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许是自信心极度膨胀，或许是皇室无与伦比的依赖宠信，或许是门生接连不断的弹劾给张居正精神上带来莫大刺激，夺情以后的首辅在工作作风和个人操守上都有很大转变，他变得听不进反对意见，且好奢乐谀。
一般而言，人性格中存在的缺陷与他们身上的闪光点是一枚硬币的两个方面，消极面与积极面同时存在。积极面会促使人成功，发展到一定程度后，消极面开始占上风，成为制约人前进的瓶颈，乃至功败垂成。
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只要认准了目标，就会勇往直前，任他谤书盈箧也从不理睬，是铁腕宰相的行事风格。这种风格好而言之是执着果断，但太过坚持己见未尝不是刚愎自用。
刑部侍郎刘一儒非常担心，位高权重的首辅一味这么唯我独尊地放纵下去，一旦酿成大错，必将遗恨千古。刘大人便以讨论时政的名义稍加规劝。
刘一儒绝非等闲之辈，张居正早在翰林时期与他官位相匹、志趣相投，并把自己的掌上明珠，美如天人的独生女许配给才品卓越的刘家公子。
张小姐出嫁时，宰相老爸为宝贝女儿准备了珍宝首饰作为嫁妆，可刘氏父子自居清名，新媳妇携嫁妆进门时，他们吩咐下人把那些陪嫁的珠玉绸缎小心封存了，不许擅动。
这番举动，不管刘家是有意还是无意，总之传出去博得了相当的好评。刘氏如此冷淡对待权势巅峰的张氏，其中奥妙颇令人探寻与玩味。
刘一儒在写给张居正的信中首先肯定亲家的治绩：“自公辅政，订立省成之典，恢复久任之规，申明考宪之条，严格迟限之罚，大小臣工，鳃鳃奉职，治功既精明。”
然后笔锋一转，给以忠告：“然政令过严则变得苛刻，法律太密则变得扰民，当今综核既详，弊端剔尽，而督责复急，人情不堪，不利于培元气而养敦浑之体也。”
这些见解比较中肯，实事求是地反映了社会舆情；刘侍郎希望张居正在万历新政取得初步成效后，适当调整政策，“培元气而养敦浑之体”。
假如张居正接受刘一儒的忠告，或许可以收回部分早已失去的人心，但若真的接受忠告，便不是张居正了。考成法旨在给怠工官员套上紧箍咒，实现综核督责，现在稍有成绩就想放松赚人气，这正是张居正不愿看到的。不图虚名正是张居正无限精神力量的源泉。
亲家自觉无趣，从此渐渐远他而去。
万历初年的政局，在时人和后人看来，终有“精明有余，浑厚不足”的印象。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
下属们为讨首辅欢心，看相爷眉宇行事。投机钻营之徒争相阿谀献媚，向张居正赠送黄金制成的对联，赫然刻着：
日月并明，万国仰大明天子；
丘山为岳，四方颂太岳相公。
这显然把张居正和皇帝抬到同一个高度，颇有僭妄之嫌。也有人这样歌颂张氏父子：
上相太师，一德辅三朝，功高日月；状元榜眼，二男登两第，学冠天人。
张相爷不仅大胆接受，还欣然悬挂在厅房，在这点上颇不如老师谦虚低调。当年徐阶退休回家，堂中挂着如此谦虚的对联：“庭训尚存，老去敢忘佩服；国恩未报，归来犹抱惭惶。”
喜好阿谀倒不能算太大的污点，因为每个人的内心深处都渴望得到别人的认可和赞美，只是外在表现有所不同。
张相爷失败的地方在于，繁重的政务和巨大的压力使得他疑心愈发重，时常用猜疑的目光看待同僚；站在权势高峰的他偏偏又轻信了一些奸险小人。
