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奉系中有旧派与新派之别,旧派以张景惠、张作相、汤玉麟等张作霖的“老哥们儿”为首,新派则以张学良、杨宇霆、郭松龄为代表,也有一些人如吴俊升、孙烈臣、李景林等则被认为是新旧派的过渡人物。第一次直奉战争后奉军的裁军整合被认为是新旧派系的一次过渡,主和的旧派在战事中遭到直系重创,而新派的张学良、郭松龄、李景林等人则表现出众,从而得到张作霖的器重。经过与直系的战斗,张作霖认识到奉军存在的问题很多,在退回奉天之后,他开始着手对奉军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而新派便成为推动奉军改革的主要力量。毕竟,张作霖要的是一支铁打的部队,而不是一支打铁的部队。
早在第一次直奉战争之前,张作霖就已经在奉天建立了兵工厂,并将奉天东塔以东的1800余亩土地选为兵工厂基址,委派奉天省军械厂厂长陶治平负责建厂筹备工作。1921年,陶治平率先建成了无烟火药厂、枪弹厂和枪厂等三个工厂,张作霖见陶治平工作出色,便委任他为兵工厂总办。建厂初期,缺乏专门人才,张作霖便聘请外籍技术专家,聘请的专家包括日本人、德国人、奥地利人、俄国人和瑞典人等,分别担任顾问、技师或技士等职,主要负责安装各种机器、设计制造机器配件和工具模板,以及对技术人员的培训指导等。
为了培养自己的兵工专门人才,张作霖又设立了兵工学校。学员分为初中、高中、专门三部,采用“三三制”:初中毕业后,派到厂里任三等技手,服务三年;高中毕业后,派入厂里担任练习生,同时可升任一等技手;专门部毕业就等于大学毕业,直接担任一等技手或技士。正是因为张作霖注重对技术人才的培养,外籍专家此后虽然有所减少,但兵工厂并没有受到过多影响。
1923年,陶治平去职之后,张作霖更是委派五虎将之一的韩麟春继任。韩麟春是奉天辽阳县人,字芳宸、芳辰,1904年考入北京“练兵处”,被送往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后于日本士官学校中国学生队第六期炮兵科毕业。1908年回国后任清政府陆军部军械科科员,后升至军械司司长、陆军讲武堂教务长等职。不久出任陆军部参事、驻美陆军武官。民国建立之后,韩麟春在北洋政府的陆军部任职,因为发明“韩麟春式”步枪被授予王位勋章,升任军咨府参事,1919年代表北洋政府赴欧洲考察,并代表陆军部任巴黎和会军事委员。1922年直奉战争之后,韩麟春入奉投靠张作霖。
在陶治平执掌兵工厂期间,兵工厂的六五式、七九式步枪弹由日产1万发增至日产10万发,而在韩麟春接手之后,则将日生产量拔升至15万发,年产大炮数量则达到了150余门,另年产炮弹20余万发、步枪6万余支、机关枪1000余挺,其中最为重要的还是迫击炮的大量投产。
因为迫击炮在第一次直奉战争期间发挥了巨大的功效,张作霖特地从俄国购进了一批六○式迫击炮,这种炮非常小巧,操作简单,运输方便,且兼具曲射和直射两种效能。
1922年,张作霖筹办奉天迫击炮厂,便专门重金聘请英国人沙敦主持,所以当时奉天迫击炮厂主要生产的是英国斯托克斯式迫击炮。这种迫击炮构造简单、操作容易,可以适应多种地形的战斗。
当时奉天迫击炮厂生产的迫击炮都配有炮车以及弹药车,每辆弹药车可以负载10发炮弹。在沙敦主持迫击炮厂期间,每年的经费预算约78万元,每月则可以制造迫击炮80门,炮弹4万发。到后来李宜春继任,每年的经费则攀升至130万元。
在发展兵工厂的过程中,张作霖对兵工厂可以说给予最大的资金保障,兵工厂每年的财政预算都是优先考虑。对兵工厂内的各级工作人员,张作霖都给予最优厚的待遇。加之这一阶段的东北正是张作霖主政后财政状况最乐观的时期,宣布独立之后,张作霖便将东三省的盐税收入和奉榆线的运费收入全部截留己用,使得1923年单奉天省的税收总额就高达3000余万元,扣去支出后尚有820余万元盈余,使张作霖有足够的资金投入兵工厂建设。
为了巩固反直三角联盟,以备再次与直军征战,张作霖委派韩麟春南下联络孙中山,遂将兵工厂总办的职务交由杨宇霆,后又将总办升格为督办。杨宇霆当时还兼任着督军署总参议,所以在用人用钱上都有极大的决策权,加上张作霖的支持,兵工厂便进入了大规模发展时期。
除此以外,杨宇霆先是增设了炮弹厂,后来又大力扩建了炮厂、火具厂、铸造厂、制酸厂、木工所,共计有“八厂四处”,以及统计委员会、兵工学校、兵工医院等17所单位。到九一八事变前,兵工厂职员共计有1000余人,工人达到2万人,最多的时候甚至一度达到2.5万人。全厂装备大小机器在万台以上,业已成为当时全国规模最大的综合性兵工厂之一。但在九一八事变之后,东三省兵工厂被日军全盘占为己有。
