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瞬间
1917年列宁从流亡地瑞士重返俄国
列宁与十月革命给这个世界带来了巨大的影响。沙皇俄国成了一个共产主义国度，布尔什维克掌握了国家权力，革命者们终于将马克思的阶级理论应用于政治实践，并且为后续一连串波及全球的革命与解放拉开了序幕。
在茨威格看来，决定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发生的根本前提就是列宁借助德国的帮助，从瑞士利用封闭列车辗转德国、瑞典和芬兰，最终得以重返俄国。所谓封闭列车，乃是欧洲当时国际法通行的惯例，即将一辆列车的某节车厢铅封起来，表示该车厢享有治外法权，不受当地法律的制约。这也是列宁在与德国方面谈判时提出来的要求，即不能对车上乘客进行人身、护照以及行李的检查，不得有人在中途进入或离开列车，并且用粉笔标出享有治外法权的车厢部分与德国列车部分的分界线。
2007年12月，德国《明镜周刊》发表文章，指出列宁接受德意志第二帝国外交部的资助长达数年之久，布尔什维克党人得到了大量来自德国的金钱、武器和后勤保障，甚至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背后也有德国人的支持。其实，这并不是一个特别新的发现。早在列宁返回俄国之后，当时就有资产阶级政府的人指责他是德国间谍。后来时过境迁，很多人对此也就讳莫如深。而如今我们可以相对辩证地看待此事，因为任何历史事件背后都有其复杂的背景。
当时德国陷入两线作战，急于给沙皇俄国制造尽可能多的麻烦，而根据现实政治最常用的原则“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德国方面因此资助了很多流亡海外的俄国革命党人，这其中不仅有信仰共产主义的布尔什维克，同时也包括其他各个政治方向的人士。德国利用封闭列车不仅令列宁重返俄国，而且后来又用封闭列车陆续运送了400多人回俄国。同时，德国方面的主要目的是最大限度地削弱俄国，所以其指导方针就是在各个阵营之间尽可能制造最大限度的混乱，因此在十月革命期间，德国不仅资助了布尔什维克，同时也资助了他们的敌人，可以说是“两边下注”。
从列宁方面来说，作为政治人物，列宁深知，政治的首要目的是保全自己，获得权力。所以他力排众议，极力主张接受德国的帮助，并且顺利地达到了自己重返俄国的目的。他对于德国政府其实并不信任。所以在他站稳脚跟之后，他开始帮助来自德国的同志们，资助他们筹备起义，去颠覆德国的君主。这也许就是历史的吊诡之处吧。
瑞士，这个小小的和平之岛，当世界大战的战火在其他地方燎原之际，这里却在1915年、1916年、1917年、1918年接连四年的时间里上演着惊心动魄的侦探般的情景。在豪华酒店里，敌对国派遣的使节像相互间从未认识过一样，冷漠地从各自身边走过，而一年前，这些人还一起友好地打过桥牌，相互邀请对方到自己家里做客。而他们的房间里不时闪过一群群讳莫如深的人的身影。议员们、秘书们、随员们、商人们、看得清和看不清脸庞的女士们，每个人都身负秘密任务。酒店前面，经常开来插有外国国旗的豪华轿车，从车上走下来的有商人、记者、著名艺术家，以及看起来像是享受度假的游人。但几乎所有人都有着相同的任务：那就是尽力得知些消息，发现些什么，即使是那些引导客人进入房间的看门人，还有那些打扫房间的女服务员也不例外，他们也被迫去观察和监视一切。各种各样的组织到处在与其他组织做斗争，在旅馆里，在民宿里，在邮局，在咖啡馆。而那些名义上的宣传活动，实际上有一半是间谍行动；那些宣称出于爱的举动，实则为背叛；那些匆忙到达的人进行的每一项公开生意背后，可能都隐藏着第二个或第三个交易。这里的一切都有人在报告，一切都处于被监视中；如果一个拥有不知名头衔的德国人刚踏入苏黎世范围，敌对国驻伯尔尼的大使馆就会马上知道这个消息，一个小时之后，驻巴黎大使馆也会得知。大大小小的机构将满满记录着真实和虚构消息的整份文卷日复一日地寄往随员办公室，接着，随员们会将消息传达给下一个机构。电话被监听，所有墙壁变得像玻璃一样透明；每份从纸篓里找出的信件和吸墨水纸都会被重新拼凑起来以获得信息。最后，这场乌烟瘴气的行动变得十分精彩：许多人都不再知道，自己究竟是什么身份，是追捕人还是被追捕的人？是间谍还是反间谍？是被告密人还是告密人？