追随张相事业的不乏有识之士，也混杂了不少奸佞之流，阿附者们仗着首相威权，四处招权示威，在外肆意妄为，同时也败坏了首辅名声。
张门“鹰犬”为了讨好相公以求飞黄腾达，妄自揣摩首辅心思，看到某人与首辅稍有不和就肆无忌惮攻讦排挤，致使不少正直之士不安于位，更有甚者杀人献媚，使张相爷更加孤立，丧失人心。
高处不胜寒。
张居正挚友陆光祖看不惯昔日好友今日的执拗，时不时敲打规劝他。当首辅父丧之日，大小官员身着素服到朝房拜谒相爷，唯独陆光祖照常穿着便装见他，众人尴尬地瞅着“另类”的陆大人，无人为他设座。
陆光祖厉声道：“公卿‘坐而论道’啊！”
他大步走上前，一屁股坐在本属首辅之位的上座。古代入座颇为讲究，在场诸位惊慌失色，陆大人也太倨傲了，首辅马上就来了。
正好张居正走进朝房，看到占据上座的陆光祖，不但没有生气，反倒很开心：“十五年不见，五台兄仍是英气逼人。”
陆光祖不由开怀大笑：“我是姜桂之性，越老越辣！”
张居正言归于正：“你为什么不住得近一些，方便往来？”
陆光祖：“我还觉得离得不够远。”
张居正怏然：“五台兄当年为了远离严嵩离开，现在又疏远我，莫非我是当今的严嵩？”
陆光祖站起来，慷慨激昂地批评张居正执法过严，硬性规定各省份每岁决囚的人数；不虚心接受不同意见，对批评者不是流放就是革职，这和严嵩为首辅时的做法毫无区别。
张居正深深叹了口气，闭目沉思，他的思绪很是混乱，陆光祖的一席话，有如当头喝棒；但如果说张居正不曾意识到这些问题，那又太低估他了。待他理清思路，又开始他那激情四射的演讲：“五台兄素有超世之识，深刻了解我忠心为国、任劳任怨的良苦用心。古代圣贤，所处时代不同，处世之道也大有不同。当国家处于危难之际，执政大臣就当作出超越常理之事以拯救国家。伊尹、周公当年身在乱世，力行重典，商、周基业赖以长存。我一介书生，拥戴十余岁幼主，自立于天下臣民之上，威德未建，人有玩心。况隆庆以来，议论滋多，纲纪倒植，名实混淆。我当国以来，修明祖宗法度，振举颓废弊政，忌者乃倡异说，蛊惑人心，摇乱朝政，所以我不得以重处其中一二人来端正人心。我要扶危定邦，任何仇怨，在所不计。”
张居正满心希望挚友能够理解自己，追随自己，遗憾的是，陆光祖后来没有如张居正所愿，反而又和张居正政见相左。
江南秋粮改折，张相爷一心要加额，陆光祖摆出各种理由，就是不肯听从首辅意见，两人争执不已，也没争出结果。
张居正悻悻然：“浙江人太难相处了！”
说者无意，听者有心。
张居正无意的埋怨引来御史张一鲲的“搏击”，张御史趁机中伤陆尚书骄亢无礼，陆光祖二话不说，告病退休。尽管张居正事后多次恳请陆大哥再次出山，共济艰危，却都没能如愿以偿，首辅的挚交就这样被排除在权力场之外。
古装剧中常有高官显贵的家奴横暴于乡的情景。考诸史料，确有此事，张府管家游七就是位仗主之势作威作福的恶仆。
晚明大官僚奴仆仗势欺人的现象并不少见，时有化名“东海渔人”者作《五七九传》，传主“五七九”就是万历年间三位炙手可热的首辅王锡爵、张居正、申时行家的管家：王五、游七、宋九，其中当属张家游七最为嚣张。
游七本名游守礼，号楚滨。他聪明伶俐，乖巧过人，长年随侍其主，后来又和冯保管家徐爵互通情报，为张、冯二人联手扳倒高拱立下汗马功劳。
主人任首辅期间，游七颇受信任，一度被允许到公事房为首辅出谋划策。投机取巧的官员纷纷与之交结，甚至和他称兄道弟，企图通过他来打通“关节”。
贪婪无度的游七也假借名义，瞒着主人在外面编织自己的关系网，还娶了几个花枝招展的小姑娘。
