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的几条大脉络
我在自序中讲到，这本书的目的是呈现中国历史的一些大脉络。那么，中国历史到底有哪些大的脉络呢？
在第一章中，我先简要地目录式地为大家介绍一下。
第一条脉络是，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未曾中断的文明。这是今天我们很多人会非常自豪地说起的一点。
确实，这是中华文明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今天的中国人使用的是商朝时就已经使用的文字，从字体上，已经由甲骨文演变成了楷书。我们现在读中国三千年前的诗歌（《诗经》中一些周代早期作品），会发现仍然是押韵的。今天中国人祭祀祖先的方式与商周时期大同小异。事实上，如果一个汉朝人在今天醒来，他会发现，这个民族的心理和处世习惯，与汉朝其实相去不远。也就是说，几千年来，中国文明总体上是独立发展的，一直有着自己鲜明的个性。
对比一下世界史，这一点看得就更清楚。人类历史上的其他古文明，今天都已经“灭绝”了。今天的埃及人除了利用金字塔发展旅游，他们的文化和古埃及文明几乎没啥关系，因为在历史上，他们先后被希腊人、波斯人、罗马人、阿拉伯人征服，埃及的语言、文化甚至种族都发生了根本变化。两河流域的所有古代文明，比如苏美尔文明，更是这样。事实上，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阿拉伯人原本不知道苏美尔文明的存在，直到近代以来充满好奇的西方外交官在这里挖掘出几千年前的神庙遗址，人类才知道这片土地上以前居然有过这样一段辉煌的历史。罗马帝国崩溃后，蛮族大量涌入，社会面貌彻底改变，拉丁语由活的语言变成了死的语言，再也没能恢复。比较一圈下来，只有中国，文化几千年一以贯之。如果把文化多样性比作生物多样性的话，中国文化就是一只从远古一直幸存到现在的“古生物”。
因此杜赫德（Jean Baptiste du Halde）在《中华帝国全志》中用惊讶的口吻说：“……4000多年间，它（中国）自己的君主统治着自己的国民，从未间断。其居民的服装、道德、风俗与习惯始终不变，毫不偏离其古代立法者们创立的智慧的制度。”这在世界各国中绝对是独一无二的。
从这一点我们能得到的启示是，中国文化的惯性是极其强大的，远比世界上其他国家的要强大。因此“太阳底下无新事”这句话用在中国身上特别合适。我们今天所观察到的一切现象，在历史上几乎都可以找到先例。也正是因此，我们可以预测，中国历史上的许多现象，在以后还会重演。这也是我们要学习历史、研究历史的重要原因。
那么为什么中华文明有这样强的延续性呢？一个主要的原因是地理特点。
世界上其他几大古文明，中东两河流域文明、古埃及文明、古希腊文明和古罗马文明，它们之间相互影响和交流很多。为什么呢？我们看地图就会明白，它们中间有一个地中海，如同内湖一样，让它们连接在了一起。
在世界古文明中，只有中国与其他文明的隔绝程度是最高的。中国的西南面和西面，是一系列世界上最高的山脉；东面，是浩瀚的太平洋；北面和西北面，是沙漠和大草原。而中国人还嫌这种隔绝程度不够，后来在北边又筑起了一道万里长城，以加强与外部世界的隔绝程度。这种隔绝是很有效的，所以玄奘要去一次印度，得走上十来年；甘英出使罗马帝国，也是无功而返。
这种地理上的隔绝有两个影响。
第一个影响是，中国文明在几大古代文明中，并不是最早发展起来的。
在世界历史上，中国文明并不是最古老的。
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是出现在两河流域的美索不达米亚文明，时间是公元前3500年前后。文明在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生根后，开始陆续向欧亚大陆的其他方向传播：埃及文明起于约公元前3000年，印度河流域文明起于约公元前2500年，它们都鲜明地受到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影响。中国黄河流域的文明，二里头文明起于约公元前1750年[1]。由于中国地理上的隔绝性，中国文化基本上可以认为是独立起源的，因为中东一些文明要素，比如青铜、战车、牛和羊，传播到中国时，中国文化的一些基本特点已经形成了。“造成中国文化有别于世界其他地区的原因，的确与中国地理环境有莫大的关系。……因为中国与印度河流域、美索不达米亚的其他早期文明中心距离很远，很难到达，它们之间的联系也很少。”[2]
但是中国地理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黄河中下游非常适合农业文明的发展。
人类四大古文明都兴起于大河流域，这说明灌溉农业对文明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而黄河流域在四个大河流域中是条件最好的，因为黄土的结构疏松，天然适于农耕，人们仅仅利用原始的石刀木犁，就可以开辟大面积耕地。
因此，中国的黄河中下游地区，是一个非常适合文明发展的“子宫”。所以中华文明有后发的优势，一度比其他文明发展得快，很早就到达成熟状态。
这就造就了中国的第二条发展脉络：中华文明是一个非常早熟的文明。
农业文明在黄河中下游出现后，发展得非常快。在高度发达的农业文明基础上，中国的政治文明也迅速发展，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大规模实行分封制的国家，中国建立的层层分封的“封建制度”，不但时间上比欧洲早了一两千年，而且在形式上也比欧洲更整饬有序。中国的青铜文明虽然后起，但是远比其他地区的青铜文明辉煌，这个在博物馆中展示得一目了然：湖北省博物馆中的曾侯乙墓青铜文物，其精致和繁复程度，是其他地区的青铜器物无法望其项背的。在春秋战国时代，中国出现了诸子百家，这早早地奠定了中国文化的基本格局。及至秦朝，中国又率先在人类史上创立了最大的郡县制君主专制国家，建立了当时国家对人民最严格、最精密的控制。因此，中国历史的一大特点是，社会很早就出现了“现代化”的面貌。李侃如说：“发端于秦朝的官僚制度，经历几个世纪，呈现出近代西方官僚制度的特点：界定清晰的职位，基于功绩的任命，明确的报酬结构，职能的专业化，高度发达的正式沟通体系，关于权力行使的适当路线的详细规章，定期的报告职责，正式的监察组织，等等。”李零说，秦代政治的那套“理性设计”，包括“郡县制”、法典化控制以及文官制度等，“若以西洋史的眼光看，都是非常‘现代’的创设”，远比世界其他地方“先进”，西方要在一千多年后才出现这些东西。决定中国文化特点的几乎一切因素，从文化特性到政治体制，在两千年前就已经完全成熟了。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也认为，现代国家在中国的出现要比其他地区早得多：“中国是创造现代国家的第一个世界文明”。
但是，在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中国演变的步伐突然慢了下来。自秦朝到晚清，中国思想文化基本上都是沿袭阐释先秦诸子，原创性的新成就不多。中国的政治制度也是历代沿袭秦制，没有本质性的变化。因此在历史上，就体现为治乱兴衰的不断循环。
中国文明的早熟是因为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中国文明后来的稳定，也是由于地理环境的优越。在文明基本成熟之后，半封闭的地理环境以及周边民族文化上的普遍落后使中国早期文明遇到的挑战很小，从而使它丧失了探索农业文明以外其他文明形式的动力，也丧失了自我剧烈变革的压力。[3]
中国历史发展的第三条脉络，是两头变化剧烈，中间不断循环。
我们说中国文化是连续的、没有中断的，但并不是说没有过变化。
中国历史上有两次重大突变：周秦之变和卷入全球化之变。
周秦之变，说白了就是秦始皇统一中国。这个变化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最根本的一次变化。
在周秦之变之前，中国社会是“封建”社会。我们需要先明确的是，“封建”这两个字，用来指秦始皇之后的中国历史是不合适的，封建就是封邦建国，指的是政治制度中的分封制，这是周代的事。在周代封建制下，人们生活在一个又一个小的自治社会中，用老子的话说，是一个个“小国寡民”，老死不相往来。这个时代和后来欧洲中世纪的贵族时代很相似，大家都生活在一个个分散的庄园之中，处于半自治状态，横向联系不多，纵向也没有一个能“一竿子捅到底”的政治权力。
而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中国进入帝制时代。社会运转规律完全改变。小自治体被打散，统一成了一个大共同体，政治权力纵向一竿子捅到社会最底层，国家直接控制每一个人，汲取能力空前提高，因此也形成了一系列非常独特的中国特色。秦到清这个时期的中国，很多特征是人类其他政治体绝无仅有的。
因此所谓周秦之变，在中国史和世界史上，都是划时代的大事。
第二个变化，是卷入全球化。这个变化也就是李鸿章所谓的“三千余年一大变局”，或者是历史教科书所说的“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打开中国的大门”，这一变局让中国不可回头地卷入全球经济新秩序中，整个社会的运转规律又一次发生了质变。
