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金宝屯胜利农场浙江知青 张立民
张立民 男，1950年10月出生于浙江慈溪。1969年6月下乡到内蒙古金宝屯胜利农场，先后在三营和场部政治处工作并入党。1973年9月入南开大学学习，毕业留校任教至今。南开大学电子信息与光学工程学院教授，研究生导师。曾任电子科学系副主任，系党支部书记，电子信息实验教学中心党支部书记兼副主任等职。社会兼职：中国电子学会高级会员，中国计算机学会微机专委常委，天津市单片机学会常务理事，天津市宁波经济建设促进会常务理事。
1969年6月我支边来到内蒙古哲里木盟金宝屯胜利农场三营。告别父母亲人，离开美丽富饶的江南水乡来到一个遥远、闭塞、艰苦、落后的东北农场接受再教育，心里的反差是非常大的。虽然繁重的体力劳动曾经是单调乏味的苦差事，虽然漫天的风沙、艰苦贫乏的生活曾经令我们望而生畏，但是最终一个个的困难都被我们顽强地克服和战胜了，一道道的难关都被我们勇敢地闯了过来。现在回想起当年的知青生活来倒感觉饶有几分趣味，苦中有甜，乐在其中。
入乡与随俗
金宝屯胜利农场位于东北平原西部，地处内蒙古、辽宁和吉林三省交界的三角地，东、西辽河从农场的两侧流过。这里汉、蒙、满、回等多个民族杂居，民风淳朴。当地的一些风俗习惯使我们这些初来乍到的知青们感到十分新鲜好奇。
先让我来说说当时那里的“吃喝拉撒睡”吧。
吃——民以食为天，是头等重要的大事。那时候农场主食以高粱米、玉米等粗粮为主，只有到节假日改善生活才有大米和白面吃。高粱米饭非常粗糙，难以下咽。夏天当地老乡喜欢吃颇有特色的“高粱米水饭”，即把煮熟的高粱米饭泡在冰凉的井水里，就着“蘸酱菜”下饭。以玉米为原料的主食有两种做法：玉米面饽饽和玉米碴子，其中数玉米碴子最难吃，又硬又粗让人一点食欲都没有。当地人爱吃生的蔬菜，生的大蒜、大葱拿过来在裤腿上蹭几下，蘸着黄豆做的大酱就吃。香菜、野菜洗巴洗巴就端上炕桌，甚至连青椒、大白菜、茄子也生吃。这些生菜统统地蘸大酱吃，美其名曰“蘸酱菜”。
由于辽河是季节性的河流，不是雨季它只是涓涓细流甚至干涸断流。辽河上没有桥，汽车、马车都是趟水过河。因此农场守着流过两侧的东、西辽河却没有水喝，当地的饮用、生活和生产用水一概用井水，家家户户的小院里都有一口压把井。井水碱性大水质不好，打出来的水一会儿底下就是厚厚的一层类似于铁锈的沉淀物，用这种水洗的毛巾和衣服发黄发硬。当地人的平均寿命比较短可能与饮用水源有直接关系。
当地人的“拉”和“撒”简单到不能再简单了。厕所非常简陋，有的只用秫秸简单围一下，挖几个坑就是了。最令知青们担惊受怕的是上厕所解手时碰上来偷吃大粪的散养猪。老乡解手不用手纸，用秫秸一刮了之。这是我们知青最不能接受的习惯。
睡觉没有木床，是土炕。这是高寒地区的老百姓在长期的实践中创造发明的，应该是世界上最好最实用的床。土炕不管春夏秋冬一年四季都要用柴禾烧，冬天为御寒取暖，夏天则驱赶潮气。土炕面铺上用秫秸皮编织的炕席，不仅供一家人睡觉休息，而且也是全家人活动，包括吃饭和接待客人的场所。难怪去老乡家串门，一进门他们就热情地请你上炕。土炕面虽然硬了点，但是它能均匀地传热并有良好的保温性能，使人睡着特别舒服。睡火热的土炕不仅利于解乏，而且对于有腰腿毛病的人来说好处就更不用提了。我觉得下乡几年土炕还真的没睡够。
