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法宗师老来孤独
素有“中国草圣、书圣”之称的于右任，任国民党“监察院院长”30年之久，是国民政府五院院长中任职最长的一人。于亲共爱国，曾决意投靠共产党，却被迫裹挟至台湾，与妻儿隔海相望，晚境凄凉。
姓名字号：于右任 字诱人 原名伯循 别署骚心、髯翁 晚号太平老人
籍 贯：陕西三原
生卒年月：1879年4月11日—1964年11月10日 卒年85岁
毕业院校：复旦大学
最高职务：国民政府审计院院长、国民政府监察院院长
生辰八字：己卯、戊辰、甲子、壬申
属 相：兔
命 相：意志坚刚善恶明，富进取心求和平。
忍耐克己如心意，前难后成可安然。
努力发达，贯彻志望。
不忘进退，可期成功。
需低调行事，做力所能及之事。
个人爱好：作诗、书法。
家世：
外祖父——姓赵，是甘肃静宁县的农民。
父亲——于宝文，读过两年私塾，后跟着哥哥于宝铭到四川谋生。妻子赵氏，生下于右任不久后离世。伯母房氏，于宝铭之妻，非常能干，于右任母亲死后担负起抚养于右任的责任。舅父，赵思恭。
1885年——入私塾读书。
1904年——入震旦学院读书。
1918年——任陕西靖国军总司令。
1922年——任上海大学校长。
1924年——当选为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
1925年——任国民政府委员。
1927年——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
1928年——任国民政府审计院院长、国民政府预算委员会委员、国民政府法官惩戒委员会委员。
1929年——任国民政府财政委员会委员、国民政府首都建设委员会委员、国民政府总理陵园管理委员会委员。
1931年——任国民政府监察院院长。
1941年——任国民政府稽勋委员会委员。
1945年——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和常务委员。
1946年——任国民政府国父陵园管理委员会委员。
1948年——任监察院院长。
1949年——任中央非常委员会委员。
1964年——逝世，卒年85岁。
◇孙中山的信徒
陕西三原，因其县南有丰原、西有孟侯原、北有白鹿原而得名，自秦汉以来被视为关中“壮县”，但当于右任的祖父由祖籍陕西泾阳迁往三原的时候，三原早已因兵燹与天灾连绵不断而由“壮县”变得贫弱不堪，于家自然也是家境贫寒，于右任出生的时候，父亲于宝文一直在四川谋生，家中只剩下母亲赵氏和同样孤单一人的伯母房氏。
于右任两岁时母亲去世，伯母房氏将他视如己出，含辛茹苦地抚养教育，后经三叔于重臣帮助，幼时即入名儒毛班香私塾就读。他聪敏好学，熟读经书，11岁便会作诗，并略懂书法。10岁时，于右任的父亲带着第二个妻子刘氏回到三原，为督促于右任学习，其父每天晚上都在灯下与于右任一起研读诗文与经书，加上伯母房氏的谆谆教诲，17岁时，于右任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三原县学，后又到三原宏道书院、泾阳味经书院和西安关中书院求学。
1898年于右任参加岁试，以第一名成绩补廪膳生，被陕西提督学政叶尔恺誉为“西北奇才”。叶尔恺十分欣赏于右任的文章，便着力培养于右任，于右任也因为叶尔恺的重视而名声渐大。后来沈淇泉督学陕西时，面对陕西严重的旱灾，筹集奖学金开设了三原粥厂，于右任被推荐任粥厂厂长，负责救济灾民。不久后，于右任进入西安的陕西中学继续学习。
青少年时期的于右任，由于接受了新思想，对清朝的腐败统治极为不满，1900年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慈禧、光绪帝逃到西安，参加“跪迎”的于右任更加认清了清王朝政治腐败、媚外残民的面目，写下了不少忧国忧民、抨击时政的诗篇，自编成《半哭半笑楼诗草》，于1903年冬在三原印发。
岂料，三原知县看到诗集后随即报告给陕西巡抚升允，升允以“昌言革命，大逆不道”的罪名上奏朝廷。1904年，清廷下令拿办于右任。当时于右任正在开封参加会试，于右任的亲友听到消息后，以重金雇人赶往开封给于右任报信。当时西安的电报局和路驿均发生故障，清廷缉捕于右任的公文尚未到达开封，于右任的家书便已送到。看到家书后，于右任迅即逃离开封到上海。
于右任到达上海后，化名刘学裕，在马相伯的帮助下，于1904年5月进入马相伯创办的震旦学院读书。于右任在该校学习不到一年，尽管时间甚短，但却给他留下了难以忘怀的印象，他认为该校是近代中国第一所育人有方、独具特色的私立大学，其四大优点为：一曰尚自治，二曰导门径，三曰重演讲，四曰习兵操。然而，这所与当时国立和教会学校迥异、颇具特色的中国第一所私立大学，成为了某些教会中阴谋分子的劫夺对象。1905年3月7日，外籍教师仰仗耶稣教会，制造事端，强令取消英语课并改习法文，谎称马相伯“体有微恙”，将其强行送进医院，由耶稣会南从周总揽学院管理权与决策权。
学生闻变后大哗。在这种情况下，于右任与同学邵力子、叶仲裕、沈步洲等7人组成干事会，当众揭露教会的夺权阴谋，又向同学们指出解决问题的办法唯有退学一途。于是，凡赞成退学生在一纸签名，不赞成者在另一纸签名，结果赞成者130人，不赞成者仅2人。于是，七人组干事会率领同学们毅然摘下校牌，搬走教具，愤而集体离校。
