命也差不太多。从秦始皇统一天下（前221年），到东汉灭亡（220年），一共是441年。而从公元前27年奥古斯都成为皇帝，罗马由共和国转为帝国，到西罗马帝国崩溃的476年，罗马帝国总共存在了503年。两大帝国的寿命只差了几十年。
从领土面积上看，汉朝和罗马帝国的疆域都是500万左右平方公里，都是由1500~2000个行政区划组成。[1]
除了这些大的方面相似外，在一些细节上，两个帝国也很相似，比如他们都非常喜爱黄金。2015年，考古工作队从海昏侯墓中出土了200斤左右的黄金，非常引人注目。和后来的朝代比，汉代黄金的使用量是非常大的，皇帝赏赐功臣，动不动就上万斤黄金。罗马人也酷爱黄金。据彭信威计算，西汉与罗马拥有的黄金总量非常接近，都是273吨左右，“几乎完全一样”。
这两个帝国，当时没有任何直接交往，却出现这么多相似的地方，这种同步性非常惊人。
二
任何历史事实背后都有其原因。秦汉与罗马的相似也不是巧合的。
这两个帝国，都是青铜时代过渡到铁器时代的产物。
我们以前讲过，青铜时代形成的国家规模比较小，因为青铜不足以支撑大规模的生产力。铁器普及后，粮食产量增加，人口迅速增长，各文明中心开始直接连接，为统一大帝国创造了条件。
秦汉和罗马这两个帝国的前身，在青铜时代，都是处在文明边缘区的落后小国。秦国远在西陲，一直被文明中心区瞧不起。罗马一开始也是偏远地区的落后小国，当时欧洲的文明中心区是希腊一带，与罗马距离很远，所以当时希腊的学者如亚里士多德、希罗多德并不知道罗马的存在。
新文明总是在旧文明的边缘区成长起来的，这是人类文明发展的一个规律性现象。秦国和罗马处在文明圈的边缘，这样他们一方面能够接收到文明中心的辐射，另一方面，他们身上旧文明的包袱又比较轻，所以在铁器时代到来时，他们就能够最先转型成功。秦国通过商鞅变法完成了脱胎换骨的变化，罗马发展过程中最关键的一次体制变革，则是公元前509年由“王政”变成“共和”，从此迸发出巨大活力，开始漫长的扩张进程。
三
然而，欧亚大陆两头这两个帝国，在表面的相似下，内在的结构和性格却完全不同。
首先我们来看第一点，皇帝制度。
秦汉和罗马都号称帝国。从字面上看，帝国就是由皇帝统治的国家。
因此很多中国读者看到“罗马帝国”几个字，也许会产生这样几个问题：汉朝皇帝姓刘，罗马皇帝姓什么？中国皇帝是父传子，罗马皇帝是像汉朝这样父传子，还是商朝那样兄传弟，还是像后来的英国那样也可以传给女儿？
秦汉帝国是皇帝用武力打下来的猎物和私产。刘邦得天下后，得意扬扬地问他老爹：“某业所就，孰与仲多？”你总瞧不上我，说我不如我二哥，现在你看，我的家产和我二哥比，谁的大？
但是罗马帝国并不是一个一家一姓的帝国。“罗马帝国”一词的完整名称为“元老院与罗马人民”。因此罗马帝国虽然是帝国，但是历代皇帝没有一个唯一的姓氏，因为罗马的皇帝不是开国太祖凭一条哨棒打出来的，而是通过选举制度选出来的。按照罗马的律法，任何有能力的人都有可能通过选举成为罗马皇帝。皇权是由元老院授予某个个人而不是家族的，一旦这个人死亡，授权也自然中止。从这个角度说，罗马皇帝之间根本就不存在继承问题。
当然，以上我们说的是理论，在实际运行过程中，罗马帝国越到后期，越演变为一个专制政体，选举大多数情况下只是个形式。罗马皇帝大部分都是传给老皇帝生前选定的接班人，因此，事实上也有父亲直接传给自己的儿子的，但是起码形式上还都要经过元老院授权，而且罗马帝国父传子（传给亲生儿子）的情况出现得很少。因此，罗马帝国虽然存在了数百年，并没有一个固定的皇帝家族。
秦汉帝国的皇帝制度，和罗马帝国的皇帝制度，法律基础是完全不同的。这是两个帝国的第一个不同。这个不同，显然是因为罗马帝国的文化基因来自希腊文化。
第二，这两个帝国政治结构不同。
秦汉帝国征服各地后，都实行郡县制，地方上整齐划一，中央的政令可以通达全国各地，如臂使指。
