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总是有无数个巧合拼接成必然，张作霖不止一次有可以出关的机会，但他直到最后一刻才选择返回自己的避风港。对于张作霖的身后事，直到许多年以后也争议不断，因为就在他去世之后不久，他经营多年的东三省便沦陷，烽烟滚滚便是十四年。若是张作霖没有死在皇姑屯，那此后东北的局势又会如何？但历史没有什么假设，不管后人如何一厢情愿，不管奉天的兵工厂里还有多少枪械，当张作霖离开北京的时候，他和他的奉军即已走到末路，甚至整个北洋军阀集团都已经土崩瓦解。以后的时代，是新的时代。
实话实说，在北洋军阀的三大势力中，若论战斗力以奉军首屈一指，甚至毫不夸张地说，足可以与国民军一争高下。但是问题在于，“兵不在多而在于精”，第一次直奉战争中张作霖兵败就是因为兵不够精，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张作霖能够胜利亦是因为兵精粮足。但是经过郭松龄倒戈，奉军的精兵强将已经伤亡殆尽，纵然有飞机大炮，没有合适的人驾驭也起不到什么效果。
张学良在晚年的口述中，评价了很多民初的政客和将领，说得最准的，就是他的父亲：有雄才，无大略。张作霖能够经营好东北，是有赖于“贤内助”王永江，到王永江退出政坛，张作霖便一日不如一日。杨宇霆虽然号称“小诸葛”，但是郭松龄死后，也没有见他打过什么胜仗，至于战略规划也毫无章法，倒是脾气越来越大。郭松龄兵败之后，奉军入关，打跑了冯玉祥以后怎么办都没有考虑清楚。国民军逼近京畿，张作霖要出关的消息传得沸沸扬扬，撤退的时候也相当狼狈。
到1928年5月31日，晋奉战事率先发生重大变化。晋军李生达、杨士元两师向满城南大固店追击，左翼的奉军始完全溃退。此时右翼的奉军在清风店、定州压制着晋军，以重炮猛烈攻击晋军阵地。阎锡山急忙调派赵承绶、孟兴富等师出定州击奉军侧背，赵承绶、孟兴富遂联手对奉军发动猛攻，右翼的奉军亦被击溃。奉军就此丢掉了保定的要隘，于是奉军纷纷撤退，晋军遂占领保定。
同日，奉军仍然不愿面对失败的结局，拼力进行反攻。奉军沿津浦线分为三路：以张敬尧指挥陆殿臣及毛思义部坐镇中央，以褚玉璞指挥徐源泉及张骏部为左翼，以寇英杰部为右翼。张敬尧原来属于皖系，只会动口不会动手，褚玉璞、寇英杰的统兵能力已经被无数次证明，他们比孙传芳要差得远，在北伐军的猛攻下除了溃败几乎没有别的路可走。所以，奉军的反攻几乎没有给北伐军造成什么麻烦。
奉军的反攻毫无作用，张作霖便决定退出北京，于是他找到北洋元老王士珍商讨临时维持北京治安的办法。冯国璋早已病逝，段祺瑞蛰居天津，北京城里的北洋元老便只有王士珍了，所以当时北京政权每遇剧变，都会请出北洋之“龙”来稳定时局。但此一时彼一时，要进北京城的不再是哪一方的北洋旧部，而是与之完全没有什么交集的国民党新贵，王士珍也不敢轻易接任。晋军商震便把之前扣留的奉军要员于珍释放，派他到北京面谒张作霖商量和平移交北京的办法。
6月1日，北伐军方振武部进占张庄、李福台等地，陈调元部进占南皮、燕台、大安庄等地。同日，张作霖则以茶话会的方式与各国外交使团话别。据说日本公使芳泽曾借机秘访张作霖，奉劝张作霖接受日本的条件，否则可能会对他不利，而如果张作霖同意，日方则可以保护他经由大连返回奉天。这次会议的时间很长，据站在客厅外面的侍从人员后来回忆，曾听到张作霖大喊“我姓张的不会卖国，也不怕死”。
2日晨，北伐军攻克沧州，而奉军则分别向望海寺、雷庄、马厂附近溃逃，北伐军因此便得以控制保定、高阳、肃宁、河间、沧州一线，固守琉璃河、固安、永清、胜芳、马厂一带。北伐军随后分兵三路进行追击：第一集团军由津浦线两侧地区前进；第二集团军由任丘、文安、雄县、霸县前进；第三集团军由平汉线前进。同日，张作霖以安国军大元帅名义发出通电，声明退出北京后，政务交国务院，军事归军团长负责，此后国事听国民公决。王士珍等组成北京治安维持会，使馆区晚间宣布特别戒严。
当晚，张作霖便开始着手准备出关，到凌晨1时，张作霖率日籍顾问町野武马、义贺信也以及潘复、莫德惠、刘哲、于国翰等，离开北京顺承王府，于1时10分抵达前门车站，1时15分正式出发。但专车并没有径直北上，而是先到天津，专车到天津以后潘复、町野武马下车，常荫槐加入。就在张作霖离开京畿的这一天，却有一位民初的重要政客病逝于天津，这个人便是卸任总统黎元洪，只是当时京畿局势动荡，并没有人注意到他的去世。
