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高位显晚境清贫
张厉生留法归来，先入CC系，后转投陈诚集团，是陈诚手下得力干将，赴台后仍官运亨通，与陈诚配合默契，政绩突出，后出使日本。由于历史潮流不可阻挡，蒋介石把大陆与日本建交归咎于张厉生“工作不力”。从此赋闲在家，晚境清贫，靠亲友资助度日。
姓名字号：张厉生 字少武 原名维新
籍 贯：河北乐亭
生卒年月：1901年6月17日—1971年4月20日 卒年70岁
毕业院校：法国巴黎大学
最高职务：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国民政府内政部部长
生辰八字：辛丑 甲午 丙寅 癸巳
属 相：牛
命 相：和顺圆满，智仁勇三德俱全之首领运格。
有坚定的意志，能突破难关。
建立声誉和伟大事业，统率众人。
有领导之德望，荣华之祥运也。
1909年——入私塾读书。
1915年——考入乐亭县立高等小学。
1916年——考入张伯苓创办的天津南开学校。
1920年——在亲友的资助下赴法国留学，先入迪埃朴学院和默伦学院补习法文和投考大学的课程。
1922年——考入巴黎大学。
1924年——任国民革命军政治部主任。
1928年——任南京卫戌司令部秘书。
1929年——任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中国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秘书。
1931年——任“豫颚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党政委员会党务处处长。同年，任河北省政府委员。
1936年——任中国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
1937年——任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秘书长、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
1938年——任国民政府政治部副部长。
1942年——任国民政府行政院秘书长。
1944年——任国民政府内政部部长。
1947年——任国民政府行政院政务委员。
1948年——任内政部部长、行政院政务委员。同年，任行政院（第一任）副院长。
1949年——任“台湾省地方自治研究会”主任委员。
1950年——任“行政院”（第二任）副院长。
1957年——任中国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秘书长。
1959年——任驻“日本大使馆大使”。
1971年——于台北逝世，享年70岁。
◇寒门才子入主中枢
坐落于渤海之滨的河北省乐亭县，北望长城，物产丰富，地理条件优越。这里便是张厉生和李大钊的故乡。张厉生自幼家贫，“只有正房间半，厢房三间，别无恒产”。张家世代务农，为了全家人的生计，父亲张绳武曾弃农经商闯关东，亲眼目睹了日本侵略者在中国土地上的暴行，极为愤慨，由于言行激愤招致日本人的嫉恨，曾一度被抓入狱，吃尽苦头。张厉生小时候常听父亲说起日本人的暴行，在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张厉生8岁时入私塾，在父亲的严厉督责下，养成了勤奋学习、一丝不苟的习惯。14岁时，张厉生考入乐亭县立高等小学，不幸的是，此时父病病逝，年轻的寡母领着张厉生兄妹艰难度日，无力供张厉生继续上学读书。但由于张厉生成绩优异，深受该校校长、经学家刘锡三的嘉许。因此，亲戚们慷慨解囊，资助张厉生继续入学深造。