除了自己制造武器,在杨宇霆的主持下,奉军还拥有了自己的空军和海军。在北洋军阀中,张作霖可以说是最早拥有现代军事意识的军阀之一,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张作霖就听说过飞机。中国最早开始建立空军的是皖系军阀,在留法回国的航空员姚锡九建议下,向英国购买了一批飞机,但直到讨伐张勋的时候才使用到。直皖战争以后,张作霖分得了一批,共有4架旅客运输机和4架侦察教练机,航空专家姚锡九、王立序等也被张作霖请到东北。后来为了发展空军,张学良又自大沽造船厂等地调来技工赵鸿起等22人。
1921年1月,张作霖设置东三省航空处,委派其参谋长乔赓云为处长,赵廷绪、章斌为正副主任,并委派了副官、军需官、军医官、书记官、工厂管理员、技工、班长等若干干部,分别管理航空处各项事宜。并在奉天东塔以东修建飞机场,以及厂房、仓库、宿舍、办公室等,以章斌、庄以临等为飞行队骨干,以孔佳桂、赵鸿起等为机械士。
在第一次直奉战争中,直军用飞机压制西线的张景惠部,低飞投弹,对西线的奉军造成了巨大伤亡。在退回东北以后,张作霖决心加快发展东北航空军,遂任命张学良为东三省航空处总办。张作霖之所以会选择张学良管理航空处,是因为张学良素来喜欢飞机,还学习过航空驾驶,据说张学良的驾驶技术不俗,很多航空员都很钦佩他。张学良出任总办之后,将50余架飞机编为飞龙、飞虎、飞鹏、飞鹰、飞豹五个航空队,自兼飞鹏队长。
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奉军终于取得胜利,航空军也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1925年,张学良将东三省航空处改组为东北航空处,设立总务处、机械处,以高纪毅出任总务处长,周培炳为机械处长。同年3月,设立航空学校,张学良自兼校长,赵廷绪、王立序等以及法国退役飞行员博赖等十余人出任教官。因为前两批飞行员素质都不甚理想,张学良亲自从东北军官训练班挑选出28名航空兵学员。
这28名航空兵学员被送到法国,有18人进入巴黎的毛兰纳航空学校,余下的10人则进入法国西南克鲁德亚的高龙特航空学校。其中毛兰纳航空学校是法国最优秀的空军学校,教练机都是毛兰纳工厂自主研发制造的。两部分学员在毕业之后都获得了国际航行驾驶证,具备初级驾驶人员资格,又于1926年秋转入法国南部的依斯特陆军航空学校训练。1927年初,这些学员学成归国,张学良对他们相当重视,将他们的军衔自准尉提为中尉,还有很多人很快被提升为少校或是中校。
东北空军的飞机最早是自其他军阀手中缴获的,1921年自皖系缴获8架,1926年自直系缴获2架,1927年自冯玉祥部缴获3架,1928年飞豹队自山东带回10架。后期则主要是张学良斥巨资从西方国家购得的新式飞机,包括1925年自法国购买10余架,1926年除再次从法国购入26架外,又自日本购入4架。1930年,自捷克购入40架。同时,美国和法国在1929年各赠送1架飞机。据估计,当东北空军全盛之际,飞机数量在250架到300架,在当时的中国可以说是独一无二。
除了空军,张作霖还决心建立自己的海军。就是在第一次直奉战争期间,吴佩孚曾派海军巡视秦皇岛、葫芦岛一带,威胁奉系后方,使奉军对后方始终有所顾忌。到奉军战败时,依附直系的“海筹”“海容”等军舰自秦皇岛轰击奉军,张作霖的车都险些被炮弹击中,使奉军损失惨重,在夜间行车甚至不敢开灯。待到退回关外,张作霖即任命曾在北京政府中主管海防的沈鸿烈负责组建海军。
沈鸿烈随即开始大力招揽人才,将他的同学凌霄、方念祖、谢刚哲等请入东北,创立葫芦岛航警学校(后改称东三省航警学校、东北航警学校、东北海军学校等)。以海军上校凌霄出任校长、以海军中校方念祖出任教育长、以海军中校陈华森出任佐理官、以海军少校戴修鉴出任学监。到第二次直奉战争时,沈鸿烈率领东北海军保障东北“海防无虞”,并拥有“镇海”“威海”“定海”“飞鹏”四舰。随后有赖于时任山东督军的张宗昌相助,沈鸿烈接收渤海舰队,使东北海军处于全盛时期。以沈鸿烈为海军中将司令,海军少将凌霄辖“海圻”“海琛”“镇海”“威海”“同安”等军舰驻泊青岛,袁方乔辖“永翔”“楚豫”“江利”“定海”等军舰驻泊长山岛,陆上则设有海军学校、陆战队、造船所、海军航空队、海军医院等。拥有大小舰只21艘,总排水量约3.22万吨,舰队官兵约3300人。
