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被称作“流血的世纪”，两次世界大战都发生在这个世纪。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是近五百年来人类社会所进行的规模最大、伤亡最惨重、破坏程度最深的全球性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候，人们被它空前的残酷所震惊，开始对战争深恶痛绝。殊不知，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种子，恰恰埋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地方。
两次世界大战的罪魁祸首都是德国。德国位于欧洲中部，是一个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长期来一直是一个小国林立的松散联邦。19世纪中期，普鲁士王国发起了德意志统一战争。统一战争期间，普鲁士与欧洲大陆的霸主法国发生冲突，爆发了普法战争。战争由法国发动，但最后普鲁士大获全胜，普鲁士也将战争由自卫战争转化为侵略战争，侵入法国。法国战败后，被迫接受苛刻的条款：把阿尔萨斯和洛林割让给德国，并赔款50亿法郎。而普鲁士则借势统一德国，建立起德意志第二帝国。
统一后的德国工业化进程十分迅猛，很快就超过其他资本主义国家，成为世界上主要的工业国之一。20世纪初期，德国等新兴工业化国家对英法等国主导的世界秩序越来越不满，希望重新瓜分世界。这最终导致了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当德国政府于1914年8月宣战时，德国人民欣喜若狂，包括阿道夫·希特勒在内的德国士兵尤其兴奋。德皇甚至骄傲地宣称德国国内的党派斗争已经结束，“我不再认识党派，我只认识德国人民”。大多数德国人被狂热的民族主义情绪所鼓动，认为战争爆发后就可以愉快地告别沉闷的市民生活，他们希望战争在圣诞节前完美结束。
然而，胜利并没有像德国人想象的那样顺利到来，相反，战争变成令人绝望的拉锯式的消耗战。最终战火从欧洲战争扩展成世界大战，参战国达到33个，遍及五大洲，波及世界1/4的人口。据统计，“一战”期间各交战国总共动员了7400万人走上前线，使用了各种最新型的杀人武器，结果导致约1000万人阵亡，2000万人受伤，500万人失踪。
大战的头两年里，德国为首的同盟国和英法为首的协约国互有攻守，各有胜负。但1917年，美国向德国宣战，极大地改变了局势。一战爆发后，美国一直以中立为名，向交战双方出售军火，大发战争横财。在双方筋疲力尽之时，美国决定插手，于是在1917年4月6日借口德国潜艇攻击美国商船，向德国宣战。美国强大的生产能力，决定了德国的战败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1918年11月7日晚，几辆德国汽车插着白旗越过前线阵地，开往对面的法国军营，车里面坐的是德国中央党领袖埃尔茨贝格尔为首的代表团。翌日，德国代表团到达巴黎东北50千米处的贡比涅森林——协约国联军总司令福煦元帅的司令部所在地。
费尔迪南·福煦是法国的军事统帅，1851年生于法国比利牛斯省塔布市。法国在普法战争中的失败，给福煦留下了永不磨灭的烙印。战败的悲痛与耻辱使他立下誓愿：入伍当兵，光复阿尔萨斯和洛林！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福煦出任新建的法军第9军团长；因指挥出色，先后升任北方军团总司令、法军总参谋长等职；1918年又被推举为协约国联军总司令。
福煦见到德国代表团时，故作惊讶地问道：“你们来干什么，先生们？”
埃尔茨贝格尔讪讪地说：“我们想听听您的停战建议。”
福煦回答：“噢，可是我们没有提过任何停战建议，我们很愿意继续打下去。”
埃尔茨贝格尔顿时满脸通红，只得坦白地承认：“我们无法继续打下去了，需要您提出停战条件。”
“啊，这样来说，就不是停战，而是你们来求和。那可就是另一回事了。”
就这样，德国代表团被迫屈辱求和，他们得到的停战条件是：
1.德国应保证在15天内从比利时、法国、卢森堡等国境内的占领区撤退，放弃阿尔萨斯、洛林和罗马尼亚，撤离奥匈帝国和土耳其；
2.德国应向协约国交出5000门重炮和野战炮，3万挺机枪，2000架飞机，6艘主力舰，8艘重型巡洋舰，10艘巡洋舰，300艘潜艇，5000台机车和5000辆完好无损的汽车；
3.由协约国军队占领莱茵河左岸，占领军的给养由德国负担；
4.德国放弃《布列斯特条约》和《布加勒斯特条约》；
5.东非的德军应当立即投降；
6.被德军俘获的人员应当遣返回国，但德军战俘要继续拘留；
7.继续保持对德国的封锁。
虽然每个条款都很苛刻，但德国代表团最终还是不得不接受。1918年11月11日德国签署《贡比涅停战协定》，第一次世界大战宣告结束。战事结束后，战胜国便开始磋商召开缔结对德和约会议问题。会议地点最后定在法国巴黎。1919年1月18日，和平会议在著名的巴黎凡尔赛宫镜厅正式开幕，即为巴黎和会。
法国人将会址选在凡尔赛宫，是有深刻用意的。普法战争中，普鲁士军队曾包围巴黎。1871年1月18日，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就是在凡尔赛宫镜厅举行的加冕典礼，即德意志皇帝位。2月26日法国接受屈辱的《德法条约》（割让阿尔萨斯和洛林，赔偿50亿法郎），也是在凡尔赛宫。风水轮流转，这次被迫求和的是德国人。法国特意选择凡尔赛宫和1月18日作为和会的开幕地点和时间，显然是为了发泄郁积多年的仇恨。不过，法国人的报复不止于此。
巴黎和会是一战中获胜的协约国集团为缔结和约而召开的。共27国参加，苏维埃俄国没有被邀请。参加巴黎和会的各国代表有1000多人，其中全权代表70人。但实际操纵会议的，是有“三巨头”之称的美国总统托马斯·伍德罗·威尔逊、英国首相戴卫·劳合·乔治和法国总理乔治·克列孟梭。会议标榜通过媾和建立世界永久和平，实际上却是一场“分赃”会议。
英、法、美三国的利益并不一致，所以他们参加和会时各自打着小算盘。最后达成的条约则是相互妥协的产物。
法国希望严惩并尽可能地削弱德国。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西线战场绝大部分在法国境内，所以法国的代价非常惨重——约500万军民伤亡。再加上德法两国之间的世仇，使得法国提出来的方案具有强烈的复仇情绪。
法国希望取得德国工业的控制权以补偿自身在战争中的损失，这也代表了法国民意。德国投降后，法国军队迅速占领了鲁尔工业区的重要城市，造成大批德国居民无家可归。法国还将该地出产的煤通过铁路运至本国。为对抗法国占领者，德国铁路工人组织了罢工，结果200人被法国当局处死。
克列孟梭代表法国提出了下列主张：象征性地惩罚德国军国主义，包括当众处死德国皇帝，以使德国再也不能恢复到1914年以前的政治格局；法国收回阿尔萨斯和洛林，建立莱茵非军事区，甚至要在法德之间建立一个“莱茵共和国”作为两国之间的缓冲国；德国对战争中法国的损失（包括人员、财产等）进行战争赔偿，将其军力削减至不再对法国构成威胁；由战胜国瓜分德国的海外殖民地；将德国军力削减至较低水平等等。由于这些苛刻的条件，克列孟梭获得了“老虎”的绰号。
虽然许多英国士兵也在战争中丧生，以致英国国内广泛的民意仍希望严惩德国，但英国首相戴维·劳合·乔治还是认为法国的主张过于严厉。英国传统的外交政策是维持一个均衡的欧洲，避免任何一个国家独大。如果法国的主张全部得到满足，就会成为欧洲大陆的超级强国，从而破坏欧陆均势。这不符合英国的长远利益。
另外，乔治担心过于苛刻的条件会激起德国强烈的复仇心理，这不利于争取长期的和平局面。德国还是英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过分削弱德国的经济同样会损害英国经济。总体来讲，英国的要求是：削弱德国军力至较低水平；保证英国的海上霸权，瓜分德国海外殖民地；德国进行战争赔偿但不可过分，以免激起德国的复仇心理；帮助德国重建经济。
与英法两国相比，美国总统威尔逊的建议要理想主义得多。早在停战前，威尔逊总统就提出了十四点和平原则，具体如下：
1.杜绝秘密外交，签订公开的和约；
2.确保平时和战时海上航行的绝对自由；
3.取消一切经济壁垒，建立贸易平等条件；
4.裁减军备；
5.公正地处理殖民地问题，在决定一切有关主权问题时，既要顾及殖民地人民的利益，也应考虑殖民政府的正当要求；
6.外国军队撤出俄国，保证俄国可以独立地决定其政治发展和国家发展，欢迎俄国在自己选择的制度下，进入自由国家的社会；
7.德国军队撤出比利时，恢复比利时的主权；
8.德国军队撤出法国，法国得到在普法战争中失去的阿尔萨斯和洛林；
9.根据民族分布的情况，调整意大利疆界；
10.允许奥匈帝国境内的各民族实行自治；
11.恢复罗马尼亚、塞尔维亚和门的内哥罗的领土；
12.承认奥斯曼帝国内的土耳其部分有稳固的主权，但土耳其统治下的其他民族在自治的基础上有不受干扰的发展机会，同时规定达达尼尔海峡要在国际保证下永远开放为自由航道；
13.重建独立的、拥有出海口的波兰国家，并以国际条约保证波兰的政治、经济独立和领土完整；
14.根据旨在国家不分大小、相互保证政治独立和领土完整的特别盟约，设立国家联合机构。
巴黎和会
十四点原则比英法的主张都更为宽松，也更能让德国民众接受。但是英法却并不买账，尤其是其中的“民族自决”政策，让拥有大片海外殖民地的英国十分不满。美国国内一直盛行孤立主义，民众普遍不希望过分介入欧洲事务。美国民众更不想看到世界大战再次爆发。威尔逊感到过分苛刻的条款会造成德国的复仇心理，战争将无可避免。他的主张是建立国际联盟以维持国际秩序，即国际社会提供保证以避免弱国遭到强国侵略。
威尔逊对建立国际联盟非常热心，不仅因为政治理想主义，而且把它视为美国取代英法称霸世界的根本大计和必经之路。但英法两国对此没什么兴趣，他们心里的头等大事是瓜分德国领土和战争赔款问题。
除了英、法、美之外，参会的意大利、日本等国也都是怀着各自的争霸野心和掠夺计划来参会的。意大利希望取得阜姆港，以使其成为意大利在巴尔干的扩张基地。日本的主要目标则是夺取德国在中国山东的租借地和太平洋上的重要岛屿，以确立日本在东亚地区的优势。最后意大利的要求被驳回，日本的要求却得到了满足。结果，引起了中国人民的强烈愤慨，“五四运动”因此爆发。中国最终也未在和约上签字。
各方代表为了争取各自的最大利益，反复进行着唇枪舌剑，最终经过不断地争吵、角逐、妥协，就协约草案达成了协议。（1919年6月28日，德国签署和约，宣告第一次世界大战正式结束。）
虽然法国人极端的报复情绪遭到了英美的部分反对，但最后通过的《凡尔赛和约》对战败国的惩罚依然相当严厉。以致《凡尔赛和约》成为“帝国主义分赃的条约”，列宁则称之为“强盗和掠夺者的条约”。
根据和约规定，德国所有殖民地由主要帝国主义国家以“委任统治”的形式加以瓜分。和约重新划分了德国疆界，使德国失去了重要的工业区，丧失了1/8的领土，1/10的人口，65%的铁矿和45%的煤矿及大部分的海外投资、商船和海军舰队。和约还对德国的军备进行了严格的限制：解散总参谋部，废除义务兵役制，陆军不得超过10万人，海军不得超过1.5万人，不准有主力舰和潜水艇，不许建立空军，禁止拥有飞机、坦克、重炮等武器。另外，德国还必须支付巨额战争赔款。
和约的条款传出去之后，愤怒和屈辱感迅速在德国国内蔓延。德国国民议会呼吁政府“绝不可接受这项条约”。成千上万的德国群众在各处集会，愤怒谴责协约国对德国的掠夺。德国投入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是抱着抢夺别人殖民地、争夺欧洲霸权的目的。结果由于战败，被迫陷入屈辱的境地，权利丧尽，经济破产，德国人在心理上完全无法接受。
由于民众的强烈反对，起初德国政府拒绝接受条约，德国海军还以自沉舰艇的方式表达对条约的不满。结果激怒了英、法、美、意等战胜国，战胜国向德国发出通牒，警告德国如在6月23日之前仍不同意签署和约，战胜国将向德国重新开战。而此时陆军总司令兴登堡称德军已无力再战。最后德国内部经过激烈的政治斗争，决定接受通牒。6月28日，德国外长米勒和司法部长贝尔在凡尔赛宫镜厅签署和约，德国被迫吞下战败的苦果。
德国是一个骄傲而且富有侵略性的国家。大战期间，德国民众得到的宣传一直是，胜利是必然的。直到战争的最后几个月，德国人依然相信自己会取得最后的胜利。这必然导致大多数德国人无法接受战败的事实，更无法接受苛刻的勒索。
《凡尔赛和约》中涉及赔偿的条款是最具惩罚性的，因为和约制定者认为德国要对发动战争负完全的责任。协约国以及相关的政府确认，德国必须承担德国及其盟国对所有的损失和破坏的责任。而且，协约国和相关政府以及它们的国民所遭受的这些损失和破坏均是德国及其盟国用侵略强加给他们的结果。
这样，德国就需要对四年残酷战争造成的全部物质损失承担责任。而且凡尔赛会议并未明确一个具体的赔偿数字，而是说将组织一个专门赔偿委员会，最终确定赔偿总额。德国提出抗议，因为这相当于让德国签一张空白支票，胜利者爱填多少填多少。但抗议无效。
1921年协约国赔偿委员会宣布了总账单——113亿英镑，且以黄金支付。当这个数字出笼时，甚至协约国的领导人都怀疑德国是否有能力担负这笔巨额赔款。先别说德国方面，协约国都有人看不过去了，最著名的代表人物是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凯恩斯认为，这笔天文数字般的赔款将摧毁德国的经济生活。而且这样做也威胁着协约国自身的健康和富裕，因为德国的进口一直远远超过出口。《凡尔赛和约》还剥夺了德国的海外收入，反过来更使德国不可能支付巨额赔偿。
凯恩斯说：“德国失去了所有的殖民地、海外联系和海运商船，同时失去了10%的领土和人口，以及45%的煤矿和65%的铁矿；有200万年轻的男性成为战争的受害者；它的人民已经饱受了四年的饥饿，并承受着巨大的债务；它的货币贬值到以前价值的1/7；它还面临着国内的革命和边境的布尔什维克主义；吞噬一切的四年战争和最终的失败给它在力量和希望上带来了难以估量的损失。”
凯恩斯指责和谈者们是伪君子和政治上的机会主义者，他们对一个公正和持久的和平社会的虔诚只是在“编制诡辩和狡诈之网，它最终给整个条约的外表和本质都笼罩了不真诚的阴影”。
《凡尔赛和约》下的和平是“迦太基式的和平”，战胜了德国的法国有点类似在布匿战争中战胜了迦太基并将其彻底摧毁的罗马帝国。但德国并未被真正摧毁。德国依然是个大国，它有6500万人口，而法国人口只有4000万。它还拥有巨大的经济增长潜力，经济发展程度与美国相当。
战胜国对战败国的严厉惩罚，埋下了复仇的种子。长远来看，德国决不会甘心自己的失败，更不会长期容忍《凡尔赛和约》的束缚。几乎从条约签署之日起，德国就下了复仇的决心。法国元帅福熙事后评论说：“这不是和平，这是二十年的休战。”
凡尔赛体系是战胜国与战败国签署的一系列条约，除了对德条约，还有协约国同德国的盟国奥地利签订的《圣日耳曼和约》、同保加利亚签订的《纳依和约》、同匈牙利签订的《特里亚农和约》、同土耳其签订了《色佛尔和约》。
巴黎和会后，各大国之间的利益冲突得到了暂时的抑制。在凡尔赛体系下渐渐形成一种国际“新秩序”。新秩序在调整战胜国之间的矛盾上发挥了一定作用，但其实质依旧是强权政治下的“武力说话”，未能从根本上解决各国之间的争议。
可以说，“一战”结束时就埋下了“二战”爆发的种子，地点就在巴黎凡尔赛宫。种子的萌发还需要空气、水、土壤等外部条件。1929年爆发的世界经济大危机，就为“二战种子”提供了恰逢其时的生长条件。
这次危机是资本主义发展史上空前严重、历时最长的一次，从1929年一直持续到1933年。除了时间久之外，这次危机还有以下三个特点：一是地域广。危机从美国爆发之后，很快蔓延到加拿大、日本和欧洲诸国。随后又波及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整个资本主义世界无一幸免。二是多病齐发。工业危机、农业危机、贸易危机和货币信贷危机交织在一起，盘根错节，难以治愈；三是破坏性大。危机期间，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工业生产下降44%以上，失业人数达4000余万，各国失业率在30%～50%，国际贸易总额下降65.9%。造成的物质损失达2500多亿美元，比第一次世界大战所造成的1700亿美元的损失还要多出800亿美元。