在那些日子里，只有一个人，很少有关于他的消息，或许是因为他太不引人注目了，从来没有在享有特殊待遇的酒店里投宿过，从来没有去过咖啡馆，也从来不出席任何宣传活动，而是和他的妻子完全隐退，居住在修鞋匠家里。就在利马特河后面的那条狭窄、古老、地面磨得光滑如镜的小巷里，他在一座房子的二楼安身，这座房子和老城里的其他房子一样，是座筑造坚固的拱顶屋，房子墙壁被熏黑，一部分原因是年代久远，另一部分原因则是楼下院子里小小的香肠制造厂。他的邻居有一个面包师的妻子、一个意大利人、一个奥地利演员。由于他并不十分健谈，房子里的邻居除了知道他是个俄国人和名字不易发音以外，对他就没什么更多的了解了。许多年前，他从自己的祖国逃了出来，没有什么财产，也从未做过什么大的买卖，对女主人来讲，最容易从他们寒酸的饮食和破旧的衣服看出这一点，两个人所有的家产恐怕都填不满他们当初搬进来时带的那只篮子。
这个矮小的男人是如此不起眼，他的生活也是尽可能地不引人注目。他回避一切社交活动，房子里的人很少能看到他那双散发着敏锐深沉目光的细长眼睛，也很少有客人来拜访他。但他也有自己规律的活动：每天上午9点，他都会离开家去图书馆，在那里坐到图书馆中午12点关门。12点10分整，他会准时回到家，12点50分，他又会准时离开家，以便第一个到达图书馆，一直坐在那里，直到图书馆晚上6点关门。那时，新闻机构只关注那些经常发表言论的人，而他们不知道，恰恰总是那些读了很多东西、学了很多东西的孤独的人，往往是世界革命化进程中最危险的人。因此，那些新闻机构也就没有写过关于这个不起眼的、住在修鞋匠家里的男人的报道。另一方面，社会主义圈子里的人却知道他，他曾经在伦敦做过编辑，供职于一家小规模的关于俄国移民的激进杂志，在彼得堡，他是某一个讲不出的特殊政党的领导人；但由于他曾对最受社会主义政党尊崇的人发表过严厉而鄙视的言论，并将他们的理论斥为虚假理论，而他的性格又不易让人接近，完全不友好，人们也就没有对他给予过多关注。有时晚上他也会在无产者出没的咖啡馆召开集会，但最多只有15到20个人参加，其中大部分是青少年。因此，人们也就把这个怪癖的人认作同所有俄国流亡者一样，喝很多茶，通过无休止的讨论聊天使自己头脑发热。没有人把这个矮小的、面容严肃的男人当回事。在苏黎世，那些认为记住这个住在修鞋匠家里的人的名字——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乌里扬诺夫——是重要的事的人，不足30个。所以，在那些飞快穿梭于各大使馆间的豪华汽车中，如果有一辆车偶然在大街上撞死了这个人，世界也就不会知道他是谁了，既不会知道他是乌里扬诺夫，也不会知道他是列宁。
这一天，1917年3月15日，苏黎世图书馆的管理员感到十分奇怪。时针已经指向上午9点，而那位最准时的借书者每天固定坐的座位，现在却还空着。快9点半了，10点了，这个不知疲倦的读者还没有来，他不会再来了。因为在他来的路上，一位俄国朋友的谈话把他留住了，或者更准确地说，俄国爆发革命的消息扰乱了他的计划。
