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洋军阀时代，战事最为集中的其实不是湖南，而是北京。两湖之间爆发的战争，其实也就是吴佩孚南下、张敬尧为祸的那段日子，其他时间，这里虽然闹哄哄，但是枪炮声并不多。民初的几场所谓大仗，爆发的地点都是在京畿之地，每一个军阀崛起之后，似乎都急不可耐地要进入北京，其实也不见得都像曹锟那样非要过一把总统瘾，主要是没有钱。因为清末民初欠了外国大笔款项，而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欧洲诸国元气大伤，急等钱用就开始逼债，搞得历届北京政府都只能靠欠饷来缓解政府的财政危机。各地军阀纷纷打入北京，就是想打开国库一夜吃肥，只是前赴后继地进入北京以后才知道，国库里哪有钱的影子？
偏偏就在寇英杰进攻信阳的时候，湖北督军萧耀南病逝，吴佩孚即派陈嘉谟继任，派曹锳和熊炳琦等治丧。1926年2月15日，陈嘉谟宣布就职，17日，曹锳亦去世，吴佩孚随即又委派杜锡珪为湖北省省长。而尚在西北军控制下的北京政府则任命卢金山为湖北督军、刘佐龙为湖北省省长，24日，卢金山乘船由宜昌抵达汉口，随即登岸拜访陈嘉谟，并亲自到萧耀南墓前吊唁，然后到查家墩面谒吴佩孚。26日，卢金山即致电北京政府，请辞湖北督军一职。于是，段祺瑞乃在冯玉祥部的压迫下发出讨吴令，派方本仁率军开赴湖北，方本仁奉令后即委任蒋绍宾为援鄂总司令，邓如琢为总指挥。
好在此时直奉联盟已经结成，吴佩孚不愿为难山东督军张宗昌，于是将靳云鹗调来河南，与寇英杰一起夹攻岳维峻。靳云鹗是皖系将领靳云鹏的弟弟，字荐青，号颐恕，山东省邹城市峄山镇苗庄人，北京陆军大学毕业，在直皖战争中倒向直系，吴佩孚兵败之后他退守河南和湖北边境，随后亲自到汉口迎接吴佩孚复出，当年吴佩孚在鸡公山养病时居住的就是靳云鹗的别院“颐庐”。靳云鹗挥师进入河南之后，形势果然发生变化，靳云鹗部长驱直入，28日，属靳云鹗的高汝桐部攻入开封。
可是就在同时，湖南局势又有变动，原本驻守湘南的唐生智率部进逼长沙。赵恒惕原本是忠厚长者，自不愿长沙再起战争，致使他多年的心血毁于一旦，于是主动退隐。赵恒惕于是在老督军署门口张贴布告，宣布批准实业司司长唐承绪、内务司司长吴景鸿、军务司司长李右文辞职，调第四师师长兼湘南善后督办唐生智为内务司司长兼军务司司长，并以“健康欠佳，赴沪医治”为名将省长职务交由唐生智。
唐生智在衡阳获知赵恒惕让他代理省长，遂立即率领湘军第四师的主力部队，乘坐汽艇开赴长沙。在就任湖南省省长之后，唐生智即发出布告，“惕公倦勤，委政于智；攀留不及，推诿不能”，可谓是言简意赅。但唐生智也知道赵恒惕在湖南得到湘人爱戴，他以武力夺其位，恐湘人反对，于是又发出一则就职通电，“赵省长倦勤，迭电攀留，难移高节，用忘谫陋，出任艰巨。环湘邻省，皆务亲善，保境安民，绝不穷兵，集中精力，专图内治”。吴佩孚与赵恒惕是刎颈之交，在政见上却不尽相同，所以赵恒惕并不欲求助于吴佩孚，而是轻车简从地悄然自武汉换乘江轮赴上海。