七人组干事会原拟商定复学办法，但后来七干事中有的出国深造，有的离沪，有的回家，负实际责任者只剩下于右任和同学叶仲裕。于右任本想要出国学习，但又觉得复校兴学的事情更为重要，于是忍痛牺牲负笈国外的机会，协助马相伯募集资金，创建新校。在于右任的建议下，新校名称从《卿云歌》“日月光华，旦复旦兮”中取“复旦”二字，定名为“复旦公学”，表示不忘“震旦”之旧，也暗含恢复中华之意。是年中秋节，复旦公学在吴淞正式开学，马相伯任校长，于右任则出任马先生的书记（秘书）并兼授国文课，并在复旦公学学习法文。
学校创办伊始，工作繁忙，使得于右任无暇考虑其他的事情，等学校工作步入正轨后，于右任才静下心来为将来做打算。他当初来沪的目的是想结交一些反清志士，做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而非在学校埋头苦读。于是，于右任一有空便坐小火车离开吴淞前往上海，一则与一些革命志士交往，二则可以探听到一些新的消息。
1906年，于右任怀着想要办一份报纸的愿望，从上海乘船来到日本，在这里，他结识了孙中山，加入中国同盟会，并被任命为长江大都督，负责上海一带同盟会事务，担当中国中部的革命重任，在上海相机而动。自此，于右任开始跟随孙中山进行民主革命。回国后，经过紧张的筹备，《神州日报》于1907年4月2日创刊，于右任任社长。该报一出，世人即谓之“炸弹”。
从1907年至1912年，于右任先后在上海创办了《神州日报》、《民呼日报》、《民吁日报》和《民立报》，大力宣传民主革命思想，揭露清王朝的腐朽统治，抨击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掠夺，为辛亥革命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武昌起义爆发后，孙中山从国外回到上海，首先到民立报馆会见于右任，并题“戮力同心”四字，嘉勉于及《民立报》对辛亥革命的贡献。1912年1月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后，于右任任交通部次长、代理部长。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理职务后，于右任也卸去交通部次长一职，回到《民立报》，致力于办报。
不久宋教仁被刺，袁世凯阴谋家的面目也暴露出来，于右任对袁世凯口诛笔伐，可袁世凯变本加厉，于4月26日以盐税和海关税担保，向英法德日俄五国银行团签订了2500万英镑的“善后”大借款协定。这个协定的签订，未经过法定手续，袁世凯利用大量借款，准备扩充军队，对国民党用兵，镇压革命。
《民立报》率先转发了英国路透社的电报，揭露了大借款的内幕，一时舆论哗然。6月，袁世凯下令将国民党籍的江西都督李烈钧、广东都督胡汉民、安徽都督柏文蔚免职，并派兵南下进攻革命党人。7月，孙中山领导的以讨伐袁世凯为目标的“二次革命”爆发，但不到两个月便宣告失败，于右任的《民立报》被查封。该报一共发行了1036号，办报时间将近3年，是于右任所办的4份报纸中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一份，而于右任也结束了自己长达7年的报人生涯。
与此同时，袁世凯以北京总检察厅的名义通缉孙中山及“二次革命”的重要分子，于右任也在被通缉者之列，只好避居日本，从事反袁斗争。在日本流亡半年后，于右任悄然回到上海，此时袁世凯已经废除《临时约法》，正千方百计为其复辟帝制制造舆论。当时的政治环境已不容许于右任重操报人职业，于是，于右任筹办起民立图书公司，一方面作为反袁活动的掩护机构，一方面也可以为文化事业做些贡献。
◇文人总司令
袁世凯病死后，北洋军阀势力仍在左右北京政局，为推翻北洋军阀，于右任认为宜从北方着手，突破北洋军阀势力的核心，然后南北夹击，以响应西南讨逆义师，并以此向孙中山提出建议。孙中山经慎重考虑对这一设想表示赞许，于右任于是主动请缨，由北京经洛阳入西安，秘密联络革命志士、民党领袖，筹商举义大事，以图与西南的讨逆军呼应共同讨逆。于右任此次陕西之行，结识了许多民军领袖人物，为日后靖国军在陕西支撑4年多奠定了基础。
在护法战争期间，陕西靖国军起义，邀请于右任返陕做靖国军总司令。于右任此前奉孙中山之命返回陕西开展活动，就是希望能在陕西发动革命，如今陕西靖国军起，大家邀他返陕领导，这是责无旁贷、义不容辞的事。于右任请示孙中山之后，于1918年初由上海乘轮启程，从汉口经郑州转洛阳进入陕西。为避开有敌军把守的潼关，于右任化装成传教士由陕县渡过黄河，整整走了20天，才到达三原的靖国军总部。
怎样才能把这支松散、意见分歧的队伍组织起来，使他们互相消除猜忌，增加凝聚力，使之最大限度地发挥战斗力，这是于右任基于陕西靖国军现状首先考虑的问题。尽管靖国军内各路队伍上上下下均听命于于右任，但于右任自知自己作为一个文人，带兵打仗并非自己的特长。所以当务之急就是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总司令部。他首先请曾在辛亥革命中任炮兵排长并作为民军的先锋首先进入西安的张钫出任副总司令。张钫于与1914年出任过陕南镇守使，在陕西颇有威望。于右任又请骁勇善战的胡景翼为作战总指挥。为了减少矛盾和摩擦，各路民军仍按原建制编制。为便于指挥，将3万余大军编为六路，每路设司令一人，路下为支队，支队以下为团、营、连、排。