在周秦之变和全球化之变当中的两千多年，则是我们都熟知的王朝兴替时期。也就是说，一个王朝建立一二百年后，就会“官逼民反”，出现农民起义，不久被另一个新兴王朝取代，如此循环不已。
这种现象大家都习以为常，但是可能很多读者不知道的是，这种频繁的改朝换代、易姓更王，并不是世界历史的常态。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并不是这样的。日本天皇万世一系，英国“威廉征服”以后直到今天，血统上也是一直延续的。事实上，世界上只有中国和受中国文化影响极深的越南和朝鲜，出现过周期性的“农民起义”导致改朝换代的现象。在中国范围之内，也只有汉文化地区才有此类现象，西藏地区和大部分土司统治地区，都没有周期性的所谓“农民起义”或者“农奴起义”现象。何以如此？最基本的原因是郡县制下，政府的汲取能力空前提高，而这种汲取能力缺乏有效的制约，通常很快就会超过社会的承受能力，导致社会的崩溃。当然，这个机制的具体过程，我以后还要细讲。
我要介绍的第四条大的脉络，是在一头一尾两次巨变中间，中国政治和社会一方面不停地循环，另一方面却朝着一个固定的方向演进。
从表面上看，从秦到清中间这两千多年陷入一种简单的循环当中，不只是王朝更替的循环，其他方面也有很多循环。比如在皇帝与丞相的关系上，表现为皇帝对丞相的防范，用自己身边的临时的秘书班子取代丞相或者正式的政府机构。结果这个小班子又演变为正式的政府机构，皇帝又建立新的小班子取代这个正式的班子。这就是中国历史上丞相的名目不停变化的原因，从丞相变为尚书省，再变成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再变成内阁大学士，再变成军机大臣。在地方与中央的关系上，朝廷总信不过地方官，派出临时官员前去巡察。结果这些巡察的官员慢慢又变成固定的地方官，下一个朝代又要制定新的临时巡察制度，如此循环不已，两千多年一直在不停地玩这种游戏。
当然，这个循环当中也有进步。这两千多年并不是如西方学者所说，是一个完全僵化的、停滞的时代。在这两千多年间，贯穿着一条主线，那就是政治技术的不断演进。比如，虽然皇帝和丞相的关系总是在不停地变动循环当中，但是总的趋势是皇权越来越重，相权越来越轻，直至皇权可以完全取代相权。这一变化，又影响了中国社会方方面面的发展。
我要介绍的中国历史的第五条大的脉络，是边疆与中央的关系问题。
中国历史上几乎所有的新兴政权，都是起自边疆地区。对夏人来说，商人是边缘民族，是东夷。对商人来说，周人也是边缘民族，是西夷。一些历史学研究认为，周人的先祖很可能是北方的狄人，比如徐中舒先生认为，周人出自北狄中的白狄。而在中原的诸侯国看来，秦人也是西边的蛮夷之国，受草原文化影响极深，“不与中国诸侯之会盟，夷翟遇之”，待之以夷狄。然而正是这个边缘的、被视为蛮夷的国家，最终一统天下。
这种边缘与中央的关系，到了汉代以后，还产生了一个固定的模式，那就是几乎都是起自东北的少数民族占据半壁江山，或者一统天下。占据半壁江山的是鲜卑的北魏、契丹的辽朝和女真的金朝，一统天下的是蒙古的元朝和满洲的清朝，他们都曾长期生活在东北地区。这些民族有很多相似性，比如鲜卑、契丹、女真和满洲人都剃去前额和头顶的头发，鲜卑有“八柱国”，契丹有“八部”，满洲有“八旗”。隋唐两朝也是受少数民族文化影响极深的王朝，因为他们的开国之君身上不但有着至少一半以上的鲜卑血统，而且在文化上也严重地“鲜卑化”[4]，这些在隋唐前期的政治中有鲜明的体现。
因此，边缘民族入主中原，不是一时一世的特例，而是中国历史的规律性现象。这一规律性现象背后有着深刻的原因。
以上就是我这本《简读中国史》的大的脉络。接下来，我们将按照这些脉络分章进行讲解。
[1]但西方学术界往往把中国文明的起始定于商代，也就是更晚。因为国际学术界判断文明产生所惯用的三大标志是城市、青铜器和文字，安阳殷墟是上述三大标志性要素都齐备的最早文化遗址，这在中国境内具有唯一性。
[2]刘莉、陈星灿：《中国考古学：旧石器时代晚期到早期青铜时代》，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第413页。
[3]对这种早熟和不变，有两种评价。歌德说：“在审美标准上，当欧洲人还在丛林中奔跑时，中国人已有优美的传奇故事了。”这句话演变到今天，就变成了我们常说的“我们中国人已经进入文明社会的时候，你们欧洲人还生活在树上呢”。但是也有一些西方学者认为，中国是一个“活化石”型的社会，甚至语出惊人地说这是“一种毫无意义的存在”，“它之所以能活着只是因为它已经僵化了”。（汤因比《历史研究》）当然，这种说法是典型的“西方中心主义”。
[4]他们的父祖都是鲜卑王朝的武将，甚至是柱国，在文化和生活方式上受鲜卑的影响非常深。
夏朝为什么出现在河南
一
在我上学的时候，历史课本是这样开始的：
我们中国人，自古以来生活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上百万年前，中国大地上生活着许多原始人类，比如云南元谋人、陕西蓝田人和北京猿人。今天的中国人是从这些古人类进化来的。
这听起来非常合理。中国人自古生活在中国，原汤化原食，听起来很自然。然而，今天的分子人类学研究得出了不同的结论。
复旦大学有一个“现代人类学研究中心”，他们做了一项研究，一共采集了12000多名中国人的Y染色体进行分析。他们发现，中国人和世界上所有其他的人类一样，是六万多年前从非洲走出来的。[1]也就是说，六万多年前，生活在东非（大约在今天的埃塞俄比亚一带）的一些现代人，也叫“智人”，开始向外迁移。其中一部分智人在大约三万年前，抵达今天中国的疆域之内。
有人问，那么云南元谋人、陕西蓝田人和北京猿人到哪儿去了呢？很不幸，早就灭绝了，他们的基因对今天的中国人没有影响。[2]
分子人类学的研究建立在大量的科学数据基础上，所以在世界上被比较广泛地接受，成为主流认识。但是在中国，存在两种看法。第一种是接受分子人类学的研究成果，第二种则仍然坚持原来的独立起源说，认为中国人和世界上其他人类不一样，是独立起源的。[3]
二
分子人类学的研究认为，智人最早是从云南和珠江流域进入中国的，来到中国后，又很快向北迁徙，迅速遍布中国大地。进入新石器时代后，中国大地上出现了许多个文明中心，对考古学比较感兴趣的读者肯定都知道北方的红山文化、中原的仰韶文化、东方的龙山文化、南方的良渚文化、西南地区的三星堆文化。
当然，这些文化中心彼此相距都比较远，它们如同一颗颗星星，在当时文明还是一片黑暗的中国大地上，一点点地亮起来，所以，考古学中称这个时代为“满天星斗”。
这些文化中心有的在辽河流域，有的在陕西，有的在长江下游，那个时候草莱未辟，交通非常不方便，甚至可以说没有交通，因此有学者说它们“从起源到兴盛均是各自独立发展起来的”。我们从出土文物中可以看到，这些文化确实都带有自己强烈的个性，风格各异。
但是，这些文化中心也都有一些引人注目的共性，比如对玉器的重视和崇拜。
我们知道，玉器这个东西，中国人一直是很重视的，但是世界上其他地方很少出现。在世界各古代文化中，只有大洋洲的新西兰及中美洲的墨西哥等极少几个地方发现了玉器，但是出现的时代都比较晚，而且持续了很短的时间就消失了。
而在中国，新石器时代早期的很多文化中心就出现了玉器，比如红山文化那个著名的玉猪龙，是距今约8000~7000年的东西，属于新石器时代早期。到了新石器时代中期，在中国各个文化中心，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几乎都出现了玉器，这在人类历史上其他地区是绝无仅有的。因此费孝通先生曾经说过，中国的玉器“是西方文化中未见而是中华文明所独有的”。
而且还有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那就是新石器时代中期，各地出土的玉器长得还很不一样，各有特点。然而到了晚期，就长得越来越像，甚至完全一样了。比如最早出现在薛家岗文化中的玉琮，造型就很有特点。后来，在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中出现的玉琮和玉璧，发展到非常精美的阶段。到了新石器时代晚期，中国大地上从甘肃陕北到山东河北，再到湖南，都出现了这样的玉琮和玉璧，长得与良渚文化中的几乎一模一样。
所以读这些考古资料的时候，我经常感觉很惊讶。在六七千年前，中国大地上还没有道路，各个文明中心之间就已经开始了交流，而且这种交流还越来越密切。一个文明中心的东西，往往不过百十来年，就传到了几千千米外的另一个文明中心。因此，那时候各地交通联系之密切，可能远超过今人的想象。[4]所以徐良高在《中国民族文化源新探》中说：“到了约公元前4000年，我们就看见了一个会持续一千多年的有力的程序的开始，那就是这些文化彼此密切联系起来，而且它们有了共同的考古上的成分，这些成分把它们带入了一个大的文化网。”
三
说到这里，我要介绍一个我非常认可的观点。这是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全球通史》中多次强调的：“文明是在交流和碰撞中产生的。”
人类的整个历史证明，一种文明能不能进步，往往取决于它能否从外界获得刺激。不同文明之间交流的机会越多，各自进步也就越快。而那些长期与世隔绝的社会，注定要停滞，因为它们接收不到外来的刺激和压力。这就是几乎所有高级的文明都产生在欧亚大陆的原因。
我们知道，世界共有五大洲，但是较为发达的文明，比如中东文明、希腊罗马文明、印度文明、中国文明，都产生在欧亚大陆，埃及文明也紧邻欧亚大陆的中心区。美洲、非洲中部和南部、澳洲都只产生了相对低级的文明。
