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通史写作像中国历史学一样悠久，孔子整理《春秋》，墨子曾见到过的“百国春秋”，以及孔门弟子的《春秋》三传，司马迁的《史记》，司马光的《通鉴》，直至近世章太炎的“通史议”，梁启超的通史实践，后辈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如范文澜、翦伯赞、郭沫若、白寿彝等人的《中国通史》写作，足以表明中国具有极为丰厚的通史写作传统。自章太炎、梁启超以来，写一部具有现代感的中国通史，曾经是许多历史学者心底的一个宏愿。
当然，随着时间的流逝，通史写作越来越难。孔子时代写通史，需要、鉴别的史料远比司马谈、司马迁父子时简单得多。到了宋代，要想完成一部贯穿古今的中国通史，司马光就必须成立一个班子，从长编开始做起，否则没有办法穷尽相关史料。须知，司马光的时代，造纸术、印刷术，还没有普遍使用，人类积淀的文献尽管很多，但毕竟仍可以大致穷尽。
宋代之后，随着印刷术、造纸术的普及，随着科举制度的发展，通史写作越来越难，即便没有外部因素影响，中国史学自身发展，也开始向各个专门学科用力。在六朝各种典制，尤其是唐学者杜佑《通典》基础上，宋元学者马端临发展出《文献通考》，南宋学者郑樵发展出《通志》。这三部作品后来统称为“三通”，进而演化成“九通”、“十通”。在某种意义上说，“十通”表明人类知识急剧增长，包罗万象的通史编写越来越难，对史学家知识储备的要求越来越高。由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章太炎、梁启超虽然都信誓旦旦要编写自己的中国通史，但他们事实上都没有完成，甚至根本无法着手，简直就是无从下手。
前人留下的史料太多了，汗牛充栋都不足以形容。不要说近代以来突然增加的卜辞、敦煌文献、大内档案、满文老档，即便传世史书，即便卷帙有限的二十四史、诸子集成、四库全书，真正读完的又有几人？因而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学面临非常尴尬的局面，一方面学术分化越来越严重，分科研究，专精的小题目研究，越来越细，越来越小；另一方面综合研究，整合研究越来越大，越来越闳大不经。一部新编断代史可以多达数千万字，一部思想通史可以数千万元立项，其实如果追究一下编写者，尤其是主持者学术素养，没有全面细致的史料，没有贯通理解，那么究竟如何从总体上把握，从细节上突破呢？
二十世纪后半期，中国史学界出版了一大批出于众人之手的中国通史，或断代史。这些史书在那个特殊时代对于现代人理解古代中国起到了很大作用。但是这些出于众人之手的中国通史，或断代史，无不出于主题先行，或以农民战争作为历史叙事的主题，因为据说农民战争是推动中国历史进步的动力；或以阶级斗争作为中国历史叙事基调，因为经典作家认为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或以帝国主义入侵，中国人民的反抗作为近代史叙述主线，因为经典作家不仅告诉我们帝国主义是阻碍中国近代进步的三座大山之一，而且是近代中国不进步的根本原因。这些先行的主题规范了二十世纪后半叶中国通史、近代史的基本样式，然而由此却陷入一个无法摆脱的悖论：难道历史真的不是客观存在吗，难道历史真的就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
历史一定有一个真相，历史肯定是客观存在的，历史并不因为历史学家推崇农民战争，就成为农民战争史。历史某一个主题被刻意放大，其主要原因还是因为历史学家在书写历史之前，并没有对历史文献有全面，有整体架构、把握。