2个多月后，这支原本庞杂而又互不服气的部队被组织起来。于右任作为一介书生，不仅能领导、指挥这些能久历戎行的名将，而且能厘定战略，早在就任靖国军总司令之前，便向孙中山提呈过“革命非自北方着手，无以突破北洋军阀之阵营”的战略，就任靖国军总司令后，又制定了“会合陕西各路民军、义军，略定西北、抚鄂之背”的战略计划。在战争过程中，屡次制定战守方略，而且战事紧张时还亲赴前线督战。
1920年7月直皖战争后，皖系失败，段祺瑞引咎辞职，直奉两系入主北京。皖系的陕西督军陈树藩气焰顿敛，而直奉两系在北京明争暗斗，无暇顾及陕西事宜，陕西境内暂时停止了战火，靖国军得以休整。于右任利用这段时间，在家乡致力于教育与政府设施的建设。此间，建立了多所男女学校，如渭北中学、渭北师范、三原中学、民治学校等。吸引了大批北京以及全国各地进步学生来到三原，这些学生也带来了新思想、新文化，反过来促进了陕西教育事业的发展。同时，于右任还选派优秀学生外出学习军事，其中保送到黄埔军校一、二、三、四期学习的就有80余人，其中不少人后来都成为了高级将领。孙中山特为此事来信嘉勉：“顷接手书，知近从事新教育之设备，及改造社会之筹策，于干戈扰攘之秋，犹能放眼远大，深维本根，远道闻之，深慰所望。”
于右任还促成建立了渭北水利委员会，延请其同学水利专家李仪祉为工程师，开始了径惠渠的勘察和筹建工作。虽因经费紧张使这一水利工程断断续续，直到10年以后才竣工放水，但此工程为泾阳、三原、高陵一带数十万亩农田带来灌溉之利，于右任功不可没，李仪祉也被赞为“关中灶神”。
陕西战火停止没多久，直系军阀吴佩孚在洛阳设立了“直鲁豫巡阅副使公署”（正职曹锟驻北京），妄图以武力统一全国。直军首先拿近在肘腋的皖系陈树藩开刀，陈树藩被赶出陕西后，其枪口直指靖国军。由于直军实力远在靖国军之上，又新胜陈树藩，士气大增，对靖国军构成严重威胁，也是靖国军中一些将领产生了畏敌心理，恰在此时，直军派人到靖国军说项，愿收编靖国军胡景翼所部，改编成一个师，任胡景翼为师长，胡以下将领依次各有提升。同时，北洋军阀政府拟聘于右任为总统府高级顾问，月薪1000，颁发一等文虎勋章一枚，以示尊崇。于右任言辞回绝，坚辞不就。而对于接受入陕直军改编，于右任却不发一言。因连年征战，靖国军已疲惫不堪，加之粮草匮乏，各部将领均希图自谋出路，改善自身处境。在此情况下，于右任自然不便多说。
1921年9月21日，胡景翼等主要将领宣布取消陕西靖国军名义，接受直军改编，并推举于右任为陕西自治筹备委员会会长。右任本人既拒绝北洋政府的任命，岂会接受直军的改编而担任什么会长。于右任离开靖国军总司令办事处，在杨虎城的帮助下，于1922年重新建立了靖国军司令部。但由于直军力量强大，靖国军寡不敌众，又缺粮少弹，终于1922年5月最后解体。
陕西靖国军虽然最终失败了，但作为北方唯一响应孙中山所领导的护法之一的军事组织，靖国军历时4年，以一隅之地，抗北洋军阀八省之众，苦战经年，独撑危局，这对于从未统率过军队的文人来说，不能不说是一桩奇迹。于右任在指挥征战之余，还努力撙节军费，兴办学校，造就人才，兴修水利，造福桑梓，赢得渭北人民对他的感念。
◇做了监察院长
上海大学的前身是私立东南高等师范专科学校，创办人为了敛财，打着“提倡新文化”的幌子，罗列了几个名人竖起校牌，然后就招生授课了。但由于设备简陋，教师不称职，遭到学生的强烈反对，学生驱逐了不称职的校长，商议聘请一位德高望重学者或名人担任校长。
于右任因在“双十节”发表的一篇救国必先从教育着手的文章，成为该校学生延请的对象。学生代表通过在《民国日报》工作的邵力子找到于右任，陈述东南有办一个最高革命学府的必要，以及现在若不出来挽救，全校160名学生将面临失学。于右任接受邀请，决定同邵力子一起挑起这副担子，并建议将校名改为“上海大学”。
1922年10月23日，上海大学正式成立。就这样，于右任在卸下靖国军总司令职位不到5个月，又当上了新创办的上海大学校长。
上任伊始，于右任就确定办学宗旨：培养建国人才，促进文化事业。学校草创，百端待举，于右任决定与共产党联手，把上海大学办成东南地区最高学府，革命人才的摇篮。1923年春，中共领导人李大钊来到上海，于右任立即面晤恳谈办学事宜。李大钊从革命实际出发，指出上海大学应当培养革命急需的人才，主张创设社会学系，并推荐共产党员邓中夏出任校总务长，瞿秋白担任社会学系主任。接下来，许多优秀共产党员进校任职任教。上海大学顿时面貌一新。学校原来只有文学、美术两科和一个普通班，至此开设了中国语言文学系、英国语言文学系、美术科和中学部，首创了独一无二的社会学系。不到两年时间，上海大学就崭露头角，社会上广泛流传着“文有上大，武有黄埔”的说法，把上海大学与黄埔军校并提，可见这座“东方红色大学”在世人心目中的地位。
1924年1月20日至30日，中国国民党在广州举行了有共产党人参加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于右任出席了大会，并当选为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大会结束后，于右任被派往上海，担任执行部的工人农民部长。孙中山逝世后，于右任担任国民党北京执行部委员，拒绝了西山会议派和段祺瑞的邀请，坚定不移地奉行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1925年，国民政府在广州成立，于右任任国民政府委员。
