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穆宗隆庆皇帝与他的父亲嘉靖皇帝完全属于不同类型的人物。明史评价嘉靖皇帝只是“中材之主”，似乎跟雄才大略沾不上边。其实，嘉靖皇帝登基伊始，可谓英明果断，尽职负责，还曾亲自裁定修改礼仪。中年以后，巍巍在上的崇高地位，使他失去上进的动力，虽不再视朝，但朝臣的一举一动，无不在他掌握之中。
杨廷和、杨一清、张孚敬、夏言、严嵩、徐阶——这样一群名臣，固然都掌握过政权，而威柄始终牢牢掌握在嘉靖手里，比起这些权臣，嘉靖皇帝权谋的天赋不仅毫不逊色，某些方面还更胜他们一筹。
相较之下，他的儿子隆庆皇帝只能做到“继体守文”，宽恕有余而刚明不足。既然比不上父亲，自然更不能与雄才大略的洪武皇帝、永乐皇帝相提并论，就是顽劣的正德皇帝，也在很多方面胜过他。
隆庆皇帝过于优柔寡断，他不敢像他父亲嘉靖皇帝、伯父正德皇帝那样我行我素，嘉靖在位时，他只是一味谨慎小心，甚至连亲生父亲都不敢多看一眼。
嘉靖去世后，继位的隆庆皇帝上朝几乎一言不发，任台下大臣争吵得面红耳赤，继而无奈地宣布退朝。
隆庆皇帝没有鸿猷伟略，不善裁决，高高在上的皇位没有带给他令无数人拜倒于膝下的无上威严，倒像个麻烦不断的烫手山芋。他厌恶政治，个人私生活可谓活色活香，嫔妃、喝酒、出游，一个都不能少。若是以此判断隆庆是一昏君，也有失客观。因为他最大的优点就是毫不犹豫地把自己头痛的国家大政委托给他的内阁大臣。
终隆庆一朝，内阁大学士先后有徐阶、李春芳、郭朴、高拱、陈以勤、张居正、赵贞吉、殷士瞻、高仪九人，可谓人才济济。
主昏于上，政清于下，尽管皇帝昏庸懦弱，但好在有个强势的内阁主持政务，短短的六年中，能臣贤吏联手展开一系列政治、民生、军事等多方面的新政，帝国面貌焕然一新。
另一方面，强大的隆庆内阁强人辈出，奈何自古文人相轻，能臣们也不例外，个个互不相让，阁僚关系异常复杂，各派系唇枪舌剑，朝政争执随之激烈。
这时的内阁，不知不觉中已将皇帝架空，颇有几分君主立宪制之风。
不可奢望中国自此走上君主立宪的道路，明代这种“皇帝-内阁-科道”的制衡制度毕竟植根于中国传统政治。黄宗羲曾言，皇帝“视天下为莫大之产业，传之子孙，受享无穷”，帝位的神圣性是通过至高无上的权力表现出来的，皇帝不可能主动放权。
这种神圣性在统治者与百姓矛盾并不突出的时候尚能维持，一旦双方矛盾变得尖锐，平民百姓就敢于，或者不得不站起来挑战君主的权威，自秦朝有陈胜、吴广“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呐喊之后，历朝历代都没能跳出这个怪圈。
话说嘉靖末年（公元1566年）冬天的傍晚，忽有流火如毬，伴随数点发着绿光的小火，从雨中冉冉腾过张居正宅邸，坠落到厨房水缸下，水中的流火顷刻间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亲朋好友听闻此事，一致认为这是祥瑞之兆，预言张大人新年定有大喜。
次年开春不久，万物复苏，生机盎然，张居正也迎来他人生中最为春风得意之时。他先是从五品的翰林院侍读学士，擢升为正三品的礼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学士。
正当众人为他的破格提拔艳羡不已时，神圣的任命状又飘然而至，张居正再次晋吏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与他会试时的房师陈以勤一起入阁参与机要。
二人入阁，托了曾为裕王旧臣的福分。时年四十三岁的张居正，论辈分只是一个新锐，内阁大学士中，除了科举同年李春芳以外，全是他的老师或前辈。
李春芳是嘉靖二十六年（公元1547年）的状元，状元郎文采颇佳，因善撰青词而大披圣眷，节节高升，早张居正两年入阁拜相，获得了与他的前辈严嵩同志一样的称号：青词宰相。
当时的嘉靖皇帝尤其偏好此物，想在政坛平步青云甚至崭露头角，写好青词是“必修课”之一。严嵩、徐阶、袁炜、严纳等人入阁，无一不是因善写青词而备受皇帝青睐。
可惜张居正尽管满腹经纶、学贯古今，但在撰写青词方面较之以上诸公还有很大差距。嘉靖十七年（公元1538年）后，内阁十四位辅臣中，有九人是通过撰写青词起家的。可以想象，倘若嘉靖皇帝再长寿二十年，或许张居正这颗光芒四射的政治明星就会被淹没在青词高手的汪洋大海里。
诚然，写好青词是当时升官加爵的最佳捷径，不过是金子总会发光，有真才实学的强人无论在何时何地，都能被人所识。
张居正入阁之后，先是充任《明世宗实录》的总裁官，不到两个月，又晋升为礼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加少保兼太子太保。从侍读学士到礼部尚书，不过一年多时间。
从品秩来讲，侍讲学士是从五品，少保是从一品，一年之内连升八级，惊人的升迁速度破大明纪录，连嘉靖初年的“礼议”新贵张璁、桂萼都望尘莫及。