在章太炎、梁启超以后，史料最多最细的有不少人。在我们这一代读书时，就知道前辈史家中读书最勤的很多，比如陈垣对《四库全书》的，钱穆对《四部备要》的利用，蔡尚思对南京图书馆的泛读，吕思勉对二十四史的精读，都是我们那个时代历史学系师生最为敬仰的事情，也是我们那时不少人确立的一个“人生小目标”。我们那时普遍相信前辈学者的经验之谈，历史学一定是一个“由博返约”的过程，没有最大量的博览，就不可能构建精深的学问。
从这个视角反观章太炎、梁启超之后前辈学者留给我们的中国通史类作品，范文澜、蔡美彪、翦伯赞、郭沫若、白寿彝这批运用马克思主义解读中国历史的作品固然给我们以巨大启发，但其主题先行有所侧重的描述，也委实遮蔽了许多我们今天应该知道的历史。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之外，二十世纪从事中国通史写作的学者还有钱穆、张荫麟、陈恭禄、傅乐成，以及费正清主持的《剑桥中国史》系列，和最近几年相继出版的日本、哈佛学者写作的中国史。这些作品毫无疑问都有益智功能，也都不同程度描述了中国历史某一个侧面，某一个重点，都值得。
但是，如果从系统性而言，在二十世纪中外学者中国通史写作中，最值得注意的，恐怕还是吕思勉以一己之力写作的中国通史。据粗疏，我觉得，吕思勉中国通史与同类作品相比，至少具有这样几个优点：第一，吕思勉读书最勤。一个比较可靠的说法，吕思勉毕生用很大精力批阅二十四史三遍还要多。自六七岁开始，吕思勉以读书为己任，从清晨至深夜，数十年如一日，从不间断，将二十四史反复，并参考其他史书诸如经、子、集诸部，排比史料，详细考订，综合分析，贯通理解，订正了许多误记、错记，读吕思勉读史札记诸篇，可以深切体会其用力之勤之细。这是吕思勉的独门功夫，是其他各家不太具备的功夫。
第二，贯通理解。吕思勉对二十四史等传世经典的反复诵读，尤其是其数十年沉潜在大学，一遍又一遍地讲授中国通史，使他对中国历史建立起一个整体性认识，有一很深刻的贯通性解读。有论者以为吕思勉中国通史平铺直叙，无所侧重，既包括历代婚姻、族制、政体、阶级、财产、官制、选举、赋税、兵制、刑法、实业、货币、衣食住行、教育学术、宗教风俗，又很细致地描写了历代政治变革，纵横交错，首尾相顾，其关注、涉及的内容，是二十世纪同类作品中门类最全最多最细。所谓无所侧重，并不是缺点，可能正是中国历史的本来面目。
第三，与二十世纪各家通史相比较，吕思勉中国通史是少数几种以一己之力完成的。集体写史固然有集体合作的好处，可以利用集体力量编写个人根本无法完成的大部头，但是集体写史也有不易克服的矛盾，撰稿人如果充分，或者说比较多地表达自己的研究心得，那么这样的作品极有可能成为一部水平不错的论文集，如《剑桥中国史》。但是如果仔细辨别这些“准论文集”各卷各章之间的关联，也很容易发现许多集体合作的通史类项目，存在着重复、遗漏，相互冲突，或相互不协调的情形所在多有。
人文学术在很大程度上是非常个性化的职业，真正意义上的通史，不在规模大小，而在能否真正“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以这个标准回望二十世纪中国通史写作，吕思勉、钱穆、张荫麟、陈恭禄、傅乐成等几人的作品，大致实现了这个理想，以一己之力成一部或大或小的通史，详略不一，侧重不一，但无不逻辑自洽，以及史料运用上的自如。
理想的通史写作，需要丰富的、宁静的心态，以及尽可能的价值中立，还需要对断代史研究前沿的追踪与把握。吕思勉对一些断代有自己的研究、著述，对于纵向的制度史、学术史、思想史、民族史，以及目录学、文字学、历史研究法，甚至西洋史，都有自己的著述，这些著述当然并不都是第一流作品，但无疑对于作者撰写中国通史的学术储备、学术视野，提供了非常重要的条件。
吕思勉数十年沉潜，不求闻达，不追逐时尚，在他内心深处，最相信的是学术史评估，而不是生前的热闹。现在有机会重读其发奋潜心写作的《中国通史》，不能不由衷敬佩这才是真正的读书人，是无愧于时代的大史学家。
马勇，2016 年11 月29 日星期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