为了转嫁危机，各资本主义国家对世界市场的争夺日趋白热化，甚至不惜以邻为壑。各国纷纷采取保护关税的措施，以阻止外国货物进入本国。先是美国在1930年提高关税，再是英国分别于1931和1932年通过一系列法案，大幅增加关税。其他国家也照葫芦画瓢，从此关税壁垒高筑，国际贸易陷入困境。
面对经济危机，每个国家都从己方的狭隘利益出发，采取损人利己的经济措施，而没有顾及世界经济的整体安全。这就导致1929～1933这四年的大萧条成了两次大战间由和平向战争过渡的历史时期。世界政局和思潮因之发生大的转向，经济领域的贸易摩擦逐步发展为政治对抗乃至军事冲突，最终点燃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索。
各国进行贸易战的手段是利用廉价商品对他国进行倾销，在金融领域，则纷纷采取放弃“金本位”，让本国货币贬值。带头的是英国，1931年9月英国银行停止英镑的金本位制，英镑大幅贬值。接着瑞典、挪威、日本等50多个国家争相效仿。整个国际信贷市场一片混乱。在这一过程中，出现了以某国为核心的集团化对抗。金融联系较为密切的国家组成了英镑集团、美元集团、日元集团等相互对立、封闭的货币集团。最终形成了国家集团对抗的局面。
经济危机对法西斯上台有很大的“帮助”。德国受到的打击十分沉重，危机高峰时的1932年，德国工业产量比1929年下降近一半，失业者到处都是。而统治阶层为把危机转嫁到普通民众身上，又实行了征收新税、削减工资、削减救济金和养老金等政策，致使社会矛盾迅速激化。在这种情势下，法西斯党的影响力迅速扩大，最终为希特勒上台执政铺平了道路。
对日本来说，1929年“大萧条”蔓延过来的时候，使本就动荡的日本政局愈加混乱，经济亦随之恶化。外出逃荒、倒毙路旁、全家自杀、卖儿卖女的事件层出不穷。面对困局，日本财阀产生了建立“强力政权”的冲动，致使以陆军为主力的法西斯势力乘机抬头，利用英美经济危机、中国内乱，加大了入侵中国的步伐。
总之，许多国家的面貌因经济危机而改变。严重的经济危机造成了深刻的政治危机，引起了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和彼此之间矛盾的空前尖锐化，这就给军事冲突造成了条件。从此，帝国主义列强重分世界和势力范围的“看家本事”——战争又被提上了日程。
当全世界都在经济危机中挣扎时，黑暗也在意大利的上空蔓延。这时，一个人正悄悄浮出历史的水面，开始掀起血雨腥风，那便是贝尼托·墨索里尼。
瓦拉诺·迪科斯塔，属意大利东北部普雷达皮奥省。这个地方早在13世纪就已经出名了，文艺复兴时期这里曾诞生了许多知名的人物。1883年7月29日，一声啼哭划破了这个古老村庄的宁静，铁匠亚历山德罗·墨索里尼迎来了他的第一个孩子。亚历山德罗·墨索里尼是早期的意大利社会党党员。他的妻子是一个正直、勤劳、受人尊敬的小学教师。当时在意大利，教师的生活是非常清苦的，不仅工资低微，而且不受社会重视，但她总是以“贫可育人”和“自古雄才多磨难”的思想教导学生。
年轻的墨索里尼夫妇希望自己的儿子长大了也像他们一样，正直地生活，正直地做人，于是给儿子起名贝尼托，表示对墨西哥的民族英雄贝尼托·胡亚雷斯的敬仰。胡亚雷斯1806年出生于印第安人的一个农民家庭，1858～1872年任墨西哥联邦总统。在任期间，胡亚雷斯曾进行了许多重大改革。他废除了教士与军官武士的特权，没收用于教堂建筑以外的一切教会地产，剥夺教会的世俗权利。1862～1867年，他领导人民抗击拿破仑三世组织的墨西哥远征军并获得了胜利，从而推翻了以麦克西米连为傀儡的帝国。他曾兴办印第安人教育，镇压退伍军人暴动与迪亚斯叛乱。亚历山德罗·墨索里尼对胡亚雷斯的英雄事迹十分崇拜，他希望自己的儿子长大成人后要像胡亚雷斯一样，做一个有利于人民的人。然而，美好的愿望被历史扭曲，贝尼托·墨索里尼，却逐渐成为一战以后黑暗意大利的始作俑者。
名人，无论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出名之后，人们都喜欢探究其成长历程，试图探究出一些成为名人的“规律”，墨索里尼也不例外。
墨索里尼完全出乎父母对他的期待，秉性骄野。他小时候不但淘气，而且霸道，在全村都出了名。同别的孩子玩耍时，他总是充当指挥的角色，而且说一不二。假若有谁不服从他的命令，轻者一顿臭骂，重者一通恶打，就连他的弟弟妹妹也不例外。
1890年，墨索里尼被送到一所离家较远但较有名气的学校，但他野蛮与暴戾的秉性却丝毫没有改变：随意破坏学校纪律，不听教诲，屡教不改，更不懂得尊敬老师，班里许多同学都挨过他的打。有一次，他在课堂上把邻座同学拧得嗷嗷惨叫。老师批评他，他却和老师顶撞起来。老师一气之下，打了他的手板。他认为受了委屈，气呼呼地回到座位上，抄起桌上的墨水瓶就向老师扔去，差一点打中老师的脑袋。还有一次，他同班里一位同学为件小事发生争论，由于辩论不过那个同学，便用铅笔刀把那位同学的手割了一道口子，鲜血直流。学校为严明纪律，最终决定将其开除。
墨索里尼的父母对他虽然非常失望，但仍然设法将他送进了另一所小学继续读书。在新学校里，墨索里尼仍然是个出名的闹事者，老师和同学都对他头疼不已。不过，他的聪明的确是出众的。老师夸奖他是“栋梁之材”，这更助长了他的狂妄。一天，市政府开音乐会，因为不让他进入，他便翻窗而入，抢占了一个座位。在父母的道歉声中，墨索里尼勉强完成了小学学业。
墨索里尼的青少年时代，真是像疾风骤雨，变化莫测。当时社会主义、民主主义、帝国主义、封建极权主义，各种思潮竞相泛滥。在墨索里尼头脑中充斥着种种幻想。他非常向往罗马，希望到罗马一游。不久，他同母亲到拉文纳旅行，瞻仰了大诗人但丁的坟墓，深为但丁的文采所折服。
墨索里尼在政治方面受父亲的影响很大，在与父亲一起劳动的过程中，逐渐明白一些穷朋友所讨论的政治社会问题。他那幼稚简单的头脑开始领悟到：警察局为什么要那样地小心防备，立了那么多法规。他看到和他父亲来往的朋友们，多半生活在贫困和颠沛流离之中，他们对社会、对政府充满着愤怒和不满之情。
到了十三四岁，墨索里尼的父母希望他将来做个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便将他送到福林波波利的师范学校去学习。这是一座很有名的培养教师的学校，学制六年。进入中学的墨索里尼，似乎变了一个人。他爱好学习，成绩很好，经常受到老师夸奖，尤其是他的口才，有一次口试，他一口气说了半小时，教员给了他一个零分，但是称赞他的口才好。他利用课余时间大量书籍，特别是文学著作，如但丁的《神曲》、雨果的《悲惨世界》等。他文笔犀利，有时写些短文向报刊投稿。他常常替多病的母亲在本村小学代课，或帮父亲抄写社会党的宣传材料，一有空闲还练习演说，问及原因，他说：“长大后，我一定要意大利听我指挥。”
1901年2月2日，意大利天才作曲家威尔第逝世。在学校举行的纪念会上，墨索里尼崭露头角，发表了非常感人的歌颂威尔第的长篇演说，博得了师生们的热烈掌声。意大利社会党机关报《前进报》特意报道了这次纪念会，墨索里尼的名字第一次出现在社会党的报纸上。
毕业之后，墨索里尼在哥尔替瑞地方谋到了一个乡村小学校长的位子。但是，他经常幻想有个“光辉灿烂”的前程，一年之后，他决心到社会上去闯荡。为了表示自己的决心，临行前写了一篇题为《坚强的意志乃是成功之母》的文章。从此墨索里尼结束了短暂的教师生涯，开始自己的另一番“事业”。
1902～1908年，墨索里尼背井离乡，经历了各种各样的生活。在两度不成功的教学经历中，他在瑞士待了两年（1902～1904），当过泥瓦匠、脚夫、缝工、帮厨，但都不能持久。有时找不到活儿还得饿肚子。据说他当时曾以行乞和抢劫为生。幸亏侨居瑞士的意大利工人经常给他一些接济，帮他渡过难关。后来在朋友的帮助下，墨索里尼同意大利社会党人在洛桑主办的《劳动者前途报》拉上了关系，成为该报记者，开始了他的记者生涯。根据社会党的要求，墨索里尼经常向侨居瑞士的意大利工人宣讲社会党的主张，并介绍国内形势，很受工人欢迎，却引起瑞士当局的注意。后两年（1904～1906）墨索里尼则回到意大利参军，由此显现了其爱国激情。其后，他先去了瑞士，又因公开攻击教会势力而被驱逐出境。他被迫移居奥地利，并在那里认识了著名的意大利民族主义者巴蒂斯蒂。他在巴蒂斯蒂创办的《人民报》做助理编辑，一再发表文章，鼓吹特伦托地区脱离奥地利回归意大利，因而被奥地利逮捕入狱，最后驱逐出境。
1908年，墨索里尼从奥地利回乡之后，正式参加了意大利社会党，不久又被选为社会党弗利省委书记，他利用手中的权力，创办了一份名为《阶级斗争》的周刊，开始在弗利的社会党内建立个人影响。墨索里尼对办报十分重视。他说：“报纸不是拿文字堆积起来的。报纸是党的灵魂，党的标记。”“现在的社会党，实在是尸居余气，没有什么好的理想。”“现在的社会主义，变成做官的捷径，为政客奸人所利用，不能谋物质上、精神上的进步了。社会主义，注重人类的合作，非努力工作、洗涤个人的身心是不能实现的。”可见此时，他还是忠实的社会主义者。他四处树敌，既攻击共和党，又攻击社会党的“保守派”，由他随心所欲地解释什么是社会主义。墨索里尼的文字尖锐泼辣，富有煽动性。不久之后就因在《阶级斗争》周刊发表文章反对政府侵略利比亚和鼓动示威游行而被捕，并被判处5个月徒刑。这样一来，墨索里尼的威信反而大大提高。1912年3月，他刑满获释，7月便被社会党全国代表大会选为中央领导机构成员，11月又被任命为社会党机关报《前进报》的社长，经过他的经营，《前进报》销量猛增，使得社会党在工人群众中的影响力扩大。29岁的墨索里尼控制《前进报》后，如虎添翼，更加野心勃勃，从而开始了新的个人“奋斗”。
在墨索里尼事业蒸蒸日上的同时，意大利的时局更加动荡不安，第一次世界大战越来越近。早在20世纪初，意大利就进入了帝国主义阶段。在军事和经济方面实力薄弱的意大利帝国主义，力图在力量相匹敌的各帝国主义国家和各集团之间随机应变，并利用它们之间的矛盾来实现本国的侵略、扩张目的。意大利早在三国同盟（德、意、奥）期间，便采取了同英、法、俄接近的方针。1911年，意大利同土耳其开战，并侵占了的黎波里、昔兰尼加和多得坎尼群岛。
为了巩固意大利帝国主义的社会基础并加强国内实力投入世界再分割的斗争，意大利总理饶里蒂改变了对内政策方针。他企图用微不足道的让步来分化工人运动，并吸引社会党和总工会的改良派领袖同资产阶级合作。为了这个目的，他给予工人一定程度的集会、组织工会和罢工的自由，实行了某些社会保险的措施，对工人合作社提供了某些优待。1912年，为了减缓意土战争的政治危机，饶里蒂对选举法进行了改革，选举人数从321.9万人增加到856.2万人。这种政策促进了社会党内部的改良主义和机会主义倾向的发展，并促进了改良派的领袖们同资产阶级政府合作关系的建立。政府的“自由主义”方针是和对工业资本家、农业资本家有利的高关税壁垒保护政策相结合的，而且是和残酷剥削南部地区的劳动人民的政策相结合的。那些被压迫和破产的农民群众、农业工人的运动，则遭到了残酷的镇压。
意大利统治集团进行连年战争和对劳动人民的盘剥，激起了广大群众的反抗。1901～1910年，意大利约有300万人参加了罢工运动。在1905～1907年俄国革命的影响下，以及由于1908年开始的工业危机，和1911～1912年的意土战争，阶级斗争日趋尖锐，群众革命情绪越来越高涨。面对统治阶级的残酷镇压，到处在发生暴动，到处在举行起义，社会党内部反改良派占据了优势，掠夺战争的最公开的拥护者和主张同政府合作的毕索拉蒂和波诺米等人在1912年被开除出党。1914年6月8日，根据社会党和总工会的号召，开始了抗议安科纳警察击毙参加反帝游行示威的三个工人的总罢工。以“红色周”而著名的这次罢工，有的地方带有疾风骤雨的性质，起义者已经把政权夺到自己的手里。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作为社会党1910～1914年左倾路线创始人之一的墨索里尼，最初是忠实地坚持党的官方路线，反对意大利参加欧洲战争。然而到了1914年10月，他看到德国社会党极力帮助德皇，协约国的力量在扩大，形势对德、奥不利，便转到“积极的中立”立场上，并利用所控制的舆论工具宣扬自己的主张。10月18日，墨索里尼擅自以社会党的名义在《前进报》发表自己撰写的长篇社论，鼓吹“意大利参战的必要性和战争将给意大利带来的好处”。社论发表后，意大利社会党领导机构谴责了墨索里尼独断专行的恶劣做法，决定免去其《前进报》社长职务。随后，社会党米兰支部又通过决议，将墨索里尼开除出党。
从此，墨索里尼同社会党分道扬镳，走向了创建法西斯党的道路，也为世界人民埋下了灾难的种子。
墨索里尼惆怅地离开社会党后，并没有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1914年11月15日，他受到一些主战的垄断资本的赞助，很快便在米兰创办了一份能同《前进报》媲美的报纸——《意大利人民报》。
该报自我标榜为“社会主义的报纸”，实际上却代表垄断资产阶级的利益，鼓吹参战。其创刊时引用的两句格言：“谁有铁，谁就有面包——布朗基。”“革命是一种理想，需要刀枪维持—拿破仑。”正是充满了战争的火药味。
墨索里尼曾说：“我所以成为一个政治家，一个新闻学家，一个主战派，一个法西斯党的领袖，都与这张报纸有关。”《意大利人民报》就是在墨索里尼的悉心呵护下，成了他的发迹之地、他的工具和他的喉舌。
1915年5月23日，意大利向奥地利宣战，正式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墨索里尼立即借此机会利用《意大利人民报》大造舆论，迎合政府的决定。他大声疾呼：“意大利，我的祖国！我决心为你献出生命。我既不悲伤，也不害怕。”
1915年8月31日，墨索里尼带着他的承诺奔赴战争的前线。他的勇猛与顽强助他很快当上了排长。
1917年2月22日，在一次战斗中，墨索里尼不幸因为手榴弹的走火而身负重伤，伤愈之后无法继续作战，因此退役。他又回到了米兰，回到了《意大利人民报》。
这次的回归，墨索里尼抛弃了大战之前新闻记者的角色，他不再是简单的利用办报纸从政，而是披着更为虚伪的外套——以社会活动家的身份登上了意大利的政治舞台。
四年的战争给世界留下了伤口，也挫伤了本就贫穷落后的意大利帝国，国内一片萧条与凄凉，人民群众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此时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传入了意大利，促使无产阶级觉醒，工人罢工，农民起义此起彼伏。然而，曾自诩为中立派类型的意大利社会党却奉行着反工人、反革命的右派路线，他们藐视退伍军人，指责主战派。
国内外的形势正好满足了墨索里尼的胃口，为他提供了大展拳脚的好时机，他开始在《意大利人民报》上不断发表文章，公开为退伍军人和失业青年叫屈，并号召他们组织起来寻找出路，这为法西斯党的建立铺平了道路。
1919年3月23日，在米兰的圣·塞波尔克罗广场，墨索里尼主持了一个主要由退伍军人参与的新政治运动团体——“战斗的法西斯”。
探究法西斯这个词的来源，最早可以追溯到拉丁文“Fasces”。法西斯党的标志是中间插着一把斧头、由红布条紧系着的棒束。早在古罗马共和国时期，它代表着长官的权杖，是一种权力的象征。同时，它也标志着意大利的光荣，认为其中的斧头是领袖的象征，棒束则是人民的象征。
在后来的意大利文中，法西斯又有了“联盟”或“协会”的意思，19世纪末，受到“劳动者法西斯”组织（即劳动者联盟或劳动者协会）曾提出的一个改善矿工劳动条件和反对资产阶级霸占耕地的纲领的影响，法西斯一度被赋予“革命”的含义，在意大利广为流传。墨索里尼在建立“战斗的法西斯”之初，本意就是想借助“劳动者法西斯”对工农群众的影响，以获取人心。
