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第二”清白难还
作为美国弗吉尼亚军校的高才生，孙立人的赫赫战绩从远征缅甸开始，由于屡建奇功，威震中外，被誉为“东方隆美尔”。赴台后奉命出任“陆军总司令”，因反独裁得罪了蒋二代，被“莫须有”的罪名软禁33年，晚年以耕种维持生计。
姓名字号：孙立人 字抚民 号仲能
籍 贯：安徽舒城
生卒年月：1900年12月8日—1990年11月19日 卒年90岁
毕业院校：美国弗吉尼亚军校
军 衔：陆军二级上将
最高军职：“陆军总司令”、“总统府”参军长
生辰八字：庚子 戊子 乙卯 甲申
属 相：鼠
命 相：突破万难权威高，刚性固执如英豪。
须事谨慎守和平，可得大功奏业成。
事事以温和顺从为宗旨，否则恐遭他人陷害甚至引牢狱之灾。
爱 好：篮球。
家世：
父亲——孙熙泽，字焕庭，举人出身，当过教书先生，在山东登州府做过官，辛亥革命后，曾任安徽省督察署署长、五省烟酒专卖局局长。
伯父——孙氵宏 泽，光绪六年庚辰科进士，曾为台湾第一任巡抚刘铭传的幕僚。
兄弟——兄弟共三人，兄孙同人，字伯亨，先后任过国民政府安徽省政府秘书、国民政府财务部盐务总局总务组长。弟孙衡人，字叔平，一生大半时间操持家务。
1914年——进入清华学校读书。
1923年——进入美国印第安纳州普顿大学学习土木工程。
1924年——考入美国弗吉尼亚军校。
1928年——任南京中央党务学校学生大队大队长。
1929年——任宪警教导总队第二大队大队长。
1931年——任陆海空军总司令部侍卫总队副总队长。
1932年——任财政部税务警察总团特科兵团团长。
1937年——任财政部税务警察总团第二支队支队长。
1938年——任财政部盐务总局缉私总队总队长。
1940年——任财政部盐务总局税警总队总队长。
1942年——任新编第三十八师师长、曼德勒卫戍司令部司令。
1943年——任新编第一军副军长。
1944年——任驻印军前敌司令部司令官。
1944年——任新编第一军军长。
1946年——任东北第四绥靖区司令部司令、长春警备司令部司令官。
1947年——任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副司令长官、陆军总司令部副总司令、陆军训练司令部司令官。
1949年——任东南长官公署副司令长官、台湾防卫司令部司令。
1950年——任“陆军总司令部”总司令、台湾“防卫总司令部”总司令、革命实践研究院教育委员会副主任。
1954年——任“总统府”参军长。
1990年——逝世，享年90岁。
◇抗日战场上小试牛刀
在国民党派系林立的军队里，几乎所有高级将领都出身于黄埔军校、保定陆军军官学校、陆军大学、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等，当然还有为数不是很多却影响极大的将领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只有一人毕业于美国弗吉尼亚军校，这使得他在富有浓厚东方色彩的国民党军队中，显得尤为突出，他就是被称为“东方隆美尔”的孙立人。
孙立人出生于安徽省庐江县一个书香世家，自幼由父亲聘请私塾先生在家开办私塾，受到良好的启蒙教育。1909年，其父孙熙泽到山东登州府做官，孙立人与兄长在济南读书。辛亥革命爆发后，孙熙泽辞官闲居青岛，孙立人在青岛读高等小学，后又随全家迁往北京。1913年冬北京清华学校招生，孙立人回原籍报考，以优异成绩被录取，于1914年秋进入清华学校读书。
当时的清华学校是留美预备学校，分中等科和高等科，各科四年，高等科读完后要远赴美国继续求学完成学业。孙立人从中等科读起，在清华学校苦读8年。此间，他不仅学习成绩优异，而且爱好体育活动，尤其以擅长当时在中国并不普及的篮球运动而著称，一度成为国家队队员，参加了1921年5月在上海举办的第五届远东运动会，与队友一起为中国队第一次摘取了远东篮球桂冠。
1923年6月，孙立人从清华学校毕业，与同届毕业的60多人一起赴美留学。清华学校毕业生赴美留学享受官费，到美国后，孙立人进入印第安纳州普顿大学学习土木工程。这是父亲为他选择的专业，孙立人本人的志愿是学习军事，但作为前清举人的孙熙泽对北洋军阀极为反感，孙立人只好遵从父命。
当时，欧美各国争相扩充军备，争夺世界霸权，孙立人目睹当地华人备受外国人歧视的现状，深感中国要想摆脱外国人的欺负，必须走强军之路。于是，当他1924年夏取得普顿大学工程学士学位后，放弃继续深造的机会，考入后来扬名世界的马歇尔、巴顿的母校美国弗吉尼亚军校。
弗吉尼亚军校是美国一所著名的州立军校，创办于1839年，其历史仅次于1802年创办的美国西点军校。该校的办学宗旨十分独特，它并不以培养军官为第一任务，而是培养文武合一、品质优良的青年。培养出来的青年未必选择军队作为终生的事业。学校一方面教授军事方面的课程，一方面又颁授土木工程、机械工程一类的学士学位。对孙立人来说，这可以成为他搪塞父亲改变专业的借口，而他的父亲对此并没有表示什么反对意见。
该校学制四年，鉴于孙立人已取得土木工程学位，特准他插入三年级，免修一至二年级土木工程学课程，所学课程以军事科目为主。这段军校生活，培养了他成为一名合格军人所必备的诚实、坚忍、无畏、不屈不挠的品格。十几年后，当他率领新三十八师在缅甸茂密的丛林中对日军浴血奋战时，中国人通过他了解到美国南方的那个军校。61位毕业于弗吉尼亚军校的美国将军在反法西斯战场上同孙立人并肩指挥战斗，其中包括美国陆军参谋长马歇尔上将和美国第七集团军司令巴顿中将，让孙立人感到无比骄傲与自豪。
1927年，孙立人从弗吉尼亚军校毕业。9月他获得政府补助，以私人身份赴英法德苏等国考察军事，直到第二年6月才回到国内。回国后，孙立人经朋友介绍，进入南京国民党中央党务学校，任学生大队队副和教官，除负责军事管理和训练外，同时教授桥梁学。但这是个培养文职人员的学校，军事管理和训练虽然很严格，但不是主业。在这里任职毕竟不算军人。而孙立人想当一名真正的军人。恰逢冯轶裴训练新军，孙立人离开中央党务学校，满怀希望地进入冯轶裴的教导师。
一到教导师，孙立人便失望了，国内军校毕业生一般初任职最低也是排长，而他这个毕业于美国正式军校可授少尉军衔的军官，却只当了班长。而让他更为沮丧的是，顶头上司排长抽大烟，等他从班长升到排长，再升副营长，顶头上司营长也是个大烟鬼。不到半年，孙立人便离开了教导一师，进入陆海空总司令部宪警教导总队任大队长。由于看不惯克扣学员薪饷，怒打克扣兵饷的军需官，又替学员向总队长索饷，孙立人以目无长官、违抗命令被撤职。不久，孙立人又出任陆海空军总司令部侍卫总队副总队长，这两个职务，干了约一年，其间最大的收获，是认识了财政部长宋子文。由此，他的人生出现了重大转折。
