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世“福将”原是“长跑将军”
刘峙出身黄埔，曾为蒋氏“五虎上将”之一，早年也曾有过“辉煌”战绩，却不见丝毫虎气。抗战中多丧师失地，人称“长跑将军”。淮海大战前蒋介石任命其为徐州“剿总”司令，时人评：徐州乃南京之大门，不派一虎，也应派一狗，今派一猪，大门守不住了。其后果然如此。
姓名字号：刘峙 字经扶 号夫岳
籍 贯：江西省庐陵（今吉安）
生卒年月：1892年6月30日—1971年1月15日 卒年79岁
毕业院校：保定陆军军官学校
军 衔：陆军二级上将
最高军职：“剿总”司令
生辰八字：壬辰 丙午 壬辰 丙午
属 相：龙
命 相：白手起家立大业，财源广进智谋全。
锦绣前程，须靠自力。
多用智谋，能奏大功。
时有困难辛苦境遇，势在难免。
然而才略智谋超群，正可克服前途难关，达成志愿。
个人爱好：旅游。
家世：
叔祖父——刘进宽，贫穷的庄稼人。
父亲——在刘峙不满周岁的时候，被邻村一个恶霸打死。妻子胡氏。
1899年——入私塾读书。
1905年——赴日留学。
1907年——考入湖南陆军小学。
1911年——升入武昌陆军中学。
1912年——入北平附近清河镇的陆军第一预备学校。
1914年——入河北保定军官学校第二期步兵科学习。
1916年——参加护国军，初任岑春煊部参谋，后任驻川滇军连长、援赣第四军营长。
1921年——任粤军总司令部少校副官。
1922年——任孙中山北伐大本营第一游击大队队长。
1924年——任黄埔陆军军官学校教官。
1925年——任军校教导第一团第二营营长，后任第一军第一团团长，参加两次东征。
1926年——任第二师副师长兼参谋长，不久升任第一军第二师师长。
1927年——率部参加北伐，任第一路军前线指挥、第一军第三纵队指挥官、第一军军长兼第二师师长。同年，任军事委员会委员。
1928年——任第一集团军第一军团总指挥兼第一军军长。
1929年——蒋桂战争时任讨逆军第一军军长兼第一师师长。
1930年——任第二军团总指挥，率部参加中原大战。同年，任河南省政府主席。
1931年——兼任陆海空军总司令开封行营主任。
1932年——任“围剿”鄂豫皖苏区的中路军副司令官。
1933年——任赣鄂闽湘粤五省“剿匪”北路军总指挥。
1934年——任河南省保安司令。
1935年——任陆军二级上将。
1936年——任国防会议委员，西安事变后任“讨逆军”东路集团军总司令。
1937年——抗战后，任第一战区第二集团军总司令。
1938年——调任洛阳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
1939年——调回重庆，任卫戍总司令兼防空司令。
1945年——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
1946年——任郑州绥靖公署主任。同年，调任总统府战略顾问委员会顾问。
1948年——当选第一届国民大会代表。同年，任徐州“剿总”司令。
1949年——调任“总统府战略顾问委员会”委员。
1954年——被聘任“总统府”国策顾问，后选任“国民大会”主席团主席。同年，任“行政院光复大陆设计研究委员会”委员。
1971年——病故，终年79岁。
◇北伐中的骁将
提起刘峙，人们眼前会立刻浮现出一个胆小畏缩的懦夫形象，他虽然是黄埔将领中的一个重要人物，又为蒋介石的“五虎上将”之一，早年也曾有过“辉煌”的战绩，但他身上丝毫不见虎气，这和他幼年的不幸遭遇不无关系。
刘峙出生于江西省吉安县庙背村一个世代农民的家庭，父亲在他不满周岁的时候，被邻村一个恶霸打死，留下孤儿寡母无依无靠，母亲胡氏只好带着他从乡下来到吉安县城，在一家爆竹店里做工。由于胡氏年轻且颇有几分姿色，被店老板看中，结为夫妻。但不久，店老板暴病而亡。胡氏又带着年幼的刘峙改嫁吉安一个卸任的统带，并随之移居湖南。刘峙自幼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养成了胆小畏缩善于忍耐的性格。
7岁时，刘峙进私塾读书，深受塾师刘部荃的喜爱。13岁时刘峙跟随刘部荃的好友黄某赴日留学。到达东京后，正值中国留学生抗议日本政府的罢课运动，他只好离日回国，虽然没有完成留学梦，但却开阔了眼界。
