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苏联于1940年6月先后向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发出最后通牒，要求三国立即停止反苏活动，成立对苏友好的新政府并允许苏军进驻该地。7月14日和15日，波罗的海三国宣布成立苏维埃政府，请求加入苏联。1940年8月3日至6日，苏联最高苏维埃第七次会议通过决议，接受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加入苏联。波罗的海并入苏联的全过程可以分为两个阶段，1939年8月到1940年5月的签约控制阶段和1940年5月到8月的正式兼并阶段。
1939年9月19日，苏联为了向爱沙尼亚施加压力，就拿波兰“鹰号”潜艇事件为借口，声称苏联将不承认爱沙尼亚对其沿海水域拥有主权，它的安全将由苏联来保卫。9月24日，爱沙尼亚外交部部长谢利捷尔为了解除危机亲率政府代表团赴莫斯科，请求和解。苏联政府看时机来临，要求签订互助条约。9月27日，爱沙尼亚政府经受不住苏联步步紧逼的强大压力，不但接受了苏联提出的所有要求，而且双方于9月28日订立了《苏爱互助条约》及其秘密议定书。
在《苏爱互助条约》签署后，充满野心的苏联政府马上把目光转向拉脱维亚。拉脱维亚总统兼总理乌尼马尼斯考虑到苏德、苏爱条约的签订，对东欧局势产生的重大影响，原则上同意与苏签约，在苏爱模式的基础上开始谈判。斯大林在谈判中提出了一系列的要求，想达到对拉脱维亚的控制，拉方感觉很难接受。斯大林假意表示并无心侵占他们，苏联驻军只是一支预防性的兵力。经过持续、紧张、激烈的争论，10月5日，双方签订互助条约。条约内容与《苏爱互助条约》类似。
苏爱、苏拉条约签订后，就轮到立陶宛了。按照苏德秘密协定，立陶宛本属德国的势力范围。10月3日，立陶宛外交部部长乌尔布什斯到达莫斯科，斯大林以苏拉、苏爱条约为蓝本，签订一个互助条约，条约有效期20年，乌尔布什斯指出，苏联方面提出的条约草案实际上是对立陶宛的占领。斯大林却表示苏联无意威胁立陶宛的独立，相反，驻军是对立陶宛的真正保障。在苏联的压力下，乌尔布什斯只有做出让步，并且允许苏联在其国内驻军不少于3.5万人。后来，立陶宛就苏军进驻时机等问题提出新建议，但苏方对此不感兴趣，并利用维尔诺问题对立陶宛人施加压力，威胁立陶宛人如不接受互助条约，就不能得到维尔诺。10月10日，立陶宛代表团接受了莫洛托夫的修订案，签订了《关于维尔诺市和维尔诺省移交给立陶宛及关于苏联和立陶宛互助的条约》，条约内容与苏爱、苏拉条约相同，苏联驻军可达2万人。波罗的海三国对苏联恩威并施、逼迫他们签订互助条约的行径敢怒不敢言，他们对斯大林领导集团缺乏信任，对波罗的海三国未来的前途忧心忡忡，在互助条约签订后的一段时间里，由于西欧战事的发展尚不明朗，苏联政府采取谨慎的观望政策。苏联政府严禁军政领导人干涉波罗的海国家的内政，由于苏联严格遵守互助条约所承诺的义务，采取了不干涉内政的政策，波罗的海三国在签订互助条约之初的胆怯恐惧心理逐渐消失，对苏联政府的信任感也不断增强。双方的关系趋于平缓。
1940年5月10日，德军入侵荷兰、比利时、卢森堡和法国。10日，卢森堡不战而降，15日，荷军投降；28日，比军投降；英法军队连连受挫，在敦刻尔克面临绝境。斯大林想通过吞并波罗的海应对德军的顺利西进，以保护自身的安全。为了制造进攻的理由，5月25日，苏方声称，“在立陶宛政府机关的庇护下”，出现红军战士失踪事件，照会立陶宛政府立即停止挑衅，否则苏联将采取特别措施。苏联政府不断促使冲突升级，坚决拒绝与立陶宛调查机关进行任何合作。苏联方面还制造谣言，声称波罗的海三国缔结军事同盟以反对苏联。然而，三国1934年9月12日订立的同盟条约，原来不仅曾被苏联政府视为集体安全的一部分，而且当时苏联也无任何反对保持这一同盟的要求。立陶宛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在苏联最后通牒到期前15分钟，乌尔布什斯通知莫洛托夫，立陶宛接受一切要求。为了不断达到自己的目的，苏联政府又故技重演，于6月16日向拉脱维亚公使科钦什和爱沙尼亚公使列伊递交了声明，指责两国签署的波罗的海协定，要求两国成立新政府并同意苏联驻军，限令在6个小时内作出答复。两国政府势单力薄，在规定的时间内接受了苏联提出的条件，原政府宣告辞职。
三国政府被迫让步，苏联政府向原定目标不断迈进，开始在三国制定特定的候选人，组成亲苏政府。新政府的成立和苏军相继进驻各国。三国政府在实行任何一项重要措施时都须秉承莫斯科的指示或莫斯科代表的旨意行事，实质上使三国完全丧失了独立性。
7月14日，三国同时进行议会选举，宣布成立苏维埃政权。1940年8月初，苏联最高苏维埃第七次会议决定吸收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为苏联第14、第15、第16个加盟共和国。波罗的海三国正式被苏联兼并。苏联的人口和领土都不断得到扩张。
那么在苏联举行这些大张旗鼓地行动的时候，国际上别的国家都在做什么？为什么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出来进行干涉呢？当时德国忙于西线作战，无暇东顾，而且也不愿过早与苏联割断联系。所以当波罗的海三国请求德国居中调解时，德国的态度是“这纯粹是苏联和波罗的海国家的事”，“德国无意干预波罗的海国家的政治事务”。英法两国在与德军作战中屡战屡败，既无力也无暇顾及远在东欧的波罗的海三国，对苏联在波罗的海三国的行动也只能听之任之。其他国家当时的局面，也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苏联兼并波罗的海三国的成功。此次行动极大增强了苏联的实力，为以后的进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39年9月1日，德国突袭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式爆发。在此后不到1年的时间里，德军以风卷残云之势扫荡了整个西欧大陆。1940年5月10日上午，英国首相张伯伦迫于内外压力，无奈宣布辞职。英国国王乔治六世立即召见海军大臣温斯顿·丘吉尔，邀请他主持新一届的政府。