为什么呢？显然是因为欧亚大陆的地理环境是相互联通的，特别是因为有了地中海，各文明可以相互促进、相互启发，中东文明、埃及文明、希腊罗马文明，都是环地中海文明，而美洲、非洲与澳洲相对隔离。“文化的进步取决于某个社会群体拥有的向其邻近社会群体学习经验的机会。该社会群体的发现会传播给其他社会群体，且这种交往越多，学习的机会就越大。文化最简单的部落基本上是那些与世隔绝较长时期、因而无法从其邻近部落的文化成就中获益的部落。”[5]所以，交流带来文明成长。
那么，理解了这一点，我们就能理解，为什么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夏王朝，出现在河南。
河南在地理上有什么特点呢？它位于“天下之中”。所以我们今天还管河南叫“中州”。
我们讲过，中国的地理环境是封闭的，北边是草原，东南是大海，西边是青藏高原。在这种地势的包围之下，是可以相互交流的中国腹地，而这个腹地的中心就是河南。
为什么中东会率先在人类历史上出现文明呢？因为中东正好地处欧亚非三大洲之间的十字路口，是当时各个新石器文化中心交流的中心地带，所以它能从周围吸取到最多的信息，受到最大的刺激。因此，这个地区在人类历史上非常重要，我们知道，基督教、犹太教和伊斯兰教这三大宗教都起源于中东，人类最早的农业社会、最早的城市也都起源于中东。
河南也是这样，它在中国大地的各文化中心中，处于中心位置。所以我们从出土的文物来看，一开始，黄河中游的新石器时代文明并不比其他文化——比如红山文化——先进，但是它的地理位置好，各地文明的交流都要经过它，所以它可以不断接触，不断学习外来文化。与此同时，河南周围没有天险，四面都是威胁，文明部族想要生存下去，就要强化自我组织的能力。这就刺激它成为中国第一个王朝的诞生地。
所以徐良高说：“夏朝之所以在黄河中游地区兴起，一方面是因为，它同各个周边文化的交往接触均便利，有利于它吸收各个文化的优点与长处，另一方面，它受到周边各文化的冲击、压力最大，挑战最严重，应战也就最有力，发展也就最快，优势地位从而率先确立，强有力的社会组织机构出现，一统国家建立了。”关于夏朝的存在及时间，现在世界学术界还有争议。[6]中国主流学术界一般认为，夏朝的存在是确定无疑的，时间大约是公元前21世纪到公元前16世纪，夏朝的领土大部分在河南。但是对于夏朝前期的首都在何处，却一直没有新的发现。一般认为，在河南省西部发现的二里头，可能是夏朝中后期的首都之一。汉族的前身叫华夏族，“华夏”今天是中国的代名词之一，都是因为夏这个朝代而起。
当然，夏朝的出现，除了位于中国地理位置的中心外，还有一个因素，就是它也受到了中国版图之外的文明的刺激。
[1]李辉、金力：《Y染色体与东亚族群演化》，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15。金力说：“在做2001年的那篇论文时，我心想我是中国人，祖先是从非洲来的？我非要找出一个人，不是非洲人的后代。做了覆盖整个东亚、东南亚、西伯利亚……的12000人、163个群体以后，我都傻眼了。我都不信这个结果。我对学生说，你把数据拿来看一下，看上去比较模糊的，你给我重新做一遍。又有400多个样本重做了，结果，还是这样子，那我没办法，我只能说，大概就是这样是对的。”
[2]智人在迁移的路上，与尼安德特人可能出现过偶然的杂交，以至今天人类体内有少量的尼安德特人基因。
[3]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刘武表示，我国进行基因研究的学者大多持“单起源说”，而搞考古的大多持“多起源说”。（刘铮：《“北京人”是我们的祖先吗？》，《新京报》）
[4]“那时候不仅陆上交通频密，海上交通也远比我们想象的发达。史前中国与日本的海上交流已经出现，日本出土了中国长江流域新石器时代的典型文化遗存，中国福建黄瓜山遗址出土了公元前两千年来在北方的小麦种子。山东半岛发现了长江良渚文化风格的陶器。”刘莉、陈星灿：《中国考古学：旧石器时代晚期到早期青铜时代》，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第413页。
[5]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第340页。
[6]关于夏朝是否真的存在、传统夏史记载是否可信，近代以来发生过多次争论。20世纪下半叶以来，田野考古取得一系列突破性成果，因此中国主流学术界认为二里头遗址是夏都。20世纪末的“夏商周断代工程”，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对1959年以来夏文化考古的总结，然而欧美学术界对“夏商周断代工程”存在质疑。参见陈民镇《信史抑或伪史——夏史真伪问题的三次论争》。
中国文明起源的世界因素
一
关于夏朝的出现，中国传统史书的解释是，本来原始部族的三个领袖尧、舜、禹之间一直是高风亮节地禅让的。然而后来大禹产生了私心，改变了传位方式，传给了儿子，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世袭王朝就这样出现了。
当然，真实的历史绝不可能这样简单。
上一章我们讲到，夏王朝出现在河南，是中国内部各文明中心之间交流的结果，而现代考古学的进展则证明夏王朝的出现也有世界因素的刺激。什么世界因素呢？那就是青铜文明、小麦、牛和羊从中东传到中国，推动了中国历史上早期王朝的出现和发展。[1]
前面说过，世界上最早的文明出现在中东。两河流域的苏美尔文明比夏朝要早。公元前3500年，苏美尔人就已经建立了发达的灌溉网，进入文明时代。公元前3000年，苏美尔人已经建立城邦，从农村人变成城里人，修建了巨大而精美的神庙，留下了众多精美的塑像，创立了成熟的历法，还用楔形文字记载了当时复杂的社会生活（读这些文字，你会惊讶于那时人类的心智已经成熟精微到那样的程度）。而当时世界上其他地区的人，还处于原始社会末期。
青铜文明最早也产生在中东。中东早在公元前4000年就已经开始使用青铜器。人类学界已逐渐达成共识：“大约五千年前西亚和中亚部分地区已进入青铜时代，逐渐形成了青铜时代世界体系，欧洲与东亚都是这个体系的边缘地区。大约四千年前东亚开始进入青铜时代世界体系。”[2]
这一点在考古学上的证据非常明显。我们可以看到的是，已经挖掘出来的成熟的青铜器，按时间顺序，是先出现在中东，然后出现在新疆，经过新疆的绿洲一点点向中国内陆传播，经过甘肃，沿着黄河，传到夏王朝可能的首都二里头。“中国北方，由西往东，四坝文化、朱开沟文化、夏家店之下层，这一连串位在北疆的文化，都有铜刀、铜制装饰品出土，其间有相当的一致性，时代大都在公元前第二千年纪早、中期。从地理位置来看，它们可以说连成一条青铜进入中国的通道。”[3]中原地区发现的第一批青铜器，是公元前19世纪后期，在二里头文化第一、第二期出现的为数不多的一批青铜器，它们带着浓郁的西北早期青铜文化圈风格。
因此，在丝绸之路之前，已经存在着一条青铜之路了。沿着这条青铜之路传进来的，不只有青铜，还有小麦、黄牛和羊。这些也都是从中亚传进来的。
有人说，牛、羊都是六畜之一，难道不是中国本土的物种吗？
还真不是。中国内地的所有新石器时代遗址中，都没发现过公元前2500年之前的驯养黄牛和绵羊的遗骸。
事实上，考古学家公认，人类文明最早期的一些驯化物种，几乎都是在中亚和中东出现的，比如距今10000年前，人类在中亚西部驯化了小麦；也差不多同时，也就是10000年前，人类在中东驯化了绵羊和山羊；距今8000年前，人类在中东一带驯化了黄牛。
“根据考古资料，中国没有小麦、大麦和燕麦栽培过程的证据”，“绵羊和山羊引入中国在某种程度上和小麦、大麦的东传是平行发生的”[4]，这些驯化物种，小麦、牛和羊，传入中国的途径和青铜相同，它们先是传入新疆，然后传入了中原。在公元前2500年之后，驯养的牛和羊的骸骨开始出现在中国内地的遗址中，而且数量越来越多。所以考古发现，在中国新石器时代的遗址中，公元前2500年以前用来祭祀的供品一直是猪，从来没有出现过牛和羊。而到了商周时代，就普遍地改用牛和羊了。“中原地区，除了传统的猪殉葬外，绵羊首先在河南偃师商城成为殉葬仪式中的组成部分。这种做法在商代晚期的都城安阳殷墟变得更加司空见惯。”[5]商代甲骨文中多次提到“太牢”和“少牢”，太牢就是指祭祀时用牛、羊和猪，少牢就是只用羊和猪。
因此，六畜之中，只有一半，也就是猪、狗、鸡，是中国的土产。其他三种，马、牛、羊，都是从中亚传进来的。[6]
二
那么，牛、羊、小麦的传入，和中国早期王朝的出现有什么关系呢？
它们提高了生产力。
中国本来没有食草的驯养动物，猪、狗、鸡都不吃草。所以牛和羊传进来后，既不会跟中国本土的猪、狗等传统家畜争夺食物，又为中国人提供了大量的新的肉食来源。
小麦是一种高产农作物，中原地区原来都是种小米的，但夏代之前突然开始普遍种植小麦。
因此，这些外来物种的贡献首先是提供了大量食物，支持人口增长。
“外来驯化的动植物，如小麦、大麦、绵羊、山羊和黄牛，最早出现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在二里头和商时期逐渐成为常见之物，成为新的食物来源，使城市中心的人口迅速增长，也促进了早期国家疆域的扩张。”[7]
其次，小麦和青铜的引进，提升了中国人的组织能力。