1916年，张厉生以优异成绩考入张伯苓创办的天津南开学校。南开学校的办学宗旨是“革除旧习，培植青年，拯救国家”，该校严谨的教风对张厉生影响很大。在南开期间，张厉生和周恩来是同学，但由于两人志向不同，政见不合，因此后来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
也是在南开读书期间，张厉生经人介绍结识了知名学者、资产阶级革命家吴稚晖。当时吴在唐山路矿学校执教，张厉生常登门拜访，向吴稚晖请教问题，深受吴稚晖影响。吴稚晖竭力倡导青年学生留法勤工俭学，并创办了华法教育会。受其影响，张厉生未等在南开学校毕业，就到北京朝阳学院法律专修科预备班学习欧洲史和法语。
1920年，张厉生在亲友的资助下，远赴法国留学，先入迪埃朴学院和默伦学院补习法文和投考大学的课程。1922年秋考入巴黎大学，专攻社会学，兼修社会经济、政治经济等课程。其间经李石曾等人介绍，在巴黎加入中国国民党。
当时正是国共第一次合作时期，周恩来、李富春等旅欧的80余名中共党员与社会主义青年团员均以个人身份参加旅欧国民党组织。1924年，张厉生和周恩来当选中国国民党驻法总支部执行委员，李富春等人当选为监察委员。由于张厉生极端仇视共产主义运动，经常纠集一些国民党右派分子，在革命主张、宣传口径以及争取对旅欧学生领导权的问题上，和周恩来、李富春以及国民党左派人物发生激烈争执，最终导致总支部的分裂。由于张厉生大肆宣传反共理论，破坏国共合作，因而被开除国民党党籍，这导致了他回国后不能马上参加国民革命，一时间也就销声匿迹了。
1925年夏，张厉生学成归国，在上海大学任主任教授。在此期间他结识了陈果夫，因思想观点一致，受到陈果夫的赏识。这为张厉生后来显赫国民党政坛提供了很大帮助。北伐战争开始后，张厉生于当年底前往武汉。但武汉国民党左派实力强盛，张厉生得不到赏识，十分苦闷，只好韬光养晦等待机会。
1927年初，张厉生参加国民革命军，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十军政治部秘书，随军参战。不久他又应杭州市长邵元冲之邀，前往杭州任市政府主任秘书。在蒋介石提出“整理党务案”后，张厉生又被派往华北负责整理党务工作，并参与国民党华北事务，成为国民党要员。
1927年夏，蒋介石在沪宁等地发动反共清党运动，在南京另立国民政府，大力网罗各种反共人才，张厉生凭借在巴黎的反共经历，以及邵元冲、陈果夫、陈诚的推荐，被委任为国民党南京市党部的监察委员。1928年3月，时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警备司令的陈诚，邀张厉生出任其司令秘书，两人志趣相投，从此建立起深厚友谊。不久，张厉生又担任了南京市党部指导委员。
这一时期，张厉生踌躇满志，官运亨通。由于张厉生秉性诚朴，不尚浮华，又为人谦恭，勤奋敬业，深得上级器重，同时博得了南京政府总视察班叔文的赏识。张厉生在南京寄居于班叔文家中，张厉生的品行赢得了班一士小姐的爱情。1930年，张厉生与班一士小姐喜结良缘，由陈立夫做证婚人，二人婚后恩恩爱爱，次年生一子，因其头大，大家戏呼其“大头”，取乳名“小羊”。
1929年3月，国民党举行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张厉生作为大会代表出席了会议。会上蒋介石宣称“过去数年党之一切理论、法令、规章，为共产党之反动思想所搀混”，悍然将中共人士与国民党左派人士开除出党，并排斥国民党内其他派系。