这一新的运动团体同社会党的思想形成了明显的对立，它的纲领是共和的、反教会的和民主的，它主张分权、妇女选举权和比例代表制，将剩余战争收益充公，让工人参加各种工业管理并管理公共设施，使军工厂国有化，实行最低工资和时工作制以及取消帝国主义。然而，这一纲领最终只是纸上谈兵，没有起到什么作用，法西斯成员们的士气极为低落，但是墨索里尼并没有因此泄气。
1920年，法西斯进入了一个全新而又重要的复生发展阶段。随着新成员的加入，法西斯队伍的逐步扩大，其暴力活动也得以升级，“战斗的法西斯”便在意大利的土地上掀起了一场旋风，法西斯的讨伐也成了家常便饭。
疯狂的法西斯们或许是为了填补战后的枯燥无味来寻求刺激，或许是为了反抗社会党人，又或许是为了推翻腐朽的统治，抵制一切的压迫，他们最终想从法西斯主义中获取些什么，没有确切统一的说法，也很难用片言只语解释清楚，但随着1921年11月“战斗的法西斯”改名为意大利国家法西斯党，“法西斯”名副其实地背上了“战斗”的名号，残暴与侵略也尾随而来。
秉性骄野的墨索里尼为了夺取政权，发展法西斯的队伍，他用欺骗宣传的伎俩得心应手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队伍中，就如他曾对其心腹们所说：“我们的政策就是左右逢源，既讨好贵族，又讨好平民，既反动，又革命。”
受尽战后挫伤的意大利充满了喋喋不休的不满与愤怒，墨索里尼除趁此机会利用《意大利人民报》大造舆论，宣扬法西斯主义的种种好处，拉拢广大劳苦大众之外，他对金融财团、工业资本家等资产阶级亦是信誓旦旦地宣称，“法西斯保护私有财产，实行自由经济，反对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
然而这样的两面政策并没有给墨索里尼带来多少惊喜，1919年9月，狂热的民族主义者邓南遮为了扩张意大利的领土，率领一批支持者进军阜姆。墨索里尼热情高涨，给予大力支持，但还是以失败告终。随后11月16日的大选中，法西斯的选票惨不忍睹。墨索里尼故作镇定地安抚法西斯党徒们，为了转移人民对于法西斯的注意力，他把矛头指向了当局的尼蒂政府，且大肆宣扬民族沙文主义。
意大利的上空飘起了群众的怒吼，法西斯党徒们的仇恨，暴力成了人们得以宣泄的途径，就像墨索里尼所说“法西斯所需要的是暴力、流血与牺牲”。
墨索里尼不仅仅宣扬暴力，组织暴力活动，他自身对于暴力手段亦是身体力行，这在他从小的残暴行为中便能看出些端倪，就连他的妻子拉凯莱都是通过暴力的途径得到的。
1904年，墨索里尼认识了小他9岁的拉凯莱，后因常年在外的奔波谋生，两人很少见面，随着时间的流逝，拉凯莱越发貌美脱俗。1908年，墨索里尼返乡，看到受人喜爱的拉凯莱，他顿感受到威胁，便用手枪威胁自己的父亲和继母（即拉凯莱的母亲）同意他与这位没有血缘关系的妹妹结婚。
残忍成性的墨索里尼在生活中习惯使用暴力，甚至在同别人进行政治辩论时，也总喜欢用暴力来解决问题。
1914年11月墨索里尼被开除出社会党之后，继续利用《意大利人民报》鼓吹参战。一位名叫麦里诺的律师，在《前进报》上同墨索里尼展开了激烈的论战，墨索里尼觉得在报刊上的辩论过于憋屈，于是向麦里诺提出了挑战进行决斗。决斗按传统的方式进行，双方都邀请了证人，1915年2月5日，墨索里尼拿着利剑，杀气腾腾地出现在这个带着政治气息的决斗现场，经过几个激烈的来回，并没有分出谁胜谁负，最终也只是以一个平局落幕。
墨索里尼（居中）与意大利国王在一起。
虽然这次决斗并没有为墨索里尼带来荣誉，但后来他又以类似的方式先后与政敌西科蒂·斯克日斯和巴斯吉奥等对阵厮杀，在这些决斗过程中，墨索里尼利用其擅长的剑术狠狠地将对方击败。为了鼓舞决斗的精神能够在法西斯党徒中盛行起来，墨索里尼不惜将奥格斯塔的坟场变为罗马的音乐会场，借以发扬武士精神，并以“决战决胜，视死如归”来要求党徒们。
伤痕累累的意大利再加上法西斯分子们狂暴的破坏、搅拌，其经济形势日益恶化，全国陷入了一个难以为继的境况，人们面面相觑，纷纷议论，不知前面是更为深重的灾难还是猛然的觉醒。1922年1月，墨索里尼作为《意大利人民报》总编辑出席了正在法国戛纳召开的国际联盟会议。会上，他对于意大利货币的比值少于法国的一半这一事实感到极为耻辱，认为这是对战胜国的打击，这是意大利帝国危亡的征兆。随后他在《戛纳会议以后》一文中声称：“在目前精神与经济恐慌的情形之下，必须往前进，否则就要沉沦下去了。”
前进的方式便是反抗，狂躁不安的法西斯党徒们夺权的欲望在这种前进声中愈加浓厚，为了壮大反革命武装力量，全面夺权，墨索里尼专门组织了一个广招军官和旧军人的军事参议会，主要采取武装训练，并对共产党和革命人民团体进行残酷镇压，制造恐怖气氛。
这群信奉法西斯的人们对其领袖实行无条件地服从，他们以颇具古罗马帝国军人的姿态招摇于意大利街头，就如脱缰的野马，肆意张狂着。1922年，墨索里尼以威胁的口吻对当局的法克达政府说道：“现在法西斯党要自行其是了，或者做一个执政党，或者做一个乱党，何去何从，要看局势的发展了！”
蠢蠢欲动的法西斯党徒们要行动了！夺权的声响开始从四面八方涌入阴云密布的意大利。
1919年大选的失败，墨索里尼放弃了通过议会道路夺权的方式，改而借助建立和发展法西斯组织来夺取国家政权。
黑衫党是对法西斯党的另一称呼，因都穿黑色衬衫而得名，它在法西斯运动之前就已存在，本是由意大利退伍士兵组成的一个松散组织，利用社会的混乱和政府的无能，趁机胡作非为。墨索里尼从为所欲为的黑衫党中得到了启示，发现武装力量是镇压反动派和人民大众的有效手段，很快墨索里尼便通过黑衫党的首领费鲁乔·韦基收编了黑衫党，第一支法西斯武装力量就此成立。
由于法西斯的暴力淫威、青年的懵懂无知，再加上当时一些军政团体和大资产阶级的支持，黑衫军得到了快速的发展，逐渐形成了一个颇具规模的准军事组织。
1921年春季大选中，法西斯党一雪前耻，35名法西斯成员成为国会议员，组成了议院最右翼的势力。墨索里尼本人亦成为法西斯党拥有无限权力的领袖。
1922年墨索里尼向政府提出：要么解散政府，要么组建包括法西斯党在内的联合政府，但都遭到了拒绝。随着法西斯势力的猛增，加之政界、农民和商人的支持，法西斯的热情膨胀到了极点，其首脑们策划的最终夺权、进军罗马迫在眉睫。
墨索里尼先在克雷莫纳、米兰和那不勒斯等地检查了政变的准备情况，并于10月16日，潜伏于罗马，同支持法西斯夺权的军政要员秘密策划进军的编队、行动路线和纲领。同时他还试探了梵蒂冈教皇和意大利国王对他的态度，并对邓南遮等民族主义者进行了积极的争取。
10月20日，法西斯总部下令全国总动员，最高司令部发文宣布“进军罗马”，文中强调其目的只是为了推翻腐朽的统治，改善人民的生活，劝告军警不要和他们作战，声明会保护工农的正当权益，安抚有产阶级不要害怕。他们为了拉拢意大利的保皇党，减少其在夺权过程的阻碍，还宣称会效忠于皇室。
10月24日，墨索里尼在那不勒斯召开了法西斯头目秘密会议。会议讨论了法西斯四路大军将由米提斑琪、德邦诺、意大罗巴波和朱里亚迪分别率领沿第勒尼安海进军罗马，沿路要占领城市、邮电局、政府部门、警察总部、火车站、兵营及其他重要设施等具体事项，决定墨索里尼为最高统帅，进军指挥总部设在交通发达、易于进退的中部城市佩鲁贾。
墨索里尼深知法西斯的暴动多少有些虚张声势，因为真正参加行动的人数并没有吹嘘的多，再加上其简陋的装备，一旦政府抵抗，军队听从皇家的差遣，暴动便会轻而易举地被压制下去。但意大利国王和其他保守派集团则希望通过支持法西斯来驯服法西斯主义，这倒为夺权扫清了道路。
1922年10月28日，墨索里尼在《意大利人民报》上发表《革命宣言》，宣布法西斯向罗马进军正式开始！
黑衫党进军取得节节胜利，沿途政府军和警察都采取中立立场，没有什么阻力，只遇到了部分共产党领导的革命群众的反抗，但很快便被镇压下去。当天，一群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国会议员曾求见墨索里尼，想用改组内阁的办法试图说服墨索里尼休战或者停战，但墨索里尼的一句：“这次我决不放下屠刀，非要获取全部胜利不可。”使得议员们灰头土脸地跑回了罗马城。
10月29日，墨索里尼接到从罗马国王办公处打来的电话，说请墨索里尼速到罗马，国王将委派重要职务给他。然而诡计多端的墨索里尼表示要将这一消息以电报的形式正式通知他，以得到白纸黑字的确认。
很快，一封“米兰墨索里尼阁下：国王陛下请您立即前来罗马，因为他想委任您组建内阁”的电报以号外的形式出现在《意大利人民报》上。
31日，墨索里尼辞去了《意大利人民报》总编辑的职务。随后在黑衫党和其支持者们的欢送下，驱车前往罗马，到达罗马后，墨索里尼便去皇宫会见国王，并陪同国王检阅了进入罗马的10万法西斯大军，以显示法西斯不可战胜的力量。
11月6日，墨索里尼正式宣誓就职，意大利开始进入法西斯统治时代。
法西斯运动，墨索里尼的上台，对于德意志的纳粹运动无疑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促使他们也加速了夺权的步伐。
1919年9月16日，一位年约30的男子走进了德国慕尼黑绅士街48号，在这里他被推选为德国工人党领导委员会的第7名委员，专门负责宣传工作。从此这位男子带动着德国工人党走向了疯狂发展的道路，德国和世界的目光都聚焦到他们的身上，这位男子便是阿道夫·希特勒。
1889年4月20日晚上6点半，在奥地利勃劳瑙镇的一家小客栈里，阿道夫·希特勒出生了。其父阿洛伊斯是个私生子，是奥地利的一个海关小职员，他一生结过三次婚，阿道夫·希特勒是他第三次婚姻中所生的孩子。
1895年，年满6岁的希特勒被送进公立学校去读书。11岁时，阿洛伊斯希望儿子能像他一样做一名公务员，于是花费了一笔钱把他送到了林茨州立中学，然而此时的希特勒并不想做公务员，而是要当一名艺术家，正如其后来在《我的奋斗》中写道：“当时我才11岁就不得不第一次违抗（我父亲的意愿），我不想当公务员。”他反抗的方式是不再好好学习。
1903年1月3日，希特勒的父亲因肺出血去世。他的母亲觉得有义务按照丈夫的遗愿来继续要求儿子上学，希特勒仍然以荒废学业来同母亲进行对抗。
“接着一场疾病突然帮了我的忙，在几个星期之内决定了我的前途，结束了永无休止的家庭争吵。”
1905年，16岁的希特勒得了肺病，母亲不得不让步，因为医生说，像希特勒这样的身体，将来不宜坐办公室。在他养病的两三年里，希特勒认为这是他一生中最快乐的日子，他整天逍遥在美丽的多瑙河畔，沉醉在做艺术家的美梦里。
1907年9月，希特勒病愈之后，便来到维也纳报考美术学院，然而几次考试都因为绘画成绩不够理想而名落孙山。1908年12月，希特勒的母亲因病去世。
面对这一连串的打击，希特勒离开了家乡，他在心中暗暗发誓，若不干成一番事业，决不回乡。
重返维也纳的希特勒开始了一段辛酸和贫困的生活。为了生存他打过小工，在街头画过画，当过流浪汉，进过收容所……同样他也在感受着维也纳那份独特的文化，他随着人们进剧院、逛公园、看书籍。
在维也纳的经历，促使了希特勒世界观的形成，如他在这段时间里看的大量反犹书籍激化了他的反犹情绪，使他成了一个彻底的反犹主义者。
1913年春天，24岁的希特勒为了逃避服兵役，移居到了德国。在慕尼黑，希特勒同在维也纳时一样，过着孤单、贫苦的流浪生活。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希特勒久积心头的抑郁终于找到了发泄的机会。8月3日，他上书巴伐利亚国王，申请志愿参加巴伐利亚步兵团，很快便获准。
1918年11月10日，正在医院养伤的希特勒听到德国战败的消息之后，悲痛不已，无法接受战败的事实，同许多德国人一样，他坚信战争的失败是国内出现了卖国贼。愤怒的希特勒被仇恨熏红了双眼，他决心放弃艺术，投身政治，为德国报仇雪恨。
伤好之后的希特勒又回到慕尼黑，开始在一个战俘营中担任警卫，随后被第二步兵团调查委员会吸收为情报员。
1919年秋天，希特勒接到了一项要他调查德国工人党的任务。
德国工人党是1919年1月由慕尼黑机车工厂钳工安东·德莱克斯勒和报社记者卡尔·哈勒共同创建的。
9月12日晚，希特勒参加了德国工人党在施端纳克勃劳啤酒馆的集会，一共有25个人参加。一开始，希特勒并没有觉得这个党和别的新组织有什么不同之处。正当他要起身离开之时，一位自称“教授”的人站了起来，建议巴伐利亚邦脱离德国，同奥地利组成一个南德意志国家。这种观点触怒了希特勒，他用尖锐、刻薄的言语痛斥了这位“教授”，使得听众目瞪口呆，甚至在会后这个党的副主席安东·德莱克斯勒还追上已走出啤酒馆的希特勒，并递给他一本宣传小册子。
第二天，希特勒惊讶地接到一张说他已被接受为德国工人党的明信片，并邀请他于9月16日到绅士街48号参加德国工人党领导委员会会议。感到好气又好笑的希特勒却在这个荒唐的小党身上看到了自己投身政界的欲望，再三思考过后，希特勒决定应德国工人党之邀赴会。
1920年4月1日，德国工人党改名为民族社会主义工人党，其德文的缩写译音为“纳粹”（Nazi），因而简称纳粹党。
希特勒刚进入德国工人党时，该党穷得只有7马克50芬尼。
为了解决党的经费问题，希特勒想尽各种办法来筹钱。他常常通过到群众当中去演讲进行募捐，他认为在群众中演说不仅能为党集资，还能争取到更多的群众；他打通资本家的渠道，向他们伸手要钱，不管是中小资本家，或是大资产阶级，还是外国资本家，都对纳粹党伸出过援手；希特勒还向军方筹资，他的上级迈尔上尉就曾答应每周给他20马克作为活动经费。
1920年12月希特勒买下了《人民观察家报》，此报作为纳粹党的机关报，为纳粹党的发展和希特勒的上台都立下过“汗马功劳”。
希特勒早年于维也纳的流浪，使得他对资产阶级政党所惯用的那些“精神上和肉体上的恐怖手段”有了深刻的认识，再加上意大利法西斯运动的冲击，纳粹这个当初穷得只有7马克50芬尼的党在希特勒加入后变得活跃起来。
1920年2月24日，慕尼黑著名的霍夫勃劳豪斯啤酒馆的宴会厅里，不时传来人们的喊叫、欢呼声，德国工人党正在举行一场史无前例的集会。
阿道夫·希特勒醉心于这样澎湃的场景，他慷慨激昂地在台上发表着演讲，附和和调动着人们高涨的情绪。在这次演讲中第一次公开阐明了由他和德莱克斯勒、弗德尔三人拟定的德国工人党的25条纲领。
会上，除了支持者的喝彩声之外，也有反对者的唏嘘声，但在大会结束之时，纲领还是得到了大家的一致同意。这个纲领从未修改过，一直保留到1945年纳粹党灭亡，它在1920年4月成为纳粹党的正式纲领。
纲领内容由25条组成，其首要提出的是大德意志民族主义的立国方针，纲领要求“基于民族自决的权利，联合德意志人为大德意志帝国”、“国土和领土（殖民地）足以养育我们的民族及移殖我们的过剩人口”。后来希特勒吞并奥地利，占领苏台德区等侵略行为正是这一方针的实践。
希特勒的反犹情绪在25条纲领中亦得以体现，它规定：在德国，具有德意志血脉的人才称得上是国民，犹太人不是国民，不能担任公职，不能享有公民的基本权利，甚至规定自1914年8月2日以来迁入德国的非德意志人立即离开德国。强烈的民族国家意识使得在党纲中出现了建立中央集权政府和民族军队的主张。高度的中央集权，迫使人们一切以国家利益为重，公民必须无条件地服从国家。
纲领还要求废除《凡尔赛和约》和《圣日耳曼条约》。
为了争取中下阶层群众，党纲中还不乏社会主义色彩的改革主张。如“取消地租和禁止土地投机”“取消一切不劳而获的现象”“粉碎利息奴役制度”“对卖国贼、高利贷者、投机分子判处死刑”“分享大企业利益”“将托拉斯收归国有”“造就一个健全的中产阶级”“取缔一切不劳而获的现象”“大规模改组养老设施”等。然而这些所谓的“社会主义”仅仅是为了收买人心，获得他们的肯定，真正付诸实践的没有几样，到最后都成了纯粹的骗人把戏。
这个看似面面俱到、考虑周全的纲领，其实质却是以国家和民族利益为幌子，对内实行专制、对外进行扩张的纲领。但这丝毫没有影响满怀激情的希特勒和德国工人党的宣传，煽情的演讲、“合理”的纲领不仅吸引了群众的注意力，还打破了党以往小俱乐部聚会形式的羁绊。
成功地迈出这一步，对于希特勒和整个德国工人党而言都是尤为重要的，但是希特勒也深知，这仅仅是个开始，要想完善整个工人党，真正影响到群众，还需要做出更多的努力。颁布出25条纲领之后，他立即着手于党的标志和象征的问题上。
1920年5月，一面红底白圆心、中间嵌个黑‘卐’字的旗帜成为纳粹党的党旗。
希特勒和纳粹党，除了疯狂地反对犹太人之外，对马克思主义斗争亦心怀恐惧，他认为这些人会威胁到德国人民的生活，扰乱德国的正常秩序。