丘吉尔上任以后，精力饱满地投入到这个神圣的工作中去。但是之前英法盟军在横渡英吉利海峡时遭到溃败的事实，让他心中压力很大，一度感到无计可施。希特勒的兵团仅仅用了3个星期的时间，就迫使比利时和荷兰投降了。
1940年6月的一天，在伦敦一个地下指挥所里，丘吉尔嘴里叼着一根又长又黑的雪茄，目光坚定地盯着前方。一份“发电机计划”就摆在他的眼前，这是一份有关从敦刻尔克撤退的报告。丘吉尔感到震惊，因为报告里说，一个由大约850艘民用舰船组成的“救援船队”将30多万盟军士兵从敦刻尔克安全地撤到了英国。可令人忧心的是，随士兵们一起运回来的武器却非常少：丘吉尔感到了危机，他曾对助手们这样形容：“如果德国人来了，我们就只能用瓶子来砸他们的脑袋——因为那是我们能够投入到战斗中的全部武器了。”
一次历史上最为惨烈的军事灾难在大不列颠上演了。事情向更加不利的方向发展着，几周后，法国宣布投降。此时的英国就像一叶孤舟即将面临德国潮水般的进攻。
在严峻的形势下，丘吉尔在英国议会发表了著名演说，表达了与纳粹德国战斗到底的决心。他说：“尽管我们失利，但我们决不投降，决不屈服，我们将战斗到底。我们将在海上和大洋上作战，我们将充满信心地在空中作战。”在随后的秘密内阁会议上，丘吉尔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一旦德国人攻进来，英国将马上把王室成员和政府领导人转移到加拿大，在那里建立新的抵抗政府与法西斯斗争到底。这个计划被命名为“鱼雷行动”，为确保计划顺利进行，丘吉尔决定将价值约70亿美元的黄金和有价证券秘密运往加拿大，作为英国撤往加拿大的先期准备。在当时的情况下，“鱼雷行动”无疑是一个冒险的赌注。
由于时间紧迫，英国政府在几天之内就征用了国内的几部列车，并迅速将黄金和有价证券秘密打包，每个箱子都装有4个金块，放上运输车。英国政府还成立了一个专门小组，对打包装箱的黄金和有价证券进行严格登记入账，并反复核对。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这些黄金和有价证券很大一部分是从英国人民那里征用来的，如果出现任何闪失，将无法向英国国民交代，这种行为是英国历史上唯一的一次。
在苏格兰西南部克莱德河口的一个小港格里诺克，这些秘密打包的2230个装货箱在夜间被成批搬到英国专用巡洋舰“埃默拉尔德号”上。为了不引起沿途人们的怀疑，这些货物全部被放在巡洋舰甲板下的深层仓库里。舰上别的地方还藏有500多箱有价证券，两者加起来价值约53亿美元。
“埃默拉尔德号”巡洋舰由英国著名海军上校弗兰西斯·弗林担任船长。在秘密出发前，弗林仔细研究了未来几天的天气状况。他意识到“埃默拉尔德”号要想到达加拿大危险重重，因为德国的潜艇司令——海军上将邓尼茨命令他的潜艇暗中潜行于苏格兰和加拿大的海上航道之间，航线向西伸展约3000海里。就在当月，已有57艘盟国的船只被德军潜艇击沉在北大西洋。
1940年6月24日黑夜，“埃默拉尔德号”在夜幕掩护下，从克莱德河驶入了大西洋，到了指定地点集合后，几艘驱逐舰赶来护航。
出发不久，弗林就得到两个不幸的消息：一场强烈的大风暴正在前方的大西洋上肆虐；另外，英国海军部也给他发来了警报：两艘德国潜艇正潜伏在“埃默拉尔德号”将要前往的航道上。难道是在英格兰或苏格兰的德国间谍向柏林报告了这艘船上装载了特殊的货物了吗？还是德国的间谍机构早已破译了英国海军的密码？但不管怎样，舰队已经出发就不能回头了，弗林不得不硬着头皮往前航行。由于洋面上风势持续走高，海洋上风浪肆虐，所以“埃默拉尔德号”的几艘护航舰不得不减速航行。颠簸的舰艇使海员们呕吐不止。到了第三天，天气转晴了，海面也恢复了平静。更令人欣慰的是在预报的海域里并没有遭遇到德国潜艇。“埃默拉尔德”号有惊无险地抵达了目的地—加拿大的哈立法克斯。
船一靠岸，“埃默拉尔德号”的武装警卫立即封锁了码头，庞大的卸货行动开始了。弗林先将黄金和有价证券详细账目交给加拿大银行。加拿大银行官员按照账目对每箱黄金和有价证券进行了严格核对。随后，在每箱黄金和有价证券被装到早已等在码头旁的铁路支线上的一个专用火车车厢里，又一次接受了检查，光这两次检查，就花费了12个小时，这在当时是十分危险的，因为任何拖延都有可能造成意外麻烦。检查完毕之后，满载黄金珠宝和有价证券的专列又驶离哈立法克斯，驶往它的第一站—蒙特利尔。加拿大外汇管制委员会的伯金斯和银行秘书戴维早已在那里等候多时了。火车一停，警卫人员立即封锁车站，然后那些运载有价证券的车厢被脱挂，而装载黄金的专列则继续驶往加拿大首都渥太华。
在专列抵达蒙特利尔前，伯金斯和戴维为一个严峻的问题头痛：数百箱有价证券放在哪里才安全呢？最后他决定，把它们藏到英联邦自治领广场的阳光人寿保险公司的大厦里。这幢大厦地下有3层，最底层将被列为“联合王国的安全储备库”，可以专门收藏这些有价证券。
与此同时，黄金专列则在午夜时分到达渥太华车站。在黑夜的掩护下，几辆大卡车把这些贵重的货物运到了位于惠灵顿街的加拿大银行地下保管库。
7月5日，在首次运送成功后，“鱼雷行动”又开始另一次运送。这时，整个计划已经完成了大半。于是丘吉尔的心情稍稍有了些缓解。在这样连续不断地运送黄金和有价证券后，英国的大部分财产已经运送到加拿大，这样一来德国人即使得到情报，也不会找英国国库的麻烦了。
在整个运送途中，虽然没有和德国的潜艇遭遇，但英国的轮船有好几次被恶劣的天气阻拦。一次，满载珠宝的“巴特利号”船在途中引擎突然出现故障，不能按正常速度航行。护航的总指挥考虑到不能给其他船只带来危险，因此命令“巴特利号”改变航向，驶向纽芬兰的圣约翰斯，由“博纳文切号”巡洋舰护航。幸运的是“巴特利号”和“博纳文切号”最终平安到达了圣约翰斯港。
当这项令人难以想象的计划结束之后，英国海军部作了统计，共有价值约25亿美元的黄金、45亿美元的有价证券用船运到了加拿大。令人惊叹的是，在这3个月的时间里，有134艘盟国或是中立国的船只在北大西洋被德国人实施的“狼群”行动所击沉，然而没有一艘运输黄金的船只被击沉，甚至都没有遭到袭击。丘吉尔和他的战时内阁赢得了这场对大英帝国命运攸关的巨额赌博，70亿美元的巨额财产不但被安全地转移到加拿大，而且如此大规模的行动，居然能成功地保守住秘密。要知道在“鱼雷行动”中，大西洋两岸足有1000多人参与其中，但希特勒始终都不知道这个秘密，着实让人费解。