蒋介石的做法与张厉生的一贯思想主张完全一致，因而在大会上对蒋介石的反共言行表示由衷的拥护，并极力宣传。张厉生的“突出”表现，也得到时任中央组织部副部长陈果夫的大力赞赏，会后陈果夫即找张厉生谈话，邀请他出任中央组织部秘书，从此张厉生成为CC系最重要的成员之一。
1931年11月，国民党内的三个派系分别在南京、广州与上海召开“四全大会”。张厉生参加了南京蒋系的大会，并任大会提案审查委员会党务组的成员，会上被选为候补中央委员。次年初，张厉生被派兼任“鄂豫皖三省‘剿匪’司令部”党政委员会的党务处处长，负责军部党务，为蒋介石进攻中央苏区效力。其间张厉生先后主持制定了《自新悔过条例》和《剿匪区内屯田条例》等，以配合军事上对根据地的进攻和对“战果”的巩固，他的优异表现受到蒋介石的赞赏。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军队不断蚕食渗入华北各省，国内各派力量与军阀势力也在华北频繁活动，是时共产党的力量在华北也有所发展，而北方军队各系统均与蒋介石貌合神离，使华北局势变得十分复杂。蒋介石为加强对华北的控制，于1932年10月委任张厉生为委员长行营驻北平军事代表。张厉生既是蒋介石的嫡系干将，又是河北人，“同时受命整理河北、平津及平汉、北宁各铁路党务”，兼任河北省政法委员会和建设厅厅长，驻节北平，一时成为国民党在华北的党政要员，时年32岁便节制一方，可谓锐不可当。
但当时国民党在平津、冀察一带势力极弱，工作开展难度极大。作为蒋介石驻节北平的军事代表，张厉生来往于华北各军阀之间，首先与华北各非蒋嫡系的军事长官联络、周旋，协调关系，纵横捭阖。从而促成孙连仲、商震、宋哲元、秦德纯、庞炳勋、高桂滋等非蒋嫡系的将领签订“军人公约”，一致表示“拥护中央，服从领袖”，承认并拥护蒋介石是全国唯一领袖，这对统一华北军事力量具有重要作用，张厉生本人也为蒋介石剪除异己立下了汗马功劳，增加了他在蒋介石心目中的分量。
无论为蒋介石拉拢非嫡系势力，还是为蒋介石分化瓦解异己势力及反蒋势力，张厉生都做得得心应手。1933年冯玉祥与方振武、吉鸿昌等人组织察哈尔抗日同盟军，蒋介石为破坏及扼杀该同盟军，又派出得力干将张厉生担此重任。张厉生果然不负蒋介石厚望，他一边在其所办的《人民评论》等报刊上组织文章大事挞伐、攻击抗日同盟军，一面暗中拉拢庞炳勋等部进攻张家口，并亲自到前线视察鼓吹。抗日同盟军很快失败，张厉生的破坏起到直接的推动作用。
作为华北党务特派员，张厉生四处活动，极力抓紧加强对北方各级国民党组织的控制。为此组织了华北12个省、市、路（即国民党冀、察、平、津、平绥、北宁六省、市和从东北流亡在北平的辽、吉、黑、热四省党部以及不容于阎锡山的晋、绥两省党部）的双周集会，召集这些党部的主要成员，定期讨论如何发展与巩固组织，对内如何排挤汪清卫、胡汉民。通过这些活动，基本消灭或同化了汪、胡系统在这个地区的国民党小组织，使得华北12省、市、路党部归于蒋介石的麾下，其政绩大受蒋介石的赞扬。
作为CC系的核心大将，张厉生在此期间还积极追随陈果夫、陈立夫，建立与发展秘密组织，开展特务活动。1933年初，在蒋介石的授意下，CC系发起成立了以“青天白日团”为核心的秘密法西斯团体“中国国民党忠实同志会”。张厉生和陈果夫、陈立夫同为发起人之一，二陈任正、副主任干事，张厉生为五大常务干事之一。这个组织的章程核心是拥护蒋介石为国民党唯一领袖，并贯彻执行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坚决反共，加紧镇压民主爱国运动。
该会成立后，二陈即派中央干事分赴各省市秘密组织分会及作为外围的青年组织。张厉生负责华北的组织工作，他指使部下组织青年学生成立“诚社”，以拥蒋反共、破坏民主革命运动为宗旨，在1935年底镇压“一二·九”运动中，该社起到了极大的镇压作用。