当地还有一些生活习惯令人称奇和不解。当地老乡抽烟很普遍，几乎男女老少都会。多数人没钱买卷烟，只抽用人工手卷的蛤蟆烟，我见到过好多人用旧报纸卷烟抽，殊不知抽到的是烟味还是油墨味？也许是气候寒冷的缘故，当地人尤其是蒙族人好喝酒，特别嗜好烈性酒，他们喝酒豪爽决不拖泥带水。即便没有下酒菜，就着咸菜疙瘩也能干下去半瓶一瓶！喝茶是当地老乡的另一道风景线，他们一般爱喝红茶。我亲眼见过有人干脆直接把廉价的红茶叶末泡在暖壶内，盘腿往炕上一坐不到半天就喝了两暖壶，真把我看得目瞪口呆。
当地老乡也有不少陋习，比如很差的卫生习惯。三营有一位姓杨的贫下中农排长，说话略带结巴，带我们干农活是一把好手，和知青关系处得很不错。他爱穿一件用被单布料做的衬衣，调皮的浙江知青送给他一个“被格里”的绰号。老杨很少有洗澡和洗衣服的习惯，夏天的白色背心从新的买来穿上身一直到变成暗灰色几乎一次不洗。田间地头休息时他总爱翻弄自己的衣裤寻找活物——逮虱子……
知青们的适应性是超强的。许多风俗习惯大家很快入乡随俗，几乎被当地老乡同化了。比如蘸酱吃生大蒜大葱、比如抽手卷的蛤蟆烟等等……有些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但爱清洁讲卫生的好习惯知青们一直顽固地坚持着，虽入了乡却没有随俗。
沙尘暴发威
据说胜利农场所处的内蒙古“东大荒”在清朝中期还是科尔沁大草原上的一颗明珠，风调雨顺，风吹草动牛羊肥。近百年来由于气候变化和人类过度的开垦，生态环境渐渐地被破坏了，使科尔沁广袤的大草原部分变成了沙地。农场及其金宝屯、平安等周边乡镇土地裸露严重，植被稀少。当地的道路上全是细沙和尘土，走在上面感觉和走在学校操场上跳高、跳远的沙坑里一个样，稍不留神细沙就会灌满你的鞋子。
胜利农场春季多风灾，我们最害怕的是春季的大风天气。1971年春季胜利农场遭受了几十年不遇的特大沙尘暴，现在回想起那次沙尘暴发威的情景来还让人后怕。
记得五一节前后的一天，早晨起来就有不小的风。早饭后各连队照例下地干活去了。天空灰蒙蒙的，太阳好像蒙上了一层面纱黯淡无光。约摸9点多钟风越刮越大，大风夹带着细沙和砂石铺天盖地地卷了过来，遮天蔽日。霎时天空好像迅速进入了夜晚，到处是一片灰暗。中午时分狂风达到了最猖狂的地步，其强度与危害和我们浙江夏秋季节的强台风一个样。路边碗口粗的大树被拦腰折断，房顶上的砖瓦被掀了起来掉落在地，一些危房在大风中摇摇欲坠，行人根本无法直立行走。漫天风沙使当时的能见度只有三四米，站在前排房子里看不到相隔五米的后排房子。在29号地干活的七连知青以百米冲刺的速度，纷纷狂奔到附近的桥下涵洞里，一个个战战兢兢地蜷缩着身子躲避狂风袭击。从营部方向传来阵阵紧急集合的军号声，可没有一个人敢跑回去。赵英任排长的八连三排是女知青排，那天她们正好在五六里开外的45号地干活。突然袭来的特大风沙把她们困在了那里，呼天天不应，喊地地不灵，女知青们吓得哭成了一片，人根本无法直立，她们都趴在地不敢动弹。三营领导及时组织了复员军人和身强力壮的男知青迅速组织营救才把被困的三排接应回来。只见平时漂亮水灵的女排姑娘们一个个蓬头垢面，人人都变成了泥猴。
更惨的是大风刮断了电线，全场停电，生产与生活陷入了瘫痪。
凶神恶煞的风魔持续刮了一整天的特大沙尘暴，也许累了到傍晚才稍微有些减弱收敛。只见屋里屋外、炕上炕下到处都是厚厚的尘土。人们的全身都被风沙洗礼，连鼻孔和耳朵眼也未能幸免。知青们你看着我，我看着你，个个都是一副熊样，大家都忍俊不住笑了。按农场规定大风天是绝对不准开伙做饭的，知青们纷纷去供应站抢购当地一种叫炉果的糕点充饥。这种点心硬得像石块一样，又没有开水喝，真不知道大家是如何咽下去的。