1941年6月22日，纳粹德国对苏联发动了突然袭击。从这一天起，苏联开始了伟大的卫国战争。但很少有人知道，这场战争差点提前一年爆发，更令人吃惊的是，当时预谋偷袭苏联的不是希特勒，而是英法两国军队。俄罗斯《独立军事评论》刊登文章，曝光了这个险些影响整个“二战”进程的秘密战争计划。
事情的经过如此：
1940年，“二战”刚刚开始的时候，希特勒正竭尽全力对付欧洲的小国，波兰被吞并后，他又把目标瞄向了法国。当时的苏联与德国之间还有一个《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所以还没有受到德国的进攻。但是在阿塞拜疆首府巴库上空，一架国籍不明的飞机经常飞临这里，对这里的大型油田进行偷拍。几天之内，已经有数架飞机飞临油田的上空进行侦查。苏联也敏锐地察觉到这些飞机的来意，调集了密集的火炮对其进行攻击，同时派出战斗机紧急升空对其进行拦截。
这样的场景在“二战”中可以说是再熟悉不过了，德国不止一次用这样的方式来窃取其他国家的军事秘密。而这次飞临苏联的飞机也是德国的吗？答案是否定的，这次是英国人的飞机。这是因为斯大林同希特勒签署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条约中斯大林同意向燃油缺乏的德国供应石油。这让英国等欧洲国家十分不满，如坐针毡。英法两国都认为，苏联向德国提供的石油将被全部用来进攻法国和英国，所以，这两个国家认为一定要对其加以阻挠，那么最重要的就是阻止苏联向德国运送石油。可是要用什么办法来阻止呢？思前想后，他们认为只有摧毁苏联这个位于高加索地区的大油田才能达到阻止的目的。
于是英国皇家空军根据高空侦察机拍到的图像，制定了绝密计划，决定对苏联高加索地区的油田进行长达3个月的战略轰炸。在这年，德国又相继战胜法国、荷兰、比利时以及卢森堡，让英国感到更加紧迫，并且把德军迅速展开进攻的原因一股脑归结在苏联的石油供应上。因此，轰炸苏联高加索油田更加刻不容缓。英国皇家空军的“布伦海姆”轰炸机群随机进驻中东，随时准备轰炸。
1941年，德国攻打英国不成功，转而准备进攻苏联。其实英国首相丘吉尔一直进行着挑拨德国人和苏联人之间关系的活动，他曾经多次散布假消息，说德国想进攻苏联，同时又说苏联想进攻德国。但是这一次，丘吉尔发现德国人是真的动手对付苏联了。像往常一样，丘吉尔向斯大林作了通报，但斯大林和以前一样，没有理睬丘吉尔。并且苏联境内没有丝毫备战的迹象。英国人认为，斯大林宁可屈从于希特勒，也不会选择与德国军队兵刃相对。为此，英国做好了用轰炸油田相要挟，迫使斯大林抵抗德国纳粹的准备。
6月22日，德国开始大举进攻苏联。苏联前线部队由于缺乏战斗准备，很快就被进展迅猛的德军打垮，伤亡惨重。德国军队迅速地推进到列宁格勒和莫斯科附近。此时的丘吉尔更加害怕，因为他知道，一旦苏联有丰富的石油资源的南高加索地区落入德国手中，势必会加强德国的经济和军事实力。那么，德国将有更大的实力来全力对付英国。
形势变得异常严峻。23日，英国军方首脑召开会议，商讨如何应对德国占领高加索地区的问题，他们一致认为，英国应该抢在德国占领高加索之前，摧毁苏联油田，与此同时，也希望通过向苏联方面施加压力，让他们自行炸毁油田。
到了7月中旬，苏联的失败已经显而易见，几成定局，到了无法挽回的局面。而此时的丘吉尔意识到留给英国人的时间不多了，变得越来越焦急。贝尔图敦促英国应该尽快准备采取行动，并建议该行动在苏联失去对油田的控制、德国刚刚接手油田的混乱时期执行。
这时，乌克兰首府基辅已经陷入德军的重重包围之中，轰炸苏联油田将使苏联的农用燃油机械无法使用，导致大批的苏联人陷入饥荒，此时德军距离油田仅仅只有数百里的距离了。丘吉尔再次通知斯大林尽快自行摧毁油田，而英国将向苏联提供1亿元英镑用于进口石油作为回报，并且给斯大林下最后通牒：如果苏联不自己动手，那么，英国将出面替苏联全面摧毁高加索地区的石油泵站、炼油厂和石油输送设施。
其实英国人心里也不确定轰炸苏联的油田到底是否值得，但是必须为这次行动选择最恰当的时机和充分的借口。
1941年秋，基辅被完全包围，50多万苏联红军被德军俘虏。苏联南方战线危在旦夕。丘吉尔告诉斯大林，英国的军队将有效地保障苏联供给线的畅通，并且可以向高加索派遣军队协同苏军一同作战。面对英方的“好意”，斯大林丝毫没有领情，回复丘吉尔：“战争不在高加索，战争在乌克兰。”
面对斯大林的冷漠，丘吉尔十分气愤，他埋怨苏联不知好歹，并且指示总参谋部，无论斯大林的态度如何，英国都要作好轰炸油田的准备，只要德国向巴库进军，英国就一定要进行阻止。
可是谁也没有想到，随着冬季的到来，德军在苏联境内的战斗情况遇到了很多阻碍，刚开始的时候他们几乎消灭了苏联红军一半的军队。可是，随着冬季的到来，德国人发现苏联红军的战斗力渐渐高涨了起来。由于苏联红军自身兵源的不断增加，西伯利亚的援军也不断赶到，再加上德国军队越来越无法适应苏联冬季的寒冷气候。德军对莫斯科的进攻于12月初就开始变得停滞不前了。由于气候的恶劣，援军的不足，武器供给的短缺，德军此时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斯大林趁机发动了多次大规模的反攻，德军开始连连败退。
苏联方面的不断胜利，让英国人如释重负。然而，轰炸行动的准备工作并没有停止。伦敦方面依然认为，冬季结束后，德国人就会卷土重来，莫斯科仍然处于高度的危险之中。果不其然，到了1942年的夏天，希特勒再次集结兵力大举入侵苏联高加索地区。尽管苏军进行了顽强的抵抗，但阿尔马雅尔和麦科普还是相继落入了德国人的手里。此时的英国，正在被德军具有“沙漠之狐”之称的隆美尔对埃及的入侵以及日本占领新加坡和缅甸搞得焦头烂额，已经顾不上苏联的战况及高加索地区的局势了。但是这时德国人犯了一个更大的错误，他们没有夺取油田，而是将全部精力用于进攻斯大林格勒去了。英国的轰炸行动也变得完全没有必要了。
但是英国的这次行动使苏联对西方极不信任，斯大林更认为德国进攻苏联的动机之一就是为了消除英国对高加索地区的威胁；而英国绝对不会承认是自己对苏联实施空袭的计划促使德国展开了对苏联的入侵。这样的一种敌意状态一直到冷战时期还在持续……