而罗马帝国则不同。罗马不是郡县制，罗马帝国的大部分地方是自治的，罗马帝国征服各地之后，基本上因地制宜，让各地的城市按原来的方式管理，各城市之间一般也没有形成管辖关系。“二世纪的罗马帝国乃是自治城市的联盟和凌驾于这个联盟之上的一个近乎专制的君主政府二者奇妙的混合体。”[2]我们以埃及行省为例。埃及行省虽然是罗马帝国的一部，但是一直保持着相当的自治性。“托勒密时期的制度几乎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了”，到后来也没有什么变化。
所以秦汉政府是一个全能政府、大政府，政府机构自上而下对全国的管理是非常严格的。而罗马帝国对各地的管理是相当松散的，主要关心能不能收上税来。至于各地怎么管，中央政府并不注意。因此，罗马帝国很长时间都是小政府，中央政府主要是一个协调机构。
这就造成了第三个区别。秦汉帝国在文化上和思想上也是高度统一的，大秦帝国焚书坑儒，以吏为师，大汉帝国则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总之是要定于一尊，要书同文，车同轨。
而罗马帝国却没有形成统一的意识形态：帝国的东边一直是以希腊文化和东方文化为主流，西边才是以罗马文化为主导；书也不同文，帝国东部即所谓的希腊化世界，通行希腊文，西部则通行拉丁文。甚至罗马帝国都没有一种通行于全国的完善的法律，各行省甚至一些城市都拥有自己的法律。例如，罗马曾与特尔密苏斯城签订条约，保证该城的公民和他们的后代“使用他们自己的法律”。
第四，秦汉帝国都实行民族融合。当然，这并不是这两个帝国政府有意识的做法，而是因为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以文化来划分民族的，如果某个少数民族在文化上汉化了，就逐渐成为汉族，这个和血缘没什么关系。所以汉族才不断扩大，少数民族人数不断减少。
而罗马帝国没有这个传统。他们非常重视血缘上的区别。所以罗马人总是以征服者的姿态对待行省居民，各民族之间很少混血融合。
所以，这两个帝国的性格和结构是很不一样的，命运也各不相同。
[1]沃尔特·施德尔主编：《罗马与中国》，江苏人民出版社，2018，第10页。
[2]M.罗斯托夫采夫：《罗马帝国社会经济史》（上册），商务印书馆，1985，第201页。
为什么罗马帝国分裂后不再统一
一
罗马和秦汉两大帝国之间有很多相同之处。事实上，罗马帝国之所以灭亡，也与大汉帝国有比较直接的关系。
在罗马帝国和秦汉帝国之间，有一片广阔的草原，由蒙古延伸到乌克兰一带，叫作欧亚大草原，它实际上把罗马和秦汉连接在了一起。这片草原上发生的大事，有的时候也会连锁影响到欧亚两端。
在欧亚大草原的东部，生活着强大的匈奴部族，对秦汉帝国的生存构成了严重的威胁。因此秦始皇修筑长城，希望把他们拦在草原。汉高祖甚至亲自率领大军迎击匈奴，结果在大同被困7日，差点丧命。
直到汉武帝时期，中国才有能力着手解决匈奴问题，汉武帝派卫青和霍去病多次出兵。经过持续不断的打击，匈奴分裂为南北两部分，南匈奴成为中国的附庸，而北匈奴依然桀骜不驯。于是到了东汉时期，中国联合南匈奴攻打北匈奴，北匈奴受到极为沉重的打击后，往西迁徙到了中亚，在中亚停留了一段时间后，一部分匈奴人继续西进，在4世纪晚期，到达黑海沿岸。
匈奴人的西进引起了一连串的连锁反应。匈奴人的作战方法跟后来被欧洲人称为“黄祸”的蒙古人很相似。欧洲人以前从来没见过这样的民族：
当时的罗马历史学家阿米阿努斯·马尔切利努斯把他们描写成“几乎粘在马上”的人，说他们“体态奇形怪状，相貌奇丑无比，不由使人认为他们是双足野兽……”