此时，宋子文建立财政部税警总团，其配备与正规军队不相上下，武器装备从美国购买，排以上军官大部分由留美学生担任。孙立人便在此时被宋子文选中，委以税警总团特务团上校团长。1932年初，税警特务团改称第四团，孙立人也由特务团团长改为第四团团长，并在宋子文的支持下扩大整编，驻防江苏海州练兵。
海州练兵是孙立人一生中四次练兵中的首次，他把中国传统教育和美国军校的教育方法结合起来，制定出适合自己部队需要的训练制度和方法，形成了一套与其他部队不同的训练操典，被大家称为“孙氏操典”。在1935年国民党军队的一次射击比赛中，税警第四团荣获团体和个人第一名，在48个参赛单位中，税警总团得总分第一，个人成绩前十名中有7名是第四团射手。
在国民党军事史上，各派系有过五次升官高潮，第一次在北伐进军期间，第二次在军阀混战期间，第三次在“剿共”战争中，第四次在抗日战争中，第五次在三年内战中。前三次孙立人均未赶上，北伐时他尚未回国，军阀混战与“剿共”战争时税警团主要任务是缉私，没有作战任务，在第四次升官高潮中，机会终于开始垂青于孙立人。
1937年八一三淞沪之战爆发，税警总团奉命参战，配属中央军张治中的第九集团军。孙立人率税警第四团随总团赴上海参加阵地守备战。10月中旬，税警四团在刘家宅之线阵地与日军对峙，中间仅隔一道约10米宽的小河，双方阵地相距20至30米。由于距离太近，日军炮火凶猛，阵地多处被摧毁。守在一线的士兵来不及修筑工事，只有将阵亡的战友的尸体搬来作为掩蔽物。如此对阵，有的防守部队上阵两三天便伤亡惨重，不得不撤下去，而税警四团的阵地始终没有被突破。由于坚守有功，孙立人升任税警第二支队司令，指挥第四、第五、第六三个团作战。
月底，孙立人率部撤到苏州河南岸阻击渡河日军，在周家桥破坏日军机械化橡皮桥，七次击退强渡苏州河的日军，使该地成为淞沪会战中日军伤亡最重之处。为了夺回友军失去的桥头堡，孙立人在冲锋中身负重伤，以致昏厥三天。宋子文闻讯，立即命其弟宋子安在大撤退前将孙立人接到香港治疗。
这是孙立人第一次率部参战，作为非正规部队，税警总团能与正规部队一起参加如此激烈的战事，已经说明其战斗力非同一般。而孙立人的第四团又是税警总团中的佼佼者，其战斗力之强，令所有人大出预料，由此受到军方的重视。
淞沪会战后，税警总团被编为陆军第四十师。而在香港医院养伤的孙立人却毫不知情。由于得不到部队的消息，孙立人惴惴不安，在医院住了两个月，未等完全痊愈便匆匆出院赶往武汉，到武汉后才知道自己已成为光杆上校团长。因受伤散落在武汉的原税警团官兵，听说孙立人在武汉，纷纷赶来找他，希望他能为大家寻找出路。这些曾经为国流血流汗的官兵如今落得无依无靠，有的甚至生活都难以为继，孙立人感到自己责任重大，于是赶到财政部为大家寻找出路。此时财政部长已由宋子文换成了孔祥熙。听完孙立人的报告，孔祥熙决定重建税警总团，为了防止被收编吞并，特地更名为缉私总队，由孙立人任少将总队长。
缉私总队由淞沪会战后已伤愈的税警总团残兵和招募的新兵组成，规模3个团，2个直属营，开始时总部设在长沙，日军占领武汉后逼近长沙，缉私总队奉命撤往贵州，于1938年底在贵州都匀与独山之间安营扎寨。随后，一边扩充部队，一边开始练兵。不久缉私总队便扩张到6个团的规模，孙立人除任总队长外，还兼任贵州省第三绥靖区指挥官，负责黔南15县的治安。
都匀训练是孙立人的第二次大练兵，训练情况一如海州，仍本着税警第四团“经济公开，人事公开，训练严格，管理严格”的原则，军需方面的人员仍由盐务总局指派，他本人绝不在公款中开支任何特别费用。对于军官的遴选任用，始终坚持唯才是举，对任何真正的人才他都十分珍重。至于训练管理的严格，亦是一如既往。
虽然缉私总队已有相当规模，训练也卓有成效，但终究不属正规军，这让孙立人颇为苦闷。尽管他从学识、经验、战功看都可以独当一面，但由于国民党军界派系林立，像他这样的留洋军事人才，没有任何背景与渊源，想侧身正途独当一面建功立业绝非易事。
1940年秋，孙立人以缉私总队终有名不正言不顺之感，呈请盐务总局恢复税警总团的原名。不知此时孔祥熙是出于何种考虑，总之同意了孙立人的呈请，恢复了税警总团的原名。这也许是孙立人重返军界为国效力沙场建功的一个步骤。
但此时税警总团早已引起军统头子戴笠的注意。三年来税警总团鸡鸣即起，出操练兵，无一日空闲，官兵体魄健壮，军事素质过硬，军风军纪非一般部队能比。戴笠对此关注已久，对孙立人培养的军事人才垂涎三尺，后经呈请蒋介石终于得到重整缉私署和整编缉私部队的权力，孙立人费尽心血训练培养的部队被戴笠吞掉第一、五、六三个团，要不是孙立人兼任贵州第三绥靖区指挥官需要一部分军队，整个税警总团恐怕要被戴笠全部吃掉，他差点又一次尝到当光杆团长的滋味。如果不是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他的军旅生涯难以出现大的转机。
◇出征仁安羌威名远扬
1941年12月8日，日本联合舰队突袭美国珍珠港海军基地，太平洋战争爆发。随即，日海军以闪击战很快攻下英国远东殖民地马来西亚、新加坡和香港。中旬，日军由印度支那侵占泰国，进逼缅甸南部地区，企图截断美、英对中国补给军事物资的滇缅公路交通线。中国准备组织远征军入缅作战。孙立人知道税警总团杀敌报国的机会来了，立刻请缨参战。国民政府在急需有战斗力部队的情况下，财政部被迫交出已被戴笠吞掉三个团的税警总团，税警总团主力被改编为陆军新编第三十八师，孙立人任少将师长，隶属于中国远征军第六十六军，军长张轸。新三十八师编成后，参加军政部战力校阅，名列第一，立刻从丙种师提升为加强师，编成缅甸远征军。
1942年3月，孙立人率新三十八师从贵州兴义出发，于4月上旬抵达缅甸腊戍，接着开进缅甸古都曼德勒，孙立人兼任曼德勒卫戍司令，率部在曼德勒周围布防。4月16日，西线英缅步兵第一师及装甲第七旅被日军包围于仁安羌，并切断援军路线。被困英军粮尽弹缺，水源断绝，陷于绝境。英缅军总司令亚历山大将军要求中国远征军派兵增援。当时离英军最近的部队就是新三十八军的一一二团和一一三团。孙立人接到命令后，由于汽车有限，立派驻扎在巧克柏当的一一三团首先登车驰援。
一一三团在副师长齐学启率领下，于17日黄昏到达滨河北岸，当晚就展开了猛烈攻击。此时孙立人尚在曼德勒，他马上向总部请求亲自上前线指挥救援，获得批准后，乘车连夜赶往仁安羌。18日拂晓，一一三团继续向扼守滨河北岸的日军发起猛烈进攻，此刻孙立人赶到前线，亲自指挥，于正午12时，将滨河北岸的日军全部肃清。