在20世纪初期，著名的科学家爱因斯坦就推导出了核动力公式，这个公式为原子能的发现和利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到了20世纪30年代，英国物理学家詹姆斯·查得威克、意大利物理学家恩里科·费米、德国物理学家哈恩、施特劳斯等科学家都对核物理进行了深入研究，他们惊奇地发现，1克重的铀裂变后产生的能量竟然相当于燃烧3吨煤或200升汽油所放出的能量。它所产生的爆炸力是如此巨大和惊人。从此人类进入了“核”时代。
然而，科学技术永远是把双刃剑，就在科学家们对这一科学发现欣喜若狂的时候，纳粹德国也想把这个发现带来的成果转移到战争中去，他们试图用科学的成果去征服世界。1939年4月，纳粹德国将6名原子物理学家召到柏林，举行秘密会议，并决定制造能够利用核能的设备，也就是后来所说的原子弹。同年的9月26日，德国启动了代号为“U”的秘密研制核武器的计划。
恩里科·费米在芝加哥大学建立了第一个核反应堆，并且从1942年起成为“曼哈顿计划”的领导者之一。
一些开明的科学家为已经开始实施的“U计划”感到担心，正在美国流亡的物理学家费米马上联系了西拉德、泰勒等科学家，在美国积极奔走，呼吁美国政府也尽快开展原子弹的研制工作。当他们向美国军方提出这项计划时，美国军方由于还没有认识到原子弹的巨大破坏力，不仅不以为然，而且还认为这些科学家都是些“怪人”，对他们的建议根本不予理睬。
核能威力巨大，如果被纳粹德国利用，抢先制造出原子弹，那么人类就将面临多么巨大的灾难啊！这让费米等科学家心急如焚。而且他们深知，原子弹的制造条件十分苛刻，不仅需要雄厚的经济实力、完整的科学体系以及科学人才，更需要安定的社会环境。就当时的世界来说，这些条件只有美国真正具备，也唯独美国才有能力挑战纳粹德国，与之抗衡。
费米、泰勒等科学家决定直接上书美国总统罗斯福，他们认为只有说服他，这个计划才能尽快开始实施。同时，如果德高望重的科学家爱因斯坦能够作为他们的代表向罗斯福进言，这样就说服的力度就大大增加了。
与此同时，他们还委托了罗斯福的好友和科学顾问阿列克谢·萨克斯向罗斯福总统进行游说工作，提到了拿破仑不听富尔顿的建议，拒绝制造蒸汽轮船，丧失了进攻英国的时机。语重心长地说：“总统先生，我个人认为，亚原子能就在我们的身边，而且总有一天会有人能够控制并释放它那巨大的能量，这是毫无疑问的。我们不可能阻止它这样做，只能希望它不要把邻居炸飞。”
聪明的罗斯福若有所思，其实他已经明白了萨克斯的意思，只是笑着说：“我明白了，你现在所追求的是保证纳粹不要把我们炸飞。”
1939年10月，罗斯福下令成立一个铀顾问委员会，并于当年的12月6日正式批准了原子弹研制计划。很快美国国会就拨款20亿美元作为研究经费。美国政府非常重视这个计划，并且这项计划取名为“曼哈顿工程”。事实证明，这个正确的决定对以后的历史影响深远。
西西里岛，是地中海中最大的岛屿，该岛位于亚平宁半岛和北非之间，隔墨西拿海峡与意大利本土相望，是意大利南部的重要屏障。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英盟军为攻占西西里岛，保障同盟国的地中海航线畅通，并迫使意大利投降，想方设法在此实施登陆战役。为隐蔽战略企图，确保登陆成功，盟军导演出一部成功的欺骗伪装“剧目”。它的行动代号是“肉馅行动”。
1943年4月30日，德国的情报人员在西班牙南部沿海城市韦尔瓦发现了一具被海浪冲上来的尸体，死者身穿英国皇家海军陆战队的服装，随身携带的证件表明他是英国联合行动司令部的参谋马丁少校，在乘飞机前往盟军地中海联合舰队的途中，因飞机失事而落海身亡。
德国情报人员便将马丁少校携带的文件拍成照片，送给了总部。德军仔细地研究了这些文件之后，认为都是“极有价值”的重要情报。特别是随身携带的两封信：一封是蒙巴顿写给美国五星上将艾森豪威尔的信，信中谈到两国联合作战问题；更重要的一封是英国副总参谋长的，信中透露，盟军将进攻撒丁岛和希腊，为了迷惑敌人，打算利用意大利的西西里岛，来掩护登陆作战。德国人看到这些信件后，如获至宝，欣喜若狂。
其实，这恰是英国情报机关布下的圈套，目的是声东击西，将德军的注意力从西西里岛引向希腊，调离德军布置在西西里岛的军力。那具尸体是从医院搞来的一具无人认领的死尸，英军情报机构给他穿上军服，并伪造了随身携带的文件和物品，包括信件的签名、图章和密封，完全同真的一模一样，用来证明死者是一位“年轻而重要”的参谋军官。
将尸体丢弃在西班牙的韦尔瓦，也是英军情报机构精心策划的。在行动之前他们对所有的环节进行了周密的布置：首先西班牙与纳粹德国勾结很紧，西班牙一定会将尸体转交给德军；其次，韦尔发地处从英国飞往北非的航线上；再次，当地当时的潮汐情况也适合这次行动。
一切准备就绪之后，“马丁少校”被装进一只里面放着干冰的大木箱，然后被潜艇运往“飞机失事”地点。事实上潜艇于4月19日就已起航，而“马丁少校”的口袋里却装着两张4月22日的戏票存根，以表示那天晚上他还在伦敦看戏，用来迷惑德军。4月30日，“马丁少校”的尸体和橡皮艇被秘密地扔在距离韦尔发1.6千米的海岸上。
而此时的英国驻西班牙大使馆人员一面表现出“惊慌失措”的样子，一面要求西班牙政府帮助寻找“飞机残骸”。驻使馆的海军武官还特地直接赶到西班牙海军部进行交涉。同时，英国海军公证司把“马丁少校”的名字登在阵亡将士登记册上。5月28日，《泰晤士报》公布了一批包括“马丁少校”在内的阵亡将士名单，并发了讣告。经过英国驻西班牙使馆的多方交涉，“马丁少校”的尸体按照正式军礼在韦尔瓦安葬。他的“未婚妻”特地送来一个花圈并附了一张“悲痛欲绝”的悼念明信片。英国驻韦尔瓦的副领事还为“马丁少校”立了一块简朴的白色大理石墓碑。这一番形象逼真的表演，打消了德国人的疑虑。
正如英国谍报机构所预料的，德国方面认真研究了密件和“马丁少校”携带的物品，向希特勒提交了一份报告：文件的可靠性无可置疑。得到情报的希特勒喜不胜收。根据这一“情报”以及德军情报部门下达了重要命令：“所有与地中海防御有关的德军指挥部迅速密切协同，集中全部兵力和武器，在6月30日前完成对撒丁岛和伯罗奔尼撒的集结和部署。”西西里岛仅留下两个师的守军。
“肉馅行动”后3个月，盟军成功地攻占了这个具有战略意义的岛屿。此战，德意军队伤亡及被俘22.7万余人，而英美军队仅伤亡2.1万余人。直至这时，希特勒才如梦方醒，但为时已晚。