1926年，北方政局又发生变化，国民军在河北、山东相继失利，冯玉祥部退向察哈尔。为缓和直奉军的攻势，冯玉祥宣告下野，后只身去了莫斯科。李大钊见形势对国民革命不利，便请于右任前去莫斯科，敦促冯玉祥回国，完成国民革命的任务。
于右任当时是奉军重点通缉的同国民军有关系的两大要员之一（另一人为徐谦），又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为了完成李大钊交给的任务，他费尽周折才逃出北京来到天津，又搭乘一艘苏联轮船经日本赴海参崴再至莫斯科。
在莫斯科，于右任与冯玉祥会谈之后，冯玉祥接受李大钊提出的进军西北、解围西安、出兵潼关、策应北伐的意见。当时西安已被投靠直奉的“镇嵩军”围困近8个月，冯玉祥和于右任回国后，即成立了国民联军，冯玉祥任总司令，于右任代表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监誓、授旗，任副总司令。随后，国民联军经宁夏、固原、平凉等地进入陕西，与“镇嵩军”展开激战。11月下旬西安之围被解，于右任以国民联军驻陕总司令的名义进驻西安，代行全省政务。
但是不久，于右任和冯玉祥有了芥蒂。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由于当时汪精卫真实面目尚未暴露，仍与共产党合作，而于右任在陕西处境困难，于是出走武汉。但在之后的一个月里，发生了宁汉合流、分共清党，作为孙中山的忠实信徒，于右任对此大惑不解。在诸事不顺的情况下，于右任前往苏州、常熟游玩去了。
宁汉合流以后，1928年3月，国民党三大召开之前，内定于右任为主席团成员，但于右任提出的“中委”备选名单，却被陈果夫等人全盘否定，于右任对此十分愤怒，遂考虑自己的去留问题，并在大会结束前离开南京去了上海。同年，于右任被任命为国民政府审计院院长，主管财务审核。
1931年2月2日，于右任出任国民政府监察院院长。于右任能担任此职，除了他是国民党的元老，并被认为适于做监察工作外，还因为蒋介石的倚重。蒋、于原本没什么渊源，只因于右任与蒋介石在辛亥革命时的顶头上司陈英士交谊颇深，而得到蒋介石的尊重。此外，1930年蒋冯阎大战时，于右任的旧部杨虎城率部入陕，截断了冯玉祥的后路，加速了冯军的瓦解，助蒋氏取得大战的胜利。加上当时各院院长多为南方籍，于右任为西北人士，且未自立派系，不会成为蒋氏的反对派，所以蒋氏十分乐于支持于右任出任监察院长。
于右任任监察院长后，主要精力用于遴选监察委员、划分各个监察区、制定监察制度，以及清理监察积案等工作。
国民政府组织法中所定的监察院的职权，仅列举弹劾、审计两项，并无细则，究竟怎样行使这个职权？经过多次讨论，于右任于3月1日拟定大纲：一、划分监察区，分派监察使进行视察；二、派员分赴各公署及其他公立机关调查案卷册籍；三、公布人民控诉手续细则以及审计工作等。
在遴选监察委员这一工作上，于右任的原则是：用人唯才。故此，他所挑选的很多监察委员都与他渊源不深。在网罗学识、品德、才能俱佳的人才的同时，还要顾及在各个地区的分布。
4月16日，监察院弹劾了四川綦江县县长吴国义违法滥刑、江苏灌云县县长胡剑锋违法吞款贪赃，并将他们交行政院撤职查办。
俗话说新官上任三把火，于右任这第一把火就弹劾了两名鱼肉人民的县长，此举引起各界哗然，舆论界对其有褒有贬毁誉参半。有说于右任此举对于今后吏治之整饬关系甚大；有说监察院不打老虎，养虎遗患，后害无穷。于右任发表谈话说：“一个蚊虫，一个苍蝇，一个老虎，只要它有害于人，监察院都给它以平等待遇，并不是专打掉小的而忘了大的，也不是专管大的而不管小的。”于右任此话为内心真实所想，但纵观其33年之久的“监察院长”生涯，虽然确实打过几次老虎，但每次都是碰壁后无功而返。1933年于右任弹劾铁道部长顾梦余在向外国采购铁道器材时丧失主权贪污舞弊的行为，就因遭到时任行政院院长汪精卫的反对，一气之下拂袖而去，回到陕西家乡。监察院全体委员为表示与于右任同进退，宣布集体辞职。然而即便如此，顾梦余仍没有受到惩戒，于右任无奈发出了“为民鸣不平之难矣”的感叹。
此后，于右任着手建立监察使制度，将全国划分为6个监察区，每一区派一监察使巡回视察，他们拥有三种权力：一、到官署及公立机关的调查权；二、对违法官员通知其上级紧急处置权；三、接受人民检举官员违法失职的报告权。于右任极其钦慕我国古代所谓“绣衣持斧之使者就道”的古风，想把监察使也变成既能了解各地情况，又能行使弹劾权的“钦差大臣”。可是在蒋介石独断专行的局面下，于右任的这一套监察制度，注定只能是空想。
1936年，国民党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向人民许愿，说很快就要实行“宪政”。于右任对国民党的这种恩赐“宪政”颇不以为然，他在中央党部的大会上说：“想教国民进入宪政，当然要政府先入宪政，想教政府入宪政，当然党人先入宪政。”
1937年初，国民党召开五届三中全会之前，中共向国民党提出了“停止武装推翻国民政府；改变工农政府和红军名称；在根据地实行普选；停止没收地主土地”的“四项保证”，以便尽快促成国共两党合作，共同抗日。