为生活所迫，刘峙决定投笔从戎，于1907年15岁时考入湖南陆军小学第三期。由于全校学生中只有他一个人为外省籍，常受到同学的嘲弄和欺负。对此刘峙一向忍耐谦让，他认为，为人宽厚容物，自有好处。古往今来，凡成大事者，无不具备一种浑容气度，为了自勉，取其宅号为“浑容轩”。
1911年陆小毕业后，刘峙又升入武昌陆军中学第三期。辛亥革命在武昌爆发后，刘峙加入了学生军，一度担任武昌守卫。1912年7月全国军校复课后，刘峙即北上进入北平附近清河镇的陆军第一预备学校。在校期间，他和一部分同学秘密组织了辅仁社，反对窃国大盗袁世凯，并于翌年请假南下参加国民党的“二次革命”。
不久，江西被北洋军阀占领，刘峙只好重返学校读书。1914年12月，刘峙考入河北保定军官学校第二期步兵科学习，1916年5月毕业后南下广东参加了护国军，从此开始了他一生戎马征战的生涯。
初到广东，刘峙在岑椿煊的两广护军司令部任上尉参谋，后到滇军中当过连长、营长，1920年转隶粤军第二军许崇智部，曾任中校参谋。当时蒋介石为第二军参谋长，刘峙的吃苦耐劳为人宽厚给蒋介石留下很好的印象。蒋介石此时在南方根基不深，正想拉拢一些有为之士扩大实力，刘峙便成为了蒋介石看中的人选之一，也为刘峙后来顺利进入黄埔军校任教铺平了道路。
1922年元月，孙中山在桂林设立大本营，广东北伐军分组成七个军，共4万余人。2月，北伐军在桂林大本营举行誓师典礼，刘峙被任命为大本营游击第一支队队长，带领该支队作为北伐军的先头部队，进入江西与北洋军作战。
尽管第一支队仅有100余支枪，但刘峙在家乡作战，精神抖擞，连战连捷，一直攻到吉安附近。陈炯明在广东发生叛乱后，刘峙又奉命率部返回广东参加平叛陈炯明的战斗。但因途中遭遇桂系沈鸿英袭击，吃了败仗。遭此挫折，刘峙一时心情不好，为此离开部队去上海“休养”，11月返回广东后，仍在许崇智部任职。1923年许崇智部改为建国粤军，许多非粤籍军官被排挤，刘峙也被调任有职无权的军事参议。
正在刘峙前途渺茫的时候，黄埔军校成立。作为黄埔军校校长，蒋介石选择教官的第一个标准便是粤军中的非粤籍人士。蒋介石原本对刘峙印象极佳，又经黄埔军校总教官何应钦推荐，刘峙便顺利进入了黄埔担任战术教官，从此开始了一生追随与效忠蒋介石的历史。
黄埔军校开学后不久，蒋介石在军校内设立参谋处，因刘峙为人踏实、敦厚，又有实战经验，被任命为参谋处下属科长。9月，军校正式成立教导团，刘峙又被任命为第一团第二营营长。当时的一团团长为何应钦，顾祝同、钱大钧、蒋鼎文、陈继承等人都是该团营长。在以后的作战中，刘峙与顾祝同脱颖而出，成为何应钦手下的得力干将。
1925年2月，黄埔学生军开始了第一次东征，刘峙所在的教导第一团由黄埔出发，连克平湖、淡水要地。在棉湖之战中，第一团以久战疲惫之师，独挡陈炯明的林虎部两万新锐之敌，形势万分危急。到13日上午，双方开始了白刃厮杀，打得异常惨烈，双方均有较大伤亡。在打得不可开交的时候，有大股敌人逼近团部，刘峙见状，立刻率二营过河，与敌人展开肉搏战，终将敌人击退。
正午时分，林虎部展开新一轮进攻，刘峙率部奋力抵抗，拼杀中官兵伤亡惨重。眼见防线就要崩溃，刘峙灵机一动，突然振臂怒吼，率部向敌人猛冲过去。敌人猝不及防，狼狈逃窜。第一团终于撑到下午5时第二团援军赶到，两团一举击败陈炯明的林虎部，东征军大获全胜，刘峙因此立下大功。接着，刘峙又在平定刘震寰、杨希闵的叛乱中建立战功。
此役后，黄埔学生军第一旅扩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一师，废除旅级建制，所辖3个团，刘峙升任第一团上校团长。
9月，国民革命军开始了第二次东征。在华阳一战中，刘峙率第一团扼守河婆，支援华阳。陈炯明的主力部队万余人由鲤湖、绵阳向河婆进攻，企图包围第一团。刘峙见形势危急，改变原来的作战计划，以攻为守，乘敌人不备突然率部插入两岸敌军之间，横冲直撞，奋力拼杀。敌军猝不及防，原部署被打乱，于惊慌失措中纷纷退却，从而取得了华阳、河婆战役的胜利。蒋介石对刘峙大加赞赏，认为“华阳一役，为成败的最大关键，其重要性不下于棉湖之役，今刘团长能出奇制胜，转危为安，诚革命前途之大幸也”。
刘峙在两次东征的重要战役中出奇招扭转战局，转败为胜，使他在黄埔学生军中脱颖而出，受到何应钦、蒋介石的重视。1926年2月，原教导团扩编第二师，刘峙被任命为副师长兼参谋长，不久升任师长，下辖蒋鼎文、刘继承等团，驻防广州。