列宁刚开始是不愿意相信这个消息的，他被这一消息惊呆了。但随后他便迈着急促而迅速的步伐，走向了湖边的书报亭。在那里，在报馆门前，他一个小时一个小时、一天又一天地等待着消息。事情是真的，消息是确凿的，而且他欢心地察觉到这消息一天比一天真实。起初，只是传言发生了宫廷革命，似乎还出现了内阁更迭，然后传来了消息：沙皇被废黜，临时政府成立，召开了杜马会议，俄国自由了，政治犯得到了赦免——几年来他所梦想的一切，二十年来他在秘密组织里、在监狱里、在西伯利亚、在逃亡过程中致力奋斗的一切，如今都实现了。他顿时觉得，在这次世界大战失去生命的数百万人，并没有白白死去。对他来讲，这些死者并不是无谓的牺牲品，而是为了一个新的自由、公正、永久和平的国度献身的殉道者，这个平时清醒而沉静的梦想家如今却像迷醉了似的。现在，坐在日内瓦、洛桑和伯尔尼小小房间里的其他几百名流亡者也在为这一振奋人心的消息欢呼：终于可以回俄国了!他们不需要假护照，不需要假名字，也不需要冒着生命危险回到沙皇的帝国去，而是以自由公民的身份回到那片自由之地。他们已经准备好了自己少得可怜的行装，因为报上刊登了高尔基简明扼要的电报：“所有人都回家吧!”于是，他们向四面八方发出书信和电报：回家了，回家了!集合起来!团结起来!为了他们自觉悟以来就要奋斗毕生的事业——为了俄国革命而再次献身。
但是，几天后他们惊愕地认识到：这场使他们内心激动不已的俄国革命，并非如他们所梦想的那样，而且这也谈不上是一场俄国革命。这只是一场由英国和法国外交官策划的反对沙皇的宫廷政变，目的是为了阻止沙皇同德国结盟，这并不是一场由争取和平与权利的人民发动的革命。这不是他们生而为之奋斗，并准备好为之牺牲的革命，而是那些好战的政党、帝国主义分子和将军们为了自己的计划不被打乱而策划的一场阴谋。而且，不久之后，列宁和他的同胞们就认识到，所有人都回家的承诺并不适用于那些想进行激烈的卡尔·马克思式的真正革命的人。米留可夫和其他自由派人物已经下达指示，要组织他们回去。一方面，他们把那些利于继续战争的温和派社会主义者迎接回国，如普列汉诺夫在护送人员的陪同下，乘坐鱼雷艇十分光彩地从英国回到了彼得堡；另一方面，他们却把托洛茨基截留在哈利法克斯，并且把其他激进派分子拒于国境线以外。所有协约国的边境哨所，都有一份黑名单，上面记载着所有第三次齐美尔瓦尔德代表会议与会者的名字。列宁怀着希望，向彼得斯堡发去一封又一封电报，但它们不是被截获就是被放置在那里无人理会；在苏黎世，甚至在欧洲都没有人知道的事情，在俄国的人却知道得清清楚楚：对他的对手来说，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是多么坚强，是多么精力充沛，是多么矢志不渝，又是有着多么致命的危险。
这些被拒于边境之外的人，此刻是多么绝望、多么无能为力。多少年来，他们在伦敦、在巴黎、在维也纳的总部组织过无数次会议，制定了自己的俄国革命的战略。他们权衡、尝试和彻底讨论过组织工作中的每一个细节。数十年来，他们在自己创办的杂志中讨论俄国革命可能在理论和实践中遇到的困难、危险和可能性。这个人毕生所思考的就是俄国革命的总体构想，并不断修改，最终形成体系。而现在，由于他被困在瑞士，他所构想的革命被其他一些人篡改和搞糟，这些人借着人民解放的神圣构想，为外国人服务，为外国人牟利。这段日子里，兴登堡在他40年的戎马生涯中几乎是调遣和操纵着德国军队的行动，但当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他却不得不穿着平民的衣服坐在家里，在地图上标注现役将军们的进展和失误。在这绝望的日子里，这位平日里十分坚定的现实主义者——列宁——此时却做起了不理智的幻梦：能否在不租用飞机的情况下，穿越德国和奥地利呢？但正是那第一个愿意提供帮助的人，最后却被证明是间谍。于是，他心中想逃亡的想法越来越强烈：他写信到瑞典，请人设法为他弄到一本瑞典护照，并愿意扮演成哑巴，这样就不需要答话了。虽然夜晚做了许多迷幻的梦，但到了早上，列宁就意识到，所有这些只是痴梦而已，根本不会实现，而到了白天，他也就明白了一点：他必须回到俄国，他必须进行自己的真实而忠诚的革命，而不是别人所进行的政治革命。他必须回去，必须马上回俄国，不惜一切代价，一定要回去!