但是对于这一消息，国民党严密封锁，许多国民党上层人士也未可知。杨虎城让于右任去苏联时的翻译马文彦，通过于右任把这份“声明”在南京传播出去。马文彦到南京后，把这份“声明”交给了于右任，于右任看后连连称好，他在这份“声明”的背后刷了些糨糊，贴在地上粘上土屑，然后揭起晾干，再请一些国民党元老到于公馆来看，说这是一个陕西商人路过某地揭下来送给他的，元老们看后都称好。翌日适逢国民党中央党部循例举行总理纪念周活动的日子，以反共著称的西山会议派代表张继自告奋勇地在大会上宣读了这份声明。就这样，共产党的这个声明在南京快速传播开了。
◇被挟逃往台湾
抗日战争时期，于右任兼任国防最高委员会常务委员，极力赞成团结各界人士共同抗日。在1945年5月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于右任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和常务委员，抗战胜利后，随国民政府迁回南京。
解放战争时期，于右任继续担任国民政府监察院院长。1948年3月，蒋介石召开了第一届国民大会，选举总统和副总统。由于国民党内无人敢与蒋介石竞争总统之位，总统人选自然非蒋介石莫属。而参加副总统竞选的候选人竟有6位之多，于右任便是其中之一。
于右任参加竞选原因很简单，他认为副总统这一席位应该给北方人。可是6位候选人中，除了于右任外，其他5人都有强大的实力奥援。不是有蒋介石的支持，就是由地方实力作后盾，只有于右任光杆司令一人。有位记者坦率地问他：您有什么做后盾？于右任诙谐作答：我有“条子”！这句话让记者大吃一惊，于院长恒无私产，哪儿来的金条？原来，于右任连夜赶写了千幅“为万世开太平”的条幅，要赠与支持他竞选的人。
选举结果是于右任居第4位，虽然落选，但于右任仍驱车到支持他的各代表处致谢，第二天仍精神饱满地赶到会场，赢得全场欢迎，与会者一致赞扬他有雅量有风度，不像有些人，落选后就灰心丧气再也不露面了。
1949年初，国民党政权已经摇摇欲坠，于右任于3月26日提出辞去监察院长职务，但由于他没能摆脱所谓“正统”观念的束缚，在关键时刻没能跨出决定性的一步，最后在众人的挽留下继续担任监察院长一职。
4月，国共和谈在北平正式举行。代总统李宗仁原拟派于右任作为特使去北平，于右任欣然受命，并做好了动身的准备。但正在北平参加和谈的国民党首席代表张治中认为，于右任暂时留在南京比较好，可以促使南京政府批准和谈协定，待南京政府批准和谈协定后，再由于右任到北平主持签字。李宗仁接受了张治中等的建议，于右任因此未能成行。
周恩来得知这一情况后，对于右任的处境十分担忧。当国民党和谈代表携带《国内和平协定》草案返回南京时，周恩来特别交代代表团顾问屈武说：“如果南京政府拒绝批准这个《国内和平协定》，我们渡江占领南京时，希望于先生在南京不要动，到时候我们会派飞机接他来北平，将来同张澜、李济深和沈钧儒先生一道，组织新政协，我们一同合作。”并请屈武到南京后立即将这个消息转告于右任。
屈武到南京后，立刻向于右任转达了周恩来的意见，但这时于右任已身不由己。4月20日，南京政府拒绝接受《国内和平协定》，4月21日，人民解放军渡过长江。第二天，一位国民党军官匆匆来到于公馆，要于右任立刻离开南京。于右任说：“现在我身体不好，等一等再说好了。”那名军官却坚持说：“情况紧急，必须马上离开南京！”并不由分说，强行将于右任架上了停在门口的汽车，然后立刻驶向机场。
飞机到上海后，按照蒋介石的命令，于右任被带到上海闵行的一间不起眼的平房里。于右任见此处偏僻，怕被蒋介石派特务暗杀，坚决不住。虽然这房子是早已安排好了的，但看到于右任要走的态度如此坚定，“随行人员”不敢违抗，只好让于右任住进次子仲岑的家里。
没过多久，解放军已兵临上海城下。早在这之前，国民党各机关已由南京迁往广州。此时，还停留在上海市内想看看风头的国民党要员们个个惊恐万状，纷纷南逃。于右任不想跟随他们前往广州，但被逼之下，只好携带次子仲岑、儿媳周宝珠及两个孙子一道南下广州。
7月16日，国民党中常会正式决定成立挽救残局的最高决策机关中央非常委员会，蒋介石、李宗仁分别任正副主席，于右任为九委员之一。广州解放前于右任撤往香港，11月26日奉召到重庆。此前，于右任得知发妻高仲林与长女于芝秀已到重庆，此次希冀能与妻女会面。但由于交通不畅，其妻女在山城等候数日，已经去了成都。
在重庆，于右任一直设法与妻子取得联系，想让她们返回重庆，但都没有成功。11月29日被迫飞往台北。从此再也没有机会返回大陆。
◇一个字的批文
到台湾后，于右任又当了15年的“监察院院长”。而此时作为国民党政权点缀品的“监察院”，虽说是“中央”一级的机关，实际还不如台湾省的下属办事机构，连个办公的固定地址都没有。刚开始，“监察院”借台北车站前的七洋大楼几间屋办公，开会时要另借济南路的小礼堂。而“院长”办公室则在中山北路某楼的一斗室内，有时还要借台湾省议会余屋一用，“监察院”七零八落，让于右任触景生悲。
1950年，蒋介石急于要复职，而李宗仁则在美国“遥领国事”，“监察院”按照蒋介石的旨意，对李宗仁提出弹劾，不久，蒋介石恢复“总统”职位。
1951年2月，于右任患脑部微血管阻塞，有中风状，卧床40天后，行动甚感吃力，加上年事已高，身体大不如前。他曾提出辞职，但未被批准。所以，他在1953年“监察院”年度总检讨会上他说过这样几句话：“年来我也多病，大声讲话头部便会作痛，老天爷留我是罚我，作苦工的日子尚未完满。”从他的这些话中，可以看出他做“监察院长”的心绪。