稍经激怒，他们就奋起作战，排成楔形队形，发出各种狂叫声，投入战斗；他们敏捷灵活，有意分散成不规则队形，兵锋所至，屠戮殆尽……他们没有固定居所，没有房屋，没有法律，没有稳定的生计；他们乘坐着大篷车，像难民一样四处流浪。[1]
匈奴人的战斗力是如此强大，在他们的压力下，原来生活在罗马帝国边境上的西哥特人被迫离开原来的生存领地，进入罗马帝国境内。378年，西哥特人大举入侵罗马帝国，杀死罗马皇帝。这就是西方历史上所说的蛮族入侵。
西哥特人是东日耳曼人的一支，从那之后，6个部族的日耳曼人相继进入罗马帝国，其情形与中国所谓的“五胡乱华”非常相似。他们的入侵导致罗马帝国分裂。476年，西罗马灭亡，只有东罗马继续存在。
因此，在某种意义上，罗马帝国的崩溃是中国打击匈奴战争的结果。这可以认为是世界历史的“蝴蝶效应”。
而在大致的历史同一时段，在中国也发生了极为相似的一幕，只不过时间上比欧洲早了100年。就在北匈奴西侵前70年左右，304年，南匈奴乘机南下，引起了所谓的“五胡乱华”。311年，在罗马城第一次陷落于蛮族前100年，当时中国西晋的首都洛阳也第一次陷落少数民族之手，中国因此分裂成两块。北边一块，被蛮族占领；南边一块，成为东晋和南朝。这和东西罗马的局面是非常相似的。
也就是说，罗马帝国和中国大致上在同时段被蛮族入侵，并导致一半疆土被占领，只有另一半残存下来。
那么，中国和罗马的历史进程为什么如此相似呢？
放眼世界历史，这一现象不仅存在于中国和罗马，而是属于全世界范围内的一个大的游牧民族入侵浪潮。前面说过，匈奴部落迁到中亚之后，有一支部落向西进军，导致西罗马灭亡，但是其他大部分匈奴人还是停留在中亚。不久之后，停留在中亚的一支北匈奴，在455年左右，又往南进发，侵入印度，导致印度北部著名的笈多帝国的灭亡。大约在484年，中亚的又一支北匈奴侵入了波斯帝国。
也就是说，3~6世纪，欧亚大陆几乎所有大的帝国，都被以原北匈奴为核心的游牧民族入侵了。这是全球范围内第二次游牧民族大入侵。
那么，为什么在这个时段，世界上几乎所有的文明中心都受到了游牧民族的入侵呢？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到了这个时候，世界上大部分文明中心都已经存在了相当长的时间，进入了停滞和腐败期。在中国，从西汉末年开始，政治就开始腐败，统治阶级穷奢极欲，社会贫富差距拉大。到了东汉，太监外戚轮番专政，皇帝一个接一个地非正常死亡。而在罗马帝国以及印度、波斯帝国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罗马帝国后期的腐败、朝政的混乱，与中国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
另一个原因，是游牧民族出现了第二次技术进步。
游牧民族在公元前1700~前1500年之间，就在世界范围内掀起过一次大入侵浪潮，手执青铜武器、驾着马拉战车的游牧民族差不多同时侵入了两河流域，侵入了希腊和印度，也侵入了中国黄河流域。这次入侵浪潮之所以兴起，是因为他们出现了第一次技术进步，也就是发明了马拉战车。
然而，第二次大入侵，游牧民族不再是站在战车上了，而是骑在马背上。公元前1000年左右，马的主要用途是为了驾车，游牧民族还没有学会骑马。在那之后，游牧民族开始会骑在马上作战，实现了第二次技术进步，发展出骑射技术，机动性大为提高，并且实现了全民皆兵，战斗力大大增强，因此，游牧民族才有可能建立具备国家雏形的更大的部落联盟，对欧洲大陆的众多帝国构成威胁，并且在他们衰弱的时候掀起第二次入侵大潮。
二
这次全欧亚范围内的游牧民族入侵大潮，在欧亚大陆两端所造成的结果很不一样。
入侵了中国北方的蛮族，也就是所谓的“五胡”，不久就先后被中国文化同化。中国历史在经历了一个波动期后，隋朝又实现了南北方的统一，中国王朝又一次开始了漫长的自我循环，中国文化的发展并没有受到根本的影响。