云南籍的都给事李选，本是张居正门生，挖空心思谄媚座主。他娶游七妾妹为侧室，以此与张居正修僚婿之好；另一个李宗鲁也效仿李选，亦娶游七之妾的小姑为外室。
消息不胫而走。
张居正知道后顿时怒气冲天，尽管他权倾朝野，可毕竟也是读圣贤书长大的士大夫，岂能容忍一家仆在外败坏名节？张府侍卫依照家法打他几十大杖，游七奄奄一息，笞之几死。
惩戒了游七，张相爷又当面狠狠训斥了李选和李宗鲁两个厚颜无耻之徒，并传示吏部，将李选外调江西参政，李宗鲁也同样被外调。
然而一切都晚了，游七的种种劣迹已经给张家招惹了不少怨愤，不少正直君子早就迁怒于其主子张居正身上。
早在张居正归江陵葬父时，户部员外郎王用汲就弹劾张居正专擅朝政，喜好阿谀奉承。
王用汲列举近年遭到“惩抑”的官员，大半都是“不依附宰臣之人”；反之，“凡附宰臣者，亦窃得各酬其私”。
在王用汲眼里，天下除了皇帝至公至正，无人不行私，无事不行私。可惜皇帝又把政权全部托付给大家都阿谀奉承的那位大臣，大臣更加无所顾忌地罔上行私，小臣困苦却无人诉说，迫使天下人奔走私门。因此陛下应该亲自阅览天下奏疏，然后再找辅臣咨询政务。
这份奏疏呈进时，张居正还在江陵，吕调阳卧病在家，由张四维拟旨，将王用汲革职为民。
张居正回到京城听到一些风声，等他腾出手来看完此疏，大怒不已，认为处理太轻，甚至迁怒于次辅张四维，对他严词厉色持续多天，余怒未消之时，奋笔疾书给皇上写了《乞鉴别忠邪以定国是疏》。
张居正一语道明：“用汲之言，阳为议（陈）炌，阴则攻臣。”王用汲提醒皇帝独揽朝纲，不宜委政于众所阿附之元辅，而这恰恰触动了张居正最敏感的神经。
一向不恤人言的首辅对外界的批评从不纠缠于细节。这次一反常态，极为罕见地逐条辩解，他在疏中不无激动地论道：“夫国之安危，在于所任，今但当论辅臣之贤不贤耳。使以臣为不贤耶，则当亟赐罢黜，别求贤者而任之；如以臣为贤也，皇上以一身居于九重之上，视听翼为，不能独运，不委之于臣而谁委耶？先帝临终，亲执臣手，以皇上见托。今日之事，臣不以天下之重自任，而谁任耶？”
尽管万历把一切朝政都委托给最信赖的张首辅全权处理，可张居正自负地以天下舍我其谁的口气对成年皇帝讲话，难免令人反感，所幸万历仍一如既往地支持他，批复道：“奸邪小人不得遂其徇私自便之计，假公伺隙，肆为谗谮者，累累有之。览奏，忠义奋激，朕心深切感动。今后如再有讹言诪张，扰乱国是者，朕必遵祖宗法度，置之重典不宥。卿其勿替初心，始终辅朕，俾臻于盛治，用副虚己倚毗至杯。”
此后，虽不再有王用汲那样猛烈的攻击，但张居正已逐渐感到外界议论带来的沉重压力，这位一向不屈不挠的铁腕人物，心中不时忧虑重重。
如果知难而退，明哲保身，这就不是张居正。个人命运未卜并不能阻碍他改革的步伐，张居正执政的最后几年，在舆论相对沉默的形势下，大刀阔斧，把改革推向更深更广的层面，为他的君上和国家贡献良多。
随着万历皇帝步入成年，传统的耕籍礼提上了议事日程。所谓的耕籍礼，就是皇帝亲自耕田，作为一种象征行为，以此劝民重农务农，发展农业经济。
根据祖制，万历皇帝本应于万历七年（公元1579年）二月二十五日举行耕籍礼。然而不巧的是，十七岁的皇帝在同年正月出疹，视朝、讲读都暂免，在宫中服药静摄。鉴于这种特殊情况，张居正认为出疹之后最忌风寒，希望皇帝善加珍摄，耕籍之礼改到明年举行。