张作霖所乘坐的专车共18节车厢，他原本坐在第三节车厢，专车在经过山海关时，吴俊升的专车又加入，因此张作霖便排在了第四节。吴俊升是专门到山海关来迎接张作霖的，他原本就不同意奉军入关，因此在张作霖决定北归之际，他深感欣慰，亲自到山海关迎接张作霖，更希望与张作霖讨论日后的东北局势。吴俊升出发之前，其家属及幕僚本并不愿其前往，但吴氏执意而往，对众人的劝阻置之不顾。
有关于皇姑屯事件中的情况，后来的人主要依据的是张作霖的卫兵温守善的回忆，但后来比照张作霖孙子张闾实的讲述，很多地方颇有出入。
张闾实是张学良六弟张学浚的儿子，属于张家的第三代人，而张学浚的母亲则是张作霖的五夫人寿懿。五夫人寿懿是黑龙江将军寿山的外室王氏所生，又名王雅君，所以大帅府的人则称之为寿夫人。虽然这位寿夫人上面还有四位夫人，下面则有张作霖后娶的六夫人马岳清，却是最得张作霖宠爱，大帅府的大小事情都由这位寿夫人做主。关于皇姑屯后的事情，如果多来自寿夫人的讲述，那么张闾实的讲述倒是可信的。
1928年6月4日凌晨5时30分，张作霖乘坐的专车进入奉天皇姑屯一带，到达南满路与京奉路交叉路桥下时，忽然听得一声巨响，列车的第三节、第四节、第五节车厢立刻被炸毁，吴俊升及部分随行人员当场毙命，张作霖则身受重伤，日籍顾问义贺信也只是脚踝受微伤，同车而行的张作霖六夫人马岳清也只是受到轻伤。其他车厢的随行人员迅速开展抢救，将交道口出事地点戒严，不准人接触现场，并用汽车将重伤的张作霖送回奉天。
当时在奉天大帅府打理内务的正是寿夫人，张作霖被送回奉天之后，其他人都心慌意乱，只有这位寿夫人镇定冷静，从容布置一切。张作霖所乘的小汽车径直开到寿夫人所住的小青楼下，张作霖随后即被安置在卧室的床上。为了封锁消息，除了寿夫人和她的贴身丫鬟之外，任何人不得进入。而张作霖在爆炸后其喉咙就已经被飞片切断，所以根本无法再说话，也就没有留下遗言一说，到上午10时，一代枭雄撒手人寰，终年53岁。
在张作霖去世之际，寿夫人体现出了作为张家当家人的从容不迫，她亲自着手安排秘不发丧的计划，并派人秘密前往京畿设法通知张学良。皇姑屯事件使张作霖的生死变得扑朔迷离，东北军群龙无首，此时军队内部可能借机夺权的大有人在，外面日本人也是步步紧逼，寿夫人却始终如常地面对众人，饶是所有人都对张作霖的近况存忧，面对从容不迫的寿夫人也不敢轻易下断论。
除了寿夫人，另一位站出来稳定东北局势的就是吉林督军张作相。因为奉军在关内战败，黑龙江督军吴俊升又在皇姑屯被炸死，吉林督军张作相便成为当时最大的实力派。在帅府秘不发丧的时候，是这位吉林督军挺身而出，有张作相支持寿夫人，其他人纵然存疑，也不敢公然质疑。张作相是张作霖的结义兄弟，所以不管是在大帅府还是奉军中，他都说得上话，寿夫人能够一直坚持到张学良回奉天，张作相可以说居功至伟。
那么，当时张学良在哪里呢？按照张闾实的说法，张学良“失踪”了，找不到了。一直到十三天后，张学良才微服回到奉天，就任奉天军务督办。其实，虽然张作霖乘车准备逃出关外，但关内的战事并没有结束，孙传芳、张宗昌、褚玉璞等人还在率部和北伐军交战，依然是一片狼烟四起的混乱景象。因为张作霖的死被保密，没有人知道，所以派去寻找张学良的人自然也是秘密的，这样就造成了很多麻烦，一直到十三天以后，才在兵荒马乱中找到了张学良，而张学良则急急忙忙赶回奉天。
张学良回到奉天之后，即得到了张作相为首的旧派军人、韩麟春为首的大学系军人的支持，所以即便张作霖并未留下什么遗言，张学良要继承奉天的军务，也没有人敢反对。这又恰恰是他与杨宇霆矛盾的源头，旧派、大学系与士官系本来就是有矛盾的，尤其是第二次直奉战争和郭松龄事变之后，士官系最为得宠。张学良一上任，士官系便不再得宠，杨宇霆、常荫槐也因此对张学良开始有意见：旧派、大学系认为张作霖是误信士官系，如今时移世易，杨宇霆自然也就认为张学良选择相信旧派、大学系是错误的。
至于张作霖的死，后来经查明是由时任关东军高级参谋的河本大作一手策划，他在战后审判时交代了当时的具体情况：“我指挥他们事先在沈阳北一公里半京奉路和南满路交接点皇姑屯布下‘必死之阵’，设置了30麻袋黄色炸药，在500米外的瞭望台用电气机控制触发爆炸。在交叉点以北装置了脱轨机，在附近又埋伏了一排冲锋队。1928年6月4日5时半，张作霖所乘的蓝色铁甲车刚刚开到铁路交叉点，东宫大尉一按电钮，装甲列车全被炸毁。”不过，近年也有学者提出乃是苏联炸死张作霖嫁祸给日本人。