张居正升职路如此顺畅，归根究底，是由于恩师徐阶的破格提拔和张居正卓越的领导能力。
官场上春风得意的张居正没有辜负老师、朋友的信赖与支持，他发誓，“竭一念缕缕之忠，不愧于名教，不负于知己”，做个以行谊文章兼显于世的有为宰相。
宝刀初试，锋芒毕见。
在内阁排行老末的张居正年纪最轻，资历最浅，以见解超卓著称。他“独引相体，出一语而辄中肯”，朝野各界无不对这位政坛新秀另眼相看，其实际威望已然高于其他阁臣。
张居正熟读朝章国故，票拟的谕旨简洁切要，在朝诸公遇有重要奏疏需要起草，总委托给张阁老。当时石星、詹仰庇因仗义直言忤逆皇上，多亏写得一手好公文的张居正及时上疏求救，两人才幸免于难。他也赢得了各方好感。
正当张居正欲有所建树之时，客观政治形势已不容乐观，隆庆年间，皇帝懒于朝政，内阁始终处于极不安静、你争我斗的气氛中。
徐阶位居首辅，与次辅李春芳礼贤下士，而高拱、郭朴两位河南同乡则另立山头，明显地与徐阶、李春芳对立。
张居正入阁之时，正当两派势力争斗难解难分之时，新生力量的加入，更加催化了内阁混战。
一次阁潮此时已在酝酿之中。
这次阁潮的缘由在于《嘉靖遗诏》。依照明朝惯例，皇帝驾崩后遗诏大多由内阁首辅主要起草，如果需要有人商议，多半也是邀请内阁同僚。
然而，徐阶却把其他阁臣统统抛开，单单与门生张居正共同商议。这种做法使张居正甚为感激，却引来一位政坛老将的极度不满，这人正是张居正的学友高拱。
在高拱眼里，徐阶睥睨同列，专断独裁，为此他愤恨不已，不仅痛恨徐阶，还把怒火迁移到张居正身上。
恰逢这年的京察对群臣有所不公，这成为此次阁潮直接的导火索，使得双方私下的“冷战”变为台面上的“热战”。
京察起于明宪宗成化四年（公元1468年），五品以下的京官，都必须经过吏部会同都察院及各科给事中严格考察，方可留任。其本意在于澄清吏治，可惜后来发展成为大臣排斥异己的工具。京察威柄掌握在吏部尚书手中，除了都察院的都御史可以过问外，任何人不得干涉。
此时，吏部尚书杨博站在了舞台的中心。这一次的京察，连最难缠的御史、给事中都降黜了，偏偏杨博山西老乡全部安然无恙。
这不是明显的徇私行为吗？杨博的过失激起了言官的公愤。吏科给事中胡应嘉打响了维权反抗第一枪。
胡应嘉弹劾杨搏挟私愤，纵庇乡里。这些一点不错，然而京察的惯例是：吏科给事中监督吏部办理京察，如有异议尽早提出，结果一经公开就不再作讨论。
如今胡应嘉扰乱成规，秋后算账，不仅违反程序，也说明他当时玩忽职守，连宽厚的隆庆皇帝都无法容忍，下令内阁给予处罚。
冤家路窄，胡应嘉弹劾杨博之事，不慎撞在了恨他已久的高拱手上，不仅自己险些丢掉乌纱帽，更是引来一场令所有人都始料未及的官场风暴。
想当初，高拱在嘉靖老皇帝病重之日，偷偷跑回家看妻子，受到过胡应嘉的狂批臭骂，而胡又是老政敌徐阶的同乡，高拱一直怀疑其背后是徐阶在指使。这下，报仇的机会到了。
内阁当中，郭朴和高拱老乡情深，又一起进入内阁，郭阁老遇事唯高阁老马首是瞻。出于维护同乡利益，郭朴首先发难：“胡应嘉出尔反尔，全非人臣事君之理，应当革职。”
既然老乡已先表态，同坐一条船的高拱也要紧跟风向，加大对胡应嘉的声讨力度。
“郭大人所言极是，应当将其削籍为民。”高拱连声附和。见此情景，高拱的党羽齐康趁机上蹿下跳弹劾徐阶。
这种强大的攻势很快就起到了效果，况且胡应嘉的确也有失职之处，徐阶看到郭朴和高拱这两位阁老情绪异常激动，又将矛头直指自己，他无可奈何地点点头，大笔一挥，将胡应嘉革职为民。
大明帝国的言官“士气高扬”，他们有如一窝胡蜂，不小心动了其中一只，就会被群起而攻之。这个处分引发了言官一连串的动作。
京察时杨博给言官们的降黜已经让这些人窝火了，偏偏郭朴、高拱这次又主张将弹劾杨博的胡应嘉革职为民。言官们是可忍孰不可忍，他们绝不会坐以待毙，“胡蜂窝”就此被惊动。
兵科给事中欧阳一敬首先对高拱发难，扣大帽子：“大学士高拱奸诈、险毒、专横、邪恶，无异于宋奸蔡京。”
给事中辛自修、御史陈联芳联合上疏再次弹劾：“大学士高拱依仗帝宠专权擅政，目无主上，作威作福。”
御史郝杰则更为直接：“大学士高拱心胸狭隘，不择手段排斥异己，毫无宰相之器。”
一套组合拳攻下来，气氛立刻紧张了起来。
担子都压在徐阶身上。徐阶拟旨调胡应嘉为建宁推官，似乎已经作出足够的妥协，尝到甜头的言官得势不饶人，继续围剿高拱。
欧阳一敬继续攻击：“大学士高拱威压同僚，专柄擅国，臣等恳请主上早日罢黜之，以正国典。”
高拱气急败坏地乱了方寸，径自在朝房与小言官们展开激烈辩论，极力表明自己的清白和忠贞。
事情又回到徐阶手里了。
徐阶和起稀泥调解矛盾，一边拟旨慰留高拱，一边斥责言官，他满心以为借此可以结束了这件公案，谁知高拱颇难伺候，不但毫不领情，反而越发不悦。在他眼里，徐阶就是个两头讨好、谁都不敢得罪的伪君子，必须施加廷杖之刑教训这群不安分守己的言官，煞煞他们的嚣张气焰。
徐阶赶忙阻拦：“言官不过言辞过激，所言并非全无道理，用刑过重，恐伤天合。”
从此，两人在阁中更加怒气相对。这时，高拱的门生齐康又一次跳了出来，公然诋毁徐阶。