皇帝出疹，引起皇太后的极度不安。笃信佛事的慈圣李太后为此向菩萨许愿：待皇帝身体康复后，会设法超度僧众。张居正从来不信这些，他回忆起嘉靖时数万僧人聚在皇宫败坏风俗的往事，担心僧人包藏祸心，搅出事端，不愿在宫中大搞佛事法会。
既然元辅如此劝告，太后也只得作罢。
万历身体康复后，又一次在平台召见元辅张先生。
张居正入见，叩头：“恭贺皇上身体康复。”
万历说：“朕近日没有上朝，国事多劳先生费心了。”
张居正说：“臣很久未曾见到皇上，非常挂念。今天承蒙召见，十分欣喜。皇上虽然康复，但仍需保重。至于国家事务，臣一定会尽心尽力，皇上您不必费心。”
万历说：“先生忠爱，朕知道了。”随即命近侍太监赏赐一些银两、绸缎之类，接着又说：“先生可以上前些，看看朕的脸色。”
张居正走到御座前，突然跪下，他平静扬起头，一张饱经风霜的脸上布满辛酸热泪。万历亲切地握着他的手，让他细看自己的脸色，告诉张先生：“朕一日进膳四次，每次两碗，不过不沾荤腥。”
张居正以长者的身份深情地叮嘱道：“生病之后能够多吃一些，确实是好事。不过皇上您大病初愈，还是要注意节制，不要伤到肠胃。不只是饮食上要注意，疹后最忌讳受寒和房事，希望您特别注意。”
万历说：“现在太后注意朕的起居，一步都不曾离开，三宫也没有宣召。先生忠爱，朕心里知道。”
皇上把他的日常生活一五一十地向张先生报告，随即又关照张先生说，他计划十二日恢复经筵，而日讲则拖到五月上旬再开始。
张居正叩头退出。
万历八年（公元1580年）的春天，皇帝在三公九卿的陪同下，如期举行耕籍礼与谒陵礼，重量级人物纷纷现身，场面极其隆重：大学士张居正与定国公徐文璧、彰武伯杨炳充当三公，大学士张四维、兵部尚书方逢时、吏部尚书王国光、户部尚书汪宗伊、礼部尚书潘晟、戎政兵部尚书杨兆、刑部尚书严清、都御史陈炌、吴兑充当九卿，举行五推、九推礼。
一切都在向世人宣誓：十岁即位的万历皇帝现已步入成年！从今天开始，一个崭新的成年皇帝立于世界的东方，立于文武百官面前。
万历独掌乾坤的条件成熟，标志着张居正作为顾命大臣，辅佐幼帝的任务似乎可以告一段落。
无论这对君臣如何亲密，究竟不是亲生父子的关系。伴君如伴虎这句古训时刻提醒着张相爷。
万历十岁时，只知道面前这位长须玉立的大臣是自己的监护人和老师，觉得老师可敬，有时不免有点畏惧，大多数时候，还是觉得他可爱。
天热了，张老师讲书时，汗流满面，小万历吩咐太监替他掌扇；天冷了，老师站在文华殿的方砖上，寒气森肃，小万历便吩咐太监拿毡片把方砖盖上，免得老师受寒。
有一次，张阁老上朝，忽发寒热，万历看到老师面黄体弱，当即罢朝赶到宫里，亲自调好一碗椒汤，送给老师喝下。贵为天子，这么殷勤体贴老师，一时传为佳话，令人艳慕不已。
然而，现在他已经长大成人，娶了妻子，封了皇后，不久的将来便要成为父亲。他久已是皇帝，现在更开始发现自己才是大明帝国真正的主人，应该用自己的意志主宰一切。
这种意志，慢慢导致与张先生的冲突，他不再像从前那么言听计从。他开始渐渐地敷衍首辅，甚至有时放纵自己与首辅对抗，来表示皇帝的尊贵。
万历越发厌倦紫禁城里单调枯燥的日子，在一群太监的引诱下，他身穿紧袖衣衫，腰悬宝刀，带着酒性在西苑中横冲直撞。
夜宴上，他意外艳遇了两位貌美如花的宫女，兴高采烈地调戏美女为大伙唱歌，腼腆的宫女不愿当众出丑而拒绝邀请，惹得皇帝龙颜大怒。万历不顾随从侍卫的劝谏，截去两名宫女的长发，以示斩首，整个事情的经过有如一场闹剧。