与此同时，张厉生还收买了《人民评论》杂志，创办《有诚》杂志，以此为喉舌宣传反共及排斥异己的言论。他还操纵成立了以笼络知识分子为目的的“中国文化建设协会”华北和河北分会，作为蒋介石专制统治的舆论工具。这是张厉生追随二陈从事特务活动的开始，此后在二陈同政学系、复兴社的斗争中，张厉生出谋划策，出力甚多，成为二陈的得力心腹干将。由于二陈长期把握国民党中央特务机关，张厉生也因此升迁迅速，在1935年11月国民党第五次代表大会上，张厉生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不久又受蒋介石任命，接替陈立夫升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
◇经营党务官运亨通
张厉生能以后起之辈，取代二陈把握多年的中组部部长一职，令局外人颇多不解。但蒋介石此举则独具用心，其目的是想利用张厉生牵制二陈，虽然张厉生是二陈的得力手下，但一直只奉蒋介石为唯一领袖，唯命是从，深得蒋介石信任。尤其张厉生在华北三载为蒋介石左冲右突，安定一方，政绩斐然。还因为其在国民党内资历较浅故能对各方谦恭有礼，对党内元老及各方人士颇多交好。而张厉生在北方的三年脱离了国民党党内斗争中心，也因此得到陈诚、戴季陶等人的支持，因而得以从二陈手下取而代之，以其平常出身进入国民党内的权力中枢，实现他政治生涯的一大转折。
1936年2月，张厉生走马上任，主管全国党务。他深知这一要职责任重大，尤其这一任命使他与二陈原本和谐的关系产生诸多嫌隙，而二陈把握中央党务多年，其势力渗透到国民党各级党务部门，因此处处谨慎，墨守成规，不轻易改弦更张，以缓和维持与二陈的关系。在此任职期间，张厉生起草制定了《中华民国国民大会组织大纲》，首次规定国大代表按比例分别由各地区和各行业两条路径产生。
全面抗战爆发后，张厉生兼任国民党军委会政治部秘书长。蒋介石以集中全力指挥作战为借口，裁并中央机构，设立中央大本营。国民党中组部并入大本营六部，陈立夫、张厉生分别任正、副部长。但不久，蒋介石撤销大本营恢复军事委员会建制，六部划归军委政治部，陈诚任部长，张厉生应陈诚之邀仍任政治部秘书长。对此安排，二陈极为不满，认为张厉生以中央组织部部长的身份充当陈诚的幕僚，实在有失体统。但张厉生毫不在意，欣然赴任，从此脱离了CC系。
半年后，由陈诚提议，张厉生升任政治部副部长。国民政府迁至重庆后，正是中共宣言拥护国民政府的时候，政治部另一部长由周恩来担任。于是，张厉生与他的同学周恩来再度走到一起，此间，张厉生与共产党人周恩来、郭沫若等均能较好地合作共事。1940年，陈诚调职，张厉生也随之离开了政治部。
之后，张厉生出任了由蒋介石主持的国防最高委员会“党政工作考核委员会”秘书长，该会是蒋介石为了提高行政效率，支持长期抗战，改革政治风气而设置的，倡导设计、执行、考核的行政三联制。而张厉生正是负责推行此新制，他以其一贯的一丝不苟的态度努力工作，兢兢业业，恪尽职守，政绩斐然，深得蒋介石的赞许。
1942年12月上旬，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在征得院长蒋介石同意后，邀请张厉生出任行政院秘书长，兼任国家总动员会议秘书长。这是张厉生担任行政重任的开始，当时蒋介石亲任行政院院长，张厉生因此成为蒋介石的首席幕僚，直接参与政府行政工作。张厉生秉承蒋介石的旨意，认真严谨地处理行政院的日常政务工作，起草文牍有条有理，发言讲话提纲挈领，他还发起两周一次的各部次长会议，检查行政院会议决议的执行情况，讨论、处理各部门行政事务各方面的公共问题。1944年，张厉生奉命研究与拟定收复台湾的政治准备工作要点，由国防部最高委员会王宠惠秘书长补充后，经核定付诸实施。