前面我们提到，在1920年4月1日，德国工人党改名为民族社会主义工人党（即纳粹党）。纳粹党带着社会主义的帽子，骨子里却是极端野蛮残酷的帝国主义、种族主义和恐怖主义，和社会主义主张的“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完全相悖。
1920年2月制定的25条党纲中也有不少带社会主义性质的条例，希特勒正是打着这面染着“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色彩的旗帜为纳粹党铺平了道路，把自己推上了舞台。
纳粹党在慕尼黑宣传造势，支持希特勒。
当时的德意志正处于动乱不安中。1919年签订的《凡尔赛和约》对于德国来说更是个致命的打击，它割走了本属于德国的领土，以战败赔款的名义被剥夺了大量的金钱，还有意地减弱了德国的武装力量，排除其在欧洲称霸的可能性。顿时，举国上下充斥着愤怒，人们纷纷起来抗议、游行，以此表达对这个条约的抗拒。
尽管拒绝的声音响彻整个德意志上空，1919年6月28日，魏玛临时政府还是在凡尔赛宫的镜厅签订了条约。
《凡尔赛和约》的签订，使得德国炸开了锅，本就存在争议的各党派之间出现了更为纷乱的不合。掌握着经济实权的德国保守派本就不支持魏玛共和国，更别提是接受条约的限制与规定；陆军作为国家的军队，却并不属于内阁和议会掌管，它更像是一个国中之国，从一开始就没有打算接受这个限制性条约。
群众的反抗，党派的挤兑，使得魏玛共和国摇摇欲坠。年轻的希特勒察觉到时局对他而言颇为有利，当国内所有的矛头都指向共和国时，他知道，他有机会趁乱崛起。
深信未来必将刮起日耳曼热潮的阿道夫·希特勒虽然反对马克思主义，但是他又十分佩服这些人对于信仰的坚定与激情，他常常想，若是把这样一群人收归于自己的旗下，那将是一股不可小觑的力量。为了赢取更多工人、群众的支持，希特勒和他的同伴们又不能打着种族主义的标志公开招募，他需要一块面纱作为掩饰。
1920年，德国工人党改名为民族社会主义工人党，贴上“社会主义”的名字，是为了表明这个政党是属于工人的，是对工人负责的，他们好披着这块面纱招引更多的工人，为之进行起义、罢工和革命。
对于共产党员的争取也得到了党内一些成员的反对，虽然反犹是首要的目的，但是共产党带来的威胁不可小看，这为希特勒敲响了警钟，也为纳粹党注了醒酒药，社会主义在纳粹党手中永远都只是个棋子，一面前进的幌子。
因此，1920年25条纲领的颁布，“分享大企业利益”“将托拉斯收归国有”“取缔地租和禁止土地投机”“取缔一切不劳而获的现象”等社会主义色彩的条例为纳粹和希特勒招揽了不少的支持与喝彩，但是这些条例最终都没有真正得以实施，成了纳粹骗人的把戏。
可见“社会主义”只是披在纳粹身上一件虚假的外套，主要是为了掩藏那副凶残而又丑陋的贪婪嘴脸！
阿道夫·希特勒认为，纳粹运动要迅速发展，就必须拥有一支属于自己的强有力的武装力量。
1921年8月，希特勒招募了一批拳大臂粗的退伍军人，这是一支具有严密组织，手段又极为凶狠的队伍，建立之初，为了躲避柏林政府的镇压，称为“体育运动队”，这支队伍的建立美其名曰是维持纳粹党的秩序，实际上却是希特勒握在手上的一个供他指挥、颇具进攻力量的政治工具。
1921年10月5日，体育运动队改名为冲锋队。
11月4日，希特勒在慕尼黑的皇家啤酒馆举行演讲，到会的800多人当中挤满了前来捣乱的社会民主党人，演讲开始时，希特勒下令关闭了所有的门，并对冲锋队员们说：“除非死后被抬出去，否则，我们谁都不准离开大厅。”一声一声的“万岁”使得这样的追随多少带有些朦胧的浪漫色彩，他们觉得希特勒能够带着他们回到往日的光辉岁月里。
随着演讲的进行，反对者们也开始有了行动，吵闹、讥笑等行为演变为激烈的肢体冲突。50名冲锋队员们大打出手，仅用了不到半小时的时间，便打退了社会民主党派来的数百人。
身着褐色制服的冲锋队，高歌“头戴‘卐’字盔，臂戴黑白红袖章，希特勒冲锋队，我们的名字多响亮！”在街头巷尾，他们有意无意地挑起一系列的公开暴动。仅仅维持纳粹党集会的秩序已经远远不能满足冲锋队队员们的欲望，他们开始去别的党的集会上捣乱，制造事端。
早在1921年9月14日，冲锋队在希特勒的带领下破坏了巴伐利亚联邦主义者（主张接受魏玛政府的社会纲领，反对集权主义）在罗文布劳酒店举行的集会。当时，其领导人巴勒斯特，一个被希特勒称作“最危险的反动派”的工程师，正要发表演讲时，希特勒走了进来，早已混在听众席中的冲锋队队员们开始起哄。喊叫声、助威声、口哨声，在一句“巴伐利亚目前之落后状态完全是犹太人造成的”之后达到了沸点，人们纷纷要求巴勒斯特把发言权让给希特勒，混乱之中，冲锋队员冲上了演讲台，并痛打了巴勒斯特。而因此受到牢狱之苦的希特勒并没有丝毫悔意，反而更具斗志，他曾对调查此事的警察吹嘘道：“那没有关系，我们的目的已经达到了，巴勒斯特没有能讲成话。”
1922年1月12日，冲锋队主动出击，由希特勒带领破坏了社会民主党的集会。
凶狠的冲锋队员除了起到保卫纠察的作用之外，还负责在建筑物的墙壁上粉刷标语、张贴广告，以此来为纳粹党进宣传。激情、狂热还带着些许神秘色彩的活动，对于不谙世事的青年人起到了巨大的吸引力。因此冲锋队由最初的旧军人组成的队伍，扩展到了大批社会青年的加入，到希特勒上台前夕，冲锋队已发展到200多万人。
随着队伍的急剧膨胀，其组成成分就如多彩的调色盘，复杂多样，整个队伍也越来越难控制。于是，在1925年11月，希特勒在冲锋队中挑选了一批可靠的精英队员，组成了党卫军，他们主要围绕在希特勒等纳粹头目身边，专门负责他们的安全。
党卫军原意为近卫军，又称黑衫军，因为他们同意大利法西斯分子一样都穿黑色制服。希特勒的司机施雷克是第一任党卫军的领袖。1929年，海因里希·希姆莱接管后，党卫军获得了极大的发展，它逐渐成为一支保卫纳粹的秘密警察队伍。1931年6月情报机关党卫军安全处建立，次年1月设党卫军种族局，1933年初，其成员已发展至5万余人。1936年7月，冲锋队的头儿罗姆被处死以后，党卫军在纳粹组织中起主导作用，由希特勒直接掌管。
一个善于煽动人心的领袖，一个具有欺骗性的纲领，一支令人生畏的武装力量，一面灵魂似的旗帜，各色各样的人撞入了纳粹这张蛛网中，还带来了源源不断的经费，纳粹运动随着人数的增加得到了迅猛的发展。
1919年德国工人党在希特勒加入之时，仅有55名党员。1922年初，纳粹党员达到3000多人，1923年发展到5万人，1928年发展到18万人，1932年这支队伍已经直逼百万。
从冲锋队到党卫军，从地方小党到全国性的组织，行动起来的纳粹党即将要席卷全国。
纳粹队伍的不断壮大，墨索里尼率领黑衫党进军罗马夺权的成功激发了希特勒的夺权欲望。1923年德国境内经济凋敝，通货膨胀使得人民大众的生活苦不堪言；加上巴伐利亚发生叛乱，激化了地方和中央政府的矛盾，政治局势一片混乱。希特勒深感夺权的时机已经到来，但是仅凭他一个人的力量还不足以领导这次运动，于是他产生了团结巴伐利亚所有反共和的民族主义势力的想法，希望借助巴伐利亚政府、武装团体和驻扎在巴伐利亚的国防军来完成像墨索里尼进军罗马一样的进攻，推翻魏玛共和国的统治。
1923年11月8日，邦长官卡尔将在慕尼黑东南郊一家名叫贝格勃劳凯勒的大啤酒馆举行的集会上发表有关巴伐利亚政府的施政纲领的演说，冯·洛索夫将军和冯·赛塞尔上校（与卡尔并称为主宰巴伐利亚政权的三大巨头）以及其他的政要们都将参加此次聚会。
正当卡尔对着三千名听众发表深情的演说时，冲锋队冲了进来，包围了整个啤酒馆，希特勒挤开人群，走进了大厅，掏出随身携带的手枪朝着天花板开了一枪，混乱的人群停止了骚动，大厅顿时安静了下来，吓得屁滚尿流的卡尔看到希特勒走上讲台，便乖乖地退了下去。
“全国革命已经开始！”希特勒站在讲台上大声叫喊道，“这个地方已由600名武装人员占领。任何人不许离开大厅。大家必须保持肃静，否则就在楼厅上架起机关枪。巴伐利亚政府和柏林政府已被推翻，临时全国政府已经成立。国防军营房和警察营房已被占领。军队和警察正在‘卐’字旗下向市内挺进。”
混乱中，人们对于事实的真相已经失去了判断力，尽管在实际上希特勒的这些言语中存在着虚假的恫吓，纳粹队伍只是在罗姆率领下占领了当地的陆军司令部，连火车站、电报局和政府大厦都没有控制。但是会场上的冲锋队，还有架起的机关枪却是实实在在地存在。三大巨头在武力的威逼下，乖乖地听从希特勒的差遣，跟随着希特勒到后台的一间私室里去了，留下了目瞪口呆、惊慌失措的群众。
希特勒要求三人同他一起组织新的政府，并且答应只要他们合作，愿意在新的政府中给他们保留重要的职位。然而，三人毕竟是见过大世面的高官，对于希特勒的要求他们都不答应，即使希特勒拿出手枪威胁，三个人还是不肯就范。
无可奈何之际，希特勒把赫赫有名的原德军副总参谋长鲁登道夫请来帮忙，卡尔三人才表示愿意合作。
会议过后冲锋队一个名叫高地联盟的武装团体的打手们在陆军工兵队营房同正规军发生了冲突，希特勒决定驱车前往解决冲突，把政变之事交鲁登道夫处理，这个决定后来证明是个极为致命的策略性错误。
希特勒一走，冯·洛索夫将军便要求回办公室去下达命令。鲁登道夫觉得这个要求没什么不合理的，便允许他走出啤酒馆，其余二人也乘机离开。
希特勒回到啤酒馆，发现本是囊中之物的三巨头竟溜走了，大受打击。而他的同伴们亦没有像他构想的那样在为进军准备计划，他们几乎什么都没有做。
回到第9师师部的洛索夫立即把政变的消息报告了柏林的中央政府，巴伐利亚军队按照命令准备镇压这次政变。卡尔也发表声明，宣布取缔纳粹党，严惩政变首犯。
心有不甘的希特勒无法接受即将到手的胜利就这样化为乌有，他同鲁登道夫商量后决定，要率领冲锋队员向慕尼黑市中心前进，希望这样能够唤起民众的支持。
11月9日中午，希特勒和鲁登道夫率领大约3000名冲锋队员开始向市中心挺进。一开始游行队伍在前进的过程中并没有遇到太大的阻力，还有部分民众自愿加入到行列中来。但是当队伍即将到达目的地时，和警察发生了摩擦，引发了枪战。在极为短暂的冲突中，十几名冲锋队员当场毙命，包括希特勒在内多人受伤。
枪战一发生，希特勒立即登上附近的汽车，抛下死伤的同伴，还有勇往直前的鲁登道夫，逃往乡间。纳粹党徒遭到军方的驱散，鲁登道夫当场被抓，希特勒也在两天之后被捕，其余的纳粹领袖不是被捕就是逃亡，甚至叛变。
啤酒馆政变就这样以闹剧的形式结束，纳粹党被勒令解散，纳粹运动跌入低谷，希特勒这位独裁领袖亦由他那飞奔逃命的举动名誉扫地。
希特勒那看似已经走到了尽头的政治生涯在后来证明只不过是其间的一个小小的中断。纳粹党虽然被解散，但是依旧在暗中活动，那些仍然忠心于希特勒的盟友们给他带来了极大的鼓舞与支持，在经历过短暂的绝望之后，希特勒很快便“回来”了。
1924年2月26日，特别法庭在慕尼黑开始对希特勒进行审判。清醒的希特勒明白，此次审判不会是他的终结，很有可能还会是他反败为胜、走向更远的一个转折点。
在指控中，鲁登道夫当然是所有被告中最有名的，也是第一个被点名的，但是希特勒很快便把所有的焦点转移到了自己的身上，他带着他那颇具吸引力的声音站在法庭上滔滔雄辩着，他解释着起义的原因，谈到了游行的过程，血腥的对抗，他的出逃，他的入狱，他承担起了这次起义的全部责任，但他没有把自己当成是一个罪人，一个被告，而是自诩为一个原告，一个重振德国、拯救群众的革命者。他的满腔热情，他的民族主义精神深深打动了德国人民，他的大名随着报纸飞到了世界各个角落，他不仅在巴伐利亚出了名，在整个德国甚至世界，人们都开始知道“阿道夫·希特勒”。
人民法庭座席上的法官们也开始被能说会道的希特勒所影响，再加上巴伐利亚司法部长弗朗兹·古特纳是希特勒的老友和保护者，他做足工作，尽量做让在场的法官们保持满不在乎和宽大为怀的情绪。包庇使得希特勒在法庭上不受时间限制的发言，可以任意打断证人的话，随时为自己进行辩护，这种行为引起了一群人的不满，他们觉得这样的放纵根本就不是一场审判。
尽管遭到了不少官方和非官方的反对，但是丝毫没有影响希特勒把审判的法庭当作演说的讲台，并且取得了不错的效果。在随后的审判中，希特勒逐渐把矛头指向了背叛了他的三大政治巨头。他说：“如果说我叛国的话，那么同我一起共谋反对全国政府的另外3个人也一样有罪，他们也应该同我一起站在被告席上，而不应该作为主要控告者站在证人席上。”
本来就同当局政府矛盾重重的三巨头被希特勒狡猾地带入到一个不利的处境当中，形势猛然地得到了逆转。法庭上，希特勒犹如对待犯人似的大声提问三巨头，使得本就做贼心虚的他们惴惴不安。
虽然希特勒站在被告席上，并且按照当时德国的法律，很有可能由于叛国大罪而被判处无期徒刑，但是他对自己抱着极大的信心，甚至在同法官、证人唇枪舌剑时，他还不忘分析起义失败的原因，考虑怎样重振纳粹党，如何建立一个纳粹国家。这种狂热的气氛在这个后来被认为极为畸形的审判中一直延续到了最后，他说：“我们准备面对上苍最后伟大的判决，到那个时候，我们又将和好如初。因为可以审判我们的不是诸君。审判我们的应该是永恒的历史法庭。你们会做出什么判决，我是完全知道的。但是那个法庭不会问我们：‘你们到底犯了叛国罪，还是没有犯叛国罪？’那个法庭会判定我们，前陆军军需总监鲁登道夫，他的官兵，都是一心为了他们同胞和祖国，愿意奋斗牺牲的德国人。你们可以不止千次地宣判我们有罪，但是永恒的历史法庭的女神会一笑置之，把邦检察官的诉状和这个法庭的判决书撕得粉碎。因为她会宣判我们无罪。”
希特勒的滔滔雄辩最终取得了胜利，1924年4月1日，法庭内外挤满了同情和追随希特勒的观众，有的妇女还争先恐后地要为他们的偶像献花。判决书宣读了几乎一个小时，希特勒的判决是第一个被宣布的，他被判在兰德斯堡前炮台监狱服5年徒刑，由于在审判前已拘留了6个月，再减刑半年，并允许在刑期满半年后可以申请假释。法庭拒绝把希特勒作为外国人驱逐出境，他们认为希特勒是德国化的奥地利人。
12月20日，不到9个月的时间希特勒就获释出狱。啤酒馆政变虽然失败了，希特勒也被送进了牢笼，可是他却成了全国无人不晓的人物，那次审判也使得希特勒成了很多人心目中的“爱国志士和英雄”。
兰德斯堡的生活是极为平静和惬意的，除了偶尔抱怨铁窗的闭塞和忧心党内的不合之外，希特勒大部分时间都还是不错的。在这里，他独住一室，享受着贵宾式的待遇。
每天，除了吃饭睡觉，监狱里还会举办体育活动，希特勒经常和同伴一起散步聊天，这里的人都十分尊敬希特勒，他们经常在一起讨论，但很少涉及政治，往往都是些戏剧、艺术或者汽车等话题。在狱中，希特勒常用闲暇的时间来看书、学习或写日记。
由于早在入狱之前，希特勒便已经在酝酿写一部《犹太史》，清净的牢狱生活使得希特勒更是萌发了著书的念头，他常常将自己的想法记在日记本当中，而且还独出心裁，把他的秘书——忠实的鲁道夫·赫斯招到身边，向他口述。他还从典狱长处租来打字机，将手稿打出来。起初，希特勒是想把书的题目叫作《四年半来对谎言、愚蠢和胆怯的斗争》，定位为一本普通的历史著作，但是负责出版这本书的纳粹党出版社经理不喜欢这个冗长而没有金钱味的书名，加上书中内容包括了对希特勒童年，在维也纳的岁月，革命以及在慕尼黑的初期活动的叙述，于是书名改成了简短的《我的奋斗》。
《我的奋斗》书影
在兰德斯堡，希特勒花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在这本书上，这是一本汇集了希特勒所有反动思想的册子。把所有的政治理论付诸笔墨，对于希特勒而言，是一次自我的思考与教育的过程，正如他曾经说的“在我坐牢期间，我有时间去为我的哲学思想提供一个自然的、历史的基础。”“假若他们老让我讲演，不给我喘息的机会，这种做法会明智得多！”足以看出，把希特勒送入监狱本身便是个错误。
1925年秋季，《我的奋斗》第一卷正式出版，全书约400页，售价比当时德国出版的大部分书籍要贵一倍，这本书在当时并没有引起畅销。它既不是一本有趣的个人自传，又不是一本有关政变的内幕书，而是希特勒法西斯理论最集中的体现，其理论水平和逻辑性也并不是很高明，因此并没有引发人们广泛的兴趣。1926年又出版了第二卷。
《我的奋斗》一书系统和详细地阐述了希特勒的思想，全书充满了民族主义的狂热和对犹太人、马克思主义的仇恨，宣泄了他集国家主义、帝国主义、反犹主义、反共产主义和反自由主义于一炉的法西斯主义。他在书中强调，只有日耳曼人才是上帝钦点的民族、主宰世界的民族。
随着1930年纳粹党渐渐复苏后，《我的奋斗》的销路也开始逐渐走俏，特别是希特勒当上总理之后，购买《我的奋斗》几乎成了一种人人遵循的义务，这本读起来较为枯燥乏味的书被冠名为纳粹党的“圣经”，即使没有读过这本书，也必须拥有这本书。