于右任在台湾15年的“监察院院长”职位上，只有1957年弹劾俞鸿钧一事值得一提。
1954年6月，俞鸿钧继陈诚之后担任“行政院院长”。蒋介石之所以让俞鸿钧担任此职，是因为他曾在1949年将价值数亿美元的黄金白银从上海运到台湾，因此受到蒋介石的器重。俞鸿钧上台后，蓄意为少数上层牟利，提出所谓“杜绝浪费，调整待遇”的提案，为少数上层大幅度提薪，而置广大公教人员的生活于不顾。1957年台湾当局公布了公教人员与少数上层的薪水，其中公教人员每月人均收入616元，公营事业机关每月人均收入1174元，经安会职员每月人均收入3333元，美援会职员每月人均收入3547元，至于高级官吏，更是穷奢极侈，以俞鸿钧为例，他当了“行政院院长”，还占着“中央银行”总裁公馆，公馆里的一应开支（饭菜、木炭、煤气、水电等)，均由“中央银行”支付。当时“中央银行”已经没有什么业务，而俞鸿钧还雇用着司机、工友多至120人，仅房屋的租赁费每年就要花费起码36万元。不仅如此，俞鸿钧还喜欢搞裙带关系，用人唯亲，他派其弟余鸿润为“中央印刷厂”协理，委派其婿缪启威、李福泰担任“中央银行”要职及派往国外等。
“监察委员”了解这些事实的真相后，向俞鸿钧提出了质问，约请俞鸿钧到“监察院”回答质询，俞鸿钧置之不理。于是，“监察院”改期又约俞鸿钧，仍被拒绝；接着“监察院”再次推迟限期约俞鸿钧，俞鸿钧仍不予理睬。在这种情况下，“监察院”只好派人到“中央银行”和“行政院”查账，结果被拒之门外。
对此，于右任相当恼火，于1957年12月10日亲自到“监察院”主持关于对俞鸿钧的“弹劾会议”，会上群情激愤，“监察委员”们认为俞鸿钧欺人太甚，一致通过了对俞鸿钧的弹劾，会后随即将弹劾内容向新闻界公布。一时间舆论沸沸扬扬，对俞鸿钧的指责此起彼伏，俞鸿钧狼狈不堪。
这时，陶希圣出面为俞鸿钧说话，他以“宪法专家”权威的身份，在国民党《中央日报》发表谈话指责“监察院”，认为“总统”有权，“内阁”有责，“行政院”并不对“监察院”负责，也就不应到“监察院”去答复质询。
接着，蒋介石以中国国民党总裁的身份，于1958年1月16日在台北中山堂召集中央委员、评议委员和国民党党籍的“监察委员”近200人开会。在这个会议上，蒋介石当众痛斥于右任和“监察委员”，他说：“俞院长是卓有功绩的，当年若非他将‘中央银行’库存的黄金运来台湾，使我们可以养兵整训，又何来今日基础？”蒋介石还指责于右任制造弹劾案，声称“院与院之间发生争执时，可由‘总统’召集有关“院长”会商解决之。”而于右任此种做法“使得中外舆论大哗，处理上实在不对。至于弹劾中所列各点，许多事不能责备俞院长个人，至于列席备询的问题，“监察委员”执行调查询问职权，对于被调查的人，往往视同罪犯，俞院长是行政首长，如何可受这样情形的调查？”
蒋介石如此维护俞鸿钧，使坐在旁边的俞鸿钧喜形于色，蒋介石说一句，他点一下头，而坐在主席台上的于右任，眼睛只看着台下的“监察委员”们，大家面面相觑，无可奈何。原来赋予“监察院”的七权：同意、纠举、弹劾、审计、调查、纠正、质询等，其中审计、调查、质询三权已被“行政院”所阻，弹劾权也被《中央日报》所扼，其余三权，又被“总统”的讲话所否决，“监察院”完全无事可做了。
这次事件对于右任打击非常大，之后他心灰意冷，再也不问政事，每天去“监察院”只是例行公事地批阅文件，所有文件到他手里，都只得一个字的批示，如“是”、“行”、“商”、“阅”、“可”、“缓”、“酌”、“准”、“存”、“发”，极少用两个字以上的批文，签名用“右任”二字，加起来共三字。于右任留在世上的最后一个字，是在“荣民总医院”的病榻上写的。当时，“监察院”要对黄亮、王昌华两位法官的任命表示“同意”，于右任颤颤巍巍地在公文上批了一个“行”字。
蒋介石想要的“监察院”，既要为自己打击异己，又不能冲撞自己的亲信，任谁敢越雷池—步，都被其视为大逆不道。因此，于右任在“监察院院长”一职上一坐就是30多年，虽然他颇具才德，却对于整顿吏治之事无能为力，还被逼得说了许多违心的话。
◇晚年生活拮据
虽然政治上不得意，但于右任的晚年生活还是颇为丰富的，除了作诗自娱，三月三、五月五、九月九参加诗会外，于右任有时还应友人之邀，为某些出版物题词作序，还经常为老友写墓志、墓表，有时一年要有两三起。于右任中年时期曾花大量时间研究北魏墓志、墓表，加上他早年的报人生涯，不管死者的一生多么复杂，他都能做出言简意赅的文字来，并且往往一挥而就，只是感情上承受不住。每见一个老友去世，回忆起昔日亲密聚首，不胜伤感之至。所以写一次，便伤心一次，这些墓志铭字字都是他的血和泪。
其余时间，于右任主要用在了读书和看望朋友上。后来由于腿有寒症，于右任很少到朋友家去，多是朋友上门看望。也有几位老友是经常走动的，莫德惠老人便是其中的一位。
莫德惠在台湾也有诸多不顺。比如他虽贵为“考试院院长”，但在1960年的国民大会上竟连主席团成员都不是，后来一位东北籍的郭先生看不下去，自动请辞主席团，将自己的位置让给了莫德惠。类似的处境和同病相怜使得两位老人成了莫逆之交，每年夏天都相约至北投风景区的一座小洋房里盘桓几周，谈诗写字，说古论今。
于右任和年轻的小辈们也多有来往，1958年是于右任的80寿诞，著名画家张大千自巴西寄来巨幅古柏为于右任贺寿，画上所题的诗是：“叱咤风雷数十春，而今只署太平人；参天黛色吾能说，碗底蟠虬自写真。”张大千不愧是于右任的老朋友，此诗恰到好处地道出了于右任的为人与书法艺术的风格。