1944年底，行政院改组，宋子文和张群先后出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张厉生连续出任两阁内政部部长，主管内政部共四年。当时张群接任行政院长，各部均有变动，唯有张厉生仍任内政部部长直到1948年5月新宪法公布。
张厉生主管内政部四年中，积极推行“地方自治”制度，制定和颁布《省县自治通则》和《市自治通则》。并在蒋介石的授意下，于抗战胜利后负责安排沦陷区各省地方政府主要人员的任职，并主持重新划定了抗战胜利后全国各省市县的区域疆界。他还主持完成了修订人口法令，改善人口调查登记制度，彻底统一调查登记法规，划清事权，简化办理程序，督促各省市县普遍实施户籍登记。同时筹划全国人口普查，草拟了人口普查法规，担负全国人口普查的准备工作，成立人口普查局，但由于内战的原因，全国人口普查未能实施。到1956年9月台湾地区人口普查，就是以张厉生此时拟定的方案为依据的。
在此期间，除了一般性的工作外，张厉生还兼任了国民党全国选举总事务所主任委员，成为蒋介石包办的“国大”直接操办者。国民党政府的立委、监委的“选举”，以“制宪”和“行宪”为名的两届“国大”代表的“选举”，皆出自张厉生之手。
尽管国民党于1946年11月悍然召开一党专制的所谓“国大”，通过了《中华民国宪法》，但当时正值国共内战全面爆发，且“制宪国大”涉及权力利益再分配，因此“合作”的党派青年党、民社党甚至国民党内部派系钩心斗角，相互倾轧，使选举困难重重。主持选举事宜的内政部和部长张厉生自然成为了各派势力发泄不满和攻击的对象。但张厉生硬着头皮顶住各方压力，按照蒋介石的预想，使各项选举如期完成，使蒋介石得以在1948年2月至5月如期召开了所谓“行宪国大”，如愿以偿地当上了总统，任命翁文灏为行政院长。张厉生以筹办“国大”有功，于5月24日升任行政院副院长，同时辞去了内政部部长之职。
此时，由于国统区通货膨胀日趋严重，导致经济形势随之恶劣。为挽救危局，国民党政府宣布进行“币制改革”，实施“限价政策”。1948年8月，国民党政府又把全国划为上海、天津、广州三大经济管制区，张厉生以行政院副院长兼任经济管制督导员，被派往天津、北平，全权负责华北地区“币制改革”、“限制物价”、收兑外币等财政措施的推行。除负责经济督导外，还掌管党政警大权，在天津整顿囤积、拘捕财头。然而国统区经济已经无药可救，而张厉生又“只打老鼠，不打老虎”，加上解放军将发动平津战役，华北的国民党人都有末日来临之感。于是，天津的经济管制很快便草草收场，限价政策也在通货日益膨胀的冲击下宣告全面破产。11月26日翁文灏内阁引咎辞职，张厉生也随之请辞。12月孙科继任行政院院长时，张厉生只是挂名为行政院政务委员。
随着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相继展开，国民党败局已定，国民党达官要员纷纷举家南迁。张厉生因手头困难，迁徙家口的资金都是从亲友中筹措的，这在当时的国民党政要中实为罕见。
1949年元月下旬，蒋介石无奈之下宣告“引退”，张厉生为表明对蒋介石的忠诚，“与总统共进退”，同时辞去了行政院政务委员的职务。后行政院迁往广州办公，总统府仍留在南京，张厉生就以国民党执行委员的身份奔走于广州、南京、台湾等地，一直到解放军打过长江，解放沪杭和华南地区，也就是国民党在大陆的统治全面崩溃时，他才于1949年8月仓皇逃离大陆，举家迁往台湾。
◇去台后与陈诚共进退