在1926年3月蒋介石制造的中山舰事件中，刘峙充当了直接的打手。蒋介石选中刘峙的第二师为行动主力，密令刘峙与其同乡海军将领欧阳格合作，于19日晚率兵占领了中山舰，逮捕了海军局代理局长共产党员李之龙。翌日，当蒋介石在北校场召集卫戍部队训话时，刘峙率部逮捕了第二师和海军中的所有共产党员和政工人员。
通过事变，蒋介石掌握了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军权。20日晚，当共产党员包惠僧向刘峙提出质问时，刘峙回答说：“我什么都不了解，我是以校长的意思为意思，校长命令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1926年7月9日，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蒋介石就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刘峙的第二师作为北伐军的总预备队，跟随蒋介石从韶关出发，先后参加武昌、南昌的攻城战斗。在攻打南昌城的激烈战斗中，总预备队的指挥官王柏龄突然失踪，刘峙奉命接替了指挥官的官职。在蒋介石的总指挥下，刘峙率第一、二师击溃了南浔铁路正面的孙传芳军队，然后配合李宗仁、朱培德、程潜部攻占了南昌。
11月24日，北伐军在江西取得全面胜利，刘峙奉蒋介石之命率部进入浙江。1927年1月，在浙江桐庐县横村埠刘峙率军将卢香亭的主力打垮，进入浙江省城——杭州。2月，在上海附近的松江，遇直鲁军张宗昌部毕庶澄率部顽抗，刘峙将其击溃后，乘胜攻下上海附近的昆山、太仓、浏河等要地，然后移防上海、闸北、吴淞一带，担负守备任务。在蒋介石发动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中，驻防在闸北的刘峙所部第二师是主要行动部队。
1927年8月蒋介石第一次下野后，江北孙传芳趁机收拾残部过江反扑，攻占龙潭，紧逼南京。大敌当前，何应钦、白崇禧等国民党将领联手指挥作战，刘峙奉命为南京方面前敌指挥官，负责指挥龙潭以东部队收复龙潭。
8月28日夜，刘峙所乘列车与前方一列后退列车相撞，造成300多人伤亡。好在刘峙福大命大，仅额部受了点轻伤。当时军中一片混乱，前方敌情不明，刘峙紧急收容部队，重新集结并选择阵地，积极组织防御。不料，翌日拂晓孙传芳发动全线进攻，国军阵地被突破，形势危急。刘峙亲临前线率部反击，激战到下午2时，形势开始好转。第二天全军反攻，到下午，孙传芳过江的7万之众全军覆没。战后，刘峙耀升为第一军军长兼第二师师长。
蒋介石第一次下野复职后，于1928年4月开始了第二次北伐。其间，刘峙和顾祝同分别率第一军和第九军沿津浦线向孙传芳发起进攻。刘峙的第一军沿铁路正面攻击，顾祝同的第九军担任津浦路左翼攻击。当时何应钦认为顾祝同比刘峙稳健能干，且何与顾私交甚好，因此计划将第一、第九两个军归顾祝同统一指挥。但命令尚未下达，前线已经开火。结果，顾祝同担心自己的部队前突吃亏，打得异常保守。后来风传撤退命令，顾祝同不假思索，立刻率部后撤。而刘峙未接到后撤命令，也没有与其他部队联系，仍继续向蚌埠前进，结果在长淮卫与孙军遭遇，击退敌军，占领了蚌埠。从容地摘取了头功。
此战结束后，何应钦表扬了刘峙，对顾祝同虽未追究，但改变了以往对二人作战能力的看法，认为刘峙是“福将”，而且沉着善战，遂加以重用。此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由刘峙统一指挥第一军与第九军，升官也总是刘峙在前，顾祝同在后。此后刘峙屡战屡胜，一时名声大噪，在1929年3月召开的国民党“三大”上，37岁的刘峙当上了中央执行委员。
◇军阀混战中的“福将”
1929年3月蒋桂战争爆发后，刘峙担任“讨逆军”第一军军长，和朱绍良的第二军被编为第二路军，刘峙为总指挥，沿长江进攻武汉。由于李宗仁部将李明瑞临阵倒戈，桂军于大乱之中放弃武汉，全线溃退。刘峙于4月5日兵不血刃地占领武汉，并兼任武汉卫戍司令。在随后而起的蒋冯战争中，刘峙奉命担任襄阳、樊城及豫鄂边境防守任务。