而在罗马帝国，西罗马一经解体，就再也没能恢复，在西罗马的废墟上，出现了一个又一个蛮族国家，演变成欧洲林立的小国，导致欧洲中世纪也就是我们所说的黑暗时代的到来。再后来，黑暗当中冒出曙光，诞生了欧洲新文明。因此有学者认为，没有当时的蛮族入侵，就没有今天独特的西方文化。
那么为什么同样的蛮族入侵，在中国和西方的结果不同呢？为什么中华帝国在崩溃后总能统一，而西罗马帝国一旦崩溃，就再也不能复建呢？
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秦汉帝国制度上的特点是高度划一，而罗马帝国内部没有形成中国意义上的统一。所以罗马帝国打散之后，就很难再统一起来。这一事实也再度证明了，中国文明自古以来就存在着统一这一内在的基因，而西方不存在这种基因。
前面我们分析了中国文明的统一基因，但是还有一些因素没有讲到。在这里有必要再补充几句。
形成中国统一传统的，还有一个重要因素，那就是语言文字。中国自古以来，在语言文字上一直是统一的，而西方不是。
人类文字发展的一个普遍规律，是从象形文字、表意文字，发展为表音文字。埃及原来的象形文字非常发达，但是到3世纪时，就开始用希腊字母拼写自己的语言了。
但是中国文化没有跨过很多其他文明跨过的门槛。比如其他文明早就从血缘社会进入阶级社会，但是中国一直停留在血缘社会阶段不往前走。其他文明早就从祖先崇拜跨入一神教崇拜，但是中国人一直停留在祖先崇拜阶段。与此相类似，世界上其他文化很早就开始采用表音文字，而中国文字始终停留在早期阶段，也就是表意文字。当然，我们所说的这个“跨不跨过门槛”，并不是一种价值判断，并不是说，只有跨过这个门槛才是好的。事实上，是否跨过这个门槛，是由一系列复杂的原因造成的。
那么表音文字有什么特点呢？表音文字极容易学，它只由几十个字母组成，所以更容易掌握。这也是表音文字在西方很快取代表意文字的主要原因。
但是表音文字的另一个特点是它极不稳定，总在变化当中，任何一个民族都可以借用这套字母来拼写自己的母语。所以语言很快就变得千变万化，根本没办法统一。如果中国采取表音文字，那么温州话、广东话和山西话将会很快演变成不同的语言，相互听不懂也看不懂。
而表意文字的最大特点是固化，从甲骨文到楷书，很多字形还是基本一样的。所以中国境内虽然方言千差万别，相互可能听不懂，写出的字却能相互看得懂。
因此，像中国这样大的领土面积，以及如此复杂的民族，本来在交通和信息不发达的古代，技术上是很难长期保持统一的。中国能成为一个例外，文字上的统一是一个重要因素。
前面讲过，地理环境是中国形成统一传统的重要原因。关于地理原因，我们多次比较了黄河中下游和希腊，在这里，不妨再比较一下整个中国和整个欧洲。贾雷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说，从地理上看，中国像是一个由围墙围起来的四合院。而欧洲则是没有围墙的，海岸线曲折漫长，四面漏风。中国只有两条大河——长江和黄河，两河相距很近，流向相同。中国东部的两大河冲积平原，是连在一起的，人口相对集中。欧洲大陆内部的一些高山，把欧洲分为几个不同的地理单元，导致欧洲的河流非常分散，多瑙河、莱茵河、第聂伯河、顿河、易北河、卢瓦尔河、伏尔加河等，流向四面八方，中间由一条条分水岭阻隔开来，因此沿河发展起来的文明中心，也是分散在各个区域。从地理上说，欧洲就没有内聚力。这也是罗马帝国分裂后不能再统一的一个重要原因。
[1]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第18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