瑞士地处意大利、法国、德国和奥地利的环抱之中。作为革命者的列宁取道协约国是行不通的；作为俄国子民，以敌对国公民的身份穿过德国和奥地利也是不可能的。但荒唐的情况却是：威廉皇帝的德国却比米留可夫的俄国和普安卡雷的法国给予了列宁更多友好。因为德国需要赶在美国宣战前不惜一切代价同俄国结盟。这样，列宁这样一位给英国和法国公使制造困难的革命者自然成了受德国欢迎的帮手。
但走这一步棋却要承担非凡的责任：他曾在自己的著作中多次谴责和抨击国王制的德国，而现在却要和他们进行谈判。因为从至今为止的道德观念上来讲，战争期间在敌国参谋部的允许下踏上敌国土地，并在此取道穿行，无疑是叛国行为。而列宁也明白，这一行动从一开始就会使自己的政党、自己的事业蒙羞；他也会被人怀疑作为受德国政府雇用和资助的间谍被派到俄国；而且，一旦他与德国立即达成和平谈判，他就将作为罪人永载史册，他会被视为阻碍俄国取得真正胜利和和平的罪人。当他宣布，在紧急情况下，将走这条最危险、最足以毁坏其声誉的道路时，不仅仅是那些温和的革命者，还有与列宁志同道合的大部分同志都惊呆了。他们惊慌地指出，瑞士的社会民主党早已在着手谈判，他们想用交换战俘的方法合法而不引人怀疑地将俄国革命者运送回国。但列宁知道，这将是一条十分漫长的路，俄国政府将故意制造各种人为障碍，使他们的回国计划遥遥无期。同时他也知道，现在每一天、每一小时的时间都十分宝贵。当其他人或挖苦、或冒失、或观望，不敢真正下定决心采取这按照现有法律和观念被视为背叛的行动之时，列宁想的只有达成最后的目标。他内心已经做好了决定，并表示将由他个人承担一切责任——同德国政府谈判。
因为列宁知道自己的行动将会引起轰动和攻击，所以他就尽可能公开行事。在他的委托下，瑞士工会秘书弗里茨·普拉廷前去和德国公使谈判，向其转达列宁提出的条件，这位德国公使之前已经与其他俄国流亡者有过一般谈判的经历。像是能够预知自己日后即将到来的威望，矮小而名不见经传的列宁根本没有向德国政府提出什么请求，而是向他们提出了条件，只有在这样的条件下，这些俄国的旅客才准备接受德国政府提供的便利：即他们所在的车厢要享有治外法权；进出口处不得检查护照和个人；俄国旅客按正常票价承担自己的旅费；不得以任何方式让旅客离开车厢。罗姆贝尔格大臣将这些要求上报，一直传到鲁登道夫那里，他毫无疑问地同意了这些条件，尽管在他的回忆录中，人们找不到任何关于这个具有世界意义的、可能是他一生中做出的最重要决定的只言片语。在一些小的细节方面，德国公使还想做一些更改，因为列宁故意将协定写得模棱两可，以便俄国人以及一个名叫拉狄克的奥地利人可以免受检查同行。但德国政府也像列宁一样想急切地达成协议，因为第二天，也就是在4月5日，美利坚合众国向德国宣战了，所以德国公使未能如愿进行更改。
于是，弗里茨·普拉廷在4月6日中午得知了这一具有纪念意义的通知：“一切都按所希望的安排好了。”1917年4月9日，下午2点半，一小队穿着破旧、提着箱子的人从蔡林格霍夫饭店出发，走向苏黎世火车站。队伍中一共有32个人，包括女人和孩子。在历史上留下名字的只有列宁、季诺维也夫和拉狄克这三个男人。他们一起吃了一顿简单的午餐，一起签署了一份文件。他们还得知了《巴黎小报》刊登的一则报道：俄国临时政府会将那些经过德国的俄国旅客作为叛国者对待。他们用粗壮的、线条笔直的字体签下名字，以显示自己将承担此次旅行的全部责任并已同意所有条件。现在，他们平静而坚决地开始了这段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旅程。