年末，在汪精卫的鼓动下，河南的唐生智、安徽的石友三附和汪精卫、李宗仁发起反蒋斗争。唐生智欲率10万之众直取武汉，湖南的何键态度不明，北方的冯玉祥、阎锡山也伺机而动，武汉风声鹤唳，蒋介石慌了手脚，发急电给刘峙：“吾兄在武汉可守则守，否则退保九江。”刘峙接电后，仔细分析了战情，认为唐军虽号称10万，但多为附从者，不足为惧。武汉为四战之地，不宜固守。与其坐等唐军来犯，不如以攻为守，先发制人，秘密进攻河南。于是，刘峙给蒋介石回电：“不能退。”
蒋介石素知刘峙处事小心谨慎，遂批准了他的方案。刘峙即率部北上，进攻郑州。在攻克确山后，突然天降大雪，雪深数尺，天寒地冻，道路被大雪阻塞。刘峙转攻为守，就地安营扎寨，构筑工事，以逸待劳。唐生智却求胜心切，向刘峙部发起进攻，冒雪冲锋，双方激战7天，唐生智部饥饿冻馁，疲敝不堪，渐呈颓势。刘峙率部反攻，连克驻马店、漯河，唐军缴械投降。
1930年5月中原大战爆发后，刘峙被任命为第二军团总指挥，所辖皆蒋介石嫡系精锐部队，蒋介石还调集铁甲车、飞机、炮兵助战。但双方刚开火两日，刘峙部便已伤亡上万人。刘峙连夜请示蒋介石，经蒋介石同意，将部队退后十里，一边防守，一边派飞机查明敌情，然后充分利用飞机、大炮对敌军进行轰炸，同时配合顾祝同、陈继承、陈诚三师精锐部队猛烈反击，冯玉祥、阎锡山联军被迫撤退。
7月初，蒋介石把作战重心由陇海线移至津浦线，刘峙任津浦路总指挥，发起总攻。晋军抵挡不住节节败退，蒋军于8月15日攻克济南，使战局发生决定性的转折。10月初，蒋介石主力转至陇海、平汉线，刘峙为左翼军总指挥，辖上官云湘第三纵队、刘茂恩第四纵队、杨虎城第五纵队，负责平汉线的正面进攻，此战刘峙打得得心应手。不久张学良通电拥蒋，率兵入关，蒋军全面反攻，刘峙部很快攻下新郑、郑州。至此，中原大战以蒋军胜利而宣告结束。
由于在中原大战中刘峙立下了汗马功劳，战后不久，即被国民政府任命为河南省政府主席兼开封绥靖主任。
1932午6月，蒋介石亲任豫鄂皖“剿共”总司令，集中30万兵力，对鄂豫皖根据地进行第四次“围剿”。刘峙被任命为中路军副总司令官，指挥卫立煌、钱大钧、马鸿逵、上官云湘等部向豫鄂皖进攻。由于张国焘等人的“左倾”错误领导，给刘峙提供了军事上的可乘之机，9月14日刘峙指挥陈继承的第二纵队、卫立煌的第六纵队，攻占了新集，进而占领了金家寨。
为了保存力量，红四方面军主力于10月11日撤出了鄂豫皖根据地，西越平汉线，进行战略转移，刘峙便率部占领了整个鄂豫皖苏区。蒋介石为了表彰刘峙，划光山县的新集镇等和部分湖北乡镇成立了一个县级行政单位，以刘峙字命名为“经扶县”。
1933年，刘峙被派往江西任抚河“剿共”督办，节制陈诚、周浑元等部，后来又升任赣粤闽湘鄂五省“剿共”北路军总司令。1935年，刘峙被南京政府授衔陆军二级上将，成为南京政府第一批将军。
刘峙自此死心塌地跟随蒋介石，无论在北伐中，还是在军阀混战中，抑或在对红军的“围剿”中，屡屡能在生死攸关的时刻出奇招化险为夷，转败为胜，因而获得“福将”、“常胜将军”之称。本人也一帆风顺，飞黄腾达，深得蒋介石的恩宠和器重。可谓官运亨通，“福星高照”。但刘峙始终没有像陈诚、胡宗南、汤恩伯那样形成自己的独立军事派系。蒋介石的武将后来逐渐分为两大派系，一派是以陈诚为首的黄埔少壮派，另一派是以何应钦为首，顾祝同、刘峙等人组成的较为松散的何派。两个派系明争暗斗，刘峙涉及其中，尤其在西安事变中，刘峙站在何应钦的主战派一方，与蒋介石产生了芥蒂。
1936年西安事变发生时，刘峙正在江赣渝检阅部队，闻变后迅速赶返徐州。军政部长何应钦通知刘峙迅速回洛阳集结部队，准备西进。刘峙接令后，当即急电驻陕县第七十军军长樊崧甫，令其迅即抢占潼关，监视东北军，阻止其东进。又电命洛阳警备司令祝绍周，将驻洛阳的原东北军重炮旅缴械，并密令驻豫皖苏各部队，严密戒备，整装待发。
当时国内各派政治势力纷纷行动，各打算盘。南京政府围绕着讨伐张、杨，轰炸西安的问题分为两派，一派以宋美龄、宋子文为首主张和平解决，一派以何应钦为首主张施以武力。12月16日，在军政部长何应钦的控制下，何应钦被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推举为“讨逆军总司令”。何即任命刘峙为讨逆军东路集团军总司令。刘峙接令后任命徐庭瑶为东路集团军前敌总指挥，进驻潼关，指挥洛阳以西的部队，兵分六路，进逼西安。