徐阶可是众望所归的百官领袖。既然高拱已撕破脸皮，徐阶自然不甘示弱。高拱一向目中无人，引起言官公愤，徐阶麾下官员亦随风而动，对高拱展开舆论攻势，掀起了“讨高”浪潮。
北京的言官们刚刚消停下来，南京科道又紧随其后，跟风弹劾。一时，上至六卿九寺，下到中书、行人，包括布政司、提刑司，没有一个落下，总共二十八道奏疏像雪片一般飞向隆庆皇帝的案头，直戳向高阁老的后脊梁，形势一发不可收拾。
尽管隆庆皇帝十分信任帮他走出困境的高老师，左右所用又都是高拱党人，本打算坚决挽留高拱，无奈举朝哓哓，自知抵不住这场声势浩大的“讨高”浪潮，万不得已才下旨罢免高拱。
高拱颜面扫地，灰溜溜地回到河南老家读书种菜，这时是隆庆元年（公元1567年）五月。
平心而论，高拱本人见识宏伟，施政措施也有诸多可圈可点之处。可惜刚强暴戾、从不退让的执拗个性是他的致命伤，无论遇到怎样的对手都难安于位。
高拱一走，河南老乡郭朴失去了靠山，忧心忡忡不自安，加之御史庞尚鹏、凌儒等人不断对之进行攻击，郭朴索性也卷铺盖回家了。
这时的内阁除了张居正外，还有徐阶、李春芳、陈以勤。这次的阁潮颇为严重，然而也只是整个隆庆朝滔天阁潮中一朵浪花而已。
高拱罢相，徐阶的至交密戚无不额手称庆，唯独张居正不以为然，他对高拱被徐阶排挤回乡的狼狈惨状愤愤不平。
他特意往请徐府，劝老师不要太过分，无奈徐老信奉“打蛇不死，反咬一口”，张居正苦口婆心的建议不过如耳边风，未起任何作用，张居正只得失望地离开徐府。
直到有一天，德高望重的徐首辅有重要政务找张居正咨询，张居正和老师闹起脾气，闭门辞谢：“某今日进一语，明日为中玄矣？”高拱号中玄。意思是：我今天万一说错话，明天岂不是落得和高拱一个下场？
徐阶毕竟是位长者，即便对高拱深恶痛极，看到学生如此维护高拱，他也不会因此为难张居正。
人算不如天算。隆庆二年（公元1568年），政局又在悄悄发生着变化。
隆庆刚刚即位，本来任用的是以刚正不阿著称的内宫监太监李芳。对张居正而言，隆庆初之李芳，正如万历初之冯保，都是友好的政治盟友，毫不夸张地说，李芳与张居正的关系更为纯洁真诚。
“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德高于众人必非之”，李芳的忠谨得罪了其他太监，而且他不擅长哄着隆庆嬉闹玩耍，一味强谏隆庆励精图治，遭到皇帝冷落。盟友倒霉，张居正必然也遭遇小挫。
李芳败后，藤祥取而代之。心术不正的藤祥、孟冲、陈洪等人竞相以奇技淫巧取悦隆庆，纷纷得宠。他们费尽心思制作了一种被称为“鳌山”的灯，引导皇帝通宵达旦地夜游、夜宴。隆庆把内侍惯得无法无天，其中竟有人荒唐地在午门前殴打御史，闹得朝臣哗然。
徐阶作为首辅实在看不得皇帝和太监继续这么胡作非为，他恳切地劝谏皇帝纠办罪魁祸首，限制宦官的行动。
太监们因此忌恨徐阶，时不时在隆庆耳根嚼舌：徐阶自命两朝元老，所管甚多，简直越俎代庖，目无君上。
隆庆渐渐开始厌恶徐阶，而退休回家的死对头高拱终究咽不下当初那口恶气，私下勾结司礼太监藤祥等人，中伤徐阶，徐阶的处境越来越不利。
这年六月，隆庆帝又要赴南海子（明代皇家苑林）搭龙船游湖宴乐，徐阶苦苦谏阻，但未被皇帝采纳。与徐阶有怨的给事中张齐趁机露章弹劾，为高拱报仇。
隆庆帝早已对这位爱管闲事的前朝元老心存芥蒂，张齐的弹劾真是正中下怀。迫于压力，徐阶乞求退休归里，隆庆帝巴不得徐阶早日离开，大笔一挥，欣然批准首辅的辞职报告。
在这件事上，隆庆皇帝做得很不厚道，一开始特意降低徐阶的退休待遇，连路费都吝惜不给。多亏次辅李春芳的建议帮助，隆庆帝才做出给予徐阶旅途费、下玺书褒美、由使者开路等补救举措。就这样，徐阶结束了北京的政治生涯，回到阔别已久的江南老家，开始讲学传教的新生活。
纵观徐阶的政治生涯，十九岁就高中探花，年轻时不乏英锐之气，曾因忤逆嘉靖皇帝的宠臣张璁尊道贬儒，而被贬到福建延平做佐贰小吏。他没有一蹶不振、消极气馁，在穷乡僻壤之所脚踏实地，取得不小的成绩，屡屡受到上级提拔。嘉靖末年，更是忍辱负重，与奸佞严嵩明争暗斗数年并取得最终的胜利，嘉隆交替之际积极平反冤案，拨乱反正，在士林中享有崇高的声誉，可以说是有明一代的名相。
建功立业的同时，徐老也不忘精心栽培下一代。李春芳、张居正、陆光祖、王世贞这群名流硕辅，无不出自徐门。临行时，徐阶把生平志愿、理想和个人家事，都托付给得意门生张居正。他就像个归隐山林的绝代高手，要将绝世武功都传授给心爱的徒弟，才能安心上路。
张居正失去了长久以来相依为伴的政友，同时也失去了爱护自己的长者，所幸现在的他已经不再是当年那个愤世嫉俗的青年，官场的历练让他成为一位成熟的政治家，在政治圈中可以独立门户、只身作战了。
这样，李春芳接替徐阶，成为首辅。内阁中只剩下李春芳、陈以勤、张居正三人。三人搭档，倒也相得益彰。
李、陈二老皆为老实敦厚之人。李春芳洁身自好，任职期间安静低调，思想倾向于保守；陈以勤则以端谨自许；只有张居正比较高调，恃才傲物，轻视他人。
徐阶被论致仕，李春芳大有兔死狐悲之感，不禁对天长叹：“以徐公之贤，都被流言蜚语所伤，我这样一个庸碌之人，怎么可能在这位子上长久待下去呢？还是早点离开吧。”