“由于小麦是需要灌溉的农作物，因此它的大面积种植需要公共管理系统对水源进行分配与调节。”[8]这就需要出现新的社会管理组织，正是这种需要促进了中原文明的发展。而青铜器的出现，更促进了文明不断成熟。因为与石器和木器相比，青铜器的制造要复杂许多倍，需要通过大规模的精密的社会组织行为才能实现。
“考古资料显示，如果没有吸收来自中国之外的很多新技术，中国文明不可能达到这么高的复杂程度。最显著的发明如青铜技术、马车、小麦、大麦、马、山羊、绵羊，都是从中亚传入中国的。……与外部世界的交流刺激了中国社会政治与技术的发展。外来技术被中原居民改造，并被纳入本土的社会政治与精神观念系统。”[9]
所以夏文明的出现并非偶然，是外因和内因交互作用的结果。“外来刺激常常引起质变。日本近万年的绳纹时代文化发展缓慢，受外来文化影响弥生时代文化发展异常迅速。中国的新石器时代6000多年发展缓慢，进入青铜时代明显加速。”[10]
“在国家形成期，从二里头到商，（外来）技术运用之密集度与强度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平。”[11]
如果说我所引用的上述众多学者的研究成果，还不足以让你相信外来因素对中华文化的刺激作用，那么我只能引用由国家支持的多学科结合、研究中国历史与古代文化的重大科研项目“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综合研究”（简称“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结论了：“探源工程最近十来年最新的发现表明，尽管中国文明的起源、早期形成和发展过程由于地理的原因处在东亚地区，是相对孤立、相对独立、自己摸索向前发展的，但是在古国时代的晚期，最近十来年考古工作的重要成果表明，中国文明和其他文明有了接触，源自于中亚地区的麦类作物，黄牛、绵羊、山羊等家畜品种以及青铜冶金技术，在这个时期陆续进入了中国文明之中。而且，其中一部分很快地被加以改造和提升。这就为中国文明的持续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或者能量，也就体现了中国文明的互相借鉴、兼收并蓄能力。”[12]
三
除了青铜、牛、羊和小麦，中国文明中还有一些重要的东西来自中东，马和战车就是典型的例子。它们是在商代传入中国的。
公元前5000年左右，人类在中亚高原驯化了马。公元前3500年，两河流域的人又发明了轮子。这两者一结合，便诞生了战车。
战车刚出现的时候是很简陋的。考古发现，最早的战车车轮只是简单的圆木，后来演变成了实心的木头圆盘，在中亚经过1500多年的漫长发展，最后才变成了辐条式车轮。到公元前2000年左右，中亚的战车发展到非常精美和成熟的阶段，一辆战车由几十件非常精致的零件组成。战车从最初到原始状态，再到最终定型状态，就像马的化石显示原来很小的始祖马进化为后来的高头大马一样，这中间的发展过程在中东的考古发掘中展示得非常清楚。但是中国战车的出现却是“横空出世”的。在商代之前的遗迹当中从来没有出土过战车。最早的战车出现在商代晚期，而且一出土就已经非常成熟。所以苏联的列·谢·瓦西里耶夫、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王巍等人都注意到两者“在功能和结构上的一致性，以及原则上和细节、部件上的共同性”。如果排除中国古人有超人一样的聪明，更大的可能性是，战车是和马一起，直接从中亚传过来的。
此外，中国文化中还有很多因素可能是来自中东和中亚。
比如中国的十二生肖。其实不只中国有十二生肖，埃及、印度和希腊都有，只不过十二种动物不完全一样。比如印度的十二生肖，用狮子取代了中国的老虎，其余都一样。郭沫若认为，各民族的生肖都起源于巴比伦，是中亚地区居民模仿巴比伦黄道十二宫而制定的。
另外，对于中国自古以来用来纪年的干支中的十二地支，郭沫若在《甲骨文字研究·释干支》中也认为其起源于巴比伦黄道十二宫。
有什么证据呢？
中国最早的词典《尔雅》当中有这样一段话：
太岁在寅曰摄提格，在卯曰单阏，在辰曰执徐，在巳曰大荒落，在午曰敦牂，在未曰协洽，在申曰涒滩，在酉曰作噩，在戌曰阉茂，在亥曰大渊献，在子曰困敦，在丑曰赤奋若。
我们读到这一段，会感觉非常困惑，因为这些词明显不是汉语。晋代著名学者郭璞虽然“博闻多识，犹云字未详”，在《尔雅注》中对此只好“阙而不论”（见《尔雅》郭璞注）。今天的读者读到这些词，估计第一反应都会认为这是译音。竺可桢认为，这些词源自外来语的译音词是“无可讳言”的。岑仲勉认为是来自伊朗[13]，郭沫若则认为是来自古巴比伦文化。
我们来看第一个，“太岁在寅曰摄提格”。甲骨文的“寅”字是弓箭的形状。郭沫若说，这个星在巴比伦文化中对应的是丰收女神伊什塔尔，通常也是站在狮背上手持弓箭的形象。[14]
史有为说：“从郭沫若提供的巴比伦语或其亲属语言的对音来看，其中大部分确实有语音上的对应关系。这些读音不是个别的，因此不能用偶然相似来解释。另外，这十二岁名也确实不像汉语固有的，名称奇特，无法用上古汉语单音节语素去解释。巴比伦是古代天文学最早也是最发达的地区，根据各方面的合理推断，古代华夏人同西方的联系也应该早在史籍记载之前就已经开始，因此天文知识连同这些名称万里辗转输入中国是完全可能的。”[15]
当然，还有人解释说，摄提格对应的拉丁语是Sagittarius /s?d?i ''te?ri?s/，即十二星座中的射手座，这个词前三个音节Sagitta（音瑟即他）发音与“摄提格”接近。因此，这个译音与拉丁语有亲缘关系。这个我们就存而不论了。
因为以上这些原因，所以很久以来就有一种说法，叫“文明西来说”。
郭沫若说，中国的早期天文学知识与中东如此相似，所以“古巴比伦星历之输入，必在有夏一代。意者商民族本自西北远来，来时即挟有由巴比伦所传授之星历知识，入中土后而沿用之邪？”。
也就是说，商族人有可能是在夏代从中东来到中国，带来了天文学知识。
苏联学者瓦西里耶夫在《中国文明的起源问题》中则断言，有一个中东或中亚的部族向东迁徙到黄河沿岸，才有了高度发达的殷商文明。
四
那么，中国文明到底是不是西来的呢？
到今天，学术界比较一致的意见是，中国早期的一些驯化物种，也包括一些重要的技术，比如青铜、马车，还有一些天文学知识，确实是从中东和中亚传入的。
但是，我们绝不能因此断言，中国文明是西来的。
因为在这些物种和技术知识传入之前，中国本土文明的基本特点和性格已经完全形成了。“考古学家已经揭示东亚新石器时代定居农业文化是本土起源，且连续进化。”这些新技术不但没有改变中国本土文明的基本特点，相反，还刺激了其独特发展。[16]
[1]青铜时代起源于欧亚西部的青铜技术的西东向传播，不仅发生的时代早，而且传播过程具有持续性、广泛性，对沿途文化的影响全面而深刻。国内外学术界很早就展开了相关研究，近年来，随着中亚和中原新的考古发现以及多学科研究的突破，学术界对史前“青铜之路”有了全新认识。目前的研究表明，随着史前“青铜之路”的开辟，至少还有小麦的种植技术、羊和牛的驯养技术西东向的传播。中原文明的起源是多种因素碰撞交融与发展的结果，特别是自西向东的外来因素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刘学堂、李文瑛：《史前“青铜之路”与中原文明》，《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2期。
[2]庄孔韶主编：《人类学研究》（第八卷），浙江大学出版社，2016，第234页。
[3]许倬云：《万古江河：中国历史文化的转折与开展》，上海文艺出版社，2006，第40页。
[4]刘莉、陈星灿：《中国考古学：旧石器时代晚期到早期青铜时代》，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第101页。
[5]同上书，2017，第115页。
[6]这里的牛指的是黄牛。不过水牛也不是来自中国本土牛的驯化。“线粒体DNA检测的结果表明，中国现代水牛属于主要分布在东南亚的沼泽型水牛，因此它不可能源于中国本土野水牛。……中国本土水牛遗存中没有驯化过程的证据。”同上书，第119页。
[7]刘莉，陈星灿：《中国考古学：旧石器时代晚期到早期青铜时代》，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第415页。
[8]刘学堂，李文瑛：《史前“青铜之路”与中原文明》，《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2期。唐际根在《“青铜社会”：古代王权的运转》中也说：“青铜器的生产需要一个复杂的管理体系……种种迹象表明，殷墟的作坊遗址空间分布呈现出一种较强的规律性。从布局上看，这些作坊都围绕着沟渠。商人把水由洹河从北往南引导到一个地方后，再由西北往东南把水引过来，使水从西北地势高的地方向东南地势低的地方流淌2000多米。商人用几千米的沟渠，把各类作坊区连接起来，在洹河南部形成一个巨大的布局，这绝非普通人能做得到的，仅依靠一两个家族也是做不到的，而是要借助相当的权力进行协调安排。……由如此规模的作坊遗址可见，青铜铸造业的背后是王权的管理。”
[9]刘莉，陈星灿：《中国考古学：旧石器时代晚期到早期青铜时代》，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第414页。
[10]易华：《东亚与青铜时代世界体系》，《三代考古》2009年第8期。