就在于右任生日前，几位青年记者凑份子叫了一桌菜，邀请于右任赴宴，席间大家天南海北，海阔天空，无所不谈，后来竟谈到于右任的胡子。
于右任美髯飘拂，条条清晰，根根可数，最长的部分有一尺六寸八分，白如银丝，状若神仙中人，于右任的胡子便成了他的个人标记。如此美髯虽是自然天成，但也靠平时的爱惜和保护。于右任每日至少要用开水烫洗一次胡子，然后用指尖轻轻梳理。于是几位青年朋友趁着酒兴问他：您晚上睡觉，胡子是放在被子里，还是放在被子外？于右任回答：顺乎自然。聊得高兴，于右任还给青年朋友讲起了胡子的笑话，惹得满堂开怀大笑。之后，几位青年朋友端出寿桃寿面，于右任这才恍然大悟，原来这宴会是给自己预祝80华诞的。
由于华诞当日，于右任家中必定是贺客盈门，每人只能寒暄数语，所以他们提前为于右任祝寿，这样便能在一起欢聚数小时。对于这些青年朋友的良苦用心，于右任颇为感动，他连连拱手，深表谢意。
于右任在台湾的官邸，坐落在台北市和平东路青田街，是战前日本人建造的一座住宅，以木质结构为主。他的院落不大，院落中的花木也不大修剪，一条水泥小径因年久失修，一遇雨季（台湾多雨）就长满青苔，穿皮鞋走小径常会滑倒。他的长子于望德和他的老副官宋子才都在这里跌过跤，于右任因常年穿布鞋，加上他的随从人员怕他跌倒，特地为他的手杖做了一个胶皮套子，所以于右任从来没有滑倒过。
于右任的官邸从不设门卫，所以也不用通报，可以直来直往，就和普通百姓的住宅一样，毫无大官公馆的排场，这在台湾官场中实属罕见。于右任的书房名叫“老学斋”，意即“活到老，学到老”，书房颇大，兼作会客室。由于于右任十分好客，往往来宾云集，座无虚席，不得已，只好前客让后客。他总是坐在书桌旁的圆椅上，晚年行动不便，所以来者点头，去者挥手，不再起立迎送，一派长者风度，令人肃然起敬。
由于来访的客人太多，开支也大，每月下旬，于右任便闹起了“饥荒”。于右任堂堂“院长”，自然不愿意向别人开口借钱，于是这筹钱的差事就落在于右任的老副官宋子才身上。宋子才从大陆起就跟随着于右任，对于右任的为人十分了解，他曾劝过于右任，也在经济上卡过于右任，但都不生效果。到紧要关头只得把自己的一点积蓄贴上，但杯水车薪，无济于事，最后只好到处借债度日。
有一年，张大千由国外回到台湾（他一直在巴西、美国居住，1977年始回台湾定居），得知于右任的经济很困难，便主动要接济他一笔钱，张大千坦率地说，自己最近在国外举办了画展，卖画的收入不菲（他的一幅泼墨通景大荷花被《读者文摘》社的创办人华莱士夫人以14万美元购藏，创当时国画售价的最高纪录），送给他的一点儿只能算小意思，不成敬意。于右任见老友如此真挚，也不好再拒绝，只好收下，然后用这笔钱偿还了宋子才平日所垫付的款项。
可是于右任的经济状况并没有因此转好，反而愈演愈烈，几乎到了生病无钱住院的程度。1962年4月18日，于右任喉咙发炎，住进“荣民医院”作检查，可第二天他就嚷着要出院，在他的日记里记载了他非要出院的原因：今日早起，疾已轻，有归去之意，开支甚大，如何能继？然而出院后，于右任便懊悔不该急着回家，5月3日的日记写道：自医院归，又病，不能兴。食道最难防。27日写道：我的钱已用干，可以指天作誓的。人疑我有钱，是旁人害我。
有一次于右任急需用钱，就向宋子才借，而宋子才一时拿不出，就向别人借了一只金手镯，到典当铺里押了1000元，每月利息100，这事不知怎么被一家杂志的记者打听到了，作为花边新闻登了出来。
然而再穷，于右任也不怕，但穷而受气，是这位耿介老人无法忍受的。
台湾《中外杂志》上曾刊登过一篇文章，是与晚年的于右任接触较多的一位新闻记者所写，这篇文章道出了于右任晚年处境的悲惨：在他86岁那一年，在“监察院”内，有两件事，使他十分难过，第一件事是“监察院”内，常有外宾到访，于右老喜欢买点水果招待客人，于是有人建议，买一个小冰箱用以储藏水果，冰箱买来后，被某“监察委员”知道了，到办公室来质问，右老气得浑身发抖，当天他就把那个冰箱送到医务室去，不再使用。
第二件事是在右老逝世的前3年，他的老友，同盟会会员邱于寄病逝，右老写信给“总统”拨了一笔恤金，办完丧事后，还剩下2万元。于是，右老托人放些利息，当时每月可得息金500元，用以做邱于寄外孙女高鉴芝的生活费。但后来这笔钱倒账了，经手人林某只赔出5000元，所差的15000元由右老赔出。那是当他入院的前一天，把高鉴芝找到“监察院”，两人共进午餐后，当面把15000元交给高鉴芝。这件事被另一“委员”知道，曾到医院去质问于右老从哪里来的这笔钱？后经说明是1963年“中央”贷给所有“中央”民意代表的一笔钱。右老生前，人们只看见他生活完好的一面，却很少有人知道他的痛苦。甚至在他病中，还有一个“监察委员”半强迫式地向他求字。
这些“监察委员”，竟敢责问“院长”，甚至到医院去质问躺在病榻上的老人，足见其气焰之嚣张，根本不把顶头上司“院长”放在眼里。不难想到，他们是蒋介石安插在“监察院”的耳目。
蒋介石有时也感到自己做得太过分，便亲自出面调整一下关系。1964年的春节期间，蒋介石去看望于右任，当他看到其书房里生着一盆炭火，就说炭气可能损害老人的健康，要替他换两个大电炉。于右任因为电费昂贵拒绝了蒋介石的好意，而蒋介石慷慨地说，以后电费就从“总统府”开支好了。当天，两个大电炉便送到了于公馆，可于右任一直没有使用它，仍旧生一盆炭火，在火盆上煮一壶茶，一卷在手，悠然自得。
◇葬于高山之上