面对兄长兼上级这样的感慨，张居正顺水推舟，当场抢白：“不错，这样做可以保全你的名声。”
李春芳颇觉羞涩，归隐之心更为强烈。
张居正自此站到了政治舞台的中央。
他目睹隆庆两年来的朝政还是延续了嘉靖时的老样子，没有太大的变革和改观，于是交了一篇著名的工作报告《陈六事疏》，提出必须狠抓不放的六个关键环节，排除其中任何一项，其余五项必然会支离破碎。那么，令他魂牵梦萦的这六件事到底是什么呢？
头等大事叫“省议论”。部院等衙门“一切章奏，务从简切；是非可否，明白陈直。毋得彼此推诿，徒托空言”。他提出考察人和事的原则：“事无全利，亦无全害。人有所长，亦有所短。要在权利害之多寡，酌长短之所宜。”“欲为一事，须审之于初，务求停当。及计虑已审，即断而行之。”张居正执政以后之所以能广用人才，推行变法，大都得益于不求全人、不求全功的思想。
第二事是“振纪纲”。国有国法，家有家规，国家的法度一天也不能废弃。
第三事是“重诏令”。他主张，下达给各部院的大小事务，数日之内必须题覆；如遇特殊情况，需要由巡抚巡按议处的，可按照事情缓急，路途远近，严令限期奏报。吏部据此考察官吏勤惰。
第四事是“核名实”。他认为“世不患无才而患无用之之道”。而张居正的“用之之道”，就是要“严考课之法，审名实之归”，具体来说，“毋徒眩于声名，毋尽拘于资格，毋摇之以毁誉，毋杂之以爱憎，毋以一事概其平生，毋以一眚掩其大节”，简而言之，即为不拘一格用人才。张居正后来推行考成法的基本内容，就是“重诏令”和“核名实”。
第五事是“固邦本”。“伏望皇上轸念民穷，加惠邦本，于凡不急工程，无益征办，一切停免，敦尚俭素，以为天下先。仍乞敕下吏部慎选良吏，牧养小民。”要爱民如子、勤俭节约、与民生息，巩固国家的根本。
他把守、令分为三等：不贪赃枉法，爱护百姓的给个好评；会伺候长官，处理公文，但无政绩的给个中评，这是“核名实”思想的具体体现；贪污腐败，欺压百姓的就给差评，这样官员，应该流放边疆。
第六事是“饬武备”。当时的张居正提出：“伏乞敕下戎政大臣，申严军政，设法训练。每岁或间岁季冬农隙之时，恭请圣驾亲临校阅：有技艺精熟者，分别赏赉。老弱不堪者，即行汰易。”只要“修举实证，不求近功，不忘有事”，那么，“不出五年，虏可图矣”。
张居正好比一位良医，为大明帝国这位重病号把脉问诊，所论涉及君主修养、选贤任能、加强管理、匡正风气等各个方面，并由此对症下药，开出的药方切中要害，皆朝政之急务。史学家谈迁高度评价张居正的《陈六事疏》：“江陵相业，见于六事。按其言征文，靡不犁然举也。他相多敷陈塞白，身自负之矣。”
隆庆皇帝虽然无心时政，却对最后一议“饬武备”中提及的阅兵计划别有兴趣，阅后颇为欣赏，批复道：“览卿奏，皆深切时务，具见谋国忠悯，所司详议以闻。”认为张的建言很好，切中要害，要求官员一起讨论学习。
有了皇帝的导向，《陈六事疏》在外廷的探讨也日益热烈起来。
打头阵的是御史魏时亮和王嘉宾，两人按张阁老所议，奏请朝廷从精简机构入手，召还、清理屯盐都御史，把这些事交由他们所在地区的巡抚、巡按自行经理。
同月，都察院左都御史王廷复在张居正《陈六事疏》的基础上阐发八议：慎政令、专责成、振士气、销勘和、公激扬、慎防检、惩贪酷、端风化，这基本上就是张居正所陈奏的“振纪纲”、“重诏令”二事的具体操作指南。
至于兵部，也经过反复研讨，给出五项军事计划：议兵言、议食言、议将言、议选择、议并守，积极响应张阁老“饬武备”事宜。户部尚书马森则有感于“固邦本”一议，他结合自己从政数年的经验，提出经理财政的十大建议。就连地方各省的督抚、巡按等官也不甘落后，踊跃加入为国建言献策的行列，他们根据《陈六事疏》的精神，结合地方实际情况，向朝廷提出各种改革方案。
四十四岁资历尚浅的张居正，以内阁末相的身份畅谈六事，掀动一股举朝上下改革求治的热情，俨然有号令部院、倡率百僚的新气象。
正当张居正踌躇满志地憧憬着联合贤良、群策群力、按部就班地稳健执行六项改革，一两年内改善社会风气，而有识之士也相当看好年轻有为的张居正，预言雄心勃勃的他必将是大明王朝的救时宰相时……
誉满天下，谤亦随之。
丰满理想之下的现实颇为骨感，朝堂内外政见的分歧、人际关系的错综复杂，决定了他的整改方案必然会触犯官场忌讳和既得利益阶级，难为世俗所容，遭到或明或暗的人身攻击。
首先对改革方案提出异议的便是给事中洛问礼，他批评“饬武备”中的阅兵计划劳民伤财，“大阅古礼，非今时所急。不必仰烦圣驾亲临。陛下当日理政务，详览奏章”。隐然与内阁对抗。
洛问礼方刚敢言，所论也是为国着想，可他的质疑引来了潜藏在暗处的反对者的群击，他们訾议《陈六事疏》无非竖子妄议国事，大阅计划更是张居正逢君之好而想出的馊主意，误国误民以自固。
张居正则表现出政治家的坦荡风度，既没有怪罪洛问礼，也不对此作出正面回应，他只是捋捋长须反问道：“始以为可行而行之，继以为当止而止之。诚便国家，辅臣与科臣之言，何择乎？”意思是，如果确实对国家有利，该做就做，该停当停，无论辅臣，还是六科的建言献策，又有什么可挑剔的呢？既然皇帝和部院有识之士一致认同《陈六事疏》的改革方案，你们再呶呶不休也无济于事。