三天后这场风灾终于过去了。后来从报纸上了解到这是当地几十年一遇的特大沙尘暴，农场损失惨重。一些处在风口上的地号土被刮去了一尺多厚，连刚刚播种下去的玉米种子都被大风给刮跑了。
有了那一场特大沙尘暴的经历，后来我对在天津、北京所遇到的沙尘暴都不足为奇，只不过是大巫见小巫罢了。
臭虫歼灭战
1971年前后，我与浙江知青邬孝根、袁志明一起住在三分场大食堂北面第一排土房子的东首第二间。进入初夏我们三人身上都莫名其妙地被咬起了一个个大包，越挠越痒痒，尤其是到了晚上简直瘙痒得无法入睡。
有经验的老乡告诉我们这好像是臭虫咬的包，毫无疑问我们宿舍肯定有臭虫在作怪。臭虫是四害之一，与蚊子一样专门吸人的血，还会传染疾病。经过认真检查果然在炕席底下发现了不少臭虫，我们立即把炕席拿到室外开阔地里使劲拍打，还用开水烫了好几遍，企图把臭虫斩草除根。然后三人又分头行动彻底做了室内的环境卫生，心里乐滋滋地想这下可报了被臭虫叮咬之仇，应该可以睡个安稳觉了。可是事与愿违，几天过去后我们身上还是照样被咬起一个又一个的大包。一定还有潜伏和隐藏的“敌人”，我们三人不约而同地想到了一起。我们对宿舍进行了地毯式大搜查。心细眼尖的邬孝根终于从糊在墙上的旧报纸下面发现了臭虫的窝。当我们把糊在墙上的报纸统统撕下来后，一窝一窝隐藏在阴暗角落的臭虫终于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臭虫数量之多令我们毛骨悚然，浑身起鸡皮疙瘩。我们用笤帚把臭虫扫到土簸箕里，密密麻麻的一层把簸箕底面都盖满了。在我的提议下我们在室外挖了个坑点着柴禾把臭虫“火葬”解恨。不知是谁告诉我们最好用农药“敌敌畏”熏一熏宿舍，我马上去营部后勤仓库要来了一小瓶“敌敌畏”，袁志明烧着了一根木头并把农药撒在上面。然后我们撤出屋里紧闭门窗。约摸一个小时大功告成，敞开门窗放掉农药刺鼻的气味。
这一招果然很灵，从此以后我们屋里再也没出现过臭虫。
最鲜的牛奶
当时我在三营营部政工组工作，我住的那间宿舍是营部和后勤工作人员合住的。炕友邬孝根在木匠铺工作，他的师傅姓包，蒙族，库伦旗人。孝根的主要任务是和包师傅一起承担全分场的木工活计及农具维修。另一位炕友袁志明在马号饲养奶牛，他是一个很乐观的人，好唱歌但老跑调。他很勤快，乐于助人。理发是袁志明自学的，业余时间他随叫随到，无偿地为知青兄弟们剃头。
一天早晨起床后志明神秘兮兮地对我说，他饲养的奶牛下小牛犊了，这回可有奶喝了，每天可产两大桶四十多斤呢。他问我想不想喝牛奶？“当然想喝啰！”我的心为之一振，毫不犹豫地说。那个年代能喝上牛奶简直是件奢侈的事，何况当时我正患急性胸膜炎，身体虚弱，需要补充营养。“一言为定！”袁志明一边唱歌一边大步流星地上班去了。中午志明拎着一把上小下大的马口铁水壶回到宿舍，我一看是一壶乳白色黏稠的鲜牛奶，足有四五斤重。我问他是怎么得到的？他告诉我已经和牛马号负责人说好了，每天一壶交一毛钱就行。“太好了！”二话没说我们三人七手八脚地煮起了牛奶。当牛奶烧开时一股扑鼻的奶香味沁人肺腑，这应该是我今生今世所喝世界上最新鲜最香甜的牛奶了。牛奶煮开后表面会结上一层薄薄的奶皮，这就是当时我们只听说过，没有见过，更没有吃过的奶酪。此后很长一段时间袁志明天天买一壶鲜牛奶回来供我们三人一起享用，我们三人“近水楼台先得月”享用了当时只有高干才能享受得到的喝牛奶待遇。
喝袁志明亲手饲养的牛奶所产的鲜牛奶，使我获得了丰富的营养，较快地恢复了健康。这件事虽然已经过去四十多年了，但是我始终没有忘记。我时常在怀念与孝根和志明同住在土房子的那一段幸福时光，感谢他们俩对我无微不至的关心和照顾。