尚未喘息，英缅第一军军长斯利姆便向孙立人紧急求救，要求孙立人立刻渡河攻击南岸日军，以迅速解英缅第一师之围。但一一三团兵力1000余人，滨河北岸的日军仅有一个中队，而南岸日军有整整两个步兵大队，一个炮兵大队，且南岸地形开阔，日军又是居高临下，一一三团处于仰攻位置，很容易被日军窥破实力。如此一来，非但完不成解救英军任务，还会使一一三团处于危险之中。于是决定先弄清南岸敌情及地形，然后趁黑夜部署渡河攻击行动，第二天拂晓进攻南岸。
斯利姆本来同意孙立人的作战方案，但当他一次次接到被围困第一师师长斯高特告急后，便不顾军事常识，要求孙立人立刻渡河进攻南岸。孙立人请斯利姆转告斯高特：“贵师已经坚持了两天，无论如何还要再坚持最后一日，中国军队一定负责在明天下午6点以前将贵师解救出围。”当无线电里传来“有无把握”的询问时，孙立人斩钉截铁地回答：“中国军队，连我在内，纵使战到最后一个人，也一定要把贵军解救出险！”这句话使英军将士大受鼓舞，士气大振。
次日拂晓，孙立人指挥一一三团对滨河南岸日军主力发起突然进攻，日军措手不及，疯狂反攻。在日军优势兵力的压迫下，孙立人组织了许多小部队进行扰乱攻击，虚张声势，使日军无法判断进攻部队的虚实。主攻部队利用山炮、轻重迫击炮及轻重机枪的掩护，反复肉搏冲杀。在中国远征军和英军的夹击下，下午3时，日军主力溃败，5时攻克仁安羌，解救出被俘的英军、美国传教士、新闻记者500余人；将被日军掳去的100多辆英军辎重汽车交还英方。接着，掩护英缅第一师、装甲第七旅的步兵、炮兵、骑兵、战车部队等7000多人和1000多匹马，向滨河北岸撤去。
仁安羌之战是中国远征军入缅后第一个胜仗及盟军在亚洲战场唯一的胜仗。孙立人以1000多兵力，击溃数倍于己的日军，救出近7倍于己的英军，以及被日军俘虏的英军官兵、传教士和新闻记者等，轰动英国朝野，一扫英国人对中国军队的偏见和轻视，孙立人也因此受到海内外各界的赞扬和敬佩。为表彰孙立人及新三十八师的战功，蒋中正为孙立人颁发四等云麾勋章一枚，为一一三团团长刘放吾颁发六等云麾勋章一枚，为副师长齐学启、参谋长何钧衡记大功一次。美国罗斯福总统授予孙立人“丰功”勋章，英王乔治六世则授予他“大不列颠帝国司令勋章”。“帝国司令勋章”是英国级别很高的荣誉，受勋者一般都加封爵位。孙立人率新三十八军到达印度后，英国政府特委托比哈尔省督代表英皇，为其举行了授勋仪式。
尽管中国远征军曾在仁安羌、同古、叶带西等战役中屡次挫败日军，但由于中英美三方动机各不相同，互不信任，各行其是，加上战术指挥上的失误，盟军战局转危，只有分头撤退。4月下旬，英军撤过曼德勒后向西撤往印度。孙立人奉命接下英军防线，掩护已经丧失战斗力的英军后撤，然后为远征军主力第五军殿后，以一师之兵力阻击日军三个师团。
5月上旬，中国远征军副司令官杜聿明拒绝了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和远征军司令长官罗卓英要他撤往印度的指示，而执行了蒋介石令他北上撤回云南的命令。孙立人当即提出反对意见，认为绕过密支那经野人山返回云南，不仅路途远道路艰险，而且渺无人烟，给养困难。不如趁敌人立足未稳，集中兵力夺回密支那，沿滇缅公路回国。杜聿明非但不采纳，而且命令新三十八军继续为第五军殿后，掩护第五军进入野人山后尾随跟进。
由于野人山极为荒凉，无粮无水，踏上此途无异于让远征军自投绝路。因此，孙立人在掩护第五军全部进入野人山后，并未按杜聿明的命令跟进，而是率领新三十八军调转方向，向西撤往印度。5月底，新三十八师到达英属印度边境。英驻印边防军要求中国军队解除武装，以难民身份进入印度，遭到孙立人拒绝。适逢被新三十八师在仁安羌解救的英联军第一师师长斯高特在当地医院疗伤，闻知孙部的情况后，立刻前往调解。第二天，新三十八师全副武装开进印度，英军仪仗队列队奏乐，鸣炮十响以示欢迎。
而杜聿明率领第五军北撤进入野人山后，在既无人烟、又无道路的原始森林中，犹如陷入“死地”，不仅粮食供应困难，而且遍地蚂蟥、蚊蝇，疟疾等传染病很快蔓延肆虐，加上撤退途中屡遭日军袭击，以致整个第五军4.2万人中，仅撤退死伤人数便达14700人，是作战伤亡人数7300人的一倍，尤其在正式作战中未损失的团长以上军官，在撤退中竟损失4人之多。
对于孙立人的拒不执行命令，杜聿明大为不满。但西撤印度是奉远征军司令长官罗卓英和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的命令，而杜聿明不过是远征军副司令长官兼第五军军长，因此孙立人并没有违抗军令之嫌。但杜聿明从此对孙立人抱有成见，以致两人在1947年反目。
◇缅北“野人山”再创奇迹
1942年7月，孙立人的新三十八师和后来辗转到达的新二十二师进驻印度兰姆珈训练基地，改番号为中国驻印军，进入整训时期。其间，孙立人从国内补充了大量兵员，辖步兵三团，炮兵三团，工兵、辎重兵、通信兵各一营，卫生队一部和一个特务连，并全部装备了美式武器。1943年3月，新三十八师完成整训，开赴缅北。此时，中国驻印部队改编为新一军，军长郑洞国，下辖孙立人新三十八师和廖耀湘新二十二师。
10月，为配合中国战场及太平洋地区的战争形势，中国驻印军制定了一个反攻缅北的作战计划，代号为“安纳吉姆”，以保障开辟中印公路（中国昆明至印度利多）和敷设输油管。10月下旬，中国驻印军开始向缅北大举反攻，第二次缅甸战役开始，孙立人指挥新三十八师首先打响争夺胡康河谷的战斗。
胡康河谷，缅语为“魔鬼居住的地方”。它位于缅甸最北方，由达罗盆地和新平洋盆地组成，山高林密，河流纵横，雨季泛滥，当地人将这片方圆数百里的无人区统称“野人山”。中国驻印军对这个地方太熟悉了，上年中国远征军撤退时闯入这块禁区，遗尸无数。新三十八师在野人山中见到的遍地都是第五军将士的白骨，常常是一堆白骨围着枪架而坐。
从10月24日至12月下旬，孙立人部第一一二团、一一四团重创日军第十八师团，攻破大龙河西岸日军各据点，首战告捷。尤其在攻战于邦的战斗中，由于盟军的情报不准确，认为大龙河沿岸只有小股的日本兵，所以做出不使华军增加缅北前线兵力的决定，以致一一二团在没有重炮甚至连团属迫击炮连也未前往的情况下，被日军十八军团的五十五、五十六两个联队的主力部队分割包围。日军占尽兵力火力优势，伤亡近千人，竟始终未能攻克一一二团两个营的阵地。其中一个加强连在五倍于己的日军包围圈中，坚守阵地34天，靠从芭蕉树藤里取水和美国运输机的空中补给度日，在被围困和反攻中摸索出一套在原始森林中的攻守战法。战斗胜利后盟军军官在参观于邦战场时，惊叹为森林攻守战的“杰构”。孙立人加以研究改造，在全师推广，从而在战斗中发挥了威力。