宋美龄、宋子文在飞往西安途中，请求刘峙不要派飞机轰炸西安，刘峙有恃无恐，并说：“我是听国民政府的，你管不着。”
12月25日，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蒋介石、宋美龄乘专机飞抵洛阳。刘峙慌忙带着高级军官在机场列队迎接，并挥舞着“欢迎校长胜利归来”、“蒋主席万岁”、“打倒张学良、杨虎城”等字样的小旗。
蒋介石下飞机后，立即命令刘峙把旗子卸下，不准喊口号。刘峙落个自讨没趣。由于刘峙在西安事变中紧跟何应钦，欲置蒋介石于死地，引起蒋介石的猜忌，从此失去蒋介石的信任和恩宠，其政治命运以此为转折，开始江河日下，逐渐滑向低谷。
◇抗战中的“长跑将军”
1937年7月全面抗战爆发后，刘峙被任命为第一战区第二集团军总司令，从开封进驻保定，防守平汉路沿线，同时防守这一地区的还有：卫立煌的第十四集团军，商震的第二十集团军，万福麟的第五十三军等。平津失陷后，日军气焰嚣张，从北平、天津分三路展开攻势。
此间，刘峙因指挥失误，加上友军的行动迟缓，致使日寇得以从固安处沿平汉线南犯，袭击涿洲、保定、石家庄。刘峙以主力固守涿州，加紧督率各部布置防御、构筑工事。在对日作战的部署上，他虽做了一些准备工作，但由于他在战略上仍套用从前的老战术，犯了消极防御的错误。面对凶悍的日寇，他企图防守琉璃河，以孙连仲部守平汉路的良乡，以万福麟军守右翼的固安，以孙殿英军守左翼的门头沟，以中央军守涿州和保定，布成三道防线，而刘峙自己则坐镇保定，指挥全局。
8月上旬，孙连仲部冯安邦师即在良乡西南窦家店与日军河边旅团对峙。自8月21日起，两军炮火猛烈，冯安邦师终因兵力薄弱逐渐不支，良乡及房山相继陷落。8月25日，日军集结一个师团，佯作实行中央突破，与孙连仲部隔河炮战，相持约一个月后，日军突然变更计划，从固安偷渡永定河，以飞机、大炮猛攻右翼万福麟部阵地，只用了一天时间，就将万福麟部打垮，渡过琉璃河，绕过正面守军，直插保定。
七天后日军兵临保定城下时，坐镇保定的刘峙决定在保定附近与日军会战。因再次决策失误，在参战部队大多赶到之前，工事即已被摧毁，阵地被突破，保定落入敌手。惊慌失措下，刘峙率总部官兵沿平汉线向西南一路奔逃，孙连仲、关麟征等中央军也不战而退。刘峙一口气逃到了石家庄，接令将兵权移交商震、黄绍竑后，灰溜溜地回到了开封。此时，石家庄、邢台、邯郸、安阳等重地相继陷落。
刘峙身为国民党高级将领，本应守土抗战，血拼到底，但他不战而逃，把华北的大片土地拱手让给日寇，至此声誉大落，被世人讥为“长跑将军”。保定的惨败使蒋介石对刘峙大失所望，认为他的“福将”已然老朽，不堪重任了。但刘峙终究是黄埔元老、二级上将，为了顾全他的面子，何应钦建议将他调为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新兵督练公署主任。不久，又调为鄂湘川黔边区绥靖公署主任，驻宜昌，不过吃碗闲饭而已。后因武汉陷落，宜昌吃紧，蒋介石调陈诚兼任第六战区司令长官，驻节恩施，使得宜昌的刘峙无容身之地，又把他调到重庆做保卫“陪都”的工作。
从保定失守到调离宜昌这一年多的时间里，刘峙再也没有“福星高照”，而是像一只泄了气的皮球，被蒋介石、何应钦等人踢来踢去。他后来回忆这段经历时曾感叹道：“保定战败后，由洛阳到宜昌，这一年多时间，我任人在蒋公面前摆布，备受欺凌，但总是以忍让为先，当人们对我谈起东征西讨的战绩时，我便谢其雅意，说：你不看，窗外就是长江后浪推前浪，请你去问长江里的水，古往今来，有多少是是非非，如今又在哪里？我们都不过是中国历史过程中的一分一秒，又何必如此认真，自寻烦恼。”他还经常独自一人，默诵老子的“智者劳，而仁者忧，无能者无所求”，并以此为座右铭。实际上，他并不承认自己无能，只是对自己的处境无可奈何，借此发泄一下罢了。
刘峙有一个最大的特点，便是贪财。他经常利用其太太同所部的军需处长、会计科长串通一气，挖空心思搞钱。从1928年起，刘峙先后在南京、上海、蚌埠、新浦、汉口、长沙、南昌、吉安等地购置大批房产、地皮和盐井盐田，价值约在500万大洋以上。
1939年调入重庆后，刘峙被任命为重庆卫戍司令兼防空司令。没有了战场上与敌军对峙的压力，刘峙便有了挖空心思捞钱的心思。身兼二职，正是一个捞钱的好机会。他借口重庆防务需要，请示成立防空部队。待批准后，他以卫戍总司令部的部队顶替防空部队，另伪造名册领到双份军饷，这笔钱大部分进了刘峙的腰包。