“肉馅计划”堪称一次完美的战略欺骗，它成功调离了纳粹德国的数支精锐部队，促成了“爱斯基摩人行动”（又称“郝斯基”行动）的胜利，从而逼迫意大利退出了法西斯战线。当战争的炮火远去，这项完美计划在西班牙一处公共墓地中还留有纪念物以供后人寻证——那就是“威廉·马丁”少校的墓地。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一直有两个问题困扰着全世界的历史学家，并引起了不小的争论，这两个问题是：美英等西方盟国是否了解纳粹惨无人道的大屠杀计划？如果他们当时了解的话，那么为什么他们对此无动于衷？部分学者和美英官方长期并且一贯宣称：美英等盟国在“二战”结束前对纳粹德国的大屠杀计划一无所知，所以也就不可能采取什么措施了。另外一些反对派学者则认为，美英等西方盟国只是出于某种不可告人的考虑才一直对纳粹的行动缄默不语，放任他们的罪行，致使上百万的犹太人被纳粹德国赶往死亡集中营，残忍地杀害。
2000年6月26日，一个让历史学家和普通民众都深感震惊的秘密浮出水面，当年美英盟国通过各种途径破译了纳粹安全机关的绝密情报，也就是说他们不但知道纳粹大屠杀计划，甚至对计划的每个细节都了如指掌。
事情还要追溯到1943年的夏天，著名的“埃尼格码密码破译小组”的密码专家们在英国布雷特切里庄园里连续破译了驻罗马的纳粹安全总部发给柏林总部的绝密电报。当他们看到内容后，所有人都感到毛骨悚然：入侵意大利的德国党卫军必须越快越好地把身在意大利的犹太人全部关押起来，统一送往设在南欧和东欧的集中营，然后予以“肉体上的消灭”。截获的绝密电报清楚而详细地说明了纳粹德国准备屠杀意大利犹太人的步骤和方案。
10月6日，希特勒亲自密令驻罗马的德国官员，要求他们必须在接到命令10天内把生活在罗马的8000名犹太人全部抓起来。
10月11日，一份从柏林发往罗马的电报更是发出了赤裸裸的指令：“为了意大利的总体安全，必须立即彻底消灭意大利境内的犹太人，以防止他们逃跑。”
10月16日，一份从罗马发回柏林的电文清楚说明：“针对犹太人的行动已经开始，到今天为止，1200名犹太人已经被捕获。”
10月20日，纳粹德国驻意大利的盖世太保总部密电柏林总部：“逮捕犹太人的任务已经完成，几乎所有的罗马犹太人已经被成功押到奥斯维辛集中营，这些犹太人几乎没人活着走出集中营。”据战后的文件表明，在这次行动中，整个罗马只有数百名意大利犹太人幸免于难。
这些截获破译的纳粹绝密电报被专人秘密而迅速地送交英国的最高层。与此同时，美国政府的高层决策者也得到了这些绝密电报。直到今天，历史学家们仍弄不清楚英国首相丘吉尔和美国总统罗斯福是否亲眼看到了这一令人震惊的绝密情报，但是可以肯定，美国和英国政府的最高层是肯定知道的。
几乎与此同时，潜伏在纳粹德国外交部里的弗里兹·科尔贝提供了纳粹德国准备屠杀所有意大利犹太人的情报。这位纳粹德国外交官经常利用前往中立国瑞士的机会与美国战略勤务办公室的特工杜勒斯秘密会面！
既然美英当局事先已经知道纳粹将要对犹太人进行大屠杀，为什么却保持沉默呢？从目前解密的档案资料来看，可能主要有两个因素：一是美英当局想用沉默换取纳粹的技术与合作，从而发展自己；二是他们都怕承担道义上的责任，也是维护自身的形象。
根据英国著名历史学家马丁·吉尔伯特1981年出版的《奥斯维辛与盟国》所写，盟国的领导人是到1944年夏天才略微听说奥斯维辛死亡集中营和纳粹种族大屠杀一事的。但是，这些新解密的档案和绝密资料把这些学者善意的推测击得粉碎。
其中最典型的例子之一就是，许多“二战”大屠杀遇难者的亲属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盟国法官没有把纳粹冲锋队将军科尔·沃尔夫送上绞刑架深感不解。众所周知，犹太平民被赶进死亡集中营的罪魁祸首正是沃尔夫和他领导的纳粹德国冲锋队，沃尔夫就是所有意大利犹太人大屠杀遇害者的刽子手。可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沃尔夫并没有像人们事先预料的那样被美英盟国法官送上绞刑架，他只是在战后一直被拘押在盟国拘留营里，并于1949年获释，并且到慕尼黑过上了正常的生活。这其中的原因一直令世人不解。而这次解密的档案终于给出了答案。沃尔夫之所以可以逃脱法律的制裁，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他与艾森豪威尔执政时任中央情报局局长的杜勒斯有“特殊的关系”；其次是“二战”结束前夕入侵意大利的德军投降之事有他的功劳，多少算是“将功赎罪”吧。所以他最后被免了上断头台的命运。
目前针对有关罗斯福和丘吉尔两位总统的评价的问题，更多的历史学家现在一致认为，有关“盟国国家领导人对种族大屠杀一事毫不知情”的说法应该重写。甚至更有一些激进的文学家放言，他们对在大屠杀中遇难的欧洲犹太人负有不可推卸的道义上的责任！
美国弗吉尼亚大学情报专家蒂莫斯·纳夫塔里十分率直地说：“实际上，当时罗斯福或者丘吉尔哪怕发表一个公开声明也许就能挽救成千上万意大利犹太人的生命，即使不能，最起码也能引起意大利犹太人的警觉，使他们有更多机会逃脱纳粹的种族大屠杀。然而，两位著名的领导人却不约而同地选择了沉默，他们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不暴露英美两国的密码破译行动。”
而现在，许多历史学家猛烈抨击美英两国政府一直不公布这些绝密档案资料的行为。美英两国政府一项都是以“国家安全”为借口，对二战期间情报资料守口如瓶。而实际上，这些学者现在推测美英政府这么做的动机一半是为了维护两国战争期间的领导人的形象，另一半则是为了免于承担道义上的责任。
根据加拿大历史学家霍夫曼的研究，自1921～1945年间，至少有46次重大的谋刺希特勒的计划，每次他出现在公众面前进行游行、演讲、视察，几乎都有人欲将他置于死地，就连他身边的高级军官也蠢蠢欲动。其实自苏德两国开战以来，苏联特工一直在准备谋杀希特勒，但总是在最后关头被斯大林阻止了。这里面当然也包含着斯大林的阴谋。
本想在莫斯科搞“斩首”
1941年6月22日，德军发动“闪电战”，3个集团军群突然袭击苏联。当时苏军准备不足，损失惨重，丢失大片国土。苏联内务人民委员贝利亚组建了一个直接受他领导的特别小组，其任务是在德国后方及德国本土组织侦察和破坏活动。国家安全事务中校帕维尔·苏多普拉托夫任组长，副组长由列昂尼德·艾廷贡担任。1941年8月8日，该小组向斯大林呈交了第一份行动报告，建议把消灭希特勒作为行动目标。在得到斯大林等人批准后，他们开始了周密的筹备工作。