在一一二团与日军顽强对峙的同时，孙立人接到该团的报告，但史迪威仍不相信于邦有日军主力部队。后在孙立人的陪同下乘飞机赴胡康河谷上空侦察后，才同意增援于邦。孙立人率新三十八师主力急行军20多天，穿过野人山，赶到胡康河谷，于12月24日向于邦日军发起全线进攻。炮兵部队进行了一个小时的炮火急袭后，向日军发起了攻击。经过6天激战，12月29日，新三十八师全部夺占了于邦的日军阵地，击毙五十五联队队长藤井小五郎大佐以下1000余人。
此后，从1944年初到8月反攻缅北的第一期战斗结束，孙立人率新三十八师先后攻克太自家、甘卡等地，攻占敌人在胡康河谷之心脏重地孟关，摧毁敌十八师团的主力，从而解放了整个胡康河谷地区。又在新二十二师的配合下，奇取加迈，迫使敌十八师团师团长田中新一率领残敌约1500人劈路攀缘雷邦山向南逃去。
这时，英军第七旅进攻孟拱，遭日军反击，形势危急。孙立人第一一四团沿孟拱山秘密迂回南下，历尽艰险，于6月18日抵达孟拱东北。22日晨突袭日军侧背，解救了英军的危局。战斗中，该团曾以一个排接替英军一个营的战斗任务，并驱逐了敌人，令英军颇为惊异。战后英军旅长亲自到第一一四团参观，表示感谢不已。23日孙部占领日军外围据点，将孟拱四面交通线切断，将城区之敌纳入包围之中。随后与日军展开两昼夜巷战，于6月25日全部占领孟拱城。
占领孟拱以后，孙立人率新三十八师沿孟拱至密支那一线扫荡敌人，与攻克密支那的中美联军会合，打通了卡盟、孟拱、密支那之间的公路、铁路线，为打通中印公路，夺取反攻缅北战斗的胜利奠定了基础。此间，中国驻印军给予日军王牌第十八师团等部以毁灭性打击，歼灭日军2万多人，史迪威称此战为“中国历史上对第一流敌人的第一次持久进攻战”。
反攻缅北的第一期战斗于8月结束后，中国部队进行休整扩编，由新一军扩编成两个军，即新一军和新六军。孙立人任新一军中将军长，下辖新三十八师和新三十师（后廖耀湘新六军回国增援国内抗战，其五十师编入新一军）。
10月，反攻缅北的第二期战斗开始后，孙立人率新一军先后攻占战略要地八莫、南坎，然后会合重新组建的滇西远征军，于1945年1月27日攻破芒友。自此，中国驻印军和滇西远征军共同完成了打击缅北日军、打通中印公路的历史使命。
3月8日，孙立人又率新一军攻占腊戍，全歼守城日军。从此，滇缅公路、泰越边境之咽喉，统统为驻印军所掌握。
接着，孙立人以第五十师进攻南图，以新三十八师协同第五十师向细胞推进，以新三十师向猛岩攻击。3月23日，第五十师占领南图。24日，与新三十八师会师细胞。27日，新三十师攻克猛岩，消灭中缅印边界所有的日军主力部队。至此，第二次缅甸战役胜利结束。
孙立人指挥新三十八师、新一军，在远征缅甸，协同盟军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斗中，屡克强敌，战功卓著，其运用的战术、显示的战力备受国内外各方肯定，有“东方隆美尔”之誉，而被打败的日军在缅甸战后史料上，尊称他为“军神”。
◇东北战场上被夺兵权
1945年5月，孙立人率新一军返抵广西南宁，准备在祖国大陆上大举反攻日军。这时，欧洲战场美国军队最高司令艾森豪威尔邀请蒋介石派一个由三人组成的军事考察团，前往欧洲，考察欧洲战场，并指名要孙立人参加。孙立人应邀赴欧，在三周时间中，游历五万英里，对欧洲一些国家反法西斯战争的战况进行了实地的考察和了解。
孙立人在意大利那不勒斯受到英军欧洲指挥官亚历山大的热情接待。亚历山大是第一次缅战时的英印军总司令，战后曾任英国国防大臣，他对孙立人舍生忘死在仁安羌营救英军深怀感激之情，一听说孙立人飞抵他的防区，立刻赶到机场迎接。接着，孙立人又应邀访问了英国。
艾森豪威尔对孙立人颇为敬佩，他邀请孙立人赴欧洲考察，就是希望能够结识他。但当时他正在德国受降，未能亲自赶到机场迎接孙立人，他特派官员到机场迎接。孙立人下机后即乘坐艾森豪威尔的座车前往下榻宾馆。艾森豪威尔的那辆房式座车，是专供贵宾享用的，车上有金属镶嵌的英国勋爵纹章和元帅标记。过去，只有英国的蒙哥马利元帅、法国的戴高乐将军乘坐过此车，艾森豪威尔显然是按照接待大国军事统帅的规格来接待孙立人的。
而孙立人的校友乔治·巴顿将军听说孙立人来访，亲派摩托车队，到离司令部20英里远的路口恭候孙立人的座车。巴顿被德国称为“瘟神”，曾经指挥过北非突尼斯鏖战、西西里登陆、莱茵河进军等重大战役，此时已晋升四星上将，临别时，巴顿将他的战利品——一枚德国十字勋章和柯尔特手枪赠与孙立人。
在英国陆军部，英国女王授予孙立人第二枚“帝国司令勋章”，以答谢孙立人新三十八师在缅甸孟拱援救英印军第三师七十七旅的友情，表彰孙将军在缅北横扫日军五个师团的卓越功勋。
6月23日，孙立人又应美军陆军总参谋长马歇尔的邀请，赴美访问。此间，孙立人未经蒋介石的允许，私下同外国领导人讨论了进攻日本本土和培训中国部队这样的大事，尽管只是非正式的意向性探讨，但对蒋介石来说仍是“大逆不道”的，这为他日后的仕途埋下了隐患。
抗战胜利后，9月7日，新一军进入广州，接受日军第二十三军投降，并建造新一军印缅抗日阵亡将士公墓。嗣后，新一军进行了休整和扩充，成为国军五大主力之一，号称“蓝鹰部队”、“天下第一军”。
当时，中、美、苏三国有派军队赴日本作盟军占领军之议，孙立人积极奔走争取所部参加赴日占领军，而不愿参加内战。1946年初，何应钦派孙立人为中国军事代表团成员，赴英国伦敦参加联合国安理会军事参谋团会议。2月8日，因协助盟军有功，孙立人获美国颁发的“自由勋章”。
但是，蒋介石蓄意发动内战，必然会将所有美械装备的精锐部队投入内战战场，而蒋介石战后的对日本侵略者采取了“以德报怨”的政策，又岂会同意孙立人率部协助美军占领日本。同年2月，新一军在副军长贾幼慧率领下，从香港九龙分乘美军运输舰北上，开赴东北战场。进攻四平受阻后，蒋介石接连四次电催孙立人，要他立即回国。
5月13日，孙立人从美国返回南京，进谒蒋介石。蒋介石对他说：“你马上回部队指挥。要求早日攻占四平，迅速进取长春，不得延误。”5月18日，孙立人赶到东北前线。从此，孙立人卷入了反人民的内战旋涡中。
回部队后，孙立人调整兵力部署和战术，在新六军、第七十一军配合下，在四平正面实施重点突破。此间，民主联军考虑到防线过长、伤亡过重，形势于己不利，主动撤出了四平。19日清晨孙立人亲自驾驶坦克率先冲入市区，不料占领的却是一座空城。在这一战役中，新一军伤亡惨重。