吴佩孚本来无暇南顾，但此时河南战事却顺利起来。靳云鹗挥师进入河南之后，在明港、驻马店大破岳维峻的精锐之师，使得郾城、许昌均没用激战便溃败。岳维峻忧心陷入直军的包围中，遂弃郑州向巩县、虎牢一带溃退，残部三万余人，当时准备打通洛阳大道撤回陕西。这样一来，寇英杰部也得到机会向前进攻，随后攻占许昌、新郑。3月2日，靳云鹗率部攻入郑州，岳维峻所部主力退往彰德、卫辉、顺德一带，小部退往郑西、荥阳。随后，靳云鹗部西路军王维城部占领洛阳，岳维峻残部只好向陕西方面撤退。4日，寇英杰与靳云鹗在郑州会晤，决定分兵追击岳维峻部。
河南战事突变，吴佩孚掌握先机，段祺瑞急忙下令任命冯玉祥为直豫陕宣抚使，希望其出山主持军务阻击直奉联军。但此时冯玉祥并没有出山的打算，而冯玉祥所部的意见亦不统一，虽然在冯玉祥下野之后，继任的张之江成为新的领袖，但他其实对冯玉祥部并没有实际领导权。彼时西北军的两个实力派是在京的鹿钟麟和护卫外围的李鸣钟，二人都不服从张之江的指挥。据说张之江当时主张撤回西北，把北京交给段祺瑞，促成张作霖与吴佩孚争夺北京。但鹿钟麟刚控制北京不久，自然不想轻易放弃北京，因此，国民军就陷入四面受敌的困境。
而此时的吴佩孚部则是捷报频传，靳云鹗部的北路部队在王为蔚的统率下攻破洛阳，而寇英杰方面则连破新乡、卫辉、彰德，逼近直隶，准备和张宗昌、李景林的直鲁联军会师。在湖南，唐生智进攻岳州，原属赵恒惕部下的叶开鑫只好率部退入湖北境内，唐生智虽然嚣张，也不敢轻易摸吴佩孚这只老虎的屁股，于是派欧阳任赴汉口疏通，想以岳州为缓冲地带。吴佩孚此时自恃河南战事趋于顺利，欲替老友教训唐生智这个初生之犊，便要南下征湘，蒋方震、唐恩溥虽然一再规劝但无济于事。
岳维峻放弃河南逃回陕西之后，河南大部分地区已被直军攻破，唯有蒋世杰依然固守信阳。到了1926年3月10日，困守孤城的蒋世杰终于获悉岳维峻已经逃走，而河南业已落入靳云鹗部的手中，于是才请出信阳城内的外国传教士做担保人，与攻城的寇英杰部商定停战条约，准备开城。哪知道事情都谈妥了，却因为缴械的事情各不相让，蒋世杰虽然让出信阳城，但仍然准备带着残部退回陕西，但寇英杰不想放虎归山，结果两军的停战谈判作废，继续对峙。直到14日，信阳城内弹尽粮绝，蒋世杰才不得不缴械投降。寇英杰部遂进入惨不忍睹的信阳城，只见城内饿殍伏街、满目疮痍。
15日，蒋世杰的大烟兵们被解散，蒋世杰亦被押解到武汉。蒋世杰在信阳固守四十余日，险些让吴大帅一世威名扫地，而且走投无路之际还要负隅顽抗，所有的人都以为蒋世杰到鄂是九死一生。哪里知道蒋世杰到了武汉，不仅没有饱受牢狱之苦，反而被吴佩孚待以上宾之礼，并且设宴席为蒋世杰压惊。吴佩孚这人是秀才出身，行事自然与普通的武人行径不同，他最敬重的便是铁骨铮铮的汉子，即是人才他便欲拉拢于身侧，纵然不能为己所用，也要收买人心。
吴佩孚部夺取河南之后，有一个难题却摆在了面前。陈嘉谟、靳云鹗、寇英杰是吴佩孚手下的三员大将，当初起兵之时，吴佩孚就示意三人日后都可以拥兵一方、坐上督军的位置。萧耀南去世之后，陈嘉谟率先当上督军，而靳云鹗出征山东时吴佩孚曾向他许以山东督军之位。可是，后来结成直奉联盟，便不能再进攻山东督军张宗昌，加上寇英杰在信阳受阻，吴佩孚遂调靳云鹗驰援河南。到了河南以后，靳云鹗就拼命进攻，想着抢下头功好竞争河南督军的职务。但吴佩孚既然已经应允寇英杰就不好反悔，于是任命寇英杰为河南督军、靳云鹗为河南省省长，为了安抚靳云鹗，又晋升其为讨贼联军副总司令。