张居正一席话令人感到不怒自威，反对者被噎得无言以对，只好灰溜溜收场。但这并不是内阁斗争的结束，大明的政局依旧阴晴不定……
隆庆三年（公元1569年），又一位政治明星入阁参与机务。此人来头不小，在他面前，陈以勤、李春芳、张居正三人都是小辈人物了，这个人叫赵贞吉。
赵阁老绝非等闲之辈，他自幼酷爱读书，学养丰厚，深谙王学，是当时著名的讲学家。在朝廷中“议论侃直，进止有仪”，言谈、举止、风度都深得皇帝欢心。他也因此恃才傲物，况且在入阁时也是六十开外的花甲之人，倚老卖老，把同僚视若小辈。
李、陈二人本就谦和退让，即使被才高气傲的赵阁老蔑视也心无怨气，可内阁中毕竟还有位才气逼人的张阁老，一出二虎相争的好戏就此拉开序幕。
赵贞吉曾经也是少年名士，前辈官僚称赞他的考卷：“虽《治安策》弗能过矣。”张居正也曾被称为“贾生不及”，两个“贾谊”凑在一起，内阁失去了以往的平静。
赵贞吉根本没把张居正放在眼里，直呼张居正为“张子”。这里的“子”非孔子、孟子之“子”，不是对人尊称，而是对少年的称蔑。张居正与同僚议论朝政，赵贞吉往往甩出一句话：“咦，你小子也知道国家大政？”
在场人士都尴尬不已。
大伙清闲时在内阁谈论经、史、玄、禅，赵贞吉总当众戏谑张居正：“高深精微的道理哪里是那么简单的，你们这些后生只知道韩柳罢了！”
原本轻松愉悦的氛围被他一句话搞得异常紧张，其傲慢之态可想而知。
赵贞吉是个矛盾综合体，既有温文儒雅、进退有仪的风度，也常常轻慢大臣，随意直呼其名，不时与人发生摩擦，引起别人怨恨。
内阁中形成了三种截然不同的气氛：李春芳、陈以勤的仁厚，赵贞吉的专横以及张居正的冷静。
时人江盈科在他的笔记小品《雪涛谐史》中，记下一则有趣轶闻：
赵大洲（赵贞吉）为宰相，气岸甚高。高中玄（高拱）、张太岳（张居正）亦相继拜相，同在政府。高好雌黄人物，张冷面少和易。大洲一日谓两公曰：人言养相体，要缄默，似比中玄这张口嘴也拜相；又言相度要冲和，似比太岳这副面皮也拜相，岂不有命？
争强好胜的张居正早已不能忍受赵贞吉的骄横跋扈，可是以他当时的政治能量，仅凭一己之力与老赵相斗，最终惨败的必然是自己。为了抵制赵贞吉，一个驱虎吞狼的计谋在他脑海中渐渐成形，他选中的这只猛虎，正是当年被徐阶赶回河南老家的前任阁老高拱。
谋定而动，一开始，张居正联合太监中的好朋友，一个在朝堂之上，一个在宫苑之中，“不约而同”地向隆庆皇帝邀请高拱复出。隆庆帝本来就与高拱感情深厚，听到高老师又要回到自己身边，那是一百个同意，立刻下旨迎请高拱复职。
就这样，高拱结束三年乡居岁月，东山再起，二次入阁。且他这次回来也大挣一把，既是内阁大学士，同时兼管六部当中最有权势的吏部。
高拱复出，政局的反复，世情的险恶，官场的趋炎附势可见一斑。想当年高拱失势被逐，举朝歌颂徐阶丑诋高拱；而如今随着高拱东山再起，那些依附徐阶的官僚又马上投入高拱的怀抱，不遗余力为他歌功颂德，视反高之流为奸臣邪党，抵死排挤。
高尚书到部，吩咐吏部司官，把一切官员的姓名、籍贯，编造成册，同时注明贤否，待到吏部官员选任人才时，按图索骥，一求便得。高尚书这一招，颇具现代化人才数据库管理的雏形，如果放在当代，他绝对是顶级人力资源总监。
高拱重视国防，创造性地提出了兵部侍郎出为总督、总督入为兵部尚书的计划，他认为军事行政需要专门人才，所以对于兵部司官不轻易更动，兵备道和边方督抚，也常用兵部人员。
他整饬吏治、稳定边防的方法，开张居正改革之先河。
吃一堑，长一智。
高拱在如鱼得水地改革朝政的同时，不忘打通人脉谋私利。他心里非常清楚，自己之所以能有今日的风光，多靠有内监的暗相帮助，因此在宫室内扶植自己人迫切而重要。于是，他多加笼络滕祥、陈洪等当权宦官。
司礼掌印太监出缺，本应由冯保顶补，偏偏高拱推荐学识、才干都逊于冯保的陈洪。之后陈洪被罢职，高拱又推荐孟冲，再次打压了冯保。冯保和高拱从此结下怨仇，这成了隆庆六年（公元1572年）冯保与张居正联合推翻高拱的伏笔。
不可一世的高拱虽距首辅尚有一步之遥，但俨然已是内阁实际的主宰者，把真正的首辅李春芳视为无物，凡事全以己意出之。而且由于高拱前次辞官与徐阶结下了梁子，这次重新掌权后专向徐阶寻仇，只要是徐阶支持的，高就极力反对，多方罗织徐阶的罪状，想如严嵩之于夏言一样，把徐阶彻底除掉。
李春芳作为徐阶的贤弟子，萧规曹随，主政务求安静，依据前任首辅起草的《嘉靖遗诏》、《隆庆登极诏》推行政令。
先朝礼议得罪的大臣依遗诏予以起用、赠恤死者的政策正在按部就班的推行中，这也是徐阶一派收买人心、壮大本方势力的极好机会，精明的高拱焉能看不出来？
他拦腰一刀，亲自跑到隆庆面前哭诉：“先朝得罪的大臣，以大礼议为多，而今褒奖、赠恤，先帝在天之灵难安，陛下每年入太庙祭拜，何以面对先帝？”
隆庆帝听了恍然大悟，还是高老师为朕着想，那个徐阶为了讨好百官，为了自己声名，岂不要置朕于不忠不孝之列！