纸包不住火，闹剧马上通过大伴冯保传到李太后耳中。李太后异常悲怒，她甚至脱去簪环，准备祭告祖庙，废掉万历而另立皇弟潞王为帝。
万历失魂落魄地长跪在地，俯首帖耳听圣母的斥责，他无从辩护，眼泪簌簌地落下。
张居正闻知消息，急忙赶来打圆场，说皇上聪明伶俐，只不过年少放荡，请太后给他悔过自新的机会。
李太后这才吩咐万历捡出一本书来，皇帝打开书本一看傻眼了，正是《汉书》第六十八卷——《霍光传》。
当他读到“光即与群臣俱见，白太后，具陈昌邑王不可以承宗庙状”，眼泪哗哗直流，想不到一晚的狂欢，得到这样严重的后果，他心中知道当朝那个霍光就是张先生。
这还没完，李太后吩咐张先生代万历拟写《罪己诏》，向全国人民承认错误，《罪己诏》一份交给太监，一份送到内阁。
张居正直言干涉皇上宫中的私生活，权限已超越大学士票拟谕旨的本分，但如不这样，难以挽回盛怒的李太后，万历的皇位也岌岌可危。
长于深宫之人鲜有人格健全的，加之万历拥有皇帝的崇高地位，心理扭曲和权力诱导，更让他视《罪己诏》如针刺眼。他抄写时，心中充满怨言：“张先生简直就是故意要拿朕这位九重天子出丑。”只是碍于母后情面和大权在握的张首辅情面，暂时不敢爆发。
为了不让万历耽于玩乐，张居正邀请翰林院词臣们，从明代诸皇帝的《实录》和朱元璋《明太祖宝训》中选取精华，分门别类修成《谟训类编》一书，共分为《创业艰难》、《励精图治》、《勤学》、《敬天》、《法祖》、《保民》等四十类，在皇帝经筵之余，由讲官进讲。张居正用心良苦，希望通过此举，让万历切身感受到先祖创建大明的艰辛，创业维艰，守成不易，促使万历勤奋好学，勤政爱民。效果如何，则不得而知。
阳春三月，张家大喜临门，在申时行、余有丁主考的这年科举考试中，首辅最疼爱的张家三公子懋修高中状元。主考阅卷，原本拟定懋修第三名进呈御览。
万历接过三百余份考生试卷，一一翻阅，以为敬爱的张先生爱子做探花太屈才，于是拔为第一，亲手为他戴上精致高贵的状元冠。正巧这一科，张居正长子敬修也中进士。
国事、家事两丰收，张居正六个儿子中的前三个：敬修、嗣修、懋修，至此都成为进士，第四子简修，也加恩授南镇抚司佥书管事，儿子们的前途一片大好，张居正苦心经营的改革大业亦后继有人。
礼部尚书汪镗率诸翰林入贺，汪大人首先致词：“老先生功施社稷，（太祖成祖）灵笃生贤嗣，世世作国家辅相。”
皇亲国戚也都向相爷发来贺电。
几家欢喜几家愁。
三年前，张家次子嗣修高中榜眼，这一年懋修又位列榜首，张家诸子可谓极尽风光，荣耀的背后是舆论的强烈反响。
相传懋修中状元时，传胪之日，张相公正在相府饮酒欢庆，忽然送来兵部的紧急塘报。国事大于家事，他收起满心的欣喜，直奔内阁处理军务。张居正打开塘报，根本不是军情汇报函，白纸黑字赫然写着讥讽首辅大人以权谋私的对联：“侍生公论拜贺：老牛舐犊爱子谁无，野鸟为鸾欺君特甚。”
张居正怒不可遏，连问何人敢如此放肆，身边侍卫支吾不语。
世人大多心中不服，觉得张懋修无才无学，不过凭借父亲的煊赫权势，窃取本不应属于他的神圣的国家名器。张居正却依然我行我素，从不把外人议论放在眼里，正是他的忽视，人言的暗潮慢慢积蓄着力量。
尽管张居正尽心尽力为国谋福，可民众的怨气却没有因此烟消云散，科考毕竟是当时通过知识改变人生的最佳途径。在皇帝的默许下，首辅破坏了公平竞争的科考原则。这或许是最大的科考舞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