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金宝屯胜利农场天津知青 郭韧
郭韧 男，1949年6月出生于天津市塘沽区。1969年下乡到内蒙古哲里木盟金宝屯胜利农场。1978年12月返城，1979年8月到天津塘沽津港货运有限公司工作。历任人事劳资科科长、审计科科长、工会主席、副经理等职。由于企业退市，2008年9月退休。
1969年6月15日，我随着上山下乡的大潮，奔赴农村的广阔天地。
我下乡的过程很特别，本来那天我是到天津东站送同学下乡去内蒙古金宝屯胜利农场的。到了东站以后，看到那么多熟悉的同学都要走了，想到自己早晚也得走，还不如和他们一起走。于是我找到护送知青的工宣队师傅，要了一张乘车证也上了车。就这样，我一没向父母亲人告别，二没带任何行李物品，匆匆地下乡去了。后来获悉，工宣队师傅下午到我家里报讯后，我的母亲痛哭了一场。后来，母亲委托工宣队将我的行李寄了过来。
一晃四十多年过去了，回想起我在胜利农场那十年的经历，真是感慨万千。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多少有志青年奔赴延安是“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六十年代，我们知识青年到农村广阔天地去是接受再教育。两者虽不可同日而语，但在人生的轨迹上又是何等的相似！
来到金宝屯胜利农场后，才知道农场的前身是劳改农场，在天津时听说农场有一千多干部，原来是那个年代下放到设在农场的“五七”干校劳动锻炼的干部。
农场的生活相对来讲比较艰苦，但那里的人非常忠厚、热忱。我们得到农场领导、干部、贫下中农、复员军人和原场职工的关爱和帮助，每当想起他们，我心中都会产生深深的感激之情。
2009年8月纪念下乡去金宝屯胜利农场四十周年时，我回了一趟农场。因家中老母亲需要照料，在农场仅待了两天，只看望了佟贵林、白国民、马柏华、项惠舫等几个朋友，在纪念大会的广场上见到了几位老朋友，更多的人没有来得及拜访。
我特别怀念项祖光同志，我尊称他项大爷。项祖光，天津人，上个世纪50年代初从部队转业到天津市公安系统工作，1954年押送劳改人员到金宝屯农场，就留在了那里，后来又把全家迁到农场。他一直是农场的中层领导干部，在农场乃至附近的农村生产队都很有声望。为了农场的建设和发展，他一心扑在工作上，直至病逝。因为工作，他把子女都带到农村，真是献完青春献子孙。我们下乡只有十年，和他的人生比起来真是微不足道。项大爷、项大娘在生活上对我像他们的亲生子女一样给予了关怀和照顾，每逢节假日都打发他的儿子和闺女到大宿舍去找我，叫我到家里去。
1976年9月，毛主席逝世，是国家的非常时期，当时发生的一件事使我陷入困境，是项大爷帮助和解救了我，使我躲过一“劫”。1976年毛主席逝世后，场部向各分场派驻工作组，我负责连队的学习，学习材料就是《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正值秋季，二分场在41号地新建一个场院，我们连在砌围墙，农场的人都知道砌墙在农村是最累的活，一天下来，浑身都好像散了架子。收工后，大家都在吃饭，工作组的人来了，催促赶快组织学习。大家饭还没吃完，她站在身边一直催。当时我幽默地说了一句苏联电影《十月革命》里的台词：“你干吗老缠着我？”这句话引得大家哄堂大笑。她扭头回了二分场场部，一会儿回来说：“不用你组织学习了，把学习材料交出来！”我把学习材料交给她，就是报纸上登的“告全国人民书”。她走后一会儿又回来说：“材料缺一份，你破坏学习，破坏怀念毛主席的活动，快把材料交出来！”我当时也蒙了，后来想起来，还有一份是《哲里木报》，可能是知青段书君借走了。
时间不长，二分场主要领导来到大宿舍，宣布：“在悼念毛主席逝世的时候，郭韧破坏学习和悼念活动，性质严重。从明天起不再下地干活，在家里写检查，深挖思想根源，视检查态度确定报场部处理。”听后，我很害怕，觉得事情闹大了，弄不好进了“专政学习班”就坏了。我的思想压力很大，当晚就去找项大爷了。项大爷听后说：“你小子，嘴给身子惹祸，好好写检查吧！”第二天，我费很大劲给自己上纲上线地写了一份检查，但领导的结论却是“检查不深刻”。晚上，我又去找了项大爷，诉说了情况。项大爷说：“你甭管了，我去找他们。”
转天，我仍在宿舍反省。不多时，领导来了说：“下地干活去吧，以后老实点儿！”一句话，使我像得到了大赦一样的轻松。现在看起来此事像个笑话，可是在那个极“左”的年代确实就是这个样子。这些年来，有时想起这件事，对项大爷的感激之情还油然而生。
我在金宝屯度过了人生最美好的时光，洒下了辛勤的汗水。我想念那片黑土地，更想念那里淳朴的人们。期待着有机会与天津、浙江、通辽、后旗的知青在金宝屯再相聚，看望那些曾经和我一起生活、劳动的人们……
想说的事太多，想说的话太长，期待着重逢的日子吧！
2013年10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