而时任东北保安司令长官的杜聿明，对孙立人挟隙报复，命令孙立人率新一军沿中长路以西经怀德、长春、德惠、农安等方面向松花江北岸追击前进。但新一军由于进攻四平的作战时间过长和伤亡较重，孙立人坚决要求停止前进实行整补，同时对杜聿明偏袒新六军心怀不满，以致与杜聿明发生公开冲突。
5月下旬，杜聿明更是不同孙立人打招呼，直接命令新一军第五十师归新六军指挥，继续北进；并令孙立人率新三十八师、新三十师南下去海城解第六十军之围。在孙立人率部到达海城前，海城守军第六十军一八四师师长潘朔端率师部及五五二团共2700余人举行反内战起义，加入民主联军。杜聿明和东北行营主任熊式辉为推卸责任，将第一八四师起义指责为“因孙立人的自私自利见危不救而逼起的”。孙立人与杜聿明的矛盾因此进一步加深。
同年8月，因驻扎长春的新六军大肆劫收物资，激起民怨，蒋介石下令将新六军与驻扎鞍山、海城的新一军主力相互对调，任命孙立人为第四绥靖区副司令长官兼长春警备司令部司令，所部三个师与第六十军一部分别驻守长春、永吉以北和松花江以南的主要城市和军事要点，防止北满民主联军过江。
1947年1月，林彪率领12个师越过松花江，发动“一下江南”攻势。在其塔木战斗中，孙立人被林彪围点打援一口气吃掉两个团，气得他大骂杜聿明指挥无方，将他的兵力到处分散，致使林彪得以各个击破。2月，在林彪“二下江南”攻势中，孙立人又丢了一个整团。孙立人和他的新一军自出关后，再也没有什么光辉的传奇了。
对国民党军在东北失利的原因和责任，杜聿明和孙立人之间自然少不了争执，两人相互指责，关系日趋恶劣。杜聿明派参谋长专程飞往南京到蒋介石面前状告孙立人，孙立人也将战况呈报给蒋介石并提出自己的看法。但蒋介石一贯偏袒宠信自己的嫡系将领杜聿明，电令孙立人遵从杜聿明的作战指挥，这让孙立人备感失望，并提交辞呈要求辞去所兼职务。蒋介石历来排斥非黄埔出身的将领，结果将他的本兼各职全部拿走，借机夺了他的兵权，将他的新一军军长一职交给了黄埔出身的潘裕昆。而调他为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副司令长官，明升暗降，成了空头司令长官，整天呆在沈阳铁路宾馆里，无所事事。到1948年10月，孙立人苦心经营数年的新一军在辽西会战中被林彪的东北野战军歼灭。
不仅在东北战场，国民党在全国各个战场都损失惨重，这就使兵源供给变得十分紧张。为了满足兵源，国民党到处抓丁，新兵训练任务繁重。此时孙立人通过美国人周旋，以他练兵有方的名义向蒋介石说情，被派到台湾凤山主持新成立的新兵训练部，并兼任陆军总部第四军官训练班主任。后来他训练的新兵除了一部分被送到内战前线外，其余则成为国民党大规模逃台以前防卫台湾的主要部队，而第四军官训练班于1950年被改组为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以接替在大陆中被中共打垮的中央陆军军官学校。
◇台岛反独裁遭嫉恨
1949年初，国民党败局已定，蒋介石宣告“隐退”。美国见蒋介石的败势不可逆转，便想要“弃蒋保台”，重新物色在台湾的代理人。他们看好了孙立人，因为孙一不是蒋介石的亲信，二曾经留学美国，三有战功，四有学识，是最合适的人选。
为了达成“弃蒋保台”的计划，美国军政要员纷纷前往台湾游说孙立人。根据已解密的档案显示，孙立人对美国的游说，至少有三次予以断然拒绝。
第一次是1949年2月11日，上海解放前夕，盟军远东统帅麦克阿瑟对台湾前途极为关切，他认为孙立人是一位有才能的将领，倘若授予他充分的权力和适当的装备，他能够担负起保台的任务。于是派其得力助手情报处处长韦洛比少将专机去台，邀请孙立人同机赴东京，与麦克阿瑟商谈防台大计。而孙立人说：“我须先请示蒋公。”孙立人将此事呈报了当时任东南军政长官的陈诚，转呈时在澎湖的蒋总裁核准之后，于1月31日飞往东京。
麦克阿瑟一见到孙立人，就对他说：“大陆即将失陷，国民政府势必垮台，美国对它已不抱多大希望，但美国不能让台湾这艘不沉的‘航空母舰’为中共夺去，所以有意要请阁下负起保台的责任，而由美国全力支持，要钱给钱，要枪给枪。”这显然是让台湾进入“孙立人时代”。然而孙立人一口回绝，表示自己将忠于蒋介石。回台后，孙立人马上把与麦克阿瑟会谈的情况向陈诚做了汇报，并请陈诚转呈蒋总裁。
第二次是在1949年秋，美国助理国务卿鲁斯克请他在缅甸战场上服役的老长官莫里尔去台湾直接找孙立人，探询他有没有“拯救台湾的一些打算”。鲁斯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在印缅战区担任莫里尔的联络官，他知道孙立人曾多次援救过莫里尔的部队，两人很是熟悉。莫里尔台湾之行是美方正式面对面的探询孙立人有无反蒋保台的可能性。令莫里尔失望的是，孙立人除发了一顿牢骚外，对反蒋一事未作正面回应。
第三次是在1949年12月，美国驻华大使馆代办史特朗和美前驻台北总领事克伦兹一行同时抵达台湾，克伦兹找到孙立人，直接对他说，如果他同意控制国民政府，美国政府将会彻底全面支持他。结果，孙立人拒绝了克伦兹的游说。
孙立人明知美国人有意拉拢、扶植他，却不做回避。他自问坦荡做人，光明磊落。却不防生性多疑的蒋介石对他产生猜忌与报复。蒋介石表面上不露声色，却在暗中留心观察，对孙立人的一举一动都了如指掌，戒心日重。尤其是看到他与美国人来来往往，不禁芒刺在背。只是赴台之初，百废待兴，尤其争取美援事关台湾生死存亡，对亲英美派的人士不得不拉出来装点门面，大加利用。同时，环顾手下嫡系将领，一个个全是内战战场上屡战屡败的常败将军，真可谓兵无可战之兵，将无可用之将，这使他不得不倚重孙立人，利用孙立人的国际威望，一方面为他争取美国人的好感，获取美援；一方面为他保驾，使他得以偏安台岛。
当时，蒋介石对孙立人的政策是“只要孙立人有可利用的余地，就尽量利用之”。早在国民政府离开南京前，蒋介石就重新部署了人事，决定重点经营台湾，以备大陆不能存身时，能以台湾为落脚点。
1949年8月，孙立人被任命为台湾防卫司令兼东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与陈诚、蒋经国分掌台湾的军、政、党事务。1949年4月人民解放军渡江战役后，蒋介石于5月下旬撤往台湾。
由于孙立人呕心沥血地为蒋介石训练好数万保驾新军，1950年3月，孙立人又被蒋介石擢升为“陆军总司令”，兼“陆军训练总司令”；三日后，又被任命为“台湾防卫总司令”。1951年5月，又晋升为“二级陆军上将”。
孙立人凭借一个军官应有的基本素质“认真”及“说到做到和敢作敢当”的军人作风，与蒋经国合作，参与并指挥了陆军的整顿。他的整军，对“蒋家王朝”在台湾岛得以支撑下去有不可低估的作用。然而，对孙立人来说，成在整军，败亦在整军。因为整军，他得到蒋介石的高度赞扬，也因为整军触犯了黄埔系的利益，为蒋介石所不容。