[11]刘莉，陈星灿：《中国考古学：旧石器时代晚期到早期青铜时代》，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第415页。
[12]《中华文明探源将是一个非常长期、需要继续付出努力的研究任务》，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网站。
[13]参见黄显功：《月下掩卷：史林学步集》，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第243页。
[14]王宁：《〈释支干〉辩补——〈释支干〉研究之四》，《郭沫若学刊》1997年第2期。
[15]史有为编：《汉语外来词》（增订本），商务印书馆，2013，第36页。
[16]《全球通史》的作者斯塔夫里阿诺斯就认为，中国文明是在本土繁荣的新石器时代的文化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中国本土文化一直是连续发展的。外来的物种和技术只是刺激了中华文明的发展，而并没有改变它的基本性格。
中国文明的基本性格
一
上一章我们提到，诞生于黄河流域的中华文明，在青铜、小麦和马、牛、羊传入之前，就已经形成自己的独特个性，与其他几大古文明有明显的不同。
什么个性呢？主要体现在血缘家族和祖先崇拜这两方面。
西安市人民北路附近有一处文化遗址，叫姜寨遗址，是新石器时期的，距今将近7000年。这是一个村子，里面有100多座的房子。考古学家发现，这些房子的布局很有特点，它们分成5组，都围绕着村子中间一个很大的广场，房门都开向广场。这说明，这个村子是由一个先祖分下来的5个大家庭组成的。
中间的广场就是家族集会和祭祀先祖的地方。那么这个村子所有房屋都围绕着一个圆心，房门都朝着中心方向，这样的话无疑会使村庄中的相当一部分房屋采光不好。这种建筑布局说明了原始村庄的一种集体主义精神：为了全族的团结，相当一部分人不得不放弃生活上的舒适。特别能说明这个原始村庄集体大于个人的价值取向的一个事实是，在他们的公共墓地里，没有夫妻合葬墓，每个人都是单独地按辈分的高低和血缘关系的远近以及死亡的先后顺序埋在墓地里。
所以姜寨古村体现着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些基本基因：家长制、血缘纽带和祖先崇拜。血缘网络把100多个小家庭紧密地编织成了一个大家族。在这个村子里，一切由辈分最高的男性家长说了算。在村子中间的广场上，每年都要举行祭祀祖先的盛大仪式。[1]
中国上古，人们到底信奉哪种宗教呢？有人说是太阳神崇拜，有人说是生殖崇拜。其实这都是生硬地套用西方的概念。
事实上，中国上古的信仰，除了新石器时代世界各民族普遍都有的萨满教崇拜之外，更为突出的特点是祖先崇拜。
祖先崇拜是中国文化的核心特点之一，甚至今天依然如此。中国人最信什么？最信的是祖先崇拜，或者说祖先有灵。
基督教和伊斯兰教都认为人死后会上天堂或者下地狱，佛教认为人死后会进入六道轮回，但是中国古人认为人死后会去阴间，并且永远生活在那里。每年节日，中国人都要去上坟，给祖先寄去纸钱。他们一边烧纸，会一边念叨：“爸、妈，给你们送钱来了，你们在阴间保佑你们的儿子和孙子们日子过得平平安安、兴兴旺旺的。”如果梦到死者，他们多会认为这是祖先因为缺钱或者在阴间境遇不好而“托梦”，立刻到坟上去烧纸，或者找“算卦”“看相”“跳神”的巫师“破解”。“血缘祖先崇拜是由鬼魂信仰发展而来的。鬼魂信仰的内容大致有三：一是相信人死以后灵魂不灭；二是认为灵魂有超人的能力，足令生者畏之，但也能依赖之；三是也有一个类似人间社会的鬼魂世界。”[2]
我的舅妈曾经长期为一个事情焦虑，甚至达到了几乎患了抑郁症的程度——没有孙子。她的儿子的头俩孩子都是女孩，为了让儿子再生第三胎，她什么办法都想出来了，包括喝农药。
为什么非要生孙子呢？因为没有孙子，就是“绝后”了。绝后有什么可怕之处呢？那就是在阴间没有人给上坟烧纸，会没有钱用。因此会沦为孤魂野鬼，永远以乞讨为生。
因此，对中国人来说，子孙后代最重要的事就是祭祀祖先。甚至一个部族、一个国家，最重大的事也不过是两件：一件是祭祀，一件是打仗。“国之大事，唯祀与戎。”
这个观念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至少从新石器时代后期就开始了。新石器时代后期，部落规模越来越大，从原来的几十人变成了几千人，这样，祖先崇拜就显得越来越重要，因为它能形成凝聚力，让部落里的人团结在一起。我们在考古遗迹中发现，越接近新石器时代晚期，各地文化中祭祀祖先的建筑规模就越大。
到了公元前3000年左右，黄河中下游一带的很多部落转化为“邦族”，也就是原始的国家。这些原始国家都是以供奉祖先的宗庙为中心建立起来的，而且它们的政治结构也都是血缘结构，什么意思呢？谁是辈分最高的家长，谁就是首领，原始国家内部的关系完全是由血缘的远近亲疏决定，与家长血缘关系近的人，就处于社会的上层，距离远的人，就处于社会下层。红山文化、良渚文化时代的部落组织都属于这种社会类型。
这种原始国家的血缘结构，后来又直接演变为夏商周的政治结构。
我们看，夏商周三代的城市遗址都有一个特点，那就是宗庙都位于国都的绝对中心。而且兴建都城时，第一位要考虑的是宗庙。或者换句话说：建都，首先是为了祭祀祖先。《礼记·曲礼》说：“君子将营宫室，宗庙为先，厩库为次，居室为后。”要建一座宫殿，首先要考虑的是把供奉祖宗的宗庙建好。
遇到日常事务，国王或者召集亲人们讨论解决，或者在祖先灵位前用占卜也就是烧牛骨头和乌龟壳的方式解决。今天考古发掘的甲骨文拓片就有大量的这类记录。国王或亲人生病，通常也要占卜，日本学者伊藤道治注意到“一期”卜辞里，就有问疾病是否由某祖先作祟导致的记录。
夏商周时期还没有出现后来的官僚系统，国王怎么治理国家呢？主要依靠血缘关系，也就是依靠自己的亲人。商代政治权力就是按血缘远近分配的，这从商王创立的分封制的名字上就可以看得出来。我们都知道，中国古代的爵位有“公”“侯”“伯”“子”“男”，这些其实都是起源于家族内部的称呼：“公”是指长辈，自然地位最高，“伯”是兄长，次之，“子”“男”是晚辈，所以属于低级爵位。
我们都知道，中国上古时期的玉文化非常发达，古墓中大量出土的玉琮、玉璧、玉圭、玉璜都非常精美，制作这些玉器显然花费了无数心血。那么，这些玉器是干什么用的呢？基本上都是用来祭祀。当然，这些祭祀中，既有用于祭祀祖先的，也有祭祀天地即用于萨满仪式的。[5]
我们上一章说过，西方的物种和技术介入了中华文明的早期发展，但是这种介入，强化了而不是削弱了中国本土文化的特点，这典型地体现在青铜文化中国化的过程中。青铜器虽然是从中亚传过来的，但是中国很快就后来居上，在制作水平上遥遥领先。“制造工艺极其先进，令人拍案叫绝，其工艺水平远胜于中东。”[6]当然，这种艺术水平也意味着消耗了大量的社会资源。
然而，中国的青铜器用途和其他地方不同。在世界其他地方，青铜主要被用来制造兵器和农具，也就是说，是实用的。“西方青铜器的主流传统，是那些制作规整、形体相对统一、区域特征明显的主要用于生产和战争的工具与武器，如斧、剑、矛、凿等，多是实用的器物。这些器物在天山北路墓地基本上找不到了。青铜之路由欧亚西部进入东天山地区，继而向东，远抵中原腹地，功能的变化日渐明显。”[7]在中国商周时代，人们费心费力地制造出大量精美的青铜器，主要是用来祭祀祖先。那些巨大的青铜鼎，用来盛放献给祖先的牛和羊，那些精美的觚和爵，则是祭祀典礼上盛酒的器具，这些青铜器初期造型都是直接复制原来祭祀用的白陶器。老百姓平时用的工具，都还是简陋的石刀、石斧。
所以青铜文化的中国化，最典型地说明了外来技术的传入不但没有削弱中国文化特色，反而增强了这种特色，也就是祖先崇拜。
因此，祖先崇拜是早期中国文化的核心特点。
当然，祖先崇拜其实并不是中国独有的，而是人类早期社会共有的特征。直到今天，世界上一些原始部族社会，比如南部非洲或者大洋洲的一些部落，还保持着祖先崇拜的传统。现存于非洲的祖先崇拜，其“理论依据”和“现实表现”与古代中国保持了惊人的一致性。李保平在《论非洲黑人的祖先崇拜》一文中说，非洲黑人“各族普遍认为，祖先出没于人间的村庄、茅舍，存在于日常生活中，始终陪伴着生者，干预着尘世间的事情”，“祖先看管着家园，佑助着家族、部族成员，直接关心和过问家庭和财产方面的一切事情；他们使后代五谷丰登、六畜兴旺、人丁昌盛、福禄长寿”，祖先可以托梦给人，“祖先也会发怒和破坏，降下天灾人祸以惩罚后人。当祖先发怒时，人们必须设法抚慰，使祖先的精灵安息。比如，用饮料、家禽或牲畜等祭品进行祭奠”，“直到今天，非洲人还在互相叮嘱，不要忽略对祖先的祭奠。因为得不到祭品的人在死者世界中是穷人，是靠别人施舍过活的穷人。如果祖先的坟墓多年失修，那么不肖子孙就要负起修葺之责，以消除内心愧疚。既福佑于人又致祸于人的祖灵特牲，反映了各族黑人信仰意识中对祖先敬爱与畏惧交织的矛盾心理”。
相信每个中国人读了这段介绍，都会理解今天非洲黑人对祖先的那种虔信。其实，直到今天，中国大部分农民对祖先灵魂的看法与非洲黑人仍然毫无二致。
那么，既然是人类社会早期的共同崇拜，我们为什么说祖先崇拜是中国的独特性格，而不是人类文明的普遍性格呢？
这是因为其他发达文明在氏族制度解体时，通常打破了祖先崇拜观念，转求于与人类建立了契约的上帝，或者其他宗教。中国虽然也属于拥有发达文明的国家，却没有突破血缘社会的瓶颈，而是停留在祖先崇拜阶段。
为什么会这样呢？最初的原因可以追溯到地理环境。
[1]严文明：《史前聚落考古的重要成果——〈姜寨〉评述》，《文物》1990年第12期。
[2]刘明：《先秦儒家生死观探析》，硕士学位论文，郑州大学，2004。