该小组成员大多具有丰富的作战经验：苏多普拉托夫曾独立组织了除掉乌克兰民族主义者首领科诺瓦列茨的行动，艾廷贡则秘密处决过托洛茨基。小组考虑到莫斯科一旦被德军占领，希特勒定会亲临莫斯科城，并且很可能检阅其军队。按照以往的经验，这种分析不无道理，法国被击溃后，希特勒就曾得意扬扬地在埃菲尔铁塔下留影。于是小组事先在莫斯科建立了党的地下组织、破坏行动小组和联络系统，打算趁希特勒到莫斯科“祝捷”时干掉他。
1941年9月底，德军中央集团军群开始了代号为“台风”的攻势，大举进攻莫斯科。
但是，苏军极其顽强的抵抗顶住了德军的进攻，并于年底转入反攻，最后取得了莫斯科战役的彻底胜利，从而改变了苏多普拉托夫—艾廷贡小组原来的行动计划。在此情况下，他们只有选择在德国国内动手了。
文尼察错失良机
要在敌国的领土上刺杀该国领导人，其难度可想而知，尤其在战时状态下，苏德双方自然是严加防范。行动小组密切关注德国元首的行踪，通过收集德国和其他国家的报纸，审讯战俘，或通过游击队搜集情报。经过多方打听，他们得知1942年6月下旬德国人在文尼察（乌克兰城市）市郊开始修筑最高统帅部的临时大本营，而7月10～15日希特勒会亲临此地指挥作战。但内务人民委员部还是决定先核实一下，然后再制订行之有效的作战计划。但行动最终因为缺乏合适的人选而不得不放弃。
苏联歌剧名角叛逃提供机会
其实早在文尼察方案前，苏多普拉托夫—艾廷贡小组就有了组织人员在德国本土行刺希特勒的计划。但是令人头痛的是，这个计划不仅需要一批忠诚可靠、精明强干的人员，更需要寻找一个能潜入德国上层社会、最终能将计划付诸实施的人。一次偶然的机会，一名苏联歌剧名角的叛逃使行动变得可能。
1941年秋天，就在莫斯科战役的紧要关头，苏联歌剧界的著名演员弗谢沃洛德·布卢门塔尔·塔马林叛逃了，他投靠了城外的德军。这是个非同寻常的人：他才华横溢，却没在一个剧院待得住；他擅演悲剧角色，颇受欢迎，但因性格喜怒无常且嗜酒如命而臭名远扬。若派人去找弗谢沃洛德·布卢门，如何？为此小组专门找到了弗谢沃洛德·布卢门的妻子的侄子伊戈尔，当时伊戈尔正在列宁格勒服役，伊戈尔欣然受命。他用半年时间，研究背诵假履历，学习掌握特工的各种技能，为完成这一崇高而危险的使命做好各种准备。
经过几番周折，伊戈尔终于成功潜入德国，他不仅见到了姑父塔马林，拜访了奥尔加·契诃夫娃。因为临离开莫斯科时有人给了他一个柏林地址，并叮嘱他应前去“拜访”一下，并尽可能在此住下。
契诃夫娃于1897年生于一个铁路工程师家庭，与杰出的俄国演员米哈伊尔·契诃夫（著名作家契诃夫的侄子）的短暂婚姻使她引人注目。她于1921年去了德国，很快在银幕上功成名就，成为德国乃至世界影坛一颗耀眼的明星。契诃夫娃经常出入德国上层社会，与希特勒、戈林、戈培尔等政要交情不浅。而她的真实身份则是苏联军事情报局的一员。而苏联也的确从她那里得到了许多有关纳粹上层的重要情报。
伊戈尔被派到契诃夫娃身边后，协助他工作的还有3名来自南斯拉夫的侦察员，他们都经验丰富、有勇有谋。奉特别行动小组领导人之命，他们开始进行暗杀希特勒的周密准备：确定可行的办法，搜集必要的信息。
斯大林决定放希特勒一马
就在行动小组千方百计寻找机遇，谋划刺杀希特勒的时候，斯大林本人却决定放希特勒一马。
斯大林是这样阐述缘由的：只要希特勒活着，他就不会与西方单独签订协议；同样，对美国和英国来说，只要希特勒在台上，他们就不可能与之媾和。如果希特勒死了，到时掌权的很可能是帝国二号人物戈林，而西方强国会与其达成谅解。这样就会给苏联造成更大的威胁。
斯大林显然不想看到希特勒死后的德国新领导人与英美等西方强国单方面媾和，再全力与疲惫不堪的苏联厮杀。历史证明，斯大林的这种担心绝非多虑，就在战争末期，纳粹的二号人物戈林确实曾希望希特勒能授权他掌管国家一切事务，并建议与英美谈判。就这样，斯大林出于大战略的考虑，放过了希特勒。而历史证明，希特勒的确是斯大林的一个筹码。
潜伏在德国的伊戈尔由于没接到莫斯科发出的行动命令，他在德国一直待到1944年底，期间完成了许多其他艰巨而危险的任务。之后，他取道比利时和法国回到莫斯科，并获得一枚红旗勋章。
1945年8月初，第二次世界大战进行到了尾声。为了促使日本尽快投降，8月6日和9日，美国将两颗原子弹分别投到了日本的广岛和长崎。8月14日，日本政府宣布无条件投降。
原子弹在日本的爆炸，虽然加速了日本投降的进程，但也造成了大量平民的无辜伤亡。这个结果，与科学家研究利用原子能的初衷背道而驰。科学家的本来目标是为人类寻求一种新的能源，而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需要，人类首次对原子能的使用却是制造出了屠杀人类自己的毁灭性武器。
3米长的原子弹——“小男孩”
美国就是用它的“惊世一爆”结束了“二战”。
19世纪初，居里夫妇发现了放射性元素——镭；卢瑟福发现了放射性元素的核蜕变能够释放出能量。1932年，卢瑟福的学生查德威克发现了中子，而中子不需要很高的能量就能够打入原子核，引起核反应。1934年，法国物理学家约里奥·居里夫妇宣布，他们发现用阿耳法粒子轰击铝、硼等物质可以产生人工放射性物质。意大利科学家费米利用这个成果，用中子生产人工放射物质。他在1935年获得了两个重大的发现：第一，在中子轰击铀的产物中，可能有一个地球上不存在的新元素；第二，用慢中子实现核反应成为可能。1938年，德国科学家哈恩和斯特拉斯曼对中子轰击铀以后的产物进行分析，发现铀原子核在中子的轰击下会分裂为两半。犹太科学家梅特纳小姐对这个发现做了分析，她发现裂变后，铀的总质量比裂变前的要小，即有一部分铀的质量消失了。根据相对论，消失的质量转变成了能量，即每裂变一个原子就可以释放出大约两亿电子伏的能量。这种“裂变反应”的观点立即震惊了世界科学界。因为，它说明铀分裂时可以放出两个中子，而这两个中子又可能引起两个铀核分裂。于是，从1个铀核裂变就能够引起更多个铀核裂变。这样一种链式反应将释放出无比巨大的能量。
由于铀裂变的发现，人类找到了释放原子能的途径——通过链式反应，不断提供核分裂所需要的大量中子。所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全面爆发的情况下，不少科学家就意识到，可以利用核裂变的原理制造出空前破坏力的原子弹。