书中，希特勒描绘了“创建第三帝国和征服欧洲”的理想蓝图，它宣称“新帝国必须再一次沿着古代条顿武士的道路进军，用德国的剑为德国的犁取得土地，为德国人民取得每天的面包，夺取新的生存空间”。在第一卷中，希特勒详尽地讲述了通过同法国的决战、对东方的领土扩张等途径来恢复德国世界大国地位、从而走向世界霸权。
《我的奋斗》由于其内容的华而不实虽然遭遇到了一些批评，然而不管其多么荒诞不经，荒唐可笑，但因为纳粹党的壮大，希特勒的崛起，书中第一人称式的详尽叙述，使得人们在这本书中似乎看到了时局的走向，为德国的历史指明了一个继续前进的方向，其中的某些观点，如德国种族主义，在军队和青年当中受到了极大的追捧。
这本集希特勒反动思想之大成的《我的奋斗》，被法西斯势力和帝国主义狂人视为至宝，为纳粹党夺取全国政权，进而践踏欧洲奠定了理论基础，成为德国法西斯内外政策的思想基础和纲领，是德国法西斯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思想和行动的纲领，给世界人民带来一场空前的灾难。
铁窗的背后留给希特勒的是大把的时间，在狱中除了著书立说之外，他还不忘抚今追昔，回顾过去的挫折与晦暗，为新的远景养精蓄锐。
1924年的冬季，希特勒离开了兰德斯堡监狱，开始重操旧业。这个萧瑟的冬季，寒气和不佳不仅围绕着希特勒，连整个德国也开始出现了经济的恐慌，一直持续到了1929年。精明的希特勒并没有被一时的挫败打倒，反而更具耐心和信心，出狱后的他没有改变其夺权的初衷，只是变换了策略。他曾在狱中反省啤酒馆政变，并悟出既然通过政变夺权行不通，那就采取相反的途径，同当局政府合作来夺取政权，也就是说利用时势靠合乎宪法的手段来实现目标。
1925年1月4日，希特勒迈出了他新策略的第一步，他向新任巴伐利亚总理海因里希·赫尔德表态，保证今后一定会忠诚于政府，循规蹈矩，恪守法律，并答应与他合作共同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斗争。这位肤浅的总理并没有发现希特勒那隐藏着的野心，反而错误地认为，“希特勒这头野兽已给制住，我们可以松松链子了”，于是纳粹党和《人民观察家报》的禁令得以撤销，纳粹活动的复苏指日可待。这可以说是“转型”后的希特勒通过走合法路线赢得的第一仗。
《人民观察家报》于1925年2月26日复刊，希特勒特地写了一篇题为《新的开端》的长篇社论，以此振奋纳粹党徒的精神，号召他们起来继续奋斗。第二天，在那次归于惨败的政变出发地——贝格勃劳凯勒啤酒馆，希特勒举办了出狱后纳粹党的第一次集会，也是他出狱后的第一次公开亮相。虽然曾经共同作战的很多忠实信徒们死的死，逃的逃，决裂的决裂，但是在这个会场里，依旧聚集了4000多人，构成了一个盛大的场面。
希特勒知道，重建纳粹党是当务之急。他不仅需要把纳粹党建设为一支通过合法手段攫取权力的队伍，还要把这支队伍完全控制在自己的手上。为了重燃党徒们的士气，他发挥了自己演讲的天分，口若悬河地讲了两个小时，赢得了台下观众雷鸣般的掌声。
希特勒走上权力的巅峰。
如此热烈的公开集会引发了当局政府的警惕，他们感觉这头被“制服”的野兽还是如此不安分，于是禁令他在两年的时间内都不能公开进行演讲。这一棒给了希特勒重重的一击，但也没有使他有丝毫的退却，因为除了演讲，希特勒还是个出色的领导者，组织者。
不能在公开场合演讲的希特勒开始把精力放在了建设纳粹党的身上，他不断吸收党员、筹集经费、组建武装力量，完善党内机构。在他的努力之下，纳粹的队伍急剧壮大，组织也越来越正规和严密，到1928年纳粹党已成了“拥有一批具备接管政府事务能力的干部队伍的政党”。
1928年5月20日，纳粹党在国会选举中仅获得少得可怜的选票和议席。为了站稳脚跟，纳粹党必须进入到国家议会当中去。
此时经济危机给德国带来了严重的危害，工厂倒闭，工人失业，下层群众过着居无定所、饥寒交迫的生活，国内充满了对当局的不满之情。希特勒抓住了这个天大的机会，带着那三寸不烂之舌开始奔波于全国各个竞选场地，他知道这是个笼络人心的好时机。终于，在1930年的国会选举中，希特勒迎来了巨大的惊喜，纳粹党一跃成为国会中的第二大党，开始崭露头角。
但是，喜悦之后还有更大的焦虑，在选举中，共产党的得票也增加了，要想再获得稳定的多数选票已经相当困难，为了能够继续生存下去，希特勒想到了拉拢陆军和垄断资产阶级，这是德国的两大支柱。
早在啤酒馆政变之时，陆军就警惕过纳粹这支一心想要夺权的队伍。为了争取陆军的支持，希特勒不断发表演说，反复强调纳粹和陆军是朋友，社会党和共产党才是陆军的敌人。他利用年轻军官热衷于政治的特点，向他们展开疯狂的宣传。到了1930年，很多军人都被希特勒狂热的民族主义精神所感染，他们相信纳粹就是他们需要的东西。
1932年1月27日，希特勒前往杜塞尔多夫工业俱乐部发表演说，他反复强调纳粹会保护他们的利益，会从他们的利益出发，愚蠢的资产阶级巨头们满以为同纳粹党达成协议，用金钱笼络住希特勒，帮助他扫清道路，会为自己赢得更多的利益。
1932年7月3日的大选中，纳粹党果不其然成为国会第一大党，并且攫取了国会议长职位。一切都已经准备妥当，希特勒只欠一股东风把他吹向成功的顶峰。
深刻的经济危机、强大的工人运动，德国政府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各个政党的钩心斗角，以及希特勒的从中作梗使得政局飘忽不定，1933年1月30日，总统被迫接受提议，决定任命阿道夫·希特勒为政府总理。
那一天，43岁的希特勒兴奋地站在总理府一扇打开的窗户前，看着他的信徒们手舞足蹈、高声歌唱；狂欢的纳粹党徒们亦看到他们的总理留着卓别林式的小胡子，挂着满身的喜气，不断地举起手臂向他们致礼。
希特勒的登台标志着魏玛共和国走向了尽头，第三帝国得以建立，法西斯主义风潮由墨索里尼和希特勒的登台开始传向东方。
在世界的东方，一个贪婪而又恣肆的江洋大盗正在崛起，它就是日本法西斯。
早在明治天皇即位之时，日本便制定了用武力征服中国、朝鲜乃至整个世界的“大陆政策”。明治天皇在“天皇御笔信”中还宣布：要“开拓万里波涛”，将“国威布于四方”。从此野心勃勃的日本开始猖獗了起来。
1894年7月23日，日军侵略朝鲜，拘禁了国王李熙。同年，打响了甲午中日战争，入侵中国辽宁，占领旅顺口和大连港。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日本利用此次机会对德宣战，出兵中国。
中国，长期以来便被日本视为主要的侵略扩张对象，日本的魔爪在中国的东北地区肆意地飞舞着，在这里它拥有一个东印度公司式的殖民机构—南满铁路公司，殖民扩张的基地—关东州，还有一支推行其殖民政策的军事力量—关东军。同时，为了维护其本身的在华利益，日本还不忘同其他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的领土上展开利益的角逐。如早在1905年日俄战争结束以后，日本就取代沙俄，在中国东北攫取了不少殖民特权。
1919年日本法西斯第一个组织—犹存社成立。
1927年6月，日本首相田中义一在东京主持召开了“东方会议”，这次会议有陆军、海军、外务三省以及驻中国的外交官、军事首脑和行政长官等要员参加，会上，他们就侵略中国的政策和方针进行了周密的策划。会议还通过了《对华政策纲领》，纲领规定把中国东北划为日本“在国防及国民生存上有重大利害关系”的特殊地区，并说，一旦它的这个特殊地区受到损害，“不论来自何方”，“都必须抱定决心不失时机地采取适当措施”。
1929年，全球性的经济危机爆发，再加上早前关东大地震带来的破坏，日本面临着严重的打击。国民经济的亏损，黄金不断外流。工业萎缩，农业告急，使得日本法西斯对觊觎已久的中国更是垂涎三尺，为了摆脱世界经济危机所造成的深重困扰，转移国内的注意力，日本帝国主义迫不及待地走上了侵略道路。
日本的矛头首先指向的便是中国东北地区。不仅仅是因为它在地理位置上是日本的近邻，还因为这块土地资源丰富，土地肥沃，能够给日本提供充足的原料。侵占东北可以巩固对朝鲜的殖民统治，它还是日本进入中国和北上苏联的跳板，东北地区毫无悬念地成了日本的战略基地和日本军国主义前进的“生命线”。
为了使日本的经济发展能够满足侵略战争的需求，1929年12月，日本政府颁布了《产业合理化纲要》、1930年6月成立了临时产业管理局、1931年4月发布了《重要产业统制法》等措施，通过这些举措日本在许多工业部门强制建立卡特尔，加大国家对经济的控制力度，把国民经济的发展纳入战争经济的轨道。
1931年6月，日本陆军制定了军制改革的方案，增加在朝鲜境内的军事力量，使关东军的编制和配备能够适应战争的需要。此外，日本还计划新建和增建航空队、坦克队和其他机械化兵团。
日本还大力加强军国主义的舆论宣传，为侵略中国进行思想准备。日本在中国大肆宣传要在东北地区建立所谓的“王道立国的新国家”。1931年六至七月，日本参谋本部制定了侵略计划，就侵略中国东北的行动进行了具体的部署。
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在经过了一系列的精心策划和准备之后，发动了对中国东北的突然袭击。当晚10点30分，一声巨响炸毁了一段路轨，这是日军事先就策划好的，并立即以此为借口，污蔑是中国士兵的行径，并用早就从旅顺运来的大口径榴弹炮猛轰北大营。翌日凌晨占据北大营，当天，沈阳城失守。
日军在攻打沈阳的同时，还兵分几路开向了长春、四平、公主岭等中国兵营。
9月21日日军占领吉林市和吉长、吉敦两段铁路；22日侵占辽源四洮铁路；11月，黑龙江省沦败在日寇的铁蹄之下；1932年1月2日，锦州被占领，中国军队全部撤至关内。仅仅三个多月的时间，美丽富饶的东北三省便被日本帝国主义者吞噬了。
日本挥舞着屠刀，马不停蹄地冲向中国，国民党当局奉行的不抵抗政策，更是纵容了日本侵略者的侵略行为，使他们肆无忌惮。
1932年1月28日，日本的魔爪触及到了上海——这个中国沿海的重要经济、政治中心。它想控制上海来建立连接长江流域和中国内地的新侵略基地。
此起彼伏的事端，随处可见的战火硝烟昭示着一场席卷东亚地区的侵略战争已经慢慢地铺展开来。
日本帝国主义为了更好地控制中国东北，不仅大力地对东北地区进行投资，同英、美等帝国主义竞争，还拉拢号称“东北王”的军阀张作霖。
张作霖，字雨亭，远祖时姓李，居于河北大城，后迁山东，清道光年间又迁至辽宁省海城县，他的祖父过继给舅父张氏，故改姓张。1875年3月19日，张作霖生于海城县驾掌寺村。张作霖年少时仅仅念过3个月的私塾，后因生活所迫而辍学。失学后的张作霖学过木工，卖过包子，当过小贩，学习兽医，甚至在走投无路时，投奔军营当过伙夫。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张作霖应征作为一名谍报员渗入到敌方打探军事情报，这期间，他表现机灵获取了不少重要情报，先后被授以功牌，升为哨长。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结束，张作霖回到了故乡。
此时的中国在列强的疯狂瓜分下，进一步沦为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而张作霖所在的东北地区更是在帝国主义的掠夺下呈现出一片难民遍野、盗匪横行的局面。人们的生活苦不堪言，生命受到了严重的威胁。混乱的时局下，退伍的张作霖同一帮土匪、散兵流民打成了一片，他们打家劫舍、征粮征饷，大量抢夺财物，渐渐地在东北成了赫赫有名的“红胡子”。
1900年，张作霖在其岳父的帮助下，成立了一个自保的武装组织，主要负责他所在地和附近几个村子的治安。在其管辖范围内，部队十分遵守规矩，受到了百姓的称赞。
1902年，社会逐步趋于稳定，鉴于张作霖与民众和绅商的融洽相处，得到了大众的交口称赞，11月9日他的武装团队被政府收编为省巡防营，张作霖任管带（营长）。张作霖由一个民团武装的头目摇身变成了政府的军官，这是他人生重要的转折点，骁勇作战的张作霖开始扶摇直上，飞黄腾达。
1907年，张作霖因剿灭辽西大土匪杜立三有功，升为奉天巡防营前路统领。1912年，张作霖被任命为第27师中将师长。1916年4月，张作霖升任奉天督军兼奉天巡按使，掌握了奉天省的军政大权，成了封疆大吏，有了相当的地位。1918年9月被任命为东三省巡阅使，利用日本的势力控制了奉、吉、黑三省，成为奉系首领。1926年12月1日，张作霖任职北洋军阀安国军总司令。从此，张作霖的势力范围便从东北、华北一直伸展到黄河、长江流域。
就任安国军总司令的张作霖，为了缓解同南方军阀的矛盾，他开始大肆阻挠人民革命的运动，同时派兵与北伐军作战，阻止北伐军北上。
张作霖之所以能长期控制东北，主要是靠日本帝国主义的扶植和支持。
1922年，在华盛顿会议后，美、英、日等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矛盾表面上得到了缓解，但是在中国他们都紧紧扶住各自的军阀，维持自身的在华利益。随着军阀势力发展，1920年爆发了直皖战争，1922年、1924年又相继发生直奉战争，军阀之间日益尖锐的矛盾使得日本帝国主义加大了对张作霖的扶植，而张作霖本身也非常关注日本对其的态度。
但是随着张作霖在战争中的节节胜利，以及其地位的不断提高，他渐渐的不太愿意被日本政府所摆布，也不太理会日本帝国主义的要求，因此他的名字便逐渐引起日本当权者的注意。
日本开始加紧对张作霖施加压力，并且急于想要索取其在东三省的权益。充满野心的张作霖本想借日本的势力来壮大自身的权力，而不是束缚自己的手脚，所以对日本的逼迫十分不满。再加上他认为自己手中的几十万大军是具备一定实力的，日本人并不能真正把他怎么样。同时，东北人民的反日运动日益高涨，使得张作霖开始拒绝日本提出的要求，这惹恼了日本帝国主义。
随着张作霖与日本的关系恶化，日本决定除掉张作霖。想通过张作霖之死，扫除阻碍，引起社会混乱，乘机出兵，挑起大规模武装冲突，用武力彻底解决问题。
1928年6月4日5时半，张作霖乘着蓝色铁甲车从北京返回奉天，当火车刚刚开到皇姑屯铁路交叉点时，早已被日本关东军埋好的炸弹炸毁了装甲列车，张作霖身负重伤，当天便去世，享年54岁。一代枭雄——张作霖就这样陨灭了。
张作霖被炸死的消息传出去以后，即将登上皇位的日本裕仁天皇欣喜若狂。而张学良由于收集不到确切的证据，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也只能假装此事已经了结，但他和他的部下暗中仍在追查凶手。
此时，日本政府和军部为了争取张学良继承他父亲继续做其在华代理人，软硬兼施。于是，他们以参加张作霖的葬礼为名，派林权助代表日本对张学良做工作，劝说张学良千万不要因此而误会日本，以免伤了两家的和气。他还说：“日本皇军所向无敌，东北土地肥沃，资源取之不尽，少帅年轻有为，如果与大日本合作，那少帅和东北就如日之东升，前途无量。”
美国，一个新兴崛起的帝国主义国家，对中国也有极大的侵吞野心。而此时的张学良不管是在军事实力上还是在政治影响上，都是中国举足轻重的人物，美国为了获取利益，是绝不会放弃他的，因此美国准备抓住张作霖之死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插手东北的事务。
于是美国派蒋介石去游说张学良：“东北地区是中国的领土，涉及我们中国的切身利益，绝对不可以落入日本人的手中，让日本人在这片土地上为所欲为。一旦日本侵占了东北，就会把东北作为他们后方的基地，由此向关内、向全中国内陆进攻，到那时你少帅就被动了。不如把五色旗换为青天白日满地红旗，表示少帅已赞成中国统一，来共同反对日本人的侵略，这可是造福子孙的千秋功业。”张学良被这样的话语所迷惑，他并没有看清这位蒋总司令实际上是位名副其实的亲美派，他这样做不是为了什么中国的切身利益，而是为了自身和美国的利益。
张学良一边与日、蒋代表谈判，一边与其智囊团商量对策。经过反复研究，他们认为，蒋介石鞭长莫及，而日本人则兵临城下，于是决定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先稳住日本再说。可是当这个消息一传出去，马上就引起了美帝国主义的不安。