张厉生一到台湾，陈诚便邀请他这位可靠的老朋友，得力的老部下出任“台湾省地方自治研究会”主任委员，研议在中央政府的《省县自治通则》颁布以前，先期实行地方自治的各项方案。而张厉生也不负陈诚“厚望”，运用他在“内政部长”任内的多年经验，四个月就完成了《台湾省地方自治实施纲要》的基本法规和相关调整县市行政区域及县市议员选举罢免法等若干种法规，并开始在台湾省各市县试行，做全面实施的准备工作。从1950年7月成立台湾各县市地方自治督导委员会和进行第一届县市议员选举，至到1956年大体完成，之后到现在再无重大变化。
地方自治是台湾现行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民党败退台湾后所实行的最富有积极意义的政治措施之一。它缓解了岛内的社会矛盾，巩固和扩大了国民党政权的社会基础。同时较大程度地改善了台湾地方政府为民办事的诚意，为台湾政治上的反对派开辟了一条参政的通道，尽管这条通道十分狭窄荆棘丛生，但毕竟有胜于无。事实上，在国民党败退台湾的50多年里，一次次的地方选举，像长江后浪推前浪，把一批批反对派人士推上政坛，这对于台湾民主力量的形成，乃至政治民主化取向的确位，都发生了潜移默化不可低估的良性影响。
1950年3月1日蒋介石在台湾复任“总统”后，任命陈诚为“行政院长”，张厉生再度出任“行政院副院长”。蒋介石鉴于大陆的惨败，称要“痛定思痛”，决心革除旧弊，实行内政改革。主要改革内容是由陈诚主持实行“三七五”减租、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改革。张厉生在“行政副院长”的四年任期内，都是在辅助陈诚在台湾进行“土地改革”，加强“地方自治工作”，致力于改善人民生活，推动经济发展计划，以求得政治、经济、思想的稳定，巩固国民党在台湾的统治。张厉生帮助陈诚先后制定了《耕地三七五减租条例》、《台湾省放领公地扶植自耕农实施办法》、《实施耕者有其田条例草案》和《台湾省币制改革方案》、《新台币发行办法》等文件。张厉生此时以他一贯稳健的工作作风，奔走地方，解说改革，询问乡亲，使各项改革得以顺利进行。这段时间，张厉生尽心为“党国奔劳”，和陈诚配合默契，更得陈诚和蒋介石的器重。
1954年，蒋介石再次当选“总统”，陈诚当选“副总统”，并于5月底宣誓就任，同时辞去了“行政院”院长的职务，该职务由俞鸿钧继任，张厉生又一次随之离职。1957年7月陈诚出任“光复大陆设计研究委员会主任委员”，邀张厉生担任“委员”，但张厉生没有到任，因为同年10月，国民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后，蒋介石任命张厉生为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秘书长。此时蒋介石对国民党的改造已基本完成，起用了大批新人出任要职，但仍把中常会秘书长之职托付给张厉生，可见张厉生确实深得蒋介石信赖。
张厉生在中常会秘书长任上一干就是五年，此间他的反共立场没有改变，明显地表现出他“率由旧规，不轻更张”的立场。1959年3月，张厉生受陈诚之命出任台湾“驻日本国大使”。陈诚让张厉生担当此任，既是为其找了个能躲开各方攻击的避风港，也希望他能在这个岗位上做出成绩，为自己增光。
当时，台湾和亚洲地区的日本、南朝鲜、新加坡、菲律宾等国都有“外交关系”，而日本对蒋介石政府的影响最大，是台湾引进外资发展进出口贸易和重工业的经济生命线。张厉生受命于此，深感责任重大，到任后频繁活动，拉拢日本政界和民间人士，合力鼓吹“反共复国”的思想。为蒋介石政府拉拢日本政界右翼势力奔走效力，不遗余力地进行反共活动。
当时的日本首相是岸信介，此人一贯奉行亲美、亲台政策，曾公然宣称日本外交方针是“尊重‘中华民国’的意见”、“不承认中共政权”，并公然煽动蒋介石“反攻大陆”。与此同时，千方百计阻挠中国大陆与日本民间贸易往来。