于右任晚年，很想长寿，盼望能活到100岁，因为他想在有生之年回到大陆，见见亲朋故旧，更想再见见到他的老伴高仲林。
于右任的发妻高仲林及长女于芝秀都留在原籍，没能随之赴台。幼子于中令及其母沈建华留居上海，大儿子儿媳在南美洲，一家人分居大陆、台湾、南美数处，音讯阻隔，令于右任十分痛苦。
1958年，在于右任与高仲林结婚60周年即将到来的金婚前夕，他从保险箱中取出高仲林早年为他亲手缝制的布鞋布袜，抚视良久，写下了《忆内子高仲林》一诗：两戒河山一支箫，凄风吹断咸阳桥。白头夫妇白头泪，留待金婚第一宵。
高仲林比于右任小两岁，1898年与于右任结婚后，仅生了一个女儿于芝秀。于右任1904年从开封逃往上海后，于夫人在三原侍奉老人，抚养女儿，挑起家庭重担。靖国军后期，于夫人周旋于已接受直系改编的部属将领之间，于夫人为掩护于右任出过大力。她除一度随于右任在上海、南京居住过一段时期外，大部分时间都是在陕西度过的。虽然聚少离多，但于右任早年所穿青鞋、白袜、衫褂、衣裤，都是于夫人一针一线缝做的。于右任被迫去台湾后，将于夫人为他缝制的布袜鞋子携带身边，以为纪念。
1956年，于右任通过香港友人吴季玉与大陆的亲人取得了联系，汇去台币600元给于夫人和女儿于芝秀。于右任在信中倾吐了对大陆亲人朝思暮想、心牵故国之情。此后，吴季玉每年到台为于老祝寿，为他在海峡两岸传递家书。
1961年3月中旬，章士钊先生由香港回到北京，给周总理写了一封信，信中说：胡子（朋友们对于右任的尊称）最近给香港吴季玉先生来信说：“今年是我老伴的80寿辰，可惜我不在大陆，今年她的生日一定会很冷落，不会有人理睬她的。想到这点我十分伤心！”章士钊在信中最后说：“胡子的这种心情，请总理予以注意。”
不久，总理办公室罗青长打电话给屈武，让他以女婿的名义去西安为于夫人做80大寿。当时于夫人的寿辰已过了一个星期，但陕西风俗，如果亲人在外不能及时赶回，可以补寿。于是，屈武带了儿子屈北大夫妇，以及于右任的外甥周伯敏赶往西安，为于夫人祝寿。
出席宴会的有于右任的老友茹欲立、孙蔚如，以及当地统战部门的负责人和于右任的亲朋故旧20余人。于夫人兴高采烈，形于辞色。事后，屈武把给于夫人祝寿的照片托人带给于右任。于右任看到后非常激动。
然而，吴季玉为于右任传递家书的事被台湾国民党特务所侦知，1963年9月，特务趁吴季玉又一次去台，于14日将其暗杀，凶手逃往香港。于右任闻此噩耗，不胜哀痛，他亲往极乐殡仪馆吊唁吴先生，因哀伤过度病倒在床。在他卧病期间，蒋介石曾假惺惺地派蒋经国前往慰问，并向于先生保证一定将凶手遣返台湾法办，但结果不了了之。
1962年元旦，于右任在“监察院”参加了“开国纪念会”以后，回首半个世纪以前的往事，不禁黯然神伤，加上身患疾病，心绪不宁，自知在世之日不会太久，因而在日记中写下了对身后事的意见：
1月12日：我百年后，愿葬于玉山或阿里山树木多的高处，可以时时望大陆。我之故乡，是中国大陆。22日：葬我在台北近处高山之上亦可，但是山要最高者。又两天后，一夜未眠的于右任在天微微亮时，写下了《望大陆》这首使人怆然涕下的悲歌：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
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乡；
故乡不可见兮，永不能忘！
天苍苍，野茫茫；
山之上，国有殇！
老人写了这首摧肝裂肺的哀歌之后，在人世间活了两年零九个月又十七天。1964年7月2日上午11时，老人支撑着病体，应台湾大专学校本届毕业侨生之约，会见了12名侨生代表，同这些青年人谈了“立志”的问题。不久便生病住院。入院前，他因医药费无着落，将病情拖了3个星期。
在医院的3个月里，于右任曾试图写份遗嘱，据他身边的人说他写过好几次，但写了又撕，撕了再写，最终没能留下遗嘱。
1964年11月10日8时，于右任与世长辞，终年86岁。
当天中午，“监察院”“副院长”李嗣璁及数名“监察委员”为了寻找于右任的遗嘱，打开了他的自用保险箱。不料展示在人们眼前的，既没有钱财珍宝，也没有股票证券，只有日记和书札，以及为其三公子于中令上半年出国留学筹集旅费所出具的借款单的底稿，还有平日挪借副官宋子才数万元的账单，再有就是于夫人高仲林为其缝制的布鞋袜。在场的人目睹了这些遗物，无不凄然泪下。
于右任逝世后，蒋介石命张群、严家淦、李嗣璁、谷凤翔、王宗山等5人组成治丧委员会。于11月17日上午在台北市殡仪馆举行公祭。当天收到的挽联挽幛约4000余件，花圈300余只，花篮1500余个，唁电150余封，各界人士前往吊唁和瞻仰遗容的约3万余人。蒋介石除致祭外，还送了“耆德元勋”挽匾一方。
由于于右任的“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被发表在报刊之上，民间对其卜葬之地极为关切。有一位姓江的女士愿将其夫遗留的阳明山右侧高山捐献出来，五股乡的村民亦愿捐出观音山硬汉岭山坡地十余坪，供于右任卜葬。经过复勘，最后选定淡水镇光明里海拔700余米的八拉卡为墓地（所谓“八拉卡”，因从山脚步行至该处须登160余步，闽南话“百六脚”读若“八拉卡”）。于是，一代国民党元老、元老记者、爱国诗人、当代草圣，由于人为的阻隔，生不能骨肉团聚，死不能安息故土，只能长眠于斯，隔海相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