于是，数百得罪之臣，存者不复起用，死者不予赠恤。徐阶打出为先帝扮英明、还群臣以公道的道义大旗，高拱则反其道行之，坚持为亡者讳，先帝之错也不能轻易修改，不恤群臣之冤。
可怜那些刚刚看到黎明曙光的蒙冤之士，因为高拱再次陷入绝望。
高拱重返朝廷，尽管在人事、军事方面多有改革，做出了不少成就，但他为报复政治对手，全盘推翻徐阶的政令和布局，不以天下为重，客观上对国家造成了危害，无论当时还是后世的有识之士都对其极为不齿。
明朝野史大家沈德福就感叹，高拱专恣诬罔如此，怎能不走向失败！清朝史学家夏燮痛批他是“两世罪人”，既是嘉靖帝的罪人，又是隆庆帝的罪人。
推翻了徐阶的大政方针，权势显赫的高拱磨刀霍霍向仇家，当年弹劾高拱的胡应嘉闻知老高回京复相的消息，竟惊吓得一命呜呼。
胡应嘉已死，高拱乘胜追击，他要为所有因自己受委屈的兄弟报仇。
同当年徐阶党羽驱逐高党的手段如出一辙，他绞尽脑汁驱逐徐阶的门生故友。高拱首先将目光投向刑部尚书毛恺和左都御史王廷两大实力派重臣，他们都为徐阶所器重，当年为维护徐阶，把高拱党羽张齐贬斥为民。
一朝天子一朝臣，高拱回来了，他俩首当其冲地成为打击对象。阴险狡诈的张齐得以官复原职，而刚正耿介的毛、王二公被罢黜削籍。
官居言路的高拱门生韩楫、宋之韩、程文、涂梦桂等人，日夜聚会，揣摩师相心思，伺机猛攻政敌，朝廷乱象丛生。
无独有偶，之前批评过高拱的御史王圻、大理寺卿魏时亮、大理寺右寺丞耿定向、右佥都御使兼广东巡抚吴时来等人也被不明不白地贬到偏远之地。
清除了徐党骨干，朝中的言官分化成两股势力：一派热烈拥护高拱，另一派拥护赵贞吉。两人一个操持任免权，一个掌管监察权，旗鼓相当。
高拱入阁以后包办用人和行政两项大权，阁中最感威胁的就是赵贞吉。赵老人家本来就为自己年老入阁愤愤不平，他在内阁排名第五，只胜过小他近二十岁的“张子”。
李春芳、陈以勤个性温和，赵贞吉轻而易举就可压倒他们，现在遇到处心积虑抢他光彩的高拱，而精明的张居正又偏偏站在高拱一方，明争暗斗在所难免。
很快，一场好戏就要登场了。
当年徐阶以遗诏的名义放宽了言路，给事中、御史得以直言进谏，畅所欲言。指责朝政缺失，有利于治国安邦；
皇帝心里未必喜欢这个做法，但毕竟是先帝遗诏，一时间也找不到理由将其废除。
敞开言路维护了言官的切身利益，言官一时畅所欲言，最初阶段也得到了皇帝的赞许，但久而久之，隆庆帝禁不住他身边一批诱使他享乐太监的煽风点火，渐渐对言官的不断上疏直谏深感厌恶。
摸透了隆庆帝心思的高拱便极力逢迎：“科道官关系国家治体，意义重大，臣等望陛下全面考核六科给事中和十三道监察御史，为国家发展立长久之策。”
考察科道官本有硬性制度安排，可此次却是制度外的临时决定。这意味着科道问题严重，需经考核斥退不称职者。
当年高拱挑战徐阶惨败下阵，关键就在科道的肆意狂吠。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高拱显然要防范于未然，要驱逐不附己的科道官，扫清自己前进路上的障碍。
这一次的临时考察由吏部、都察院二强联手施行。
吏部考察科道，高拱欲统统赶尽徐阶余孽，更要罢斥赵贞吉的炮手；赵贞吉利益受损，强硬对抗，主张罢斥亲近高拱的言官。
高、赵关系告急，吏部和都察院亦剑拔弩张。
冤家宜结不宜解，僵局形成到一定程度，双方都看出来这次谁也无法一口吃下对方，虽然各怀鬼胎，但也不得不坐到了谈判桌前。
骄亢的高拱先行妥协，表示赵大学士左右助手一概保留原职；看到高拱的表态，赵贞吉也作出让步，高大人的左膀右臂也可保留。
与第三方势力达成默契之后，高拱无后顾之忧，大展拳脚，火力倒徐，凡并不涉及赵贞吉关系的、徐阶提拔的，以及与自己格格不入的，一概贬斥，谁敢反对，高阁老一个愤怒的眼神，自有党棍心领神会，扑上来便是猛烈“搏击”。
尽管高、赵两人事前已有“停战”合约，但发展到后来，双方都争相赶走与对方友好者以泄私愤。这次考察总共斥退二十七位科道官。考察大权俨然成为党同伐异的工具。
紧接着，高拱麾下第一鹰犬——吏科给事中韩楫掉过头来，向赵阁老宣战：“赵贞吉在考察中使情任性，平庸专横，挟私报复。臣等恳请陛下罢斥之，以清政本，以重巨典。”
这一切，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国先稳住苏联以专注于西欧战场，等到西线大获全胜后又悍然掉头攻向莫斯科的故事是何等的相似！
赵阁老当然也不是好惹的，连忙上疏自辩并批判高拱：“人臣庸则不能横，横则非庸臣。高拱是内阁近臣，参与机务，又掌握官吏任免大权。仅这次考察科道官就无所顾忌，尽斥异己，其他坏乱选法，纵虐大恶之事更是昭然在人耳目。臣若对此噤若寒蝉，不发一声，那就真为庸臣也！”
面对赵阁老的慷慨陈词，高阁老一方面始终否认自己唆使韩楫弹劾赵贞吉，另一方面下出了请辞的妙棋，声称既然有人这么弹劾自己，为了不让皇帝为难，自己应当被罢免以谢赵阁老。
一招以退为进，把皮球踢给了隆庆帝的同时，也抢占了道德的高地。
隆庆素来宠信敬爱的高老师，见他如此为自己着想，连忙恳切劝慰：“爱卿辅政忠勤，掌铨公正，朕所依赖，怎可避嫌而求退？宜即出安心供职，不允所辞。”