当汤恩伯的部队逃到台湾的时候，蒋介石让孙立人整编这支队伍。孙立人腾出几所国民小学的校舍，想让汤恩伯部队住进去。那时，已经整编好的部队是住在几个较正规的训练营里，所以蒋介石对孙立人的安排很不满，让孙立人把训练营腾出来，整编好的部队去住国小，让汤恩伯的部队住到训练营里。孙立人当时有点气愤，说：汤恩伯的部队已经是破铜烂铁，没有半年一年的整顿，根本形不成战斗力，所以不能让他们去住整编好的部队营房。蒋介石见孙立人竟敢当面对他顶撞，十分生气，骂孙立人自私。而孙立人也火了，他说：“我自私？你才自私，就因为汤恩伯是你的嫡系部队，你就要把整编好的部队调走，共军再打过来，你拿什么去打？到那时候，看你往哪里跑？你只有往太平洋里跳。”这句话彻底激怒了蒋介石，孙立人与蒋介石开始出现公开的对立情绪。
与此同时，蒋介石加紧了在台湾的“检肃”。1950年夏，孙立人的好友、凤山陆军子弟学校老师魏振武和王晓春，被特务莫名其妙地抓走，然后以“匪谍”罪被枪毙。而魏振武不仅是孙立人的好友，而且多年来，孙立人走到哪里，他就跟到哪里。孙立人在凤山办了陆军子弟中小学校，也就是诚正学校，魏振武就在该校担任教师。
而后，孙立人的“陆军总司令部”的少将“军法处处长”周芝雨，被无缘无故抓走，押在彭孟缉的台北保安司令部看守所内，遭到严刑拷打，他的脸上、身上、脚上被打得青一块紫一块，伤痕累累。在与妻子会面时，周芝雨泣不成声地说：“不必难过，好好照顾孩子吧！天地良心，我不能做害人利己的事。”周芝雨的言外之意，可以想象。周芝雨的妻子最后见到他时，他的手指被砍掉，脚被打断，腰骨被打折，佝偻着不能行动，其景象惨不忍睹。1950年11月23日凌晨，周芝雨以“莫须有”的罪名在台北市马场町刑场被枪毙，连个判决书都没有，甚至还令他10岁的儿子去刑场收尸。
蒋介石此举表面是为了治安，其实是“杀鸡给猴看”，也是为了削弱孙立人的权力而上演的“前奏曲”。
而孙立人的日子也越来越不好过，作为美国军校出身的将领，他与黄埔出身的将领们一直存在着矛盾，加之孙立人不善于伪装自己，又不知如何收敛自己锋芒毕露的性格，且心直口快，使得他处处受人排挤，为官场所不容。他身为“陆军总司令”所提的建议，往往受到“参谋总长”周至柔、“海军总司令”桂永清、“空军总司令”王叔铭的联合抵制，经常出现“三票对一票”的局面。有时被这些人逼急了，孙立人就难以把握分寸，他曾当着蒋介石的面，指着这些同僚的鼻子，直言不讳地说：“你们背后给人家下绊子算什么英雄好汉？有能耐咱们比试比试，你说是文、是武，是稍息、是立正，是X+Y，还是ABC，比哪项，你们挑吧……”在他怒不可遏的时候，对方却以一阵嘲笑作答。
“参谋总长”周至柔是孙立人在南京中山陵的拜把兄弟，两人私交本来不错，因周至柔涉嫌一起军火贪污案，孙立人觉得事出有因，不肯出面帮周至柔说话而使两人结怨。那时蒋介石每周要开军事汇报会，孙立人从不准时出席，因为他不愿意向“总长”周至柔敬礼。而迟到则能避免，因为此时“总统”已在场。
“为政不得罪于巨室”，这历来是当官者的护身符。孙立人却僧面、佛面都不看，甚至对蒋经国也毫无情面。在一次宴席上，蒋经国说黄笑话，众人大笑。但说着说着戛然而止，大家请他继续，蒋经国却说：“有人不高兴，不好意思讲了呀。”原来只有孙立人一人正襟危坐，表情严肃，一脸的不快。而后，孙夫人说丈夫太不给蒋经国面子，让人下不了台。孙立人却说：“我们在座的都是‘国家’领导阶层，应该为民表率，怎么能和市井粗人一样，何况还有女眷在！”
对于蒋经国通过在军中建立“政工制度”和特务组织，干涉、控制军事，孙立人尤为不满。而孙立人主张的“军队国家化”的建军理想也为蒋经国所不容。当时蒋经国任“国防部总政治部主任”，权力却超越“三军统帅”，对此孙立人竟公开予以反对。
1950年12月底，孙立人别出心裁地在“陆军”中召开了一个“新年第一次年终扩大良心会”，目的是为了“让许多高级长官来听取士兵们的良心话”。孙立人在会上致辞说：“现在社会黑暗，人心不古，不但做事骗人，说话也骗人，所以社会动荡不安，就是彼此不能开诚相见，埋没了良心之故。”孙立人在士兵中组织“良心会”，是要使士兵有说话申诉的机会，使其在生活方面能轮流自管伙食，并根据其文化程度进行全方面的培训。
蒋经国认为孙立人手伸得太长，做起了本该是“政治部”做的事情，于是，蒋经国马上进行反击，在军中推行“庆生会”，所谓“庆生会”即官兵一起庆祝生日，蒋经国每月均到最基层参加庆生会，和士兵们一起吃、说、笑，甚至晚间和士兵睡在一起，尝一尝地铺的滋味，以此抵制孙立人的“良心会”。
之后，孙立人竟进一步提出要取消军中的“政工制度”，偏偏美国军事顾问团团长蔡斯也来凑热闹，支持孙立人的观点，主张“军队国家化”，要蒋介石取消“政治部”。蒋经国疑神疑鬼，怀疑孙立人是假美国人之手来欺压自己。蒋介石对此更是大为恼火，传位于子是他的既定方针，恢复“政工制度”和设立“政治部”则是他为儿子搭起的一座攫取军权、驾驭军队的桥梁。蒋介石自然不能容忍孙立人对蒋经国的“无视和挑战”。为此，蒋介石曾旁敲侧击地向孙立人发出过严重警告。
1953年12月23日，孙立人向蒋介石呈交辞职，却触怒了蒋介石。蒋介石以高级将领“不可自由请求解除军职”予以驳回。1954年3月，美国普顿大学决定授予孙立人荣誉博士学位，蒋介石竟不准孙立人前往领取。此时，蒋介石终身“总统”的地位已稳固，与美国的关系也得到缓和，便于6月免去孙立人的“陆军总司令”职务，调任有名无实的“总统府参军长”。
1954年12月，台湾当局与美国政府签订了《台美共同防御条约》，从此将台湾置于美国的“保护伞”下，孙立人这块“联美”招牌已彻底失去了利用价值，蒋介石决心打倒孙立人，彻底铲除他在军中的势力和影响。
◇莫须有罪名被软禁
1955年5月，台湾“保密局”秉承蒋介石意旨，抓捕孙立人旧部、第四军官训练班入伍生总队少校营长郭廷亮，从而引发了震动台湾的“孙立人事件”。
然而，令人颇为费解的是“孙立人事件”的当事人并不是孙立人，而是他的下属郭廷亮，事件也分为两个层次，一是“匪谍”郭廷亮想利用与孙立人多年长官部属关系，联络百余名中下级军官，预谋于适当时机发动“兵变”；二是孙立人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利用郭廷亮出面联络自己旧部，以加强联系，保持自己对军队的影响。结果郭廷亮事发殃及了无辜的孙立人。