[3]范州成：《从殷墟卜辞看血缘祖先崇拜的由来》，硕士学位论文，苏州大学，2005。
[4]同上
[5]“萨满教”是在世界各地普遍存在的原始信仰，今天仍然遗存于中国东北、蒙古、北美、澳大利亚、北极因纽特人地带。张光直认为，“萨满式的文明是中国古代文明最主要的一个特征”。萨满“登天入地进行宇宙飞行”的观念和中国古代的“巫觋通天”观念一脉相承。商代文化中表现出大量萨满教的特征。商人起自东北（傅斯年《夷夏东西说》），商人的酒文化和占卜文化，明显地混合了萨满教和祖先崇拜。
[6]塞缪尔·E.芬纳：《统治史》（卷一），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第477页。
[7]刘学堂：《彩陶与青铜的对话》，商务印书馆，2016，第203页。
为什么希腊人“弑父”而中国人“杀子”
一
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有着巨大的差别。
希腊神话中一个常见的主题是“弑父”，其中最有名的一个是俄狄浦斯的故事。
有一位国王，得到一条神谕，说他“将被儿子所杀”。这个国王很害怕，因此甚至不敢和王后同床。有一天，他酒后忍不住乱了一下性，结果生出一个儿子，叫俄狄浦斯。国王很害怕，就把这个婴儿扔到了山里。结果这个孩子被一个牧羊人发现并且养大。长大之后，他和国王在城里狭路相逢。两个人互不认识对方，国王命令俄狄浦斯让路，俄狄浦斯脾气也很暴，盛怒之下把国王也就是自己的亲生父亲杀死了。然后他因为能力出众，被民众选为国王，按照习俗与前王后也就是自己的母亲成婚，于是应验了他将“弑父娶母”的神谕。
这个故事后来被弗洛伊德引用，形成心理学中的一个著名术语：“俄狄浦斯情结”。
除了这个故事之外，在希腊神话中，“弑父”的例子实际上还有许多。希腊的神界频繁发生父子冲突，父亲通常会对自己的儿子百般提防。天空之神乌拉诺斯把子女们囚禁于地下，结果他的儿子克洛诺斯用大镰刀阉割了父亲，取代了父亲的统治地位。
克洛诺斯成为神界的主人后并不放心，因为他的父亲死前对他说：“你也将像我一样被自己的儿子推翻。”于是克洛诺斯做出了一个残忍的决定：把生下来的孩子全吃掉。所以他的头五个孩子，全都在刚出生时被他一口吞下。第六个孩子叫宙斯，也就是希腊神话中最伟大的神，出生之后，被母亲用石头调了包，侥幸活了下来。长大后，宙斯把父亲扔出了王宫，自己成为众神之王。
希腊神话中“弑父”的故事这么多，并不是一个偶然的巧合，而是反映了希腊社会当时的某种现实。
遍观中国上古神话，我们绝对看不到这类“大逆不道”的情节，与此相反，我们看到的多是“杀子”的传说。
比如尧舜禹中的舜很有才干，但是他的父亲瞽叟却不喜欢他，经常无缘无故地毒打他。舜怎么办呢？他从来也不反抗。打得轻，他就乖乖地忍受着；打得重，他就逃到荒野中，一个人痛哭。尧听说了这些事情，认为舜品德高尚，准备重用他。结果瞽叟更不高兴了，他联合自己小妾生的儿子象，要谋杀舜。有一次，瞽叟要舜修房顶。舜刚爬上去，瞽叟和象立马抽走梯子，放火烧屋。好在舜把自己头上戴的斗笠当作降落伞使用，然后跳了下来，逃过一死。结果过了两天，瞽叟叫舜去挖井，舜又老老实实去了，等舜下到井底，他的老爹和弟弟就急急忙忙地挖土填井，想把他给活埋了。幸运的是，舜很有警惕性，知道他们没安好心，一下井就早早在井的侧壁凿出了一条暗道，这才又捡回一条命。
因为这种“百忍成家”“不惜一切代价建设和谐家庭”的精神，让舜成了那个时代最伟大的圣贤，被万人歌颂，后来又成了领导。这个今天读起来有点儿怪异的传说，在1911年以前，一直被当作教育中国人的最经典的故事之一，列为“二十四孝”之首。
“二十四孝”中还有一个很有名的故事：在一个大灾之年，一名叫郭巨的孝子为了省下一口粮食以确保母亲不挨饿，打算把自己的儿子活埋了。他的理论是，儿子死了可以再生一个，母亲死了就不能复生了。这就是二十四孝中著名的“郭巨埋儿”。
这两个故事也不是偶然出现的，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这样极端地强调孝道的故事很多。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也许可以把中国文化解读为“杀子文化”。
那么，为什么西方神话的主题是弑父而我们是杀子呢？
这个原因比较复杂，归根结底还要追溯到中国和希腊地理环境上的不同。
我们前面已经讲过，中国地理环境有两个特点。第一，它是半封闭的，由青藏高原、草原、沙漠、长城围起来。第二，被围起来的这一大块腹地，土地很肥沃，非常适合发展农业，也非常适合定居。
而希腊的地理环境与中国几乎完全相反。希腊地理环境的第一个特点是开放性。希腊是个半岛，看希腊地图，给人留下第一个印象的是它的海岸线之长。除了北部，这个半岛的其他任何地方距海边都不过五十公里，海岸天然良港密布，航海条件得天独厚。用顾准的话来说，“这种条件几乎是世界上任何其他地区都不具备的”。
第二个特点是土地非常贫瘠。希腊多山，土壤里有很多石块和沙砾，不利于农业耕作。所以古希腊作家、历史学家希罗多德说希腊“一生下来就是由贫穷哺育的”。
这种地理环境的不同，决定了中国文明和希腊文明的区别。
我们的祖先很早就在黄河两边世代定居下来，很快形成了大面积的、单纯的定居农业模式。中国文明从根上就是农业文明、定居文明。定居文明中，人们的生活方式不过是对上一代的重复，老年人的经验和智慧是至关重要的，因为他们知道什么时候发洪水，什么时候播种。所以我们说：“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
在农业社会，老年人是永远的权威，一切社会资源都掌握在老年人手里，老年人对家族的支配是终身制的，年龄越大，辈分越高，发言权就越大。所以中国社会是一个“尚老社会”，与“老”有关的一切词都是好的：“老实”“老练”“少年老成”“老板”“老总”……都有成熟、稳重、德高望重的意思。
而希腊人的生活却不是这样。
希腊贫瘠的土地不适合种大米和麦子，不过那些多岩石的山坡能用来种葡萄树和橄榄树，也可以养羊。所以，希腊粮食不能自给，但是可以生产橄榄油、葡萄酒和羊毛。
橄榄油、葡萄酒和羊毛不能吃，怎么办呢？可以卖了换粮食吃。所以希腊人就到海上去做生意，把自己生产的橄榄油、葡萄酒和羊毛卖到别的国家，把别的国家的粮食运回来。
海上贸易和定居农业这两种生活方式完全不同。大海显然是年轻人的天下。因为大海充满危险，一次远航要用时数月，与风涛搏斗，这是老年人做不到的。所以在早期的希腊社会，最富有的往往是年轻人。在希腊传说中，我们读到更多的是对青春、活力的赞美。希腊雕塑歌颂的多是青春、健美的人体，因为希腊人崇尚展示青春和力量的体育运动。
这种航海的商业活动更重要的一个作用是打散了血缘纽带。大规模的航海活动，不可能是一个家族的男女老幼上一条船，只能是各家的年轻人上一条船，在这条船上，人与人之间是平等关系，而不是长幼尊卑的关系。所以一般来讲，在古代希腊，儿子成年后，父亲就会承认他的平等地位。这一传统后来演变成了一条法律：“雅典男性成年后（17周岁、18周岁）即完全摆脱家父的控制，在通过由家父或监护人及立法大会主持的市民资格考察以后，即可获得独立权利而登记造册。”
说到这里，我们回头再看希腊神话。神话是现实社会的隐喻。弗洛伊德在《文明及其不满》一书中，把西方民主制度的产生直接归因于儿子对父亲的反抗。他认为，文明的发展过程就是从“原始父亲”的专制向“兄弟联盟”的民主转变的过程。在希腊社会的发展过程中，血缘纽带不断松弛，父权不断弱化。成年人以平等的方式组成社会，从而创造出了希腊的民主城邦。
“弑父精神”是推动希腊西方社会不断发展的一个基本精神动力。人们对家庭权威的态度，决定了他长大之后对社会权威的态度。西方文化的一个突出特征是敢于反抗权威，在代际冲突中完成新陈代谢和自我更新。
在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中，鬼魂经常干涉人世的生活，需要人的供奉。而血缘纽带断裂后的希腊并非如此。“在古希腊罗马人的观念中，灵魂犹如飘忽的影像，不具实体，甚至连思考和说话的功能都没有，无力干涉生者的世界。而且，死者一旦获得埋葬或火化，其灵魂即可渡过阴河，进入一去不复返之乡，从此断了还阳的归路。因而，古希腊人对已经安葬，尤其是已经火化的死者的灵魂并没有畏惧感，很少有鬼魂上门造访的故事。”[1]
在世界其他主要文明当中，血缘纽带也以其他不同的方式早早地被割断了。比如两河流域的苏美尔文明，也很早就从血缘酋邦时代进入分层社会，推动这一变化的主要因素之一是商业。而商业在两河流域之所以重要，也是因为两河流域的地理环境与中国相当不同。
“古代苏美尔位于两河之间……每一座城市及其卫星城镇都被沙漠和其他的城市分离开来。……苏美尔几乎没有石头或金属，除了棕榈、柽柳、柳树和白杨这些并不太好的建材之外，几乎没有木材。铜、石头和建筑木材，如果需要的话，也只能通过同北部上游的贸易而获得。”[2]
因此，苏美尔文明不存在如中国这样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不同地区的物产必须大量交换，大商业特别是长距离的远途贩运在苏美尔社会中有很重要的地位，并且决定性地影响了社会组织的形成。“在苏美尔人那里……大商业的存在是生产分工或者说社会劳动分工中不可缺少的，而且是将整个社会生活整合起来的黏合剂。”[3]