刘峙镇守大后方，以为这里可以太平无事，所以放松警惕，以致酿成1942年的重庆防空洞惨案。
1942年6月5日，日本飞机三五架一批轮番不断飞入重庆上空，对重庆进行疲劳轰炸。当时，防空司令部在较场口石灰市挖了一个特大的防空洞，里面可容纳几千人。但防空洞只有两个进出口，里面没有通风设备。当天第一、二批日机轰炸后，人们纷纷从洞中出来透气，突然第三批日机接踵而来，人们又急忙返回洞里。由于入洞口是楼梯式的，当时楼梯两边坐满了人，返回的人又都慌里慌张，一不小心就会被坐在楼梯两旁的人绊倒，人前边的一倒，后边的一拥踏上，洞口很快便被堵死了。洞口一堵死，几千人被闷死在洞中。
更令人发指的是，惨案发生后，刘峙命担架营去搬运尸体，当时洞中很多人处于假死状态，如果加以抢救，尚能活命。可担架兵为了搜敛财物，即使遇到没死的，也把他们掐死了。为了把士兵们搜敛的财物都纳入自己的腰包，刘峙的太太命令刘峙部下对所有搬运尸体的士兵进行搜身，把搜来的财物用小汽车往刘家运送了三次。
该惨案曝光后，社会舆论大哗，谴责声震天动地，一时间刘峙成为了过街老鼠，人人喊打。为了平息众怒，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组成以吴铁城、何成俊主持的特别军事法庭对该案进行审理，刘峙听候审讯的时候十分难堪。何应钦、钱大钧听闻此事后，急忙给吴铁城打电话说：“刘峙是二级上将，请你们不要乱来。”加上刘峙给吴、何二人送去大批礼物，这才帮助刘峙渡过了难关。事后，刘峙的防空司令被撤掉。
1945年2月，蒋介石为了架空李宗仁，将李宗仁由第五战区司令长官调为汉中行营主任，名义上指挥第五和第一两个战区，实际是被剥夺了兵权和实际指挥权。而第五战区司令长官人选却令蒋介石颇伤脑筋。由于第五战区有两个资格很老的上将——孙震与刘汝明，必须派一个比他们资格更老的司令长官，蒋介石斟酌再三，只好重新起用刘峙。
正如蒋介石所担心的刘峙不能胜任对日作战任务，在特地为其加派国民党嫡系部队中的“标准参谋”郭寄峤任副司令长官做他的副手之后，刘峙依然在上任两个月就丢了老河口。好在几个月后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刘峙在抗战中的败绩也就此结束。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积极准备发动内战，在何应钦的举荐下，蒋介石任命刘峙为郑州绥靖公署主任，辖河南、陕西两省，指挥第一、第五两个战区的军队。对此，刘峙压力颇大，因为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胡宗南，尽管曾经是刘峙的学生和旧属，但其声望早已超过了刘峙，刘峙不肯就任，向蒋介石苦苦哀求说：“在胡宗南的头上，硬加一顶褪了色的旧帽子，实在没有必要。纵然胡宗南一向很尊敬我，但我觉得如芒在背。”
在蒋介石的坚持下，刘峙不得不走马上任。但上任不久，即败绩连连。1946年6月，国民党向中原解放区发动进攻，当刘峙指挥军队开往陕鄂边境对解放军进行围攻时，河南空虚，刘邓大军突然渡过黄河，直奔中原，刘峙得知后急忙回师考城进行拦截。9月6日，国民党军队攻至鲁西砖庙附近，第三师赵锡田部战线超前，结果被刘邓大军包围，全军覆没。远在庐山的蒋介石闻知败讯，勃然大怒，立即将刘峙所任各职全部撤销，调为总统府战略顾问。
所谓“总统府战略顾问”，实际是为不得志或闲置的国民党军事高官设置的，刘峙自知该职有名无实，在硬着头皮狼狈飞往南京，接受蒋介石严厉训斥一通之后，遂带着三姨太黄佩芬回到上海，在迪化路公馆里过起了“悠闲”的寓公生活。尽管如此，他仍然满腹牢骚，暗地里逢人便讲：“孙总理是天下为公，委员长是天下为私。”
在上海的刘公馆里，刘峙度过了两年安逸的生活。1948年夏，蒋介石又一次想起了刘峙。当时陇海线战事爆发在即，徐州“剿总”的战略地位凸显重要，蒋介石环顾各嫡系将领，一个个皆为解放军手下新败之将，何应钦推荐刘峙为徐州“剿总司令”，蒋介石也认为刘峙虽然打了一些败仗，但终究忠信可靠，虽然优柔寡断，但辅之以杜聿明等虎将，可收短长互补之效，因此决定起用刘峙。
刘峙久闲无事，忽然收到徐州“剿总”的任命，不禁受宠若惊，立刻向蒋表示“义不容辞”。6月14日，刘峙飞抵徐州就职。