1928年6月13日，美国驻华公使马克谟立即来到了奉天，在奉天的美国领事馆同张学良的心腹杨宇霆见面交谈。他了解了张学良的想法和担心后，分析了日本的情况，从日本军事准备的速度看，要向中国动武，多则需要5年时间，少则需要3年时间，在这段时间里张学良完全可以与蒋介石合作。接着他分析了美日在中国的势力分配和发展前景，让杨宇霆三思。
张学良因多年旁观父亲同日本人打交道的情景，故对日本人极为反感，认为日本的当权者们无论军界、政界、商界，都是虎狼之辈，对中国人绝不安好心，其要求五条铁路的承建权只是个开头，彻底吞并东北才是目的。
关于蒋介石，张学良了解到此人有口是心非、不讲信义等弊病，但也算一个坚忍不拔的人物。何况，以目前中国局势，除了蒋某，似无第二人能统一中国。而东北不可能自立，务必靠拢一头。所以与其在日本人的卵翼之下过日子，不如倒向蒋介石的南京政府。至于蒋介石日后将如何对待自己，再说。
于是，6月23日，张学良召开了东三省军民联合会议，讨论保安总司令人选及东北易帜等问题。
6月25日，张学良派邢士廉到达上海，告诉蒋介石：“东北三省服从国民政府已不成问题。”
张学良虽然集国难家仇于一身，但他深知要想报仇雪恨，赶走日本帝国主义，仅奉军力量远远不够。他一面采取一些措施来稳定政局，以防日本关东军乘机发动武装进攻；一面积极促进南北议和，统一国家。
1928年7月6日，张学良派特使带着他的亲笔信到达北京，商议东三省易帜和撤兵等重大问题。当日，蒋介石、李宗仁、冯玉祥、阎锡山等人正在香山碧云寺向孙中山先生之灵告祭北伐完成。随后召开了会议，研究处理张学良改挂旗帜和军队编遣问题。蒋介石对张学良易帜的想法十分赞同，并一再催促张学良尽快易帜。
张学良在南京政府的催促和东北民众的拥护下，易帜的决心更加坚定，遂于1928年12月29日在奉天省府礼堂举行了易帜典礼。
12月31日南京政府正式任命张学良为国府委员、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张作相、万福麟为副司令，并通过了东三省及热河省委员名单。
从此，东北三省升起了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满地红旗。
日本帝国主义为了长期霸占东北，在军事占领的基础上，开始策划在东北建立一个傀儡政权——伪“满洲国”。这个国家以日本为盟主，以日、满、蒙、汉、朝五族组成，以溥仪为首脑，下设五个镇守使。这个政府从1932年成立到1945年崩溃，经历了长达14年时间，日本帝国主义利用它直接对东北人民进行血腥统治，犯下了滔天罪行。
除了建立伪“满洲国”以外，日本侵略者为了维护和巩固自己的统治，在各地驻有关东军外，还把它的宪兵、警察和特务遍布东北各城市和乡村。这些宪兵、特务，动辄以“抗日嫌疑”屠杀、犬食、活埋中国人民，制造了大量惨案。他们还制造了大规模的“无人区”和“人圈”，采用“以华制华”“以夷制华”等手段进行统治。
在经济上，日军侵占东北后，大肆掠夺经济资源。他们依照所谓的“日满经济一体化”方针，完全控制和操纵了东北的经济命脉，达到“以战养战”的目的。
为了适应战争需要，日军还极力推行细菌战，组建了进行细菌战的“细菌实验所”，以活人代替动物进行试验，专门培植、制造鼠疫、霍乱、坏疽、伤寒、结核、破伤风、鼻疽、牛瘟等疫病细菌，还进行毒气试验，冻伤治疗试验，真空环境试验，及活人解剖，用各种暴行残害中国人民。
面对日本人的残忍行径，国民党不仅不奋勇抵抗，还一再妥协，纵容日军的侵略行径。如在1931年9月18日，日军发动“九一八事变”，占领了东北。国民党政府“绝对不抵抗”，请西方列强“调停”“先以公理对强权，以和平对野蛮，忍怒含愤，暂持逆来顺受态度，以待国际公理之判断”。
此外，1932年1月28日，日军发动“一·二八事变”，进攻上海。国民党同样表现懦弱，5月5日国民党政府同日军签订《上海停战协定》，划上海为非武装区，中国不得在上海至苏州、昆山一带地区驻军。
1933年5月31日国民党政府签《塘沽协定》，承认了日本对东北、热河的占领，划绥东、察北、冀东为日军自由出入地区。
“九一八事变”爆发
1935年6月27日国民党政府签《秦土协定》，中国丧失了在察哈尔省的大部分主权。
1935年7月国民党政府签《何梅协定》，中国河北省主权大部丧失。
日本吞并整个华北的威胁和国民党政府的投降卖国政策，激起了华北人民和全国各阶层人民的强烈抗议。此时中国共产党，在这国家危亡的关键时刻，挑起了保卫国家，振兴民族的重任。早在1935年6月15日，还在红军长征途中，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和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就发表了《为反对日本并吞华北和蒋介石卖国宣言》。
1935年，党中央和红军主力胜利地到达中国的西北地区同陕甘红军会师之后，11月13日，党中央又发表宣言，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企图把全中国变为它的殖民地和蒋介石出卖中国的丑恶行径，以及我们中华民族所面临的危险境况，指出抗日反蒋是全中国民众救国图存的唯一出路。宣言号召全国民众动员起来、组织起来，拥护这个唯一正确的救亡图存的主张。
中国共产党的这一宣言很快就在全国范围内流传开来。1935年12月9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北平1万多大、中学生举行了伟大的抗日救国运动，群众高呼“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口号，并同时向国民党政府提出了抗日救亡的基本条件，即为“一二·九”运动。国民党政府用屠杀和逮捕等各种残酷手段来镇压学生运动，但爱国学生以更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来回击反动派。12月16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北平学生和市民3万人在天桥举行大会，会后还开展了声势浩大的爱国游行运动，迫使原本在这天成立的傀儡政府“冀察政务委员会”不得不延期成立。“一二·九”和以后的爱国运动，冲破了国民党政府的恐怖统治，很快得到全国人民的响应，抗日救亡运动迅速扩大到全中国。这一系列抗日爱国运动，表明国人已从沉睡中觉醒过来，表明了他们誓死不当亡国奴的决心。
上海是守卫南京的屏障，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而且是长江的门户，是我国最大的商业城市和进出口贸易港口，也是世界东方的金融贸易中心。它通过沪杭、沪宁铁路和长江成为通往内地的枢纽。
日军认为如果在上海挑起事端不仅能够转移中国和世界对其占领东北的视线，又能使中国丧失经济中心，达到迅速灭亡中国的目的，所以他们加紧了侵略行径的策划。
1932年1月，关东军派坂垣大佐回到东京，与参谋本部研究发动上海战争的准备工作。坂垣大佐利用田中、东珠进行了大量特务间谍活动。尤其是东珠利用与国民党要员的关系，获得大量关于国民党内部派系斗争的情况，了解到国民党正处于分崩离析群龙无首的混乱状态，是日本举事的大好时机。她在上海雇用了很多当地的地痞流氓，充当她的打手，不断为在上海发动事变煽风点火。
后来，日本驻上海领事馆以日僧受挑衅为由，向国民党政府提出抗议，要求中方道歉，严惩凶手，赔偿一切损失和取缔抗日运动等多项无理要求。随后日军又以“保护日侨”为名，加紧调兵遣将。
至27日，日军在上海囤积了大量兵力，军舰的数目已增至30余艘，飞机40多架，铁甲车数十辆，陆战士兵已增至6000多人。同时日军还派海军陆战队在上海四川路、闸北、天通庵一带武装巡逻。日军策划好这些以后，在27日晚向上海市政府发出最后通牒：28日下午6时前对四项条件予以答复，否则日本海军将自由行动。上海市市长吴铁城执行了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在1月28日下午3时答应了日军所提出的四项要求。
国民党政府的息事宁人并没有换来日军的就此罢休，反而更加滋长了他们的侵略野心。当天深夜23点30分，日军行到闸北通天庵路时，突然向驻守在那里的19路军156旅发动袭击，震惊中外的上海“一·二八事变”爆发了。当时驻守在上海的军队主要是由蒋光鼐、蔡廷锴等人领导的国民党第19路军。事发以后，蔡廷锴立即指挥全军，以实际行动来反击日军的挑衅。
第一次中日交战，我军毙敌300余人、伤数百人，战果不大。但19路军依然没有放弃，继续英勇奋战，到29日天亮时，陆续击退了日军的猛烈进攻。但此时，日本加大了进攻的力度，盐泽海军大将下令调动两艘航空母舰上的战斗机，空袭我方军队，并在闸北南市一带人口密集的居民区投下大量炸弹。随后，无以计数的妇女、儿童被炸得血肉横飞，大量的房屋建筑轰然倒塌，惨不忍睹。
19路军顽强抵抗日寇进攻。
面对日军的进攻和狂轰滥炸，蔡军长向全军发出号召：“纵令血染黄浦江，19路军也要和日军战斗至最后一人。”但由于19路军的抗日行动是违背蒋介石的旨意的。当他听到上海市市长吴铁城的报告后，当夜即同汪精卫返回南京，召见了海军部长陈绍宽，对陈严肃地说：“中国海军决不能与日本海军打起来，相反，要友好地相处。”因此，在19路军与日海军浴血奋战时，中国海军奉令调入长江躲避。
蔡军长并没有执行这个命令，他义无反顾，继续率领全军与日军展开浴血奋战。由于19路军兵官上下齐心协力，抗日英勇行为又得到上海人民的极大支持，日军虽有飞机助战，但各路进攻均被击退，我军截获敌铁甲车3辆，打死打伤大量日军。
1月28日打退日军进攻后，为了表明抗日决心，争取全国和全世界人民的支持，19路军于29日凌晨1时向全国发出通电：“特急！暴日占我东三省，版图变色，国旌垂亡！最近更在上海杀人放火，浪人四出，世界卑劣凶暴之举动，无所不至。而炮舰纷来，陆战队全数登岸，竟于二十八夜十一时三十分公然在上海闸北侵我防线，向我挑衅。——为救国保种而抗日，虽牺牲至一卒一弹，决不退缩，以丧失中华民国军人之人格。——19路军总指挥蒋光鼐、军长蔡廷锴、淞沪警备司令戴戟叩绝。”通电发出后，立即受到全国人民的称颂，各地拥电纷至沓来，上海人民也掀起了反蒋抗日新高潮。这一行动对于蔡军长来说是一个极大的鼓舞，也使他进一步坚定了抗战的决心。
与此同时，日军也加紧调兵遣将，不论是武器装备质量还是军队数量都有了极大的提高。2月4日，敌人经过一段时间的整顿之后，重新向我军发动总攻，战火开始蔓延到江湾、吴淞一带。在这次战役中，各线士兵均同敌人展开了激烈的搏斗。在我军将士的英勇战斗和反击下，闸北地区的日军被迫撤退；江湾日军一个联队也被我军全部歼灭。
经过9个小时的激战，日军的总攻计划被我军完全粉碎。
2月11日下午，日军飞机在闸北地区投下了大量燃烧弹，同时用大炮猛轰，闸北在顷刻间成了一片火海。
正当19路军孤军奋战之时，上海又杀出一员大将：张治中将军。他深深地被19路军的壮举所感动，但认为19路军孤军作战，难以持久，必须动员全军一起抗日。他给蒋介石发了一电，表示“此次奉命抗战，即下了最大决心，誓以死报国，并与19路军团结一致……和衷共济”。同时又发布了《告全军将士书》，指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是我们全国一致的呼声，一致的要求，一致的决心。”
经过多次战斗动员，全军将士群情振奋，斗志昂扬，与敌展开了激烈的战斗，打退了敌人的多次进攻。
“兵是有的，不过要留着打红军”，这就是蒋介石的一贯思想。
蒋介石在“九一八事变”以后，就遭到全国人民的强烈谴责和反对，又因囚禁胡汉民等卑劣行径，受到两广粤系实力派人物的强大压力，要求他下野。所以他在没有选择的情况下，只好勉强同意了张治中提出的反抗日军入侵上海的意见，并命令军政部长何应钦调动驻京沪、京杭两线上的第87和第88两师，合成第5军，另加中央军校教导队，统一由张治中指挥，援助第19路军，开展抗日行动。
1932年2月20日早晨，敌人又一次发动了总攻，一路进攻张华滨一带，一路由杨家浦进犯，攻势甚猛，从早到晚战斗没有停歇。经过一天的血战，入夜后敌人继续进攻，炮声不绝。
21日，植田总司令亲自指挥进攻，我阵地工事被毁很多。我军官兵深刻总结了同日军作战的经验教训，应该在敌军炮轰时，隐蔽在战壕内，沉着不动，等待敌军的步兵慢慢接近，然后就用手榴弹、步枪迎头痛击，冲锋肉搏，迫敌后退。
22日，敌人又倾巢来犯。这时，张治中亲率教导总队到88师指挥、策应。
3天以后，蒋介石在写给张治中将军的电报中声称：“自经过22日一役，我军声誉在国际上顿时增高十倍。各国舆论莫不称颂我军的精勇无敌，而倭寇军誉则因此而一落千丈也。”蒋介石嘴上讲得特别好听，但他并不增派援兵，使守沪官兵处境依旧十分艰难。
渐渐地，日军也吸取了教训，认识到与我军正面作战不太容易取得胜利，又看出了我军在布局上存在缺陷和漏洞，于是就改变了战术，沿长江沿岸向我军侧背两面同时进攻。
3月1日拂晓，日军又炸毁了吴淞要塞及狮子林地区的全部炮位，从正面发起总攻。与此同时，20余艘战舰携带无数民船和马达船，利用烟幕掩护，在我侧背沿江一线的要地进行猛扑。
张治中将军立刻命令87师两个团飞驰截击。但是这两个团仅仅只得到11辆汽车，援助途中又遭遇敌人的围追堵截，只得与之展开白刃格斗；运输汽车在前进途中几乎全都被敌机炸毁，部队只好徒步前行，致使一个营一直处在三面围攻之中。
这个营虽然伤亡惨重，但在营长的率领下，全营官兵视死如归，临危不惧，自晨至夜，使敌未能前进一步。但我军一直都是侧背整个战线，猝不及防，且敌众我寡，后续无援，节节败退。战局的突然恶化，使中国守军立即陷入腹背受敌、时刻可能被围歼的危险境地。为了保存实力，3月1日晚9点，蒋介石下达了转移阵地的命令，我军被迫后撤。
凌晨1时，1000多日军忽自浏河猛扑过来。我军与日军激战2小时后，敌军越来越多，我警戒线已丧失二分之一，到上午8时，敌又增加主力4000余人，开始向我阵地突击，并向我右翼包围，情况十分危险。10时，敌又增到七八千人，环绕于娄塘一带我阵地前面。敌军此举的企图是突破我嘉、太中间地区，直下铁路，截断第5军和19路军退路，并予以包围歼灭。
而我军孤军奋战，弹药已将用尽。到午后，各点均被突破，核心被围，我军死伤逾半。下午，虽然援兵已经到达，但517团战况越陷不利。
这一战役，我军虽然牺牲了近千人，但却粉碎了敌人断我后路、围歼我军的企图，使我军大部分部队撤出重围。
1932年3月3日，国际联盟做出决定，要求中日双方立即停止战争。
国民党政府毅然不顾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于5月5日与日本侵略者签订了《淞沪停战协定》。该协定规定日军可以在吴淞、闸北、江湾及南翔等广大区域永久驻兵；南市、浦东不准中国任何军队驻扎；把长江沿岸地区包括福山到太仓、安亭及白鹤江起直到苏州河为止的广大地区，交给日本及英、美、法、意等帝国主义共同管理；取缔全国范围内的任何抗日活动；把第19路军调到福建。
19世纪后期，欧洲列强竞相争夺海外殖民地，当时获得英国庇护的意大利，把目光锁定在了非洲的埃塞俄比亚。这个位处红海南端的落后国家不仅因为它的地理位置堪称战略要地，还因为它拥有丰富的矿藏资源，因此成了意大利侵略的首要目标。
1885年，意大利出兵，埃塞俄比亚皇帝约翰尼斯四世奋起反击。然而，由于双方军事实力的悬殊，意大利军队轻而易举地挺向其目的地。此时，邻国苏丹趁埃塞俄比亚专注于同意大利周旋之际，迅速崛起，并时常与埃军发生冲突。
1889年3月孟尼利克当上埃塞俄比亚的皇帝，这位见过世面的亲王深知要想保持主权的独立，就必须稳定时局，实现国家统一，增强军力。为了让意大利放松警惕，给自己赢得足够的时间，做足充分的准备，孟尼利克与意大利签署了《乌查里条约》，同意割让一些领土给意大利。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孟尼利克大肆进口现代化的枪炮和装备。到19世纪末，孟尼利克军中的大部分战士，都有了欧洲和美国提供的精良武器。然而，在意大利政府眼中，这位深谋远虑的国王仅仅是一个未开化的野蛮人。