因此，苏美尔人的血缘纽带也很早就断裂了，血缘纽带断裂的一个表现就是神庙的兴起。因为人群不再以血缘为联系纽带了，自然也就不能用共同的祖先来维系团结了。他们要寻找新的共同的信仰，这就令中东地区出现了巨大的神庙。苏美尔各个城邦都竭尽全力，修建精美的神庙，供奉整个城市崇拜的主神，这些神与祖先是没有关系的。共同的神“是有力的社会黏合剂，将居民团结在一起，团结在国王身边，顺从其作为宇宙秩序的一部分。”[4]人们的社会地位由财产而不是血缘决定，穷人大批地成为富人的奴隶，由此进入奴隶社会。
而在中国，商业自始至终不发达，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一直是主体。“吉德炜指出，中国古代的地理环境特点有助于解释其文化发展的形式。早期中国文化的根基是农耕，所以市场的作用似乎很不重要。另外，中国境内主要大河的流向是自西向东的，这种自然环境很难激发地区间贸易的发展，因为它们流经的纬度相同，故而自然资源基本相似。缺少大范围贸易网络也可以用自然资源分布的广泛性来解释，各地日常生活都可自给自足，没有必要进行贸易。古代美索不达米亚的自然环境与此完全不同，社会发展所需的金属矿石、坚硬的石料和优质的木材十分匮乏，都要依赖远程贸易网。”[5]
因此，中国历史的发展与其他主要文明不同。在其他文明血缘断裂的同时，中国却出现了血缘群体的不断扩张，从家庭、家族扩大到部落、部落联合体，最终形成国家。
商代中国看起来和比它早一千多年的苏美尔城邦有一些相似的地方，比如城市、宫殿、文字和青铜器。但这只是表面类似，骨子里，中国早期文明和苏美尔文明及后来的美索不达米亚文明有很多截然不同的地方：在两河流域，青铜器之所以出现和发展，主要是由于耕种和作战这些实用因素。而在早期中国，青铜器主要被制造成礼器，用于政治目的。虽然中国的青铜文化如此发达，但农民们用的一直都是简陋的石器。苏美尔人创造文字是为了记账，或者说为了服务于经济。而中国的甲骨文记录的几乎都是占卜，而占卜是商代政治的运作方式。在苏美尔，城市是从经济中心或者说商品交易中心发展来的，而在中国，最早的城市都是政治中心，而非经济中心。因此，考古学家张光直强调，推动中国文明形成社会变革的主要动力是政治而非技术和贸易。而在世界其他很多地方，比如希腊和苏美尔，是相反的。[6]
张光直也因此认为，中国早期文化与玛雅文化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重要特征是连续性的，就是从野蛮社会到文明社会许多文化、社会成分延续下来”。而苏美尔文化“是一个突破式的，就是在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上，经过技术、贸易等新因素的产生而造成一种对自然生态系统束缚的突破”。“亲属制度被破坏，亲缘关系为地缘关系所取代。”[7]
然而，虽然和中国一样属于连续发育的文化，玛雅文化也没有祖先崇拜，只有神灵崇拜。所以，我们看玛雅文化与苏美尔文明、埃及文明、希腊文明一样，有着巨大的神庙建筑。中国没有这种与民居完全不同的神庙建筑类型，中国的太庙建筑与活人使用的宫殿建筑毫无二致。
因此，血缘这个纽带，从新石器时代到春秋战国，一直牢牢地束缚着中国人。儒家的政治学说原理，其实就是把血缘原则放大到国家。有人说，中国人的宗教是儒教，而儒教的核心是孝道，是“慎终追远”“无后为大”。语言学家研究统计，世界上主要的民族的语言中，关于亲属的称谓有25个词左右，但汉语中有多少个呢？350个。与父亲同辈的男性，英语只用一个uncle就打发了，而汉语有伯父、叔父、姑父、舅父、姨父5种称谓。英语中cousin这个词，在汉语中要用堂兄、堂弟、堂姐、堂妹、表兄、表弟、表姐、表妹这8个词才能表达。这正说明血缘关系在中国人生活中的重要性。
直到明清，太庙仍然建在离皇宫最近的位置上。在中国南方，一个村子中心最精美的建筑基本都是宗祠。而如果你到世界各地去旅游，你会发现，不论是印度、中东还是欧洲，他们城市中心的教堂、寺庙供的都是神，没有一个是供奉祖先的。
中国人的庙供的是祖先，其他文明的庙供的是神。[8]这是中国文明与其他文明的一个根本区别。
[1]王以欣：《古代中国与希腊罗马世界的通灵术——一个文化比较研究》，《外国历史研究》2018年第1期。
[2]塞缪尔·E.芬纳：《统治史》（卷一），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第111页。
[3]陈宣良：《中国文明的本质》（卷五），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社，2016，第90页。
[4]塞缪尔·E.芬纳：《统治史》（卷一），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第110页。
[5]“中国古代文明不同于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后者依赖贸易获取必需品和贵重物品，贸易对经济至关重要，也是政治体制形成的关键所在。而古代中国人主要依靠丰富的本地自然资源满足生业需求。”（刘莉、陈星灿：《中国考古学：旧石器时代晚期到早期青铜时代》，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第415页。）
[6]刘莉、陈星灿：《中国考古学：旧石器时代晚期到早期青铜时代》，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第412页。
[7]张光直：《考古学专题六讲》，文物出版社，1986，第23页。
[8]佛教寺庙是外来文化，道教也是后起的，不在此论之列。
夏商周三代：血缘纽带的扩大
一
中国历史上，管夏、商、周三个朝代叫作“三代”。这三代，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被认为是一个黄金时代，后来的读书人总是梦想“回到三代”。但实际上，这三代彼此之间还是很不一样的。
因为一直未能出土类似安阳殷墟甲骨卜辞的文字记载，所以夏代的历史在今天看来还是模糊不清的。学术界一般认为，虽然实现了形式上的家天下，但中国历史上的首个国家夏，实际上在一定程度上只是部落联盟而已。
在夏代，各部落对中央政权的出现并不习惯，中央政权对地方的控制也缺乏经验。它没有建立系统的分封制度，无法实现对其他部落的直接控制。因此夏虽然已经是国家，但是仍然保留了部落联合体的诸多特征：夏的天下共主地位主要是名义上的，它只对夏族部落的地域有绝对的控制权，其他部落只要承认夏政权的正统性，并向中央政权交纳点贡赋（传说大禹因此作《禹贡》），就可以基本不受干涉地进行自我管理。[1]
在夏王朝统治的后期，夏朝疆域的东部边缘，有一个叫商的部族兴旺了起来。傅斯年认为，商最早起源于中国东北地区，与后来东北地区的满族类似，商人认为自己的祖先来自燕子的卵。
在公元前1600年左右，商族的首领汤率领着方国部落讨伐夏桀。边缘部族乘中原衰弱入主中原，并继承中原的文化传统，中国历史的这一永恒主题，其实从商代夏就开始了。“殷因于夏礼”，商人在攻灭了夏之后继承了夏的文化遗产，并且将其发展壮大。
《全球通史》认为，商灭夏不是一次孤立的行动，而是全球第一次游牧民族大入侵的组成部分。“约公元前1500年前后，手执青铜武器的战车兵也入侵了遥远的中国北部的黄河流域。”斯塔夫里阿诺斯说，这不是中国一地的现象：
马和铁制武器的结合，促使游牧民发起两次席卷诸文明中心的大规模的入侵浪潮。第一次约在公元前1700至前1500年之间，入侵者通常是手执青铜武器，驾着马拉的战车侵入文明中心；第二次约在公元前1200至前1100年之间，入侵者通常都是骑在马上，用铁制武器作战。这些入侵不应看作取代当地种族，完全改变种族分布的大规模的游牧部落的入侵，而应说，是为数不多的入侵者，凭借军事技术上的优势，组成武士贵族集团，统治了在人数上远远超过他们的诸被征服民族。
在朝代更替之际，统治技术往往发生飞跃式的进步。商王朝与夏王朝统治的一个重大区别是，商王朝更有效地依靠血缘的力量。在征夏的过程中征灭了那些邦国之后，商朝发明了分封制，商王把自己的一些兄弟叔伯分封到各地，从而使商王族直接控制的地区比夏王族控制的大了数倍。这样，商朝的统治就比夏朝更有力而且更稳定。所以从商朝开始，我们可以把中国叫作“封建社会”。
但是和周朝比起来，商朝仍然是一个不完善的封建社会。商代早期，王室和贵族不断产生矛盾，曾经多次迁都。由于王位继承制度不明确，内部不断争夺王位，曾出现“九世之乱”。商朝在政治上迷信占卜，国家大事都靠算卦，其方式与印第安人用萨满仪式决定族群大事相类似，这样的治理水平肯定有限。这些统治制度上的缺陷，就需要下一次改朝换代来完善。
二
传统史书说，商朝起自东夷，而周则起于西夷。
一些学者比如徐中舒先生认为周人出自北狄，是北方少数民族，具体地说是白狄。沈长云先生结合考古与文献资料，认为周族是来自内蒙古鄂尔多斯一带，后来随着气候逐渐干冷，他们转移到渭水流域的岐山一带。“由于地理优势，他们更容易得到来自西亚的军事技术，特别是战车技术。”[2]也就是说，他们的战车技术要比东边政权的更先进。公元前1046年，周武王率军攻伐商纣王，完成了又一次边缘少数民族对中原的征服，开启了周朝近800年的历史。
周代和商代比起来，在统治技术上出现了明显进步。
首先，周代把商代创造的分封制度系统化了。
商代虽然发明了分封制，但商王所封的同姓诸国只占商代三千多国中的极少数。而周王朝建立之时，黄河中下游那些邦国原来的土地全部被分封给了周王族的近支亲人。《荀子·儒效》里提到周公“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国，姬姓独居五十三人。而天下不称偏焉”。在西周建立之时，天下主要的71个邦国中，周王族拥有的多达53个。周王的近支叔伯子侄，只要智力正常，都成了显赫的诸侯。