刘峙走马上任后，国民党军界议论纷纷，有人说：“徐州乃南京的大门，应派一员虎将把守。不派一虎，也应派一狗看门。今派一只猪，眼看大门会守不住。”果如其言，是年9月，济南解放后，王耀武被活捉，刘峙、社聿明依仗“王牌军”，还想收复济南。当时制定了两个作战方案，一是以攻为守，向北阻止解放军南下，收复济南。二是南撤蚌埠，放弃徐州，抢淮河而守，加强南京外围防御。
两个方案，究竟哪个胜算把握更大，刘峙心里没底，前瞻后顾，疑惧重重。杜聿明自恃重兵在握，主张实施第一方案，刘峙自然同意。但北上收复济南的行动尚未开始，东北战事告急，蒋介石一个电报将杜聿明调往北平。杜聿明一走，刘峙急得大喊：“光亭（杜聿明字）走了，谁能做主，如何是好!”一连21天，徐州部队一直保持杜聿明走前的状态。
辽沈战役结束后，全国军事形势骤然改观。11月，淮海战役爆发，刘峙缺乏对战局的全面考虑，陷入被动挨打的境地。6日，黄伯韬兵团被围，8日，张克侠、何基沣起义，徐州北大门洞开。至此，蒋介石彻底明白，刘峙真如众将领所言，刘峙非虎、非狗，乃一猪。
蒋介石召开作战会议，命杜聿明以副总司令名义全权负责指挥徐州方面的作战，急援黄伯韬兵团。然而，负责救援黄兵团的李延年、邱清泉兵团相继被阻被围，11月22日，黄伯韬兵团全军覆没。接着，黄维兵团和杜聿明部先后被歼，淮海战役宣告结束。此役，刘峙、杜聿明指挥下的22个军55万余人全部被歼。
蒋介石恨刘峙无德无能，贻误大局，再次撤销其所有职务。刘峙下台后，带着三太太黄佩芬和四个儿女，先后逃到上海、南昌、吉安、广州，然后又由广州逃往香港九龙。
◇漂泊三年回台归队
刘峙逃到香港后，将三太太和几个女儿安顿好，便过起了花天酒地的生活，每日出入舞厅酒吧，过得逍遥自在。刘峙的挥金如土引起一伙昔日部属的注意。与刘峙截然不同的是，这些旧部下穷困潦倒，度日维艰，于是对这位无才无德的旧上司起了歹心。他们凑在一起，仗着人多势众，登门强拿硬取，让刘峙损失了一大笔钱财。
受此惊吓后，刘峙不敢在香港待下去了，他想找一个没有人认识的地方过隐居生活。1950年9月24日，刘峙偕三太太黄佩芬及涤宏、涤宜、涤宛、涤容四个儿女乘船驶向印尼。途中客船在新加坡停泊，刘峙一家下船游逛，不幸遭强盗打劫，损失了一大笔金钱，刘峙心疼得直跺脚。到达印尼后，刘峙又遭到军事检查哨的公开索贿，等到达目的地——茂物市时，刘峙的上百万家财已所剩无几。
开始，刘峙想通过经商翻身，但仅剩的一点家产投入不久后便血本无归，好在有印尼华侨的帮助，刘峙和妻子黄佩芬顺利获得了教员许可书，先后受聘当地中华学校教师之职。
刘峙教授国语、作文、历史、地理等课程，他幼时读过几年私塾，多少有些国文基础，再加上读过军校，当过战术教官，对地理更是不陌生，牛刀小试，他的课竟大受学生欢迎。昔日统率10万大军的堂堂上将总司令，如今沦落异域成为中小学生的猢狲王，心中感受，恐怕只有刘峙本人能说得清。
当时印尼华侨小学使用的课本大多是从中国大陆购买来的，“共产党好，社会主义好”的政治倾向很鲜明，刘峙每天教授这些内容，那番哭笑不得的感受难以言表。他多次写信给印尼教育部华侨司交涉，终于说服他们同意“改良”课本，陆续引进台湾出版的小学课本。这件事也成为日后刘峙向国民党当局“夸功”的本钱。
在印尼寄居的三年中，刘峙曾不断给蒋介石写信，汇报自己在印尼的工作，并申明如有驱使，朝令夕至。当时的印尼已和新中国建交，蒋介石怕刘峙在印尼搞出让国民党和自己难堪的事情，更怕他被共产党给“统战”回大陆，加上何应钦、顾祝同等人的说情，蒋介石决定让刘峙返回台湾。
刘峙得知此消息后大喜过望，立刻收拾行囊。1953年11月6日，刘峙偕眷从雅加达乘机离开，途经曼谷、香港抵达台北。当刘峙在台北机场见到顾祝同、胡宗南、汤恩伯这些昔日老友时，忍不住涕泪横流：“我终于回到了祖国的怀抱，终于又在蒋公总统之庇护下。南天三载，就好像是经过一个绵密而又恐怖又凄凉又哀伤的梦……”
刘峙一到台北，就马不停蹄地赶去拜见蒋介石，岂料一见面，蒋介石就劈头大骂，不给刘峙任何说话的机会。而刘峙在大陆的时候就已经养成标准的奴才德性，可以立正恭听“领袖”责骂，无论蒋介石骂什么，骂多久，都能做到面不改色心不跳，唯唯称是。而此时的蒋介石已年近七旬，体力大不如从前，骂了一会儿就感疲惫了，便吩咐刘峙回家好好反省。