1939年夏，德国科学家开始讨论利用原子能的问题。移居美国的西拉德等科学家，得知这个消息后非常担忧。他决定促使美国注意德国可能研制成原子弹的问题。西拉德阐述了研制原子弹对美国安全的重要性，得到罗斯福总统的支持。
从1940年起，美国和英国都开始了研制原子弹的工作。1941年底，美国调动大批科技人员投入到原子弹的研制工作上来。1942年，英国和加拿大的科学家也来到美国一起参加研制工作。1942年8月，美国制定了研制原子弹的“曼哈顿工程计划”。1942年12月，在物理学家费米领导下，美国建成了世界上第一个实验型石墨反应堆，并首次实现了对链式反应的人工控制，这标志着人类利用原子能时代的开始。
广岛和平纪念碑
1945年7月16日，一颗安装在铁塔上的试验原子弹终于爆炸了。一团巨大的火球陡然升起，然后是蘑菇云、震耳的轰鸣和耀眼的光芒，真是天崩地裂！看到自己亲手释放出来的魔鬼要比想象出来的还要可怕百倍，在场的所有科学家都被惊呆了。科学家制造出了如此威力无比的杀人武器。几乎所有的科学家都反对使用原子弹，但在8月6日和9日，美国还是将当时仅有的两颗原子弹投到了日本的广岛和长崎。
原子弹的出现对世界和平构成了极大的威胁，有人把原子弹称为核发展时代的“私生子”。不过，军事核技术的发展和军用核工业体系的形成，为民用核动力技术准备了条件。
1952年，苏联和美国同时建成了核反应堆。同年6月，苏联的原子能发电站开始运转供电。1956年10月，英国第一号原子能发电站开始运转。1957年，美国的第一座核电站建成发电。此后，不少国家开始积极建设核电站，用原子能代替煤发电。核电站迅速发展起来。目前，全世界已有30多个国家或地区建立了数百座核电站。
核电站的建立标志着人类对能源的利用已经进入到了原子能时代。当然，人类对原子能的和平利用还仅仅是开始，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原子能的利用将会出现更加广阔的前景。
1949年8月29日，苏联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他就是被美国人称作“乔1号”苏制原子弹。美国朝野上下大为震惊，美国自鸣得意的原子弹讹诈战略宣告破产。
实际上，“乔1号”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剽窃之作，它的每一个细节都与4年前将日本长崎夷为平地的美国原子弹一模一样。苏联那些积极提供情报的间谍对苏联原子弹的诞生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据美国媒体报道，乔治·克瓦尔是成功渗入美国制造出世界第一颗原子弹的“曼哈顿工程”的唯一一名苏联情报官员。正是他的活动，让苏联在短短4年之后就拥有了原子弹，而他的真实身份数十年来一直鲜为人知，直到普京总统追授他俄罗斯最高荣誉称号时才曝光，而他本人已在前一年辞世。
克瓦尔拥有完全美国化的掩护手段：出生在美国艾奥瓦州，在纽约曼哈顿上大学，有一帮经常与他一起打棒球的陆军伙计。他还拥有一个惊天秘密。在“二战”期间，他曾是一名苏联间谍，代号德尔玛（Delmar），接受过斯大林控制下的格鲁乌（苏联、俄罗斯军方情报机构，比人们所熟知并深感畏惧的“克格勃”更为隐秘）的严格训练。后来就是他为苏联窃取了美国原子弹的秘密。
曼哈顿工程遭遇严重的人手短缺现象，因而请求美国陆军代为招募技术型士兵。1944年，克瓦尔和克纳米希一同前往橡树岭，那里的主要任务就是制造原子弹燃料，这被视为原子弹制造技术中最为困难的一环。克纳米希说，由于克瓦尔“负责健康安全事务”，驾车在这座大型建筑群内的各座大楼间穿梭，确保不致出现核辐射伤害员工，因而可以很自由地出入各处。
1945年6月，克瓦尔的职责范围更是拓展到了俄亥俄州西南部的代顿城的一些顶级秘密工厂。这些工厂负责提纯钚210，这是一种辐射材料，用于帮助启动原子弹的一系列反应。
除了克瓦尔，苏联高级间谍克瓦斯尼可夫和萨姆约诺夫（假名：特温）打入纽约，并且在加拿大成立了名为“后方”的地下组织。据驻伦敦技术间谍部前部长巴科夫斯基回忆，仅在英国就约有10名英国科学家向克里姆林宫提供情报。
当西方间谍的核谍报日益增多时，斯大林下令苏联也开始研究“铀问题”。1943年初，库尔恰托夫被任命为苏维埃原子弹项目负责人。此时的库尔恰托夫手上已掌握了贝利亚的间谍们弄来的西方核研究的精髓。最初，苏联人对美国人的复杂计算无法检验，到1944年底，苏联研究人员所提炼出的金属铀不足3千克，库尔恰托夫就像一位高级教师，他先给专家们布置任务，然后打开保险箱将他们的结果与间谍们窃来的秘密文件对照，他的结论往往是“可惜不对，请再试试”。得益于苏联窃取的美国情报，他们至少节省了两年时间和2.5亿卢布的财力。当时，尽管美、英两国对这类间谍活动有所打击，如1946年英国情报机关破获了一个核武器间谍组织，逮捕了13名间谍，1949年福克斯被捕，但主要间谍仍得以潜伏。据克格勃老手巴利夫斯基披露，美国的核武器情报主要来源除福克斯外，当时还有一位高级科学家，假名珀苏斯，但此人至今未被识破。
1948年6月10日，苏联原子弹研制人员面临最棘手的困难，即4个月后，必须将储铀罐打开，而且须将有高度放射性的钚和焙砂分开，美国人为完成此举准备了防射线服及遥控机械手。苏联人虽搞到了遥控机械手的图纸，但由于其电子工业还比较落后，无法仿造。根据一些当年的工作人员回忆，贝利亚凶神般地在试验厅里踱来踱去，命令古拉格监狱的那些倒霉囚犯来完成这个使命。他怀疑一切，只要谁有一丁点差错，他就会被斥责为破坏、叛徒。
随着1949年8月29日哈萨克草原上一声巨响，苏联打破了美国的核垄断，不管其窃取的过程是多么的阴暗，两个超级大国的核竞争终于站到了同一条起跑线上。面对苏联核计划的参与者，斯大林曾幽默地说：“假如我们再晚一两年，也许这种炸弹就落到我们头上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如何处理战败的德国和日本的问题，成为国际关系中一个重要的问题。为了彻底肃清法西斯势力，实现民主化和非军国主义化，防止军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死灰复燃，维护世界和平，盟国对德、日法西斯战犯进行了审判，这就是纽伦堡审判和东京审判。