高拱顺利留任，也成功让其他朝臣看出了他与皇帝之间“牢不可破”的君臣关系，在这次与赵贞吉的交锋中大获全胜。很快，内阁完全成了走马灯：
隆庆四年（公元1570年）七月，大学士陈以勤首先退场。
陈以勤自入阁以来，不依附任何人，以中立无党获得各方尊重。他看出高、赵二人的争执，非自己所能调解，而且高拱是他当年在裕王府的老同事，赵贞吉是他的同乡，张居正又是他提拔的进士，袒护任何一方都不合适。三十六计走为上，他选择了引疾而退，离开北京回到四川，时年六十岁。
十一月，雄心勃勃的大学士赵贞吉苦于无法施展抱负，又厌倦高拱党羽的死缠硬磨，也乞求退休。
半年后，高拱在内阁最大的绊脚石——中极殿大学士李春芳致仕。
李春芳无法忍受高拱颠倒上下级，骑在自己头上作威作福；且高拱复相后，势力更大，处心积虑陷害徐阶。李春芳作为徐阶的学生，时常从中周旋，缓解高拱的报复行为，高拱更是怏怏不乐。
高拱觊觎首辅之位已久，授意手下言官王祯指责李阁老“亲已老而求去不力，弟改职而非分希恩”，是为“不忠不孝”。
李春芳心知肚明，顺水推舟，要求皇上将其“即日放归田里”。
起初，隆庆皇帝一再下旨挽留他：“卿辅弼之臣，忠诚体国，朕所眷倚，岂可因为流言蜚语就要求退休？宜即出安心供职。不允辞。”
高拱深知隆庆皇帝奈不住软磨硬泡，且皇帝心里最宠信的非他高阁老莫属，继续发动麾下鹰犬攻击。经不起言官的多次弹劾，李首辅的辞呈终于获准。
张居正虽很不看好李春芳的政治才干，但对李大哥的突然辞去也深表遗憾，毕竟两人并肩奋斗二十余年，如今各奔东西，悲伤之情溢于言表：
弟生平孤孑寡与，独受知于门下。及同居政府，一心协德，庶几有丙魏同心之谊。中外士民，各适其意，不啻坐春风而饮醇醪也。岂意风云倏起，阴晴顿殊。昔为比目鱼，今作分飞鸟，人生聚散离合，可胜叹哉！
张居正将自己与春芳的关系比作比目鱼、比翼鸟，这恐怕是只有相好之间才能使用的比喻。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做了两年多受气首辅的李春芳回到家乡，父母喜不自胜，摆宴庆贺儿子离开了京师那块是非之地。对老人家而言，儿子能够陪伴在身边为他们养老送终才是最幸福的。
李春芳在首辅任上平庸无为，无咎无誉，却能看好时机，急流勇退，落了个福寿双全、四世同堂的大团圆结局，是嘉靖、隆庆两朝首辅中最为圆满的。
眼看着老师、同学相继退休回乡，张居正此时也是百感交集。他回顾自己入阁以来的纷乱时局，向至交胡杰吐露心声，感叹对时局的无奈：
眼前世局几番变幻，平生亲密无间的挚友，有的已经势同水火；平坦的康庄大道，也变得荆棘丛生。其中情态，一言难尽。数月以来，他委屈自己，从中斡旋才得以息事宁人，却已心力憔悴。
没等张居正发完牢骚，内阁风波又起，权力斗争愈趋激烈。
赵贞吉致仕后，高拱和门生韩楫等人密室谋划，推荐高拱亲信——吏部侍郎张四维入阁。策划尚未启动，宫内就传出一道神秘的圣旨：“奉天承运，皇帝诏曰，着令殷士儋以太子太保、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身份入阁。钦哉！”
众人惊愕：阁员应该由内阁推荐，怎会是皇帝自择并亲下旨意呢？高门子弟四下打探，才知殷士儋抄了近路，走的是内监陈洪的捷径。
先来看看殷阁老的简历。殷士儋，字正甫，济南历城人。嘉靖二十六年（公元1547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翰林院检讨。后充任裕王讲官，隆庆元年（公元1567年），升侍读学士，掌翰林院事务，旋进礼部右侍郎，擢礼部尚书，仕途一路顺风顺水。
说起来，这殷士儋不仅是张居正的老同学，也是高拱和张居正的老同事。隆庆帝懒于亲政，沉湎享乐，他的玩伴——内监的影响就日益彰显。殷士儋买通陈大太监，通过隆庆直接发出旨意，得以大摇大摆步入文渊阁，不到一个月，又晋级为少保、武英殿大学士。
这时的内阁仅存三员，高拱终于圆了他的首辅梦，依旧兼任吏部尚书，用人、行政二权一把抓，成为实际的独裁者；张居正一跃而为次辅，殷士儋位居最末。
已经连续斗倒两位首辅的高拱，怎会把殷老末放在眼里？为了提携张四维入阁，高拱又在谋划着扳倒殷士儋。没等他的倒殷计划出炉，后院先起了火，御史郜永春对张四维来了次弹劾，指责张四维奸邪贪鄙，他的家族垄断一方盐政。
高拱大吃一惊，郜永春竟比他行动还迅速，他估摸着殷士儋与这事有关。于是，将其帐下几名幕僚找来议事。
高拱对幕僚说：“最近这内阁里来个殷士儋，不光不听我指挥，还教唆御史弹劾我的心腹张四维！”
监察御史赵应龙第一个站起来说：“恩师轻而易举就能逐他出阁。学生深受老师栽培，一定听从恩师安排！”
给事中韩楫走上来，作个揖，道：“赵兄所言极是，咱们这儿有这么多科道官，依学生之见，不如选我和赵兄，互成掎角，夹攻他殷阁老。”
高拱连连点头说：“好，这事就由你来负责，一定要搞掉那人。”
过了不久，高拱和殷士儋的战役正式打响。