嚣张的意大利为了使埃塞俄比亚完全沦为其殖民地，未同埃塞俄比亚政府商议便擅自将《乌查里条约》中“埃塞俄比亚皇帝可以选择在意大利政府的协助下同欧洲各国君主交往”改为“埃塞俄比亚皇帝必须由意大利政府代表他处理与所有其他国家或政府之间的一切事务。”孟尼利克立即给予反抗，意大利恼羞成怒，派兵打压埃塞俄比亚政府。面对突变的局势，孟尼利克带领着国民奋起反击。
在意军眼中，埃塞俄比亚军队只不过是一群乌合之众，于是采取简单地将埃塞俄比亚军队引诱到其防御阵地，再予以全歼的作战计划。但是埃塞俄比亚军队并没有进攻，只是占领了阿杜瓦，双方陷入了僵局。
1896年2月，僵持了数月的双方都面临着因为军粮等后勤供给不足的困扰。2月25日，等不及的意大利政府斥责军队首领胆小如鼠，希望他们能够马上行动起来，早日解决埃塞俄比亚军队。
2月29日傍晚，意军开始向阿杜瓦进军。这对于深感疲倦的埃塞俄比亚军队而言是个天大的好消息。
3月1日凌晨，意大利军队到达阿杜瓦城前，然而本已有了周密计划的意军却被这陌生而又复杂的地势环境扰乱了头脑，他们实际所面临的地域同其手中粗略的地图完全是两个模样，意大利军队在黑暗中乱了方寸。
埃塞俄比亚这边，孟尼利克出动了最精良的部队和最先进的武器来对抗意大利军队。当意军混乱地出现在阿杜瓦时，埃塞俄比亚军队如潮水般从山巅和峡谷中杀出，漫山遍野都是军旗、头盔、盾牌和刀枪。埃塞俄比亚军队毕竟是中世纪的产物，尽管有不错的装备填充，但是同意大利军队比起来，还是处于劣势的地位。因此，随着黑暗渐渐散去，战场态势愈加明晰，意大利军队的火力开始凶猛起来。手持长剑，挥舞火枪的埃塞武士一个接一个倒了下去，但是他们并没有后退，而是勇猛前进，踩着战友的尸体挺进敌人的阵地。意军被这样一群“土著”队伍蛮横地打倒了。
这场血腥的战役，是埃塞俄比亚人为了博得民族的独立，抱着视死如归的精神，一刀刀、一步步夺回来的。在世界看来，这无疑是个让人惊叹的奇迹。1896年3月1日，这个永远让埃塞俄比亚人自豪和铭记的日子成为埃塞俄比亚的国庆日。
当阿杜瓦战败的消息传到罗马后，意大利人愤怒了，这是一个十足的耻辱。虽然胜利后的孟尼利克并没有乘胜追击，只是提出废除《乌查里条约》和承认埃塞俄比亚的独立，但这在意大利人心目中却造成了深远的影响。
意军的惨败在欧洲甚至整个世界引起一片哗然。西方舆论惊呼：“不敢想象，一个文明的欧洲国家的军队会在一名非洲酋长和士兵的手中遭到如此巨大的灾难。”阿杜瓦战役不但没有为意大利带来利益，反而使得它沦为国际的笑柄。
意大利作为第一个建立法西斯政权的国家，早已有了侵略扩张的野心。其领袖墨索里尼曾自封为“新恺撒”，扬言要重建“新罗马帝国”，把地中海变为“意大利湖”。多瑙河流域、巴尔干半岛以及地中海东部沿岸国家都是意大利觊觎了很久的地区，但遭到了英、法、德等帝国主义的阻挠，于是把扩张的重点放在了非洲，埃塞俄比亚则是重中之重。
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爆发，推动了意大利侵略扩张的脚步。为了摆脱国内严重的政治经济危机，填补资源不足的缺陷，发动侵略战争，从别国掠夺领土和财富已是迫不及待。
为了满足发动侵略战争的需要，意大利法西斯在经济上进行了全面的改造，通过各种措施在工业上强制实行卡特尔，加强对工业的控制，大力发展国家的垄断资本主义；在军事上加紧扩军备战，规定18～55岁的男子都必须义务服兵役，还大规模地建设军事基地，举行军事演练。
墨索里尼率领着法西斯军团再一次踏上了埃塞俄比亚的土地，除了埃塞俄比亚本身的诱惑和英、法、美等国采取的纵容或中立的绥靖政策助燃了其侵略的气焰之外，意大利法西斯们还念念不忘40多年前阿杜瓦那场战斗带来的耻辱，他们的到来是为了复仇，为了洗刷当年之耻。
1934年，意大利开始在埃塞俄比亚周边的国家建设飞机场。为了试探埃塞俄比亚，12月5日，意军在边境对其进行公开的挑衅。1934年12月30日墨索里尼召见意军总参谋长巴多里奥，把侵略埃塞俄比亚的行动方针与计划交给他。1935年1月14日德·博诺被任命为东非意大利军队总司令，接令前往厄立特里亚为侵略战争进行部署。2月，大批的意大利军队被运到埃塞俄比亚周边，到1935年秋天，已经有30万大军集聚在埃塞俄比亚北部和东南部边界上。1935年10月2日，墨索里尼发表演说，武力吞并埃塞俄比亚正式开始。次日，守候在埃塞俄比亚边境的30万大军行动了起来，他们越过马雷布河边界，从东、南、北分三路发动，侵入埃塞俄比亚，企图一举侵占。
同当年一样，埃塞俄比亚的人民为了保卫祖国，他们同仇敌忾，奋起反抗，拿起各种武器，顽强地抗击着这支凶狠的法西斯军队，他们利用其熟识而又独特的山区地形条件，组织伏击战，深入敌人后方，英勇的埃军多次挫败了意大利侵略军，给骄横的意军以沉重的打击。
埃塞俄比亚对于意大利侵略军的反抗，是一场正义的战争，它得到了来自全国各地乃至全世界人民的支持与同情。在强烈的舆论谴责下，1935年10月7日，处于英法控制下的国际联盟宣称意大利的行为属于侵略性行为，要求对其实行经济制裁。然而，这些都只是做给人们看的表面功夫，为了笼络意大利，组成对付德国法西斯的统一战线，他们暗地里依旧放任意大利的侵略行径。
在绥靖政策的纵容下，意大利法西斯的气焰更加狂妄，他们肆无忌惮地欺压和屠杀着埃塞俄比亚人民。
1936年4月，意大利法西斯对埃塞俄比亚的疯狂侵略达到了高潮，其军队由之前的30万增至40万，武器装备也大量得以补充。埃塞俄比亚的上空布满硝烟。
5月5日，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被侵略军占领，国王海尔·塞拉西逃亡海外。5月9日，意大利宣布埃塞俄比亚为其殖民地，建立意属的东非帝国。
埃塞俄比亚的反抗失败了，无法像40年前那样为国民或是世界创造奇迹。然而这场被墨索里尼吹嘘为“历史上最伟大的殖民战争”并没有因此而消停，不屈的埃塞俄比亚人民仍然在进行抵抗，它粉碎了意大利想要迅速灭亡埃塞俄比亚的妄想，鼓舞了世界反法西斯的力量；同时意大利本身亦付出了生命、金钱等高昂的代价，他的不羁还为日后与英法的矛盾播下了种子。
1929年，全球性的经济危机给整个世界带来了寒霜，位于欧洲西南部的西班牙亦不可避免地遭受到了侵袭。这个曾经风行一时的世界上最强大的殖民国家伤痕累累：农业凋敝、工业萧条、民不聊生，国内政治不稳定，阶级斗争异常激烈。
1931年4月，混乱的局面爆发了资产阶级革命，12日，拥护共和制的共和党和社会党在大选中取得胜利，14日，西班牙宣布建立共和国。新生的共和国并没有安抚住国内四起的矛盾，它没有把大众从苦海中解救出来，还受到西班牙的法西斯分子组成的“长枪党”、教权派和保皇派组成“西达党”的极力破坏，人民的不满情绪不减反增。
1933年11月的大选，西达党获胜，以勒鲁斯为代表的亲法西斯政权得以建立。
西班牙人民阵线抵抗叛军的进攻。
1935年8月，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召开，会议号召各国无产阶级和一切进步力量团结起来，建立世界范围的人民阵线，共同反对邪恶的法西斯主义。西班牙群众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积极响应，奋起反击西达党的统治，1936年1月，西班牙人民阵线正式建立，在2月的选举中，人民阵线一举成功，建立了左翼共和党执政的新政府。
人民阵线上台后进行土地改革、恢复被解雇工人的工作、建立工人休假制度、解散反动组织、逮捕反动分子等。这些改革的措施为西班牙共产党赢得了大众的一致好评，但也引起了国内外法西斯分子和反动势力的不安。
物产富饶的西班牙有着十分重要的地理位置，它控制着地中海和大西洋交通的要道，是德、意法西斯钟情已久的国家。早在20世纪20年代，墨索里尼就开始不断地给予西班牙法西斯势力帮助与支持，随后，德国法西斯也对西班牙右翼势力进行援助，他们想通过控制西班牙来控制整个欧洲，特别是英、法帝国主义。
随着共产党在西班牙的呼声愈来愈高，墨索里尼和希特勒眼看着他们支持的西班牙法西斯叛乱难以取胜，心中十分焦急。
1936年3月，西班牙法西斯头目同国内外反革命势力勾结，准备武装叛乱。7月，佛朗哥带领法西斯军队向共和国进攻，西班牙内战爆发。为了阻止社会主义和民主势力在西班牙的发展，德、意法西斯撕开了伪装的面具，开始公开支持叛乱，干涉西班牙的内政，西班牙内战也由此演变成了法西斯主义同共产主义的一场较量。
叛乱蔓延在西班牙的国土上，广大人民群众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在人民阵线的号召下同叛军进行了英勇的抗战。西班牙人民的民族革命战争得到了国际无产阶级和各国进步人士的支持。以苏联为代表无产阶级在粮食、武器等方面都给了西班牙极大的帮助，来自54个国家的无产阶级和进步人士还组成了“国际纵队”前往西班牙作战。
相反地，国际反动势力对于西班牙人民和共产党的正义战争极为仇视，由于英、法、美对此采取的“中立”忽视的态度，德、意法西斯的干涉更为猖獗。
1936年9月，佛朗哥带领军队进攻西班牙首都马德里，10月，德国和意大利军队先后抵达西班牙。11月，叛军和人民的军队开始交锋，浴血奋战的广大军民击退了法西斯队伍，马德里得以保卫。但佛朗哥和德、意法西斯并未因此善罢甘休，随后发起了连续的强大攻势。
1937年，侵略者和叛军侵入北方。1938年，法西斯分子发动了全面的总进攻，持久的激战，使得孤军奋战的共和国军及国际纵队因人力物力的消耗陷于困境。1939年2月11日，加泰罗尼亚全境被占领。2月27日，英、法两国相继宣布承认佛朗哥政权，同时宣布断绝同西班牙共和国的外交关系，公然胁迫共和国政府投降。3月3日，共和国的海军基地卡塔黑纳爆发了武装叛乱，使得共和国失去了一支重要的防御力量。3月28日，马德里大门被打开，这座经历了两年多战斗洗礼的英雄城市，终于落入法西斯分子手中，法西斯的铁蹄开始踏遍全国。
精神力量，这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最终战胜德、意法西斯具有重要意义。共产主义与法西斯的这场较量，使得进步的西班牙共和国被国内外反动派无情地扼杀了，但也打击了德、意法西斯的侵略势力，为全世界人民反法西斯的斗争积累了宝贵的经验，鼓舞了人民打击法西斯的精神。
1922年墨索里尼带领着意大利法西斯党登上政治舞台时，希特勒还只是一个无名小卒，对于这样一个后起之秀，墨索里尼并没有太大的好感，特别是同他在威尼斯会晤之后，希特勒留给他的是极为恶劣的印象。
然而，野心勃勃的希特勒却早已打起了这位领袖的主意，早在执政之前，就想拉拢墨索里尼，希望同他并肩作战。1928年8月，希特勒特派使者前往意大利，同他沟通准备政变一事，希望得到他的谅解。
尽管墨索里尼不是很喜欢希特勒，但又不能对这位德国法西斯头目不屑一顾。1930年夏天，当德国“钢盔团”来到意大利时，墨索里尼热情地接待了他们。
1934年6月，为了和意大利法西斯政府建立联合战线，找到对欧的共同政策，希特勒特地来到威尼斯会见墨索里尼。
本以为只是场私下会面的希特勒在到达威尼斯时却被闹哄的仪仗队、热烈的群众、闪烁的镁光灯所惊扰，面对吵乱的场面，他暗自忖度：这位伟大的领袖原来如此爱慕虚荣和讲排场。
当天下午，墨索里尼和希特勒举行了单独的会谈，激动而又心急的希特勒在见到墨索里尼后便迫不及待地想要和这位“战友”分享他的想法和计划，口若悬河的他却没有留给身旁这位前辈丝毫插话的机会，这使得墨索里尼的自尊心大受打击，对希特勒产生了厌恶之感，他觉得，希特勒只是凭空长了一张利嘴而已。被蒙在鼓里的希特勒看着没有多大反应的墨索里尼，还以为他默认了自己提出的袭击法国、控制意大利盟国——奥地利的观点。回国后的希特勒开始秘密准备战争，着重调整军备，处理纳粹党党内事务和外交政策。
1934年7月25日，纳粹党徒在维也纳暗杀了奥地利总理陶尔斐斯，这一举动惹怒了自认为是奥地利保护人的墨索里尼，他立即动员4个师，在意大利北部边境对其采取威胁性的措施。希特勒胆怯了，他深知军队和外交都不成熟的纳粹还不足以进行抵抗，何况本来德、意之间就因为多瑙河流域、巴尔干等地区有了冲突，若再因为奥地利而破坏了两国之间的关系，这会给德国带来严重的阻碍。因此他小心翼翼，生怕再次惹恼墨索里尼。
1935年，意大利法西斯在墨索里尼的带领下入侵埃塞俄比亚，这场带着复仇意味的殖民战争引起了国际社会的一片唾骂，并且还受到了国际联盟的经济制裁。精明的希特勒知道，转移意大利对奥地利的注意力，讨好墨索里尼的机会到了，在这场斗争中，他始终站在意大利法西斯一边，不断地给予支持与帮助。
1936年7月，西班牙爆发内战，一心想要通过控制西班牙来牵制英、法，同时发展法西斯势力的墨索里尼趁机干涉西班牙内政，公开支持以佛朗哥为首的叛军，并帮助镇压西班牙国内正面力量。同样遭到谴责的意大利法西斯却依旧得到了德国法西斯的支持与赞扬。
如此不离不弃使得希特勒在墨索里尼心目中的印象有了极大的改善。墨索里尼认为希特勒是个可靠的“战友”，同德国联合是有利于实现其侵略扩张和称霸的野心的。虽然墨索里尼改变了之前对希特勒的看法，但在他的眼里希特里仍旧只是后辈和追随者。墨索里尼相信，德、意联盟后，他会是领导者而不是简单的同伴。
墨索里尼立即派他的女婿（外交部部长）齐亚诺向德国表达结盟的意愿，1936年10月，齐亚诺还前往柏林会见希特勒。兴奋的希特勒昂着头大声宣扬“意大利和德国在一起，不仅可以征服‘布尔什维克’，而且可以征服包括英国在内的西方！”
两个在患难中见“真情”的法西斯强盗牵手了，而东方的法西斯分子亦闻到了相投的味道，一个阴谋似乎开始有了孕育的苗头。
入侵埃塞俄比亚、武装干涉西班牙，促使德、意这两个法西斯有了患难之情，为了达成相同的目的，对付共同的敌人，它们互相扶持，采取着一致的行动。
当上总理后的希特勒并不仅仅是个会叫嚣的政客，他开始迅速地为德国秩序的重建、纳粹党政权的稳固而奔波。为了摆脱英、法等国的束缚，德国于1933年10月宣布退出英、法控制的国际联盟。1934年8月2日希特勒成为国家元首，建立了第三帝国独裁统治。在他的苦心经营下，反犹反共的纳粹党有了飞速的发展，并且开始实行对外的领土扩张。经历过一战的摧残和1929年全球性经济危机的影响，德国的经济受到了冲击，但是身为工业强国的它很快便有所恢复，到20世纪30年代末，其经济实力已跻身于世界前列。
1929年的经济萧条同样的席卷了意大利，身为统治者的墨索里尼为了减轻国内经济的压力，毅然走上了对外扩张的道路。由于干涉西班牙内政遭到国际联盟的制裁，1937年，意大利退出国联，此间还同德国法西斯形成了“柏林—罗马轴心”。早在1936年10月德、意便签署了德国承认意大利吞并埃塞俄比亚；两国正式承认西班牙佛朗哥政府，并加强武装干涉；两国在多瑙河流域和巴尔干半岛划分势力范围，在这方面意大利对德国做出让步等的协定。1939年5月德意又缔结了《钢铁盟约》，更进一步加强了“柏林—罗马轴心”。
在东方，法西斯的硝烟也开始弥漫。1927年的“东方会议”是日本殖民计划的铺垫，日本从中国东北开始大展拳脚，它的这种行为同样遭到了国际联盟的谴责，于是它也最终退出了这一组织。经济危机的破坏，西方法西斯风潮的引领，日本贪婪的嘴脸再也掩饰不住了。
为了实现霸权野心，东西方的法西斯分子都力图挣脱凡尔赛—华盛顿体系的束缚，断绝了同国联的关系，携手起来共同对付英、法以及美国，从东西两面威胁劲敌——苏联。
一向狂妄的希特勒对于日本法西斯有十分的亲切感，不仅是因为他们有共同的爱好和目的，还因为他非常佩服日本这个小国竟敢如此明目张胆地抢占中国这样一个大国的领土，于是同日本结盟的想法随之而起。
1934～1935年，德国和日本各派代表在柏林就两国缔约进行讨论。1936年5月，经历过两年多的协商与酝酿后，希特勒向日本提议成立“反布尔什维克”的共同战线，并于1936年11月25日，双方签订《反共产国际协定》。协定规定：“缔约国相约对于共产国际的活动相互通报，并协议关于必要的防止措置，且紧密合作，以完成上述措置；缔约国与因共产国际的破坏工作而国内安宁感受威胁的第三国，应根据本协定的旨趣，采取防止措置，或共同邀请其加入本协定。”同时还秘密规定：在无故遭到苏联进攻或威胁要进攻德意任何一方时，另一方不得采取任何方式帮助苏联；且未经双方同意不得与苏联缔结违背本协定精神的任何政治条约。
