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系军阀整体来说分为四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冯国璋时期,这一时期的主要人物包括冯国璋和“长江三督”李纯、王占元和陈光远;第二个时期,是曹锟主权时期,这一时期的主要人物是曹锟、吴佩孚和“长江三督”齐燮元、王占元和陈光远;第三个时期,是吴佩孚主权时期,这一时期的主要人物是曹锟和吴佩孚;第四个时期,是直系的晚期,主要人物包括曹锟、吴佩孚、孙传芳和冯玉祥。在直系的晚期,随着冯玉祥倒向国民政府,主要人物其实就是吴佩孚和孙传芳的“双雄会”。
孙传芳是个好战分子,他在一次电文中曾写下“秋高马肥,正好作战消遣”的话。把带兵打仗说成是“消遣”,在古今中外的将领中,孙传芳的这个提法可以说是非常新颖独特。所以,孙传芳可以一天没有肉吃,但是不能一天没有仗打。刚刚从奉天逃出来的时候,孙传芳多少还是有点儿后怕的,他实在想不到张少帅比他爹出手还要果断,多少心有余悸。但是时间长了,打仗的瘾上来,他就又闲不住了,据说还给张学良写了封信,建议张学良固守东北、割据一方,以图东山再起。
1930年,中原大战爆发,这位在大连当了一年多寓公的老人家又有点儿心痒难耐了,赶紧给大侄子张学良发了电报,劝张学良跟阎锡山、冯玉祥一致行动。对孙传芳来说,乱世就是机会,他给张学良出谋划策,就是希望张学良能够选用他的计策,然后再次起用他统率兵马。结果哪知道张学良不仅没有按照他说的办,反而出兵助蒋,这下算是把孙传芳的战争梦一脚踩碎了。孙传芳知道继续在东北待下去没有什么意思,于是在九一八事变之后就回到了天津。
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人到处拉拢从前的北洋系军人,对孙传芳这样北洋末期的实力派自然不能放过。当时在天津的日本人土肥原贤二和冈村宁次,都曾拉拢过孙传芳。冈村宁次更是利用同窗的关系多次登门造访,动员孙传芳同意在伪政府担任职务。孙传芳虽然是一个对战争充满狂热的人,也曾向张学良提出利用日本人的关系东山再起,但他并不愿当亡国奴,更不愿意沦为卖国贼,于是严词拒绝了日本人的要求。
这个时候,同样居住在天津的原国务总理、皖系元老靳云鹏找到孙传芳,不过并不是希望孙传芳再帮助他当总理,而是来向孙传芳宣传佛法。于是,最为有趣而又不可思议的一幕出现了,对战争充满狂热的孙传芳,居然接受靳云鹏的劝服,决定皈依佛门,做一名虔诚的佛教徒。随后,孙传芳还和靳云鹏共同出资,将坐落在天津东南城角草厂庵的清修禅院修葺一新,改名为天津佛教居士林,靳云鹏出任林长,孙传芳出任副林长,经过他们的宣传,陆续有三千多人参加活动。
但放下屠刀的孙传芳,并没有因为皈依佛门就换来得以善终的晚年。1935年11月13日午后,孙传芳在居士林内被人用勃朗宁手枪击中,身中三弹,立时身亡。而杀死孙传芳的女人名叫施剑翘,她是被孙传芳俘虏后处死的老军阀施从滨的女儿,隐姓埋名苦等十年,终于报了父仇。这件看起来再明白不过的案件,后来却成为一桩疑案,因为纵然施剑翘供认不讳,但其对案发当时的叙述却多与事实有出入,加上多位国民政府要员出现在案件背后,使此案变得扑朔迷离,最终无果而终。孙传芳死后被葬于北京植物园,终年51岁。
1928年伊始,在白帝城居住数月的吴佩孚准备移居万县,以解除杨森的麻烦,后又改移居大竹。离开白帝城以后,吴佩孚一行人便住进了大竹县的云雾山笠竹寺,但是在笠竹寺的吴佩孚依然没有摆脱颠沛流离的命运。5月,川军将领邓锡侯的部下罗泽州师长率部包围笠竹寺,将吴佩孚卫队的所有人员缴械。12月21日,四川再次爆发内乱,杨森、罗泽洲、李家钰联手进攻刘湘,吴佩孚不得不于31日自四川绥定发出通电,声明自己与四川的内乱无关。1932年,在张学良的邀请下,吴佩孚决定离开四川回到北平。
吴佩孚回到北平之日,张学良亲率北平的文武官员数百人到火车站迎候,并以子侄之礼相待。但刚一下车的吴佩孚却没有给大侄子面子,劈头盖脸就问九一八事变的时候张学良为什么不抵抗。此后,吴佩孚便入住东四什锦花园胡同的大宅院,张学良每个月都送去4000元以供家用。在吴佩孚抵达北平之后,日方便想要拉拢这位赫赫有名的北洋军阀,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更是多次登门造访,后来连直系军阀齐燮元也在伪政府任职,受日本人委托来劝他,但是都被吴佩孚拒绝。早在四川的时候,吴佩孚就撰了一副对联自勉:
得意时,清白乃心,不纳妾,不积金钱,饮酒赋诗,犹是书生本色。
失败后,倔强到底,不出洋,不进租界,灌园抱瓮,真个解甲归田。