还在吴佩孚部久攻信阳不下的时候，冯玉祥部则兵分三路进攻各路联军，以一路军对抗奉系，一路军对抗吴佩孚部，一路军对抗张宗昌和李景林的直鲁联军，并以韩复榘守廊坊，石友三守高碑店，郑金声守顺义以卫京师。在与吴佩孚部和好之后，张宗昌资助靳云鹗30万元军饷，促成其率部入河南，于是就联手李景林全力迎击北来的冯玉祥部。本已退回陕西的部分西北军不得不再次回师天津、保定，张之江任命韩复榘为津浦防务总司令、魏益三为保定防务总司令。韩复榘率部亲赴马厂督师，张之江、鹿钟麟编一军临时师团开赴杨柳青，并派六旅由杨柳青开赴前线。鹿钟麟率冯玉祥的卫队冯治安旅出京，偕孙岳赴前线督战，在静海设总司令部，与直鲁联军在马厂展开激战。
抵达前线之后，鹿钟麟即分兵三路进行反击：中路韩复榘、郑成思由唐官屯正面进攻；左翼门致中、刘廷琛会同徐永昌由静海出四角口攻侧面；右翼弓富魁、周士琦、高贵滋由虞县抄袭青县，断直鲁联军后路。西北军虽然竭力反击，但其时已经陷入直奉联军的重重围困之下，所做的也不过是困兽之斗。等到3月16日，直鲁联军攻下大名，西北军随即撤出滦州，奉军在大沽口截获价值250万元的军火物资。同时，山西军阀阎锡山派商震出兵石家庄，配合直军进攻保定。
直奉进逼北京之际，王士珍领衔通电提出六点和平办法：一、国民军撤退返西北。二、奉军退回关外。三、直鲁军退回山东。四、吴军不再前进。五、鲁豫两省暂时维持现状。六、中央政局再议善后。随后，又与赵尔巽、孙宝琦、汪大燮、胡维德、王芝祥、熊希龄等通电各省呼吁和平，张之江、李鸣钟、马福祥、刘骥、宋哲元等随即通电响应，而身在前线的鹿钟麟亦领衔征战的西北军将领通电，“先行罢战，各退原防，静待后命，以表示敝军倾向和平之诚意”。21日，西北军下达前线总退却令，集中到天津总车站，乘火车退回北京。22日，守卫滦州的唐之道部撤回通州，守卫京汉线的方振武部撤回保定、魏益三部则退至易县，鹿钟麟、郑金声率总指挥部回北京，当晚孙岳亦率卫队回北京，韩复榘部退至高碑店，郑金声部退至密云、怀柔、顺义，李鸣钟驻旃檀寺，仍以北京警察总监名义维持地方秩序。西北军以杨村、马厂为第一线，设收容队；廊坊、香河为第二线，黄村设总兵站。并任命门致中为京奉线掩护司令，韩复榘为津浦线掩护司令，其时仍然不想放弃北京，做好了在廊坊、杨村附近与直奉联军打保卫京畿最后一战的准备，并以南口为最后的退却路线。
北京局势日益紧张，冯玉祥不得不于1926年3月宣布出国赴苏联。23日，冯玉祥抵达乌兰巴托，代替冯玉祥出任国民军第一军司令的张之江随即请辞西北边防督办和察哈尔都统，并保举李鸣钟和鹿钟麟继任。北京政府急忙复电慰留，同时，西北军全体将士亦通电拥护张之江。其实，张之江这个西北军一把手当得并不舒服，手底下的将领并不服从他的命令，尤其是京畿地区的西北军，实权几乎都掌控在鹿钟麟手里。当时西北军已经无力阻挡直奉联军的围攻，但鹿钟麟却执意不愿放弃在北京的权力，他觉得以前西北军同时应付滦州、沧州、保定、朝阳、大同各战线都游刃有余，如今要固守北京应该没有问题。