打头阵的又是那御史赵应龙，率先上疏弹劾殷士儋由宦官陈洪引荐入阁，违反程序，不宜参与国政。
继而，高拱麾下惯于搏击的第一号炮手韩楫披挂上阵，扬言道：“由内廷下旨提拔成为内阁一员，实在是闻所未闻，殷大人如果尚存羞耻之心，理当自行请辞！以免弹章纷飞，自讨无趣。”
高拱及其同伙的搏击行为，不仅疾风暴雨，而且不择手段，连擅长忍耐的徐阶都忍无可忍，更何况性急人直的山东大汉殷少保呢？
阁老大臣们，都是通过各省乡试、会试，层层选拔出的佼佼者，文化人中的精英。可温柔的小白兔逼急了还咬人呢，把知识分子惹急了，也只能撇开礼义廉耻，肉搏上阵了。
终于，内阁出演了一场全武行的好戏。
每月初一、十五，给事中、御史们要到内阁中和大学士会面，称为“会揖”，初衷是让双方互相沟通，增进了解。
这次会面，气氛比以往更加怪异。
给事中们一来，互相行过了礼，殷士儋对其他言官都很友好，单挑韩楫说：“听闻先生不喜欢我，要逐我走，这不过是小事，奈何要做他人的鹰犬，做出这等腌臜事？！”
韩楫擅长搏击之术，万万没想到殷阁老竟公然挑战，一时语塞，嗫嚅得讲不出话来。高拱也没料到，殷士儋会在这种场合明明白白地影射自己，看到爱将狼狈，板起脸孔对殷少保说：“堂堂内阁，如此说话，成何体统？”
没想到这句话，更是点燃了殷士儋心中的火气。既然主人出场，就单刀直入，指着高拱的鼻子臭骂：“无体统之事，成于无体统之人！姓高的，你这厮先逐陈以勤，又驱赵贞吉，再逼走李阁老，这成何体统？为拔擢你亲信张四维入阁，令门下鹰犬来逐我，这又成何体统？内阁岂是你高氏一门之私产？”
殷少保越说越来气，捋起袖管，准备给高拱一顿拳头，把在场的所有给事中都惊呆了。
本应严肃的朝堂竟如此这般荒唐吵闹，张居正实在看不下去了。他拦开殷士儋，正要开口劝阻，殷士儋急火攻心，又来一顿痛骂：“你张居正援荐他高拱某入阁，沆瀣一气，排斥异己，到头来也无好果。等着他的鹰犬痛咬吧！”
经过这一次的纠纷，殷士儋也不想继续留在内阁，一再求去，终于在隆庆五年（公元1571年）十一月，这位豪爽的山东籍大学士，悄然离开了内阁。
自此，内阁就成了高拱和张居正的天下。高拱也终于能有精力去对付最痛恨的仇人——赋闲在家的徐阶。
君子报仇，十年不晚。
腾出手来的高拱，有足够精力筹划对付老对头徐阶了。高拱又一次使出树立高姿态的惯用手段，麻痹徐阶，信誓旦旦地表示，大臣要忠心为国、不计前嫌。自己胸襟宽阔，徐老先生大可尽情抱着儿孙，安度晚年。
言犹在耳，高阁老着手审理与徐前首辅有着千丝万缕关系的“孙克弘案”，诬陷孙克弘，栽赃徐阶，还特意启用与徐家有仇的蔡国熙为苏松兵备副使，专门审理徐府之案。
蔡国熙兴致勃勃，风风火火走马上任，“穷治”徐府不法之事。为协助调查此案，凡能指证徐府罪证之人，必有重赏。
于是，松江府顿时骚动起来，从前贿赂过徐阶三子的，纷纷上门加倍索还，徐府被围得水泄不通，年老体衰的徐阶无计可施，只得把门窗一齐封堵。
蔡国熙拘捕徐璠、徐琨、徐瑛三位徐家少爷，大肆捕捉徐府仆人，仆人吓得一哄而散。门内是年幼的徐氏子孙牵衣号泣，门外是好事之徒围府寻衅大声辱骂，有歹人更是索性放了把熊熊大火，豪华的府邸顷刻化作灰烬。
徐阶被逼得几度寻死，万般无奈之下，只得与老妻张氏逃离松江，当他听闻蔡国熙下达的判决书，更是落魄沮丧：“徐璠、徐琨充军，田产悉数没官，为表示大度，法外开恩，留一子徐瑛，削籍为民，侍奉老父。”
狼狈不堪的前首辅，想到了他那远在北京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徐阶连忙致书好学生张居正求救。
作为张居正的恩师，又是有知遇之恩的至交，老师的失势不会阻挡张居正伸出援助之手。他想保护徐阶，又不便直接挑战不可一世的高首辅，只得绕了个弯子，“曲线救师”。
他搬出优待旧臣的古训，暗自劝告蔡国熙和其他相关执法人手下留情：“徐相公有功于国，享誉士林，处理此案一定要秉公有理，否则不仅伤害功臣，也损高相的声名。”
张居正一再维护前首辅徐阶，自己也被卷入流言之中，朝野传谣言说张居正收纳徐阶儿子三万两白银，所以才不遗余力维护徐家。
高拱本来就对张居正亲近徐阶不悦，现在听到这样的消息，便以一贯盛气凌人的态度，当面质问并讥讽居正：“老天为何这么不公，我没有一个儿子，而你却生得多子。”
张居正感觉来者不善，自嘲道：“儿子多，花费也多，甚为衣食担忧！”
高拱咄咄逼人：“你不是收了徐阶三万两白银了吗，还忧什么？”
张居正脸色大变，指天发誓，若有此事愿遭天打雷劈，高拱急忙打圆场，道听途说而已，不必较真。可惜为时已晚，张居正从此对高拱心生嫌隙，貌合神离的两大实力派之间的交恶已经无可挽回。
再说说最初引发高、张矛盾的徐阶，他老人家退休后短短半年发生的事足以改变其人生轨迹。当脚下的路不再平坦，当身边的人不再友善，当美好的生活已成追忆……
幸运的是，有位学生竭力维护他、帮助他。没过多久，张居正就大权独揽，藉着张居正的照顾，徐家的罪名化为乌有，子孙后辈屡屡得到封荫，徐阶也由此安度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