1937年,当南京大屠杀的消息传来,吴佩孚绝食一天以示抗议。1939年11月24日,吴佩孚在吃饺子时,饺子馅里的骨头渣子卡在了牙缝里,异常疼痛,几天后竟然愈发严重。12月4日下午3时,其“学生”川本芳太郎带着日本军医寺田以及护士,在齐燮元的陪同下来到什锦花园胡同的吴宅,寺田经过检查,决定进行手术。下午3时45分,吴佩孚正式接受手术,但是在手术之后即陷入昏迷,于当晚去世,终年65岁。
吴佩孚去世以后,在北平的日本占领军和伪政府官员纷纷前往祭奠,甚至连日本侵华最高司令官也参加公祭仪式。而华北沦陷区的各省市亦连续三日降半旗致哀,蒋介石亦亲自致唁电给北平的什锦花园吴宅,“先生托志《春秋》,精忠许国,比岁以还,劲节弥厉,虽暴敌肆其诱胁,群奸竭其簧鼓,迄后屹立如山,不移不屈,大义炳耀,海宇崇钦。先生之身虽逝,而其坚贞之气,实足以作励兆民,流芳万古”。
因为自吴佩孚牙病发作到去世,只有短短十天时间,所以吴佩孚的死因就变得扑朔迷离。目前来看,主要有三种说法:一是被日本间谍杀害,吴佩孚的孙子吴运乾、吴运坤曾有详细叙述;二是被国民政府的特工人员投毒致死,这是当时沦陷区报纸上的说法,因为国民政府害怕吴佩孚与日本人合作,所以选择了这种方式;三是患牙病并发败血症的说法,这是参与“吴佩孚手术”的日本高级间谍的说法。
吴佩孚的灵柩在北平拈花寺停放七年之后,到1946年12月才安葬于北平西郊玉泉山西麓的坟地中。抗战胜利以后,吴佩孚生前的故交邓锡侯、杨森等倡议发起公葬,国民政府发来褒电,“故吴上将军佩孚,于沦陷期间,忠贞不屈,大节凌然,为国殉没。为表彰忠烈,追赠陆军上将衔”,时任贵州省主席的杨森主持公葬事宜,组成以行政院长孔祥熙、华北行辕主任李宗仁为主任委员的“蓬莱吴上将军营葬委员会”,并向全国各界募捐公葬费。
对直系军阀来说,“成也曹锟,败也曹锟”,最后就来说说这位贿选总统。曹锟在离开河南回到天津之后,就住进了英租界内的19号院,和郑夫人、陈夫人住在一起,刘夫人则另在英租界的泉山里自己花钱盖了寓所。
在曹锟的晚年,先后发生了两件事。头一件是陈夫人所生的儿子曹士岳与其原配夫人袁怙贞发生扭打,曹士岳情急之下开枪打伤袁怙贞,袁怙贞住院之后,袁家便将曹家告上法庭,曹士岳还因此被拘留,最后还是与袁怙贞离了婚才作罢。第二件事就是曹锟的养子曹少珊。曹少珊是曹锐的儿子,过继给了曹锟,实际上把控着曹锟家的财政大权,曹家的子女们常为此闹矛盾,而曹锐当初是因为曹锟而死,让曹锟心里不忍对曹少珊过于苛刻,结果导致家里经常为此发生争吵。
曹锟身体连受打击,使得他的糖尿病愈发严重,遂搬到刘夫人的泉山寓所居住。刘夫人怕泉山嘈杂,又专门给曹锟在僻静处租了房子,还请西医大夫梁宝鉴、德国医生巴勒弟为他悉心治疗,加上刘夫人终日守在床边照料,几个月后曹锟的病情逐渐好转。曹锟病情好转之后即搬回泉山,每日除了练习自己编的一套虎拳,经常打坐练气功,还经常练习书法和绘画。曹锟尤其擅长画梅花、山石、螃蟹等,与画家齐白石的交情笃深。曹锟的图章多是齐白石所刻,图章侧边总是会留有“布衣齐璜”的字样。可见,这个被人称为“傻子”的北洋骁将,并不是一个粗莽的武夫。
下野之后,曹锟身边没有什么卫兵和幕僚,齐燮元、高凌霨、赵玉珂、吴秋舫、王璧臣、熊炳琦、杨钦山、蔡虎臣、宋哲元、肖振瀛、谭庆林、阎治堂、靳云鹏等人经常往来于曹家,至于吴佩孚与曹锟的关系并不差,只是吴氏“不入租界”的规矩不能破,而曹锟又不能自降身价去看吴氏,两人的走动也就不多。阎治堂是最常出入曹家的人,没事就会来找曹锟谈谈时局、打打麻将。
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人于1935年成立了“冀察政务委员会”,并拟邀请曹锟出山,但曹锟予以严词拒绝。在这里还不得不提到曹锟晚年最为亲近的刘夫人,这位刘夫人可以说是“巾帼不让须眉”。据说日本人亲自登门的时候,曹锟怕得罪日本人想要开门会见,结果刘夫人堵着门不让他出去,并且表示宁愿日日喝粥,也不能出去为日本人办事。据说后来曹家若是有人来登门拜访,没有刘夫人的同意就不能进门,于是很多来劝说曹锟的伪政府官员如齐燮元等,也就不敢再登门。甚至有不少史学家也认为,曹锟在晚年能够始终保持气节,与这位刘夫人的贡献脱不开关系。
1938年5月,曹锟因感冒转成肺炎,经医治无效,于17日在天津泉山刘夫人的寓所内去世,终年76岁。曹锟的葬礼非常隆重,吴佩孚虽然因自己定下的规矩不能亲抵,却派自己的夫人张佩兰赴津吊丧,自己则在北平身穿重孝致哀。日方和国民政府都派人前来吊唁,而刘夫人则拒绝了双方送来的大笔抚恤金。曹锟的家眷、旧部以及亲朋数百人均参加了葬礼,灵柩葬于天津英国公墓。国民政府有感于曹锟的民族气节,于6月14日发布特别训令,予以表彰,并追授曹锟为陆军一级上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