1943年10月，苏、美、英三国莫斯科宣言规定，战争结束后，将对战争罪犯进行审判。1945年8月，上述三国和法国在伦敦签订协定，拟定欧洲国际军事法庭宪章，规定由四国指派检察官组成委员会进行起诉，由四国指派的法官组成国际军事法庭进行审判。1945年10月18日，国际军事法庭第一次审判在柏林举行。从11月20日开始，审判移至德国南部城市纽伦堡举行，至1946年10月1日结束，历时近一年。包括纳粹第二、三号人物戈林、赫斯和外长里宾特洛甫在内的20多名战犯被提起公诉。法庭进行了403次公审，以大量确凿的证据揭露了德国法西斯的种种滔天罪行。法庭根据4条罪行对战犯进行起诉和定罪：策划、准备、发动、进行战争罪；参与实施战争的共同计划罪；战争罪（指违反战争法规或战争惯例）；违反人道罪（指对平民的屠杀、灭绝和奴役等）。前两条合起来称为破坏和平罪。1946年10月1日，法庭做出了最后判决，判处戈林等12人绞刑，3人无期徒刑，4人有期徒刑。
战后的纽伦堡审判
死刑判决于1946年10月16日执行，戈林在处决前一天服毒自杀。与此同时，法庭还宣布了4个犯罪组织，它们是：纳粹党领导机构、秘密警察（盖世太保）、保安处和党卫队。对这几个犯罪组织的成员，各国可以判以参与犯罪组织罪，直到判处死刑。此后，在美、英、法、苏各个占领区以及后来的联邦德国和民主德国各法庭，又对众多的战争期间的犯罪分子进行了后续审判，他们大多是法西斯医生、法官、工业家、外交人员、国防军最高司令部人员、军事骨干以及党卫队高级干部等。
纽伦堡审判基本上是一次公正的审判，是人类有史以来对侵略战争发动者的第一次法律制裁，有利于防止历史悲剧的重演。它为以后对破坏和平罪的审判奠定了基础，标志着国际法的重大发展。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进行之时，盟国就认为，日本战犯也应受到与德国战犯同样的处理。1945年12月16日～26日，苏、美、英外长决定实施《波茨坦公告》中的日本投降条文，包括惩办日本战犯。根据《波茨坦公告》、日本投降书、盟国的《特别通告》以及《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盟国决定在东京设立法庭审判日本战犯。
根据宪章规定，法庭将审判及惩罚被控以个人身份或团体成员身份犯有以下3种罪行的战犯：1.破坏和平罪（策划、准备、发动或进行侵略战争）；2.战争罪（违反战争法规或战争惯例）；3.违反人道罪（对平民进行杀害、奴役和放逐，或以政治、种族和宗教为理由对平民进行迫害的行为）。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于1946年2月18日任命澳大利亚的韦伯为首席法官，中国、苏联、美国、英国、法国、荷兰、菲律宾、加拿大、新西兰和印度10国各派一名代表为法官，美国的约瑟夫·B.凯南为首席检察官。
1946年4月29日，东条英机等28名战犯正式被起诉。1946年5月3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正式开庭。首席检察官历数了28名战犯在战争中的罪行，列举了55项罪状，指控他们犯有破坏和平罪、战争罪、违反人道罪。
1948年11月4日，法庭宣读判决书，对25名出庭战犯判决如下：判处东条英机等7人绞刑；16人被判处无期徒刑；其余判处有期徒刑。
1948年11月12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闭庭。1948年12月23日，东条英机等7名战犯在东京巢鸭监狱被绞死，尸体被火化。其余战犯入狱服刑。
对日本战犯做出的严正判决，受到了世界舆论的欢迎。这次审判，使全世界人民进一步了解了日本帝国主义从九一八事变到太平洋战争期间的侵略真相和罪恶的事实，是对日本法西斯分子的一次全面清算和打击。但是，一些应该受到审判的战犯并未成为被告，一些罪大恶极的战犯并未受到严惩，给深受其害的各国人民留下了不良的印象。
德累斯顿是德国萨克森州的首府，是德国东部重要的文化、政治和经济中心。德累斯顿拥有数百年的繁荣史、灿烂的文化艺术和无数精美的巴洛克建筑，被誉为欧洲最美丽的城市之一。
就是这样一个美丽的城市曾在二战期间遭受盟军的狂轰滥炸。在经历了1944年10月7日和1945年1月6日两次轰炸后，有一种虚假的传闻开始盛行：盟军不会再轰炸德累斯顿，因为德累斯顿会成为战后的首都。还有一种猜测也许比较可靠，据说这个城市关押着2.7万名做苦工的盟军战俘，为了这些战俘的生命安全，盟军才不敢贸然行动。
这样的传闻使德累斯顿的居民们盲目乐观，德累斯顿的防空也开始松懈起来。附近山冈上的防空大炮也是用纸浆制造的赝品，而真正的大炮早被前线征用了，只剩下混凝土掩体。这一切都决定了德累斯顿而后遭遇毁灭的不幸。
英国皇家空军对德累斯顿实施了第一次空袭。由于在1944年10月英国空军就提出了这个轰炸计划，所以在很多准备工作已经部署好的情况下，轰炸毁德累斯顿的“雷击”行动很快准备就绪了。按照计划，首先是240架英国飞机投掷巨型炸弹，然后是529架飞机投掷燃烧弹，最后是450架美国飞机实施补充轰炸。
当第一批轰炸机完成任务准备离开德累斯顿时，第二批529架“兰开斯特”式重型轰炸机已经在途中了。
夜幕中，在厚厚的云层护掩护下，机群顺利抵达克姆尼茨。一阵狂轰滥炸后，德累斯顿在燃烧，城市被火光照得通明，德累斯顿旧城已是火的海洋。滚滚热浪将德累斯顿上方的大气温度增至600℃，异乎寻常的高温产生出一股强烈的气流，如飓风一般侵蚀着整个城市，炸弹依然像雨滴一样纷纷坠落，在铝热剂的冲击下，火势如风暴般席卷着整条整条的街道，城市仿佛置身于地狱之中。
2月14日凌晨4时40分，美国第8空军机组对德累斯顿进行了第三次空袭。
为了给德军最后的致命一击，英美统帅部联手制定了加紧空袭德国大城市的“雷击”行动计划，所以才有了摧毁德累斯顿的空袭。英国学者底彼德·阿宾格对这次大空袭作了较为客观的估计，有大约135000人死亡，35470座建筑物被炸毁，其受破坏程度仅次于受原子弹袭击的广岛。
人类历史上无数次血与火的事实证明，人类的悲剧，有许多是帝国主义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