随着奉系中少壮派势力逐渐崛起,作为旧派的张作霖也认识到,“凡国家若想富强,哪能不注重教育与实业”。关于在东北建立综合性大学的事情,早在第一次直奉战争前就已经由奉天省议会提出,奉天省长王永江也曾多次向张作霖建议“兴办大学教育,培养专门人才”。对于创办东北大学的主张,张作霖欣然采纳,但当时他正一门心思与直系斗法,哪里顾得上办学校?等到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创办东北大学的事情便被暂时搁置。
等第一次直奉战争被吴佩孚打败回到东北,张作霖头一件事便是创办大学,别的不说,光是开战前那一番电报战就让他记忆犹新。1922年8月,负责此事的奉天省长王永江在省长公署成立大学筹备委员会,聘请教育界名流李树滋、范先炬、佟兆元、林成秀、关海清、谢荫昌、王镜寰、恩格、吴家象、汪兆璠、王之吉为筹备委员。12月2日,省长公署发布委任令,以莫贵恒筹备理工科,汪兆璠筹备文法科,吴家象筹备干事科。
1923年1月5日,省长公署批准以沈阳高等师范学校改建为理工科,以公立文学专门学校改建为文法科,并拟定《东北大学组织大纲》,设立文科、理科、工科、农科、商科和法科,这些学科后来发展为各系学院,即文学院、法学院、理学院、工学院、教育学院以及农学院等。根据《东北大学组织大纲》,东北大学的经费主要来源为奉天省,占到了九成,其余则来自于黑龙江省。4月26日,东北大学正式成立,自此这一天被定为东北大学建校纪念日。
虽然所有的事情都落实了,但事情的进展并不是那么顺利,首要的问题就是校舍和资金。东北大学最初用的是沈阳高等师范学校和公立文学专门学校的旧址,学生为了上课往往要在不同的校区之间奔走。后来,王永江看中了奉天昭陵东南的500亩土地,但其中有300亩是清皇室的陵地,王永江为此专门去函向醇亲王求助,得到同意后才开工。东北大学的新校舍自1923年5月开工,到1925年全部竣工。
有了校舍,但资金却成了问题。整个基建预算费用就高达600万元,远远超出了之前的预算,虽说当时的东三省经济状况不错,但每个方面都需要钱,这笔费用并不好凑出。王永江没有办法,只好自奉天省长公署拨款,但仍然不够。有一次,王永江与少帅张学良聊天时谈起此事,张学良当即个人出资150万元,才算是解了燃眉之急。
除了硬件设施,软件设施也非常重要。一所大学是否优秀,关键在于师资力量。因此,虽然资金困难,但王永江还是不惜重金聘请一流的学者到校任教。当时很多国内著名学者和社会贤达都曾到东北大学任教,比如曾担任外交总长的罗文干、文字学家黄侃、文法学家章士钊、建筑学家梁思成、俄文学者曹靖华,以及著名学者梁漱溟、林徽因、刘仙洲等,可以说是“群贤毕至、大家云集”。
当时东北大学的预科教授月薪最高为260大洋,最低为150大洋;本科教授月薪最高为300大洋,最低则为180大洋。当时著名学府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的教授月薪最高是300元,南开大学是240元,还常常欠薪。而东北大学后来教授月薪最高时甚至一度达到360元,如著名学者章士钊到东北大学任教时更是领得800现大洋的月薪。另外,校方还专门为教授修盖了宿舍,都是新式洋房。
除了上述讲到的这些,东北大学在管理上也颇下功夫,对学生专门采用了具有约束力的学分制,这在当时也是大学管理学生较为有效的手法之一。同时,还专门建立了一套严格的奖励制度,鼓励学生努力学习。并规定,凡是应届毕业生考试第一名者,就可以公派到英国、美国、德国留学。1929年7月1日,东北大学第一届毕业生典礼时,就有8名学生因为考到学科第一名而被公派出国。20世纪30年代是东北大学最为鼎盛的时代,当时的东北大学有教授300人,学生3000人,每年的运营经费达到160万元。
张作霖对教育非常重视,从而为东北培养了很多人才,同时也巩固了自己在东北的地位。而到张学良管理东北时期,对东北大学更为关注,可以说是“出谋、出力、出资”,并将办学宗旨改为“培养使用人才,建设新东北,以促进国家现代化,消弭邻邦的野心”。但是在九一八事变之后,东北大学流亡关内,不复当年的辉煌。1993年,东北工学院更名恢复东北大学校名,著名爱国将领张学良则受聘为名誉校长,而此时的少帅却两鬓苍苍,已经远离故土达半个多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