被蒋介石痛骂一顿后，刘峙非但没有沮丧，反而心情大好，因为他了解蒋介石的秉性，骂过以后一切就会风平浪静，从前的种种都在蒋介石的谩骂中一笔勾销了。果然，一个月后，“总统府”就派人给刘峙送来“总统府国策顾问”的大红聘书。接着，刘峙又出席了“第一届国民大会”第二次会议，再度当选为“大会主席团主席”，不久后又受聘任“行政院光复大陆设计研究委员会”委员。因为有在爪哇当“猢狲王”的经历，刘峙还在“光委会”兼任了一个“国际关系侨务组召集人”。这个头衔，很快成为台湾人饭后茶余的新笑料。
这些官职虽然只是徒有虚名，没有什么实权，但是“车马费”还是可观的，对于在海外漂泊受苦三年的刘峙来说，这样的待遇已经让他非常满意。之后，在1960年和1966年的“国民大会”上，刘峙仍旧当选为大会主席，1967年兼任“行政院光复大陆设计研究委员会”台中区主任。
刘峙回台湾前，除了1950年到1953年在印尼教书期间游览了一些地方外，便再没有踏出过国门，他一直梦想能够外出游历一番。回到台湾后，刘峙平淡而寂寞地度过了他自认为毫无生命价值的八年，虽说人到晚年，心情闲散恬淡是好事，可刘峙觉得自己生活圈子太小，静极思动，欲作远游，只是限于经济条件，无法实现。
不料就在此时，刘峙的糖尿病突然恶化，心脏也出现了问题，医生建议他去美国进行治疗，这倒是很符合刘峙的期望，他一直想去看看新大陆的繁华景象。于是，刘峙在得到“复兴公司”董事长周兆棠，以及胡宗南、黄杰、罗列、刘安祺等几位黄埔军校学生的资助后，终于圆了自己的梦想。
1961年9月10日，刘峙和黄佩芬由高雄港登上复平号货轮，朝着梦想的美国进发。其间，货轮在神户停泊，要在日本停留一段时间，刘峙和妻子借此机会游览神户，又经大阪抵达东京。
刘峙在日本各地逗留了12天，其间在东京车站，商起予上将、马晋三中将以及台湾驻日本“使馆”参事熊质傅等人前往车站迎接，台湾驻日本“使馆”参事张厉生设盛宴为其接风。与商起予上将的重逢尤其令刘峙感慨万千，二人相别十余年，如今异域相逢，心中各有滋味。9月28日，“复平号”货轮再次起航，于10月13日清晨抵达美国西海岸的洛杉矶港。
在美国，刘峙夫妇先后游历了洛杉矶、旧金山、纽约、波士顿、华盛顿、芝加哥等地，其间在纽约的外甥女宓宁家住了月余，于12月30日乘复康轮启碇返航。刘峙夫妇此次游美，于西海岸的洛杉矶登陆，从旧金山横贯新大陆到东海岸的纽约，又经芝加哥回到了西海岸，从波特兰返台，其踪迹正好在新大陆上画了一个“V”字，此次游历让刘峙感触收获颇多。
回到台湾后，刘峙一直居住在台中市，其“居恒好读书，无日不写日记”，在开封绥靖公署时，每有空闲，便请熊哲（后为台湾“国立政治大学”教授）为之讲解古籍，刘峙对书法也颇有研究。刘峙还爱好办学，1931年曾在吉安原籍创办“扶园”学校（包括中小学），该校直到解放后才停办，历时近20年。在开封、重庆等地创办多所学校，均是斥私资经营，培育学生不下万人。
刘峙自幼便给自己树立了三个目标：一、创办由小学到大学的大规模学校一所，以最佳的教育方法，为国家造就人才；二、设置一个大图书馆，古今中外书籍齐备，为大众增进知识，并便利有志者进修，促进国家文化发展；三、开设大医院，为贫苦无告者解除疾苦。然而可惜的是，刘峙终其一生，只完成了第一项目标。刘峙在闲暇时经常回忆往事，边忆边记，数年后竟整理出一部《我的回忆》，因没有钱出版，刘峙只是把这本书以油印本的形式给昔日同僚、部下传阅，后被出版商看中得以出版。
刘峙原有三房妻室，原配夫人杨庄丽与他同龄。杨庄丽由于一直未生育，便在30岁时为刘峙买了一个十几岁的陈氏做侧室。按照杨庄丽的要求，陈氏所生的子女都要叫杨庄丽“妈妈”，叫陈氏“姨娘”。大陆解放时，杨庄丽带着陈氏所有子女逃到台湾定居。
黄佩芬是刘峙49岁时所纳第三房太太，黄佩芬是一名中学教师，早年毕业于上海美专，后进北平师范大学读书。刘峙在开封任职时，黄佩芬到其家中担任家庭教师，二人因此结识。黄佩芬是刘峙官场上的好帮手，流落海外时，黄佩芬一直陪伴在刘峙身边。到台湾后，黄佩芬任教于省立台中女子中学。刘峙有子女数十人，其中涤宏、涤容、涤宜、涤宛都是黄佩芬所生。1962年，黄氏因病去世，刘峙精神上遭受很大打击，从此抑郁寡欢。
1970年夏，刘峙中风，之后半身不遂，在台中市“荣民总医院”住院疗养，于1971年1月15日病逝，享年79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