对张厉生来说，岸信介对他创造了一个完成使命的极好环境。然而，由于岸信介的外交方针违反了日本大多数国民的意愿，因此遭到社会舆论的广泛抨击，1960年7月岸信介修订“日美安全条约”，在一片反对声中下台，使刚摸清点日本各界情况的张厉生伤心不已，他的对日外交工作还没来得及开展，追随美国反对中国大陆的岸信介内阁便下了台，这对张厉生以及他背后的台湾当局来说，毫无疑问都是一个沉重打击。
随后出任首相的池田勇人在第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就说：“关于对中共政策，没有必要一定和美国采取同样态度，我在六七年前已经说过，要同中共友好相处……”十天后，由刘宁一率领的中国代表团为出席反对原子弹氢弹世界大会访问了日本。接着，岸信介内阁末期终止访问的几个中方代表团也相继恢复访日。与此同时，日本企业界等纷纷表示承认中国总理周恩来的“政治三原则”和“贸易三原则”，中、日民间贸易交往逐渐恢复。
蒋介石对池田的做法非常恼火，他指示张厉生，让他威胁池田，如果日本以延期付款的方式向中共出口化肥，台湾将停止日货进口。此时张厉生阵脚已乱，但还是顶住巨大压力，又是“抗议”，又是游说，加上美国和日本亲台势力的攻击，池田首相的态度开始发生动摇，声称“台湾和韩国也不同意化肥的延期付款”。
池田首相态度的变化使张厉生与蒋介石都松了一口气。但紧接着，高崎达之助、冈崎嘉平太等人劝池田遵守对周总理的诺言，不可动摇，使池田刚动摇的决心又重新坚定起来。蒋介石闻讯，严令张厉生向池田继续施加压力。然而，历史的潮流是不可阻挡的，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地位的提高，日本右翼势力的反华政策在国内越来越不得人心，尽管张厉生使出浑身解数频频活动，但却收效甚微，屡屡受挫。
1962年9月，热心于中日关系的自民党顾问松村谦三应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副总理的邀请，第二次访问北京，并在双方会谈中就以渐进的积累方式发展两国政治、经济关系问题取得了一致意见。接着，曾任日本内阁通产大臣的高崎达之助率大型代表团访华，与廖承志签署了《中日长期综合贸易备忘录》，并达成1963-1967年的五年贸易协定。
日本的行动，受到来自台湾当局和自民党内亲台派的强烈反对和抨击，张厉生更是频频联络日本右翼势力，企图阻止池田内阁的决定，但是毫无作用。1963年8月，日本内阁通过贷款方式将价值2000万美元的维尼龙厂设备供应给大陆。蒋介石得讯后惊怒交加，他认为这笔买卖规模大，高达2000万美元；条件优惠，竟然使用日本国家金融机构担保，立即付款部分仅为500余万美元，其余1500万美元分五年分付，年息为6分，不但可被看作超越民间贸易范围的一种“经济援助”，而且维尼龙颇有军事价值，此举也可看作是一种军事援助。
令蒋介石更为愤怒的是，9月16日，日本首相池田勇人在招待美国赫斯特报总编辑时说：“台湾的反攻大陆政策没有依据，近乎幻想”。尽管此言在蒋介石以及张厉生心中都会有同感，但由日本首相在公开场合说出，在蒋介石看来实在是对台湾国民党当局的一种“侮蔑”。此后日本民间以种种形式和大陆的交涉日趋广泛和频繁，这些事情都意味了台湾对日外交措施的失败，令蒋介石沮丧万分。
1963年10月8日，蒋介石突然接到张厉生一封电报，电文为：“台北外交部：（一）大陆访日油压机械代表团团长周鸿庆，于10月7日晨借词散步，逃出旅馆（皇宫大饭店），乘车拟赴我使馆，但因路途不明，转道逃经苏联驻日大使馆要求庇护。日外务省以该员超过居留期限、违反日本出入国管理法为由，向苏联驻日大使馆要求引渡。俄方一度拒绝，但至当晚终表示同意，10月8日晨，将访员移交东京警视厅麻木警察署，现在该署扣押中。”