三营的战报
1970年代初期胜利农场还处于军事管制时期，全场的生产和一切活动均由军管会统一领导指挥。当时的胜利农场按军事编制，农场是个团级单位，各个分场叫营，营下面分连、排和班。军管会推行的是政治挂帅、政治建场，参照正规部队的做法全场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创四好连队、做五好战士的活动。那时我们三营（三分场）的营长叫潘士良，江苏泗阳人；教导员是鲁连科，内蒙西部河套一带的人，是盟五七干校留下来的干部；主管生产的副营长是李俊卿，回族，河北大厂人。三营政工组负责人是包刚，很年轻，是个蒙族干部，他个子不大，热情很高，与我们知青打得很热火。
我当时任政工干事，主要工作是负责编撰、出刊三营的黑板报、大批判专栏和“三营战报”。“三营战报”是一张油印小报，刊登政治建场的动态和三营的新闻。我给战报留出比较大的篇幅专门刊登好人好事和先进集体、个人的事迹。“三营战报”办得生动活泼，在全场小有名气，很受大家赞许和欢迎。
政治挂帅、政治建场那一套做法把本来是农业生产单位的农场折腾得人困马乏。受当时全国的政治大气候影响，农场的政治运动一个接着一个。农业生产也被冠以各种政治色彩的名字，诸如春播大会战、夏锄大会战、麦收大会战、秋收大会战等等。记得1970年9月间哲里木盟农牧林场系统在胜利农场召开政治建场现场会议，全盟各农林牧场的几百名代表聚集胜利农场参观和学习。他们来我们三营参观的重点是了解如何“以革命大批判开路，促进生产和各项工作发展”。为此我们三营提前一个多月的时间进行了精心的准备，发动了全营三个连队十多个排分别建立起大批判专栏，在三营营部门口那条路的两旁一字排开，很是气派和壮观。大批判专栏用很粗的木头搭起架子，以秫秸编织的炕席为背景，上面张贴制作精致的大字报、批评文章和漫画等内容。每个专栏的面积大约有十平方米左右。为了防雨，专栏顶部还设有人字形雨披。为此营里投入了不少人力和物力。
1970年9月，哲里木盟农牧林场系统“政治建场现场会议”代表参观三营，张立民在作现场讲解。
因当时我的普通话讲得还不太标准，营里指派一名天津女知青做讲解员。由我写的解说词，她进行了精心准备和演练。全盟农牧林场系统代表来三营参观那天军管会领导也亲临现场，来宾达二三百人，场面非常宏大。也许是因为过分紧张，也许是因为前一天晚上没有休息好，担任讲解员的那位天津女知青当场发生了晕场。在这个节骨眼上突发这种情况是始料不及的，军管会政治处的孙主任一脸的不高兴，营领导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为了挽回这一尴尬局面，不知是哪来的勇气我主动向教导员鲁连科请缨，表示愿意担当临时讲解员救场。鲁教导员如获救兵，很感激地拉住我的手鼓励我千万别紧张，一定要讲好。因为那些专栏都是我一手组织、张罗起来的，心里非常有底。就这样我从容地拿起了麦克风，用浓重浙江口音的普通话一气呵成完成了为时一个多小时的讲解，还对答如流地回答了与会代表提出的许多问题。军管会领导对我的表现非常满意，由此他们注意上了我这个擅长写文章和做宣传工作的浙江知青。1971年军管会一纸调令把我调到了场部政治处宣传组工作。
“三营战报”是我在农场的处女作，她使我崭露头角；“三营战报”是我进步的起始点，她成全了我的事业，为自己今后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013年8月4日，写于南开大学