郭廷亮是云南人，生于1921年，毕业于国民党税警团总团干部教练所学员队二期，时孙立人任团长。该团后来改为新编三十八师，郭廷亮随之担任该师的一名中尉排长。该师改为新一军后，孙立人升任军长，郭廷亮升为少校营长。1948年新一军驻守沈阳时，郭廷亮结识了营房附近的米店老板白经武，经白介绍，郭廷亮与其邻居李玉柱结婚。此后白经武就“以共产党言论宣传”策反郭廷亮。沈阳解放后，从前线化装逃出来的郭廷亮求白经武协助他办一“路条”，以便通过封锁线去台湾。白经武的哥哥白经文当时是人民解放军吕正操部联络科科长，为郭廷亮办妥了这件事，并嘱咐郭廷亮到台湾后，要为共产党做事。之后，郭廷亮与妻子顺利离开沈阳并逃到台湾。郭廷亮到台湾后找到时任“陆军训练司令”的老上司孙立人，继续任孙部少校营长。当时台湾挤满了各类逃台人员，官场人满为患，就是“将军”、“师长”、“司令”流落台北、高雄街头的也不在少数，而郭廷亮能得到此职，显然是孙立人提携。孙立人升任“陆军总司令”后，郭廷亮又历任“陆军总部”搜索组大队长、步校军官、“陆军总部”第五署督训组组长。这些都使得后来“郭廷亮案”被抹上孙立人色彩。
6月初，台湾“保密局”又在台湾南部逮捕了原战车营副营长赵志华等孙立人的旧部，罪名是他们计划在6月6日南部大阅兵时搞兵谏。此时，表面上看还未涉及孙立人。6月6日，孙立人还陪同蒋介石南下校阅南部军队，26日出席俞大维等在台北宾馆举行的欢送驻台美军“顾问团”团长蔡斯的酒会，28日到台北机场送蔡斯离台返美。然而，孙立人早已感到极大的压力。
8月3日，孙立人向蒋介石递交报告，为郭廷亮引咎辞职，自请处分。20日孙立人被免去所有职务。与此同时，以陈诚为主任委员的九人调查委员会正式成立，就“匪谍”郭廷亮案有关详情，“彻查具报”。该委员会成员中，有“副总统”一名、前任“院长”三名、“资政”二名、现任“副院长”二名、现任“部长”一名，其重要性由此可知。
调查委员会先后查询了郭廷亮等涉案多人。9月19日，又在阳明山第一宾馆集会，传询孙立人。21日，“监察院国防委员会”成立“孙立人案调查小组”，由曹启文等五人组成，曹启文任召集人。
10月8日，“孙立人案调查委员会”在举行第九次会议后，完成长达1.6万余言的调查报告书，认为孙立人应负有以下责任：一、第四军官训练班部分结业学生发动联络组织，实有在军中违法密结私党或秘密结社集会之嫌；二、孙立人将军对郭廷亮信任甚深，不仅没觉察其为匪谍，而且因为孙将军企图利用郭在军中建立个人力量，乃至堕入郭廷亮匪谍活动之阴谋不自觉；三、对旧部管束无方，训导不当，知情不报；四、对“匪谍”有徇情包庇之嫌。
“孙案调查小组”也同时展开了公开调查，他们先后会晤九人调查委员会之陈诚、张群等人，调阅孙案所有卷宗，邀请孙立人到“监察院”接受查询，最后完成的调查报告书，其结论与九人委员会大不相同，认定孙立人与“孙案”无关，此事不过是派系相互倾轧，诬陷孙立人而已。然而，这一调查报告在最高当局的裁示下，以“基于国家利益”考虑，仅在“监察院”内部作口头报告，随后即被深锁保险柜中。
10月20日，蒋介石下令将孙立人交由“国防部”随时“察考”，以观后效。此案牵连达300多人，其中35人判监十年以上。被定为“匪谍”的主犯郭廷亮，原被判处死刑，后来改为无期徒刑、15年徒刑。奇怪的是，郭廷亮被流放到绿岛后，在那里养了不少鹿，竟大发其财。28年后获释，蒋经国派人给他复职补薪，并发给退役金和保险金。可是不久，郭廷亮莫名其妙地在火车跳车事件中死亡。当局称“交通事故”，“跳车身亡”，后经多方查证似可证明其有先被钝器击杀的嫌疑，至今尚无定论。其余“案犯”分别被判处3至25年不等的徒刑。“孙立人兵变案”就这样草草了结，孙立人在当局“不杀、不审、不问、不判、不抓、不关、不放”的“七不政策”之下，以软禁代替刑罪，以“察考”限制自由，开始了长达33年的幽居生活。
◇晚年耕种维持生计
在台中市向上路18号孙立人个人购置的私人住宅里，孙立人过起了软禁生活。很快地调整好心态，接受了现实。他在家读书写字，种花养草，有时还出去打打网球，日子倒也过得自在。但作为曾统率千军万马的将军，如今却被软禁于一室，孙立人心中的落寞可想而知。
孙立人被软禁后，陪伴在他身边的是第三位夫人孙美英。孙立人的第一位夫人是合肥举人龚彦师之女龚夕涛，两人于1919年结婚。由于是家庭包办婚姻，加上长期军旅生涯，孙立人对龚氏没有多少感情。龚氏长期侍奉孙立人的父母，直到两位老人过世，对孙立人从无怨言。她在抗战期间曾参加抗日活动，任合肥东乡青龙厂妇抗会理事长。1947年孙立人从东北回南京开会，两人见了最后一面，解放后龚氏寄居在自己的哥哥家，仍帮孙氏家族带小孩，于20世纪80年代在合肥去世。
孙立人与第二位夫人张晶英于1930年在上海结婚，张晶英出生于湘江畔，在教会学校中长大，个性独特，性格豪爽，喜欢爬山，游泳，跳舞，两人的婚后生活美满幸福。美中不足的是军旅生活无定所，张晶英只得跟着丈夫到处流动。到台湾后，丈夫忙于工作，家中又无小孩，张晶英便与许多台湾妇女一样，开始信佛，并为她的信仰而忙碌。曾自己花钱编印佛教经典，普及佛学文化，并任佛教协会理事。她后来成为台湾著名佛教大护法师，号称清扬居士。
此时孙立人已过半百之年，膝下无子。张晶英遂做出了一项重要决定，为孙立人另娶一位妻子，自己则皈依佛门，奉佛终生。她替孙立人物色的新夫人就是张美英。
张美英是台湾高雄人，时年不满30岁，原是孙立人的家庭护士，工作踏实认真，深得孙立人夫妇的喜爱。张美英敬佩孙立人，孙立人也喜欢张美英的温婉贤淑，善良纯真。但婚后没多久便发生了“孙立人事件”。而孙立人一生清贫如洗，当年担任台湾“陆军总司令”时，巨额特支费都做了部下在急难中的救济金，从无一文中饱私囊。由于没有存款，没有工资，孙立人被幽禁后的最初三年连生活补贴都没有，家庭生活一下子陷入困境之中。
当时台湾养鸡业盛行，张美英就决定养鸡。孙立人亲自动手搭鸡棚，监护孙立人的副官帮他们买来了来航鸡，然后孙立人便在家里做起了鸡农，生了鸡蛋就由张美英拿到市场上去卖，一时间市上盛传“将军蛋”。后来养鸡的太多了，饲料价格飞涨，孙立人又改养起了金丝鸟。
张美英与孙立人结婚当年就生下长女，到1958年，家中已有两儿两女。收入不见增多，家中的支出却日渐增多，这时孙立人已经有了一点生活补助费，但是杯水车薪。他们又在台中大坑买了一块山地，在山上栽种了荔枝、龙眼、柠檬、杨桃、芒果等果树。有一个时期，每天清晨，孙立人都会和张美英带一壶水、几个馒头、几样小菜，上山除草、施肥忙个不停，中午就在山上用餐，直到月上西山才回家休息。树上结果之后，他们就将熟了的果子收摘、清洗，次日清晨由张美英用自行车载着这些果子去市场上卖。每年水果收获的季节，他们夫妇都忙得昏天黑地。而如此以务农为生，终日劳作，虽辛苦劳累，却也成为他们排遣心头痛苦的一桩乐事。