蒋介石看后情不自禁大叫道：“好极了，可谓天助我也！”又兴高采烈地看下去：“（二）周原籍山东，现年44岁，此次来日，系担任译员工作，随该团曾赴大阪、名古屋、福冈、神奈川等地考察，原定10月7日离日，该员即在起程前乘隙逃出。（三）本馆除嘱山东同乡会馈以果品，对记者要求面会，并向外务省正式要求外，谨先报称鉴察。”蒋介石大喜，即命张厉生与日方加紧交涉。
于是，海峡两岸双方驻日机构马上开始紧张交涉，斗争长达两个月之久，日方最终在1964年1月9日仍决定将周鸿庆强制送回大陆。这一消息对蒋介石来讲，犹如晴天霹雳，当即命令台湾“外交部”发表声明称：“日本政府媚共亲匪的态度，破坏了‘中日’友谊，今后可能产生之结果，日本政府应负完全责任。”
蒋介石一怒之下，于9月21日召回了张厉生，扬言要与日本“断交”。张厉生从日本回台北后，一再检讨，但仍然受到台湾各方的猛烈抨击，蒋介石也把日本同台湾的疏远归咎于张厉生的“工作不力”，从此便不再任用。
偏偏张厉生的靠山陈诚此时因肝病病倒，由“副院长”王云五代理阁务。年底，陈诚因病情恶化自请辞职，于1965年3月，终因不治去世。追悼会上，张厉生抚棺大恸，为“辞公”哭，也为自己哭。
之后，张厉生只有赋闲在家，颐养天年。虽日后每届国民党代表大会仍都会选他为“中央评议委员”，但也只是有名无实，张厉生心情黯淡，身体也每况愈下。
◇官高位显晚境清贫
张厉生从政多年，身居高官，可以说声势吓人。但他一向低调做人，严于自律，好学慎行，德廉耿介，淡泊名利，又几十年一心埋头于“党国事业”，既没置下什么家产，也无什么积蓄，以致退休之后生活十分清苦，晚景凄凉。
张厉生到台湾后，因无钱购置私房，一直住在公家分配的房子里，退休后想把公房交还公家，但终因囊中羞涩，无钱另购房屋作罢。而购房所需款项仅为张厉生在职时两个月的工薪。不仅如此，张厉生晚年患心脏病，连医疗费也无从支付，更为凄凉。但他不愿向别人诉苦，亲友为他筹集的医药费都被他一一退还。幸好他的一位熟识医师郭宗焕大部分为他免费治病，后期用药开支只好由亲友凑集。
张厉生退出官场后，一篇署名王玉宾题为《我所认识的张厉生先生》的文章，这样描述他从日本返回台湾后的情形：
先生“回国”后，不愿再住公家宿舍，曾托耿幼麟兄弟，在永和镇买一栋房屋，以便将和平东路宿舍，交还公家。幼麟兄告诉他，可住的房屋，都在20万元以上。他无此力量，终其生没有住到他自己所有的房子，这也是他一项遗憾。
张敬原的《追思张厉生先生》一文也写到其晚年的窘迫：往者不谈，在他逝世前几年，病中无力就医，全赖内科郭宗焕医师，以友谊关系，免费治疗，这自然是一种负欠。逝世前不久，一度很短时期转送公立医院，则是由亲友凑集有限款项，才能支付公保负担以外的医疗费用，这自然也是一种负欠。他自己更深自内疚，虽然是不经意的却出自内心歉意的表示，他负欠张夫人，且关怀她将来的生活……
张厉生一生好学不倦，以研究社会科学与宋明理学为主，对曾国藩、胡林翼的为学和做人，也极为注意研究和实践。他精研蒋介石的力行哲学，讲稿从来不肯轻易发表。他是一位风骨嶙峋的读书人，廉不言贫，为各方所熟知，除此之外，张厉生还是一个孝子。他在胞兄弟中排行老大，自幼就听从父母的话，并主动照顾好弟妹，使一家人和睦相处。他的父亲逝世后，家中只剩下母子四人相依为命，从此他对母亲更为孝敬，经常为之擦身捶背，躬亲定省，膝下承欢。1925年他从法国归国后，回籍省亲，母子重逢倍加亲切，他抚着母亲的手问长问短，关怀备至。只要张厉生在家，每天晚上都会陪着母亲直到其睡着后才回自己房间。他常说：为人不孝敬老人禽兽不如，更谈不上爱国。
张厉生有九个儿女，均居住在国外。
1971年4月20日，张厉生在台北家中病逝，享年70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