他们到达火车站时，并没有引起任何注意。那里既没有新闻记者也没有摄影记者。因为在瑞士，又有谁认识这位乌里扬诺夫先生呢？他戴着一顶压皱的帽子，穿着一件破旧的上衣和一双可笑而又笨重的登山鞋(这双鞋他一直穿到了瑞典)，夹杂在一群提挎着箱子、篮子的男男女女中间，默默地、不引人注意地在火车上找了一个座位。这些人看起来和那些来自南斯拉夫、鲁登尼亚和罗马尼亚的无数流亡者无异，在他们前往法国海岸，接着远渡重洋之前，他们会坐在自己的木质行李箱上，在苏黎世休息几个小时。而瑞士工人党反对此次行动，所以并没有派代表来火车站，只有几个俄国人来送行，为的是给家乡的人捎去一点生活用品和问候，还有一些人是来劝阻列宁不要进行这次“毫无意义的、铤而走险的旅行”。但是，决定已经做出了。下午3点10分，列车员发出了即将开车的信号。接着，火车慢慢开动，驶向德国边境的哥特马丁根车站。下午3点10分，从这一刻开始，世界时钟换了另一种走法。
在这次世界大战中，已经发射了数百万枚具有毁灭力量的炮弹，这些最具威力和摧毁力、射程最长的炮弹由工程师们设计发明。但是，在崭新的人类历史进程中，没有哪一枚炮弹会比这列火车射得更远，对人类命运更有决定意义。因为此刻，这列火车载着20世纪最危险也最坚定的革命者，从瑞士边境出发，疾驰着穿越整个德国，最后到达彼得堡，在那里摧毁这个时代的秩序。
这枚非比寻常的炮弹停在了哥特马丁根的铁轨上，这列火车分二等、三等车厢，妇女和孩子乘坐二等车厢，男人们乘坐三等车厢。车厢地板上的一条粉笔线作为分界线，将俄国人的领土和两名德国军官的包厢隔离开来，这两名军官负责护送这批“活的炸药”。火车平安行驶了一夜。只是到了法兰克福车站，突然涌上来许多德国士兵，他们听说了这些俄国革命者要在德国经过的消息，其中几个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士还想尝试和这些旅客进行交谈，但都被拒绝了。列宁清楚地知道，如果他在德国领土上和德国人哪怕说一句话，都可能将自己置于被怀疑的境地。在瑞典，他们受到了热烈的欢迎。这群人饿坏了，急匆匆地朝瑞典早餐桌涌去，黄油面包就这样不可思议地奇迹般出现在了他们面前。早餐后，列宁还去买了鞋子和衣服，以便换下那双沉重的登山鞋。终于到达俄国边境了。
到达俄国领土后，列宁第一个举动非常有自己的特点：他没有朝任何人看一眼，而是最先拿起报纸来看。他已经离开俄国14年了，这14年的时间里，他没有再见过这片土地、这面国旗，还有士兵的制服。但这位意志坚定的思想家并没有像其他人一样泪水涟涟，也不像那些妇女一样冲过去抱住被弄得莫名其妙的士兵。报纸，要先看报纸——《真理报》，他要看看，这份报纸，他的报纸，是否足够坚决地坚持了国际主义立场。不，它并没有足够坚决地坚持立场，他愤怒地将报纸揉成一团。报上讲的总是“祖国”“爱国主义”这些字眼，并没有足够深入地介绍他所希望的纯粹的革命。他觉得，自己回来得正是时候，他要扭转方向盘，奋力实现自己的毕生所想，不管是迎向胜利还是毁灭。但是，他最终能做到吗？最后的不安，最后的担心。到了彼得格勒——当时这座城市还叫这个名字，不过时间不长了——米留可夫不会立即逮捕他吗？而对这个问题，去车站接他的两个朋友——加米涅夫和斯大林，并没有做出回答，或者说不愿意回答，他们只是在昏暗的三等车厢里向他神秘地笑了笑，这一笑容让人印象深刻，在影影绰绰的光线中看得并不清楚。
但是，事实却无声地做出了回答。当火车驶进彼得格勒的芬兰火车站时，巨大的站前广场已经挤满了成千上万名工人和配备有各种武器的前来保护他的卫队，他们正在翘首盼望着这个流亡归来的人，《国际歌》骤然响起。当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乌里扬诺夫走出车站时，这个昨日还住在修鞋匠家里的人，此刻已经被成百上千双手抓住，并被高举至一辆装甲车上。聚光灯从房子和要塞射下来，聚集到他的身上，也就是在这辆装甲车上，他向人民发表了他的第一次演说。所有街道都沸腾了，之后不久，“震惊世界的十日”开始了。炮弹射出，击中和毁灭了一个帝国、一个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