30日，直奉联军分为三路围攻京畿，其中李景林为中路进攻通州，张宗昌为左路进攻黄村，张学良为右路进攻顺义。4月1日，固守北京的西北军各将领在北京警卫处召开紧急会议，第一军的鹿钟麟、韩复榘、郑金声、门致中、程奇圣，第二军的弓富魁，第三军的胡德甫，第五军的方振武悉数到会，一致决议听从鹿钟麟指挥，组建联合办公处，随即开始紧张地备战、筹饷和谋和。但2日，奉军忽然出动飞机轰炸北京，虽然并未造成严重的损伤，但足以让京畿地区陷入混乱。
围困京畿的三路军队，虽然名为直奉联军，其实都是奉系军队，而因为冯玉祥参与了郭松龄倒奉，张作霖与冯玉祥部之不共戴天，比吴佩孚还要更甚，尽管北洋元老为和平在往来奔走，张作霖还是不愿就此放过冯玉祥部。鹿钟麟虽然自恃兵马足以与直奉一较高下，但仍然做着罢兵的计划，所以他委派王乃模、何遂赴保定与吴佩孚部先头部队田维勤部会晤，希望通过联合吴佩孚来阻挡奉军。
鹿钟麟的代表与田维勤的接洽很顺利，田维勤乃委派代表耿乃熙入京会晤鹿钟麟，鹿钟麟随即设宴款待耿乃熙，表示欢迎吴佩孚部驻防南苑，共同防御。9日，奉系的丁春喜亦致电鹿钟麟，表示如果与吴佩孚部和谈，就必须驱逐段祺瑞、恢复曹锟自由，否则根本没有和谈的余地。两相对比，张作霖以西北军退出北京、直隶和热河作为和谈条件，而吴佩孚的和谈条件却只是驱逐段祺瑞、释放曹锟，无疑要容易得多，鹿钟麟于是决定发动政变。
关于当晚的这次政变，坊间还有一种说法，是说段祺瑞准备先期发动政变，联合京畿附近的奉军驱逐鹿钟麟，鹿钟麟才被迫先行发动政变。窃以为这个猜测也不无可能，不过以当时西北军在京畿周围的兵力，如果老谋深算的段祺瑞真的会用这样的昏招，那真的是皖系气数已尽，再无别的借口。晚10时，鹿钟麟先是派出大刀队监视电话局，切断了与外界的通话，随即又派出大刀队、保安队5000余人分别驻守九城和交通机关，由东单牌楼起断绝行人，并于10日发布布告，“为布告事，照得段祺瑞自就任执政，祸国殃民，无所不至，其最巨者，如擅定金佛郎案，枪毙多数学生，尤为国人所痛恨……本军为国家计，为人民计，迫不得已……并电请吴玉帅即日移师入都，主持一切。”
在驱逐段祺瑞、释放曹锟之后，西北军各将领随即联名通电欢迎吴佩孚，“吴玉帅以命世之才，抱救国之志，数奇不偶，养晦黄州，志士仁人无不扼腕……此后动定进止，惟吴玉帅马首是瞻……”11日，鹿钟麟、何遂、方振武、郑金声、唐之道、韩复榘、徐永昌、石友三、佟麟阁、门致中、孙连仲、庞炳勋、顾占鳌等将领再次联名致电吴佩孚、孙传芳、阎锡山等，“现在京师治安，业由军警负责维持，秩序如常。至于建国大计，诸公素抱伟略，当能主持一切”。
这个时候，做了很长时间阶下囚的曹锟终于重见天日，又成为人人拥戴的总统，于是，曹锟致电吴佩孚，“兄忧患余生，智尽能索，得脱危疑之境，端资号召之功，私衷庆幸，欲言不尽”。在这封电文里，曹锟对自己的这位下属极尽讨好，称呼“子玉吾弟”，并亲书“文武吉甫”四字赠予吴佩孚，以嘉许吴佩孚“救驾之功”，但一心只想讨好吴佩孚的鹿钟麟完全没有料到，这一次他没有拍在马屁上，反而拍在了马腿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