随着孙立人年龄的增高，张美英对孙立人的照顾更是无微不至，每天亲手做丈夫的饭食，嘘寒问暖，稍有疾病，便端汤进药不离左右。古语道“天道无亲，常与善人”，孙立人在幽囚的岁月中，有张美英相伴，有张晶英不时前来探望，有儿女绕膝，苦在其中，也乐在其中。
孙立人最初失去自由时，长子孙安平出世了，大女儿孙中平刚刚4岁，后来孙天平、孙太平相继出生。孙立人以“中国平安，天下太平”为儿女命名中平、安平、天平、太平，寄托心中的愿望。看妻子为照顾孩子忙得团团转，孙立人也参与到养儿育女的工作中，孩子们吃、穿、玩，他都经过手，从换尿布到请钢琴教师，他样样兼管。将军不再指挥士兵，就把全部精力放在孩子身上，抚育他们成人。
孩子们渐渐长大了，先后上了大学，1974年，孙立人长女孙中平毕业于台湾“清华大学”，毕业后去美国深造，获得美国康奈尔大学材料工程学硕士，为IBM研究员，后任该公司资深集成电路工程师。1980年7月4日孙中平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结婚。作为父亲，孙立人不能前去主持婚礼，只好委托在加拿大滑铁卢大学任教的义子以义兄的身份带中平走进教堂，完成了终身大事。两年后，孙立人接到电话，知道女儿中平生了个宝宝，他喜出望外，在日记上写道：“82岁了，终得第一个外孙，岂不感慨！”
1977年，长子孙安平毕业于台湾中原理工大学，考入“清华大学”物理研究所，1979年获物理学硕士。孙立人获准参加毕业典礼但不准发言和会客，孙安平后来获得美国南加州大学材料科硕士，后任集成电路网设计工程师。1978年，次子孙天平毕业于台湾辅仁大学，接着获美国维拉诺凡大学电子计算机硕士，后任电路网设计工程师。1975年幼女孙太平考入台湾“清华大学”化学系，再赴美国杜克大学读遗传学博士，后任哈佛大学医学院博士后研究员。
孙立人的四个子女及收养的义子，全部从事科学教育工作，没有一个走从军之路。
1978年，孙立人已年近80，按规定除役，获“给予退休俸和生活补助费等应享权益及适当照顾”。1983年5月1日，台湾“清华大学”举行校庆，校长毛高文特颁予孙立人毕业60年、50年两级老校友金牌、银牌各一枚。然而孙立人当天并未出现在校庆会场。校方后来解释说“事前未联系”。6日，“清华大学”训导长杨觉民亲到台中向上路孙宅，代表校方致赠纪念金牌。
1985年，诸葛文武等编著《孙立人事件始末记》一书，在台湾出版，但发行后不久被查禁。1986年，原“监察院”委员陶百川在其回忆录中透露，当初“监察院”五人调查小组认为孙将军是清白的，也相信“孙案”与“郭案”都是冤案。1987年9月，孙立人旧部发起组织“印缅战友联谊会”，要求当局公布1955年“监察院”五人小组的调查报告书。很多人认为，当年孙案的疑点甚多，要求为孙立人“平反”。孙立人却说：“从未‘反’过，何‘平’之有？我只希望在我的余生之年，政府能还我清白，如此，亦能含笑九泉！”
这一年，艾思明编著的《名将孙立人》由台湾群伦出版社出版发行。
1988年1月13日，蒋经国去世。孙立人的义子揭钧为孙立人的平反四处奔波，得到有关方面的响应。2月25日，台湾《自立晚报》独家发表文章称：1950年代被蒋介石以“兵变”罪名囚禁的前“陆军总司令”孙立人将军仍健在。沉默33年的孙立人首次在媒体上露面，接受台湾《自立晚报》记者采访，要求台湾当局“还其清白”。这一消息披露后，立刻在台湾引起轰动，89岁的孙立人顿时成为各界瞩目的人物。3月1日，“立法委员”董正之致函“行政院长”俞国华，呼吁恢复张学良、孙立人的自由，以表示政府实行民主自由的决心。11日，俞国华在“立法院”院会答复质询时，再度强调张、孙二人“目前其生活及行动并无限制”。20日，孙立人的老部下，孙部汽车兵团团长、“国防部长”郑为元亲临孙宅，面告孙立人，历时33年的“察考”终结。孙立人获得完全自由。
3月22日，郭廷亮之子郭志忠在《自立晚报》上公布了他父亲的“陈情书”（1983年3月16日，郭廷亮上蒋经国“总统”“陈情书”），指出“兵变事件”全属“杜撰伪编”，郭廷亮本人不过“奉命行事”，事前郭廷亮为“国防部”“情报局”特勤室主任毛惕园扣押，“情报局”局长毛人凤向郭“训话”，并说出蒋介石“处理”孙立人的“办法”。要郭“为党国利益”出发，自认“匪谍”，令孙立人因用人不当，被迫下台以“达成政治上的任务”。毛人凤向郭廷亮“保证”：“只要你照我的话去做，不但对你军籍、军职和事业前途不会受到丝毫的影响，而且保证你未来的事业前途将更光明、更远大。”郭志忠说：“‘兵变事件’后，当局自1956年起每个月发给郭家生活费，1959年8月买房子给郭家。父亲虽然坐牢，不过像上下班一样，每星期六回家，星期一再回监牢。我公开父亲的‘陈情书’是为父鸣冤，同时自己不愿意被人指叫‘匪谍的儿子’！”
4月8日，“国防部”警卫人员从孙府撤离。12月，10余位孙立人旧属在“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召开口述历史座谈会，回忆孙立人。之后，台湾当局后来又是颁发褒扬令，又是颁发“精忠状”，但对于“谋反”一说，总是搪塞带过。
1990年10月11日，孙立人因患帕金森氏症，情绪不稳，食欲不振，吞咽困难，入台中荣民总医院治疗。11月4日，因肺炎引起败血症，19日11时，孙立人病故，享年90岁。
1990年12月7日，“总统府”对孙立人明令褒扬，极尽溢美之词，并颁发旌忠状。公祭之日，“总统”“副总统”暨“五院院长”颁送了挽联，宋美龄送来花圈，“国防部长”陈覆安（陈诚之子）率三军将领前往灵堂拜祭。
公祭结束后，灵柩先后覆盖“清华大学”校旗、美国弗吉尼亚军校校旗、青天白日旗。长达一公里的送行队伍，将孙立人遗体送到台中市大坑东山墓园。
1998年，在孙立人家属的强烈要求和各方压力下，尘封多年的“监察院”五人调查报告对外公布，可部分内容已被涂掉，“监察院”决定由“中央研究院”研究员朱宏源补齐五人小组调查报告中被涂掉的文字。经过一年多的调查和论证，补实报告研究结论与五人小组的结论一致。
2001年1月10日，《联合报》头版报道：“监察院”9日公布1955年“监察院”五人小组对孙立人事件的完整版调查报告，并审查通过朱宏源研究员今年对孙案重新论证及访谈结论，确定孙立人并未谋叛。
人们通过报告及郭廷亮的“陈情书”了解到，其部属郭廷亮也非“匪谍”，且并未着手实行叛乱。所谓“兵变案”、“匪谍案”只是蒋介石为打倒孙立人而强加于孙立人的莫须有罪名。这是官方首度为孙立人公开平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