张学良甫一回到奉天，奉天的日本总领事林久治郎就率先来接洽他。林久治郎带来的是日本首相田中义一的三条建议：一、南京国民政府含有共产色彩，且地位尚未稳定，东北目前犯不着与南京方面发生联系；二、如果国民政府以武力进攻东北，日本愿意出兵相助；三、如果东北财政发生困难，日本正金银行愿予充分接济。对于日方的这三条建议，张学良铿然表示，“东三省政治以民意为决定。如果人民主张改制，我是难以抗拒的”。在林久治郎失败以后，日本关东军司令村冈长太郎又会晤张学良，表示东北如果易帜“关东军是不会坐视不问的”。
但是在1928年7月1日，张学良还是发表通电，表示绝不妨碍南北统一。同时，奉军和国民政府的代表在北平的六国饭店开会商讨，最终决定在9月中旬实行易帜。19日，属奉军的热河都统汤玉麟宣布先行易帜，标志着关内各省均已悬挂青天白日旗。8月4日，奉军在奉天为张作霖举行葬礼，国民政府以方本仁为特使前往奉天吊唁，并送上挽联：噩耗传来，几使山河变色；兴邦多难，应怜风雨同舟。而日本首相亦派出特使林权助男爵前往吊唁，并劝说张学良放弃易帜。此时国民政府和日方对张学良采取的策略完全不同，国民政府是晓以大义，日方则是威逼利诱，以张学良的性格，日本人的做法可以说是完全没有奏效。
其实这个时候的日本人，除了试图将皇姑屯事件栽赃到国民政府身上，就是买通情报人员极力搜寻张学良易帜的情报。据张学良回忆，当时日本领事馆的一个副领事专门负责此事，而且日方调给他巨额经费用以搜集情报，还有十万块的特别机要费。为了能够尽量搜集情报，日方连张学良纸篓里的纸屑都买，以至于张学良都有些哭笑不得，“那些真的假的不管什么玩意儿，什么他们都信”。
为了能够劝说张学良，日本首相甚至派出国内最有威望的外交家林权助为首相特使，前往奉天会晤张学良。当时，日方就已经拥有了在东三省建立满洲国的意图，甚至向张学良保证可以扶持他当皇帝。林权助曾是伊藤博文手下有名的三杰之一，早年在戊戌变法时期曾参与过庇护康有为、梁启超逃日，张学良虽然和林权助的政见不同，但是也对林权助的外交能力深感钦佩，“这个人好厉害”。
林权助和其他的日本代表不同，他主打的是亲情牌。中国人讲究“百善孝为先”，林权助劝张学良用的就是孝，“不改为父三年之志，可谓孝也”，张作霖生前没有易帜，没有倒向国民政府，张学良既是张作霖的长子，应该秉承其父的遗志。而张学良面对林权助，却用的是“揣着明白装糊涂”，始终不给林权助一个明确的说法，即便是资历很深的林权助，也拿这个年轻的东北当家人毫无办法。
另外，通过胡若愚的牵线，国民政府又派出李石曾到奉天活动。李石曾当时住在商埠三经路德国人开办的饭店里，鲜少公开露面，平素都是由张学良的亲信朱光沐、朱海北以及胡若愚等陪着。李石曾和张学良会谈的地点，是在北陵高尔夫球场内的少帅专用休息室。在会谈中，李石曾再三催促张学良尽早易帜。张学良则诚恳地表示，结束国家分裂局面是他的夙愿，但日本人从中作梗，加上奉系内部也有阻力，所以希望能够推迟三个月，力争在年底实现这个目标。
东北易帜商讨进行到最为紧张的时刻，美国驻华公使马慕瑞忽然抵达奉天，并与张学良派去的代表杨宇霆举行会谈，表示美国会支持东北易帜。杨宇霆是奉系中反对易帜的主要人物，美国公使亲自会晤杨宇霆，也是希望借由自身的权威说服杨氏。但马慕瑞的到访引起了日方警觉，因此美国无法再派出政治人物，而选择著名记者端纳到访奉天，张学良则再次表明了易帜的决心。
因为在奉天没有什么收获，林权助不久便被调回本土，在临行之际，他特别邀请张学良吃了顿饭。在临别的饭桌上，林权助仍然不忘试探张学良的口风。张学良对这位林权助男爵，确实是非常欣赏的，所以在饭桌上，便和他多说了几句。张学良告诉林权助，林权助之前为张学良设想的，实在是非常“周到”，甚至很多地方比张学良自己想的还要多，但偏偏有一样林权助没有帮张学良想到。林权助疑惑不解，张学良告诉他，那就是张学良是一个中国人。林权助回到日本之后，即发表公开讲话，表示张学良已经决定易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