周王朝建立分封制目的十分明确，那就是确保周王族对天下的统治。这在“封建”二字的起源上表现得很清楚，“封建亲戚，以蕃屏周”。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把亲人们分封到各地，是为了护卫周王。这样周王朝对天下的控制力比商朝要强很多。
其次，商代虽然建立了分封制，但是没有制定相对应的完善的礼仪和宗法制度，这就导致商代的政治比较混乱。商王传位，很多情况下是“兄终弟及”，因此中丁之后出现多次争夺王位的内乱。周代配合分封制，建立了“周礼”，王位传承奉行严格的嫡长制，只有嫡长子才能继承王位，不是嫡长子的只能封为诸侯，这就从制度上杜绝了争夺王位的内乱。在王室与诸侯的关系上，周王也通过“周礼”中的“朝聘”“征伐”“会盟”等礼仪形式严密地控制着诸侯。这样，通过系统化的分封制，西周社会建立起了真正意义上的大一统统治，也就是所谓的“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商代与周代还有一个区别，那就是商代重鬼神，而周代信天命。
和古埃及一样，夏商两代，鬼神是人们生活的主宰。夏商两代的鬼与神，基本都与祖先有关。甲骨文中经常出现“帝”或者“上帝”，用来称呼天上的最高神灵。但是这个“上帝”并不是基督教的神，而是商族的祖先。因为甲骨文中，“帝”是花蒂的意思，瓜熟蒂落的那个“蒂”，也即祖先，部族的根。
商代贵族认为，神，或者说上帝，是商族的祖先，因此只保佑商族。神的统治是不可能被人类推翻的，所以他们只要好好祭祀，别让天上的祖宗不高兴，就可以永远统治下去。所以商代统治者不太重视统治手段，只顾恣意享受，酒池肉林，醉生梦死，这从商代青铜器中那众多精美的酒器就可以看出来。当然，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商代君主如此沉迷于酒，与印第安祭司们沉迷于致幻剂一样，都是追求“通神”的一种方式。
而周代则把上帝从商人的上帝变成了所有人的上帝，从而创造了“天命”这个说法。
周人推翻了商朝之后，需要为自己的这一行为进行辩护，即为自己的统治合法性进行论证。因此《诗经·大雅·文王》里说，“天命靡常”。上天或者上帝并不是商族一个民族的祖先，而是普天下各民族共同的主宰。天下各族都是平等的，哪个民族能入主中原，关键是看他有没有德行，获没获得天命。
当初商汤因为有德行，所以被上天选中了当了天子。然而商纣胡作非为，已经耗尽了祖先的道德资源。而周人因为有德行，所以成功地实现了改朝换代。
然而周人既然凭借这套说辞夺取了政权，这套意识形态自然就对周政权形成了制约。既然天下各族都有可能获得天命，那么这就要求周朝的统治者要自我约束，要好好干，否则就有可能被推翻。
这是周代比较重视政治文明的一个主要原因。《尚书》中的《无逸》篇，是周公教导他的侄子成王的，具体内容是告诫成王不要逸惰，不要酗酒，否则就可能像商代那样因为失德而失去天下。
因此，周文化是具有革命性、突破性、开创性的文化。它把人的命运主动权从鬼神的手中夺回，掌握在人的手中。世界上大部分古老文化都是宗教文化，人们沉迷于对上天之主的侍奉之中，一生都在为彼岸世界做准备。苏美尔人说，神创造了人，就是为了服侍神。如果你了解中美洲文明，看古代的美洲人为了讨神灵的欢心付出多少生命代价，你会觉得不寒而栗。只有中国，从周代起就已经摆脱“宗教负担”，成为一个致力于现世幸福的“世俗文化”国家。这在人类世界中，应该是最早的。
三
按照过去一段时间内的说法，中国的夏商周三代是“奴隶社会”。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中国历史就可以和西方历史一样，同样被划分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等几个递进的阶段。
然而如果关注历史研究的进展，你就会发现，这个说法的论据在今天已经大面积动摇了。对夏商周三代实行奴隶制这一说法，主张最力的是郭沫若，然而郭沫若当时的论点和论据，基本都已经被后来的研究和考古发现动摇了。[3]我们说夏商周三代可能不是奴隶社会，首先是夏商周三代并没有大面积存在奴隶制的文字资料，没有大量人口买卖的记录。这说明夏商周虽然存在一定数量的奴隶（其实数量和在人口中的占比还没有后来的汉代多），但是并没有形成奴隶制度。事实上，真正意义上的奴隶制与商品经济是有密切联系的。古代希腊、罗马的奴隶制，与高水平的商品经济密不可分。换句话说，没有发达的全国性的奴隶市场和大规模的奴隶贸易，很难产生奴隶制。在中国的稳定小农经济状态下，是不太可能产生奴隶制的。
其次，郭沫若主张商周实行奴隶制的一个主要论据是，商周遗址中经常出现人殉、人牲，也就是把活人杀掉殉葬和祭祀。郭沫若说，“以人殉葬不消说正是奴隶制的特征”，“由上可知周代的奴隶，正是一种主要的财产”。
然而很多人认为，将如此多的人用来殉葬和祭祀，恰恰证明了商周时代还不是奴隶社会。奴隶社会中，战俘通常是奴隶的主要来源，战俘以青壮年为主，正是最好的劳动力，但是商周却一般是把他们杀掉，用来祭祀祖先。[4]这说明，中国历史上没有出现过西方意义上的奴隶社会。
那么，在西方人用奴隶作为劳动力的时候，中国社会是怎么组织生产劳动的呢？或者说，中国社会是怎么分层的呢？
中国早期社会分层，也是通过血缘标准来进行的。我们说，周代王位继承实行嫡长制。其实嫡长制不只存在于王室，而是通行于整个社会。北宋的大儒张载在《经学理窟·宗法》中描述了一个层层分封的金字塔结构：诸侯在国内，同样要把爵位传给嫡长子，其他儿子则被封为卿大夫。卿大夫的地位，也只能传给嫡长子，其他的儿子就降到“士”这个阶级。士的嫡长子仍然是士，但是其他的儿子就只能算是平民了。
当然这是一种过于理想化的描述，实际情况可能不是这么规整，但大致是符合当时的社会情况的。比如姬姓族人，虽然同样和周王一样姓姬，但是因为血缘远近不同，在社会上就处于不同的阶层。谁在血缘上离周王近，谁就位于社会上层，成为中高级别的贵族；谁在血缘上离嫡长子远，谁就处于大家族社会地位的下层，成为士或者平民。
周天子的家族是这样，其他周代贵族家族也是这样。周代每一个宗族其实就是一个小小的“国家”，嫡长子世袭“宗子”之位。嫡长子就是家族的国君，正是因此，铜器铭文中的他干脆被尊称为“宗君”。
只有身为嫡长子的“宗君”才有权主持祭祀祖先的活动，也只有他才有权掌管本家族的共同财产。
因此《礼记·内则》说，家族内部，最有权威的是宗子。旁系子孙“虽贵富，不敢以贵富入宗子之家。虽众车徒，舍于外，以寡约入。子弟犹归器、衣服、裘、衾、车马，则必献其上，而后敢服用其次也。若非所献，则不敢以入于宗子之门，不敢以贵富加于父兄、宗族”。
也就是说，如果你血缘地位低，即使因为特殊原因发了横财，比宗子更富有了，但是你在宗子面前仍然要毕恭毕敬，而且在衣服、器用、车马的享受上都不得超过宗子。不能在宗子面前摆谱，不管你是坐着多好的车来的，也要远远地停在门外。你要是有好的衣服、好的车马，则必须把最好的部分献给族长，你只能用次等的。
所以这就导致了上古时代中国特色的敛财方式，即“先贵而后富”：你在血缘谱系上地位越尊贵，支配的财富就越多，就越容易富有。这就形成了中国政治权力的“超经济强制”的传统。
当然，我们以上说的都是周人，也就是“国人”。西周社会分为“国人”“野人”两大阶层。所谓“国人”是统治阶层，以征服者的身份来到各诸侯国，定居在城邑当中。“野人”指被征服阶层，土著居民，居住在城邑之外，耕种田地，交纳赋役。被征服阶层同样按宗族划分，每一个宗族自我管理，共耕一片井田。
所以，在血缘时代，血缘地位和权力地位是完全一体的。周代的家与国是合一的。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不只是政治关系，更是血缘关系。“由宗法所封建的国家，与周王室的关系，一面是君臣，一面是兄弟伯叔甥舅。而在其基本意义上，伯叔兄弟甥舅的观念，重于君臣的观念。”[5]
所以我们看，自从开天辟地以来，中国人从氏族、部落到邦族，再到国家，血缘家族一再扩大，到了周朝，这种宗族意识达到了顶峰。可以说，在三代以前，中国人是完全生活在宗族之中的。“在春秋中期以前的中国社会中，没有具有自我意识的独立的人，有的只是许许多多以贵族为长的家族。”[6]
[1]这样的话，夏朝的这种天下共主的地位就很不稳固。我们都听说过后羿射日的传说，据说后羿就一度取代了夏朝君主的统治地位。原来夏启死了之后，他的儿子太康继位。但是这个太康不怎么争气，能力比较差，于是东夷一个叫有穷氏的部落趁机西进，这个部落的首领就是那位著名的善射的后羿，他把太康赶跑，即位称王（后）。夏朝直到少康才复国，史称“少康中兴”。但是经此一变，夏朝的国王对天下“万国”的统治更是只剩下名义上的意义。
[2]冯盛国：《两周时期华夷关系研究》，博士学位论文，陕西师范大学，2014。
[3]如果想深入了解这方面的最新研究成果，可以参考陈民镇的论文《奴隶社会之辩——重审中国奴隶社会阶段论争》，《历史研究》2017年第1期。
[4]在甲骨卜辞中可以看到，羌人战俘大量被用作祭祀中的人牲。
[5]徐复观：《两汉思想史》，九州出版社，2014，第28页。
[6]刘泽华、王茂和、王兰仲：《专制权力与中国社会》，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第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