对于这个协定，意大利是十分感兴趣的。早前在经过德国从中的活动，意大利和日本的关系有了极大的靠拢。1936年12月，两国签订协议，对于双方所侵占的领土都给予了承认。为了加速欧洲及全世界的法西斯化进程，墨索里尼决定同德、日结成同盟。
1937年11月6日，意大利正式加入《反共产国际协定》，国际法西斯侵略阵线形成。到了1940年9月27日，三国又签订了《同盟条约》，进一步形成了带侵略性的军事同盟。
正如希特勒在《我的奋斗》里写道的：“缔结同盟的目的如果不包括战争，这种同盟就毫无意义、毫无价值。我们缔结同盟只是为了进行战争。”三国互相支持彼此的侵略政策和活动，这样一个被希特勒冠为“伟大的政治三角”是三国瓜分世界、走向战争的重要举措。
推崇日耳曼人至上的希特勒曾在《我的奋斗》中提到“雅利安人，即为现代的日耳曼人，是继承神志之民族，地球上最优秀的人种”。满腹野心的希特勒认为只有流着纯粹雅利安血统的人种才够资格统治这个世界，因此建立一个包括所有日耳曼人在内的大日耳曼帝国成了希特勒心中的一大愿景。但是仅仅一个德国的领土是无法满足8500多万德意志种族生存和繁衍的，除了赶走境内的犹太人，雅利安人能做的便是寻求新的生存空间。
1937年11月5日，在德国柏林威廉街总理府，希特勒召集他的主要军政头目（国防部长勃洛姆堡、海军总司令雷德尔、陆军总司令冯·弗立契、空军总司令戈林上将、外交部部长牛赖特以及希特勒的副官霍斯巴赫）秘密开会，就德国“扩大生存空间”进行讨论，做出决策。
希特勒宣称“德国的政策旨在民众的安全、生存和繁衍。因此，就有一个生存空间的问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他认为资源短缺的德国靠自己养活自己是完全行不通的，只能用武力来解决。正如他在会上所说：“必须以最小的代价，夺得最大的战果，也就是必须以武力征服的办法扩大生存空间。”
早在1937年6月24日，德国法西斯头目们就已经有了粗线条的战争方案：对付法国的进攻；袭击捷克斯洛伐克；吞并奥地利，把德国的版图扩大到整个中欧。这次大会上，希特勒又重申“为了改善我们的政治、军事地位，如果我们被卷入战争之中，第一个目标必须是同时推翻捷克斯洛伐克和奥地利，以便在可能对西方进行的战争中解除我们侧翼的威胁。”这一大胆的计划在党内引起了一片哗然，开始有同伴窃窃私语，对这样的冒险深感疑惑，但是希特勒根本就不理会这些反对的声音，在会议的最后，他说：“德国的问题只能用武力解决，而这必然要伴随着风险……在我们的计划中，必须把‘武力冒险’置于首位。”
战争渐渐地被提上了日程，欧洲到处被紧张的气氛所包围。面对步步紧逼的法西斯分子，国际上出现了英、法、美等国节节退让的绥靖主义风潮，他们以为采取让步的方式满足法西斯，可以把主要的矛头指向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减少帝国主义之间的摩擦，从而保存自身的利益。英国正是采取这一政策的典型代表。
1937年5月28日，尼维尔·张伯伦出任英国首相，上台后的他一改前任首相“不过问”“不干涉”的作风，亲自主持外交，独断专行，推行讨好希特勒的绥靖政策。他曾对他的部下说：“德国重新武装是由于《凡尔赛和约》中有关领土的不公正条款造成的。只有根本修改这些条款，才能保障欧洲和平。我们应当承认德国有权通过自决原则解决奥地利、苏台德区、默麦尔和但泽等问题。我希望与德国的领导人建立紧密的联系，以便更好地了解他们的想法。”
由于德意日法西斯势力的崛起，自称为“日不落”的大英帝国对于这股疯涨的力量也感觉到了压迫。为了维护英国的既得利益，张伯伦决定对德国采取妥协、退让的政策来改善英德之间的关系。再加上1935年共产国际七大的召开之后，世界无产阶级兴起，赤色威胁也愈来愈强烈，英国希望把法西斯的注意力转移到东方，这样这位老牌殖民国家就可以看到他的两个劲敌互相厮打，而自己便可以坐收渔翁之利。
英法美帝国主义自以为不断的妥协、退让就可以保全自身的利益，却不知希特勒带领的法西斯分子心底里隐藏着更大的阴谋。他们不仅要对东方进行攻击，对于西方，他们也是垂涎欲滴，甚至打起了先控制住西方、再对付东方的如意算盘。
天生具备演说天分的希特勒，大谈和平，为其战争的恶念来做掩饰。他说，德国丝毫没有要征服其他国家的念头，只是想要谋求自身的安全。“和平”和“理智”的幌子为希特勒赢得了西方国家的纵容和德国人民的大力支持，掠夺性的侵略战争在“寻求新的生存空间”的和平掩盖下即将爆发。
希特勒在1937年11月5日宣称要使用武力攻击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的冒险方案时，着实带给他的军政头目们极大的震惊，他们认为奥地利的独立是受到英、法、意、德的保护的，而捷克斯洛伐克则是被捷苏、捷法同盟条约所庇护，侵犯它们必定会引发英国和法国的不满，德国也将会被带入危险当中。反对和质疑在威廉街总理府的会议上已经存在，这给希特勒敲响了警钟，为了实现他的侵略计划，掌握住军队和外交的主权，就必须搬开眼前的这些绊脚石。
德国的外交部部长冯·牛赖特是个随遇而安、自得其乐和道义观念薄弱的人，当他一听到希特勒的这个计划时，心慌意乱到引发了几次心脏病。这个计划同他之前一直推行的外交政策是完全相悖的，不顾病体的他立即去找陆军总司令冯·弗立契将军，同他讨论看是否有能够“使希特勒改变主意”的方法。在弗立契的家中正巧碰上了陆军参谋长贝克，于是三人商定，由弗立契和牛赖特先后向希特勒施压，向他指明他的计划无论是在军事上还是政治上都是一个错误和危险的决策，再由贝克用书面的形式来批驳这一计划。但是，这一书面的批评，贝克并没有提交给希特勒。
11月9日弗立契将军会见了希特勒。这位早已知道他们意图的顽固元首无法容忍助手们的反对，对于弗立契的意见希特勒并不打算予以理睬，同时还拒绝接见牛赖特。
1938年1月，牛赖特终于设法再次见到了希特勒。他劝诫希特勒：“元首的计划是会引起世界大战的，我请元首注意将军们的严重警告，一旦引起战争，德国无取胜的希望……我不愿与你的计划发生关系，你只能另找一位外交部部长了。”以为这样能够威胁到希特勒的牛赖特却不知道，这正好中了希特勒的意，很快他就选中善于阿谀奉承、油头滑脑的里宾特洛甫来取代了牛赖特。
除掉牛赖特后，希特勒把目光转移到妨碍他实现计划的弗立契和勃洛姆堡身上。
1938年1月25日，一份指控弗立契上将犯有“鸡奸罪”的材料被呈送到了希特勒的手里，这个荒谬绝伦的阴谋使得这位颇具才能的普鲁士贵族陷入了可怕的处境。终生未娶成为他只喜欢男人的借口，后来还有一个名叫汉斯·施密特的人，在希特勒的面前指证弗立契。尽管这样一个污蔑如此不可理喻，希特勒还是紧紧地抓住了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以此为由要求弗立契辞职，但是遭到了他的拒绝。于是希特勒便勒令其无限期休假。
无限期休假，这就等于停止他陆军总司令的职务。还是1938年的1月25日，同样是一个令人震惊的丑闻落到了国防部长勃洛姆堡身上。因为一个女人，这位德高望重的部长的命运从此被改变，德国的历史也被推进一个新的时期，这个女人便是后来成为勃洛姆堡妻子的埃娜·格鲁恩。她本是勃洛姆堡的秘书，这位铁血的汉子在发妻死后多年里过着乏味而又孤单的生活，埃娜的出现让他重拾起往日的温存，于是他起了再婚的念头。为了使得这段贵族与平民的婚姻得到认可，勃洛姆堡同希特勒的得力助手戈林进行商量，希望得到元首的帮助。
1937年12月，鲁登道夫去世，希特勒和勃洛姆堡都出席了他的葬礼。趁此机会勃洛姆堡向希特勒表明了他想结婚的意思。庆幸的是，他得到了元首的祝福。
1938年1月12日，希特勒和戈林作为证婚人出席了勃洛姆堡的婚礼，随后这对新婚夫妻离开德国到意大利去度蜜月，但是风暴就在平淡而又喜悦的气息中萌发了。“元帅的妻子有一个不堪回首的过去”，这段过去从最初的谣传到最后档案的证实在整个军团和政府里引起了一阵骚乱：他们的元帅跟一个平民结婚了，而这个平民竟然还是一个妓女！无法容忍“最高级军人和一个婊子结婚”。1月25日，材料被送达的当天，希特勒就把他免了职。
不仅勃洛姆堡和弗立契被踢出局内，另外还有16名高级将领退休，44名军官被调到低级指挥部。
1938年2月4日，希特勒宣布“从现在开始，我亲自接掌整个武装部队的统率权”。次日，《人民观察家报》刊载“一切权力高度集中于元首手中”的大标题。
“领袖”脚边的绊脚石被搬开了，第三帝国进入到一个重大转折点，走向战争的道路。
奥地利，在德帝国主义的眼中，一直以来就如同一块肥肉，充满了诱惑，希特勒对此是垂涎已久。他之所以有如此强烈的愿望想要占领这个国家，主要是因为奥地利地处战略要地，如果能够占领它，那么德国就能从三面包抄捷克斯洛伐克，打开进攻东南欧和巴尔干半岛的大门，由此开启德帝国主义征服欧洲全境的第一步。
但由于各方面条件没有成熟，希特勒并不敢轻举妄动。他只是一方面唆使纳粹分子在奥地利加紧活动，另一方面对外大肆宣传奥地利是“第二个日耳曼国家”，为吞并制造“理论”根据，同时德国还支持意大利侵略埃塞俄比亚，以此来求得意大利的好感，纵容其侵占奥地利。
此时，在国际上，各大帝国或者为了“明哲保身”，或者为了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在德国企图侵占奥地利的问题上，纷纷选择了“中立”。
墨索里尼在“柏林—罗马轴心”建立以后，同希特勒就更加靠近了，他认为：奥地利作为“第二个日耳曼帝国”，离开德国它永远做不成什么事，更不用说反对德国。为了向世界表明其对于德国的态度，他公开宣称，“意大利对奥地利的兴趣，已不像几年前那样积极。并认为最好的办法是让事态顺其自然地发展”。
英国对于希特勒的侵略野心，一直都是采取绥靖政策。英国枢密大臣曾经对希特勒说，欧洲秩序的变更，英国只关注但泽、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而任何变更都应该通过和平演进的方法，避免采取可能引起长期动乱的手段。同时，法国总理也表示赞同德国吞并奥地利。美国虽然没有明确表明自己的态度，但也没有表示要反对德国的行动。
英法美等国家的不反对，使得希特勒开始了秘密的谋划。1938年2月12日上午，奥地利总理舒士尼格在外交部次长吉多·施密特陪同下，秘密乘车前往萨尔斯堡会见希特勒。在这次会晤中，希特勒向舒士尼格明确地表了态：一定要吞并奥地利，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人能使他放弃这个决定。同时，希特勒还拟了一份草案：在一周之内要实现“让亲纳粹的维也纳律师赛斯·英夸特出任内政部长，并主管警察和保安部队”“让亲纳粹分子菲许包克博士出任财政部长，并‘要做好准备，使奥地利纳入德国经济体系’”“让另一亲纳粹分子格拉斯·霍尔斯特瑙出任国防部长，并允许交换100名军官以使德军和奥军‘建立更密切的关系’”“奥地利必须立即宣布取消对奥纳粹党的禁令，释放所有被监禁的纳粹分子”。
舒士尼格知道，接受这些“条件”就意味着奥地利独立的终结，因此，他表示反对这份“协定”草案。希特勒威胁他道：“舒士尼格先生，这是文件的草案，没什么可讨论的了。我不会改变其中一点点。你必须在这份文件上签字，在三天之内满足我的要求，不然我要下令向奥地利进军。”舒士尼格完全被希特勒的话吓到了，不敢表示出任何的反对情绪，只好乖乖地在文件上签了字。
2月20日，希特勒向国会发表演说，宣称舒士尼格的“谅解”及其促成奥德密切合作的“诚意”。希特勒的这番话，在奥地利引起强烈反响，纳粹分子纷纷涌向街头，示威、狂呼“希特勒万岁”“将奥地利并入德国”。同时，义愤填膺的奥地利工人阶级和爱国军官，则准备联合起来，以武力来反抗德帝国主义的侵略行为。
然而，懦弱无能的奥地利当局只是选择沉默。3月11日，希特勒再一次向奥地利发出通牒，若奥地利再不给予令人满意的答复，德国将会采取武力行动，在这样的压迫下奥地利不得不答应了德国提出的所有条件。
4月2日，英国政府正式承认奥地利归属德国，随后，法国、美国也宣布承认德国吞并奥地利的事实。
奥地利就这样在国际社会的纵容下被希特勒吞并了，这促使希特勒更加肆无忌惮，继续向下一个目标捷克斯洛伐克进军。
1938年3月，纳粹德国吞并了奥地利后，蓬勃的野心开始集中到下一个侵略目标捷克斯洛伐克身上。
希特勒以维护捷克境内日耳曼人的利益为借口锁定了捷克。在靠近两国边境的苏台德区有300多万日耳曼人，为了使得这些日耳曼人脱离捷克斯洛伐克回归“大日耳曼帝国”，希特勒一方面指使捷克纳粹党徒和部分民众要求“民族自治”“脱离捷克”，另一方面，希特勒又声称不能容忍德国境外的日耳曼人遭受捷克人的“欺侮”，要替他们“伸张正义”，准备用“军事行动扫荡捷克”，为其陈兵边界创造舆论条件。眼看兵临城下，捷克政府亦不想成为德国人的俘虏，任人宰割。于是加强了作战兵力，采取相应的措施，德国和捷克两军对峙，战争一触即发。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捷克斯洛伐克的主权是受到英国和法国保护的，且签有互助的同盟条约，条约规定：任何一国一旦受到军事进攻，其他国家都要出兵协助防卫。所以当德军要进攻捷克时，英法两国便深感不安，按照条约他们必须出兵协助，也就不可避免地被卷入战火中，而战争很有可能在西欧大范围地蔓延开来。
为了寻求更好的解决方法，1938年9月13日晚上，英国首相张伯伦给希特勒发出一封十万火急的电报，表示要和希特勒见面，希望“和平解决”这一问题。随后，张伯伦很快就得到希特勒的愿意同他会晤的答复。
9月15日，张伯伦抵达慕尼黑，马不停蹄地赶往希特勒的住处同他进行会谈。谈话中，希特勒在虚伪地奉承了张伯伦一番后便以带着“杀气”的口吻说：“不论用什么方法，这次都要解决捷克境内300万日耳曼人的问题。就是为捷克打一场世界大战也不怕！”如此赤裸裸的话语出自这位张狂的“领袖”，在张伯伦看来并不奇怪，他只是希望在战争爆发的时候，不要危及英国的利益，为了讨好希特勒，他说：“我可以代表个人说，我赞同苏台德区脱离捷克斯洛伐克的主张。我希望回到英国向政府报告我个人的态度，并且取得政府的批准，同时还要和法国人商量。”
次日，张伯伦和希特勒协定，割让苏台德区。
其实，在暗地里，德军已经开始紧锣密鼓地进行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的准备工作。9月16日，德国最高统帅部与宣传部共同制定了一项关于军事侵略怎样与舆论宣传相配合的计划；17日，希特勒指定最高统帅部派人去协助汉莱因组织“苏台德自由团”，并命令这个团要不断制造与捷克当局的武装冲突和纠纷；19日，最高统帅部向准备参战的军团下达了行动时间表。
张伯伦从慕尼黑回到伦敦后，便遵循其约定与法国人一起向捷克政府施压，要他们割让苏台德区。这当然遭到了捷克政府的拒绝，但是他们的保护国却声称，如果捷克斯洛伐克政府不同意英法的建议，那么他们也就没有义务协助捷克斯洛伐克共同抵御德国的入侵。为了表示他们的决心，9月19日，英、法向捷克政府递交一份正式的照会。照会写道：“法、英两国政府明白，为了和平事业而要求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做出的牺牲是何等巨大。但是，这一事业既关系到欧洲全体，也关系到捷克斯洛伐克本身，法、英两国政府认为有责任向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坦率提出获致和平必需的条件。这个条件就是将苏台德区划给德国。”孤立无援的捷克斯洛伐克最终只能选择退让，同意割让领土。
1938年9月29日，希特勒、墨索里尼、张伯伦、达拉第这来自德、意、英、法的四国首脑在慕尼黑聚首。他们决定把苏台德区“转让”给德国，而希特勒也在这次会议上信誓旦旦的承诺，苏台德区将会是他最后一次要求西方国家割让领土。这使得英法首脑深信不疑，他们沾沾自喜着自己为“一代人的和平”做出了重大的贡献。然而，这个从捷克斯洛伐克搜刮领土的会议，却唯独缺席了当事国捷克斯洛伐克。
尽管希特勒在慕尼黑协定中表态不会进一步在西方侵占领土，但这只是他的权宜之计，野心勃勃的希特勒是不会停下他侵略扩张的步伐的。在占领了苏台德区后，1939年3月希特勒公开违背了其诺言悍然侵占了整个捷克斯洛伐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